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文章私貨較少（當然還是能體會到作者對毛澤東不滿）但是比那些幫閒文人堆積的口號要多一些連貫的敘述， 對了解史實有幫助。 我只想強調一點，開會召集到7000人是毛澤東的主意， 再把劉少奇關於彭德懷的講話穿起來看可以得到一個可信的歷史還原。哪些是編造的就容易理清了。 毛澤東自己召集7000人清算自己？官僚比賽撒謊, 高層了解真相確實不容易 (見已經轉載的一萬人撒謊，一個人講真話）這是為什麼大會要有7000人吧？ 七千人大會書記和部長們對糧食問題的檢討 作者：唐正芒 七千人大會是“大躍進”和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一次全國性大會。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黨和國 家領導人最感頭痛的問題就是六億人民的吃飯問題，幾乎逢會必講糧食。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就是在這種糧 食嚴重短缺的歷史背景下召開的。　　吃飯成七千人大會接待的難點　　１９５８年開始的“大躍進”和 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後的更大“躍進”，使全國糧食全面緊張，並出現餓死人的現象，有的地方情況還相當嚴重。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央開會向各中央局第 一書記專門落實糧食問題。鄧小平在會上直言闡明，１９６１年就靠這３０天的工作，這３０天如抓不到糧食，就嗚呼哀哉。關於１９６２年的糧食上調，他提了三 個數字，１２０億斤、１５０億斤、１８０億斤。如是１２０億斤，就得大量進口，就無一點迴旋餘地，日子就很難過；如是１５０億斤，日子勉強過得去，但也要 進口不少糧食；如是１８０億斤，就可以不進口，還有點調劑餘地。　　聽了這三個數字，各中央局書記都在心裡叫苦不迭，他們本是願意接受中央任務 的，但是這任務要分解到各省、市、自治區，再去層層落實，下面若是阻力太大怎麼辦？為此，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建議：把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開個地委 書記會議。明年１月開也可以，也可以考慮跟中央工作會議結合一塊開，打通思想。　　兩天后，鄧小平將會議情況和陶鑄的建議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認 為，召開地委書記會打通思想，有道理。如何打通思想，毛澤東覺得，中央對“大躍進”以來的工作是應該總結一下，乾脆把縣委書記也都找來，要開就開個大會， 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的五級幹部會議（即中央、中央局、省、地、縣五級）。後來起草會議通知時，根據鄧力群的建議，又增加了全國重要廠礦的廠長、黨委書記， 並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的同意。這樣，原本６０００多人的大會，就變成了７０００多人的規模。　　大會的籌備工作由鄧小平負責。在陶鑄提議召開全國的地委書記會議時，鄧小平的第一反應就是，來那麼多人，吃飯怎麼辦？由於當時正處於糧食嚴重短缺、經濟十分困難時期，這麼大的會議規模，安排吃飯很不容易，據當時參與接待、負責生活的一位同志回憶：　　吃飯是十人一桌，大鍋菜，不管你是中央領導，還是一般工作人員，都一樣。即使是劉少奇同志去安徽組開會，吃飯時也和大家一樣，憑飯票吃飯，十人一桌，坐滿才上飯，坐不滿不行，飯票丟了也不行。　　特別是安全保衛組為了保證會議供電、保證食品安全，有時會把供電局的工程師、負責人，還有負責食品供應的人找來開會，但每到快吃飯時就趕緊散會，不然就沒有辦法管人家的飯。有時實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飯票給人家，然後自己回家吃飯。　　“出氣會”上書記和部長們做檢討　 　為了把話講透一點，使大家的氣更順一點，毛澤東決定延長會期，並留與會者在北京過春節。在１９６２年春節前後，會議進入毛澤東倡導的“出氣會”階段，各 省大致都是在春節前聽取意見，即由地委、縣委書記們“出氣”，春節後檢討。而檢討的集中點也大多直接或間接地體現在糧食問題上。　　湖北省委第一 書記王任重在春節前就作了檢討。他說湖北這幾年自以為是、“五風”俱全。１９５８年大辦鋼鐵，大辦公社；１９５９年大辦水利，大搞治山、治土；１９６０年 夏季大搞開荒。這都表現了“左”傾蠻幹。湖北在全國最先宣傳“水稻畝產３６０００多斤”，“糧食多得無處放”，“吃飯不要錢”，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王任 重對《人民日報》的同志說，當時我們出了風頭，現在看來我們出了丑——浮誇風，我們在全國帶了頭。湖北１９５８年的糧食產量只有１９７億斤，卻向中央報了 ４５０億斤，因為多報了糧數，多上繳，致使形勢惡化，開始出現餓死人的情況，廬山會議後繼續惡化，人死得更多。　　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劉子厚、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等也分別就各地的糧食問題做了檢討。　　在各省委作自我批評時，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也圍繞糧食等問題作了自我檢討。糧食部檢討說，１９５９年全國糧食產量是３４００億斤，可是徵購就拿了１２００億斤，占三分之一強，這是農村傷了元氣的一個重要原因。糧食部為此感到非常痛心。　 　《人民日報》、新華社更是全面檢討了他們對“大躍進”中浮誇風、瞎指揮等問題所起的推波助瀾的壞作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句至今人們耳熟能詳 的話語，就是出自於當年的《人民日報》社論。一些天文數字的高產“衛星”，也多來自於《人民日報》或新華社，所以《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沉痛地檢討了一 句很經典的話：當年“沒有《人民日報》比有《人民日報》還要好一些”。這應該是一種深刻的反省。毛澤東當年也批評過《人民日報》、新華社，說他們吹得太 凶、太多、太大，如不改正缺點錯誤，“《人民日報》就有可能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新華社也有變成中央社的危險”。告誡他們“頭腦要清醒”。吳冷西還就 其他方面的宣傳錯誤作了深刻檢討。　　安徽省在“大躍進”時糧食問題嚴重，餓死人較多，與河南、四川等省一起同為最嚴重的省份之一。但安徽的同志 對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沒有認真檢討很不滿意。劉少奇三次去安徽組，嚴厲批評了曾希聖。毛澤東在大會的講話中提到“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所指之一便有 曾希聖。對於安徽餓死人的問題，劉少奇深惡痛絕。但安徽省委未向中央報告，捂蓋子。劉少奇此前就同曾希聖提過，希望他主動檢討。但曾希聖未檢討。會上，劉 少奇氣憤地說，這是個歷史事實，過了十年八年，還可以總結的，五十年以後還要講的。死了這樣多的人，生產力有這樣大的破壞，受了這樣一個挫折，歷史上不 寫，省志上不寫，不可能的。會上中央同意了曾希聖的調離安徽的請求，實質上是將他免了職。　　對於糧食問題上的浮誇風，當時分管農業的中央書記處 書記譚震林也是負有重要責任的。他在“大躍進”期間，多次召開會議，併到處視察。對已出現的浮誇現象，他還在鼓勁。如他在安徽省委三級幹部會上宣傳說，汕 頭、醴陵幾個縣是搞畝產１５００斤的，你們來個全縣畝產２０００斤，蓋過他們。這不是自滿，是打擂台。接着，他進一步說：“第一個‘衛星’放出去，第二個 也就出來了。我看麥子畝產５０００斤的‘衛星’可能出在你們安徽的阜陽。會不會出現畝產萬斤，我看有可能。”杭州的同志也批評譚震林“亂壓人，逼着我們在 杭州搞畝產萬斤田，搞一個畝產萬斤的專區，完全脫離實際”。　　會議決定一減一加緩解糧食緊張　　原 計劃徵購１５０億斤糧食的打算取消了。會上，黨中央帶頭髮揚民主，反覆聽取地方同志的意見，體諒農民的困難，決定再把工業發展的速度調低一些，擠出工業用 外匯，多進口一些糧食，以緩解地方的徵購壓力。中央的這一舉動，受到各級領導幹部的歡迎，也促進了中央與地方的相互認同。王任重當時的心理狀態就是與會同 志心理反應的縮影。他當時在日記中寫道：“這個問題一解決，這次大會就可以圓滿結束了。從‘壓力’下解放出來，才真正心情舒暢。馬列主義實事求是的作風終 於得到完全勝利。”　　會議決定大量精簡城市人口，１９６２年一年再精簡２０００萬（１９６２年實際精簡了１７００萬）。這樣減少了城市人口的糧食供應，減輕了糧食壓力，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農業生產，促進了糧食產量的增加。這一減一加，就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糧食全面緊張的局面。　 　會議對糧食問題上的教訓作了集中總結。如對高指標、嚴重的糧食浮誇，導致高徵購、搶空了農民的糧食，使不少農村人口患病、死亡，對這一慘痛教訓作了認真 總結。還對在農業生產上因為不懂經濟、不懂科學技術而造成的巨大損失，如亂改耕作制度，不恰當地深翻改土，造成大面積減產，以及修了不少不僅無益反而有害 的水利工程等教訓都作了總結。歷史證明，這些教訓的總結，對以後的糧食問題、農業生產的增產增收問題，都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七千人大會在一 定程度上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使黨內有一種精神解放的氛圍，使人們也能有限地探索一些較為敏感的問題，如農業生產的經營管理方式問題。由於集體生產不僅未出 現預期的效果，反而餓死了人。這促使一些人在相對寬鬆的氛圍下探討適合實際情況的生產方式。這樣，曾被批判的在安徽試行過的包產到戶，在１９６２年春夏期 間，又受到來自第一線的領導同志如鄧子恢、陳雲、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的支持和贊成，這使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地方明顯增多。只是好景不長，不久又受 到批判和壓制而被迫再度取消。然而即使是短暫的休養生息，對增加糧食產量，也起了積極作用的。劉少奇、周恩來等也在會議講話中充分論述了糧食問題的緊迫性 和重要性，共同探討解決的措施和辦法。這也為解決糧食問題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如周恩來在大會報告中強調：當前經濟生活中最嚴重的問題，還是糧食問題。他提 出，堅決精簡機構，壓縮城鎮人口，精簡職工人數，減少糧食供應，“是克服當前困難的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調整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他還就全國糧食危機狀況 向到會的各級幹部算了細賬、交了實底，使大家看到了形勢的嚴重和中央的困難，又使大家明白了克服困難的具體辦法，從而使他提出的調整措施後來能順利落實。 到１９６３年底，糧食形勢就出現根本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