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理因素和真實動機 擁毛派總是竭力美化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說什麼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為了“追求公平、理想、完美的社會主義”，等等。剝去這些美麗的外衣，探討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實動機，對於還原歷史真相、避免文革式悲劇重演，具有重要的意義。為此，下面摘要列出幾位學者有關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理因素和真實動機的分析，以供參考。 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指出： 一九五九年毛澤東經濟路線的徹底失敗是文革爆發的直接歷史原因。這一年的經濟災難是世界經濟史上極罕見的。當時餓死的兩千萬人數超過了中國近代史上每次戰亂中的死亡人數。一九六一年，劉少奇、陶鑄、周恩來這些在一九五九年積極支持毛澤東路線的人，都一致向右轉，支持彭德懷的觀點。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史稱七千人大會）不敢違抗潮流，不得不承認五八年以來“工作中的錯誤”。劉少奇以力挽狂瀾的態勢，全面否定了一九五九年的路線，並公開聲稱“彭德懷同志很多意見是正確的”。毛澤東對此懷恨在心，開始籌劃反撲，從強調階級鬥爭、階級路線的八屆十中全會，到社教運動，接着又是全國學習解放軍、革命化運動、突出政治等一系列運動，毛澤東企圖扭轉局勢的急切心情使他顯得越來越沒有理智。到後來，毛澤東在五八年所犯的錯誤越來越明顯，黨內外有識之士都心懷不滿，甚至私下嘲笑他在一九五九年所吹的那些大牛皮。到了文革前夕，毛澤東理虧和腦羞成怒的心情發展到不能自控的狀態，他於一九六五年注意到“三家村”對其路線的諷刺和挖苦，而且難於忍受。他當時的心理已完全失去了平衡。毛澤東自知理虧又難於忍受，發動文革是他反撲和扭轉局勢的一種努力。毛髮動文革的心態是很不理智的，這包括因為劉少奇為彭德懷翻案而懷恨在心，因為有人嘲笑、諷刺、挖苦他的政策而惱羞成怒。這種恨、羞、怒的心理發展到失去平衡和控制，成為毛髮動文革的心理因素。 中共黨史學者、《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指出： 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與其說是出於對政治理想的追求，為了捍衛社會主義的純潔性，毋寧說是出於內心恐懼感的驅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樣死後被人鞭屍的下場，從而對“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採取先發制人之舉。這裡所說的毛澤東的“恐懼感”就是斯大林之死大大刺激了毛澤東內心深處渴望充當社會主義陣營新霸主的欲望，使得他決意獨闢蹊徑，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向蘇聯模式挑戰，企圖再一次創造奇蹟，與蘇聯一爭高低。然而“大躍進”惹出亂子，毛只得退居幕後，而把劉少奇推到第一線收拾爛攤子。而毛澤東的恐懼感也由此而生，因為劉少奇採取的緊急調整舉措為自己贏得了聲望，受到了普遍的擁戴。而且劉本人也有針對毛澤東及其失敗的“三面紅旗”冒犯的言論，如逢會便講“形勢嚴峻”，“國民經濟要崩潰”，自稱是“非常時期大總統”。甚至說“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使毛澤東覺得劉就是將在自己身後像赫魯曉夫一樣作秘密報告的人。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以後，已經在認真考慮解決劉少奇的問題。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不堪這種夢魘的纏繞，決心孤注一擲而採取的非常之舉。 著名理論家、《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王若水指出： 毛澤東手裡其實並沒有什麼過硬的材料給劉少奇定罪“叛徒、內奸、工賊”，他就是蓄意羅織罪狀。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成立。毛澤東如此仇恨劉少奇，通過發動‘文革’打倒劉，有其隱秘的動機。毛澤東打倒劉少奇所用的手段是官方的說辭最難以解釋的問題之一。既然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是純正而無可指責的，那他為什麼要如此蓄意地羅織罪狀？這要追溯到１９５３年３月斯大林死後，毛澤東產生當世界共運領袖的野心。但是，毛要充當國際共運領袖的條件，只有一點不夠：蘇聯是超級大國，而中國只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為了使中國趕上蘇聯，毛澤東需要創造奇蹟，需要做一番震驚世界的事業，這樣才能確立中國的強國地位和他自己在國際共運中的領袖地位。這就是毛澤東發動１９５８年“大躍進”的原因。不料，大躍進搞糟了。毛澤東從此有塊心病，那就是：闖了這樣一場大禍，將來會不會有人像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一樣來算這一筆帳？果然，在１９５９年７月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張聞天等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觸痛了毛澤東的敏感神經。毛澤東立即將會議從“糾左”轉為“反右傾”，把他們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進一步蓄意誣衊他們“裡通外國”、組織“軍事俱樂部”。由於廬山會議的轉向，毛澤東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一套政策沒有得到糾正，使得中國的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導致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在饑荒中餓死。這樣嚴重的後果，使得原來在廬山會議上站在毛一邊的劉少奇等人開始同毛拉開距離。在１９６２年１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在對大會所做的口頭說明中說了一些毛澤東不能容忍的話，例如“有的同志說，人民公社辦早了。不辦公社，是不是更好一點？”“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意見“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等等。最使毛心驚肉跳的是劉少奇這樣的話：“關於‘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更進一步作出結論。” 這些話使得毛認定劉少奇會像赫魯曉夫等斯大林死後清算其錯誤一樣，等到自己死後來算帳。與此同時，林彪抓住機會說了一番迎合毛澤東心思的話，替毛解了圍。毛澤東是在這時下定決心用林彪換掉劉少奇，作為自己的接班人。他為此作了四年的準備，終於在一九六六年發動了文革來實現他的計劃。 作家、《北京之春》主編胡平指出： 毛澤東的大躍進、“三面紅旗”遭到慘敗，導致三年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人，犯下滔天大罪。從此他在黨內上層的地位嚴重削弱，被迫退居二線。毛很心虛，唯恐大權旁落被別人篡黨奪權，唯恐死後象斯大林一樣被清算。所以毛要發動一場大清洗，以維護自己生前的權力與死後的地位。毛髮動文革是為了權力，理想和理念祇是藉口，是手段。所謂劉少奇走資本主義路線是欲加之罪。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張或理念，有的祇是掩飾錯誤的將錯就錯，有的則不過是權謀或權宜之計。說黨內有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司令部是沒有根據的，不過在黨內確有不少幹部比較認同劉少奇。劉主持工作以來，頗有成效，勢力大增，毛澤東對開展黨內鬥爭並無把握，八大之後遲遲不敢開九大就是明證。毛的行事風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舉剷除劉的體系，並藉此給其他大大小小的幹部一次震懾。由於要打倒的幹部和陪綁的幹部都太多，沿用1949年以來黨內鬥爭的慣例，很難把劉少奇置於死地，因而也就很難防止劉東山再起，這就是毛要擺脫黨內鬥爭的成規而假借群眾，大搞群眾運動的原因。另一方面，毛還要大力提拔親信和新人，而這些親信和新人原來的職位太低，循常規不可能使他們坐直升飛機占據要津，這也是毛要採取文革這種非常手段的一個原因。還在1965年毛就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下面的人就該起來造中央的反。毛髮動文革， 號召群眾造反，深知共產黨體制是高度中央集權的，上層一變，全黨全國就都變了。他希望造成這樣一種政治局面，憑着多年來造成的對自己的個人崇拜，使得“下面”能夠制約“上面”。這樣，在他死後，就算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上了台，控制了黨中央，因為怕地方大員和革命群眾造反，想搞“修正主義”也不敢。所以毛要搞文革，要支持小人物造大人物的反。這就是林彪說的：毛百年之後依然是我們的最高領袖，誰要在毛的身後做赫魯曉夫式的秘密報告，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