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吳：妄說第二次土改 　　　　　　　　　　　　　　　　　　　 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已經結 束，據媒體報道，全會的議題之一是審議《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該決定意在改革土地管理制度，讓農民享有更多的土地使用權和 流轉權，進一步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完善農村金融體系，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從而緩解長期困擾中國的“三農（農村、農業、農民）問題。這樣的決定無疑是對 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最好的紀念，必將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兄弟的歡迎和支持。 雖然《決定》還沒公布全文，但根據所傳消息，已經 引起了世界輿論的廣泛關注和討論。有媒體將它稱之為中國的“第二次土改”，也有人說“這意味着中國將實行土地私有化”。總之，這個《決定》標誌着中國農業 發展的新轉折，意義十分重大，決不亞於當年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 其實，新中國建立以來的“土改”已經不是第二次了。如果把解放 初期“打倒地主分田分地”的土改算第一次，那麼之後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以及公社化運動應算第二、第三、第四次土改，而改革開放初期實行的“家庭聯 產承包責任制”應是第五次土改。不管以上這幾次“土改”的效果如何，其發動者的主觀願望也許都是好的，都是想尋找、摸索和嘗試一條道路，企圖進一步解決好 中國革命的最基本問題，即所謂“三農”問題，只有這樣才能鞏固革命政權。所以，這次“土改”應當說是第六次“摸着石頭過河”，而非徹底的土地私有化。 為 什麼幾十年來，“三農”問題始終困擾着中國發展的進程？根本原因之一是，我國農村土地一直被視為國家所有，農民並未真正成為所在土地的主人，因而沒有得到 土地的保障權。即使第一次土改是分田到戶，但農民只見“燒掉了地主地契”，自己手中卻沒有地契，僅在表面上擁有自己的田地。由於在法律上沒有文字契約保 障，所以合作化、公社化運動一來，鑼鼓一響，口號一喊，農民就又失去了那份名義上的田地。至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顧名思義，農民只是承包了公田，而不是 自己的田地，而且要承擔上交公糧的責任。說得不好聽一點，農民都成了國家的佃農。可見，長期以來，中國農民都只有對土地的有限使用權，而無產權，更談不上 可以買賣田地的權力和自由了。 說這次土改的意義遠遠超過當年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因為要實行“堅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進一步明晰 土地財產權，完善土地徵用制度，延長土地經營權年限，允許農民的宅基地加入流轉，使土地收益更多地轉向農民，也為農業集約經營創造條件，推進農業的現代 化。”也就是說，這次“土改”後，土地雖然還是公有的，但農民卻有轉讓所承包的土地的“經營權”。儘管不是“產權”的擁有或轉讓，但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 顯然它遠非“土地私有化”的改革，最多只能說是“建國后土地第六次管理制度改革”。 當然，這一改革有利於克服城鄉二元結構給農民的帶 來的不公平，讓更多的人從土地和農民身份這兩個束縛中“解放”出來。有利於中國徹底走出小農經濟模式，向現代化大農業方向邁進。也有利於加速城鄉一體化進 程，縮小城鄉差距。所以這個《決定》一方面說明中央對“三農”問題十分重視，另方面也說明，“三農”問題已經嚴重到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否則將影響到中國 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相信會得到農民的熱烈擁護。 但不能不看到，即使這一小步改革，風險也是不小的。首先可以想到，當農民有權轉讓土地 承包權時，那些早想“農轉非”的人、特別是年輕農民將放棄土地而進入城市。可以肯定，這股進城高潮將遠遠大於每年的農民工進城。大量失去土地而離鄉背井的 農民，進入城市後，即使取得了城市居民同等的權力，但要與城市居民進行競爭，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仍然是城市中的最低層人群，有的甚至會成為流民，這將帶 來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 其次，集約化農業生產需要大量資金和高新技術，顯然非一般農民力所能及，小農業生產根本無法與之競爭。所以集 約化的農業生產只能靠有錢的商人來辦。於是必然會出現土地兼併，而且將出現強行、而不是農民完全心甘情願地轉讓土地。在土地兼併過程中，開發商決不會發善 心，很可能會出現“資本侵值”式盤剝，農民決不可能從土地轉讓中致富，這種盤剝將比二元結構的盤剝更為殘酷。 第三，雖然農民有了對土 地承包轉讓的發言權，但他們仍然是弱勢群體。如果政策不規範，商人們會用更強硬的手段，或官商一體、或警商勾結、或宗族勢力聯合、或利用黑社會勢力，野蠻 地將個體農民趕出他們的家園，以實現土地的“集約化”。現在城市裡就有房地產開發商膽敢用暴力對付拆遷戶，難道在邊遠農村不敢。農村里宗族勢力稱霸，而欺 壓“少數派”的現象也屢見不鮮。 第四，大農業也需要勞力，商人們也許會像某些城市裡的加工廠脅迫農民工成為包身工那樣，將把既失去土地、又無一技之長、難於在城市存在的農民變成新僱農進行超額剝削。 第五，新土改雖然它將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縮小農村與城市的差距。但並未建立起消除貧富差距過大的機制。弄不好還可能出現更大的兩極分化。 筆 者並不是反對進行二次土改，而是妄測新土改後可能產生的新問題和新矛盾。說穿了，現在貧富懸殊之大已經表明，中國社會實際存在着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他們 與廣大中低收入者和工人農民有着深刻的矛盾。這聽起來似乎有點刺耳，它太像文革語言了。但只要看看不斷發生的一些暴力案件和突發事件，就不難理解其深層原 因。這次土改雖是一大進步，但並未解決資源和財富分配不公所造成的貧富懸殊問題。 所以，任何決策要瞻前顧後，要在出台新政策時，同時考慮相應的配套措施，防止或減少可能出現的偏差和新矛盾。不能再搞那種“先實施後治理”的發展，不要再用“交學費”來為某些失誤做搪塞，要知道，每次“學費”，實際都是納稅人在買單。 □　寄自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