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開元/華新民：劉達與科大 　　　　　　　　　　　　　　　　　　　　　　　　　·戴開元　華新民· 科大已經５０歲了。 五十年來，科大從零開始，白手起家，篳路藍縷，艱難創業，經歷了狂風暴雨的打擊，終於成長為一所中外知名的中國一流大學。回顧科大的五十年滄桑，不能不提到為科大早期發展做出特殊貢獻的學校第二任黨委書記－－劉達。 科大建校後的頭二十年，可說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屋漏逢雨，命途多舛”。 科大是“大躍進”的產物。自五十年代初中國教育科研體制“全盤蘇化”，教育與科學研究分家以來，中國科學院與教育部門經常為爭奪人才而發生矛盾。大學往往把最好的學生留在本校，中科院卻為得不到優秀人才所苦。１９５８年，中國大地上出現一場如火如荼的“大躍進”運動，中科院決定“借大躍進的東風”，自己辦大學培養科研人員。５月９日，中科院向中央打報告要求創辦大學。６月２日中央書記處批准這份報告。９月２０日，中國科技大學就在北京西郊八寶山腳下正式開學。 科大的原校址（現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東臨解放軍政治學院和七機部二院，西面是八寶山公墓。當年北京高校有句順口溜：“窮北大，富清華，不怕死的上科大”。北大倒不一定真“窮”，清華校長是教育部長蔣南翔，教育部的經費，清華撈到的最多，確實很“富”。科大的經費主要來自科學院，也不窮。但它與死者為鄰，這是科大人“不怕死”的第一層含義。 科大首任校長是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實際主事者是中科院副秘書長、科大首任黨委書記郁文，學校實行“全院辦校，所繫結合”的方針，由嚴濟慈、華羅庚、錢學森、郭永懷、趙九章、錢臨照等中科院的一大批著名科學家兼任校系領導和授課教師。辦校宗旨是為中科院和國防科委培養一流研究人材。學校的專業設置，以新興、邊緣、交叉學科為主，對學生的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和外語要求高於一般大學。例如近代化學系的化學物理專業，幾乎囊括普通大學物理系和化學系的全部課程。課程過多，再加上學校初創即遇到“三年困難時期”，導致科大的學生有“三多”：戴眼鏡的多，端藥罐子的多，因病休學、退學甚至死亡的多。這是科大學生“不怕死”的第二層意思。 科大在三、四個月內從無到有，的確是“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大躍進速度”，為中外教育史上罕見之舉。當時中共中央和科學院創辦科大的主觀動機不能說不好，但由於缺乏經驗，不懂教育規律，匆忙上陣，倉促辦學，給科大帶來先天不足的嚴重缺陷。儘管科大的學生素質不錯（１９６５年清華新生的平均每科高考分數為８２分，北大為７９分，科大是８１.９分），中科院也抽調了一批科學家和科研人員來科大任教，但科大卻相對缺乏經驗豐富的從事基礎課和專業基礎課教學的講師和助教。與北大、清華等老牌大學比較，科大圖書館的藏書量不多，尤其缺少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圖書期刊。另外，科大的校園非常簡陋，除校門附近的幾幢小樓有幾棵樹，整個校園光禿禿的，幾乎沒有綠化地。體育運動場所也很有限，到１９６５年郭沫若校長才用自己的四萬元稿費，為學生修建了一個露天游泳池。 科大從創辦之初，也和當時中國的其他大學一樣，受到“極左”政治路線的嚴重影響，貫徹“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科大的校歌有這樣的文字：“迎接着永恆的東風，把紅旗高高舉起……紅旗要紅過九重，在黨的溫暖哺育堅強領導下，為共產主義事業做先鋒，又紅又專……學習偉大領袖毛澤東”。在１９５８年９月的科大開學典禮上，陳毅、聶榮臻就明確指示：科大應該按照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樣子來辦。科大屬於理科院校，其所有專業招收學生的“政治條件”與國防院校相同，要求全部達到“機密專業”（當時大學考生的“政治條件”分為絕密專業、機密專業、一般專業、不得錄取四類）。各班學生配備“又紅又專”的黨員教師擔任“政治輔導員”，教師、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非常緊。四清、反修、軍訓、支農、修運河等各項政治活動，一個不缺。不過，由於有科學院這顆大樹的支撐，科大比教育部直接管轄的其他大學比更重視“專”。 １９６６年６月，科大和全國其他學校一樣，遭受文革風暴的猛烈衝擊，全校停課，學生造反、武鬥，幹部、教授和教師被批鬥，學校元氣遭受極大損傷。雪上加霜的是，為了“備戰”，在中央命令下，科大於１９６９年底從北京遷到外地，全校師生員工象一支狼狽逃跑的敗軍，流離轉徙，先跑到當時不通鐵路的河南南陽，後去只通公路和水路的安徽安慶，最後在合肥落腳。遷校過程中，教師流失一半，儀器設備損失一大半。科學院把科大推給三機部，三機部還不願要這個“包袱”，勉強與安徽省共同“接收”科大，此時的科大就象一個失去爹娘的苦命孤兒，從天堂掉到了地獄。 劉達與科大的不解之緣發生於動盪不安的六十、七十年代。 劉達（１９１１－１９９４）原名劉成棟，黑龍江肇源縣人，１９３５年在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讀書時參加“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次年加入中共，１９３７年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後任雁北地委書記等職，１９４５年赴東北任陳雲秘書。次年，哈爾濱解放，劉達任首任市長。以後，他先後在東北農學院、黑龍江大學等擔任校長、書記等職。１９５５、５６年，劉達任林業部、森林工業部副部長。１９５９年，劉達到黑龍江農村調查後，認為大躍進運動“勞民傷財”，“破壞生產力“，被黑龍江省委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職罷官，從行政六級降為七級。１９６２年，在劉少奇干預下，劉達的“右傾”之罪得到“甄別”。據說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要劉達在駐外大使和大學領導職務之中任選一個，劉達挑選了後者。１９６４年初，劉達接替郁文，出任科大黨委書記。 １９６６年６月初，文革風暴興起，科學院的工作組進校，劉達先被停職，後被打倒，戴高帽，掛黑牌，挨批鬥，游校園示眾，清廁所，掃馬路，關牛棚，自是家常便飯。１９７２年，在老上級王震、科大學生張臘狗等人幫助下，劉達官復原職，時年６１歲，“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仍想在科大做出一番事業。但四人幫還在台上，學校一些幹部處處制肘，使他有志難伸。科大遷校合肥後，與北京的中科院研究主體距離遙遠，對學校發展極為不利。劉達於是給周恩來寫信，向郭沫若登門求援，要求把科大遷回北京，卻碰了一鼻子灰。上壓下擠，加上文革中受迫害而導致健康不佳，使劉達在１９７５年不得不黯然離開科大，到北京任國家計量總局局長。 從１９６４至１９７５年，劉達在科大一共待了十一年。其中五年蹲牛棚，實際主事僅五年多。在這短暫的數年內，劉達至少為科大做出兩大貢獻，在科大校史上留下光輝燦爛的一頁。 劉達的第一個重要貢獻是竭盡全力，為科大培養和保護了一批教學、科研人才。 六十年代初，北京市市長彭真和公安部長羅瑞卿決定把北京變成一座沒有“階級敵人”的“水晶城”，下令各單位和居委會把各種“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清理出北京。科大青年教師中，不少人是從中科院各研究所和其他單位調來的“政治處理品”，包括在“反右”等政治運動中受到處分，內控“右派”等各種有“政治問題”的人。接到上級命令，科大也清理出一百多名教師，準備調到外地。當時並非黨員的科大副校長嚴濟慈先生，拿着被清理教師發表的論文，向黨委書記劉達提出“異議”。劉達居然敢對抗北京市委和公安部的命令，下令人事部門中止清理這批教師的調令，為科大保留了一批優秀的中青年教師。 文革前，教育部宣傳北京航空學院“又紅又專”優秀學生范興言，全國各大學爭先恐後學之，劉達卻在科大印發南京大學高材生溫元凱的材料。范興言的突出“成績”是“活學活用”毛選。溫元凱的特點是在大學二年級就學了數門外語，寫出具專業水平的科研論文。文革中溫元凱被分配到浙江一家小型化工廠當工人。１９７２年，劉達獲“解放”後，把溫元凱調到科大任教。 文革後期，劉達以大無畏的膽略和魄力，頂住極左派的壓力和攻擊，舉辦“回爐班”，充實學校師資。科大的師資力量原先就很薄弱，遷校合肥後，許多教師離開學校。１９７２年，劉達利用林彪集團垮台、極左路線稍為收斂的機會，在全國挑選三百多名１９６７－１９７０屆科大畢業生返回母校培訓兩年，然後擔任教師。次年，四人幫在教育界大搞“反回潮”、“反覆辟”，劉達又成為極左派鬥爭的對象。一些投機分子和“工農兵大學生”藉機發難，通宵圍攻劉達，逼迫他簽署文件，把全部“回爐生”退回原單位。但劉達憤然回答：“你們就是整死我，我也不簽字。”。後來這批“回爐生”成為科大教學科研的主力。 劉達對人才的愛護，還體現在對一些“反動學生”、“反動教師”的處理上。近代化學系系青年教師邵良衡，原在某保密研究所搞科研，在“暴露活思想”運動中承認，曾到蘇聯大使館附近轉悠，想去蘇聯，被定為企圖叛國的“反革命分子”。劉達把邵要回科大“監督改造”，實際上是把他保護起來。力學系６０級學生江建銘，畢業前給中央寫信，反對批判蘇修，被定為“反動學生”。劉達認為這只是思想認識問題，照樣讓他畢業，並分配到保密工作單位。該單位發現江有“政治問題”後，把江退回給學校。劉達讓江留在科大，還把江給中央的上書印發給馬列主義教研室“批判”。聽了那些教員的“批判”後，劉達說，你們這些馬列主義教員水平還不如江建銘。以後江一直留在科大，文革後任科大校刊的編輯。 文革期間，物理系教師“王允然”等人在艱難條件下研究天體物理，在學術刊物上介紹外國的“黑洞”、“宇宙大爆炸”等新理論，被“上海幫”控制的《自然辯證法》批為“偽科學”。劉達不理睬上海幫的大批判，鼓勵和大力支持王允然等人的研究，使中國科學家在天體物理領域占有一席之地。 １９７７年，劉達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他人在清華，卻沒有忘記科大。他親自寫信推薦，幫助流散全國各地的許多科大畢業生，得以返回科研教學戰線。廈門大學天體物理學家盧炬甫，就是在劉達幫助下得以返回科研單位的。 劉大對科大的第二個重大貢獻，是在１９６５年底大膽進行教育改革的試驗，推行學分制，開共和國高校體制學習西方教育制度之先河。 １９４９年後，中國全盤採用蘇聯教育制度。舊大學或解散，或解體，或合併。清華、交大等變成純工科學校。北大、復旦等“綜合大學”僅剩文、理二科。其餘鋼鐵、石油、地質、航空、化工等校，專業面更為狹窄。學生一進校，即被分派某一專業，按照指定課程學習，毫無選擇餘地。 １９５８年大躍進的慘敗，導致１９６２年的調整。國民經濟稍有起色，毛澤東即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１９６３年以後，教育界“左風”愈刮愈烈，實行“階級路線”，批蘇修，讀毛選，學雷鋒。１９６４年，毛澤東指示“舊教育制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學制可以縮短”，“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劉達到科大上任後，用三個月時間拜訪科大的教授和科學家，結合自己就讀輔仁大學的經驗，對辦好科大形成自己一套想法。１９６５年他以貫徹毛主席指示為名，“偷天換日”，開始教育改革。 劉達的教改，可歸結為“三化”：自由化，英語化和西方化。 一、以學生為中心，推行西方大學的學分制，大搞“自由化”。大幅減少必修課，每學期僅規定三門必修課（包括外語），每門主課三個學分，學生完成規定學分即可畢業。學生可自由選修全校任何專業、任何年級和任何教師的任何課程，可以跳級、單科升級和提前畢業，也不去聽課，完全自學，只要期末考試及格即可。據文革中大字報揭發，劉達還打算取消全校低年級學生的專業劃分，新生進校後，先學兩年基礎課，再按學習成績和學生的意願定專業。 二、重視英語。文革前，除了外語院校，科大是全國最重視外語的大學。學校規定，學生必須掌握兩門外語才能畢業。劉達的教改，尤其強調英語。１９６５年新生入學後，無論原來學過何種外語，必須首先學英語，英語過關後才能學其他外語。未學過英語的新生，編入英語慢班；學過三年英語的，進入快班；學過六年英語的，進入特快班，由外語教研室主任田雨三教授親自用英語授課。 三、直接採用英美教材。過去科大與其他大學相同，採用蘇聯教材和中國其他大學或本校教師編寫的教材。１９６５年，科大一些課程開始直接採用美國教材，例如化學物理專業的普通物理學，就採用的是李重卿翻譯的美國哈里德？瑞斯尼克的《物理學》。 這場教改極大地調動了科大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和競爭意識。科大的大多數學生原是各中學尖子生，個個雄心勃勃，人人爭先恐後，都想多選課，多修學分，除了吃飯、睡覺和體育鍛煉，其餘所有時間都用在學習上。飯堂吃飯排隊，掏出英語單詞本念念有詞的人不是個別。不難想見，這場極有戰略眼光、極具前瞻性的教改，如不是因文革而中途夭折，必將為中國科學事業培養出更多的科學人才。 文革一來，教改不僅半途中止，而且遭到嚴厲批判。但劉達的教育思想卻在科大產生了持久的影響。科大後來搞學生“回爐”，在全國高校外語評比中多次獨占鰲頭，創辦全國第一個少年班，建立全國第一家研究生院，考研和出國留學的比例全國第一，甚至進行低年級生不分專業的試驗，皆與劉達當年教改留下的遺產密切相關。 劉達在文革中被“專政”期間，發生過不少“趣聞”。一天，他向專政隊“匯報思想”，說他打掃教學大樓一至六樓的廁所，發現使用人數最多的一樓廁所最髒，六樓廁所最乾淨，他建議今後設計樓房，一樓廁所應該大一些，樓層越高，廁所面積應該越小，使專政隊頭頭哭笑不得，也表現出他觀察細緻和辦事認真的態度。 科大群眾組織“東方紅公社”派張臘狗（張臘狗後改名張恆烈，曾任江蘇省質量技術監督局副局長）等學生監管劉達。劉達身處逆境，不卑不亢，實事求是地敘述自己的經歷，這種態度令張臘狗等人肅然起敬，覺得劉達一身正氣，關心國家前途和民眾疾苦，認定他是“好幹部”，並成立“幹部問題聯絡站”，決心保劉出山。但１９６７年底，康生、楊成武等說劉達一直追隨劉瀾濤、彭真等“壞人”，一貫“右傾”，於是劉達被定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１９７１年，劉達仍在牛棚關押。張臘狗修書王震，陳說劉達冤情。王震曾在雁北地區同劉達共事，對劉印象不錯，稱劉是“與工農兵結合得最好的大學生”。他打電話給時任安徽革委會主任的老部下，劉達才獲得“解放”。 劉達“解放”後在科大官復原職，不僅沒有打擊報復那些文革初期整過自己的人，反而以寬闊的胸襟，盡力團結反對他最力的那一派，首先“解放”數名“打倒劉達”最堅決、後來因其他事挨整的幹部教師，為反劉派的主要頭頭安排重要職務，並介紹其中一人入黨，還住到反劉人物最多的近代化學系的單身教師宿舍，與教師朝夕相處，以圖化解恩怨，共同辦好科大。對於在文革中保護過他、想要調回科大的學生，他從不干預他們的調動事務，甚至勸說保他最力的張臘狗不要調回科大，以免落下“用人唯親”的話柄。 １９６０年代的中共高幹大致可分三類。第一類，竭力討好、吹捧最高領袖及中央當紅權勢人物，以便往上爬，林彪、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可謂此類典型。第二類，循規蹈矩，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對上級指示從不懷疑，或明知有錯也不敢抵制，此類人物為數甚多。第三類，仍保持革命初期的理想，關心民眾疾苦，從不計較個人升降得失，敢於抵制上級甚至最高領袖的錯誤指示，在無力改變政治大環境的情況下，力爭多作一些利國利民的好事，彭德懷、劉達就是這類幹部的代表。 然而，和彭德懷不同的是，劉達是一個受過英美式教育的知識分子，對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問題有一套更系統、更成熟的理念，因而對極左路線的抵制更自覺、更堅決，對“最高指示”更不迷信或盲從，更敢於推行和堅持自己的理念。１９５９年他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以後並沒有認錯。文革前，林彪把最高領袖吹上了天，劉達卻在科大全校大會上公開地說：“有人說，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難道主席吃飯、喝水、上廁所說的話，也一句頂一萬句嗎？”“人都會犯錯誤，毛主席也有錯誤，你到革命博物館看主席的手稿，塗塗改改很多，沒錯誤為什麼要塗改？”文革風暴即將來臨之際，他竟敢在天子腳下，偷梁換柱，推行以西方教育制度為模式的教改。文革中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關進“牛棚”之後，他並不像當時一些被整的幹部那樣，為了自己“過關”而做違心的“檢討”，或者胡亂“揭發”他人的“罪行”。文革後期他獲得“解放”後，並未吸取“教訓”，又在科大採取了一個全國獨一無二的“回爐”行動。 抗戰時期，張春橋、馬天水是劉達的下屬，直到文革前夕，馬天水來北京，還經常探望這位老上級。劉達被關入“牛棚”後，如果給當時大權在握的張、馬寫信求援，不僅可能提前“解放”，而且還可能升官，但他從未有過這種念頭。文革結束後，他也沒有去攀附位高權重的王震，謀求在仕途上更上一層樓。世人看來，劉達在官場上也許是一個“不合時宜”、“不識時務”、總是得不到當權者喜歡的人。但筆者認為，劉達像顧准那樣，是中共幹部中罕見的“異類”，是走在時代前面的先知，是頂天立地的“大寫的人”，是中華民族的真正脊梁。 劉達去世已經１４年了。在科大慶祝建校５０周年之際，筆者在異國他鄉懷着沉重的心情寫下這些文字，以表達對這位中國傑出教育家的深切敬意。科大的校史可以隻字不提劉達，他的光輝形象卻永遠銘刻在筆者的心中！ 參考文獻 [1]戴開元 華新民：《科大，你怎能忘記劉達？》http://tieba.baidu.com/f?kz=222707261 [2]王允然：《吃刺蝟的年代------科大的創世紀》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gtang/library/fanglizhiciwei.htm [3]劉祖平：《我心中的劉達同志》http://yuqiang.blogdriver.com/yuqiang/977148.html [4]阮耀鍾：《科大永遠不能忘記劉達》http://q.blog.####.com.cn/ruoshui/blogfile/4e5f987f01008hy0&dpc=1 [5]張永謙：《劉達》http://arch.ustc.edu.cn/story/ld.htm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６日定搞 （本文將刊於中國科學院主辦的《科學文化評論》第５卷第５期，２００８年１０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