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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學蓬（何福聖口述）
“西安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心中威望劇增，延安一時成為中國革命的聖地，到處都流行着一句話“要抗日到延安去”。每天都有許多人涌到延安來，他們中的大部分 是青年男女學生，成群結隊，翻山越嶺步行而來。延安很快便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的景像。
待軍政大事安排就緒後，中央便着手批判張國燾犯下的一系列嚴重錯誤了。
可是，由於處置失當。批張很快便發展成為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
而這場運動的發軔則是河西走廊傳來的西路軍全軍覆沒的噩耗。張國燾立即成為眾矢之的。而他拒不承認他對西路軍的失敗負有責任，因此形成了這場運動不應有的複雜局面並導致發生了嚴重後果。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所有的史料都一致認定：是張國燾假借中央名義，提出“建立河西走廊根據地”、“打通國際路線”的錯誤，組織西路軍兩萬餘人渡河西征。西路軍雖英勇抗擊，但終遭慘敗。是張國燾給黨和紅軍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由於黨內恢復了實事求是的作風，這段歷史才得以澄清：西路軍是張國燾為執行中央軍委制定的“寧夏戰略計劃”而組建遠征的，並非張國燾個人所為。
而在當時，運動的組織者偏偏極不適宜地以追究西路軍失敗的主要責任掀開了批張的序幕。這雖然有利於刺激廣大黨員和紅軍的情緒，以調動他們鬥爭的積極性，但因有違於事實而引起知道真情的四方面軍高級指揮員們的重大反感。
由於未能緊緊抓住張國燾企圖用武力脅迫中央南下和另立中央的核心問題，加上方法不當等因素，以致運動深入到教育爭取四方面軍廣大官兵同張國燾的反黨路線劃清界限時，一場醞釀巳久的風波猝然在剛由紅軍大學更名為抗日軍政大學不久的校園裡爆發了。
當時，四方面軍有大約五百名軍、師、團級幹部正集中在抗大學習。他們對批張運動一時轉不過彎來本在情理之中，但運動的組織者和積極分子卻習慣於以前那一套“整思想即整人”的作法。把他們看成是張國燾的“親信黨羽”強迫轉變立場。
這樣的觀念和做法，顯然背離了運動發起者的初衷。也使四方面軍的幹部們形成一種錯覺：批張是虛，對四方面軍進行全面整肅才是實。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經歷過鄂豫皖和川北的“大肅反”，對這親的運動餘悸猶存。
懷着強烈的牴觸情緒，他們中的一些人常常跑到鳳凰山中央機關駐地找張國燾訴說委屈，而張也不斷地給他們的激烈情緒火上澆油。
恰恰在這時候，發生了黃克功槍殺女學生的惡性案件。
黃克功是一方面軍戰功赫赫的年輕將領，當時也在抗大學習。他很喜歡一位從內地投奔延安的女大學生，然而這位姑娘卻不愛他，幾次婉言拒絕了黃的追求。一天傍晚，黃再次約她到延河邊談話，遭到姑娘明確的拒絕，黃一怒之下，掏出短槍將女大學生打死在延河邊上。
毛澤東聞訊後大怒，揮淚斬馬謖，下令槍斃了黃克功。
為防患於末然，莫文驊領導的抗大政治部下令所有在校學員繳出隨身攜帶的武器，由校方集中保管。
可是，四方面軍的學員卻誤以為這是針對他們而採取的措施，更加激起了他們的怨忿。
而公開表現出這種憤慨情緒是在抗大操場舉行的那次大規模的批張會議上。毛澤東和中央在家的領導人全都坐到了主席台上。
張國燾剛一露面，一幫積極分子就衝上前去，反扭他的胳膊，把他往主席台下拖。
我和積極分子們爭吵推搡起來，壩子上坐得密密麻麻的抗大學員們也都出現了混亂，表現出的卻是截然不同的情緒。
這時候，毛澤東站了起來，制止了台下的野蠻行為，
但是，在批鬥會的過程中，火藥味依然很濃，張國燾的態度也很頑固。
當一位叫錢均（一九五五年授銜為少將）的學員在發言中突然脫下鞋子，往張國燾臉上猛力扇去時，張捂着臉大叫起來：
“我抗議！我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你居然敢打我！”
錢均立即受到毛澤東的喝斥，被羅瑞卿逐出了會場。
但即便如此，卻依然惱了許世友。他在人叢中霍地站起來，圓睜豹眼，沖主席台上吼道：
“媽的，這是幹啥？開的是批判會，還是打人會？這些混帳東西說了這麼多，有幾句是真話？說我們四方面軍撤離川陝根據地是逃跑主義，我就不服！哪來這麼多主義，打不贏就跑，換個地方再打嘛。你們中央紅軍要不逃跑主義，咋會從江西跑到這黃土坡坡上來了？”
許世友這樣的態度，只能激起公憤，頓時，會場上響起了震天動地的口號聲，“打倒反動軍閥許世友”、“許世友是混進革命隊伍的土匪頭子”。積極分子們一擁而上，將許世友也拖到主席台下，與張國燾並排站在一起。
許世友掙扎着扭過頭，向着台上大吼：
“姓毛的，你說一句話，我許世友，是不是土匪？”忽地，一股鮮血從他口中噴出，他陡然倒下了。
許世友病了，原四方面軍的官兵們視他為敢於仗義直言，惹得“龍顏”大怒的英雄，抗大的學員們也紛紛到醫院看望他，一起發泄對毛和中央的不滿。
就在這時，許世友串聯了一大幫在抗大學習的原四方面軍的高中級幹部，決定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午夜後舉事，殺死某某某，然後從北門城牆腳下的水溝爬出去，重回大巴山，與留在蘇區打游擊的許的老部下劉子才部會合，另豎紅旗。
參與密謀然而最終卻在舉事的當天下午幡然悔悟的四軍政委王建安悄悄離開寢室，向莫文驊主任作了密報。莫文驊大驚，飛報毛澤東。毛既驚又怒，急派中央政治保衛局局長周興同志親率中央警衛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衝進抗大，將許世友、詹才芳、劉士模、陳再道、陳錫聯、洪學智、朱崇德、吳士安（包括王建安）等三十餘人一網打盡，投入了大牢。
而抗大政治委員何畏在許等被抓後情緒激動，到處公開發表煽動性的講話，表示從此後再也不相信毛澤東為首的中央。何畏也因此被抓。
幾十年後重提這樁歷史公案，許世友如此言道：
“到延安以後，有人說張國燾如何長如何短，我也不作聲，只要你不就到我頭上我就不管。以後西路軍失敗的消息傳來，我非常痛心，半月沒有休息好。加上反張國燾路線聽了不少胡言亂語，有的說我們是托洛茨基，有的說我們是土匪，下面的幹部也都看不起四方面軍的同志，我非常生氣，氣得吐了血到醫院療養……。在病休中，鬥爭會一天比一天開得厲害。這時，四方面軍的營、團、師、軍級幹部都來看我，沒有一個不哭的。一連這樣3天，尤其是軍、師級幹部的哭，對我影響很大，過去都是老同志，現在卻感到沒有了出路。我想了幾天想出辦法來了，他們再來看我時，我就對他們說：‘我們回四川去，那裡有劉子才，他們有一千多人，又是我的老部下，在這裡某某某說我們是反革命，我們到四川去叫他們看看我們到底是不是革命的。願去的就走，不願去的也不要告訴中央。到第三天，有二十多個團級幹部、兩個營級幹部、六個師級幹部、五個軍級幹部，都願意走。”
長期領導四方面軍的徐向前元帥在《歷史的回顧》一書中直截了當地表明了他的看法：
“抗大搞出個‘反革命事件’，關押了許世友等數十名高級幹部，罪名是‘組織反革命集團’、‘拖槍逃跑’等等。其實，這是個冤案。”
作為“反革命武裝暴亂集團”的首犯，許世友受到了最嚴厲的懲罰，先給他帶上腳鐐，後來又加上了手銬。
四天后，身陷囹圄的許世友真可謂雪上加霜，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擊，他的妻子雷明珍迫於政治氣候的壓力，站出來和他劃清界限了。
我多年來一直認為，批判張國燾的嚴重錯誤是應該的，可是，由於在運動中採取了許多左的作法，錯誤地將四方面軍的廣大官兵與張國燾捆在一起批，大搞人人過關，搞得當時在延安占絕大多數的四方面軍官兵人人自危，灰溜溜地抬不起頭來。對批張運動，我們普遍的抱有強烈的牴觸情緒。而且這場運動的發起，又恰恰是在陳昌浩、徐向前率領的由我們四方面軍兩萬多官兵組成的西路軍全軍覆沒的消息傳來的時候，我們就覺得有一點乘人之危的意思。抗大風波爆發後，我們從內心對許世友、洪學智他們都抱有強烈的同情，覺得他們是真正的好漢。
許世友被抓後，雷明珍馬上跑來找李玉蘭，說她也受到了牽連，上級把她的婦女部主任的職務撤了，還逼着她寫材料檢舉許世友的反革命言行。她當時非常恐慌，說許世友這次禍闖大了，肯定要被槍斃。
李玉蘭叫上我，兩人陪她在延河邊上轉了一個晚上，想安慰她，又沒辦法安慰她，因為我和李玉蘭也都認為許世友這次肯定沒命了。
誰知雷明珍沒能頂住壓力，寫了一張紙條，叫許世友的警衛員張賢俊送到了牢中。紙條上寫着：
許世友，我恨你！我決不愛一個反革
命分子！為保革命的純結性，咱倆的事情一
刀兩斷。我堅決要求離婚！你看後馬上簽字。
黨的忠誠戰士：雷明珍。
許世友看後大怒，立即在紙條上寫到：“堅決離婚！許世友！”
組織的誤會，妻子的無情，運動積極分子的窮追猛打，把許世友氣懵了。他弄不明白自己為革命打了上千次仗，身上傷疤重傷疤，到頭來卻莫名其妙地成了個反革命。他也不能理解長期領導他們的張國燾為什麼會是個壞人。他把眼前所受到的這一切全都歸到了這場運動的發起人毛澤東身上。砍頭不過碗大的疤，他豁出去了，索性當着審訊、看押人員大罵毛澤東。他以為這樣一罵，必然有人會報告上去，毛澤東一動怒，就會下令槍斃他。如果真能那樣死去，服也算得上四方面軍的一條頂天立地的英雄好漢了。
正全神貫注緊盯着西安、南京動向的毛澤東被驚動了。他把具體負責這場運動的中宣部長凱豐和最高法院院長董必武召到他的窯洞裡，詳細了解了抗大風波的情況。
凱丰情緒激烈，要求毛澤東應施以嚴厲手段處置。
而董必武提供的情況對於毛澤東親自出面糾偏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董老說，他巳經分別審訊過許世友、詹才芳、洪學智、陳錫聯等人，也和曾參與策劃，事到臨頭又幡然悔悟，向中央密報的王建安談過話。他認為根據目前掌握的證據與情況，尚不能將抗大風波視作一次集體的反叛行動，而只是他們對在抗大進行的批張運動存在嚴重的擴大化傾向，把所有原四方面軍的官兵和張國燾不加區別地當成了批判對像強烈不滿，因此憤而作出了過激的行為。他們在反抗時說的那些出格的話，似不可以此作為定罪的依據，而應視為一時衝動之下的錯誤言論。他力陳許世友決不可殺，殺許，必然會引起原四方面軍官兵的更大恐慌，有可能激化出更大的亂子。
董老還強調了最有說服力的一點，這批密謀拖槍出走的高中級幹部，在風波爆發之前都沒有和自己指揮的部隊取得聯繫。而當時的情況是，布署在延安地區的部隊中，原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一軍仍占紅軍總數的一半以上。
毛澤東聽到這裡坐不住了，他起身在窯洞時走來走去，大口抽煙，隨後問董必武：
“董老，他們想跑的一共有多少人？”
董老回答：“三十六個，巳經全部抓起來了。”
毛澤東惱怒地沖凱豐道：
“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這麼多紅軍中的高級幹部反對我們，你還能說你正確得很麼？凱豐啊凱豐，我看你是要把他們逼上梁山嘛。”
凱豐委屈地申辯道：
“主席，我是認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麼我的精神？”毛澤東火了，大聲批評凱豐，“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張國燾，你卻不分青紅皂白，一竿子橫掃一大片！我聽說，你還別出心裁，跑到抗大去搞什麼‘究竟是毛澤東水平高還是張國燾水平高’，以此來劃線。還逼着四方面軍的官兵人人交待，搶過老百姓的財物沒有？姦污過婦女沒有？當過反動軍閥的爪牙沒有？簡直是亂彈琴！我看我毛某人，就沒有張國燾水平高，張國燾在雜谷腦，在松崗，在甘孜批我毛澤東批得那樣厲害，可就沒有批一個一方面軍的戰士。可現在毛澤東批張國燾，居然連戰士也不放過！”
那一夜，毛澤東睡不好覺了，一整夜坐在辦公桌前抽煙，不看文件，也不寫文章。連警衛員給他準備的夜宵也不吃。
到東邊天際隱隱露出一點青白色時，他吩咐警衛員通知羅瑞卿，他要親自去抗大牢房裡看看許世友。
鳳凰山中央機關駐地離抗大很近，下個坡，橫穿過一條小街便是。
可是，魯莽的許世友一見毛澤東的面，竟敢拖着腳鐐上去要和他拼命，嚇得負責毛澤東保衛工作的羅瑞卿趕緊叫衛士擁上去，用麻繩把許世友捆得像個粽子。
動彈不了的許世友仍掙扎着昂起頭，衝着毛澤東破口大罵：
“姓毛的，你不是好人！我要有槍，今天就一槍崩了你！”
毛澤東是領袖，領袖也是人，也有人所共有的七情六慾、喜怒哀樂，他一片好心前去，沒想反倒被許世友弄了個沒趣，心中自然有氣了。所以，當他身邊的一些同志再次提出殺掉許世友，以示懲戒時，他點了頭。
羅瑞卿帶着執行隊員前往抗大後，毛澤東卻又顯得心緒不寧了。
桌上的電話突地響了，毛澤東一把抓在手裡。話筒里響起了羅瑞卿的聲音，他告訴毛，許世友拒絕簽名，要求在槍斃前最後再和毛澤東理論一番。
毛澤東就在這最後一刻改變了主意，說：
“羅長子，你把許世友的腳鐐手銬拿掉，馬上帶他來見我。”
可毛澤東萬萬沒有想到，羅瑞卿馬上又向他報告，說許世友堅持要帶他的手槍，否則他不來鳳凰山。
毛澤東毫不猶豫，大聲告訴羅瑞卿：
“把手槍還給許世友，告訴他，我毛澤東不但准他帶手槍，還充許他裝滿子彈。”
許世友接過跟隨自己巳經多年的手槍，手竟抖了起來。他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居然會答應他這帶有試探意圖的荒唐要求，還特意讓羅瑞卿轉告他，“充許你裝上子彈”。他的心顫慄了，淚水溢滿眼眶。過去，由於他長期在張國燾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張國燾對他這位驍勇的戰將是十分器重的。四方面軍有紀律，嚴禁官兵喝酒。可張國燾知道許世友嗜酒如命，對他卻網開一面。八萬官兵中，唯獨允許許世友一人可以喝酒。對此，許世友對張國燾懷有一種士為知己者死的感情——對毛澤東不僅不了解，可以說受張國燾的影響，對毛澤東還抱有很深的成見。在“南下北上”之爭中，他不僅旗幟鮮明地站在張國燾一邊，而且還在陳昌浩把持的右路軍指揮部里充當急先鋒，與何畏、詹才芳等高級將領上演了一場圍攻黨中央負責人張聞天的鬧劇，逼着張聞天拿出黨的最高領袖的權威來，迫使毛澤東改變態度，同意張國燾的南下戰略方針。在圍攻中，他還對毛澤東出言不遜，大加攻擊。
而眼前的事實，卻分明讓他清楚地認識到了一位偉大人物光明磊落，無所畏懼的胸懷。
很快，羅瑞卿把許世友帶進了毛澤東的窯洞。
“許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
許世友呆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僅這一聲親切的話語，就感動得早將生死置之度外的許世友鼻梁發酸，眼中淚花滾滾。
折金山，倒玉柱，他“咚”的一聲雙腿跪地，將壓滿子彈的駁殼槍雙手高舉過頭頂，說道：
“毛主席，他們要繳我的槍，我不給，這槍是我用命去戰場上換來的，我把它交給你！能在死前聽你叫我一聲同志，夠了！我許世友只有一句話：姓許的反對你們拿四方面軍的兄弟當替罪羊，但我不是反革命，王建安、詹才芳、洪學智、陳再道他們也不是反革命！”
毛澤東雙手將他攙起，動情說道：
“四方面軍的幹部，都是黨的寶貝，不是他張國燾個人的幹部。張國燾是黨中央派去的全權代表，他的錯誤應該由他自己負責，與你們這些同志沒有關係。”
許世友哽咽道：
“毛主席，要早一點聽到你這句話，我們就不會幹蠢事了。”
"你有錯，我們也有錯，把你許世友打成反革命，是我們的錯；你許世友受了委屈就帶上人往川北跑，是你的錯。都有錯，我們都改，好不好？"
在毛澤東逝世兩周年之際，許世友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懷念毛澤東的文章，記敘了他當時的心情。
“毛主席這句話，一下子解開了我思想上的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暢，非常溫暖。毛主席多麼了解我們這些工農幹部的心啊！我鬱積在內心深處的苦悶情緒，被毛主席溫暖的話語一掃而光。”
就這樣，巳經被毛澤東下令處死的許世友從此後成了毛澤東最忠誠的戰士。黨史軍史上，也因此而增添了這樣一段動人的佳話。
毛澤東以他獨有的大家氣派和頗具浪漫色彩的方式處理了抗大風波，巨手一撥，便將這艘巳經偏離航向的大船，又推回到了正確的航道上。
許世友被釋放出來，受到開除黨籍八個月的處分，降職使用分配到抗大擔任校務部副部長。
這下，該輪着雷明珍痛苦了。
雷明珍參加紅軍後，開始在王坪醫院工作，與許世友結婚後，調到政治部，在傅鍾手下做文秘工作。長征途中一直在紅軍大學教訓處工作。和我與李玉蘭、王心蘭常在一起。到延安後，被分配到延安縣委擔任婦女部部長。
那段時間裡，雷明珍常常到鳳凰山來找李玉蘭、王心蘭，有時也找我訴苦。李玉蘭在後方政治部徐夢秋手下當秘書，王心蘭在剛剛成立的通訊學校學無線電報務員。我們相隔都很近。雷明珍和李玉蘭都是通江人，她倆的關係最好。王心蘭還是個小女娃，我又是個大男人，所以雷明珍每次來鳳凰山主要是找李玉蘭擺龍陣，找我和王心蘭的時候少。但有關雷明珍和許世友的事情，雷走後李玉蘭都會對我和心蘭擺。
雷明珍那時候痛苦到了極點，她原以為許世友真是反革命武裝暴亂的頭子，犯下的是滔天大罪，肯定會被槍斃，沒想驚天動地地鬧了一場，到頭來只不過是個錯誤，許世友的問題也這麼快得到了糾正。她說她內心還是非常喜歡許世友的，她當初寫那條子，是讓領導逼得沒辦法。
我們都鼓勵她主動寫信向許世友承認錯誤，求得他的諒解，提出復婚。
雷明珍接連寫了好幾封信，叫李玉蘭和王心蘭送去抗大。可許世友連信也不拆。他倆偶爾在街上迎面相遇，許世友也視她為路人，昂昂然大步而行。
後來，我們商量出一個主意，找了個星期天的中午，由李玉蘭和王心蘭去抗大請許世友過李玉蘭的寢室吃飯。
說是請客，其實就是去飯館裡端回幾碗麵條，買回十幾個羊肉煎餅。我們的目的，是想為雷明珍創造一個能和許世友坐在一起面對面談話的機會。
許世友人是來了，可沒想到，我們的一片好心，卻成了泡影。
那天，許世友笑呵呵地一進門，突然看到雷明珍也坐在屋子裡，那笑馬上就凝在了臉上，沖我們吼道：
“何福聖、李玉蘭，你們搞的啥子名堂？”
我壯着膽道：
“許軍長，坐下說，坐下說。”
而李玉蘭和王心蘭沒想到許世友會大發雷霆，被嚇得直哆嗦。
許怕嚇壞了兩個小姑娘，又和緩了語氣說：
“我感謝你們幾位的好意。可對雷明珍，我決不能原諒！我是啥？是她男人吶，男人遭了災，受了屈，她一腳就把我蹬了，還往我心窩上扎刀子。這種女人，能原諒麼？我這個人就這樣，眼睛裡進不得沙子。”說完，他轉身便走了。
我們呆呆地望着許的背影，連喊也不敢再喊他一聲。
雷明珍“哇”地一聲就哭了。
當時，希望他倆破鏡重圓的首長很多，他們也都在積極地做工作。可許世友毫不動心。
後來紅軍改編成八路軍，許世友隨朱總司令去了太行山，重新統兵打仗。
雷明珍着急得很，又跑來找李玉蘭商量咋辦。李給她出主意，說：“你趕快追到太行山去，要不，隔遠了，隔久了，你和許世友的事就真是完了。”雷明珍打了報告，可領導不批，把報告退給了她。雷也有主意，馬上給毛主席寫了封信，雖然毛主席沒回她的信，可是沒過幾天，領導主動跑來要她的請調報告，還說：“雷明珍吶，你真有能耐，連毛主席都為你去太行山出面打招呼。”
誰知，沒過多久，雷明珍又回到了延安。李玉蘭後來告訴我，雷明珍到太行山後，首長們都很關心，紛紛找許世友談話，可全沒用，許世友固執得像塊石頭。陳毅不耐煩了，叫警衛員把許世友和雷明珍鎖在一間屋子裡，強行要他倆見面、談話、溝通思想、做夫妻。許世友不領這份情，大聲喊開門，入喊不開，他一掌就把門砸爛了，沖陳毅嚷道：“捆綁不成夫妻，我是你的兵，別的事，我聽你的，這事，不成！”
許的態度傷透了雷明珍的自尊心，她和許的情份，從那以後就徹底地斷了。
後來，組織上強迫李玉蘭嫁給徐夢秋，李寧死不干，雷明珍也積極地給也出主意，幫助李玉蘭掙脫這根紅絲線，可惜未能成功。李玉蘭嫁給了徐夢秋以後，王心蘭也嫁給了肖華，雷明珍一直到一九四一年，才嫁給了陝北公學的一位教師。
建國後，她隨丈夫去了廣東，和在通江縣民政局工作的李玉蘭時有信件往來。聽李說雷明珍的愛人是廣東一所大學的黨委委書記。李玉蘭過世後，我就再沒聽說過雷明珍的消息了，她現在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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