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烈：《江青傳》第三章　初闖上海 借住在上海田漢家中 匆匆踏上南去的海輪，駛出膠州灣，向上海前進。 頭一回坐海輪的江青，沒有興致欣賞大海的景色，她被大海的波濤顛得頭昏腦脹，嘔吐不已。一個姓王的濟南藝專的學生向她獻殷勤。看出他不懷好意，她更加心緒不寧。 所幸當輪船在黃浦江泊岸時，她左等右盼，終於見到一位二十八歲的青年前來接她。此人名叫史東山，原名匡韶，浙江峽石人。由於家境貧寒，史東山十七歲 來到張家口，在電報局當報務員。十九歲起，在上海影戲公司繪製電影背景。這樣，他涉足影戲圈。一九二五年，二十三歲的他參加“徵文”比賽，以電影劇本《柳 絮》中選，不久當上導演。不過，此時他尚屬初出茅廬。後來，他成了中國電影界的名導演。特別是在一九四六年，導演了《八千里路雲和月》，轟動了全國。 據云，史東山是奉左翼劇聯（即“左翼戲劇家聯盟”）之命，和前山東實驗劇院話劇組教師李也非一起，前來接待這位青島“海鷗劇社”的成員。江青上了史東山喊來的出租汽車之後，這才記起把一件行李忘在輪船的甲板上了！ 本來，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並不承認她這個未經明媒正娶的兒媳婦，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鶴齡家暫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見田漢。 田漢的大名，對於江青來說，早已如雷灌耳。田漢是南國社的創始人，跟俞珊、黃敬都熟，跟江青的老師王泊生、吳瑞燕也都很熟。江青所演的《湖上慘事》，編劇便是田漢。 田漢在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擔任中央文委委員。他參加發起過中國自由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左翼戲劇家聯盟（簡稱“劇聯”），擔任“左聯”常委、“劇聯”黨團書記。 當江青前往田漢家拜訪時，廖沫沙正住在田漢家。廖沫沙本名廖家權，湖南長沙人，田漢的同鄉，也曾在徐特立為校長的長沙師範學校學習，一九三○年五月加入中共。此時，正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在“文革”中，廖沫沙作為“三家村”中的一家受到江青撻伐，那是後話。 劉茵所寫《繁星閃耀——記廖沫沙》，內中記述了廖沫沙回憶的江青頭一回到田漢家的情景，頗為珍貴。只是文中按晚年的習慣稱他為“廖老”，其實他當時不過二十四歲罷了。 三十年代，田漢給藝華電影公司撰寫劇本，廖老作為他的助手，住在田漢家。 一天，黃敬的姐姐俞珊帶來一位女士，說是從北方逃難到上海，請田漢為她找個住處。廖老就這樣認識了這位李女士。其實，這位女士早已慕田漢之名，想投 奔他的門下，這次找上門來，絕非偶然。她與廖老見面後又說又笑，東拉西扯，呱呱啦啦不停。田漢家房子不多，只得安排她和保姆同住一室。當時，廖老與田漢住 到旅館裡去寫劇本，妻子又回湖南去了，他在田家分住的房間空着。有一次，江青見廖老回來取東西，便踅進房間，大模大樣地說：“廖先生，我是第一次來上海， 沒地方住，你們在旅館寫劇本，你這房間空着，就讓我先住你這兒吧。”廖老不便拒絕，只得含糊地回答道：“內人不幾天就回上海來，她回來前你先住吧。”後 來，廖老與妻子搬到別處，不料江青又找上門來說：“廖先生，田漢家干擾大，你們這兒如果能住，我也想搬來，同你們住在一起。”廖老夫婦除一間臥室外，只有 一間廚房，他們對江青冷淡地說：“那只好住廚房了。” “我先到另一個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兒能住下就不來了，住不下，我再來住廚房。”說完她走了，再未登門。江青對那次廖老沒有殷勤歡迎她住下耿耿於懷。一九七二年，她竟然氣狠狠地對美國記者維特克追敘了三十九年前這件雞毛蒜皮的小事，足見其度量之小，為人之陰！ 田漢、廖沫沙是江青三十年代的知情者，難怪“文革”一開始，她就拿“三家村”“四條漢子”開刀了。 在田漢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漢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漢建議，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學團”去工作。江青同意了。於是，田沅陪着江青，來到上海西郊的小鎮——北新徑鎮，把江青介紹給“晨更工學團”的負責人徐明清。 這樣，江青就在僻遠的北新徑鎮住了下來，在徐明清領導之下工作…… 在晨更工學團當教員 論知名度，她的丈夫王觀瀾是一位名人，不論在《中共黨史人物傳》還是《中共黨史辭典》上，都可以查到他的傳略或條目。他於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長征，曾任中央農委主任、農業部黨組書記。而她——徐明清，原本鮮為人知。 然而，如今她的名字成千上萬次用鉛字印刷。不論是中國人寫的，還是外國人寫的；不論是“正傳”、“外傳”，還是“秘史”、“野史”，凡是寫江青的，她的名字是無法繞過去的。這是因為江青當年在上海的時候，跟她有過非同一般的密切關係。 令人遺憾的是，那麼多寫江青傳記的作者，沒有一個直接採訪過徐明清。正因為這樣，據徐明清已收集到的近十種江青傳記之中，沒有一本能夠如實反映她和 江青的關係，其中好多本書把徐明清寫成“叛徒”，寫成江青的“同夥”。已經步入垂暮之年的她，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作為作者之一，我也曾誤信一九七七年三 月印發的某些文件中關於她的材料，以為她是“叛徒”，陷入迷誤。 一九八九年九月中旬，我在北京給她掛了電話，希望對她進行詳細採訪。她家頗為僻遠。為了便於採訪，我乾脆搬到了離她家只有二、三百公尺的一家招待所住下。 她是副部長級離休幹部，住在一幢寬敞的平房裡。 我步入徐明清家客廳，便看見牆上懸掛着毛澤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寫給病中的王觀瀾的那封著名的信：“既來之，則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讓體內慢慢生長抵抗力和它作鬥爭，直至最後戰而勝之，這是對付慢性病的方法……” 徐明清年近八旬，個子小巧，態度謙和，南方口音。她跟王觀瀾同鄉，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三日出生於浙江臨海。她於一九二六年底加入共青團，一九二九年秋 由團轉黨。一九八四年春節，薄一波受黨中央委託，在茶話會上提及十五位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參加革命的老大姐的名字，並致以親切問候。徐明清是這十五位老大姐 之一。 徐明清是怎麼結識江青的呢？我打開錄音機，請這位歷史的見證人講述自己所知道的江青…… 一九二八年，徐明清考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創辦的曉莊師範。不久，她成為該校共青團支部的支部書記。一九三○年四月，蔣介石查封了曉莊師範，陶行知逃亡日本，徐明清轉往上海從事女工教育工作。 一九三一年春，陶行知從日本潛回到上海。不久，他公開露面，倡議成立工學團，相繼創辦了“山海工學團”、“報童工學團”、“晨更工學團”、“流浪兒 工學團”。徐明清成為“晨更工學團”的負責人。所謂“工學團”，用陶行知的話來說：“工就是做工，工以養生；學就是科學，學以明生；團就是團結，團以保 生。”“晨更工學團”是一九三二年十月成立的。這個工學團辦在上海西郊北新徑鎮，那裡有個村子叫陳更村，借“陳更”的諧音取名“晨更”。在當時，“晨更工 學團”是公開的、合法的教育團體。 上海左翼“教聯”、“社聯”、“劇聯”以及“左聯”，都紛紛派人參加“晨更工學團”的工作。“左聯”派出的是陳企霞，“劇聯”派出的便是田沅。正因 為日沉跟“晨更工學團”有着密切的工作關係，所以他也就把江青安排到這裡來。徐明清記得，那天田沅忽地陪着一位山東姑娘來。她細高個子，穿一身藍布旗袍， 長得俊俏而性情活潑。她便是李雲鶴，亦即江青。 徐明清那時叫徐一冰（有的江青傳記誤為“徐一永”）。雖然她只比江青大三歲，在政治上卻要成熟得多。她不僅領導着“晨更工學團”，而且還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聯盟”（簡稱“教聯”）的常委。 “晨更工學團”是一個教育團體，設有幼兒院、小學、特別班、農民識字班、工人識字班、店員識字班。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員識字班裡當教員，教唱歌，輔導識字、讀書。 “工學團”其實是鬆散的組織，並非正規的學校。最初只是借用陳更村幾間農舍辦學，非常簡陋，經費也極拈據，靠着一位“交際家”在外募捐。此人名叫黃 警頑，是上海商務印書館交際股股長。黃警頑有着過目不忘的“天才”，見上一面，此後便認得，號稱認得十萬青年。黃警頑在十里洋場為工學團募捐，使“晨更” 得以維持。 “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們，只有一碗飯吃，沒有工資。江青在那裡除了教店員識字外，還和田沅一起，編演小節目，諸如田漢編劇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組織學員到附近農村演出。 “晨更工學團”的人員逐漸增多，幾間農舍不夠用了。黃警頑到底不愧為“交際家”，他打聽到北新徑鎮羅別根路羅家花園對面，有一座被資本家廢棄的花 園。那裡，有一道黑色竹籬笆圍着，裡面是一幢破敗的小樓，底樓四間，二樓三間，頂上還有一個小閣樓。小樓後邊，有一排平房。另外，還有一個破舊的玻璃花 房。這座爛攤子一般的“花園”，由一位姓陸的農民看管。經“交際家”前往“交際”，“花園”的主人答應借給“晨更工學團”辦學用，不收分文房租。於是，那 里便成了“晨更工學團”的“大本營”。那座小樓、那排平房成了教室和教員宿舍，玻璃花房成了伙房。 女教員不多，只徐明清、江青和一個名叫李素貞的寧波姑娘。據徐明清回憶，江青當時喊她“一冰”，她叫江青“小李”，而她倆都稱李素貞為“寧波李”。 她們三人同住那座小樓頂上的閣樓。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閣樓里只有一扇老虎窗，沒有床，三個人在地板上鋪了草蓆睡覺。“寧波李”是共青團員，受徐明清領 導。江青因為沒有組織關係，只是作為徐明清手下一名普通教員，沒有參加黨組織活動。江青當時參加了“劇聯”，後來又參加了“教聯”。 天天住在一起，徐明清跟江青慢慢熟悉起來。當時江青一頭短髮，一身藍布旗袍，從不塗脂抹粉。徐明清記得，江青那時教唱歌、演戲，很活潑，可是回到小 閣樓里，往往判若兩人，常常獨自唉聲嘆氣，久久地凝視着北方，一言不發。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又不便於問她。有時，江青從身邊掏出一封信，細細地看，看罷 又收了起來。 很偶然，有一次這封信掉在小閣樓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來。出於好奇，也出於想了解江青究竟為何苦悶，她打開了這封信，她一邊看，一邊不由得大笑起 來。時隔半個多世紀，徐明清還記得，那信的開頭是“進子”兩字——江青原名李進孩，又叫李進；落款是“小俞”。信的原文，她還記得一句：“你是我心中的太 陽。”一看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為什麼苦悶。 徐明清在把信交還給江青時，問起了小俞。江青說出了心裡話：“小俞是我的愛人。這封信，是我們談戀愛時他寫給我的。我們結婚以後，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現在究竟在哪裡，非常想念！” 徐明清勸慰了一陣，從此知道了江青愁眉苦臉的原因。不過，江青沒有說她的丈夫和她都是中共黨員，徐明清也從未向她提起自己是中共黨員。 “寧波李”調走了。小閣樓里只剩下徐明清和江青，她們之間的交談更多了。那時，“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已經有二十多人，徐明清把其中的共青團員組織起來，成立了共青團支部，支部書記為陳企霞。 陳企霞比徐明清小兩歲。他曾在自傳中這樣寫及：“一九三二年起，從通信中結識了葉紫。在他的鼓勵下，我到了上海。……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由左聯派到滬西郊區，參加工會教育工作，入共青團，也和黨有了聯繫。”（《中國現代作家傳略》下冊，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就在這時，共青團支部認為江青表現還不錯，吸收她入團。據徐明清回憶，當時陳企霞叫“陳華”，團員之中有王東放、紫玉璽（後來改名紫川若）等。這樣，江青在失去黨的組織關係之後，重新入團。 當時的生活頗為艱難，每頓飯只有黃豆芽、菠菜湯之類的素菜，連油都很少，能有大米飯吃就算不錯了。江青為了避難來到此地，有吃、有住已是萬幸，不太計較生活問題。她每日與眾不同的“常課”，是打了井水洗頭髮。天天洗，很注意保養自己的烏亮的頭髮。 那時，誰要進城，就向徐明清討幾角錢車費。江青在上海沒有親戚，朋友也很少，所以她幾乎不進城，沒向徐明清要過車錢。 黃敬前來上海尋找江青 一九三三年冬天的時候，忽然有一個穿棉袍的男青年來到“晨更工學團”，說是找“李老師”。當徐明清聽說男青年姓俞，立即明白了他是誰。這是徐明清頭一回見到黃敬。江青一見到黃敬，興奮得流下熱淚。 俞啟威在青島被捕後，經他的父親找國民黨的上層人物打通“關節”，才終於被救出獄。藉口養病，黃敬離開了已經很難進行革命活動的青島，來到上海。這 時，黃敬的兩位母親都住在上海。他住在靜安寺附近哈同路（今銅仁路）他的生母卞君那裡。他從姐姐俞珊那兒知道江青在上海，於是他便到西郊北新徑找江青。這 樣，江青不再孤苦伶仃。 本來，哈同路上的俞宅華麗而又寬敞，騰出一間屋子給他倆居住是很便當的。無奈，黃敬的生母不承認這門親事。任憑黃敬怎麼說，他的生母不許江青進家門。黃敬跟他的“大媽媽”——俞大純的大老婆關係不融洽，自然，也無法在“大媽媽”那裡找到落腳之處。 黃敬求助於徐明清。陷於窮困之中的“晨更工學團”，哪有地方給他和江青住呀！最初，她請一位老師讓出住房，給黃敬和江青臨時住了幾天。後來，黃敬在 靜安寺附近租了個小小的灶披間，和江青搬了過去，算是有了個住所。他們又開始生活在一起。不過，這時江青每天仍到“晨更工學團”當教員。 江青入團之後，知道徐明清是地下黨員。她帶着黃敬來找徐明清，希望恢復組織關係。黃敬向徐明清談了他在青島入黨的情況，可是，他沒有出示任何黨組織證明。 徐明清隨即把黃敬的情況向中共上海滬西區委反映。區委對此持慎重態度，原因是明擺着的：第一，黃敬沒有接關係的證明；第二，黃敬出身於那麼錯綜複雜 的官僚家庭；第三，黃敬又剛剛從國民黨監獄中出來。他在獄中表現如何，不知道。這樣，區委認為不能接受黃敬的請求。尤其是在當時白色恐怖相當嚴重的情況 下，黨組織的行動非常謹慎。 不過，黨組織也不是對黃敬不理不睬。因為從黃敬的自述，從江青的表現，表明他們確實是革命青年。區委決定對黃敬進行考驗，讓他參加一些外圍活動，分配他做一些危險的工作。 於是，徐明清分配黃敬去做貼標語、撒傳單之類的工作。黃敬很積極地去做這些工作。他跟徐明清熟悉了，總叫她“阿徐”。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發了紀念“一•二八”抗戰兩周年的示威遊行。“晨更工學團”很多人參加了，俞啟威和江青也參加了。在遊行途中，“晨 更工學團”的“王大個”被捕了。“王大個”是個工人，蘇北人，個子高大，大家都喊他“王大個”。他剛從龍華監獄出來不久，身上衣服破破爛爛。警察逮捕了 他。那天，徐明清沒有參加遊行。那是因為“工學團”里有人把標語貼在“工學團”所在地的黑色竹籬笆上，引起北新徑鎮警察的注意，傳喚“晨更工學團”負責 人。於是，徐明清去了。 “一•二八”遊行，明顯地暴露了“晨更工學團”的進步面目。“王大個”從獄中托人帶出消息，說“包打聽”已經在盯梢江青。徐明清趕緊把消息告訴江青，並叫她暫時不要到“晨更”來。 俞啟威意識到又一次面臨被捕的危險，何況在上海又無法接上組織關係，於是決定和江青迅速離開上海。俞家在北平西單劈柴胡同有房子，俞啟威帶着江青躲往北平。 徐明清也暴露了。黨組織當即要她離開“晨更”。經過陶行知以及陳望道夫人蔡葵等社會關係介紹，得到基督教上海女青年會鄭裕志的幫助，徐明清由該會勞 工部介紹到上海浦東工作，去主持該會在那裡辦的一個女工夜校。浦東與上海繁華市區（即浦西）隔着一條黃浦江，那裡像北新徑一樣冷僻，徐明清在那裡安身…… 和“阿樂”接頭時猝然遭捕 黃敬和江青來到了北平。 黃敬在北京大學旁聽數學，又去中國大學旁聽《資本論》，講課者乃是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教授。李達自一九二三年脫離中共，但仍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教學。他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經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共。 江青和黃敬一起，也去旁聽李達的講課。 據江青對維特克說，當時她每月只有七塊大洋的收入，除了付房租之外，剩下的錢只夠吃鹹菜、饅頭。只是她沒有說及她做的是什麼工作。 幾個月後——一九三四年五、六月間，徐明清聽說“李先生”又從北平回上海了。她知道，“李先生”便是江青，因為江青當時用“李鶴”為名，大家都喊她“李先生”。 江青為什麼又回上海呢？原來，她跟黃敬到了北平之後，依然受到俞家父母的反對，在經濟上不予幫助。黃敬只能從姐姐俞珊那裡要到一點錢。江青在北平生活不下去，於是，獨自再去上海。 江青到了“晨更工學團”，才知道徐明清已不在那裡了。藉助於基督教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的介紹，江青被安排到該會在小沙渡路辦的女工夜校里當教員，小沙渡路，即今日西康路，在上海西北角，離靜安寺不太遠。江青在那裡教女工們唱歌、演戲、識字。 江青也去浦東，在徐明清那裡的女工夜校當教員。這時，她化名張淑貞。 一九六○年五月，大抵江青還不是“旗手”，還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同志”的緣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戰鬥的五十年》一書，寫及江青當年在 上海的情況。這本書是上海捲菸一廠（原英美煙草公司）廠史，其中《永遠割不斷的聯繫》一節中，有這麼一段老年女工的回憶： “一九三四年，我十八歲的時候，浦東女青年會辦了一個平民夜校。那時候沒有人教我們排戲和唱歌，徐老師（引者註：指徐明清）就請了一些內行的同志來 教我們。教唱歌的藍苹同志（引者註：此處可能回憶者的記憶有出入。據徐明清回憶，當時江青用“張淑貞”化名，稱“張老師”，而“藍苹”則是江青進入電影界 之後才取的藝名），每星期來二次，總是準時來到。她拉得一手好二胡，在教我們之前，先要自拉自唱兩遍，她那婉轉的歌聲和悠揚的琴聲，真使我們聽了發呆。” “過了一些天，熱心為我們工人服務的藍苹老師忽然不來了。大家正感到奇怪，徐老師面帶愁容，悄悄地告訴我們說：‘藍苹老師被捕了，現在正關在監牢裡受反動派的折磨。’我們聽了這個消息，感到無比的氣憤。” 關於她的被捕，江青是這樣對維特克說的： “唉，我在上海幹革命真不容易，驚心動魄！” “有一次，我在兆豐公園附近，那裡是別墅區了，靠近郊外。忽然聽到後面有罵聲，一個警察突然往前跑，這時我被兩個工商打扮的人架起來，離開這條路， 到一個警察分局。天黑了，一大批人押我在野外走路。我當時穿朋友送的絲絨旗袍，罩藍布褂子，秘密表格在衣角上。架起時意識到被捕了，我大聲喊救命，一個人 也沒有。他們趕快把我弄到野地里，一個人叫我快走，另一個人出來說好話。一個裝紅臉，一個裝白臉。前面是水田，我裝倒下了，把口袋裡的東西吃到肚裡。這就 什麼證據也沒有了。到警察局，聽他們打電話，說抓到嫌疑犯。我想是被牽連的…… “我被捕後，裝着什麼都不懂。後來知道有個女的叛變了。她的丈夫先叛變的，有名的黑大漢，他認識我，知道我是地下黨員。他當叛徒後騙他的妻子，出賣了黨的文件，有一天特務提審我，我又裝着大哭大鬧。忽然一個巴掌打了過來，我回頭一看，正是那個黑大漢……” 據徐明清回憶，江青是和“阿樂”接頭時被捕的。 “天下真小”。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馬路上，忽地見到一張熟悉的面孔，使她驚呆了！那人也認出她來，喜出望外。這位小伙子會在偌大的上海跟她面對面遇上，真是巧合！ 此人名喚樂若，平常大家叫他“阿樂”。他是青島的中共地下黨員，當年跟江青在一起活動。在黃敬突然遭捕時，是阿樂送她上船，逃往上海。 他鄉遇故知。影單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見到阿樂使她非常興奮。她即和阿樂找一僻靜處細談。原來，阿樂當時是共青團中央交通，在上海工作。公開的身份是郵局出納員。 阿樂擅長拉胡琴。於是，江青邀他伴奏。她唱戲，阿樂拉琴，彼此間有了來往。一九三四年十月底，阿樂約江青在兆豐公園見面。這時，連阿樂自己也不知 道，他已被國民黨特工總部特務跟蹤。那是因為中共中央上海局交通胡耀華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中旬被捕，此人是負責團中央交通任務的，被捕後叛變；六月下旬，中 共中央上海局書記李竹聲（即余其全）被捕叛變，竟然布置特務跟蹤中共地下黨負責人。致使大批中共地下黨員遭捕。十月下旬，團中央宣傳部部長番茄（即陳子 林，後來改名黃藥眠）被捕。他沒有叛變，但是，國民黨特工總部已從其他方面獲知共青團中央兩位交通——王哲然和樂若。王哲然得到團中央一位宣傳於事的通 知，急速離開了他所住的上海新閘路培德里一四二號，躲進一家旅館。但是，十月二十六日，他在去上海《申報》圖書館接頭時，突然遭捕。 特務們在跟蹤王哲然的同時，也在跟蹤樂若。當樂若來到兆豐公園，特務已在暗中監視。 兆豐公園即今日的中山公園，離北新徑不太遠。那時，公園有兩個門，其中一個門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樂在跟江青見面時，發覺有人跟蹤，知道事情不 妙，當即與江青分頭而走。阿樂熟悉那裡的環境，飛快地從那個通往英租界的大門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務。這樣，他沒有被捕。 江青見阿樂朝那個大門走，她便向這個大門逃，結果被特務截住。她，被捕了，關押在偽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務們原本要抓的是樂若，卻把江青逮住。當時，特務們並不知道江青的政治情況。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上一個女的，也是小沙渡路女工夜校的，共青團員。此人在江青被捕後十來天獲釋。江青托她帶口信給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勞工部總幹事鍾紹琴。鍾紹琴很快把消息告訴徐明清：“李先生被捕了！” 關於江青在獄中的情況，斯某於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作如下回憶： “一九三四年十月間，樊伯滋（劇聯成員）對我和鄭毓秀說，李雲古（江青的化名——引者注）到上海失蹤了，一定是被捕了。過了大約二十天，即一九三四 年十一月初，我和鄭毓秀也被捕了，關押在偽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在獄中聽鄭毓秀對我說：李雲古和她一起關在小監房（又稱優待室）里，特 務股的頭頭看李雲古長得漂亮，夜裡常常叫李去特務股陪那幾個頭頭喝酒。還說；“李雖漂亮，但有一隻腳腳趾有缺陷。”（註：江青左腳趾確有缺陷）我因知道鄭 毓秀是叛徒，對她非常氣憤，沒有理她。” 另一個當事人罩某，則於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回憶道： “一九三四年春，我在上海經我原來的丈夫高某的介紹認識了李鶴（引者註：江青當時的又一化名）。當時我和李鶴都是上海‘無名劇社’（後改名為‘無名 劇人協會’）的成員。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淨。這年秋後的一天，高某匆匆跑回家來對我說：‘李鶴被捕了。’我們隨即搬了家。” “一九三四年冬，我和高某在福廈里路（引者註：今上海建國西路）住所被捕，約兩星期後，由法巡捕房‘引渡’到偽上海市公安局看守。特務不斷提我上樓 去審訊。這時，我心裡很悲傷，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個叫‘黑大個’的特務問我：‘你傷什麼心？你不叫小淨嗎？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鶴吧，她和我們 談起你。’ 還說‘你看有的人有什麼好結果，坐了老虎凳，還是搞到龍華監獄裡去了，李鶴就不像他們。她在這裡住了幾天，就恢復自由了。她很樂觀，很活潑，京劇唱 的怪好聽，還給我們唱過幾段，臨走還給我們一張劇照。’說完，這個特務給我看了一張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戲裝打扮的李鶴，好像是扮《打漁殺家》的蕭桂 英。”據查，江青關押在當時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區訓練股審訊組趙耀珊（綽號“黑大漢”）在公安局特務股樓上審問。國民黨中央調查 科上海區訓練股編審組長朱大啟也參加了審訊。 據徐明清回憶，得知江青被捕之後，“教聯”曾設法保釋。“教聯”常委孫達生①讓“交際家”黃警頑委託律師李伯龍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況，據告江青確實關在裡面。於是，着手以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名義，去保釋江青。 ①本書作者於一九九三年四月三日採訪。據合，他本名宋秉全，當時用名家分農。 過了些日子，徐明清收到一封信。一看，竟是黃敬從上海寄出的。原來，他在北平也站不住腳，又來到上海。這一回，他住在他的“大媽媽”那裡。黃敬在信中留下了“大媽媽”家的地址，希望跟徐明清見一面。 經過組織上研究同意，徐明清去了。她記得，黃敬的“大媽媽”家在一條弄堂里，房子不算很豪華，但是還可以。 江青在獄中一個多月，由基督教上海女青年會保釋。據曾任許滌新秘書的向楓同志回憶，出面保釋的是上海公共租界華人教育處處長陳鶴琴和公共租界公董局何德奎。 出獄之後的江青無處落腳。百般無奈，只得求助於黃敬的“大媽媽”。這樣，她和黃敬暫時在“大媽媽”家借住。 徐明清去看她，她正在發低燒，有點神經質，臉色很難看。因是保釋，她還得定期向偽上海市公安局匯報自己的情況。 就在這時，徐明清收到家中的電報，說是母親病重。 徐明清向組織上告假，回鄉探望母病。組織上說：“你把李鶴也帶去吧，讓她避一避風頭。” 徐明清不知道江青是否願意去山窩窩裡。誰知，徐明清一說，江青馬上表示願意去。當時的江青，在“大媽媽”家日子難熬，正巴不得有一脫身之處。黃敬也爽快地答應了，覺得這是解決目前窘境的好辦法。 於是，徐明清買了兩張船票，帶江青離開上海。黃敬到十六鋪碼頭送她倆上船…… 徐明清帶江青到臨海老家躲風頭 徐明清的老家，在浙江省臨海縣溪路鄉南坳村。那兒離縣城有幾十里地。小村於只有幾十戶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大山腳下。如今，那兒成了牛頭山水庫。從上海花了二十多元路費，徐明清帶着江青來到這個山青水秀的江南小村，如入仙境。江青那緊張的神經鬆弛下來了。 小村子裡的人差不多都姓徐。南方農民見到了這位講一口“國語”的北方姑娘，都非常好奇。徐明清說江青是她的同學，村子裡的親友都友好地相待。 徐明清的父親是中醫，家中有幾畝薄地，幾間小屋。母親雖然得了傷寒病，但精神尚好。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屋。 這裡簡直是個“保險箱”。四面環山，只有村前一條路。有誰來了，遠遠的就看得清清楚楚。有什麼事，朝山後的小路上一逃，躲進大山之中，縱有幾千人馬也難以尋覓。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時，徐明清便回到家鄉，躲過災難。 江青初來時，天天發低燒，雙頰紅潤。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探親，他是北平軍醫學院畢業的西醫。徐明清請他為江青看病。他斷定江青得了肺癆（即肺結核）。經他診治，江青低燒漸退，肺癆漸愈。 徐明清的父親也為江青診治，徐明清的父親是老郎中，用中草藥為江青治病。很快，江青的病也好了。 小俞不時寫信來。從信中得知，黃敬離開上海去北平了，仍在北京大學旁聽數學。 在那個遠離十里洋場的江南山村里，江青簡直過着療養生活。空餘時，打打毛線衣，如此而已。她的臉色由黃轉紅，人也變胖在南坳村住了兩個多月，江青想 離開臨海，上北平找黃敬去。她希望和徐明清一起去上海。徐明清因母親的身體尚未完全康復，況且春節即將來臨（農曆正月初一為公曆二月十四日），希望在家裡 再住些日子。這樣，江青只好單獨離開臨海。她沒有路費，小俞也沒有寄錢來，徐明清給了她路費，並一直送她到臨海汽車站。江青走後，從北平給徐明清來過信， 告訴她在北平的地址。 江青走後一個多月——一九三五年三月，徐明清見母親恢復健康，離開了臨海，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徐明清仍去浦東，在那裡主持基督教上海女青年會的女工夜校。這時，“劇聯”的成員樊伯滋曾向徐明清了解江青到哪裡去了，徐明清把江青在北平的地址給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