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系統的視角看內戰爆發時國軍------解放戰爭初期國民黨軍事實力新探 作者：程維達 以往這種著作中述及解放戰爭時，大多認為1946年夏擁有430萬軍隊。幾百架飛機、幾百艘艦艇的國民黨軍隊在軍事上占有絕對的優勢。但筆者根據所掌握的資料及個人的研究，認為這種觀點是值得商討的。國民黨當時的確是有較為強大的人力物力、有美國的支持、有日軍的遺留裝備，但這只是戰爭的強力而不是直接的實力，國民黨軍事實力被遠遠高估。從宏觀的戰爭觀來看，真正意義上的軍事實力絕不是簡單的數目字組合，而是一個及其廣博的科學，現代戰爭中的軍事實力概括的說包括力量的擁有、組織、使用三個方面。擁有是指適用於戰爭的人力物力的多少；組織是指將這些人力物力組合程適用於戰爭的程度；使用是指將組織起來的人力物力科學地投入戰爭的能力。就這三個方面而言，46年夏季的國民黨軍事實力遠不如人們想象的那樣強大，在從戰略思想到戰役戰術、從後勤補給到軍制訓練都有很多嚴重的問題，甚至在歷來被認為最占優勢的武器裝備方面也並不適應這場戰爭的需要。可以這樣說——在1946年夏季內戰全面爆發時，國民黨方面沒有將其大部分戰爭潛力轉化為實際的作戰實力，其在軍事上的某些方面實際處於劣勢，而另一些方面未能發揮其優勢，國共雙方戰爭實力的天平一開始就傾向共產黨方面，戰爭的結局在開戰時就已經定論。一下就在這三打方面談談本人粗淺的開發，以作進一步的研究。 一、力量的擁有 軍事力量的擁有並非是指軍事人員和無強裝備的多少，更重要的還有人員的士氣與訓練程度，武器裝備對戰爭的適應性及部隊的後勤保障能力等等。 先就戰爭的最基本條件“人”而言。國民黨方面雖然擁有430萬軍隊，但它包括了近百萬後方人員，一百多萬的作戰能力很差的非正規部隊，其實際可用於野戰的正規部隊不過二百餘萬，而這支軍隊是國民黨在對日作戰結束後，為了排除異己、擴派立系的爭奪結果。國民黨既大肆裁軍（並不單指雜牌軍，也包括非同一系統的嫡系部隊），將大批有作戰經驗的軍官和士兵趕出軍隊。僅以第1戰區為例：在1945年末至1946年初，就將78軍裁撤，嫡系10軍與89軍編並為整3師，陝軍38軍與96軍合併成整38師，雜牌暫5軍撤銷，36、80、新7軍縮編成整36師，騎3軍縮編成騎兵師。同時有收編戰鬥力很差的偽軍，補充沒有經過訓練的平民，例如在山東收編偽軍吳化文部，裁減抗日有功的東北軍；在浙江解散70軍，又在台灣徵兵重建70軍（整編70師）。更為嚴重的是按派系、按實力、按關係裁減部隊，更加重了國民黨軍隊慣有的保存實力的風氣。不是將得到的補充人員和裝備編入缺編的老部隊，而是將其組成新的部隊（包括使用老的番號），就是五大主力中的整74師在孟良崮戰役時，僅步兵就缺員三千餘，應有的36門美制山炮只有28門。結果有的老的有戰鬥力的部隊由於作戰而打量失血，戰鬥力迅速下降；而新編的或是重建的部隊由於缺少戰鬥經驗而被很快擊敗（比如新建的整3師、整66師）。對軍官的提升也不很合適。大批作戰有功的軍官大多被升為副職，而大批正職被老朽無能的軍官所占據，而這些有功也有作戰能力軍官提升後所遺的只為，又被年青而沒有作戰經驗的軍官所占據。結果形成惡性循環，使部隊的作戰指揮能力越打下降得越快。反觀共產黨方面在抗戰結束後迅速整編部隊，完成軍隊的正規化，使之適應於未來的戰爭。包括在數月中將零散的團營級單位組建成軍師乃至兵團一級的正規軍，勇於將老朽無能或是不適應近代化作戰的司令官調離實際指揮為止，提拔資歷不深的年青幹部指揮實戰；勇於裁減那些哪怕是齊裝滿員的作戰不力單位，補充只剩骨架子的有功部隊。如此相較，強者越戰越強，弱者屢戰屢敗。 其次就軍隊的主要武器裝備來說。在中國軍隊與日軍作戰中，日軍傷亡大多是因迫擊炮造成的，而據戰後統計在華戰死的日軍將領也絕大多數死於迫擊炮彈，足見國共雙方對迫擊炮的運用均佳。而在解放戰爭中國民黨軍隊不但未能繼續發揮這方面的特長，還打量削減部隊迫擊炮的配備，首先將重迫擊炮從軍師兩級裁掉（少數雜牌軍除外），代之以美制山榴炮或日制山野炮。後又減少團以下單位的中輕型迫擊炮數量，代之美制無後坐力炮、戰防槍、火箭筒等。共產黨方面又沒有坦克和裝甲車，也少有碉堡來當靶子，這些新式卻沒有目標的武器給解放軍繳獲後，卻正好用來打國民黨軍的碉堡和坦克。迫擊炮的數量哪怕少一點，單炮也能功績一二個點線目標；山野重炮數量少，就難以對面目標進行有效攻擊，而對點目標的攻擊又由於射擊技術不佳或精度不夠而難作主要火力。共產黨方面不但使用繳獲的各種輕重迫擊炮，還自製中輕型迫擊炮加強火力；而國民黨方面卻以裝備少量山野榴炮為滿足。其實國民黨軍就是美械主力師或整編旅也只轄8－12門75mm山炮，軍或整編師轄8－12門75mm野炮或12門105mm榴彈炮，都難以支援軍或師的整個攻擊正面。這樣在抗日戰爭結束後，國民黨陸軍的裝備對面攻擊能力是加強了，對點目標的能力則明顯下降。換句話說，新的裝備更適合對已經投降的日軍作戰，而對共軍作戰是獅子打蚊子，是根本找不到作戰目標的武器。一下舉1946年夏國共雙方精銳部隊的各級主要武器為例 表一 國民黨第五軍 華中野戰軍第一師 連 輕機槍9挺 60mm迫擊炮2門 輕機槍9挺，50－60mm迫擊炮3門 營 重機槍8挺，火箭筒2具 重機槍4－6挺，73－82mm迫擊炮3門 團 83mm迫擊炮6門 81－82mm迫擊炮4－6門 師（旅） 75mm山炮12門，37戰防炮6門 步兵炮、平射炮、重迫擊炮10多門 軍（師） 105mm榴彈炮12門 75mm山炮、野炮10多門 從1944年起，國民黨主力部隊開始裝備美式武器，在抗戰結束後又裝備日制武器。軍方由於得到新式美械裝備，遂將原有裝備從主力部隊中淘汰。但是除駐印軍等少數部隊外又沒有進行系統的訓練及實踐，部隊對美械裝備的熟悉程度遠未達到標準，甚至五大主力的5軍、18軍、74軍也僅對部分軍官與軍事做了2－4周的武器訓練，在絕大部分官兵基本上沒有了解新式裝備新能的情況下就投入實戰；而且美械裝備由於齊強調火力的迅猛，彈藥消耗很快，對 野外後勤補給的要求很高，這恰恰是國軍後勤的主要缺點，結果在實戰重美械部隊經常發生彈藥不足的情況，嚴重影響了部隊的作戰能力，在戰爭後期還出現了部隊被迫將部分美械武器又換成國械以提高戰鬥力的情況。例如魯南酣戰，整編26師附第1快速縱隊只打了一夜就用光了彈藥被迫突圍被殲；魯中作戰，整74師被圍一日，就請求空投補充，最後糧彈無着被殲。而這兩支部隊分別擁有汽車團和輜重團，是國軍野外補給能力最強的部隊。淮海戰役前，甚至嫡系主力第5軍也重新裝備國產步槍、迫擊炮等以解決彈藥補充問題。 陸軍發生的問題自然延及空軍方面，國民黨空軍在抗戰中後期重新裝備，但得到的美制飛機卻很成問題。重型轟炸機B－24/25是用來對面目標進行轟炸的，是對敵大城市、大工業進行戰略轟炸的、對轟炸機飛行員的訓練也是為晚上上述人物的；而共產黨方面只有少數城市，根本沒有大型工業設施或軍事基地，於是這些重型轟炸機只好去炸那些還不夠炸彈錢的目標。輕型戰鬥機P－40，P－47，F－51等是用來與敵方戰鬥機空戰，攻擊敵轟炸機奪取制空權的，而事實上南京政府的戰鬥機飛行員的確在練習空戰，好像延安方面也有支強大的空軍。新式偵察機本來是很有用的武器，可以對敵方的戰線與縱深、前方和後方進行廣泛的偵察活動，但美方並沒有將怎樣使用這些新式技術裝備教會國民黨方面，沒有高性能雷達、沒有快速攝影機、更沒有照片辯讀員，偵察機飛行員只要用老式的目視觀察，而這僅有的偵察能力，空軍也未好好利用，將偵察機派去執行其他使命，比如當輕型轟炸機、聯絡機、運輸機、教練機等，結果國民黨軍在戰爭中依舊象瞎子、聾子到處碰壁。而對共產黨的戰爭中最需要的對地攻擊機（俯衝轟炸機）卻一架也沒有，國民黨空軍在實戰中勉強用戰鬥機代替，但因飛行員從未學過俯衝轟炸，更沒有對地集束火箭、凝固汽油彈，哪裡談得上命中精度和攻擊效果。所以擁有幾百架作戰飛機的國民黨空軍在戰爭中除了空運外根本沒有值得一提的記錄。 海軍方面當然也難以例外，國民黨海軍裝備的軍艦是巡洋艦、護航驅逐艦、掃雷艦、反潛艦艇、坦克登陸艦，好似共產黨方面也有海軍艦隊，要打一場海戰決勝負。在實戰中國民黨海軍的任務無非是封鎖共產黨的沿海及江河運輸，對沿岸目標炮擊支援、綁住陸軍登陸和運輸等。完成這些任務只有護航驅逐艦比較使用，其餘都是文不對題。真正需要的淺水重炮艦艇從未配備；小型登陸艇以來數量不足，二來也沒有很好的使用；還將能進行敵前登陸，對東北、華東沿海解放區作戰的海軍陸戰隊也裁掉了。此外，除重慶號巡洋艦擁有152mm主炮6門外，其餘火力最強的太平號護航驅逐艦也只裝備76mm主炮，根本無法與大量裝備75mm加農炮，105mm榴彈炮、甚至150、155mm榴彈炮的共產黨重炮兵較量。結果是對岸炮擊最著名的塔山之戰中，海軍火力最強的重慶號因吃水深也沒有起多大作用；而長江江防作戰時，海軍第2艦隊和江防艦隊的那些裝備小口徑火炮的艦艇火力遠不如北岸的解放軍炮火，艦隊只有非沉即降。 二、力量的組織 一個軍事集團只有將其擁有的人力屋裡通過良好的方法組織起來，才能形成戰鬥力，而抗戰結束後國民黨軍卻基本沒有做過這方面的努力。 首先是指揮機構的設置。抗戰開始時，國民革命軍的指揮機構是按總部－戰區兵團－集團兵團（兵團，路）－軍－師－旅－團，共8級才到戰術單位；1940年後簡化為總部－戰區－集團軍－軍－師－團，6級指揮機構；這極大提高了部隊的作戰指揮能力。可是抗戰結束後，國民黨為了照顧論資排輩及搶占地盤等非作戰使命，又將指揮機構擴編為總部－行營（行轅）－綏靖公署（戰區）－綏靖區－兵團/整編軍－軍（整編師）－師（整編旅）－團共8級，切出現大量機構重疊、人浮於事。從統帥部到最基層的戰術單位都經常發生上級越權指揮，下級不聽命令的嚴重影響戰鬥力的情況。就“1946年中原地區夏季會戰”而言，負責作戰的鄭州綏靖公署應指揮第一戰區，第4、第5綏靖區，並由武漢行營配合。而在實戰中，第一戰區胡宗南只以少數部隊敷衍，主力留守關中；武漢行營所屬各部更遠遠避戰；鄭州綏署命令第一戰區出動，而胡宗南拒不聽命；整3師趙錫田越級控告5綏區孫震；鄭州綏署越級指揮整85師；追擊共產黨王震部時，從鄭州指揮部命令下達，經第4綏靖區，整15師，到整135旅出動阻擊早已過時。而共產黨方面，從抗戰後期到解放戰爭時期各種指揮機關雖名目繁多，但實際上只有中央軍委－戰略區（新四軍、八路軍各師，後為野戰軍）－軍區（新四軍各師，後衛兵團）－縱隊－師（旅）－團，總共只有5－6級。約米尼就談到過“當其它各方麵條件相等時，戰爭的生理往往屬於機構較簡單的一方”。這樣比共產黨多兩級機構且指揮不靈的國軍安有不敗之理。 其次是對非嫡系部隊的態度。在抗戰時期國民黨中央所屬嫡系與雜牌部隊的使用和待遇基本處於較平等狀態，對雜牌軍也處於有效的控制狀態中。例如在編組部隊方面將抗日有功的西北軍第29軍擴編成59、68、77軍，後又擴編成第2、第33集團軍；將作戰不力的嫡系第6、66軍裁撤。在獎懲人員上，提升作戰有功的雜牌軍將領商震、孫連仲、孫震等，槍斃有罪的嫡系陳牧農等人。使中央軍和地方部隊大半心悅誠服。在日本投降後，如能繼續施行上述政策，解放戰爭時期大部分雜牌軍的不合作及倒戈將不會發生。然而抗戰以結束，國民黨在以陳誠為首的軍令部指揮下，大肆裁減非嫡系部隊，比如孫震的川軍由3軍8師縮編成2師5旅，孫渡的滇軍由2軍4師編並為1師3旅，就連抗戰時功勳卓著的第33集團軍也從2軍6師並成2師4旅。這樣大規模的消滅雜牌軍，使非蔣系官兵人人自危，稍有風吹草動就投降倒戈，到三大戰役時國民黨軍僅此一點就至少損失了15－20個軍，改變了10餘場會戰的成敗。下面僅列主要倒戈事件： 表2 日期 倒戈部隊與人員 造成其他損失 1945.10 西北軍新8軍 第30、40軍 1947.02 桂系46軍軍長 第46、73軍，新36師 1948.09 雜牌整96軍、整84軍 第2綏靖區，整2、73師，整19、57旅 1948.10 滇軍第60軍 第1兵團，新7軍 1948.11 西北軍59、77軍 第7兵團，第25、44、63、64、100軍 既是最高指揮機構的設置和執行都出了問題，那部隊編制方面的錯誤都難免了。抗戰結束後國民黨匆忙將戰役單位（軍師兩級）的大部分從三三制改為二二制，而這兩級指揮機構已裝備新式通信器材，有了現代化的指揮系統，直接指揮3至5個夏季單位已不成問題，超越編成舊式的二二編制，徒勞增加了一級指揮機構，不但浪費了人力物力，還造成命令重疊，降低了指揮能力。而團以下戰術單位由於施行新式編制和嚴肅軍紀減少空額，造成下級單位人員編制增大：主力部隊的連有170餘人、營有近700人，但由於基層單位缺少現代化的通訊指揮工具，中低級軍官的作戰指揮經驗不足，這樣大編制的營連在實戰中屢次一觸即潰，白白損失人力物力。而共產黨軍隊只有在西北等少數人力不足的部隊中才有二二編制，其基層單位採用小編制大變成，連不過100餘，營只有400餘，但在師旅一級兵力對比就出現逆轉，國民黨整編旅不過2團6營，步兵連只有19個；而共產黨部隊的師或旅為3團9營，步兵連約30個，既考慮到上級司令部指揮能力和通訊手段的提高，又照顧到下級單位通信器材的不足和低級軍官的傷亡造成的指揮能力下降，充分運用了悠閒的人力物力來打贏這場戰爭。 在抗戰結束後國民黨高級官員忙於爭權奪利，而軍隊的訓練自然無人過問，軍隊在抗戰中出現而未能解決的問題也無人改進。國民黨軍在抗戰中長期對日作守勢作戰，部隊的野外和築城防禦能力較強，但攻擊能力卻差，更缺乏主動進攻的精神。在抗戰後期對共產黨作戰已提上日程，早就應迅速提高部隊的攻擊能力，而國民黨軍訓部基本圍坐國這方面的努力。結果在實戰中，國民黨軍進攻能力低下的戰例舉不勝舉，往往以3倍乃至5倍優勢兵力、火力也攻不下共軍陣地；而在防禦戰鬥中，哪怕是兵力對比處於劣勢，部隊的作戰能力都較進攻時為強。例如在蘇中戰役中，整65師協同整25、整83師等6個旅進攻共產黨蘇中11縱隊4個團的陣地數日未克，使整49師被共軍蘇中主力殲滅；而一周后，同是整65師在蘇中共軍主力6個旅攻擊下卻守住了陣地。又如中原之整55、68師集5個旅重兵在定陶戰役中未突破共軍2個旅防線，而數月後劉鄧大軍集3個縱隊8個旅猛攻三日，才將整68師之119旅消滅；甚至國民黨嫡系主力也是如此，例如在東北四平作戰時，新1軍等美械主力部隊進攻時激戰近月不克民主聯軍陣地，而數月後新1軍1個加強團在德惠就頂住東北共軍10餘萬主力數日圍攻。反觀共軍部隊德平均作戰技術雖不如國軍，但其攻防能力卻較為均衡，較善於進行攻勢作戰，從而掌握了戰術主動權，進一步發展成戰役主動權。 部隊的訓練糟糕，軍兵種配合自然也難以達成。在抗戰時期國民黨軍將其主要陸軍火力——中型和重型火炮獨立編成特種部隊固定在一地配合步兵作戰起到了較好德效果。但與共產黨交戰彎曲是一場不同德戰爭，共產黨軍隊的火力與作戰特點和日軍有很大的不同。在抗戰時期基本是日軍主攻國軍主守，守方可以將主要火力集中於一路來壓制攻方，而攻防則需在每一路進攻部隊都配置一頂重型火力，才能使部隊有進攻能力；而解放戰爭開始時，基本是國民黨軍隊主攻，共產黨軍隊主守，這樣將重炮兵劃入獨立部隊的編制就不適用於這場戰爭，從而世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步兵軍（整編師）的火力並不比共軍強多少；都是班用輕機槍、連屬60迫擊炮、營屬重機槍、團屬82迫擊炮、師（旅）屬山炮等，國民黨只是在美械部隊是裝備一些無後坐力炮、火箭筒及其他戰防武器。而國民黨的火力優勢——美制榴彈炮、日制野炮等屬於軍及軍以上獨立單位，在野戰中未能發揮優勢；而從美軍那裡學來的飽和火力攻擊又由於火炮及彈藥德不足難以發揮其優勢。坦克、裝甲車德火力和機動性由於分散使用，也不足以改變火力均衡。反觀共產黨軍隊雖沒有大量重型火炮，但準確的預見了國共戰爭的樣式，雖也將僅有德少量山野重炮編入獨立部隊，但在與國軍相對應的師旅團各級分別配備了步兵炮，平射炮及大量輕重迫擊炮，造成了戰術單位的局部火力均衡乃至優勢，從而與名義上裝備優勢德美械部隊相抗衡。 三、力量的使用 在國家將適用於戰爭的人力物力按軍事需要組織起來後，接下來就是將軍隊正確的投入使用了。孫子曰：合眾聚軍，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從組織動員到變成軍隊與敵交鋒，軍事力量在戰爭初期德使用就是在戰略展開眾爭取主動權了。 國民黨從1927年起就將消滅共產黨作為其主要目標，只是在抗戰初期將對日作戰放到了第一位，從珍珠港事件開始，國民黨方面就開始保存實力，準備在美國打贏日本後用武力消滅共產黨。在抗戰後期更尤其如此，不惜減少前線部隊，將精銳部隊調回後方已備內戰。在1945年8月抗戰結束後，國共矛盾又成為唯一的主要矛盾，從軍事上來說消滅共產黨軍隊是其唯一的目標。那1945年秋季國民黨軍之主要人物就不應是接受日軍投降和占領日占區等次要問題，而應將一線部隊（對日、對共之各戰區部隊）迅速對共軍作攻勢展開，同時收編日偽軍作輔助作用（清剿、防禦等）。其精銳主力（陸軍總部所轄各方面軍及直屬部隊）在美軍幫助下海運和空運從沿海向共軍進攻。並作共軍主動發起進攻之宣傳以爭取民心及提高部隊士氣。 因為在日軍投降後，國軍對共軍發起進攻德時機無非兩種：一是馬上投入一線部隊進攻，在戰鬥中主詞加入後方之美械主力及其它後備力量（在戰線後方德其他部隊和收編德日偽軍）。這樣做的好處是在戰略和戰役上均達成突然性，可趁日偽軍投降以擾亂視聽、控制輿論、利於宣傳，且共產黨軍隊未能集中編成，未能繳獲大批日偽軍武裝（特別是重裝備），未能完成從游擊戰向正規戰之轉變（新四軍粟裕部除外）；壞處是一線部隊正處在補充時期，且做守勢狀態，不利於馬上發起進攻，美械主力及其他第二梯隊遠在後方，投入戰鬥需要一定時間，不利於在最初德進攻中集中全部兵力。二是等主力部隊部署到位，一線部隊補給完整，日偽軍收編完成，再發動全面進攻。其有點是大部軍力補給完整，部署到位，易作有力一擊；缺點是日偽軍投降已完成，全國已處在和平狀態，難以控制輿論，擾亂視聽，且一部日偽軍已被共軍所解決，共軍已完成集中編成，戰略展開，並有了初步的正規戰經驗。綜合以上所述，馬上發動進攻的優點多於後者，國民黨發動進攻的時機選擇優劣一目了然。 打內戰和外戰不同，戰爭發起的一方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民心，在政治上處於不利德地位。共產黨方面寧願放棄南方八省根據地，寧願在名義上接受國民黨領導，寧願在知道國民党進攻時，抱着可能犧牲中原部隊德決心，堅持不打第一槍來爭取輿論、爭取民心。而國民黨方面效法日本侵略中國之愚劣故伎，使戰爭逐次升級，從收編偽軍進攻解放區，依次投入雜牌軍，嫡系部隊，直到美械主力，最後才發動全面戰爭，結果鬧得世人均知。如果國民黨能在戰場上利用突然襲擊決定戰爭德勝負或從戰略上改變整個敵我態勢，那先動手進攻也是值得德。因為突然襲擊是所有進攻手段重最具威力的一種。一旦達成突然襲擊，將使較弱小之敵一擊即潰（例如1939年德軍入侵波蘭），也可使均衡的戰場一邊倒（例如1940年德軍的西線攻勢），甚至戰勝強敵（如1941年日軍偷襲珍珠港）。而國民黨方面卻因最高統帥部德無能，其各戰區之間的扯皮與不協調，保密工作上德漏洞，不但留下打內戰的罵名，而且將突襲德戰爭作用幾乎全部浪費。 經過長期的準備，漫長的前哨戰，國民黨軍對解放區終於發動全面進攻，而這“全面”德進攻在約90個軍（整編師）的總兵力上只占40－50％。如第一戰區胡宗南部，在對中原共產黨地區進攻時，只出動實力較弱的第31集團軍，而將主力37、38集團軍看守沒有戰役進攻能力的西北解放軍，將十幾個旅的戰鬥力白白捨棄；又如在全面進攻開始時，將衢州綏靖公署、廣州行營的7個軍置於後方清剿游擊隊，後在前線吃緊時，才將其逐次調上各戰場救急。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就談到“軍隊在戰爭爆發時最初德第一輪攻勢是最關鍵的、也是最有力的，在一場突襲中尤其如此，而以後的作戰只是最初進攻的延續和補充”。國民黨軍在1946年夏所發動的最初進攻由於對各部隊的調動不當，使軍隊的第一波攻擊能量未能較大發揮，也使軍隊的作戰能力在戰爭中逐漸消耗，從而在根本上影響了戰爭的進程。而共產黨方面除陝甘寧和綏遠等地少數部隊外，在第一輪戰鬥中就投入了幾乎全部主力，造成了兵力對比德均衡乃至優勢。以下列國民黨軍在1946年夏各部參戰情況： 表3 國軍各戰區部隊 總兵力 參戰兵力 東北行營 8個軍 幾乎全部參戰 春秋網http://bbs.cqzg.cn北平行營 10個軍（師） 少數部隊助攻 太原綏靖公署 5個軍 少數部隊助攻 西北行營 8個軍（師） 全部未參戰 鄭州綏靖公署 15個軍 約半數參戰 徐州綏靖公署 20個軍（師） 幾乎全部參戰 武漢行營 8個軍（師） 少數參戰 衢州綏靖公署 3個軍（師） 全部未參戰 廣州行營 4個軍 全部未參戰 其他單位 10個軍（師） 全部未參戰 合計 91個軍（師） 約40個全部未參戰 更糟糕的是在實戰中，國民黨方面非但未能正確把握開戰時機，而且直到1946年夏國共和談的破裂已成定局時，國民黨最高統帥部對共產黨居然沒有一個全面的進攻計劃，只知道零亂調動部隊與共產黨根據地搞摩擦，為了蠅頭小利不惜大打出手，聽任各戰區自由發揮，這樣國民黨各部對解放區德進攻在時間上不一致就不奇怪了。當國民黨東北行營對共產黨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夏季攻勢時，中原蔣軍鄭州綏靖公署才剛剛開始準備“偷襲”；而蘇中第一綏靖區進入攻擊位置時，華北保定綏靖公署甚至還未有進攻計劃，而且同一戰區中各部隊的行動也不一致，象由鄭州綏署統一指揮德對共產黨中原地區的合圍進攻，這樣的軍事機密也早被共產黨方面獲悉，在國民黨全面進攻前夜，中原新四軍趁國軍處於最不利防禦時反突襲衝出合圍，蔣軍劉汝明、孫震部在追擊突圍之共軍時，胡宗南部在“待機”，而共軍王震部突破胡宗南部防線時，孫劉兩部也停止觀望。如果說國民黨在東北、在中原作戰僅僅視未達成戰役目標，而在組中則是一場災難了：共產黨方面成功的利用了國軍所發動德糟糕德最初攻勢，順利實施了反突襲。7月13日，蘇中國軍整83師在極不利防守德進攻準備狀態下反遭共軍突襲，其19旅被擊潰；7月17日，救援80師長的整49師又遭伏擊損失過半；而後整21、25、65、69等師連續遭襲，從此開創了內戰中國民黨軍整旅整師被殲滅的先例。至此，由於國民黨在軍事力量使用方面的惡劣表現，已經將戰爭的主動權拱手讓出。 綜合以上所述，國民黨在抗戰後期將消滅共產黨又擺上議事日程起就在軍事方面發生了許多錯誤。首先在力量的擁有方面沒有保留基幹人員及訓練補充兵源，沒有使用適應該戰爭德武器裝備、沒有將舊式的補給方式改進以跟上新的戰爭節奏；其次在力量德組織方面沒有建立適用的指揮機構和指揮系統、沒有做好部隊的團結、沒有組織起適應於這場戰爭德編制編成、沒有搞好軍隊德針對性訓練和組織配合；再後在力量的使用方面沒有正確地完成從抗戰象內戰的轉換，沒有完成戰略展開、直至在開戰的第一輪戰略攻勢中沒有發揮其主要實力。最終由於這三方面的綜合因素，國民黨在其名義上的軍事力量與實際的作戰實力有很大的差距時發動了與共產黨的內戰。“在一場戰爭中最初的進攻視最有力、最關鍵的，以後的進攻只是其的補充和延續”。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已經將戰爭的開始說得很清楚了。國民黨從抗戰結束倒內戰開始階段中沒有正確的擁有、組織、使用軍事力量，在其實際處於相對劣勢時就以想象的優勢投入一場進攻中去了。就像一位西方的哲人所說的那樣——“許多政府對於本國的軍事實力究竟有多大，幾乎是全然不了解的，對於他們所發動的戰爭在軍事上應具備哪些條件又幾乎是漠不關心的，而軍人們卻一次又一次地被這些政府地野心、衝動和失策投入戰爭中去”。 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固然主要在政治方面的原因，但在戰爭中所表現的軍事錯誤卻直接造成其全面進攻的失敗。國民黨在政策上堅定地企圖消滅共產黨，在事項上卻不夠重視，在實際工作更缺乏準備，只滿足於兵員裝備地數量。而在戰爭中，特別是在現代化戰爭中，軍事實力根本不是簡單地數字統計，而是整個軍事集團將其適用於戰爭的人力物力經過合理的組織，科學的使用所體現出的適用於這場戰爭的綜合能力。故此，國共雙方經過三年內戰以國民黨全面失敗而告終並不是偶然的，從軍事上來講是其在戰爭開始前就已經覺得的，是國民黨在軍事方面的準備、組織和使用上的錯誤所造成的必然結果，至於國民黨在戰爭中所犯的錯誤只不過是戰前問題的延續，這些由於其站在人民對立面而難以避免的錯誤最終導致國民黨作為全國執政黨的終結。 本文主要參考書籍： 宋時輪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年版； 賈若瑜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例詞典》國防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王仰賢主編《中國現代戰爭戰例解析辭典》國防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郭清樹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簡編》遼寧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 姜克夫著《民國軍事史略稿》中華數據1987年版； 袁偉著《中國人民解放軍五大野戰部隊發展史略》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 冷傑甫《三年解放戰爭》旅遊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王俯民《民國軍人志》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 孫克驥主編《粟裕軍事文集》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 轉自《軍事歷史研究》199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