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身後的三駕馬車——葉華汪同盟 zt 　　 　　華國鋒其實是毫無班底可言的，也惟其如此才讓各方勢力對他表示出足夠的耐心和接納。華國鋒初接大位，也是非常謙虛的，要是格外留心一下華的發形就會發現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個政治拋物線圖。華在十一大之前的照片幾乎都是平頭，而後粉碎四人幫，聲望日隆，平頭也改成了背頭（這點後來居然在政治局生活上成為一些人批華的話題，可見，政治鬥爭是沒有手段可講的）。從大家對華國鋒的稱呼上也可以讀到，華國鋒在毛澤東的指定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等於接替了周恩來生前的全部衣缽（除了周的全國政協主席一職），然而，即使在毛澤東死後的一段時間裡，大家叫的最多的稱呼也是“國鋒同志”或者“華總理”。也就是說左右兩派都把華看作是個並非領袖群倫的代理人，或者說牌位而已。 　　出現這種情況也不是偶然的，中國*一直把蘇聯*的得失損益作為自己的參照物，這不惟中共和蘇共都屬於同一意識形態之下的產物，更主要的是蘇共的歷史上的某些鏡頭在後來我黨的某些歷史時期也有雷同的回應。例如，毛澤東死後和斯大林死後那種缺乏足夠權威的局面有些相似。斯大林死後也出現了一時的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和貝利亞的三駕馬車儘管為時很短。而中國在一九七六九月九日之後的狀態也是這樣的，作為比較受到大家認同的權威鄧小平下野，所以，只有權威而沒有權力，不可能發揮主導作用，半個權威的葉劍英早在年初就被告知有病代之以陳錫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作為文革的主力軍王張江姚也是不能號稱權威的，所以，大家都是這麼一個局面，誰也不能完全脫穎而出，相反則是互相掣肘，這也正是毛澤東希望看到的。不過，這種格局沒有維持多久就被葉劍英、華國鋒和汪東興的三駕馬車打爛了。 　　華國鋒雖然以前並不認識葉劍英，然而對於葉，華卻並不陌生，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長沙和華國鋒等高級幹部談話時那一句“葉劍英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讓華記憶深刻，幾年後，華進京，毛澤東再度和華國鋒談及葉劍英，希望華多和葉劍英接觸，學習他的長處和優點。華國鋒本人對葉劍英也很推重，在抓捕四人幫之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華國鋒主動提議由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被葉推辭了）。還有一點就是在四人幫圍攻華國鋒，特別是當有人報告毛澤東的屍體可能出現部分腐爛現象以致於全場大嘩時，也是葉劍英力挺華國鋒，葉劍英曾經嚴肅的指出：“批鄧是大事，不過最大的事情，也是當前唯一重大的政治任務是如何緊密的團結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在短短的不足三十天的較量中，葉劍英基本是站在華國鋒這一邊的。而汪東興出現後，這種聯盟就更加鞏固了。 　　汪東興在歷史上和葉劍英並不淵源，而且，長沙一事大家還鬧得頗不愉快，不過，因為汪東興的特殊地位倒是讓華國鋒和他接觸過多，汪東興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第一次稱呼華國鋒為華主席的人，他表示“我要像過去忠於毛主席那樣保衛華主席”，兩個領袖的畫像並列也是汪東興的提議，當然這也是得到葉劍英、李先念首肯的。而作為葉劍英與汪東興之間的串聯人王震這時就顯得舉足輕重了。有一點必須給予交待的是，汪東興並沒有因為廬山會議上設立國家主席的發言而失寵，相反在毛澤東後期的政治舞台上，汪本人繼續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例子就是身為國務院副總理曾經作為汪的上級的王震在七十年代中期開始被毛澤東點名去協助汪東興管理中央警衛工作，作為汪的副手出現。而在編輯整理葉帥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交往實錄時，有很多資料顯示，最早提議汪東興加入進來的就是王震。王震主張必須聯合汪東興才能辦成一些事，他沒有明說這些事是什麼？九一三事件後，王震的主要任務就是“串門子”，實際就是溝通和聯絡，葉劍英問及汪東興的情況時，王震很有把握，他說：“汪這個人我是了解的，他以前做過我的下級，我在延安做衛戍司令時，他是我的部下，很熟悉，現在我和他一起工作，我了解他，他是忠於毛主席路線的人。”就這樣，汪東興和葉劍英之間的熱線聯絡開始了。江青向汪東興索要毛澤東手稿時，汪有些頂不住，葉就給他打氣說：“毛主席在世，你保衛他的安全，現在老人家逝世了，他的文件檔案你也要保管好，像保衛毛主席安全那樣，有什麼問題華總理和我給你撐腰。”特別是後來華國鋒部署工作以後，汪東興和葉劍英接觸更為密切，葉劍英搬到西山九號居住，王洪文問汪東興：“憑什麼總理的房子給老右（指的是葉）住了？”汪回答這是周恩來生前的安排。以後，汪多次去葉那裡，汪東興就此和葉有了比較深的了解，他在一九八四年五月－－六月之間曾經說過：“葉帥這個人很嚴謹很細緻很周到，他說的保密工作對我們後來的行動很有幫助，我很敬仰他。”也是這時，葉和汪對過去的一些事做了總結和回顧，算是暫時放棄了前嫌。通過汪的渠道和幫忙，葉劍英得以從容在西山會見了鄧穎超、陳雲、粟裕、宋時輪、楊成武、吳忠、傅崇碧、吳烈、張廷發等人。我在總行工作時，陳元副行長（陳雲長子）曾經親口講述了他聽陳雲給講過的一段往事，他說：“父親去西山見葉帥，葉帥和他說了這個事（指的是葉劍英等人準備動手抓捕四人幫），父親說這種鬥爭不可避免的，也只有這麼做了。後來，葉帥接見粟裕和宋時輪，粟裕當時是軍科院的政委，宋時輪是院長，粟裕說，我們連擔架和草鞋都準備好了。就這麼一句話，那時候說話前都要把水龍頭打開，或者打開收音機，所以話不能很長。葉帥就回答：我們做最壞的打算，但是抱最好的希望。” 　　等到這些事情安排比較妥當時，葉劍英找到華國鋒請他站出來，並且說：“只要你站出來我們就都有辦法了。”華國鋒問誰支持他站出來，葉就給他講了一些人，華表示：“有你和軍隊撐腰就好辦。”這說明當時軍隊方面的主要領導人都已經做了表態，李德生見葉劍英時，葉劍英問李德生：“現在你看是抓革命還是抓組織？”李回答說還是抓組織，葉劍英點點頭。此後李德生解釋說其實抓組織就是抓幹部，言外之意就是和那幾個人斗。為了確保萬一，葉劍英親自給空軍副司令員吳富善打電話說：“提高警惕、服從命令。”一共八個字。葉劍英找到韓先楚、吳克華、楊得志等人談話之後對華國鋒說：“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不能有幻想。”華國鋒在後來的慶功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葉副主席對四人幫的鬥爭意志十分堅決，他對我說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還有一個額外的情報讓葉、華、汪的三駕馬車更加緊密的行動起來。這個意外的情報來自於上海方面。上海是王張江姚的大本營，也是文革的策源地，張春橋等人異常重視上海的建設，以張政治局常委兼副總理的身份仍然兼任上海市委書記和革委會主任的特殊情況就能說明這個問題了。當時，留在上海的主要負責人是張姚的心腹大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三人，這裡面鐵杆分子是徐景賢和王秀珍，馬天水是原市委書記，文革初起，馬天水也是被批鬥者之一，張春橋知道馬的份量，再者，有人對張說：“你如果連馬天水這樣的幹部都不能團結起來，你們上海的革命就會大打折扣。”基於這種認識，張很快宣布解放馬天水，而馬本人也很快投入張姚的懷抱。馬天水是五六十年代中國很有名氣的在工業戰線上相當內行的領導幹部，他和煤炭部部長張霖之在1960年的那一起“官司”以致於驚動了周恩來，馬天水對工作認真負責敢於較真的精神於此也體現一斑。事後，輸了“官司”的馬天水主動承認自己的偏差，主動為煤炭部和煤炭戰線提供大量的副食品和汽車。作為新中國經濟負責人的鄧小平、彭真對馬天水都一度寄予厚望。一九七五年六月，鄧小平利用到上海的機會還專門找來馬天水私下聊天，鄧小平說：“以後你多去先念、秋里那裡坐坐，到了北京也歡迎來我家。”鄧看重的是馬的工業經驗和實際工作能力，然而，在和鄧談話結束後，馬天水立刻向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匯報了鄧的全部談話，這件事在批鄧時被指責為鄧小平“挖”上海的牆角。因為馬天水的特殊身份，所以，上海的大局一般都要馬來拍板決定，隨着時間的推移，馬天水已經不自覺的成為張姚戰車上不可或缺的大將和骨幹。四人幫垮台後，馬天水突然患上精神病，就此沉淪。（馬天水的精神病一直是個謎，護理和檢查馬的病情的醫生在八十年代中期曾有回憶認為馬的病很蹊蹺）徐景賢和王秀珍是張春橋等人一手栽培的另類骨幹，他們完全得益於文革，所以，也是死硬派的中堅力量。這裡還要介紹一下上海的另一位留守大將－－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丁盛原本是林彪、黃永勝的親信，毛澤東南巡之後，丁盛幡然改變，根據周恩來的衛士高振普回憶，九一三事件之後，第一個向中央表態的領兵將領就是南京軍區許世友，第二個就是廣州軍區丁盛，而根據當時的電話收發記錄看，丁盛的電話其實是和許世友的電話同時打進總理辦公地點的，所以說，林彪如果敢於另立中央於廣州，只能是死路一條。丁盛在九一三之後得到毛澤東和張春橋的表揚，就此和張春橋走到一起，成為張在華東的棋盤上的一個舉足輕重的車馬炮。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張春橋在北京單獨會見徐景賢，根據徐景賢后來的交待，此前，他們包括馬天水王秀珍丁盛等人在上海秘密決定按照張春橋的部署，調發槍支48000支，指揮戰車10輛，雷達指揮儀10套，機關槍零件418000件，預備進一步裝備步兵團30個，10個高炮師，1個坦克師，1個摩托化師，配備火箭炮（130式）108門，高射炮730門。這些動作都是張春橋背着中央軍委決定的，具體辦理人就是丁盛，二十八日，張春橋的秘書肖木到上海傳達張的意思，要上海準備“打大仗”。而在北京，張姚秘密布置把赫魯曉夫上台之前的經過印發學習，這就表明在那時候，黨內把毛澤東身後的巨大政治真空和斯大林之後的政治鬥爭是等量齊觀的。在這方面，應該說張春橋的警覺要比其他人高，赫魯曉夫之所以在一九五七年一舉擊敗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依靠的是朱可夫動用軍隊的力量把中央委員們很快的集中到了莫斯科用大家的力量迫使政治局（主席團）改變了原來的意見。所以，張決定打出丁盛這張牌，然而，張的建議並沒有得到江青的重視，江青和王洪文當時對自己的力量相當滿意，他們更加傾向於利用十屆三中全會的機會採取合法的選舉手段把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一次徹底的改選，按照十屆一中全會確定的中央領導機構的名單來看，江青的設想不見得不能得逞，十大之後，紡織女工、車間工人、賣菜姑娘、農民大爺等先後進入中央高層，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委中四人幫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占有相當大的比例。特別是後來毛遠新的介入，讓王張江姚的政治勢力立刻高漲起來，倒鄧之後，政治局幾乎由他們四人包辦。因此，當華國鋒上台後，他們仍舊盛氣凌人的對待華，在毛遠新、張玉鳳等問題上和華大吵一番，特別是江青沒有通過華國鋒和汪東興，直接取走毛澤東一九七四年和楊得志、王六生的重要談話記錄，讓華國鋒大為光火。葉劍英趁此機會拉近和華國鋒的距離，爭取了華國鋒。 　　而在華國鋒身邊，中辦副主任李鑫是一個重要的角色，他最早提出利用非常手段把四人幫看起來，等到汪東興站過來之後，中辦和中央警衛團很快成為華有力的支撐，汪東興還舉例說明當年和劉少奇等人鬥爭時，毛澤東是怎麼交待中辦和警衛團的工作的由來，讓華有了進一步動作的決心。然而，即使是這樣，華國鋒對於怎麼拿下四人幫還沒有最後決定，包括葉劍英也是在等着看，這時候上海方面的這個動作被人告發，傳到華國鋒的耳朵里，華感到很緊張，接着，北京近郊的裝甲兵部隊參謀長調換的消息又傳來，這次是包括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陳錫聯也蒙在鼓裡的，十月三日，上海方面傳來另外的消息說九日十日要有規模盛大的慶祝活動，次日，《光明日報》發表姚文元炮製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的文章，這篇文章後來雖則被黨史專家確認為四人幫犯難的檄文，可是，究其內里不過是他們打草驚蛇的盲動。 　　關鍵時刻，四人幫內部意見並不統一，江青本人醉心於三中全會的召開，王洪文在平谷縣大放厥詞，然而沒有實際動靜，只有張春橋傾向於採取一定程度的鬥爭，可是，這個鬥爭如何開展，張自己也是心裡無數。汪東興回憶時提到：“九月二十九日政治局會議爭的很厲害，當我們了解到張春橋到江青家裡長談時，葉帥提出要辦事了，但當時，我們都有些提心弔膽，還不是很有把握。”汪東興還回憶到：“十月四日，光明日報文章發表之後，葉帥找到老華（原話如此），說，一破一立，快打慢，決心早下等，決定六日或者七日動手。這樣原來定的國慶節十天之後的十一日動手的方案取消，提前行動。”十月五日下午，葉劍英、華國鋒、汪東興最後一次碰頭，還談到了對付王洪文的事情，後來汪東興特別交待警衛團負責人準備一些應變措施，不過背景沒有交待，也沒有說為什麼，直到最後的關頭大家才知道。汪東興回憶說：“那天（十月五日），我們談的很晚，也很興奮、疲倦，葉帥和華國鋒都在我這裡吃晚飯，葉帥說不要變了就這麼定了。” 　　這次密謀就是在葉帥和華國鋒、汪東興三人之間舉行，作為最初提議的李鑫也不在其內，和葉帥走的最近的李先念也不知情，九月下旬時，李先念還要離開北京，被華國鋒制止了，這才讓李先念感到有些奇怪，然而到西山和葉劍英詳談後的李先念還是不知道就裡，就在抓捕四人幫成功後的中央政治局慶功會召開前，李先念第一個到的會場，還問王文理同志（葉帥傳記組負責人之一）：“開什麼會呢？葉帥身體怎麼樣啊？”像李先念這樣的量級的人物，還有張耀祠這樣的執行者都是很晚才明白的，那位自稱是很早就得到汪東興的密告的李志綏醫生又會從哪裡知道的呢？而且還提前了那麼久？ 　　張春橋這時的耳報神也不弱，總政保衛部徐海濤從某個渠道得到消息說可能有事情要發生，可是，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而且消息匯報的比較含糊，張也不在意，這就是後來徐海濤在張被捕後很快自殺的原因。葉劍英在去懷仁堂之前一再交待司機趙紹賢不能離開汽車一步，警衛參謀馬西金被幾次問及中南海的地形和懷仁堂周圍有幾道門，可見，還是相當緊張的。 　　十月六日晚八點，王洪文第一個落網，王並沒有像作家師東兵在他的作品《決定中國命運的二十八天》裡面描述的那樣奮起格鬥還被打了一拳，而是很輕鬆的被俘。當時抓捕人員回憶，王洪文始終只說了一句話：“這麼快，沒想到這麼快。”張春橋被捕之後說了一句口號，這句口號的原來字樣，已經沒有誰能夠說的清楚了。倒是文人出身的姚文元被捕時大聲的質問警衛：“我是參加《毛選》討論的，你們竟然敢這麼做？”江青被捕之前最後的一句話是：“我要找華總理談談。” 　　十月六日晚十點，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九號樓召開緊急會議，通告逮捕四人幫一事，會議開到第二天早上四點，葉劍英的家屬直到凌晨兩點才收到葉劍英的平安電話，電話裡面仍舊沒有提懷仁堂這件事。在這次會議上，華國鋒主動提出葉劍英擔任中央軍委主席，葉劍英不同意，後來全體推舉華國鋒兼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以及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葉劍英同志協助華國鋒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汪東興作為葉劍英的副手正式出席政治局常委會議。葉劍英、華國鋒、汪東興的三駕馬車正式形成。 　　葉劍英在玉泉山的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上推舉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軍委主席，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裡面，葉劍英不斷對華國鋒的聲望給予支持和扶植，包括過譽的稱呼華為“英明領袖”，這點上葉劍英有一定的責任，而且，葉本人在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五日開始的中央政治局專門給華國鋒召開的生活會上也做了檢討。 　　不過，這時候的三駕馬車還是相當穩固的，蘇振華、彭沖蒞臨上海之後解決了朱永嘉等人的蠢蠢欲動，四人幫的影響幾乎很快就被消除了。華國鋒開始躊躇滿志的提拔自己的人馬到中央來工作了。這時候，就有張平化等人的進京。 　　張平化是湖南的老人了，他一度還是華國鋒的上級，然而兩個人的關係處的很融洽，特別是毛澤東病逝之後，王洪文的“越權事件”，張平化第一時間給華國鋒做了通報，讓華感到張平化的黨性還是很強的。當時，陝西省委收到來自北京的電話，電話記錄如下：　 　　1976．9．12日上午十點多。 　　中辦：米思（士）奇電話： 　　中央領導同志指示： 　　主席喪期發生重大問題及時報告。有重要問題不好解決及時請示。) 　　找米士奇同志聯繫。 　　這個米士奇是王洪文的秘書，所以，所謂的找米士奇聯繫就等於找王洪文聯繫，粉碎四人幫之後畫家范曾畫了一本連環畫諷刺王洪文的內中就有這一段，王洪文坐在沙發上對着電話說“我是中央，我是中央”。漫畫雖然是漫畫可以表現出了當時的一些真實情況。至少沒有把華總理放在眼裡，這就讓華國鋒很為惱火。 　　相反，對告發此事的張平化卻是青眼相看。張平化進京擔任被撤銷多年的中宣部部長，這個職務對於張平化並不陌生，文革初期，陶鑄調京擔任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部長時就把王任重、張平化、劉建勛、雍文濤帶進北京來，張平化那時就擔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而後因為陶鑄被打垮，張平化也隨即下課，如今前度劉郎今又回，在張平化來說也是感慨良多。張沒有想到又是這個中宣部部長的位置上，他栽了人生最後一個大跟頭，也因此沒有再爬起來。 　　華國鋒這時候還提拔了一個人，那就是*，*在一九六二年曾經掛職鍛煉，擔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湘潭地委第一書記。和同為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的華國鋒共事大約兩年左右，這段時光中是兩個人一生合作最為愉快的日子，也就是因為這個久違的原因，華國鋒讓*擔任了中央黨校副校長，那時，校長是華國鋒親自兼任，汪東興任第一副校長，*主持黨校日常工作。華國鋒沒有想到後來向他首先開炮的就是從黨校開始的。令華國鋒更沒有想到的是最後在他四面楚歌的時候，還是*這個小個子不僅沒有落井下石，反而為他評功擺好，並且在政治局會議上把華國鋒的黨內級別待遇用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確在鄧小平、葉劍英、陳雲、李先念之後。（華國鋒一直保持中共中央的最高待遇，行政三級，毛澤東在一九五四年取消一二級，所以，最高級別就是三級，十二大之後，中央規定只有鄧小平、陳雲、葉劍英、李先念、徐向前、烏蘭夫、劉伯承、華國鋒這幾個人是行政三級，趙紫陽等是四級，*自請降低一級，為五級，具體可以參見*、王兆國一九八四年和香港《明報》社長金庸談話記錄）: 　　華國鋒在以往經常被形容成一個老實人，憨厚而缺乏心機，其實，華國鋒也並不是人們說的那麼木訥，相反，他的機靈也給他帶來過意外的好運氣。一九*年的政壇，毛澤東的話已經不那麼靈光了，然而，華國鋒不這麼看，他創造了全國的一個奇蹟，用一百天的時間修好了毛澤東陳列館，還收集到了毛澤東親屬的絕大多數的珍貴的照片，他在十月一日國慶節時寄給了北京的毛澤東，向來很少在這方面動情的毛澤東明顯很高興，他讓華國鋒再洗一些照片來，還讓他把照片也給周恩來一套。華國鋒接到毛澤東的指示後連夜趕奔北京，親自把照片送到毛澤東的手中。毛澤東握着華國鋒的手向左右介紹說，這是一個老實人呢。華國鋒樸實、實幹的風格就此印在毛澤東的腦際之間。毛澤東後來半開玩笑的說華“你滿腦子都是生產呢”也說明了這個印象。 　　華國鋒選擇的文宣班底除了張平化、*以外，還增加了吳冷西、熊復、李鑫，而總管自然是汪東興，此外，中辦的張耀祠和中組部的郭玉鋒都成了華國鋒的主要人馬。華國鋒還很注意和老帥們保持良好的關係，徐向前就是他提名擔任的國防部部長，接替葉劍英，耿飆、陳永貴、吳德、紀登奎、陳錫聯這時候也向華國鋒靠攏，許世友、韋國清、蘇振華、彭沖、姬鵬飛等人這時也是華國鋒看好的。當然，其中最為顯赫的還是汪東興，他身兼七八個要職，包括中辦主任、中央警衛局黨委第一書記、毛澤東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前身）、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中央專案審查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等，可謂是如日中天，在他的導演之下，英明領袖終於登場了。 　　華國鋒上台之後，幾乎沒有什麼確實的政治綱領，如果一定要說有的話，那就是著名的“兩個凡是”，然而這個東西早在十五年之前的1962年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就由林彪提出來了，文革中汪東興再度予以重複，可以說是文革基本理論的延續。 　　在解決幹部問題上，華國鋒比較傾向於汪東興的建議，恢復之後的中央宣傳口和中宣部基本是中辦和康辦兩伙人把持，不僅如此，華國鋒和汪東興研究決定的問題也交給這兩伙人去處理，當時，宣傳口名義上的負責人是耿飆，實際負責人是張平化和李鑫，特別是李鑫，權力很大，《學好文件抓住綱》就是他出面搞的。另一個是郭玉鋒，郭以前是康生的親信，康生說過，軍隊裡面軍長懂得政治的不多，理解毛主席思想的就更少，郭玉鋒算是一個。康生把郭玉鋒推薦給毛澤東，推薦了三次，毛澤東才同意，以後郭玉鋒擔任中組部部長，掌握人事大權。外交部的姬鵬飛也很受華國鋒的重用，華國鋒後來同意姬鵬飛擔任國務院秘書長，仍舊負責外事口工作。軍隊裡面主要就是蘇振華，後來的南海事件就足以說明了這點。 　　這時候，華國鋒對葉劍英還是相當尊重的，要搞“華汪體制”是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會議之後才傳出來的，而在這次會議上，一直以來比較融洽的華葉汪三駕馬車開始出現裂痕，起因就是王震的檢討。 　　王震和毛澤東相知很早，最讓毛澤東開始欣賞王震的是一九三六年，二四方面軍鬥爭時，王震堅定不移的站到了任弼時這一邊和張國燾做了十分頑強的抗爭，那時節，用任弼時的話說：“張國燾是準備把六軍團‘買’過去的。”蕭克一度動搖，這點只要看看張國燾的《我的回憶》就可以知道，張國燾在那裡對任弼時等人一律直呼其名，而唯獨對蕭克稱之為“蕭克將軍”。王震第一個站出來響應任弼時對張國燾鬥爭的定義：“就相當於和夏曦鬥爭那樣，是兩條路線的鬥爭。” 　　另外一件事讓毛澤東對王震刮目相看的是在延安的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事件。王震闖到毛澤東的窯洞中，對毛澤東大聲的說：“人家都罵上門來了，你還在有心看書嗎？”（詳見《毛澤東在延安》）毛澤東這才注意到王實味等人的問題。以後，毛澤東專門在有關會議上給王震評功擺好，毛澤東說：“有人說工農幹部不懂文化，沒知識，大老粗一個，我看不見得，你那個文化要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我看寧可不懂也好一些，文化也是有階級的，無產階級的文化工農出身的幹部懂得就是多一些，例如王震同志，他不僅懂得無產階級文化，也懂得政治，這就難得。······我就是要讓這個資產階級眼中的大老粗去管文化，管無產階級的文化。”王震對此也一直引以為榮。 　　王震在串聯葉劍英汪東興等問題上很有功勞，然而事後汪東興對待王震很是冷淡，沒有對王震的這一功勞給予足夠的提及，究其原因是王震鼓吹讓鄧小平出來。汪東興曾經公開的說：“鄧小平那兩下子能和華主席比嗎？他還不是被四人幫給搞下去了？” 　　而王震則不這麼看，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開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首先發言，陳雲說：“我認為群眾到天*安門參加悼念周總理是可以理解的，要調查一下四人幫有沒有參與，有沒有詭計在裡面，鄧小平和這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黨的事業，讓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參加中央領導工作是必要的。”陳雲說完之後，王震馬上開始講了起來，說的比較陳雲還要大膽，王震說：“鄧小平政治思想強，這是毛主席說的，周總理傳達的，在座的都聽到了，一九七五年小平主持整頓工作，那是有大功勞的，他和四人幫鬥爭，他是先鋒，天*安門事件是我們民族的驕傲，誰不承認天*安門事件的主流，誰就是為四人幫辯護。”（詳見《改革開放的歷程》，河南人民出版社八九年版，第52頁） 　　王震的話一出口立刻招來汪東興、李鑫、吳德等人的反擊，吳德在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人大會議上講話提到：“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們都要做好”，“天安*門事件不能平反，在天安門反四人幫是錯的，那時他們還是中央領導，反對他們就是分裂中央。”這次會議上，吳德繼續這一些老論調，仍舊主張把批四人幫和批鄧結合起來。汪東興也說：“凡是毛主席批示過的決定過的東西不能動，批鄧是主席生前定的不能改。” 　　會議之前，葉劍英和華國鋒交流過意見，認為天安門事件和批鄧不要結合起來談，華國鋒同意了葉的看法，然而會議開始之後，葉的意見等於被閒置一邊，相反，華的意見占了上風，會議的第五天，蘇振華公開講：“我們維護華主席就要像維護毛主席那樣，不能含糊。”針對王震的講話，蘇振華、郭玉鋒、吳德、紀登奎等人都表示反對，華國鋒最後定了調子，王震要檢討自己的錯誤言行。進行到這一步會議變成了批王整風會議了。葉劍英終於站出來說話了。 　　葉劍英提出兩點：一個是天安門事件遲早要平反，早平早主動；二是對鄧小平的評價，以前的要改過來，是四人幫搞的，為小平出來工作創造良好條件。這個講話震動很大，因為這個和他與華國鋒在會前商量的調子又高了許多。葉劍英還通知秘書和辦公室：“以後凡是送我的文件也要送給小平看。” 　　王震自然不再被追究責任，不過檢討還是寫了，這份檢討事實證明為王震以後的政治前途幫助很大，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親自提議王震進入中央政治局，他說：“有人說王震同誌喜歡打橫炮，我看有的橫炮打的就很好，這個同志政治上很堅定，是一直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 　　以後，一九八二年，陳雲親自提議王震出任中央黨校校長，王震表態要把中央黨校辦成我黨的“黃埔軍校”，再以後，王震擔任中顧委第一副主任，政治排名在中顧委常務副主任、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