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讀劉少奇與毛澤東的合作與鬥爭 來源：中華網 亦文/劉少奇否定毛式烏托邦的艱難歷程 廣州會議後，劉少奇在他的老家湖南寧鄉，長沙等農村人民公社作了44天的調查研究。 在寧鄉縣東湖塘公社的王家灣食堂，劉少奇發現這裡早就斷了糧。農民的孩子在荒蕪的田裡挖野菜充飢。路旁有一堆風乾的人糞，劉少奇用腳搓開，發現里 面儘是纖維，與馬糞沒有兩樣，他感受到了農民缺糧的痛苦。在他走訪了這裡號稱有萬頭豬的飼養場，發現不僅髒亂不堪，而且只有幾頭骨瘦如材的豬。農民告訴 他，人都吃不飽，那有糧食餵豬。 在劉少奇的老家花明樓炭子沖，劉少奇在這裡找來了許多老鄉座談。湖南的許多匯報材料材料說，農村糧食困難，是因為去年遭受了旱災。他小時候一起放 牛的夥伴李桂生和他談起糧食問題。劉少奇問他，去年遭了大旱，安湖塘的水車幹了，塘底能曬穀了吧！李桂生肯定地回答: 沒幹，還有半塘水。劉少奇回憶，小時候旱災，塘里水被車幹了，塘底幹得能曬穀，每畝地還收了兩三擔谷呀。還有半塘水，說明乾旱並不歷害嘛。李桂生說：叫我 看，去年糧食減產，乾旱有一點影響，但不是主要的。我講直話，主要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李桂生講完，還帶劉少奇去看了他們的公共食堂。他指着灶上的一堆萵筍葉，這就是全食堂一餐的菜，炒菜根本沒有油放，吃不飽。劉少奇還訪問了一些農民的家，大煉鋼鐵把鍋都砸了，送進了煉鋼爐，挖了點野菜，都沒鍋炒。許多人得了浮腫病，腿都抬不起，失去了勞動能力。 劉少奇在他的姐姐劉紹德家，外甥女魯新秀告訴他，她所在的食堂兩個月就餓死了11個人，她的父親，也就是劉少奇的姐夫，吃糠粑粑，屙不出屎來，給活活的憋死了。劉少奇的姐姐哭着對他說，老弟啊，你在中央做事，要做點好事，要讓人有飯吃呀！ 劉少奇還請來了因思想右傾被撤職的原大隊書記的農民王昇平。劉少奇問他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 王問劉少奇可不可以講實話。劉少奇說，請你來，就是要你講真話。王說：要是叫我講群眾的心裡話，食堂還是早點散夥好。再辦下去，人死路絕。就拿拓目沖食堂 來說吧，開伙時有120人，現在不到80人，死了十幾個，跑了十幾個，還有幾個的水腫病住在大隊臨時醫院。過去家家戶戶都養豬養雞，現在食堂里人都沒得吃 的，什麼也養不成。20多戶人家，只剩下一頭母豬，打鳴的公雞都沒有了。 劉少奇當即向陪同調查的寧鄉縣委負責人表示，過去講公共食堂有優越性，現在看來不是那麼回事。這樣的食堂要解散，勉強維持下去沒有好處，已經浪費幾年了，不能再浪費下去了。不幾天，寧鄉縣委根據劉少奇的指示，正式下達文件，解散全縣的公共食堂。 史學界直到現在都還認為，劉少奇只是默許包產到戶，並沒有明確表明自己對聯產承包的觀點。事實上，早在這次調查中，劉少奇就公開表明了自己的態 度。有的農民向他反映，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干好干壞，出力不出力，都是一樣，所以生產搞不好。可不可以實行定額包工，即將農活分段承包給農民，按完成的額 度記工分，或包工包產。劉少奇認為，只要能恢復生產，什麼辦法都可以試，可以包工，也可以包產。 劉少奇這次回寧鄉實地調查後，寧鄉縣不但在全縣解散了公共食堂，而且產生了劉少奇效應，農民很快就行動起來，推行包工到戶，包工到組，或包產到戶。靠着這些法寶，該縣生產恢復很快，到四清運動前，寧鄉縣成了湖南最富裕，糧食最充足的地區之一。 劉少奇在長沙考察了天華大隊，這個大隊曾是湖南省的紅旗大隊。劉少奇在這裡住了18天，他發現這個所謂的紅旗大隊，徒有其名，不僅虛報浮誇嚴重， 民眾生活困難，食堂幾乎無米下鍋，而且受先進名聲之累，地方幹部之壓，民眾不敢揭露問題。劉少奇在這裡感受到了阻力，進一步認識到要解決大躍進和公社化帶 來的經濟危機，有必要對提高第一線幹部對於左傾危害的認識。 劉少奇回到北京後，參加了5月2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劉少奇由過去的暗示，隱晦的批評轉為公開的抨擊毛澤東對總路線，大躍進和公社化缺點 和成績關係的評估。同時，也駁斥了為毛澤東推卸責任的“自然災害論”。他將在寧鄉縣聽到農民講的人禍論加以整理提高，在會上提出：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 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有的 同志講，這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看來，現在看來恐怕不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總是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個比例關係不變，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 況。 在在二屆人大會議上，迫於大躍進和公社化出現的的危機，毛澤東曾退到了二線，把國家主席一職卸給了劉少奇，讓劉來收拾這個爛攤子。然而廬山會議上 彭德懷對他尖銳地批評，使他感到了退居二線的危險，他再次自食其言，又站到了一線。現在面對越來越多的壞消息，特別是劉少奇，周恩來，以及其他中央領導的 調查報告，讓毛澤東重新產生了躲到二線去的打算。他在大會上，改變了他過去死不認錯，一再強調成績是主要的看法，極力推崇劉少奇在湖南農村的調查報告。 劉少奇抓住這個機會，與周恩來，李富春等人在會上再一次提出貫徹八字方針，壓縮工業戰線，延長農業和輕工業戰線，壓縮城市人口和鋼產量的問題。會上還討論了對在反右傾中被錯誤批判的領導和民眾甄別，平反的問題。 同時，劉少奇利用主持日常工作的機會，加大了政策調整的力度：支持和落實了陳雲從國外緊急進口糧食，以舒緩空前嚴重的糧食危機和減少2000萬城 鎮人口，減輕國家對城市的沉重負擔的建議。主持罷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問題嚴重省份的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青海的 高峰等皆在這一時期先後被免職，降級安排到基層或無關緊要的部門。劉少奇甚至提出對一些罪行嚴重的負責幹部應加以逮捕法辦。 劉少奇的這些堅決果斷的措施，對控制當時盛行浮誇風氣，化解省市和基層幹部對八字方針的抵制，減輕了饑荒的進一步擴大，壓縮基本建設規模起了一定的作用。到1961年底，全國關，停，並，轉的全民所有制企業達2.5萬家，縮減了1000萬城鎮人口。 4.八千人大會迫使毛澤東認錯，減少解決經濟困難的阻力 大躍進和公社化的發起人是毛澤東，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一批不是被迫，而是確確實實信奉這種空想社會主義的信徒，在推行和發揮毛澤東的主張。儘管劉少 奇在61年以來，有了一些實權，但是，由於毛澤東並沒有對眼前的困境明確表示態度，這些人對如何看待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如何看待經濟困難產生的原因；以及 為什麼要實行調整，整頓，充實，提高的方針等一系列問題上並沒與劉少奇及其在一線的領導層取得取得共識。有些領導幹部即使看到了問題所在，但也不敢出聲， 更不敢否定大躍進和公社化的錯誤做法，許多化解危機的主張和措施不能順利地貫徹。彭德懷廬山會議被打倒，劉少奇本人在新民主義和反冒進問題上受到毛澤東訓 斥的教訓歷歷在目，前車可鑑。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在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中共黨史上極有影響的7000人會議。按照鄧小平的說法就是，鼓足幹勁，統一思想。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統一行動。 現在大陸學術界通過對毛澤東的一些批文和他周圍一些人的回憶錄的研究，認為這次會議是毛澤東提議召開的，但是，從會議披露的內容和毛澤東後來對這 次會議咬牙切齒的不滿態度來看，即使如此，他也是迫於黨內外和國內極其糟糕的經濟形勢的壓力，不得不同意或提出召開這個會議。 會前，劉少奇和鄧小平曾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起草劉少奇將要在大會上作的報告。報告打算分為三部分：形勢和任務；集中與統一；黨的問題。當第一部分寫好後，劉少奇發表了意見，表示不滿意。 吳冷西的回憶說，劉少奇看完初稿，專門到釣魚臺找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和胡繩談話。他“劈頭就說，報告的起草，還是1959年廬山會議上講的那 兩句話，一是成績講夠，二是缺點講透。具體意見主要有：（一）過去四年的缺點、錯誤要擺開講，有多少講多少，放開手講，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藥，要使 人出一身大汗，這才能接受教訓。（二）這幾年的錯誤，中央負主要責任，要在報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評，否則下面不服。一年來中央逐步改正錯誤，要求各 地、各部門也改正錯誤，不能自行其是。（三）關於分散主義要列舉表現事實，每個省、每個部都要有例子，一個也不能缺，這種現象太多，太普遍了。（四）這幾 年的錯誤，同黨內過火鬥爭，特別是1959年廬山會議只反右不反“左”、後半段否定前半段、會後又在黨內普遍進行反右傾鬥爭，有很大關係，黨內民主不夠， 使許多錯誤不能及時改正。“劉少奇還囑咐秀才們不要怕這怕那，束手束腳，要敢講老實話，講過頭了也沒有關係，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還要討論，錯了政治局 負責。（41） 當按劉少奇的意見修改好的報告送到毛的東那裡，毛澤東起初建議劉少奇的報告推遲三天，由他修改後再講，後來又改變主意，不經政治局討論，直接發給 與會代表討論後再做定論。毛澤東其所以再三改變劉少奇報告的程序，應該與報告對三面紅旗產生的後果，即對現實的評估太實事求是有關。他指望能從基層幹部中 獲得支持，反對劉少奇的評估，由群眾來修改劉少奇的報告。毛澤東歷來對自己在民眾中的威信有信心。 報告修改稿出來後，劉少奇又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不照本宣科，只對報告作補充和闡述。劉少奇在闡述中再次發揮了他的人禍論。他認為：目前經濟困難 的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從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顯然，他的天災說，既是為毛澤東留面子，也是為自己的工作減少干擾和變數。人禍才是他的重點。為了讓與會者明白他的重點，他對此作了進一步的解 釋：全國總的講起來，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三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只是三個指頭。如 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成績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是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一個地方，農民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 人家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這個“人禍”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嚴重的錯誤，為什麼某些錯誤拖延相當長的時間還不能改正? 劉少奇人為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不夠；另一方面，我們不少領導同志又不夠謙虛謹慎，有了驕傲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 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劉少奇的報告獲得了強烈的反響。許多省的代表都贊成劉少奇的看法。在討論中不少代表發言的矛頭直指中共的路線。（42） 毛澤東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很明顯，毛澤東的認錯是言不由衷的，不僅沒有說明錯在那裡，也沒有講清楚該負哪一點的責任。或者說，到底是要承擔他倡導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的責任，還是總路線的責任。反映了他心裡並不認為自己這些空想社會主義的實踐有錯誤和在形勢逼迫下違心認錯的無奈。 在毛澤東處於極其尷尬的情況下，幸虧他親密戰友林彪發表了與眾不同的看法，拉了他一把。林彪發言時，拋開了寫作班子為他準備的講稿，他說： 我們黨所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 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線，毫無疑問是正確的。我們應該採取這條路線，應該採取這種做法。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夠多、 能夠快、能夠好、能夠省的。我們需要鼓足幹勁，能夠鼓足幹勁；需要力爭上游，能夠力爭上游。我們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幹勁的做法，不爭上游的做法，少 慢差費的做法。 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而且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 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 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 我感覺到，我們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 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夠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 邊偏，說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實際上是走了樣。 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 林彪的發言給了劉少奇，鄧小平，陳雲，李富春，彭真等在第一線指導工作的領導人很大的困惑。把問題上綱上線，不少人感到了壓力。會後，毛澤東稱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馬列主義的講話，建議發至全黨學習，看了很高興。還用譏諷的口氣問羅瑞卿是否能作得出這種水平的報告。 儘管林彪的講話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地為毛澤東評功擺好，但是，來自生產第一線的各級負責人，大家心裡都有一本血淚帳:每一個省，每一個市，為一個縣，每一個公社，每一分鐘都有人在飢餓中死去。除了毛澤東之外，幾乎沒人認同林彪的看法，昧着良心發言支持林彪。 可以說，七千人大會，是對劉少奇建國後與毛澤東產生的一系列分歧的一次總結，誰對誰錯，誰的主張在現實中是行不通的，誰的主張有利於經濟的恢復和 發展，代表們，特別是中共高層有了一個新的認識。最後通過的劉少奇的報告決定，不提毛澤東主持制定的《農業發展綱要》和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實際 上否決和關上了毛澤東大躍進的大門。 劉少奇當着七千代表，不點名地批評毛澤東，令毛澤東非常光火。會後，毛澤東曾向江青表露了他的感受，氣憤地說，當時他他憋了一口悶氣。文革時，毛 澤東又舊事重提說：“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七千人大會，埋下了毛澤東要除掉劉少奇的火種。會後，中共召開政治局常 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和林彪怨氣未消，離京出遊，雙雙拒絕參加會議。 4.峰巔之作，支持和放縱三自一包 1962 年2月21日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在會上面對當年財政將出現30億的赤字，主張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劉少奇在 會議中提出：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時期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國民 經濟的調整貫徹下去。 2月26日，在西樓會議的基礎上，又召開了國務會議。陳雲在七千人大會上曾拒絕毛澤東要他講話的要求，但這次在劉少奇的鼓動下，卻做了《目前財政 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幹辦法》的報告。會後，劉少奇在這個報告上加了批語轉發全國。他在批語中再次強調在非常困難時期，要確定一個恢復時期，以農業為基 礎，全面調整國民經濟。3月12日，劉少奇再次主持西樓會議，提出恢復陳雲的中央財經組組長職務。 5月7日至11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劉少奇向國務院各部負責人再三強調：現在的經濟形勢，不是大好，沒有大好的形勢。通過了陳雲主持的財經小組提出的1962年整頓計劃。劉少奇在會上說，左了這麼多年，讓我們右一下吧。 劉少奇一手抓調整，整頓，壓縮基建規模，把大躍進搞亂，搞砸了的工業體系逐步恢復元氣；另一手就是不斷強調困難，解放思想，鼓勵地方，跳出傳統禁錮，用非常時期的辦法來恢復經濟。 公社食堂解散後，中國農民自發的創造了在公有制的條件下走出烏托邦的最好形式，包產到戶。這種經營形式，生產資料名義上還屬於公有，但經營的實際 權力已回到了農民手中。避免了權力壟斷者的瞎指揮。承包了土地的農民，自負盈虧，經營的好壞與報酬聯繫在一起，克服了過去吃大鍋飯的弊端。公有制的法人代 表，國家或集體，實際上失去了支配生產資料的權力，除了土地的買賣之外，農民在土地上獲得了個人的自由，個人的積極性和經營的才智有了發揮的空間。公有私 營的形式，既是解決公社化出現的混亂和困難的鑰匙，也是將來是走向私有私營的通道。 劉少奇早就看到了公有化的問題，從中共取得政權後，就一直與毛澤東的治國理念發生矛盾。但是，由於外受蘇聯的影響，內受毛澤東的打壓，他的主張只 能隨着形勢的變化，迂迴曲折，時隱時現。當毛澤東面對被自己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總路線搞得鬼哭狼嚎，飢鴻遍野的局面，無計可施，做了甩手掌柜，特別是七 千人大會後，各級領導對毛澤東的那一套有了痛苦的體驗後，劉少奇終於有了放手右一次的機會。 早在劉少奇到他的老家調查時，農民就提出了包產到戶，包工到戶，包工到組，自負盈虧的問題。劉少奇沒有表示反對，他認為，在非常時期，什麼都可以 試試。這個主張，也就是後來鄧小平的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的最早版本。劉少奇能做到這一步，是需要膽量和勇氣的。 還在高級社期間，就出現了農民消極怠工，效率低下的問題。四川的江津地區、安徽的蕪湖地區、浙江的溫州地區等都自發地搞過過包產到戶。溫州地區永 嘉縣委副書記李雲河，經過親自試點和調查研究，於1957年1月27日，在《浙江日報》上發表了題為《‘專管制’和‘包產到戶’是解決社內矛盾的好辦法》 的長文，對包產到戶作了比較深入的分析，說明了包產到戶不會產生資本主義，不會使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變質。但不久，包產到戶的主張受到了批判，被指責為 戴着合作社帽子的合法單幹，將產生資本主義，遭到了取締。 1959年，不少地方針對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平二調造成的後果，試行土地下放，定田到戶，全部或大部份農活包幹到戶和地段責任制等各種各樣的聯 產承包形式。同樣，很快就被毛澤東和他的理論顧問們制止。毛澤東曾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揭穿 ‘包產到戶’的真面目》的評論員文章，指責“包產到戶是極端落後、倒退、反動的做法。 劉少奇在他的家鄉表態，不反對承包製，給了農民可以搞的訊息。寧鄉縣的農民很快就搞出了各種各樣的以承包為主軸的生產和分配形式。到62年七千大 會後，承包製幾乎普及到了每一個生產隊。與此同時，全國農村也不約而同地搞起了聯產承包。甘肅，浙江，四川等地超過了70%的生產隊，安徽有80以上的生 產隊採取了這一方式進行生產自救。 解散了公共食堂，恢復了一家一戶的生活方式，自留地得到恢復。有了包產到戶和農民自留地，就有了可供個人支配的農副產品，也就產生了交換的要求，公社化以後消滅的自由市場也就獲得了新生。 這一時期，來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鄧小平，鄧子恢、陳雲、周恩來等與劉少奇的看法基本一致，都贊成和支持包產到戶。鄧小平表示：不管黃貓黑貓，哪一種方法有利於恢復生產，就用哪一 種方法。我贊成認真研究一下包產到戶。群眾要求，總有道理。（43） 1962年5月底6月初，鄧子恢在部隊講農業問題，當他談到安徽的包產到戶時說：“過去我這樣說是要被帶上右傾帽子的，現在我的右傾帽子摘掉了，不怕了。”（44） 由於得到了劉少奇和一線負責人的贊成和支持，包產到戶，在農村得到迅猛發展。並滲透到城鎮的一些小型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出現了包工包 產，自負盈虧等經營形式。自由市場，也由農村鄉鎮逐步地向大中城市擴展，62年中旬到63年初，毛澤東的眼皮底下北京市的自由市場也漸漸繁榮起來。 正好此時，毛澤東也派他秘書田家英到湖南農村調查他主持制定的“農業六十條”的貫徹落實情況。六十條對毛澤東的公社化做了一點修正，把基本經濟核 算單位下放到了生產隊。毛澤東自認為這麼一改，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是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民眾一定會非常滿意，堅決支持。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敗 走麥城後，急需一個好消息提神正氣。 然而，田家英調查的結果是，農民對毛澤東的那一套換湯不換藥的玩意並不歡迎。農民真正的歡迎和支持的是包產到戶，而且，搞了包產到戶的地區，經濟 恢復已經有了成效。1962年6月田家英回到北京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恰好不在北京。他只好先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反映湖南農民這些情況。劉少奇一 聽就明白了，叫田家英不必再講下去了。他認為，現在的情況已相當明了，完全同意田家英的看法，並提出應當把包產到戶合法化。 鄧小平，陳雲，鄧子恢和其他在一線的負責人都支持合同已劉少奇的看法，並責成田家英起草有關文件，題目初擬為《恢復農村經濟的十大政策》。田家英問劉少奇，能不能把他的意見報告毛澤東，劉少奇同意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