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要討論的不是一般國家的雙邊關係，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盟國關係，而是特指在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兩個最主要的國家——中國和蘇聯之間的同盟關係。研究這一問題的重要意義之一在於，中蘇關係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命運，更直接影響和改變了整個冷戰時代世界政治的格局：1950年代初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最終決定了美國遠東戰略的走向，於是冷戰從歐洲擴展到亞洲；1960年代初中蘇同盟關係的破裂，最終導致中美關係趨向緩和及正常化，以至中國實際上退出了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對抗為標誌的冷戰舞台。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對中蘇關係歷史的討論，是國際冷戰史，尤其是亞洲冷戰史研究中最令人感興趣的課題。 在半個多世紀的冷戰歷史中，中蘇關係經歷了結盟（1949-1953）、蜜月（1954-1957）、分歧（1958-1960）、破裂（1960-1964）、對抗（1964-1979）以及走向正常化（1980-1991[1]）等不同階段，其中真正構成政治、軍事同盟關係的時間不過十餘年。無論如何，到1960年蘇聯撤退在華蘇聯專家、中蘇分歧公開化時，中蘇同盟解體的命運實際上已經註定。從那時起，中蘇分裂的過程究竟是怎樣發生的，中蘇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裡，就一直是許多歷史學家和國際關係專家關注的問題。1990年代以來，由於原社會主義陣營各國檔案文獻大量解密並開放，把中蘇關係史的研究推上了一個新台階，其中涉及中蘇同盟破裂的過程及原因的討論層出不窮，碩果纍纍。[2]這些論著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分析了中蘇關係變化的外在表現和內在根源，儘管說法各有側重，但問題是越來越清楚了。在這樣廣泛研究的基礎上，筆者希望把討論進一步深入下去。 提出問題：對中蘇關係的理性分析及非理性因素 在討論具體問題之前，有必要先提出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對此，筆者也是有感而發。2004年10月，筆者受邀到華盛頓參加了一個對美國冷戰時期情報分析報告進行評估的特殊的學術會議，並因此而提前看到了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IC）最新解密的一些非常珍貴的原始檔案。這些被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羅伯特•哈欽斯（Robert Hutchings）稱為“代表美國政府最具權威性的評估”的文件，是中央情報局自1948年至1976年間對中國大陸各發展階段局勢、政策、前景的評估和預測。[3]其中最令筆者感興趣的是中蘇分裂前夕美國人對中蘇關係狀況和前途的判斷，而更令人意外的是，這些判斷幾乎都被事實證明是錯誤的。 以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為例。危機前，中情局在1958年5月的報告中估計，“只要中國認為可能陷入與美國的軍事衝突，他們就不會採取公然的軍事侵略”。“只有估計美國不會進行軍事干涉，他們才會做出以軍事行動奪取這些島嶼的決定”。[4]事實是，3個月後毛澤東就下達了炮擊金門的命令。當時毛澤東確實考慮了美國干預的可能性，不過他巧妙地利用了中蘇同盟作為威懾力量，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顯然是中情局始料不及的。[5]危機後，到1959年7月，中情局又估計，“幾乎可以確定，中國共產黨人將不會讓台灣海峽的局勢永久地保持平靜”。雖然不會進攻主要島嶼，但“大概會繼續對該地區保持零星的軍事壓力，如偶爾的海軍或空軍演習。隨着時間的發展，他們將採取一些手段在台灣海峽試探美國的意圖。他們隨時都有可能襲擊由國民黨人控制的一個或更多的較小的島嶼”。[6]可是，直到毛澤東去世，台灣海峽再也沒有發生任何軍事衝突。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恐怕就是中國已經失去了蘇聯這個強大的後盾和依託，而這又是美國人當時沒有估計到的。 再看核武器的問題。中情局在1958-1959年的估計是，“蘇聯不可能將核武器轉交給中國共產黨人控制。然而，他們卻有可能向中共提供一些可攜帶核武器且其射程足以到達台灣的地對地導彈。更有可能的是這些導彈的核彈頭可以安置在共產黨中國的領土上。如果是這樣的話，幾乎可以確信它們將處在蘇聯的監管之下。”即使不在中國部署核彈頭，“只要中蘇的利益需要，它們就可以被迅速利用上”。[7]而實際情況是，蘇聯被迫向中國提供了大量的核技術和核設施援助，而堅持自力更生原則的中國人根本沒有、也不可能把核按鈕交給蘇聯人掌握。同樣，莫斯科也不會為了中蘇的共同利益冒險使用核武器。[8] 問題的關鍵在於，在中情局當時的預測中，始終認為中蘇分裂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在1958年夏季毛澤東因“聯合艦隊”問題發難及台海危機爆發前，中情局的報告認為，“中國幾乎肯定將保持與蘇聯的牢固同盟”，並“將繼續承認莫斯科作為共產主義世界的領袖”，隨着中國地位的加強，“將來肯定會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損害我們所評估的這一時期的中蘇合作”。[9]儘管看到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計劃“在中蘇關係之間引起了一些新的摩擦”，但1959年2月美國的情報分析估計，“這些不和不可能威脅到針對西方世界的中蘇之間的團結”。[10]到1959年7月底，毛澤東已經在廬山會議期間決定向赫魯曉夫及所有懷疑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人“宣戰”。而中情局的報告卻依然斷定：“在我們評估的這個時間段，中蘇同盟將會保持緊密合作，共同對抗西方國家。當然，蘇聯在聯盟中將繼續保持領導地位。”雖然中蘇之間存在着分歧，但“他們沒有選擇的餘地而必須維持現狀”，“這些分歧的主要後果是不斷要求這兩個國家在制定政策時相互為對方留有餘地，而不是削弱同盟本身”。[11]甚至到1960年8月，蘇聯宣布全面撤退在華專家，中蘇分歧已經公開化，美國情報評估的結論竟然還認為，至少在5年之內，“中蘇關係中的內聚力會比離心力更為強大”。儘管面對中蘇分歧日益加重的明顯事實，報告承認“無法對這些根本性的利益矛盾將如何影響中蘇關係做出評估”，但還是堅持認為中蘇“任何一方都不想把矛盾推向會給兩國關係造成無法彌補後果的程度”。[12] 美國情報分析官員的結論當然是錯誤的，但做出這樣結論的理由卻是很充分的，推理也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在美國人看來，中蘇之間存在着共同的意識形態——他們都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共同的奮鬥目標——他們都要走向共產主義社會，共同的安全利益——他們都以美國和西方世界為主要敵人，而他們之間分歧只是在方法、步驟以及所承擔的風險等問題上。所以，儘管中蘇分歧還會長期存在，甚至有所發展，但是在他們共同的根本信念和根本利益受到威脅時，雙方都會調整各自的政策以適應鞏固同盟的需要，共同“消除那些會給雙方關係造成永久性破壞的趨勢”。因為這種同盟的存在，不僅“極大地增強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軍事力量”，而且“提高了中蘇各自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此外，就雙方的實力而言，雖然中國的力量和影響日益增長，但由於“在軍事和經濟上將繼續依賴蘇聯”，“特別是在維持現有軍備水平以及未來軍事現代化的發展等方面，蘇方的作用舉足輕重”。因此中國人“也許會感到，事實上，除了維持與蘇聯的同盟，他們別無選擇”。[13]看起來，美國的情報分析是非常理性的。 然而，這種合乎常理的推斷卻與中蘇關係演變的歷史事實相距甚遠。箇中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如美國當時的情報來源有限，東西方文化背景存在較大差異，以及對共產黨國家決策程序和依據缺乏必要的了解等等。不過，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分析方法有誤，中情局忽略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決策依據中蘊涵着許多非理性的因素，而其決策程序在當時也絕非諳練西方外交決策原則的情報分析人員所能理解和掌握的。因此，按照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通行的一般國家關係準則和理念來分析並推斷東方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關係，顯然是行不通的。這就是說，與一般的國家關係不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國家關係有其特殊性，即從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看來屬於非理性的因素。顯然，只有尋找和研究這種特殊的國家關係中的內在規律，才能對中蘇關係發展趨向做出正確判斷，並對中蘇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釋。 就目前的研究來看，關於中蘇分裂問題的討論涉及到方方面面，既有對具體事件的考察，如蘇共二十大路線、聯合艦隊問題、第二次台海危機、蘇聯停止核援助、蘇聯對人民公社的反應、中印邊界衝突等，也有從抽象角度的分析，如意識形態的對立，方針政策的分歧，國家利益的衝突，乃至個人性格的差異等。那麼，究竟什麼是導致中蘇分裂的根本原因呢？筆者擬從兩個層面進行討論，一個層面是考察中蘇關係演變的具體過程，即在一系列引起中蘇分歧和矛盾的現象中，尋找導致中蘇同盟破裂的主要事件；一個層面是分析社會主義國家處理相互關係的準則以及這種關係的政治結構，以便發現影響這種同盟關係，使其處於不穩定狀態乃至最終解體的內在因素。 過程考察：導致中蘇同盟破裂的兩個主要事件 從1950年代後半期開始，中蘇之間在一些觀點和政策方面的分歧逐步顯露出來，兩國領導人之間的爭吵也頻頻發生。這是事實，但這也是任何同盟關係中普遍存在和不可避免的現象，僅僅存在分歧和矛盾並不意味着同盟必然破裂，而只是預示了一種可能性。如果雙方達成妥協，消除分歧，緩解矛盾，分裂是不會發生的。只有當雙方都感到無法容忍對方的觀點和政策，同時又都意識到不可能修正自己的觀點和政策，以消除分歧和矛盾時，同盟的破裂才會出現——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那麼，在什麼時候，是什麼問題，使中蘇雙方感到不能再容忍對方，而決定採取一種不妥協的立場來處理他們的同盟關係呢？ 過去，人們常說中蘇分裂是從蘇共二十大開始的。這個觀點最早是中蘇大論戰時提出的，現在仍有研究者堅持這種看法，認為二十大引起的中蘇分歧標誌着中蘇關係出現了嚴重分裂，甚至“成為中蘇關係史上第一個歷史轉折點”。[14]這是一個神話。實際上，蘇共二十大提出的新方針與中共八大路線並沒有根本分歧。 先看對外政策。對於二十大提出的所謂三和路線，毛澤東心裡可能是不滿的，特別是和平過渡問題，似乎否定了中共武裝奪取政權的寶貴經驗。但是，無論在任何場合，當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都沒有正式提出這個問題。其原因在於，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在理論體系和政策方針上是一個整體，而自朝鮮戰爭結束以後，從日內瓦會議到八大會議，中國在對外政策方面實行的實際上正是這樣一種理論和方針。“促進和平共處”、“和平中立趨向的發展”，是當時《人民日報》上經常出現的口號。[15]再看對內政策。過去總認為二十大以後中國提出了一套不同於蘇聯的經濟方針，其標誌就是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但是，如果把赫魯曉夫的總結報告、布爾加寧的六五計劃報告與毛澤東的論述逐條進行對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從調整農輕重投資比例、改變工業布局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各項經濟措施，中蘇之間沒有任何區別。當時蘇聯駐華使館的報告就指出：在毛澤東提出的十項方針中，最重要的幾項同蘇共二十大的決議緊密相關，尤其是在強調關注提高人民群眾福利和進一步發揚民主問題等方面。[16]可以說，在二十大路線提出的初期，中蘇兩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同探討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 至於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當時的情況也不是像人們後來理解的那樣，好像中蘇的看法完全不同。對於蘇共在斯大林評價方面發生的變化，中共中央早就有所了解，並且持一種認同的態度。[17]二十大期間，赫魯曉夫曾主動表示，會後將同中共代表團談斯大林問題。而中共代表團確定的方針是“對斯大林的功過不表示意見”，但同意“提倡集體領導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性”。[18]大會結束的第二天，2月26日，蘇共把秘密報告的文本交給了中共代表團。[19]與朝鮮、越南黨的做法不同，中共沒有刻意控制秘密報告的傳播範圍，反而利用各種渠道和方式讓人們了解蘇聯批判斯大林的具體內容。[20]這至少說明毛澤東當時並不擔心非斯大林化會在中國引起什麼嚴重後果，甚至還以贊同和欣賞的眼光看待之。在中共高層討論時認為，儘管對秘密報告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有所保留，但仍認為二十大在破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揭露其錯誤的嚴重性方面，具有積極意義。[21]毛澤東提出，對斯大林應該三七開，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難免的。政治局決定，應該表態支持二十大，同時分析斯大林的錯誤，表明對共產主義前景的信心。[22]與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相比，中共中央的認識的確前進了一步，分析也深入了一層。但是，很多研究者過分誇大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與蘇共方針的區別。蘇共中央在6月30日的決議中，特意引證這篇文章來說明中共“擁護和支持我們黨所採取的反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措施”。《真理報》出版社還將該文全文進行準確校對後，印成小冊子，發行了20萬冊。[23]在3月31日與尤金大使的談話中，毛澤東列舉了斯大林在中國問題上的一系列錯誤後說，蘇共二十大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於蘇聯共產黨主動提出了所有這些問題，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許多問題。[24]4月6日毛澤東對來訪的米高揚說，中蘇之間有些不同看法，我們認為斯大林功大於過，對他要作具體分析，要有全面估計。但我們一致的地方遠遠超過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團結對敵。[25]在5月2日與尤金的談話中，毛澤東再次着重強調了二十大決議的重要性和尖銳批評斯大林的及時性，並指出，“我們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26]總之可以看出，對於批判斯大林，毛澤東打心眼兒里舉雙手贊成，他只是反對在一般意義上批判“個人崇拜”。 因此，二十大對中蘇關係並沒有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中蘇關係不僅沒有出現裂痕，反而更加緊密。在後來解決波蘭和匈牙利的10月危機及善後事宜的過程中，赫魯曉夫請中國參與歐洲事務的處理，中共出面幫助莫斯科緩和與東歐的關係，中蘇合作更加密切。[27]在1957年蘇共中央六月全會清除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問題上，毛澤東迅速表態支持赫魯曉夫，赫魯曉夫也投桃報李，促成了10月15日《國防新技術協定》的簽訂。這標誌着蘇聯開始真正向中國提供核武器研製的援助了，中蘇同盟關係又上了一層樓。應該說，在1956-1957年，中蘇關係處於上升時期。1957年11月的莫斯科會議是中蘇同盟顯示其力量和影響的高峰，毛澤東在會議期間的言談舉止充分反映出一個客觀事實——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中共已經可以同蘇共平起平坐了。但也就在這時，雙方的分歧開始露出苗頭。在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東風壓倒西風”的論斷。毛澤東早就對蘇聯奉行的對美緩和的外交路線不滿，這時公開宣布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已經超過西方的判斷，無疑是在回答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的問題，是要規勸蘇聯改變對美緩和的外交路線。毛澤東還提出了另一個口號，就是針對蘇聯15年超過美國的計劃，宣布中國將用15年超過英國。毛澤東內心的目標是要在社會主義建設速度上超過蘇聯，為此他已經在考慮採取某種不同於蘇聯的方式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這些想法不久就變成了現實，中蘇在對外和對內政策方面開始出現了明顯的分歧。 1958年夏天，中蘇領導人之間發生了一場嚴重爭吵，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事件。長期以來，在社會上和史學界普遍認為，這場衝突是中蘇關係走向破裂的導火索，其原因在於蘇聯的做法侵害了中國主權，赫魯曉夫企圖控制中國。[28]然而，筆者的研究表明，這種觀點是缺乏根據的。首先，蘇聯關於建立“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的主張是因為中方要求援助而提出的，目標是針對中蘇的共同敵人美國的，其根據恰恰是中蘇軍事同盟的存在，這裡根本談不上侵害中國主權的問題。其次，毛澤東只是對蘇聯人提出問題的方式不滿，他大發雷霆，至多表明一個長期遭受列強壓迫和凌辱的國家領導人的民族主義情感和自尊心由於蘇聯的建議而受到了傷害，赫魯曉夫後來為此頗感後悔。最後，赫魯曉夫提出的只是一個建議，中方不同意也就放棄了。從現象上看，雙方的分歧主要在於對軍事同盟運作方式的理解：赫魯曉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動，而毛澤東此時需要的只是單向援助。無論如何，會談的結果是妥協而不是分裂——蘇聯做出讓步，基本上按照中國的條件達成了協議。[29]此時，毛澤東很可能已經對蘇聯的外交政策不滿。最近公布的捷克檔案披露，在1958年5月24日華沙條約國家政治協商會議之前，蘇聯就確定把“研究制定出緩解國際緊張局勢的新的共同措施”作為會議的目的，而且預先準備好了宣言草案。會議根據蘇聯的建議達成了協議：華約單方面裁軍41.9萬人；蘇聯從羅馬尼亞撤軍；華約與北約簽訂互不侵犯條約。[30]這些措施與毛澤東馬上要採取的行動簡直就是南轅北轍，不過，毛澤東這次發火卻沒有提到政策問題。同時，赫魯曉夫也容忍了毛澤東的憤怒，沒有使之產生惡果。真正反映出中蘇在對外對內政策上出現重大分歧，並引起尖銳對立的，是後來發生的兩件事。 8月23日，赫魯曉夫一行離開中國不久，中共突然採取了炮擊金門的軍事行動，並引起美國的干預，遠東局勢驟然緊張起來。綜觀事態的發展，這件事觸怒莫斯科，並使赫魯曉夫感到無法容忍的原因大概有四個方面。第一，事前中國絲毫沒有向蘇聯透露早已謀劃的這次行動。毛澤東在一次黨內會議上明確承認，與赫魯曉夫見面時“根本沒有談什麼金門問題。如果說了一句話也就算談了，但是一句話也沒有談到。”[31]後來見到赫魯曉夫，毛澤東又得意地說，美國人“以為我們在炮打金門問題上達成了協議。其實，那時我們雙方並沒有談這個問題”。[32]赫魯曉夫為此十分惱火，曾當面質問毛澤東，還抱怨說，作為盟友，蘇聯不知道中國明天會做什麼。[33]在他看來，中國的這種違反常規的做法不啻為對盟國的蔑視和侮辱。第二，毛澤東有意對蘇聯隱瞞這次軍事行動，無疑是以實際行動顯示中國可以獨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如何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部事務，無須向別人請示或與別人協商。對此，蘇聯大使館是有體會的：“中國人現在表現出來的傾向是要自己解決亞洲問題，他們並不認為有必要與我們商量他們計劃中的行動，儘管當局勢失控的時候他們會指望得到我們的支持。”[34]赫魯曉夫後來為此大動肝火，他一再向毛澤東強調，儘管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但事關全局，而盟國之間應該在重大問題上交換看法，協調政策。毛澤東在會談中卻寸步不讓，一副向莫斯科領袖地位挑戰的樣子。[35]第三，炮擊行動本身充分表明中國不贊成蘇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對外政策。蘇聯大使館的報告指責說，中國的做法將“導致惡化國際局勢這種可能性的出現，並促使美國方面採取戰爭邊緣政策”。[36]在蘇聯人看來，國際局勢緊張從根本上講是不利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利益的。但毛澤東恰恰認為，中國也可以搞“戰爭邊緣政策”，因為“國際緊張”實際上對美國不利，緊張局勢“可以動員全世界人民”與美國進行鬥爭，從而破除對美國的迷信和恐懼。[37]第四，中國拖延向蘇聯提供在台海危機空戰中獲得的一枚美國“響尾蛇”導彈，這使赫魯曉夫非常氣憤，當即決定拒絕向中國提供本應交付的研製P-12型中程彈道導彈的資料。幾個月後，當中國不得不轉交這枚已經拆卸多次的新式導彈時，蘇方研究人員發現缺少了一個關鍵性部件——紅外線彈頭傳感器。在赫魯曉夫看來，中國的所作所為哪裡還像是蘇聯的盟國？[38] 對於中國此期對外政策的傾向以及表現這種傾向的做法，性格衝動的赫魯曉夫確實感到無法容忍了，他認為中蘇關係已經發生變化，於是在1959年6月決定暫時停止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研製核武器的技術材料。莫斯科這種違反協定的舉動反過來又激怒了中國領導人，其嚴重後果甚至可能引起同盟的分裂，但赫魯曉夫顯然已經不再顧忌中國的反應了。不過，讓毛澤東下決心與蘇聯決裂的並不是莫斯科的這個決定，而是此後一個月赫魯曉夫關於公社問題的一次公開講話。 莫斯科會議以後，毛澤東心緒煩躁，憋了一口氣，就是要把中國的經濟搞上去。嘴上喊的是“超英趕美”，心裡想的卻是“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人多，政治條件不同，我們可以比他們快，有客觀條件。”[39]因為在毛澤東看來，如今“馬克思主義的主流”已經到了東方。[40]於是，15年超過英國的目標半年後就變成了3年趕上英國，5年趕上蘇聯，7-10年趕上美國。[41]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充滿信心地提出，“後來者居上”，“我們的共產主義，可能比蘇聯提前到來”。[42]為此，不僅在建設速度上要超過蘇聯，更要加快改變生產關係，於是大張旗鼓地開展了人民公社運動。毛澤東認為，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共創造的“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是共產主義社會結構的最好的基層單位”。[43]因此到1958年11月，毛澤東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口氣說，中國不久將在共產主義社會的大門口等着蘇聯。[44]在毛澤東看來，中國的經濟實力很快就會超過蘇聯，又為人類指出了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只要這一切得到社會主義各國的支持，特別是莫斯科的認可，也就等於承認了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 然而，實際結果卻使毛澤東大失所望。儘管中國人的熱情和幹勁在蘇聯報刊上得到一片讚揚，但對“大躍進”的很多做法和目標，蘇聯幹部和專家卻不斷提出懷疑和指責。[45]對於人民公社，蘇聯的媒體一直保持沉默。在紀念中國9周年國慶的幾百篇文章和廣播評論中，只有區區6篇順帶提到了公社，而蘇聯大使在紀念蘇聯十月革命節招待會的演說中，對方興未艾的人民公社運動竟隻字未提。[46]蘇共中央認為人民公社是一種“左”傾政策的表現，但如果提出批評則會影響中蘇關係，所以決定“對它既不稱讚，也不批評”。[47]後來，由於蘇聯不少地方幹部和一些東歐國家領導人對人民公社表現出極大興趣，有的甚至認為，中國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而蘇聯沒有找到這條道路。為了避免他們“盲目效仿”中國，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大的報告中含沙射影地批評了人民公社制度。[48]幾個月後，赫魯曉夫在波蘭一個集體農莊群眾大會上講話，回憶並檢討了蘇聯20年代在農村建立公社的錯誤。[49]與前者相同，這個講話也沒有提到中國，甚至措辭更為緩和，本不該引起什麼強烈反應。但波蘭報紙在發表講話時刪去了其中有關公社的一段話，而《真理報》卻在7月21日予以全文發表，顯然是莫斯科有意為之，而且選擇了一個非常不恰當的時機。那時毛澤東正在廬山為彭德懷的萬言書發火，這個講話更使毛澤東怒不可遏，他決定向赫魯曉夫公開出擊。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高潮中，很多中共幹部認為，“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已轉移到中國”，[50]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和中國黨當時的心態。毛澤東希望他的創舉得到國內外，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承認。然而，毛澤東等來的不是人們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經濟形勢的逆轉，以及各級幹部普遍的檢討和非議。[51]廬山會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難怪彭德懷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馬蜂窩——毛澤東決心反擊那些對他的共產主義試驗傑作評頭品足的人。在7月16日向會議印發了彭德懷的意見書後，毛澤東怒氣未消，便連續看到兩份關於基層幹部非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說全民煉鋼“得不償失”，“勞民傷財”，只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人民公社沒有優越性”，是“人為的產物”，是“心血來潮”。接着又是外交部的報告，說在蘇聯幹部中普遍流傳着有關中國當前某些困難情況的說法，認為中國黨犯了錯誤。毛澤東強壓怒火，不動聲色地向會議印發了這些材料。[52]就在這時，7月28日，赫魯曉夫關於公社問題的講話送上了廬山。蘇聯領導人竟然也加入了這場爭論，而且是站在黨內右傾分子一邊，這是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第二天毛澤東批示：將有關材料印發會議代表，“請同志們研究一下，看蘇聯曾經垮台的公社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個東西；看我們的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台”。批示發出後，毛澤東意猶未盡，8月1日又批示：“我寫了幾句話，其意是駁赫魯曉夫的。將來我擬寫文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並表示為此“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8月19日毛澤東又要人去準備人民公社的材料，並說：“為了駁斥國內外敵人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對“人民公社的攻擊、誣衊和懷疑”，“必須向一切人作戰”，其目的是“破蘇聯同志們中的許多反對派和懷疑派”。9月4日毛澤東接連發出信件，要求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赫魯曉夫關於公社問題的講話，以“使他越處於被動，使全國人民知道赫魯曉夫是反公社的”，還指示以通訊方式發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報紙讚揚和宣傳廬山會議決議的情況，“以壯士氣，可以將蘇聯某些人的軍”。[53]所有這些做法都表明，同赫魯曉夫一樣，毛澤東也決心與莫斯科翻臉了。 這時，雙方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台海危機反映出中蘇在對外政策上的重大分歧，赫魯曉夫對此不能容忍，蘇聯決定給中共一些顏色看；公社問題反映出中蘇在對內政策上的嚴重分歧，毛澤東對此不能容忍，中共決定公開批評莫斯科。於是在1959年10月兩國領導人發生激烈爭吵後，中蘇分別確定了處理兩國關係的相同的方針：毛澤東認為，中蘇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分歧只是“局部的，暫時的”。但“赫魯曉夫很幼稚”，又“不懂馬列主義”，“如果不改正，幾年後他將完全破產”。而真理在中共一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大發展在中國”，中共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批判修正主義。[54]因此12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在處理中蘇關係時，“要有原則上的堅定性和策略上的靈活性”。[55]蘇共中央同樣認為，中蘇友好對於兩黨兩國都是重要的，對於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是必需的，但是由於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中共在對內對外政策方面都存在錯誤和缺點。因此必須“在堅持我們的原則的條件下克服相互關係中出現的困難”。[56]此時，中蘇分裂已成必然趨勢，除非有一方承認錯誤，從而達成妥協。 1960年伊始，雙方便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闡述各自的觀點和主張，意在規勸和說服對方。勸說不起作用，中共在6月上旬的世界工聯會議公開散發批評蘇共的材料，試圖壓服蘇聯改正錯誤，而蘇共則在6月下旬的布加勒斯特會議組織對中共代表團的圍攻，試圖逼迫中共就範。結果，雙方沒有一個願意讓步。於是，赫魯曉夫終於決定撕破臉皮，宣布限期撤退全部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從而使中蘇分歧公開化。儘管1961-1962年中蘇都有意緩和矛盾，修復關係，但是所堅持的原則仍然是要對方承認錯誤。而1963年7月的兩黨會談的結果再一次表明，中蘇之間已經沒有妥協餘地。中蘇同盟的破裂成為不可挽回的事實。 結構分析：決定中蘇同盟破裂的兩個內在因素 面對中蘇同盟瓦解的過程，人們不禁會問，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為什麼要置中蘇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體利益於不顧？中蘇兩國為什麼會從當初的良好願望出發，走到了最後雙方都不願意看到的結局？就社會主義的同盟而言，這並非個別現象，因此，其根本原因必須從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普遍原則和理念中去尋求。 研究中蘇同盟的命運有兩個參照物，一個是與此同時存在的西方盟國的內部關係，一個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國家關係。前者呈現出一種穩定性，後者則呈現出一種非穩定性。中蘇同盟的狀況與前者完全不同，卻是後者中的一個典型範例。 在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各國之間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比如英美、英法、美法、美日之間的關係，並非和諧美滿，有時甚至也會發生激烈的衝突，以至出現法國退出北約這樣的重大事件。但是，西方的同盟始終沒有分裂。用前引中情局的方法和邏輯完全可以解釋這一現象：他們之間維繫相互關係的原則和標準是國家利益，而在冷戰時代，這種國家利益的最終體現就是保證在與共產主義世界對抗中西方國家的整體安全。為了這個根本的利益，每個國家都可以、也願意在某時某地放棄眼前利益和個別利益，就是說在需要的時候，他們可以通過相互之間的妥協來保證同盟的繼續存在。 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國家關係的表現則完全不同，那裡明顯地缺乏一種妥協機制。人們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中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兩國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稱，高尚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掩蓋了一切分歧和矛盾；兩國交惡，就惡到你死我活——以至拋棄國際交往的起碼原則和慣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見。 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敵人。這種情況絕非僅僅存在於中蘇關係之中。在歐洲，蘇南分裂後，蘇軍陳兵南斯拉夫邊境，甚至策劃對鐵托實施暗殺；波蘭統一工人黨政治局決定開除一些親蘇分子，便招致蘇聯大軍向華沙挺進；匈牙利政府想要探索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路，即遭到蘇聯的武力鎮壓，其主要成員則被送上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改革剛剛顯示出擺脫蘇聯模式的傾向，蘇軍頃刻之間就毀滅了布拉格之春。在亞洲，中朝、中越之間亦如此，今天是“鮮血凝成的友誼”、“同志加兄弟”，明天就會惡語相向，乃至刀兵相見。總之，從蘇南衝突到中蘇分裂，從蘇聯出兵布達佩斯到中越邊境戰爭，社會主義陣營的同盟關係從未穩定過，不斷的動盪、分裂、改組，幾乎伴隨着同盟的存在而存在。 為什麼社會主義盟國之間出現分歧和矛盾時，就不能實現妥協而保證同盟的繼續呢？為什麼社會主義同盟在其成長過程中顯得如此脆弱呢？首先，這當然不能歸咎於一時一地的政策失誤：即使鐵托沒有因政治局委員茹約維奇向蘇聯駐南大使透露黨內秘密而決定不再向蘇聯官員提供經濟情報，斯大林也會找到其他理由向南斯拉夫施加壓力；即使羅科索夫斯基沒有擔任波蘭的國防部長，哥穆爾卡同樣會指責蘇聯在其他方面侵犯了波蘭的主權；即使赫魯曉夫認可了人民公社的原則，毛澤東追求共產主義運動領導地位的進一步舉措也會迫使莫斯科感到無法容忍；即使赫魯曉夫聽從眾人的規勸而收回撤退在華專家的命令，也無法扭轉中蘇分裂的必然趨勢。其次，恐怕也不能完全用領袖的個性來解釋。一般來說，社會主義國家遵行的是領袖外交，而其結果無疑會使某些個人性格突現在國際交往的舞台上。鐵托的桀驁不馴，斯大林的恃強凌弱，赫魯曉夫的喜怒無常，以及毛澤東的“無法無天”，固然都對他們之間雙邊關係的惡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如果把問題的實質僅僅歸結到這一點，無論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上述情況既然是一種普遍現象，那麼必然與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內在結構有關，人們就需要分析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形成的歷史原因，並進而分析這一關係的政治準則和特性，從中找出那種結構性失衡的關節點。在筆者看來，問題的實質在於社會主義陣營同盟關係中某種固有的結構性弊病，或者說是這種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政治範式先天存在不足。 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內在結構的弊病之一是國際主義理念與民族主義追求的矛盾，以意識形態的同一性替代或掩蓋國家利益的差異性。 在社會主義的早期理論中，人們都把未來社會理想化，幻想一個沒有國家和民族區別的大同世界。“工人階級無祖國”是共產黨人長期信奉的理念。蘇聯的國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一名稱，既不包含地域概念，也沒有主體民族的內涵，其適用範圍在全世界，這就充分表明了當時共產黨人所追求的目標。作為革命黨的共產黨人，在其執政前普遍缺乏國家主權意識。在各個共產黨之間，目標是一致的，理論是統一的，在相互關係的準則上只提倡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很少或未及考慮不同地區和不同國度的差別。及至領導革命成功，掌握了國家政權，在處理相互關係時仍然接續前緣，才發現與現實生活相距甚遠。從共產黨的角度，無疑必須高舉國際主義的旗幟，而從民族國家的角度，則需要維護各自的政治和經濟權益。作為一個國家的代表，共產黨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導國際主義準則與維護國家利益之間的兩難境地。從此出發，可以理解列寧為什麼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前後對“民族自決權”這個問題採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場和理論闡述。 這種理念上的混淆和矛盾特別突出地作用於社會主義國家在處理相互關係時的主張中。平時大家都認可意識形態的同一性，有意無意地掩蓋了國家利益之間的差異性，而當分歧和衝突顯露出來的時候，卻各自有所主張。大國，強國，處於領導地位的國家和黨，通常強調國際主義原則，而小國，弱國，處於被領導地位的國家和黨，則往往強調國家利益。況且，這些主張也是相對而言的。當南斯拉夫指責蘇聯侵犯自己的國家利益的同時，卻要求阿爾巴尼亞絕對服從南斯拉夫的需要，當中共批評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老子黨作風的同時，卻硬要日本、朝鮮和越南黨接受自己的路線。不僅如此，這些主張又因時間和地點不同而異。1956年蘇聯出兵匈牙利被譽為維護社會主義陣地的革命行動，而1968年蘇聯占領布拉格則被譴責是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沒有統一的標準，沒有一致的認同，於是面臨危機時就無法找到妥協的平台和條件，那麼兩國關係的破裂也就成為必然。 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內在結構的弊病之二是同盟內部領導與被領導的組織原則與各國享有平等權利的準則之間的矛盾，把黨際關係等同或混淆於國家關係。 綜觀共產黨之間及共產黨國家之間關係的歷史，大概不會有人否認：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執政黨之間的關係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是混淆在一起的；國家關係是黨際關係的延續，即各國共產黨把他們執政前相互關係的政治形態及其準則帶到了執政後的國家關係中。在現代國家關係中，通行的原則是相互承認國家主權的平等，無論國家大小，應該在此基礎上協商解決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而在共產黨內和黨際關係中，強調的組織原則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這兩個原則之間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 作為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國際組織，共產國際（第三國際）統管包括俄共在內的各國共產黨。這種在統一的意識形態和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原則規範下的結構形式，其本質上是排斥各黨獨立地位的，並體現出各國（各地）共產黨都要服從於一個指揮中心的政治特徵。由於歷史的原因——意識形態的正統性和革命成功的先導性，使得莫斯科一直處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地位，而蘇聯共產黨則實際凌駕於共產國際之上。特別是在斯大林提出“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之後，蘇共就是各國共產黨的太上皇，保障和維護蘇聯的利益就是擁護和實行國際主義的表現。因此，這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黨際關係從結構上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儘管有些黨也曾對此表示不滿，但由於理論上的誤區和實力上的差異，這種政治範式不僅可以合理地存在於社會主義運動的黨際關係中，而且得以延續到後來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關係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東歐和亞洲一些共產黨陸續掌握了國家權力，同時，在冷戰興起的背景下，這些國家組成了社會主義陣營。在這個過程中，各國共產黨很自然地把他們執政前相互關係的政治範式和準則帶到了執政後的國家關係中，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共產黨黨際關係的延續。當然，共產黨情報局的地位和權力是無法與共產國際相比的，斯大林以後的蘇聯領導人也比較顧及陣營其他各國的反應。不過，共產主義運動要有一個中心，社會主義陣營要有一個黨為首，則是所有共產黨共同奉行的準則。既然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執政黨之間的關係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是混淆在一起的，領導與被領導的原則仍舊是適用的，那麼在這裡，實際上也就無從談起完整意義上的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匈牙利在1956年10危機中的地位：蘇聯為平息波蘭危機剛剛發表了《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平等宣言》，卻理直氣壯地派軍隊占領布達佩斯，解散了匈牙利合法政府。 中國人常常指責蘇聯侵犯了中國主權，而越南人又往往指責中國人侵犯了越南的主權，在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中，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表現出來的正是這種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黨際關系所通行的政治準則，即一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範式。既然各國共產黨都強調和承認國際共運必須有一個領導核心，並在意識形態一致性的前提下維護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那麼也就在實際上放棄了各自的獨立性。於是，在黨政合一的政治體制下，在國家關係混同於黨際關係的狀態下，社會主義同盟中各國主權的完整性就很難得到保證。同時，這種關係範式壓抑了同盟各國追求獨立發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團結統一往往掩蓋了同盟內部各國之間在發展水平和利益要求方面的差異。平時大家以兄弟相稱，言談舉止無所顧忌，淡漠了正常的國家關係，等到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那種籠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陰影勢必顯露出來，相互關係也就隨之遇到危機。社會主義陣營內國家關係的這種政治特性決定了社會主義同盟內在的不穩定性：一旦處於領導地位的某個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受到挑戰，或者某一主權國家不再認同他們之間的整體利益，那時，領導與被領導的原則以及局部服從全局的邏輯就不再發生作用，他們之間的同盟關係也就面臨着終結。 在中蘇關係的變化過程中，除了隱含着上述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普遍性矛盾外，還有其特殊性，即存在着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以及為此而產生的證明其意識形態正統地位的鬥爭。蘇聯和中國是社會主義陣營里的兩個大國，一個領導着歐洲各國共產黨，一個指揮着亞洲革命運動，如果他們像以前那樣繼續分工合作，相互協調，社會主義陣營的前景可能是光明的。但是，在1950年代中期，出現了隱患，即中蘇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開始發生變化。蘇共在二十大公開進行“自我批評”，無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動搖了蘇聯在同盟中的領導地位，而中國共產黨則日益崛起，特別是一五計劃的順利完成和參與處理波匈事件取得成功，毛澤東感到他應該對人類未來的發展承擔更大的責任。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開始提出了他的不同主張。從根本上講，那時中國和蘇聯還處於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蘇聯已經進入戰後國際體系，甚至參與構建了這個體系，而新中國則被排斥在國際體系之外；蘇聯黨已經是成熟的執政黨，而中國黨才剛剛掌握政權，還沒有擺脫革命黨的意識。由於這種時差，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對於世界形勢及其發展趨勢的認識完全不同，他們所制定的發展路線和方針也是根本對立的。蘇聯要求緩和，中國則製造緊張，蘇聯希望和平環境，中國則鼓動革命情緒，這種分歧直接影響到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以及如何領導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世界鬥爭的問題。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重要體現是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因為在共產黨的理念中，只有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大旗，也即擁有意識形態正統地位的黨，才具備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資格。於是，中蘇之間在具體的對內對外政策上的分歧就上升為思想政治路線的鬥爭，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單純的利益之爭可以讓步，可以妥協，因為還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領導權之爭不在於實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於思想政治路線的正確與否，因此在原則上是不可調和的。其實中蘇雙方並非沒有認識到他們之間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從本意講，這對兄弟誰也不願意分家，問題是由誰來當家。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不共戴天，列寧主義與教條主義水火不容，所以，中蘇同盟的結局只能是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