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瑞 許多人談起唐代來幾乎神往，恨不得到大唐長安去過兩天舒心日子才好。實際上，唐代長安的老百姓也不好過。那繁榮的市場和令人讚嘆的都市生活，並沒有給下層社會帶來多少好處。 就拿學界津津樂道的唐長安城來說，你不要以為你是城內的市民就能沾上多少光。那個龐大的城垣，只是皇權物化的極致而已，在社會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並不重要。它的規模巨大、宮闕輝煌、布局規整、市場繁榮，恰恰反映出中國古代國家與社會、特別是皇權與社會的對立。在唐代長安，規模巨大的城垣和輝煌耀眼的宮闕，毫無疑問是為了體現並象徵皇權的神聖與帝國的偉大，而不是其他。這種皇權的神聖和帝國的輝煌，不是建立在與民眾、與社會的一致上，而是建立在二者的對立上。因此，都城之“大”，正是為了壓榨出編戶齊民之“小”；高聳入雲的宮闕，正是為了比照出芸芸眾生的低下。今天，我們在地面建築保存完好的北京故宮參觀，就會得到這種感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站在午門外，你所感到的不僅是輝煌，而且還會感到深深的壓抑，感到自身的渺小(見拙作《中國城市布局的歷史軌跡與現代走向》，載《街道》1994年第6～7期合刊)。不但平民百姓要匍匐在都城的腳下，而且整個城市還要匍匐在皇宮的腳下。即使在皇宮內部，無不直線多而曲線少，金碧輝煌多而玲瓏秀麗少，既嵯峨又呆板，既宏偉又僵滯，威嚴有餘而活潑不足，象徵性強而實用性差。在這種輝煌面前，你除了誠惶誠恐、俯首稱臣以外，你還能感到什麼呢？ 在長安城中，最威嚴的莫過於宮城，其次就是皇城。宮城是皇帝所在，皇城是中央衙門所在，普通百姓看着就會發抖。後人對它的自豪，不過是現在的你可以支配它的一種“主人”式虛幻錯覺，當初的平民在那裡可絲毫不會感到自豪，你只能在外郭城那低矮的住宅里，接受那種“天子腳下”所必須的特殊約束。從唐代起，把普通民居所在的郭城也納入了皇權至上的都城布局之中。表面上，郭城與宮城、皇城構成了一個整體。實際上，郭城的自由度和發展空間由此喪失殆盡。隋唐以前，都城建設一般只考慮宮城，即小城，居民區則順其自然，無規則狀，沒有與宮殿形成布局上的配合。這種居民區的雜亂無章不足以襯托君主的偉大，但卻使其具備了相應的發展空間和社會自由度。而隋唐長安則把民居和市場均納入了都城整體，使其成為宮城和皇城的陪襯。最明顯的，就是坊里的設計，基本不考慮居民生活的方便，只考慮服從於皇帝的權威。 外郭城南北排列十三坊，據說就是象徵“一年有閏”；皇城正南的坊里東西四列，據說是“以象四時”；從皇城起向南排列九坊，據說是“取則《周禮》王城九逵之制”(參見《長安志·唐京城》和《唐兩京城坊考·外郭城》)。每坊環築坊牆，形成城中之城，具有高度的封閉性。“坊有墉，墉有門，逋亡奸偽，無所容足”(《長安志圖》卷上)。而且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為向北正對皇城和宮城，建築者認為“北出即損斷地脈”，“不欲開北街泄氣，以沖城闕”(《長安志·唐京城》)，所以只開東西二門，不像其他坊四面開四門。少開兩門兩街，必然會對坊內居民造成不便。所有坊里，除三品以上高級官員和勛戚權貴住宅可由坊中臨街開門外，其餘人等一律向坊內開門，不得直通街衢，更是使坊內居民生活受到諸多障礙。但是，無論你在生活上有多麼大的不便，你只能對有幸住在首都感恩戴德，而絕不能對繞着圈兒走路有所怨言。那些“盲流”之類，更不可能隨便“流竄”到這一“首善之區”。輝煌給普通百姓帶來的，除了不便以外，還有什麼呢？ 由於坊里布局目的在於體現皇權的偉大，所以，儘管靠南坊里居民稀少，卻仍照設不誤。正南距郭城南門明德門尚有兩坊的開明坊，“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興慶宮正南第五坊升道坊，“儘是墟墓，絕無人住”(見《長安志》開明坊、升道坊條)。由此推測，郭城南側的各坊，居民不多，本無設坊的必要。之所以設坊，顯然只是一種政治需要，是“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古代版本。這種“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白居易《登觀音台望城詩》)的呆板整齊，宋人讚譽為“畦分棋布，閭巷皆中繩墨”(呂大防《長安志圖》語)的“一代精製”，究竟是適應居民生活生產的需要還是束縛其需要，一眼即明，無需多辯。 作為都城，長安的街衢極為寬廣，而且方向筆直。“街衢繩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長安志·唐京城》注)據考古實測，除橫街外，其他街道，包括郭城街道，最寬者達176.4米，通城門的大街多寬100米以上，最窄的順城街也寬20至25米(《唐代長安城考古紀略》，《考古》1963年第11期)。在古代的交通條件下，這麼寬廣筆直的街道，顯然不是為實用性的交通而設，而是為統治需要而設。空曠的街道，高聳的坊牆，封閉的閭巷，使居民無處不在專制帝國的龐大身影之下，造就了國家強暴社會的文化氛圍。 許多人都對長安的市場繁榮深信不疑，然而仔細考察，就會發現許多問題。長安的市場，以東西兩市為代表。而規模如此巨大的都市，把商業區限定在兩市，這種“集中統一”的管理模式，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以及經濟活動的實際是高度不適應的。如果說長安市場貿易有過繁榮的話，那也是一種專制集權帝國的畸形繁榮。 東西兩市各方六百步，考古實測要大一些，但是均不超過1平方公里，相對於百萬人口的大都市來說，商業區實在是太小了，僅僅占城市總面積的百分之二。加之高宗武周時還在東西兩市設立了常平倉，修建了放生池，又占用了相當一區地盤。常平倉的儲粟大約在二三十萬石之間(據《唐會要·常平倉》載：元和六年憲宗賑濟京畿饑荒時的詔文有“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之語)，其面積不會太小。常平倉加放生池以及市署管理機構占地之後，真正的貿易區域實在寥寥無幾。在這樣一個面積和空間十分有限的市場中，到底能容納多少大商小賈，有多少普通居民能夠受惠其間，是大有疑問的。僅僅從規模來看，也可以斷定東西兩市不是為一般居民服務的市場。 同整個城市布局相適應，東西兩市的建築規整劃一，由井字形街道把市場劃分為九個區域，市中央設置市署和平準局進行管理。各種店鋪集中設置，形成不同的“行”。為了求得店鋪的整齊，中宗時曾專門下詔稱：“兩京市諸行，自有正鋪者，不得於鋪前更造偏鋪。”(《唐會要·市》)這種禁置偏鋪的做法，顯然不同於今日的禁止占道經營，因為唐代兩市的道路兩側有兩米多深、近一米寬的水溝，偏鋪不可能伸展到水溝之外的街道上。各行的集中設置、顯然不是經濟規律的反映，而是官方控制的表現。所謂的“行”，並不是由貿易活動自然形成的行業，而是古代在行政干預下形成的“某某一條街”。這種集中設置的行，不是商貿活動的發展需要，而是一種“供給”制的需要。如果從東西兩市主要是為政府服務的角度來考察，從政府的“方便”來考慮，不難得出合理的解釋。 東西兩市的位置，都臨近皇城和宮城，這只能說明其貿易活動主要是為皇室貴族和官僚集團服務的。而西市的繁榮，又以“胡商”最為著名。胡商所經營者，多為珠寶珍貴，非尋常百姓可問津。因此，東西兩市，從設計思想到實際效果，主要是為宮城和皇城以及周圍的官邸豪宅服務的，“公款消費”有可能占主要地位。許多文章引吳湊任京兆尹時請客一事為例來說明兩市飲食業的繁榮。“兩市日有禮席，舉鐺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饌，常可立辦也”(《唐國史補》卷中)。其實，這同現今某些貧困地區的餐飲業和娛樂業畸形發達沒有什麼兩樣。以東西兩市某些豪華奢侈消費說明長安城已經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論據不足。另外，最為文人稱道的平康里(坊)，即青樓，恰好就緊挨着皇城。看來，即使在古代中國，色情業只有緊緊傍上權貴才能昌盛，早已成為鐵定的法則。 東西兩市的店鋪規模都不大，1961年發掘的西市房址遺蹟，最長的不過十米，最短的只有四米，進深均為三米多。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店鋪乃是官貴修造，租賃收利。從店鋪的租金來看，其商業的繁榮程度頗有疑問。眾所周知，租金的高低反映着鋪面商業利潤的高低。而在唐朝最為繁盛的時期，官定租金限價月不過五百文。玄宗曾為此頒發詔書稱：“自今已後，其所賃店鋪，每間月估不得過五百文”(《全唐文》卷32)。顯然，顯然，由租金之低可以推測出一間鋪面的每月利潤是十分有限的。至於唐朝中期以後，朝廷對兩市商賈的“借錢”盤剝，增加商稅，括僦櫃質，間架除陌，特別是宮市白望，已經有多種文章述及，對商貿活動的打擊摧殘累累見諸史篇，這裡不再贅述【注】。值得注意的是，德宗在建中三年“借京城富商錢”，“大率每商留萬貫，余併入官”，“大索京畿富商，刑法嚴峻”，“人不勝鞭笞，乃至自縊，京師囂然，如被盜賊”，才搜刮得八十萬貫。經京兆少尹韋祺建議，又按僦櫃質庫法，四取其一，再搜刮得二百萬貫(《舊唐書·德宗紀》)。這樣一場聲勢浩大、動用國家暴力、激起了罷市抗議的行動，幾乎掃蕩了長安市場，所得不過如此，僅夠帝國兩個月的開銷。即使考慮到富商的抵制和隱匿，也反映出長安商賈的資本和流動資金十分有限。長安市場的所謂繁榮，由此可見一斑。 唐都長安在中國都城史上具有代表性。長安城的設計建設，就其本質來說，是皇權的物化，它給予人們的觀感，是天子的威嚴和王朝的神聖，是和當時的皇帝制度緊密結合為一體的。它充分反映了其作為政治中心的威嚴，而遠遠沒有經濟中心的風采。 史學研究中，往往會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下意識的偏差。同樣是大興土木，秦造阿房宮就是暴政的罪證，漢修建章宮就是強盛的象徵。對待唐長安城的研究，如果不囿於“盛世”的先入之見，我們則可以從中看到一些被我們有意無意遮蔽起來的東西。更重要的是，這些東西，至今還在我們的城市規劃與建設中改頭換面反覆再現。如市民望而生畏的某些政府大樓，如只有長官意志而沒有經濟效益的某些市場商廈，如一窩蜂上馬的某某開發區或某某一條街等等。儘管時代變了，形式變了，但文化傳統的延續，歷史基因的遺傳，至今仍在影響着我們。所以，有必要對此進行一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括僦櫃質”為政府強行借貸；“僦櫃”本為民間典當質錢，其時唐朝政府將商業錢糧強制借用四分之一，稱“括僦櫃質”。“間架”為商業用房稅，上等每間二千貫，中等一千貫，下等五百貫。“除陌”為商業交易稅，每成交一貫納稅五十文。以上均在建中三年(782年)實施。“宮市白望”為太監宮人以皇宮需要為名強索貨物。《唐會要》載：“京都多中官市物於廛肆，謂之宮市，不持文牒，口含敕命，皆以監估不中衣服絹帛，雜紅紫之物，倍高其估，尺寸裂以酬價。……市後又強驅于禁中，傾車乘，罄輦驢，已而酬以丈尺帛絹。”《資治通鑑》注稱：“白望者，言使人於市中左右望，白取其物，不還本價也。”白居易的《賣炭翁》：“兩騎翩翩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值。”就是宮市白望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