按： 此文值得一讀。 可見， 鄧私黨是可以隨便栽贓的。 胡耀幫與鄧小平的不同， 在於胡耀邦做人要比鄧小平厚道。 讀胡德平文章有感 韓強 昨天有網友在人民網強國論壇轉帖了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在《財經》第9期上撰文回憶，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後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87952475 讀了以後,感到華國鋒並沒有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而且胡耀邦8月18日在中央黨校的一段談話，應引起歷史學家的注意，他說：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麼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胡耀邦還說:華國鋒一鋤頭打開一個缺口，歷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衝破多大，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誰也不能事先估計到。 我又對照2008年7月21日北京日報《“兩個凡是”是怎樣被否定的》看了幾遍，發現： 一些堅持“兩個凡是”的同志卻憑藉着他們在理論界的地位，以及手中掌握的權力，組織反擊。“真理標準”一文發表的第二天，一位同志就打電話給胡績偉，說“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說文章是借反對教條主義為名，“向馬列主義開戰，向毛澤東思想開戰。” 在這篇文章里，沒有說華國鋒直接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話，而是不點名地說了一些同志，這就產生一個疑問：華是否堅持“兩個凡是”？實際上“兩個凡是”出自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正式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兩報一刊”的說法. 但是，從胡耀邦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到華國鋒是同意《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的，我認為，華國鋒確實有過“兩個凡是”的觀點(《鄧小平復出始末》中國共產黨新聞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016/122017/7202543.html),但他並沒有堅持“兩個凡是”,而是允許討論.討論的目的是為了全黨的團結。正如胡耀邦說的那樣:華國鋒一鋤頭打開一個缺口。 ======================== 附錄： 華國鋒在“真理標準”討論中 來源：新華網主頁 - 理論頻道--北京日報 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在《財經》第9期上撰文回憶，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後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摘登如下。 5月18日，晚飯後，父親耀邦見了幾個年輕人。客人走後，他對我說： 我們《理論動態》下一期要出一篇，“歷史潮流和心有餘悸”。我這半年來是很振奮的，越戰越勇。……檢驗真理的標準是社會實踐，這篇文章是能站住腳的。我希望有人來駁，駁後我們再寫一篇。 一個多月後，“再寫一篇”文章的諾言兌現了。6月30日，文章在《理論動態》第70期上發表，標題定為“歷史潮流滾滾向前”。 文章說：在“四人幫”唯心主義盛行的年代裡，造成了一種惡劣的風氣，根本無視人民的喜怒哀樂，專門講究摸“四人幫”的脈搏，摸江青的脈搏，靠所謂“摸精神”吃飯。有的人摸來摸去，摸得一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氣味都沒有了。……心中裝着人民的人是最強大的人，他們無所畏懼地在驚濤駭浪中沉着前行。心中沒有人民的人是最虛弱的人，最後難免被歷史的巨浪淹沒或拋到一邊。這篇文章，耀邦同志看了五遍，華國鋒同志看了兩遍。 當時的輿論還是以“兩個凡是”為主宰。但是，《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並未因刊登《實》文，它的社長、總編輯就遭到撤職查辦的處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組織、引領、推動這一討論而停止他的黨校副校長和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結束以後，黨內還是恢復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氣，政治空氣畢竟沒有“文革”之中那樣恐怖可怕。國鋒同志的克制、寬容態度也是相當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黨校的一段談話，應引起歷史學家的注意，他說：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怎麼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 華國鋒同志當時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處於最高領導地位。他認為黨內有思想分歧，應強調團結；黨內分歧引發了不同觀點的鬥爭，他強調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認為是個理論問題，要搞清楚。他更沒有暴怒、不計後果地把形勢搞亂弄糟。相反，以後他還為自己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要求停止對個人崇拜的種種宣傳。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同志講：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 華國鋒同志的這種民主精神和作風，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也不是誰都能夠做到的。 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還有多少人記得華國鋒同志、了解華國鋒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記得他。在黨的十五大上，當華國鋒同志以全票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時，全場響起熱烈掌聲。 耀邦同志和華國鋒同志曾有四次共同工作的機會。第一次共同工作，是在中共湘潭地委開展“四清”運動，兩人共同工作長達一年半之久。打倒“四人幫”後，他們初次見面，華國鋒同志問耀邦同志：我們在湘潭“四清”，毛主席來長沙，要聽我們的匯報，你怎麼沒有來？耀邦回答：當時我在鄉下，又感冒，怕傳染主席；再者，有些問題，我也沒想清楚，擔心主席提問，我回答不出來。華國鋒說：應該來，我感冒也要來。 父親給我講過這個小故事，我至今也不知誰對誰錯，來也對，不來也不能說不對。兩人對中國共產黨開創的偉大事業，都是忠誠不渝的。 在當年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獲得全黨的普遍認可，帶來了全黨的思想大解放。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興地談到他的感想：中國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災難換來了今天整個民族的覺醒。什麼叫“先知先覺”？其實只有一個意思，就是思想領先一籌，行動先走一步，原來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這一步……在一個堤壩上，華國鋒一鋤頭打開一個缺口，歷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衝破多大，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誰也不能事先估計到。（吳足觀摘） “兩個凡是”是怎樣被否定的 2008年07月21日 08:31:26 　來源：新華網主頁 - 理論頻道北京日報 鄧小平同志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不可避免，爭得好，根源就是“兩個凡是”。圖為吳江同志簽發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付印稿局部（選自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遠去歸來的昨天》） “兩個凡是”為粉碎“四人幫”後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開出了一劑藥方，但它不是良藥，而是一副禁錮劑，把人們的思路禁錮在個人迷信、盲從，以及愚昧和落後之中 1976年10月6日，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結束了十年動亂。舉國上下，無不歡欣鼓舞。人們在歡慶之後，很自然地要尋找今後的歷史取向，中國向何處去，人們迫切希望找個答案。實際上，粉碎“四人幫”只是解決組織上、政治上的問題，而中國向何處去，人們仍然處在追索和徬徨之中。1977年2月7日，當時代表政治氣候的“兩報一刊”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正式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一劑藥方，但它不是良藥，而是一副禁錮劑，把人們的思路禁錮在個人迷信、盲從，以及愚昧和落後之中。 按照“兩個凡是”，“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否定，因為它是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和親自指揮的；而且倡導“兩個凡是”的有些人是當時在中央工作的領導人，具有很大的權威性和決策權。這就是其時社會處於嚴重的徘徊、甚至停滯不前的原因。“兩個凡是”的思想路線仍然奉行“階級鬥爭為綱”，因此，報刊雜誌仍然連篇累牘地宣傳“階級鬥爭為綱”，說什麼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只有階級鬥爭為綱，才能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並認為新時期的總任務，是根據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根據毛主席制定的我們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基本路線確立的，等等。上述這些是當時報刊上普遍的一般的提法。而在政治上，由於“兩個凡是”作梗，“文革”中的冤假錯案不能得到平反，幾個全國性的大案，如劉少奇冤案、彭德懷冤案、彭羅陸楊冤案、“三家村”冤案等等都不能得到平反；而且新的冤案仍時有發生，有些人因為對領袖的所謂不敬被當成“反革命”懲處。在經濟上，不僅依然受計劃經濟禁錮，許多地區還加劇了割“資本主義尾巴”的舉措，派大批幹部去阻止自由市場的貿易，有的地方更出現幹部阻擋農民在自由市場賣小豬，發生幹部和農民搶死小豬的慘狀。凡此種種，都因為過去觀念的因襲，以及“兩個凡是”的保駕而成為“合法”。 　　“兩個凡是”之風大有扼殺“真理標準”討論之勢 在這緊要關頭，什麼才是歷史正確的走向？必須尋找一個能夠否定“兩個凡是”的突破口。正是在這個時候，1977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本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下簡稱“真理標準”一文）。“真理標準”一文的發表是歷史的產物，是時代呼喊出來的。幾乎是與“真理標準”一文醞釀成稿的同時，胡耀邦在中央黨校讓一千多中、高級幹部和黨校教師討論實踐標準問題，認為分清路線是非的唯一標準是實踐。這次討論，使分布在全國各地的一千多中、高級幹部掌握了理論武器，而黨校的理論隊伍也在着手研究這個問題。在此之前，《人民日報》已於3月26日的第三版刊登了一篇思想評論《標準只有一個》，提出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但是，這篇思想評論很短，沒有引起重視。但這些都說明在歷史的驅動下，共和國的一些思想者，都在不約而同地探索這個問題。胡耀邦站在歷史的前端，首先組織支持了中央黨校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也支持和組織了《光明日報》發表“真理標準”一文。正因為如此，作為政治家辦報的《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才有足夠的勇氣和動力，親自組織有關人員修改並簽發了“真理標準”一文，同時和《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新華社社長曾濤、《解放軍報》總編輯華楠達成默契，當天新華社轉發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轉載，這就在全國輿論界形成了氣候，對當時堅持“兩個凡是”的人是一個巨大的衝擊。然而，一些堅持“兩個凡是”的同志卻憑藉着他們在理論界的地位，以及手中掌握的權力，組織反擊。“真理標準”一文發表的第二天，一位同志就打電話給胡績偉，說“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說文章是借反對教條主義為名，“向馬列主義開戰，向毛澤東思想開戰。”與此同時，曾濤也接到類似指責的電話，說新華社“轉發了一篇錯誤的文章”，並在另一個場合說這篇文章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思想上是反動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如果說這些只是個別理論家的“擔憂和討伐”，那麼，當時主持中央宣傳工作的領導人的言論就不能等同一般了，他在一個小會上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我們沒有看過，黨內外議論紛紛，實際上把矛頭針對主席思想，我們的黨報不能這樣干，這是哪個黨中央的意見……要查一查，接受教訓，統一認識，下不為例，中宣部要把關。”隨後，中宣部長又在各省市自治區文教書記和宣傳部長座談會上點名批評了“真理標準”這篇文章，並引用毛主席的話說：不論從哪裡來的東西，包括中央來的，都要鼻子嗅一嗅，對不對，不要隨風轉。（見王強華編《引發真理標準討論文章問世紀實》，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7頁）這些言論都是在正式會議上講的，頗有代表中央下達上意之勢。根據這些講話，發表“真理標準”一文是犯了天大的錯誤，並要黨刊《紅旗》不要介入這場討論。“兩個凡是”之風大有扼殺“真理標準”討論之勢，發表“真理標準”一文的單位和個人將受到撻伐，歷史又處在一個緊要關頭。 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批評“兩個凡是” 然而，歷史終歸是不能倒退的，打倒“四人幫”，人民大眾看到了曙光，都希望迎着曙光前進，誰也不希望這道曙光暗淡下去。那麼，誰能扭轉這個局勢，把歷史推向前進呢？回答只能是：傑出人物。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但這絲毫也沒有否定傑出人物的作用的意思。傑出人物是由群眾推舉出來的，在那時，可以說有許許多多的傑出人物，但最孚眾望的要算鄧小平和胡耀邦。由於鄧小平三進三出的獨特經歷，幾乎全國人民都了解他，都把他看成是能夠引導中國走向光明的傑出人物。但是，那時華國鋒同志還是黨中央主席，一些推行“兩個凡是”的同志，還在中央主持着重要部門的工作。鄧小平那時不可能利用工作之便，簽發紅頭文件來扭轉“兩個凡是”所造成的局面，他只能借用自己的無私無畏，以及在國人中的崇高威信和影響，發表講話、作報告來支持、引導真理標準的討論；並親自領導了這場事關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真理標準討論。 正當“兩個凡是”烏雲壓頂之際，鄧小平於1978年6月2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針對“兩個凡是”鮮明地指出：“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主席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際相結合，誰就犯了彌天大罪。”鮮明地批評了“兩個凡是”，支持了“真理標準”討論。7月21日，他找中宣部長談話，要他對“真理標準”討論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不要把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後退”。隨後，鄧小平於8月19日同文化部負責人談話，詢問真理標準討論的情況；8月23日，給最早打電話指責“真理標準”一文的同志打電話，明確指出：“真理標準”一文是馬克思主義的，那篇文章是對的，要鼓勵破除框框，不要設禁區；9月13日到20日，視察東北三省及天津時，反覆向廣大幹部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批評“兩個凡是”，支持真理標準的討論。此後，他又批評《紅旗》不捲入的說法，指出“不捲入的本身，可能就是捲入”。在與北京市委和團中央負責人談話時，他指出“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得很好，思想很活潑，不能認為那些文章是對着毛主席的”。總之，從“真理標準”一文發表之後，到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鄧小平對黨政軍領導幹部以及在其他許多場合，都談到真理標準的討論，次數之多，範圍之廣，是前所未有的。 鄧小平對胡耀邦堅決反對“兩個凡是”給予很高的評價：爭論不可避免，爭得好，根源就是“兩個凡是”與此同時，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寫成《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旗幟鮮明地支持《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頂住了“兩個凡是”的壓力，並進一步闡明實踐標準的馬克思主義原則。這篇文章在《解放軍報》上發表，產生了很大影響。胡耀邦以大無畏的精神，針鋒相對地批判“兩個凡是”。在他召集的信訪工作座談會上，針對着“兩個凡是”，提出“三不管”的主張，即“不管什麼時候，不管什麼情況下，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批的，都實事求是地糾正過來。”在他主持下，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辨明了許許多多的歷史是非，為中國改革開放調動了千千萬萬百姓的積極性。鄧小平對胡耀邦堅決反對“兩個凡是”給予很高的評價，在一次和中組部部長胡耀邦的談話中，他稱讚胡耀邦說，你組織發表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不可避免，爭得好，根源就是“兩個凡是”。 “四人幫”垮台之後，人們指望着有個光明的中國，有個經濟發展的中國。而這樣的中國靠誰來締造，人們把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在他未出來工作之前，人民群眾強烈希望鄧小平快點出來工作；在鄧小平出來工作之後，人們由衷地關注鄧小平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真理標準”討論是一場擺脫思想桎梏的思想解放運動，當它幾乎遭受扼殺之際，鄧小平挺身而出，到處奔走呼號，指出：“兩個凡是”不妥，“真理標準”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這就解除了長期套在人們頭上的思想桎梏，吹響了思想解放的號角。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經過一番爭論，“兩個凡是”被認定是阻礙歷史進程的絆腳石而被否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成了廣大幹部的共識，這就為改革開放方針的制定奠定了思想基礎。可以說，不否定“兩個凡是”，不確立真理的標準，就沒有後來改革開放政策的出台。（作者為《求是》雜誌原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