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烈：《江青傳》第十章 初露崢嶸 飛往蘇聯療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雖然江青通宵未眠，卻異常的興奮。向來很講究作息規律的她，這一回“規律”完全被打亂了。 江青隨着毛澤東乘坐汽車抵達河北涿縣火車站時，已是二十五日凌晨兩點。 噴着水汽的火車頭，帶着七、八節車廂，正在車站待命。雖說江青當年往返於京滬之間，火車沒少坐，這一回卻頭一次乘軟臥車廂。上車之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葉劍英、滕代遠，各占一間軟臥房間。 平津戰役已經結束。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天津市，全殲守敵十三萬餘人，活捉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毛澤東任命黃敬為天津市市長兼中國人民解放軍天津區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黃克誠。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傅作義率部起義。 毛澤東的專列，從豚縣駛往北平。 一路上，毛澤東也顯得興奮。他說： “我以前也到過北平，到現在整整三十年了。那時，是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點苦頭，遇到了一個大好人，那就是李大別同志。在他 的幫助下，我後來才算成了馬列主義者。可惜呀，李大別同志已經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師呀。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裡 呢。”① ①閻長林，《毛澤東生活散記》，《東方紀事》一九八七年一、二期合刊。 涿縣離北平不遠。清晨，專列便駛抵北平清華園車站，華北軍區司令員兼平津衛戍區司令員聶榮臻、中共北平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已在車站迎候。 毛澤東坐進美國三十年代生產的一輛道奇牌小轎車，直奔北平西郊。從此，毛澤東和江青便下榻於那裡香山的雙清別墅。 就在毛澤東到達北平的當天下午五時，毛澤東出現在西苑機場，上萬人擁集在那裡，舉行隆重的入城式。毛澤東在那裡檢閱了部隊。一些外國記者聽說毛澤東出現在北平西苑機場，紛紛報道毛澤東“飛抵”北平。其實，毛澤東是坐火車前來北平的。 《人民日報》出版號外《毛主席飛抵北平》。北平震動了。中國震動了。這是中國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最鮮明的標誌。 江青也為此而興奮。這意味着，她已成了中國的“第一夫人”。 進入北平之後，毛澤東加倍的繁忙。他要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向長江以南進軍；他要會見各界人士，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他要着手於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 就在這時，就在進入北平一個來月，江青走了，離開了毛澤東，離開了北平。……江青上哪兒去了呢？ 她帶着女兒李訥以及警衛員、護士和一位俄國大夫，坐火車到瀋陽，再從瀋陽轉往大連。在大連機場，一架蘇聯派來的專機正在等候她。 她要去蘇聯。她說她身體不好，要去蘇聯檢查。另外，要帶李訥到蘇聯做切除扁桃腺手術。 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北平有那麼多的大醫院，那麼多的大夫，她看不上眼。她要去蘇聯看病，藉此去國外開開眼界，休養一番。她從未出過國，而那時出國，誘惑力最大的是“老大哥”蘇聯那裡。 她終於得以成行。她第一次坐上專機，嘗到了“第一夫人”的尊榮滋味。 到達莫斯科，她被安排住在斯大林在市郊的別墅。離開窮山溝，一筋斗翻進青雲里，江青得意極了。 據朱仲麗回憶，江青無大病。蘇聯醫生的檢查結果是除了官能性神經過敏之外，沒有任何器質性疾病，用不着住院治療。於是，她就在蘇聯療養院療養。 李訥做了切除扁桃腺手術，很快就出院，隨江青一起療養。蘇聯很尊重她，因為知道她是毛澤東夫人，安排她到南方海濱，住進療養院高級房間。對於她來 說，從一九三七年秋進入延安，到一九四九年春進入北平，在山溝溝里生活了十二個年頭。如今，三十五歲的她，可以盡情享受一番，苦盡甘來了。 在蘇聯療養期間，江青最為高興的事，是見到了斯大林。 那是劉少奇受中共中央指派，秘密訪問蘇聯。斯大林接見了劉少奇，同時也接見了作為毛澤東夫人的江青。 在宴會上，江青站起來向斯大林敬酒。斯大林見她那麼年輕，以為她會怯場。她，演員本色，不慌不忙走到斯大林面前，高舉着酒杯，像朗誦台詞一般清楚地說道：“我舉杯，向斯大林同志敬酒，祝願斯大林同志健康長壽！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們的幸福！” 斯大林聽了江青的祝辭，臉上浮現笑容，說道：“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我的健康是你們的幸福！謝謝！我祝願毛澤東同志健康長壽！” 斯大林高舉酒杯，和江青碰杯，一飲而盡。 賀子珍顧全大局 江青在蘇聯的待遇，跟賀子珍在蘇聯的遭遇，可謂天淵之別。 一九四六年，王稼祥來到蘇聯治病。他的夫人朱仲麗是醫生，陪同他一起去莫斯科。王稼祥的腹部被國民黨飛機炸傷，他是躺在擔架上進行艱難的長征。王稼祥到蘇聯後，從朱德的女兒朱敏口中，得知賀子珍竟被關在遠離莫斯科的一個瘋人院裡！嬌嬌，也在蘇聯。 王稼祥跟賀子珍是老戰友，聽到這消息異常震驚。他隨即向蘇方交涉，要求會見賀子珍。最初，他得到蘇方的答覆是：“經過上級考慮，賀子珍同志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不便來莫斯科。你們的請求沒有獲得預期結果，很抱歉。” 於是，王稼祥設法讓妻子朱仲麗以醫生身份去探望賀子珍，也被蘇方拒絕。經王稼祥再三交涉，蘇方才不得不同意把賀子珍和女兒嬌嬌送來莫斯科。 相見之時，賀子珍熱淚縱橫，哭訴她的痛苦經歷：原來，失去愛子，加上又得知毛澤東和江青結婚，雙重的打擊，使她陷入極度苦悶之中。她又身處異國他 鄉，言語不通，舉目無親，於是形成了憂鬱症狀。蘇方卻把她當成“精神分裂症”，把她送進瘋人院。賀子珍受此酷虐的另一原因則是由於女兒嬌嬌。她當時在蘇聯 國際兒童院工作。嬌嬌來蘇聯後，生了一場大病，她不能不全力照料嬌嬌。嬌嬌還未康復，國際兒童院院長就要她上班。她和院長發生爭吵。蘇方院長斥罵道，“我 把你關到瘋人院去！” 瘋人院裡的生活如同監獄。賀子珍在伊萬諾夫市瘋人院苦度歲月。她想念女兒嬌嬌，可是，她卻見不着嬌嬌。無盡的思念和內心的痛苦，日夜折磨着這位當年叱咤井岡山的女紅軍。 王稼祥的再三交涉，才使賀子珍跳出了苦海，結束了瘋人院兩年多的囚禁。臨去莫斯科之前，嬌嬌回到了她的身邊。 見到被剃成光頭（瘋人院裡的病人一概如此）、憔悴、目光憂鬱的賀子珍，王稼祥的心震顫着。她連講話都結結巴巴，因為在瘋人院裡多日沒有講話，何況已多年沒有人跟她講中國話。 王稼祥問：“你今後怎麼辦？” 賀子珍這一句話倒講得很乾脆：“回國！” 王稼祥深深知道，如果她再滯留在蘇聯，等待着她的將是什麼。然而，她又有着她特殊的身份，回國該怎麼辦？ 王稼祥發電報給毛澤東，講述了賀子珍的情況和要求。 毛澤東迅即回電：“同意回國。” 就這樣，一九四七年秋，賀子珍帶着嬌嬌，回到了離別九年的祖國，來到了哈爾濱。 她回國後不久，蘇方把毛岸青也送回來，跟她生活在一起。 賀子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嬌嬌也給毛澤東用俄文寫了一封信： 毛主席： 大家都說您是我的親爸爸，我是您的親生女兒，但是，我在蘇聯沒有見過您，也不清楚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親爸爸，我是不是您的親生女兒？請趕快來信告訴我，這樣，我才好回到您的身邊。 嬌嬌 毛澤東給嬌嬌寫了回信。怕信太慢，他又加發了一份電報：“嬌嬌我的女兒，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好好學習，做一個中國的好女孩。爸爸很好。” 毛澤東派人前往東北，把嬌嬌接到了西柏坡。 嬌嬌的到來，溝通了毛澤東和賀子珍之間的聯繫。嬌嬌給賀子珍去信時，總是談及毛澤東的近況，轉達毛澤東的問候。 一九四九年，當毛澤東從西柏坡來到石家莊時，在那裡見到賀子珍胞妹賀信。毛澤東曾對賀。冶說：“你讓賀子珍到這裡來，這是歷史造成的事實了，我們還是按中國的老傳統辦吧！”① ①王行娟，《賀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毛澤東沒有說清楚“按中國的老傳統辦”是怎麼個“辦”法。不過，他表示“讓賀子珍到這裡來”。 賀怕去東北接賀子珍，打算讓賀子珍和毛澤東重逢。她們坐火車來到山海關車站時，被兩個自稱是組織上派來的人所阻撓，告戒賀子珍不能去見毛澤東。賀子珍明白，有人從中作梗。 賀子珍在天津暫住。 一九四九年盛暑，江青正在蘇聯療養，毛澤東曾指派閻長林帶着嬌嬌前往天津，看望賀子珍。 閻長林是這樣回憶的： 八月初的一天下午，毛主席把我叫到了辦公室里。進辦公室一看，嬌嬌正在沙發上坐着，毛主席先讓我坐下，然後對我說：“小孩子們都放暑假了，嬌嬌想到 天津去看她媽媽，我想托你和她去一趟。明天就去。你去了，代問賀子珍同志好，希望她好好學習，好好工作，保重身體。……” 我們到天津，來到了市委招待所里。在這裡，嬌嬌看到了她的媽媽。賀子珍同志一見了嬌嬌，激動得流出了眼淚，忙拉嬌嬌的手，把嬌嬌摟在懷裡。 我在天津住了十多天。 那時，我們經常在一起閒談。賀子珍同志問了毛主席的身體、工作和在戰爭中的生活。我也講了毛主席在戰爭中遇到的一些艱難困苦，以及一些危險的場面和情節。看來，賀子珍同志也非常關心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 賀子珍同志還對我說：“我帶着嬌嬌到蘇聯去學習，主席同意，我也願意。我想，我學習一段回來之後，一定能夠更好地協助主席工作。以前，我和主席在一 起也是很好的。因為我的脾氣不好，有時因為一些小事爭吵幾句，事後也感到對不起主席。這些事情，主席也沒有放在心裡，我也沒有當作什麼問題。總想好好學習 兩年，回來好好協助主席工作。可是……”說到這裡，她再也講不下去了。① ①閻長林，《毛澤東生活散記》，《東方紀事》一九八七年一、二期合刊。 閻長林帶着嬌嬌回到北平，毛澤東詳細詢問了賀子珍的近況。閻長林也談及了賀子珍對往事的一段回憶之言。 毛澤東聽罷，說道：“好吧，過去的事情就叫它過去吧！” 這樣，賀子珍和毛澤東之間，通過嬌嬌的來往，互通信息，並致問候。但是，“過去的事情就叫它過去”，她已不可能再和毛澤東恢復過去的夫妻關係。這樣，賀子珍後來由天津前往杭州。 一九五○年，賀子珍和她的哥哥賀敏學、嫂嫂李立英曾聯名給毛澤東去信，提及工作安排問題。 毛澤東意識到這封信的用意，在復函中希望賀子珍保重身體，顧全大局，多看看社會主義建設。 這“顧全大局”四字，表明了毛澤東對賀子珍的期求。於是，賀子珍在杭州擔任杭州市婦聯副主席。從此，她長期在南方工作、居住——在杭州，在南昌，在上海。她出於對毛澤東的摯愛和真誠，確實做到了“顧全大局”，沒有使毛澤東為難。 由於賀子珍顧全大局，江青的夫人地位完全鞏固了。 住進中南海菊香書屋 一九四九年秋，當江青從蘇聯回到北平時，毛澤東已從西郊香山的雙清別墅搬入中南海。 中南海位於北平的故宮西側。那裡有北海、中海、南海三海，中南海指中海和南海。所謂“海”，亦即湖。中海、南海都是人工開鑿的。中海開鑿於金元，南海開鑿於明初。有了“海”，沿“海”建殿閣樓台，湖光激影，風景秀麗，成了皇家禁苑。 北平和平解放後，周恩來曾仔細巡視了中南海，建議選定中南海為中共中央和未來的政務院的所在地。毛澤東同意周恩來的選擇。於是，一九四九年五月，毛澤東遷入中南海豐澤園。豐澤園在南海之畔，建於康熙年間，原是康熙及其後的皇帝講禮的地方。 江青帶着李訥到了北平，小轎車接她直奔中南海。她平生頭一回進入風光秀麗、曲徑通幽、古色古香、綠樹掩映的當年皇家禁苑，如入畫中。進入豐澤園，跨 過三座漢白玉石欄杆橋，一座坐北朝南的朱紅小院便出現在眼前。那裡叫“頤年堂”，如今成了毛澤東召開核心會議的地方。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常在那裡跟毛澤 東碰頭。 從會議室往東，穿過一條小走廊，那便是當年皇家的“菊香書屋”。 北平剛解放時，第一個住進菊香書屋的是林伯渠。 菊香書屋是一個四方形的四合院，四面各有五間房。林伯渠住的是北屋。不久，東屋和南屋分別安排給毛澤東和周恩來作為臨時休息之處——當時，毛澤東和 周恩來還住在北平香山，每天進城辦公，在此休息。五月，當毛澤東正式遷入中南海，整個菊香書屋都安排作毛澤東住所。從此，毛澤東在菊香書屋定居，直至一九 六六年八月。 毛澤東住在北房東頭的兩間。一間是辦公室，一間臥室。 江青被安排住在北房西頭的兩間屋裡住。她和毛澤東的住房之間隔着一間門廳。東房五間，中間的一間也是門廳，成為毛澤東一家的餐廳。東房靠北兩間是辦公室，靠南兩間是會客室。 西房五間，中間一間是過道。南頭兩間是值班室和工作人員辦公室。北頭兩間，是毛澤東藏書室。 南房五間，中間一間是穿堂。其餘四間是毛澤東子女住房。 菊香書屋四面二十間屋子，構成四方形的封閉小院。中間的院於里舖着草坪，種着樹，南北、東西兩條小路從院中央穿過，交叉成“十”字。把院子變成“十”字。 菊香書屋是老房子，紅漆斑駁。毛澤東叮囑行政部門，不必重新油漆，只是打掃了一下，就搬了進去。只是院內原本沒有廁所，沒有暖氣設備，行政部門在那裡建造了衛生間，安裝了取暖鍋爐。 雖說菊香書屋無法跟斯大林的別墅相比，但是比延安的窯洞畢竟好多了。江青住進菊香書屋，在北房跟毛澤東相對而居，這意味着她完全是以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出現在這裡，不必擔心由於賀子珍的回國而造成對她的夫人地位的威脅。 從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開始，北平恢復原名北京。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北京成為新中國的首都。此後不久，江青受毛澤東委託，執行一次使她頗為高興的公務——到北京火車站為宋慶齡送行。 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具有崇高的聲望。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當她從上海坐火車到達北平時，毛澤東親自前往火車站迎接，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也一起去歡迎她。十月一日，她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十一月，宋慶齡因事要從北京回上海。毛澤東委派江青前去送行。顯然，江青是很恰當的人選，因為對方是女性。江青打扮了一番，前去送行。江青興高采烈，不是在於送行本身，而在於執行此次公務她“代表毛澤東”，亦即以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在社會場合露面。， 出任“電影指導委員會”委員 毛澤東夫人畢竟只是一種身份，不是一種職務。在菊香書屋閒居，終究不行。江青要求工作。 組織上斟酌再三，給江青安排了一個不大不小又適宜於她的興趣的職務，即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這是一個富有彈性的副職，她不必天天去上班，甚 至可以不管事，掛一個虛銜，但她畢竟有了一個黨內的正式職務。按她的級別，是夠不上配備專車的。仗着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她有了轎車，進進出出方便多了。她 是一個不安分的女人，看到毛澤東成為黨和國家的主席，她也躍躍欲試，企圖染指政治。她的最初的嘗試，那便是批判電影《清宮秘史》。 《清宮秘史》是香港永華影業公司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完成的影片，編劇姚克，導演朱石麟，由舒適飾光緒皇帝，周璇飾珍妃，唐若青飾西太后，洪波飾李蓮 英。影片完成之後，便在香港上映。一九五○年三月至五月，《清宮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上映。江青雖然息影多年，仍關注着電影界的動向，曾調看了許多影 片，內中包括這部《清宮秘史》。 江青看了《清宮秘史》，認為此片“內容反動”，是一部“賣國主義的片子”。江青向毛澤東訴說了自己的“觀後感”，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於是，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次會議上，這位文藝處的副處長發話了：“《清宮秘史》是一部很壞的影片，我們應該對這部影片進行批判。” 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揚對這位文藝處的副處長之言，不以為然。另一位副部長胡喬木，還發表了與江青相左的意見。胡喬木此人，自一九四 一年起便擔任毛擇東秘書、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跟毛澤東接觸頗多。江青可以用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去嚇唬紅牆外面的人，卻無法鎮住陸定一、周揚、胡喬木這樣資 深的人物：當年轉戰陝北時陸定一“鄭位”（政委），與毛澤東朝夕共事，而周揚則早在三十年代便已是上海文化界的中共領導人。 這時，江青深有“人微言輕”的感觸。 不過，她對電影依然關注。一九五○年七月十一日，文化部在頒布《電影新片領發上演執照》、《國產影片輸出》、《國外影片輸入》和《電影舊片清理》四 個暫行辦法，加強電影管理，同時又成立了“電影指導委員會”，加強電影領導。電影指導委員會的委員有陸定一、周揚、胡喬木、田漢、蔣南翔、丁玲、鄧拓、陽 翰笙等，江青也被列為委員。另外，這天還成立了文化部戲曲改進委員會。 對於《清宮秘史》的批判未能如願，江青又抓住了另一部電影《武訓傳》。 武訓，原名武七，清末山東堂邑（今聊城西）人，以“行乞興學”而著名，受到清政府嘉獎，封為“義學正”。陶行知十分讚賞武訓精神。一九四四年夏，陶 行知在重慶遇見電影編導孫瑜，送了一本《武訓先生畫傳》給他，建議他拍《武訓傳》。事隔數年。一九四七年，當孫瑜從美國回國，正值南京的中國電影製片廠着 手籌拍反共“勘亂”片。從事地下工作的中共文藝界領導人陽翰笙知道孫瑜對武訓有興趣，建議他把劇本《武訓傳》寫出來，交中國電影製片廠拍攝，以抵制拍攝“ 勘亂片”。這樣，孫瑜寫出了《武訓傳》，於一九四八年由中國電影製片廠拍攝。趙丹飾武訓。 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淮海戰役戰火酣烈，南京岌岌可危。中國電影製片廠經費困難，停拍《武訓傳》。 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海崑崙影片公司購置了《武訓傳》的攝製權。經過一番曲折，直至一九五○年十二月才終於完成，於一九五一年初上映。 這樣一部歷時三年，從國民黨時代開拍、到共產黨時代完成的影片，作者為了使影片切合新形勢，一頭一尾，加上一位女教師的旁白： “今天，我們解放了，我們的政府給了窮人充分受教育的機會，翻了身的人，不再做睜眼的瞎子。今天我們紀念武訓，要辦好我們的義學，掃除文盲，提高文化。” “中國的勞苦大眾，經過幾千年的苦難和流血鬥爭，才在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組織之下，在無產階級的政黨的正確領導之下，打倒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權， 得到了解放！我們紀念武訓，要加緊學習文化，來迎接文化建設的高潮！”編導儘量把這樣一部構思、創作於舊時代的作品，適應新時代的需要，用心之良苦，可見 一斑。 影片上映之後，最初的三個月，《武訓傳》得到一片讚揚，各報紛紛發表文章給影片以好評。《大眾電影》雜誌還把《武訓傳》列為一九五一年十部最佳國產片之一。 作為“電影指導委員會”的委員，江青看了《武訓傳》。仿佛眾人皆醉她獨醒，她看出了《武訓傳》存在“嚴重問題”。 她又一次向毛澤東吹風。 毛澤東調看了影片《武訓傳》，他認為這是一部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影片。毛澤東的意見，使江青萬分欣喜。她有了“尚方寶劍”，便對周揚說：“《武訓傳》是一部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影片，應該進行批判！” 跟上一回一樣，江青只是說出毛澤東的意見，並沒有說明這是誰的話。 周揚仍不以為然，以為那是江青再一次挑刺，便頂了她一句：“你這個人，有點改良主義，沒有什麼了不起嘛！” 批判《武訓傳》江青“露崢嶸” 一九五一年的形勢，已經與一九五○年不同。一九五一年，文藝界已經從建國之初的忙亂中走過來，開始抓批判工作：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文藝報》載文批判了三部作品，即《憤怒的火箭》、《驢大夫》、《不拿槍的敵人》。 二月十日，《文藝報》刊載陳企霞的文章，批判碧野的長篇小說《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 四月，報刊對電影《榮譽屬於誰》開展批判。 於是，對於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也就提到了日程上： 四月二十五日，《文藝報》發表賈霽對電影《武訓傳》的批評文章《不足為訓的武訓》，打響了批判《武訓傳》的第一炮。 五月十日，《文藝報》發表楊耳的《試談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無積極作用》，把批判之火引伸到陶行知頭上。同日《文藝報》還發表鄧友梅的《關於武訓的一些材料》。 《人民日報》在五月十五日、十六日轉載了《文藝報》上批判《武訓傳》的文章，並加了編者按，號召大家對這部影片進行深入討論。這意味着中共中央機關報注視着電影《武訓傳》。 四天之後——五月二十日，異乎尋常的情況發生了，《人民日報》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人民日報》為批判一部電影而發表社論，這是頭一遭。 社論的措辭嚴厲，行文如高屋建瓴，看得出非出自等閒之輩筆下。事隔二十六年之後，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在一九七七年出版時，人們見到這篇社論收入其中，方知文章出自菊香書屋。 社論指出，電影《武訓傳》“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在批判了《武訓傳》之後，筆鋒一轉，社論說了一番全局性的話，對文化界的領導們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於死亡；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 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 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馬克思列寧主義，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社論扭轉乾坤，成為全國解放後文學界第一次大規模的批判運動。 原本為《武訓傳》叫過好的《大眾電影》編輯部、戴白韜、梅朵等，紛紛登報公開檢討。 就連郭沫若也牽涉進去了，因為他曾為《武訓畫傳》題簽並作序。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聯繫着武訓批判的自我檢查》。 電影《武訓傳》編導孫瑜、主演趙丹，當然成了“重點人物”，連連檢討。崑崙影業公司通電各地，停映《武訓傳》。 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紛紛發出通知，號召批判《武訓傳》。周揚也只得順應潮流，八月八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反人民、反歷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八月二十六日，夏衍也在《人民日報》發表檢討文章《從〈武訓傳〉的批判，檢查我在上海文學藝術界的工作》。 在批判高潮之中，江青做了一樁頗為得意的事。那是一九五一年六月，《人民日報》社和中央文化部組織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到山東武訓家鄉進行實地調查。調查團總共十三人，江青以“李進”之名，參與其中。 這十三人是：袁水拍（《人民日報》社），鍾惦棐、李進（中央文化部），馮毅之（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宇光、楊近仁（中共平原省①委宣傳部）， 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傳部），段俊卿、趙安邦（中共堂邑縣委），趙國壁（中共臨清鎮委宣傳部），韓波（中共臨清縣委宣傳部）。 ①平原省，一九四九年設置，一九五二年撤消，包括魯西、豫北、翼南等地。 調查團在山東堂邑、臨清、館陶等縣作了二十多天的調查。當地知道調查團的來意，也聽說李進的特殊身份，也就順着調查者的需要，提供種種材料。 調查團返京後，由袁水拍、鍾惦棐、李進三人執筆，寫出了《武訓歷史調查記》一文，最後經毛澤東修改，於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人民 日報》連載，然後出版了小冊子。《調查記》說，“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遵從反動封建統治者的意志，以‘興學’為進身之階，叛離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 位的封建剝削者。”《調查記》完全否定了武訓其人，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電影《武訓傳》。 平心而論，電影《武訓傳》在那樣大動盪的歲月中艱難地拍攝，就影片本身來說，確實顯得粗糙，也存在許多明顯的缺陷。然而，孫瑜、趙丹都是左翼電影工 作者，用意是好的。倘若考慮到影片的歷史原因，不應該那樣粗暴地對影片大加韃伐。這種批判，實際上是“左”的思潮的初露頭角，後來日漸發展，直至“文革” 惡性膨脹。 一九八五年，當“陶行知研究會”和“陶行知基金會”成立之際，胡喬木作了一番講話。講話中由陶行知談及對於《武訓傳》的批判。胡喬木這番話，反映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對當年批判《武訓傳》所持的否定態度： 一九五一年，曾經發生過一個開始並不涉及而後來涉及陶先生的、關於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個批判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我們現在不在這裡討論對武訓 本人及《武訓傳》電影的全面評價，這需要由歷史學家、教育學家和電影藝術家在不抱任何成見的自由討論中去解決。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當時這場批判，是非常 片面的，非常極端的，也可以說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儘管這個批判有它特定的歷史原因，但是由於批判所採取的方法，我們不但不能說它是完全正確的，甚至也不 能說它是基本正確的。這個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編導和演員，如孫瑜同志，趙丹同志等；他們都是長期在黨的影響下工作的進步藝術家，對他們的批判應該說是 完全錯誤的。他們拍這部電影是在黨和進步文化界支持下決定和進行的。如果這個決定不妥，責任也不在他們兩位和其他參加者的身上。這部影片的內容不能說沒有 缺點或錯誤，但後來加在這部影片上的罪名，卻過分誇大了，達到簡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從批判這部電影開始，後來發展到批判一切對武訓這個人物表示過程度 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連環畫在內的各種作品，這就使原來的錯誤大大擴大了。這種錯誤的批判方法，以後還繼續了很長時間，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得到 糾正。① ①《黨史通迅》一九八五年十二期。 江青對於批判電影《武訓傳》頗為得意，“鎖在雲霧中”的“奇峰”，終於“偶爾露崢嶸”。她藉助於毛澤東權威，一下子使周揚、夏衍這班當年她的上司紛 紛檢討，使那個給唐納寫詩的陶行知長眠地下也不得安寧，使趙丹也嘗到她的厲害。她參加“武訓歷史調查團”，實際上成為這個調查團的領導。她開始探頭探腦， 越出“約法三章”的禁規，嘗試着干預政治了。 筆者在採訪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曾任上海科學院副院長、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所長的汪酞教授時，他談及有趣的一幕： 汪猷之妻李秀明，是李淑一的胞妹。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苟，是毛澤東的好友。毛澤東來滬時，接見上海知識界人士，汪猷在座。那天，趙丹亦在應邀之列。當 趙丹進來時，毛澤東一眼就認出他來，說道：“你不就是演《武訓傳》的趙丹嗎？”不料，毛澤東此言，使趙丹頓時滿臉通紅——因為電影《武訓傳》正在挨批！毛 澤東迅即發現趙丹的尷尬之狀，哈哈大笑起來，四座皆笑。趙丹亦笑，在笑聲中趙丹解脫了窘境…… 又一次飛往蘇聯治病 在初次“露崢嶸”的那些日子裡，江青顯得那麼忙碌。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在“電影指導委員會”會議上，江青點名批判了電影《榮譽屬於誰》。 九月初，在中共中央宣傳部會議上，江青點了副部長周揚和胡喬木的名，說他們“抗拒”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九月六日，在“電影指導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江青對拍攝電影《南征北戰》發表了意見，表示支持。 十月，江青向中共中央反映，經她在電影界、美術界、音樂界做了“大量調查”，發現周揚在領導工作中存在“嚴重問題”，建議在文藝界開展整風運動。 中共中央宣傳部決定先開“小型整風會”。會上，江青尖銳地批評了周揚。會後，周揚說：“有江青同志在，工作難做。”此言傳入江青耳中，江青益發對周揚耿耿於懷。無奈，在十二月，周揚不得不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就電影《武訓傳》作檢查。 一九五二年初，江青建議“武訓歷史調查團”就調查所得的材料，創作京劇《宋景詩》。 就在江青一次次拋頭露臉之際，在一九五二年二月，這江上“奇峰”忽地又“鎖在雲霧中”了！ 江青由前台退回幕後，其原因是她忙於批判《武訓傳》，太“傷神”了，以至累倒，終日發低燒，失眠，特別是右肋下時有疼痛。馬上組織大夫會診。這一回，她倒是真的有病。經大夫診斷，她患慢性膽囊炎。 雖說這是常見病，北京的醫院完全可以為她治療，不過，她仍要求去蘇聯動手術。 毛澤東同意了她的要求。這樣，一九五二年八月，她飛往蘇聯，又住進莫斯科郊區的斯大林別墅。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去世時，江青正在蘇聯養病。她以為毛澤東會來莫斯科參加斯大林追悼會，結果毛澤東沒有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來蘇的是周恩來。 江青在蘇聯休養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五三年秋才返回北京。 回國之後的江青，繼續休養了一段時間。這時的江青，已是一副養尊處優的派頭。如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所憶： “每天早晨起來，我們衛士一定要向她問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嗎？’沒有這一聲問候，她會沉下臉一天不愛答理你。她的早飯是在床上吃，床尾有 個搖把，可以把床搖起一半，帶動着她坐起身。然後照顧她擦臉、漱口，將一個小桌在床上一嵌，早飯擺在她面前。看電影裡有些外國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飯……” “她變得有些嬌了。房間裡裝了電鈴，她越來越習慣按電鈴叫衛士，大事小事自己能幹不能幹的事都願意叫衛士代勞，似乎使喚人是一種享受，是一種身份和新生活的證明。” “有一次，她又按電鈴。衛士張天義匆匆趕進屋。江青慵懶地說：‘把暖水袋給我拿來。’張天義一看，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須欠欠身就可以拿 到手。但她寧願接電鈴下命令，也不願欠欠身。張天義為此事很傷感。他說，過去我們做事，江青常常說，不用，我自己來，我自己能做。現在呢？越來越習慣於指 手劃腳：你去幹什麼幹什麼，給我做什麼做什麼……”① ①權延赤，《衛士長談毛澤東》，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她不常住在中南海菊香書屋，而是住在北京萬壽路新六所。那新六所，是一九五○年新蓋的六幢小樓。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五位書記毛、劉、周、朱、任，每家 一幢，另一幢工作人員居住。她的愛好是看電影，打撲克牌，跳舞，也看點小說。就在她小病大養了兩年多之後，忽地又一次“露崢嶸”…… 對於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山東大學校刊《文史哲》發表了署名李希凡、藍翎的文章《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批評了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 據江青對美國維特克說：“這篇文章被我發現了，就送給毛主席看。” 一下子，在中國掀起一場軒然大波…… 俞平伯，中國的《紅樓夢》研究權威人士，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他一九一九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一九二二年就寫出了《紅樓夢辨》一書。一九五二年，他修改了此書，改名《紅樓夢研究》。一九五四年三月，他又在《新建設》第三期上發表《紅樓夢簡論》。 兩個“小人物”，讀了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不以為然。他們着手寫文章，批評俞平伯。 這兩個“小人物”，便是李希凡和藍翎。 李希凡，本名李錫范，當時二十七歲。他是北京通縣人，考入山東大學中文系。一九五三年畢業後，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繼續學習。 藍翎，本名楊建中，當時二十三歲。他是山東單縣人，就讀於山東大學中文系，跟李希凡是同學。一九五三年畢業後，到北京師範大學工農速成中學任語文教 員。兩位“小人物”寫出了《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試圖投寄給《文藝報》。他們先給《文藝報》》去信，詢問可不可以批評俞平伯，沒有得到答覆。於 是，他們求助於母校，他們的老師表示支持，把他們的文章發表在《文史哲》九月號k。江青讀過的小說不算多，但是《紅樓夢》卻讀過幾遍。她對h時》克曾說 過：“‘《紅樓夢》我讀了多少遍記不得了，大概七遍以上。到延安之前看了三次，一看到林黛玉死，就哭鼻子，看不下去，太慘了。毛澤東主席批評我，你這麼不 成話，一部書都看不完。不過說老實話，後面的文字也確實不好，看到林黛玉死就差不多了。 江青很有興味地讀了李希凡、藍翎的文章，大為讚賞。她把文章推薦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後，也以為不錯，建議《人民日報》予以轉載。不過，毛澤東以為自己直接給《人民日報》下指示，要他們轉載，似乎過於鄭重其事。他讓江青出面，轉告《人民日報》。 於是，江青給《人民日報》社打了電話。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林默涵和《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在報社恭候江青的到來。江青帶來了《文史哲》第九期，說毛澤東主席很重視李希凡、藍翎的文章，希望《人民日報》予以轉載。 周揚以為，《人民日報》轉載這樣的文章不合適，建議改由《文藝報》予以轉載。 於是，《文藝報》第十八期轉載了李希凡、藍翎的文章，還加了由主編馮雪峰所寫的編者按： “作者是兩個在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他們試着以科學的觀點對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簡論》一文中的論點提出了批評，我們覺得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 “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面的地方，但他們這樣地去認識《紅樓夢》，在基本上是正確的。只有大家來繼續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們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認識也更全面。” 十月十六日，毛澤東的一封信，震盪着中國的知識界。這天，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關人士寫了一封信，此信後來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附上（引者註：除山東《文史哲》九月發表李希凡、藍翎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外，十月十日《光明日報》又發表他們的 《評（紅樓夢研究）》一文，請一閱。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作者是兩個青年團員。他們起初寫信給《文藝 報》，請問可不可以批評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們不得已寫信給他們的母校——山東大學的老師，獲得了支持，並在該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們的文章駁 《紅樓夢簡論》。問題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 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給予反對，不能實現；結果成立妥協，被允許在《文藝報》轉載此文。嗣後，《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欄又發表了這兩個青年的駁俞平 伯《紅樓夢研究》一書的文章。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 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 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 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毛澤東的信，以雷霆萬鈞之力，給了周揚等人一記猛掌。 才隔了一天，十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就召開會議，貫徹毛澤東的指示。 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質問（文藝報）編者》一文，嚴厲批評《文藝報》。 緊接着，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召開八次擴大的聯席會議，貫徹毛澤東指示。 於是，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運動。 由俞平伯又牽扯了胡適，全國又開展對胡適思想的批判。 毛澤東的信，表示對於“小人物”的挑戰精神的支持，表示對於學術權威的見解可以開展討論，這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他對“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學 術意見作出了“裁決”，這顯然不妥，特別是那時形成了一邊倒。對俞平伯全盤否定，並扣上政治性的大帽子，實際上是一種“左”的傾向。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一九八六年一月，借慶賀俞平伯從事學術活動六十五周年紀念之際，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出面，作了一番講話，對一九五四年的那場批判，重新作了評價。 胡繩指出： “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開始對《紅樓夢》進行研究。他在這個領域裡的研究具有開拓性的意義。對於他研究的方法和觀點，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 意見或批評本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紅樓夢》研究而對他進行政治性的圍攻，是不正確的，這種做法不符合黨對學術藝術所採取的雙百方針。 《紅樓夢》有多大程度的傳記性成分，怎樣估價高鶚續寫的後四十回，怎樣對《紅樓夢》作藝術評價，這些都是學術領域內的問題。這類問題只能由學術界自由討 論。我國憲法對這種自由是嚴格保護的。我們黨堅持四項原則，按照四項原則中的人民民主專政原則，黨對這類屬於人民民主範圍內的學術問題不需要，也不應該作 出任何‘裁決’。一九五四年的那種做法既在精神上傷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於學術和藝術的發展。” 一九五四年這場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最初的發難者便是江青。對電影《清宮秘史》和《武訓傳》的批判，最初的發難者也是江青。江青跟周揚等人的三番較量，她克敵制勝的“王牌”，便是藉助於毛澤東的權威。這三番較量，是她參與中國政治的嘗試。她都得勝歸朝！ 毛澤東的信中，回溯了對電影《清宮秘史》和《武訓傳》的批判，這使周揚意識到：江青不可小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