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下層人戶每天的收入與居民每天生活的費用 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就是一個朝代的基本生活水平。他們一般每天有多少收入呢? 北宋後期，張耒在詩中提到洛陽西部山區山民的生活狀況時云：“山民為生最易足，一身生計資山木。負薪人市得百錢，歸守妻兒蒸斗粟。”[1](卷十三《感春六首》)大概是一天收入100文左右。 四川嘉州漁民黃甲，自祖父以來，世代以捕魚為業。南宋前期，“家於江上，每日與其妻子棹小舟，往來數裡間，網罟所得，僅足以給食”，“極不過日得百錢”。[2](支戊志卷九《嘉州江中鏡》)每天一般不超過100文(鐵錢)。 南宋中期，三峽地區的長江漁民中，有“老父家住逢家洲，無田可種漁為舟。春和夏炎網頭坐，茫茫不覺秋冬過。賣魚日不滿百錢，妻兒三口窮相煎。朝飧已了夕不飽，空手歸去蘆灣眠”[3](卷二《舟人強以二鍰多取漁人之魚余增百錢與之作漁父行》)。每天的收入，最多也不過100文。 北宋中期的呂南公記載：“淮西達傭，傳者逸其名氏。傭不習書，未嘗知仁義禮樂之說，翳茨為居，與物無競，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錢，以給炊烹。或時得羨於常，則盡推贏易酒肉以歸。”[4](卷十八《達傭述》)淮西這位以打零工養家的傭者，靠出賣勞動力，每天平均約可得錢100文，有時掙錢多於日常，便將多出部分買酒肉，與妻兒宴飲歡歌，十分瀟灑。 據洪邁記載，都昌縣農婦吳氏喪夫無子，獨自養活“老且病目”的婆婆，“為鄉鄰紡緝、漧濯、縫補、炊爨、掃除之役，日獲數十百錢，悉以付姑”。[2](補志卷一《都昌吳孝婦》)一位勤勞的青年婦女在鄉問打零工，每天可以掙錢數十文，多不過100文，以此來養活婆婆和自己。以上足見，100文及數十文是一般鄉村下層百姓的每天收入。 北宋時，滄州有婦人“幼年母病臥床，家無父兄，日賣果於市，得贏錢數十以養母”[5](卷二)。在城鎮賣水果的收入是數十文。 慶元初，江東饒州市民魯四公，開了一家小食品店，“煮豬、羊血為羹售人，以養妻子。日所得不能過二百錢，然安貧守分”[2](支癸志卷八《魯四公》)。日均收入在200文以下。 南宋時，“吳中甲乙兩細民同以鬻鱔為業，日贏三百錢”[2](丁志卷十六《吳民放鱔》)。吳中即平江府有專門靠賣活黃鱔為生者，每天可得300文，但過的仍是貧窮的生活。這是南宋時期城市的情況，每天收入最多不過300文，因為城市消費水平較高，所以與前者一樣，都只能過着貧困的生活。 史實表明，在城市開店鋪者，不一定就不是窮人。以下兩例可以進一步證明這一看法：元祐末，安豐縣娼女曹三香得了“惡疾”，“拯療不痊，貧甚，為客邸以自給”。[2](補志卷十三《曹三香》)一位“貧甚”的病婦，開了家旅店以自給。淳熙年間，福州城西居民游氏，“家素貧，僅能啟小茶肆，食常不足，夫妻每相與愁嘆”[2](支癸志卷八《游伯虎》)。這家小茶館收入很少，養活不了一家人。 北宋後期的李昭玘曾指出：“販婦販夫，陸拾棗栗，水捉螺螷，足皸指禿，暴露風雨，罄其力，不過一鈞之舉；計其價，僅足一日之食。”[6]卷十一《代四兄求薦舉書》)他的論斷可以概括以上論述：一般而言，下層百姓每天辛勤勞動的收入，僅夠一天的生活費用。南宋時，臨海令彭仲剛在諭俗文中也言：“農工商販之家，朝得百金，暮必盡用，博奕飲酒，以快一時，一有不繼，立見飢凍。”[7](卷三七,彭仲剛《崇儉素》)一般也是每天收入100文。 那麼，維持一個人一天最低生活水平的費用是多少呢? 吃飯是生存的基本前提和基本消費。宋人與現代人不同，每天僅早晚兩餐，官員士人概不例外。如政和六年(1116年)，曾貴為宰相的張商英在荊南與友人的一封信中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日閱佛書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面五兩，肉八兩，魚酒佐之，以此為常。”[8](四筆卷二《張天覺小簡》) 慶元年間的饒州寓士許某，“家四壁空空，二膳不足”[2](支癸志卷十《安國寺觀音》)。饒節曾言，“百年七萬二千飯”[9](卷一《為卿曇輔作一枝庵詩》)，這是按一日兩餐計算的，說明一日兩餐是宋人普遍的飲食習慣。 再具體到一天的糧食消費量，史料中有不同的記載。 有一天1升的。宋太宗時王禹偁言：“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10](卷二九三《王禹偁傳》)富貴後的范仲淹，在老家蘇州創辦義莊，以贍養族中窮人，日常標準是“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絲一匹”[11](卷四《忠孝》)。南宋後期的婺州人王柏說道：“某雖無用於世，七十六年，吃了二百七八十石米，可謂古今之幸民。”[12](卷十七《回陳樵翁》)平均每天1升左右。宋末方回說，東南地區的佃戶“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一年食十八石”[13](卷十八《附論班固計井田百畝歲入歲出》)。如王禹偁所言，這都是“至儉”的窮人標準。 有一天1升多的。紹熙年間，朱熹在潭州嶽麓書院時，“議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錢六十文’’[14](卷一○○《潭州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學生的標準是每天米1升4合。方回指出：“近世東南……人家常食百合斗，一餐人五合可也，多止兩餐，日午別有點心。”[13](卷十八《附論班固計井田百畝歲入歲出》)——頓吃5合，一天兩頓即1升，加上中午的點心，就是1升多了。 有一天2升的。大中祥符年問，范仲淹在南京求學時，“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十數莖，醋汁半盂，入少鹽，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15](卷三《范文正公道舊日修學時事》)。每天食小米2升。北宋後期，李後有詩云：“人負六斗兼蓑笠，米供兩兵更自食。高卑日概給二升，六斗才可供十日。”[16](卷十一《兵饋行》)這是隨軍運糧民夫的定量。兩宋之際，南劍州順昌縣石溪村村民李甲，40歲還未娶妻，食宿於弟婦家。日常靠伐木燒炭出賣為生，“得錢則日糴二升米以自給，有餘則貯留，以為雨雪不可出之用，此外未嘗妄費”[2](支戊志卷一《石溪李仙》)。這是自我定量。兩宋之際的莊綽說，“健啖者一飯不過於二升”[17](卷中)，是為大肚漢的飯量。南宋後期的嚴州人方逢辰有詩云：“清溪眇如斗大邑，萬山壁立土磽瘠……父母夫妻子婦孫，一奴一婢成九口。一口日啖米二升，茗鹺酰醬菜與薪。共來日費二三斗，尚有輸官七八分。”[18](卷六《田父吟》)這戶有僱工兩人的人家，應屬於小康水平，每人平均日食2升。呂頤浩也感嘆道：“良田萬頃，日食二升。”[19](卷六《與雪峰清了書》)淳熙三年(1176年)，有日本商船被大風吹到明州，“眾皆不得食，行乞至臨安府者復百餘人。詔人日給錢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國舟至日遣歸”[10](卷四九一《日本國傳》)。日食2升是朝廷撫恤外國難民的標準。法令規定：“流囚居作者，決訖日給每人米二升。”[20](卷七五《編配流役》)囚糧標準也是每天2升。 有一天2.5升的。紹興初，在福建鎮壓范汝為造反的官兵，每人“日費米二升五合，錢一百”[21](卷一《投富樞密札子》)。紹興末，官方計劃從利州路向大散關“運五萬人三月糧，人日食二升半，計運米十一萬三千五百斛”[22](卷一九二，紹興三十一年九月庚寅)。2.5升是前線戰士的口糧標準。宋孝宗時的袁說友指出：“且今士卒日給，雖等殺不同，大率不過二升半米，與百金而已，此固從昔定數。”[3](卷九《寬恤士卒疏》)南宋中期的趙汝愚又說：“吾曹盛壯時，日食二升米飯，幾不滿欲。”[23](卷二二三《經籍考五十·食治通說一卷·趙丞相序略》)青壯年男子，2升米還嫌吃不飽。士兵、體力勞動者或者壯漢，一般日食2升半。 有一天3升的。宋仁宗時，知蘇州范仲淹言：“如豐穰之歲，春役萬人，人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24](《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一《上呂相公並呈中丞諮目》)供應民夫的口糧是每天3升。熙寧五年(1072年)，朝廷為前往五台山參拜的日本僧人成尋等8人提供路途盤纏，規定得非常具體：每天“每人各來(米)三勝(升)，面壹斤叄兩貳分，油壹兩玖錢捌分，鹽壹兩貳分，醋叄合，炭壹斤壹拾貳兩，柴柒斤”[25](第五)。在這裡3升是朝廷招待外國僧人的標準。元豐七年(1084年)前，“保甲遇旬上，每人日支口食米三升、鹽菜錢一十文”[26](卷三四三沅豐七年二月辛未)。值勤的保甲每天口糧3升，外加10文菜錢。這些顯然是足夠吃飽的標準。 對於廣大人民群眾而言，綜合男女老幼，平均標準應以1.5升為宜。但僅有糧食是不行的，還必須煮成飯，還需要柴、菜、調料等生活必需品。宋末兩浙人方逢辰的一首詩中有筆賬目：“父母夫妻子婦孫，一奴一婢成九口。一口日啖米二升，茗醛酰醬菜與薪。共來日費二三斗，尚有輸官七八分。”[18](卷六《田父吟》)照此計算，9口之家的日常消費總共為2～3斗糧食，權且約以2.5斗計，那麼除了1.8斗的口糧外，其餘7升糧食的價錢為“茗醛酰醬菜與薪”的價錢，人均0.77升即7合7勺，是口糧的38.8％。由於糧價因地而異、因時不同，要綜合考察基本生活費用，必須和錢一起綜合衡量，或以錢為綜合衡量單位。 官方的救濟標準，可以視為生活費用的底線。熙寧二年(1069年)十一月，開封大雪，不少貧窮市民被凍死，朝廷下詔：“令籍貧民不能自存者，日給錢二十。”[27](卷一，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元祐二年(1087年)范祖禹在開封時指出：“飢窮之人，日得十錢之費，升合之米，則不死矣。”[28](卷十四《上哲宗乞不限人數收養貧民》)熙寧二年的每天20文中包括了購買食品的費用，元祐二年的10文則是除了食品之外的其他必需費用。宣和二年(1120年)，詔書要求安置貧民的居養院，每天為居養人供應粳米或粟米1升、“錢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兒減半”[10](卷一七八《食貨志上六》)。除糧食外，還有錢10文省，冬季十一月至正月每月外加柴炭錢5文省，小孩減半。南方地區與此差別不大。宋徽宗時，楊時記載兩浙杭州的居養院，官方對居養人的供應標準是：“人給米二升，錢二十。”[29](卷十二《餘杭所聞》)即每人每天給米2升、錢20文。綜上可知，北宋時期維持一個人一天最低生活費用需20文左右。 南宋紹興十三年(1143年)，朝廷規定，對那些無人供飯的囚犯，由官方撥錢供應：“臨安日支錢二十文，外路十五文。”[10](卷二○○《刑法志二》)在臨安府者每天支錢20文，外地者每天15文。臨安府物價高，20文可以保證其餓不死，而在外地，15文就夠了。紹興三十二年，洪适言：“沿邊已招納降胡，若使之饑寒失所，則必怨望。如蕭鷓巴一家餘二十口，券錢最多，日不過千六百金，尚不給用，則其餘可知。”[22](卷一九九，紹興三十二年五月丁巳)招待投降的金國大將一家，官方每天的撥款是1貫600文，若以22人計，則人均72文，對於大將家庭來說，確實不夠用。宋孝宗時，陳造與人討論淮南救災問題時，建議興修水利，以工代賑：“一夫日與米五升，錢百五十。人食二升，用錢五十，其餘劣可飽二三口，彼何患不樂從。一家二人從役，則六七口免塗殍矣。某親見熟鄉之募人垾田，食之而日與百錢，民奔趨之。”[30](卷二四《與奉使袁大著論救荒書》)一位青壯男子每天基本消費是米2升、錢50文。宋寧宗時朝廷賑災：“朝旨人日給米二升，錢二十。”[31](卷十四《秘閣修撰黃公行狀》)人均基本消費是米2升、錢20文。寶祐六年(1258年)，建康府創建實濟局，是收養流浪者的救助機構，每名月支米6斗(日均2升)、鹽菜錢15貫、柴錢5貫(均為17界會子)。[32](卷二三《廬院》)按寶祐六年17界會子1貫只值銅錢56文足的標準計算的話[33](卷七《樓店務地》)，則其日均鹽菜錢28文、柴錢9.3文，共30餘文。 現在我們大致可以明了：北宋至南宋前期，維持一個人生命的最低生活費用，折合成銅錢大約是20文。另有一例可以佐證：紹興末，有官員任滿後到臨安求官待調，“累歲無成。孥累猥眾，素不解生理，囊橐為之一空，告命亦典質。妻子衣不蔽體，每日求丐得百錢，僅能菜粥度日……得錢糴米而無菜資，但就食店拾所棄敗葉，又無以盛貯，惟納諸袖中”[2](卷六《奢侈報》)。靠乞討度生，全家每天最少需要100文才能解決口糧問題，吃菜則要另外揀拾。史料中說他“孥累猥眾”，若以8人計，人均12.5文。宋仁宗天聖年間，學者孫復到南京應天府向范仲淹求助說：“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34](卷十四)每天100文養活2人，人均50文，顯然是比較優裕的。 宋人每天的日常家用，就普通百姓而言，大體上低於所收入的100文。節儉的士大夫也是這種水平。宋真宗朝，呂夷簡剛出仕為幕職官時，月俸5貫800文，“公乃約家人，日用不過百金。有餘，置竹桶盛之。一千以供太夫人，一千以畀內子，八百以備伏臘。竹桶之積，具飯以待同僚。上下欣然，無不足之色”[35](附蘇象先《丞相魏公譚訓》卷十)。他的5貫800文(省)月俸是如此分配的：1貫供其母，1貫供其妻，800文供過節，餘下的3貫供全家日常開支，平均每天100文省即77文足。宋真宗朝，李若谷任長社縣令時也是如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南宋張九成、鄭剛中二家每日的消費更少，都是數十文。如張九成說：“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足，至今不易也。”[36](乙編卷五《儉約》)元豐中，蘇軾謫居黃州時，“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每月初取錢4貫500文，分成30份掛到屋梁上，每天早晨用畫叉摘取一份使用，則其“日用不得過百五十”。剩餘者專門藏在大竹筒中以待來客。[37](卷五二《答秦太虛書》)每天限用150文。何忠禮先生對此有獨到見解，認為所謂的“日用不得過百五十”，僅僅是供蘇軾個人所花的零用錢，不可能是全家的基本生活費用。[38]此說不無見地。我認為，就前文種種情況以及呂夷簡、李若谷、張九成、鄭剛中等4家的情況看，150文作為全家的日常食用標準雖然能夠成立，但像這樣的官宦家庭，不可能每天買糧度日，蘇軾的家庭日用應是除了糧食之外的日常花銷。① 不過應明確，這僅是以吃飯為主的日常費用，一家一天花費100文左右是可以的，全年的費用則不能照此相加得出。因為必須有積蓄以維持簡單再生產和服裝的更新、住房的折舊、年節應酬、生老病死、婚嫁等，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費用。以僅次於吃飯的穿衣而論，平均每人每年最少要消費1匹紡織品。如王禹偁言：“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10](卷二九三《王禹偁傳》)范仲淹在蘇州創辦義莊以贍養族中窮人，日常標準也是“冬衣每口一匹，十歲以下、五歲以上各半匹”[24](《范文正公集續補》卷二《義莊規矩》)。有的史籍簡化為“歲衣縑一匹”[11](卷四《忠孝》)。經濟專家張方平說：“中人之食，通其薪樵鹽菜之用，月糜谷一斛……人衣布帛二端。”[39](卷十五《食貨論·原蠹中篇》)一般而言，每人每年平均正常消費是2匹。黃庭堅則言：“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杯，而終歲滎然疲役，此何理邪?”[40](正集卷二五《書贈俞清老》)歲衣10匹，顯然是官僚富人的標準了。慶元年間，湖州人、中級官員倪思言：“人之一身，每日所食不過米一升，終年所衣不過一兩匹，若酒食雜費，歲計不過百千，此切身誠不可缺。”[41](卷七五上，倪思《經鉏堂雜誌·人生享用》)按他計算，全年所有的花銷每人日均約274文。不過一般百姓不會有這麼多，當在100文左右。 ________________ ①蘇軾《仇池筆記》卷上《二紅飯》中云：“今年東坡收大麥二十餘石，賣之價甚賤，而粳米適盡。故日夜課奴婢舂以為飯。”可以證明其家不是每天買糧。他也並非沒有存錢，在黃州時，蘇軾於一封書信中提到：“尚有二百千省，若須使，乞示諭，求便附去。”(《蘇軾文集》卷五五《與楊元素十七首(以下具黃州)》九)之所以低標準限制日常費用，是節儉，也是被貶斥時的姿態。 再看一般人家的日常生活水平。宋代實行募兵制，士兵靠軍餉養家。宋仁宗時，張方平言：“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39](卷二四《論國計事》)中等禁軍家庭每年給錢50貫，平均每天130餘文，這是個能解決溫飽的錢數。 北宋中期司馬光言：“十口之家，歲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錢十五貫，足供日用。”[42](卷五三《申明役法札子》)所言是中等人家的情況，每人日均糧食2.7升、錢50文。同時，如果在開封“日得一緡”，就可以“數口之家，寒衣綿，暑衣葛，麗日食膏鮮”。[43](前集卷五《任願》)以5口人計，人均200文；以7人計，人均142文，顯然是富裕生活。 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以後，朱翌開始擔任州縣官，“月俸錢萬二千，米石五斗，麥如米之數，十口之家取足。已而官朝廷，祿十倍之。然日食肉猶一臠，衣常百結，退視其室，其空如故。南來已老，內外食者四十人，婚姻、賓客、伏臘不論，論其常，一歲錢千二百緡，米百八十斛。拱手端坐，炊煙屢絕”[44](卷四《朱翌》)。宋徽宗後期，朱翌家人日均錢40文、米1升，“十口之家取足”，可以說是衣食無憂。到了紹興初，人口增加到40口，僅日常消費即人均需錢82文、米1.2升。且由於物價上漲，仍經常吃不上飯。紹興七年(1137年)仇念在明州擔任長官時，問一幕官：“公家日用多少?”回答說：“十口之家，日用一(一作二)千。”仇念又問道：“何用許多錢?”答道：“早具少肉，晚菜羹。”仇悆吃驚道：“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36](乙編卷五《儉約》)所謂“貪官”嫌疑人的家用，是人均100文或200文，主要標誌是每天吃上一頓肉。其實，以仇念的收入並非吃不起肉，只是生性節儉而已。 最後再看趙宋宗室和皇室的生活費用。紹興元年(1131年)，南外、西外的宗子女婦共525人，“南外三百四十九人，歲費錢六萬緡；西外一百七十六人，歲費約三萬緡”[22](卷四七，紹興元年九月壬子注)。每年供養費用為9萬貫，平均每人每月14貫余，每人每天470餘文，相當優裕。建炎年間，皇太后孟氏“性儉約，有司日供，千緡而止”[22](卷二五，建炎三年七月乙巳)。每天1000貫的消費，對一位皇太后來說，還算是節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