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性的倭寇戰爭 作者：小隱斯多克芒 當朱祐杬的兒子朱厚熜執政的第三十年，在整個東南沿海發生了巨大的戰爭，這場戰爭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很多財產的毀壞，並且對中國人的心理造成了很大衝擊。過去從來沒有在海濱發生如此可怕的事件，也沒有一個皇朝從海上遇到如此大的危機。儘管孫恩和盧循的起義給東晉以很大的驚恐，但他們並不全然是海盜；而鐘相、楊麼的起義與他們類似，卻只維持了六年半。在明朝中期被稱為倭寇的人們，幾乎純粹依靠海上實力，動搖了整個皇朝的國本，這場戰爭也就因此而應該被記錄下來，弄明白它的起因和勝敗之道，讓後人知道其中的教訓，好使同樣的悲劇不至於再發生。 　　　戰爭前夕 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 日本的情況 貿易與交通的不暢 朱厚熜的年號是嘉靖。他執政44年，是明朝執政時間第二長的皇帝，然而這對明朝來說是個不幸——儘管明朝的好皇帝本來就是不多的——因為朱厚熜只着迷於迷信，他從17歲的時候開始就積極的為自己尋求長生，長生不死的欲望沖昏了他的頭腦，把大量的金錢白白的浪費掉，並重賞一個個的騙子，從而傷害了自己的國家並把自己搞成了全國最大的笑料。在嘉靖年間的祭祀開銷，光是香蠟，就曾達到每年黃蠟二十餘萬斤、白蠟十餘萬斤、香品數十萬斤的驚人數字[1]。而朱厚熜最寵信的兩個道士：邵元節和陶仲文，所擅長的不過是愚昧的迷信，然而朱厚熜卻給他們加官進爵。前者死後追封了伯爵，而後者更是身兼三孤，這是從前從來沒有人——即使是立下大功的賢臣，獲得過的殊榮[2]。而從24歲開始，就大量的選進少女，來進行淫邪的迷信，並且以此滿足自己的淫慾。1547、1552、1555、1564年都是國家局勢緊張，戰爭規模巨大的年份，但他卻進行了4次大選，選進處女1080人。而且年齡多在8到14虛歲之間（約相當於7到13周歲）。之所以選如此之多的幼女，原因之一是因為朱厚熜聽從道士的迷信說法，想用她們的經血煉成長生不老藥；之二，大概就是他本人的荒淫本性所致了。除開淫亂之外，根據朝鮮人的說法，朱厚熜對宮女相當殘暴，宮女稍有過錯，就會遭到毒打，因此被打死的人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以前已經達到二百多人[3]。於是不甘受辱的宮女在這一年製造了被稱為“壬寅宮變”的謀刺事件。謀刺失敗之後，朱厚熜害怕自己的宮殿，搬到西苑燕王舊宮殿中，從此除了蒙古軍兵臨北京的時候外，直到臨死，都沒有回到宮中。不再去祭祀祖先，也不再與大臣會談。只是懈怠的批閱奏章，其中批語又常常有莫名其妙的憤激之詞，讓人摸不着頭腦[4]。這樣，正直人得罪了他，老實人無所適從，權力就漸漸移到擅長迎合他的奸臣手中去了。奸臣中最著名的就是嚴嵩、嚴世蕃父子。嚴嵩的專長是寫青詞（道教中祭祀祈禱所用的一種文體）。而擅長迎合君主的佞臣，照例是難得有政治才能的，嚴氏父子也是如此，他們除了貪污和黨爭，沒有其他成就[5]。1548年，和嚴氏競爭的夏言被殺之後，嚴氏掌握了大權，上行下效，明朝的各級官員除了貪污、行賄受賄、以及進行種種齷齪的官場和人際關係鬥爭，好事就難得一見了。明朝就是在這種政治狀況下迎來了倭寇戰爭。 　　明朝的經濟，和其他朝代一樣，沒有質的變化。是以地主、農民所有制的封建農業為基礎，以官營大手工業、民營小手工業為要件，以大小商販、合法或非法的營運商組織的商業為補充的典型的封建經濟體系。在這個體系裡，封建農業因為巨大而穩定的產出，成為中國這樣的大陸國家必然的主要經濟來源。並且其穩定性和封閉性，對保持國家的穩定和人民的老實閉塞，具有決定性意義，所以受到歷代統治者的大力提倡和保護。然而，因為小農經濟的脆弱性，不可避免的會產生兼併，沒有土地的農民就變成了流民，到處尋找工作機會，而且因為生活困苦，對社會和統治階級有必然的仇恨。失地農民越多，國家就越容易出現不穩定因素，因此歷代統治者也無不專注於防止過度兼併以及避免失地農民的貧困化。然而，因為皇帝和朝廷遠離了人民，成為高高在上的必須依靠層層官僚機構支撐的中央，他們無法制止巨大國土上到處發生，緩慢進行的土地兼併，同時古代的技術也無法滿足對中國這樣巨大的國家進行全面的數字管理的要求，合法的、灰色的[6]或完全非法的土地兼併就會隨着不可避免的政治腐化而日漸加劇，直到大量農戶變成了佃農或流民，加上人口增加造成人均資源減少，越來越多的人每年獲得的生活資料少到只能勉強滿足自己需求的地步。當偶然發生某種不良的政治事件或自然災變，生活資料稍一下降就會跌到生存必需線以下，起義就開始了。而且越是到皇朝後期，起義規模就越大。土地兼併無法遏制，而能滿足生活需要的人民比例隨着土地兼併變得越來越低，潛在的起義者就越多。這是古代無法解決的死結，時間本身成了皇朝的最大殺手。在手工業方面，因為封建帝國只能依靠中央集權來維持國家的統一和穩定，而權力本身具有無限擴張的特性，於是統治階級習慣於對手工業進行限制。武器的製造，因為事關重大，自然常常限制在官營手工業中；礦冶因為往往需要集中大量工人，容易成為流民的集中所，也常被限制；對國家經濟有重大意義的項目，比如貴金屬開採和造幣，為了避免被地方割據勢力或各種“奸民”利用，限制尤嚴。但手工業所需產品是人民必須的，因此又不可能完全禁止，所以民間的小手工業仍是遍地存在，而且被“理解”的。最後，商業因為它天然具有的不確定性、流動性和投機性的本質，而與封建社會的需要構成直接衝突。從而被歷代所壓制。小商業是無法禁止的，但大商業的發展則一向遭到重重阻力。長途販運的營運商，尤其是與外國進行交易的涉外商人，尤其被嚴格限制，生存空間狹窄。以上就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的一般原則，它對於理解倭寇戰爭前夕的經濟具有指導意義。 　　明朝的統治進行到16世紀中葉的時候，無需多說，土地兼併是在不斷進行中的。明朝除了官僚地主無孔不入的剝削之外，可恨的是大官僚與貴族的“莊田”。本來人有勤懶智愚，自然之理。勤奮聰明的人上升為地主，懶惰愚笨的人下降為佃農或流民，也算是正常的經濟現象。但皇族和勛臣沒有特殊的才幹，世世代代掌握大量田地；皇帝加恩賜田，對象良莠不齊。無論惡人好人，只要皇帝喜歡，一律得田。這些人獲得了競爭中巨大的天然優勢，加上自己的政治地位，即使是善良的人，只要不是特別倒霉，田地也會不斷增加。更何況有意占田的惡人呢？國家既然無法阻止土地兼併的發生，自然只能是占田多的是聰明人、占田少的是正常人、不占田的是白白虧待子孫的笨蛋了。最可恨者，皇帝本人是全國最高的，權力不受制約的獨裁者，不缺錢用，國家就是他的私產。但明朝皇帝竟然也積極占田。正德九年，京畿內的皇莊占田已經有三萬七千五百多頃；正德十六年，貴族莊田面積達到二十萬零九百餘頃[7]。嘉靖年間，田額不及明初一半，儘管明初田額可能有虛報，但在人民世世代代開墾，國民經濟逐步發展的情況下，國家統計的田地如此之少，大戶瞞田是主要原因。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御史黎貫上奏：“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二百五十餘萬。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內官之眾，軍士之增，悉取給其中。賦入則日損，支費則日加。”[8]國家統計的田地面積減少，必然帶來收入的下降。對於農業國家來說，這是嚴重的損失。然而，從總體上看，嘉靖年間的農民生活還不是無法維持的，這點可以從那時的幾次農民起義規模不大，迅速被敉平看出。明代的土地兼併要到朱翊鈞統治時期，才會達到無法收拾的程度。 明代的手工業，發展到嘉靖年間，大體情況如下：農具製造、器械製造、日用品等方面的進步和變化不多（如果扣子的運用算是一個進步，那麼在嘉靖年間還看不出來它有較大的影響）。陶瓷製造技術稍有進步，海禁解除以後，以及清代，這項技術將為中國帶來大量貨幣。但手工業方面與倭寇戰爭相關最大的，還是礦冶行業。明朝法律禁止人民開採金、銀、銅、鉛、錫、水銀礦。違者以“盜掘”罪名論處。按折合錢鈔數額准竊盜定刑。朱佑樘統治時期進一步規定：持杖拒捕、或聚眾三十人以上、或分礦砂至三十斤以上者，一律發邊衛充軍[9]。重要金屬礦產中，只有鐵礦允許民營，但限制依然很多。採鐵、冶鐵必須得到州縣官批准、礦首必須是礦山的所有者、每處只能開一座冶鐵爐、僱工不得超過50人、不得雇用外地流民、開爐時間限於每年農閒季節的陰曆九月中旬到來年二月初旬[10]、民間販運生鐵，必須向當地官府申請旗票，否則比照販運私鹽罪處刑等等。隆慶年以後，皇帝與朝廷認為全國鐵產已經足夠多，就不再批准開設新鐵冶場了。因此冶金業的發展，是受到人為制約的，以福建為例，明初鐵課收入每年12.43萬斤[11]，嘉靖元年達到29.92萬斤，之後直到明亡，一直都保持着這個數字，只是遇到有閏月，則加收1.78萬斤[12]。但經濟規律不是政法律令所能控制，為了追求最大利潤，礦主必然積極擴大經營規模，提高靈活性。因此超人、超時、超地域經營的事例屢見不鮮。而受法律處罰的人，往往心懷怨憤，導致了多次礦變的發生，在倭寇戰爭期間，就發生過礦工響應倭寇起義的事情。在這點上，礦限和海禁頗為類似，都是因為嚴厲的政令限制和禁止，在現實中違反經濟規律，無法貫徹執行，而且容易被貪官污吏和違法分子利用，反而成為他們謀取非法利益的淵源。 　　商業方面，明朝強調重農輕商，依然對鹽、茶、鞏實行國家專營，因此國內貿易與從前變化不大。 　　因為國家對手工業和商業的限制，因此明朝的貨幣收入相當有限，在嘉靖初年，每年戶部收入折合200萬兩白銀左右，還可以每年留存30%，以供不時之需。但因為朱厚熜愚蠢的迷信活動開銷太大，以及蒙古的入侵，年支出劇增，朝廷千方百計籌錢，出賣官田、允許以金錢贖罪，都無法彌補虧空。到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年支出達到595萬兩白銀的可怕數字，戶部沒法可想，只能在南直隸、浙江增加稅收額，折合白銀120萬兩，這就是明朝加派的開始[13]。之後，年收入沒有增加，但年支出，多則五百萬以上，少則三百萬，明朝的加派也就只能越來越多。尤其可恨者，朱厚熜為了進行他荒唐的迷信活動，常常隨心所欲的揮霍，一點不顧及國家的困難。有時半夜裡一時頭腦發熱，就寫一張便條去要錢。而官吏又不敢不給[14]。 　　在這以前，已經有人提出了解決辦法。嘉靖十年（1531年），御史傅漢臣在奏疏中提出了被稱為“一條編法”的新稅收手段。其主要原則是：以地域為單位，算清其中應提供的人力和物力，除糧食外，統共作價折合為白銀數字，一併徵收[15]。這種稅收辦法比之原來，好處是明顯的。其一，簡化了徵收的計算；其二，除國家必須的糧食和少量特殊貢品外，人民的負擔簡化為白銀一項，也方便了他們的納稅；其三，有利於減少易損物品在儲存、運輸過程中的損耗；其四，由於把人力折合的白銀數量在不同程度上攤入田畝，實現了稅收的公平。田越多，需納稅額就越大；其五，很重要的，國家掌握的貴金屬貨幣可以大大增加，從而緩解經濟危機。不過在嘉靖年間，因為國內白銀數量還不很多，所以一條編法還不能推廣，只能在個別地方試點。直到海禁解除，中國的白銀有了穩定的來源，數量也明顯增加之後，才於萬曆九年（1581年），由主政的首輔張居正加以推廣，成為全國共同的稅收制度。 　　經濟方面的情況就是這樣的。接下來我要說明當時的軍事。明朝儘管是以驅逐蒙古，消滅元朝建立起來的皇朝，但他的軍事力量很快就衰退了，而且衰退的速度相當驚人。朱祁鎮的土木之變，距離朱棣的第五次北伐只有25年。而倭寇戰爭爆發的時候，離土木之變已經百餘年了。明朝的軍事實力繼續下降。 　　就武器方面來說，16世紀中的明軍比起從前是有進步的。這主要表現在火藥兵器的普及化方面。因為各種大型管狀火器的運用，這時投石機和所有的弩都已經從軍隊的正式裝備中除役了。到倭寇戰爭爆發前，明軍主要的火器有： 　　子母銃：這是一種有長柄的木製火藥框，在其中填充火藥，點燃引線之後可以噴出火焰，因為有長的手柄，使用者不會被傷害，而正好在它前面的敵兵會受傷。但它主要的功用還是發出巨響來恐嚇意志不夠堅定的敵人； 　　六合銃：一種厚木條圍成，用鐵箍加以固定的管狀火器，長3尺，其中身管2尺，手柄一尺，口徑6寸； 　　火箭：也就是在箭支上捆綁火藥筒，點燃後憑藉火藥向後噴射的反作用力射出。當時沒有大型火箭，而只有小型的。和普通箭支一樣，它的箭頭可以有不同的類型。據戚繼光的說法，它在穿透力方面不在火器之下。對此我是懷疑的。因為從他的附圖看，那一紙筒小小的黑火藥無法提供足夠的速度。但如果把他所說的“銃”理解為當時中國的各種單兵火器，那麼還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那些火器實際上沒有穿透力可言。至於火箭的精度，那是不用指望的。對此戚繼光有個有趣的說法：“若當大眾中，無心射擊，或中其前，或中其後，或中其左右，皆非我所可期，亦非賊所能御，最為要妙”； 　　噴筒：用竹製成的長管火器，類似今天的龍吐珠。但它的發射物中有松脂成分，可以粘在被擊中的物體上燃燒。如果擊中敵船的帆，就很有效果，據說可以噴射出數十丈，也就是上百米； 　　火桶：其中有“火碗”作為引信的火藥罐。火碗用灰與火藥隔絕，原理是當火碗傾翻的時候，就會引燃火藥，整罐爆炸。這不失為一種良好的設計，不過因為火碗中存有燒炭，所以也很危險。一不小心就會傷害自己； 　　虎蹲炮：這是一種較輕的大型管狀火器，作為近距離上的霰彈炮使用。是百子炮的改進型，百子炮等舊式霰彈炮，因為體輕，會因後坐力跳躍。這樣點燃引線之後人必須避開，而且旁邊和後面都不能有其他武器和設備，很是麻煩。虎蹲炮的最大改進之處是有4個大支架，可以深深打入土地中，這樣就避免了後坐跳躍。它在使用時裝填100枚石彈或鉛彈，每個重5錢。主要用於守衛營門或狹隘的要道。可以殺傷蜂擁而上的大量敵人； 以上是中國傳統火器，從歐洲引進的火器主要有三種： 　　佛朗機：這是15-16世紀在歐洲流行的原始“後膛炮”，它分為主體和嵌入部分，主體中有框，使用時把預先裝填好火藥和炮彈的嵌入部分放入框中，身管對準，就可以發射了，很是快捷。對中國人來說，它是第一種真正能夠在較遠距離上殺傷敵人的火器。因此在中國火器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最初的仿製是在朱厚照統治時期，嘉靖年間已經成為大量生產的主要火器。它的規格有多種。其中大型的長9尺，小型的長3尺左右。它的最大射程不詳。西歐的原品一般是400-600米左右（查閱英文網站沒有發現彈丸重量，記憶中似乎在2-3千克之間）。佛朗機因為連接部分的密封問題無法解決，在16世紀中葉出現前膛大炮以後，就在歐洲被淘汰了。在中國，因為前膛大炮的引入，它也逐漸消失； 　　發熕：“熕”是根據英文gun的音譯生造出來的字，用於稱呼引進的早期長身管前膛大炮。這種火炮在15-16世紀的歐洲也很流行。它的特點是用一圈圈鐵箍固定炮身。因此外觀類似竹杆。它的性能不能與後來的前膛大炮相比； 　　火繩槍：在明代被稱為鳥銃。最初是在1548年，於雙嶼的海盜手中繳獲，很快仿製成功，幾乎是立刻就投入了倭寇戰爭之中[16]。這是一種革命性的單兵火器。它的優勢在於有木質曲槍托，而且有火繩夾和與之相連的扳機裝置，因此可以雙手持握，通過準星實現三點一線式的瞄準。並且因為它由熟鐵包成，同樣重量下可以承受更高的膛壓。加之身管較長，因此子彈初速快，準確率和殺傷力都比從前的任何單兵射擊武器高。戚繼光就十分讚賞這種武器，說它“與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猶可中金錢眼，不獨穿楊而已。”說它命中率五倍於弓，且能穿重甲，“無堅可御”，按照戚繼光的說法，鳥銃考核的時候靶子放在100步距離上，那麼它的最大射程應在300米以上，彈丸重約三錢[17]； 除開以上來源明確的火器外，尚有快槍一種，製作方法和火繩槍的槍管類似，形制就像去掉了其他一切附屬部件，尤其是槍托，而只剩下了一根槍管的火繩槍。我不知道它是中國自創的傳統火器，還是火繩槍的簡化。從它的外形看，不可能有好的命中率。戚繼光對它也很不推崇，因此就略過不說了。[18] 　　作為火器根本的火藥，在明清時代依然有不同的配方，在倭寇戰爭時期可以作為代表的是戚繼光的規定：“硝一兩、火黃（同一字）一錢四分、柳炭一錢八分” [19]，也就是硝石占火藥的75.75%、硫磺占10.6%、木炭占13.63%。這個比例和槍用火藥最佳比例75%+10%+15%相差不多，加上當時已有顆粒化技術，可以認為已經達到了理想水平。而跟火器質量有密切關係的另一個技術要件：冶金技術，在明代已經出現了滑坡。一方面，由於北方林業資源日益枯竭，木炭的供應無法保證，只能大量採用煤炭煉鐵，這樣就造成了鐵產品品質的急劇惡化。含硫太多的鐵管容易炸裂，無法保證射手的安全[20]；另一方面，因為鍛打技術始終停留在手工鍛階段，沒有能夠運用水力錘鍛，優質鐵板的提供能力就比較有限了。 　　在16世紀中葉，熱兵器的效用還遠不足以取代冷兵器，甚至可以說，熱兵器在那個時候，還只能起到輔助作用。因此冷兵器的質量也是必須保證的。在這方面，明朝也比從前有了變化。最基本的武器長矛，有多種形制，這點和前代沒有什麼大的區別。其質量如何則沒有可靠的考古報告能夠加以說明；標槍的形制可以以戚繼光所描述的小鏢為例：長七尺、末端直徑約二三分、接近鐵尖處直徑六分、鐵尖較粗，重四兩，長五寸、其尖端焊接鋼刃，戚繼光認為，標槍的杆應用竹製為佳，其最大考核距離為三十步，因此最大投射距離應在50米外，但明代的標槍沒有配備投矛索[21]；其餘長兵器也有很多種類，但使用的廣泛性沒有長矛和標槍那麼廣泛；主要的短兵器，仍為刀。明代的腰刀採取單手持握，長100餘厘米，重約近一公斤[22]。當時普遍採用的方法是在熟鐵基體上焊接鋼刃，鋼材主要靠灌鋼獲得； 　　中國的弓箭在明朝已經發展成熟。從形制上看，似乎至少軍用弓是以複合弓為主的。當時的明軍弓有一個毛病：為了追求射程，箭支很輕，還不滿一兩重，這樣飛出稍遠，就失去威力了。甚至射擊沒有防護的敵人，也不能對他構成大的傷害。在南方，因為夏天高溫潮濕，膠水溶解，問題就更加嚴重，根據戚繼光的說法，弓箭考核的遠界是80步，那麼它的最大射程應在260米以上，如果用輕箭就會更遠；在倭寇戰爭爆發前，各種弩已經在明軍中消失了。剩下的唯一孑遺是木製手弩，可以將其作為一種預設在路邊的觸發暗器使用；除弓弩外，地方團練之類民兵武裝，還有投石索和投石杆的配備。當時稱它們為飄具和飄竿。飄竿的型制是這樣的：用長5尺的竹竿，末端系上繫着皮兜的繩索，把石頭放在兜里，人搖動竹竿，速度足夠快的時候就將石頭擲出。雖然它的使用比投石索複雜，但比投石索威力更大。 　　盔甲，被戚繼光稱為“用命之本”。元以後，整體式頭盔和鎖子甲在中國得到普及，到明中期，頭盔有了進一步的變化，從原來基本雷同西亞的小頭盔，變成了較高的大頭盔，而且有一圈鐵帽檐。高頂可以在敵兵器，尤其是重擊兵器砸頭的時候，提供一定的緩衝，因此它的防護性能比半圓形的小頭盔強。同時，因為棉花種植的擴大，出現了棉甲，並迅速得到推廣。棉甲的原料廉價易得，製作也很簡單。適合裝備大量的軍隊，而且如果厚度足夠，用於防禦冷兵器和主要靠燃燒、爆炸和破片殺傷的傳統火器，也十分有效。因為鎖子甲不能塗漆，而在中國又沒有同時引進沙袋除鏽之類土辦法，所以它的鏽蝕問題，在高溫多雨的南方顯得很突出。這樣棉甲就顯得十分適用了。同時，在棉甲上釘綴鐵銅甲片的“複合甲”也開始出現；另外，傳統的鱗甲，仍有其立足之地，製作精美的魚鱗甲仍在儀仗兵中經常使用。另有紙筋製成的紙甲，不過敷衍之作，聊勝於無而已。盾牌，在明初仍是木製包皮的，但因為士兵的日益虛弱，沉重的盾牌已無法持握，因此出現了藤圓盾，這種盾以粗藤條編成，輕盈而可以達到接近木盾的防護效果，根據紀效新書的正文和插圖，它的直徑約在80厘米左右，中間有突起，四周邊緣則特意編得厚些，形成高檐，以防滑落的兵器滑出傷人； 　　明代的城防，比前代最大的進步在於磚石城牆的普遍化。即使小縣城，也可以運用磚城牆。這樣要攻破它就困難得多了。戰艦方面，主要的力量仍是帆船，其形制和民用的福船、廣船之類差別不大，最大者可以載員105人。因為寬胖，它們的速度是不快的，但嘉靖年間已經仿製成功伊比利亞式槳帆長船。它的高速特性在近海尤其適用。然而，因為政治的腐朽和長期和平，明朝沿海的水師裝備在倭寇戰爭前夕可謂極其糟糕，甚至有事時還要招募漁船出海[23]。 　　武器的製造，就跟今天一樣，是受着政治經濟的很大影響的，如果一個國家，政治腐敗，財政虧空，而要維持武器製造的水準，尤其是滿足龐大軍隊的武器需要，那時不可能的事情。倭寇戰爭中人們常常抨擊官軍武器的問題，從總體上看，官軍以整個國家的供養為後盾，武器質量居然無法占到只能通過走私和自製搞到兵器的倭寇的上風。不僅如此，直到明亡，這些問題一個都沒有解決，反而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多。這顯然並不完全是技術上的問題。 　　中國古代強調將領的作用。明代軍官任用的一個特點是大量採用世襲軍官。最初的考慮可能是世襲軍戶以世襲軍官指揮，比較自然。而且從朱元璋執政的時候開始，就有了朝廷的軍校，專門培養軍官子弟。之後又幾次改進學校教育。同時，歷朝逐步建立健全了武舉制度，主要考核軍官的策略和馬步射箭能力，種種制度不可謂不周全了[24]。但年深日久，在重文輕武的氛圍下，父母往往願意讓兒子走學文科舉的道路。而且武科考試，內容太過單一，所謂策略，與今天的軍事學術，可謂有天壤之別；而體能測試，又只考射箭一項，未免以偏概全。加之政治的朽壞，到嘉靖年間，軍官，包括高級軍官，素質普遍很差。戚繼光所說的當時一般武將的狀況，着實令人驚奇。有些上進心的，努力攻讀八股，努力考文科，若偶爾因為世襲的緣故，不得不穿戴盔甲到軍隊裡去，就尷尬慚愧的對着朋友發笑，面色赤紅；無可奈何或懶惰的人，才會成為軍官，而作了軍官以後，往往不鍛煉身體，也不練武，以一個羸弱的軀體來指揮軍隊；至於作為軍官的基本功：學會熟練的用軍樂和旗幟來指揮軍隊，就更是妄想。在嘉靖年間，軍官對使用樂器，還能懂得一些，不算全部荒廢，至於旗幟，則完全無知。這樣的軍官，如何指揮軍隊？偶爾有確實認真鍛煉身體、努力習武，渴望立下軍功的“名將”，也幾乎完全放棄了指揮，而是自恃勇敢強壯，帶着一隊家丁，衝殺在前而已；其實，當時的軍官，十之八九文化基礎很差，讓他們學習指揮學，也確實算是難事了。至於虛報名額、貪污軍餉、濫用士兵的軍官，就更不足道[25]。 　　除開軍官本身的問題。明朝和宋朝一樣，因為對軍人不放心，所以採取了文官控制軍隊的政治體系。最高級的武官總兵，也必須受到總督和巡撫的節制。而這些文官，照例是缺乏軍事知識的，因此即使偶然出了優秀的武將，也要“偶然的”遇到一個好總督或者好巡撫，才能最終獲得成功。不過，在嘉靖年間，沒有多次把明軍弄得一敗塗地的宦官監軍的事例，從這方面說，整個的指揮體系，還不算很壞。 　　明朝的士兵，主要通過軍戶的世襲得來。但作為士兵，軍戶的成年男子——也就是主要勞動力——不可能像平民一樣專心生產。因此遭到減產的可能性就比平民家庭大。況且土地兼併的經濟規律，對於軍戶也同樣適用。這種情況慢慢發展之後，軍戶的衰落和隨之而來的逃亡和脫籍越來越多，軍隊的缺額也就越來越嚴重。到嘉靖年間，衛所缺額已相當驚人。濱海的遼東、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衛所平均每衛只有1797名軍人，為應有額5600人的32%，其中尚有虛額。極端的情況下，甚至只有2%[26]。而水師的戰船也缺額嚴重。在缺額嚴重的同時，士兵的素質也很糟。他們基本都是文盲，無法了解稍微複雜的技術。戰術訓練基本是被荒廢的，偶然招募民兵或者進行訓練[27]，因為沒有合用的教導書，所以所學多半是個人格鬥的武藝。這些武藝需要較大的空間才能施展，械鬥的時候還好，一旦大軍會戰，施展不開，就毫無用處。他們也根本不會修築工事。水戰方面，因為第一次倭寇戰爭結束以後長期沒有海戰，所以操船技術退化得相當驚人。甚至到了連近海島嶼的港口都不敢去，只能龜縮在大陸海港的地步[28]。至於對新式火器的運用，《紀效新書》中的描述，簡直可以當成笑話來看——雖然對當事人來說一點也不好笑。火繩槍射擊的時候，槍手或者下藥而不下彈丸、或者先裝彈丸後裝火藥、或不慎讓火繩落地熄滅、或槍口放低而讓彈丸落地、或不將火繩固定在龍頭上，而直接用左手插入火藥池，而以單手射擊、或一邊開火，一邊已經轉身逃命、在此期間驚慌過度的人還有把彈丸咽下肚的，更有甚者，有的“精明”懦夫，為了推卸責任而把火藥和子彈都拋棄掉，同時把火藥抹到臉上，佯裝成多次發射而被煙熏黑的樣子，一邊逃跑一邊大喊“子盡藥絕！”即使完成操作程序，因為害怕，往往敵人還在遠處就開火，有遠至數百步開火者。這樣使用火繩槍，當然沒有任何威力可言了。上面種種，有的是各國火繩槍手都常犯的錯誤，但更多則是因為害怕炸裂，以及純系訓練不足，素質低下而造成的“中國特色”。如此用槍，怎麼能夠發揮它的威力呢？[29] 　　將領既指揮無方，士兵又素質低下，戰爭就只能變成一場苦笑的悲劇。曾參加倭寇戰爭的章煥全面的描繪了那時的軍隊：“兵將之相視途人也。如是則其赴戰，兒戲也者。統兵之制未定也，夫將無號令，與無將同，故平時之節制，即臨陣之紀律也。……臨陣而逃，轉相劫掠或殺平民報功，甚者為賊內應。……分道募兵，不按名籍，游手無賴，草竊亡命，悉入轂中。已至而茫無統馭，聚散無稽，多寡不問。故募而來，來而去，去而無兵，則又復募，……而諸將乃不謹哨探，不量虛實，行無斥堠，止無堅壁。往履危機，墮狡計，落坑阱而不悟。”在倭寇戰爭前夕，明軍的作戰方式是這樣的：在離敵人很遠的地方，發射火器，而不管效果如何。稍近些弓箭也開始呈拋物線發射出去，也不管效果如何。然後，軍隊如果還沒有喪失全部的勇氣，就會在鼓點中一窩蜂的衝上去。如果將領足夠勇敢，就會帶着家丁猛衝在前，接敵以後一切就都失去了控制，再沒有任何指揮可言。全憑運氣和人數來決定勝負。這還是好的情況，在大多數情況下，總會出現畏懼逃跑的人，從而帶動全軍崩潰。而一旦崩潰，就會一敗到底。因為明軍沒有任何工事能力，也就不能依靠自己的營盤。[30]。 　　總的來說，嘉靖年間的政治和軍事狀況，都不是令人滿意的。指望他們能抵禦敵人，就成為一種奢望了。《明史·日本傳》對倭寇戰爭初期的明軍表現是這樣說的：“迨承平久，船敝伍虛。及遇警，乃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業，見寇舶至，輒望風逃匿，而上又無統率御之。以故賊帆所指，無不殘破。”其實在倭寇戰爭爆發前，與蒙古的戰爭就將明朝的虛弱暴露無遺了。16世紀40年代，蒙古連年入塞擄掠，損失輕微而收穫很大。1550年的俺達包圍北京之戰中，大將軍仇鸞、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帶領的勤王兵都不敢出擊，兵部尚書丁汝夔憂懼不知所措，閉門三天。蒙古軍也就大肆擄掠了三天，當他們出塞的時候，仇鸞不敢追擊，卻被偶然折返的敵人擊潰，損失千餘人[31]。16世紀中葉，在俄羅斯的韃靼人已經成為被輕易征服的對象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也能夠在北非大占上風。而在明朝統治下的中國，蒙古人卻還能任意妄為。這樣一種局面，怎能不令人痛心，而又怎能不引起貪婪者的非分之想呢？ 　　在海的另一邊，正潛伏着這樣的人。明朝剛剛建立的時候，在九州存在着北朝的鎮西探題今川貞世和南朝的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的對峙。北朝對中國的感情一直很好，而懷良親王不知道為什麼，對中國一直厭惡，也許是討厭朱元璋居高臨下的態度吧。在他的影響下，九州的惡黨和貧民就活躍了起來。14世紀中，作為對元軍入侵的報復，日本的海盜已經活躍在朝鮮一帶了。形成了對高麗的重大威脅，李氏朝鮮的首任國王李成桂就是在抗倭戰爭中建立了軍功而逐步起家的。在元朝陷入混亂之後，日本海盜也開始對中國沿海進行劫掠，另一方面，在戰爭中被朱元璋打敗的方國珍、張士誠以及元朝的餘部，不甘心屈服，紛紛逃到海上對抗明朝，與單純的經濟性海盜，以及日本海盜合流進擾，這就揭開了第一次倭寇戰爭的序幕。明朝的頭幾個皇帝與他們進行了長期戰爭，但因為日本海盜對中國地理不熟，諸餘部又因為大勢已去而漸漸絕望。而且明朝正處於上升期，國力強大，軍隊精悍，所以並沒有形成大的危害，只是在沿海搶劫財物而已。1392年，南朝滅亡。對中國極其痴迷的足利義滿統一日本，便着手解決海盜問題。他向中國稱臣納貢，1403年，並在朱棣的命令下圍攻海盜，永樂三年（1405年）前往中國獻俘，朱棣命令足利義滿“自治”，日本使臣源通賢知道他的意思，便在寧波把俘虜全都蒸殺了。之後在永樂五年、六年、八年，足利義滿和他的兒子足利義持進貢，都曾進獻被俘的海盜。這就使日本海盜的日子更加難過了[32]。然而隨着足利義持執政日久，他對父親向中國稱臣的行為日益不滿，終於在1411年停止稱臣進貢。朱棣隨之遣使責問，並出言恐嚇[33]。兩國外交關係惡化，室町幕府的積極配合也就停止。但此時明朝國力已經很強，社會安定，加上元末群雄的殘部已基本消亡，明軍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戰勝孤立的日本海盜了。永樂年以後，倭寇的紀錄越來越少，在1446年，發生了第一次倭寇戰爭中最後一次戰鬥，浙西的海寧、乍浦遭到騷擾。雖然這場戰爭不是以一個光榮的勝利為結局，但之後的101年間，都不再有與倭寇進行正規交戰的紀錄了。沿海只是偶爾發生經濟性海盜的小規模搶劫。 　室町幕府的穩定期很短，在應仁之亂之前，大名的權力擴張已經讓將軍無法控制了。1467年應仁之亂後，幕府威望掃地無餘，九州的大名失去制約，開始了彼此殘殺，內部的爭鬥也多起來。到了倭寇戰爭前夕，九州的局勢是這樣的：最有實力的大名，豐前與筑前的守護大內氏，因為大內義隆為家臣陶晴賢的政變逼迫自殺，陶晴賢不久也兵敗自殺，大內家因此滅亡；鄰近的豐後、筑後守護大友氏，趁機擴張，大友義鎮的兒子義長繼承了大內氏的地位；大友氏還進一步消滅了肥後守護菊池氏；肥前的局勢也發生了變化，龍造寺一族取代了少貳氏，之後內鬥不休；這樣，九州就只剩下了大隅和薩摩，還能在島津氏統治下保持穩定，但大隅島上也有國人眾與之對峙。在防範下克上的同時，為了爭奪九州的優勢地位並進一步制霸日本，大名之間彼此展開了複雜的軍事和政治較量。九州之外的強勢大名如毛利元就也插足其中，從而使局勢更加混亂。九州的動盪造成了人民的貧困化，一些無法生存的貧民，便打起了做海賊的主意；而在戰爭中失敗，不敢自殺或戰死，又不甘心臣服於新主的武士、軍人，無處存身，思前想後，只有下海為寇的一條路；另有各地土豪、流民之類惡黨，因為失去了封建統治者的制約，在亂世中也想到外國去走私或劫掠而發財；其時還有無良小官吏，胸無大志，也不遵守封建道德，惟以發財為念，居中策劃組織；加上原有的海盜和走私商人，他們無不希望發家致富。但日本當時還很疲睏，而且各家大名在長期軍事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也有強力的軍隊，加之國土小，反應相當靈活。劫掠日本沿海，獲益不大而風險很大。海那邊的中國卻是經濟發達，尤其東南沿海更是富庶。但大國反應遲鈍，而且當時政治朽壞、軍事虛弱，中國沿海如同敞開大門的寶庫，怎能不令他們心動。後來江戶時代的學者佐藤信淵在其《御海儲言》中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久留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34]雖然永正、大永年間離倭寇戰爭的爆發還有一段時間，但天文末到天正初的倭寇中日本人的來源，範圍沒有明顯的擴大。 　　自海運開始以來，在任何沿海國家都出現過海盜問題，國家衰落的時候海盜為害更顯得厲害，這是自然之理。中國從漢到元，一直都有海盜，有時候規模還很大。但歷朝歷代，都沒有以此為由禁止人民出海的，尤其是宋元兩朝，出海相當自由，沿海人民得以致富，國家得以獲取巨額利潤，並以此窺知外國情形，培養了水師，有利無害。但明建國以後，朱元璋面對日本海盜和諸雄的入海殘部，採取了他這個從沒有接觸過沿海生活的貧農所能採用的最簡單、最直接、也似乎是最有效的辦法：海禁。他說：“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閉其關聽其自服而不之討，戒啟釁也。”1371年“仍禁瀕海民不得私自入海，時方國珍餘黨多入海剽掠也。”1381年“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1385年“禁民入海捕魚” 、1390年“申嚴交通外番之禁”、1394年“禁民間用番香、番貨”、1397年“申禁人民，無得擅出海與外國互市”，緊鑼密鼓的接連頒布禁令[35]。之後雖然倭寇戰爭於永樂年間逐漸平息，但海禁並沒有解除。到1567年為止，明廷曾數十次頒布禁海令。並形成了成文法： “凡沿海去處、下海船隻，除有票號文引，許令出洋外，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謀叛已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私將應禁軍器下海、因而走泄事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衛充軍。若止將大船雇與下海之人，分取番貨，及雖不曾造有大船，但糾通下海之人買番貨，與探聽下海之人，番貨到來，私買、販賣蘇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發邊衛充軍，番貨併入官。其小民撐使單桅小船，給有執照，於海邊近處捕魚打柴，巡捕官兵不許擾害”； “凡將馬牛、軍需、鐵貨、銅錢、鍛匹、綢絹、絲綿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擔馱載之人，減一等。物貨船車幷入官。於內以十分為率，三分付告人充賞。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其拘該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夾帶，或知而故縱者，與犯人同罪。失覺察者，減三等，罪止杖一百。軍兵又減一等”[36]； 　　“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三月銷盡。民間禱祀，止用松、柏、楓、桃諸香”[37]； 儘管法律從字面上說，並沒有完全禁止人民出海，而且條文本身和歷代的相關規定也很類似。但在執行中實際上完全禁止人民出海貿易。這樣並不能阻止商人對利益的追求，但大大制約了對外貿易的發展，進而使民間造船和航海技術大大萎縮。也使國家再沒有外貿收入，並難以了解海外情形。跟沿海形勢直接相關的是，因此而產生了走私暴利，鼓勵了非法商人，使外貿游離於國家的控制之外。這就使民間海商產生種種惡行，並且通過賄賂官員，進一步敗壞吏治。一句話，海禁使得健康的外貿變成了畸形的走私。從中受益最大的，是最善於敲詐勒索、違法犯法的貪官污吏和膽子最大、最無視法律、最崇尚暴力、最懂得賄賂官員的那一夥奸商海盜。 為了炫耀明朝的國威，並且補貼國用。明朝實行了朝貢貿易制度。但它卻是歷史上最愚蠢的政策之一。這項制度的基本措施可以簡單的進行描述：外國必須向明朝稱臣，才能進貢，而且必須是該國的國家元首或至少是能穩定的掌握實權的首腦人物，才能派出使臣。使團憑被命名為“勘合”的御賜許可證進入中國。人數、進貢年限，都有嚴格限制，主要根據政治上的親疏決定。使團允許攜帶貢品和貨物。明廷對貢品一般會提供超過其市值的回贈，但如果政治上有不愉快，也會賤價買進，乃至低於其成本，以示不滿和懲罰。在進貢的同時，允許攜帶商品進行貿易。一般限制為在北京會同館與私商買賣，並予以免稅待遇。使臣還可以向明朝皇帝請求額外賜給物品。不用說，在朝貢貿易中，在通常情況下，入貢國必然是有盈利的，並且只要裝作恭敬，甚至有的情況下連裝都不用裝，就可以獲得暴利。在這種制度下，有自尊的大國，不會來與中國發展友好關係，來朝貢的要麼是貧窮的小國，要麼是冒充貢使的西方殖民者。而那些國君和使臣，如果是正直人或老實人，不會獲得大的利益，只有擅長阿諛奉承，並且純粹為了錢而來的國君和使臣，才能獲得滿意的結果。因此斷絕民間外貿和進行完全是滿足虛榮心的朝貢貿易，兩者結合的結果，就是懲罰友好，鼓勵奸詐。而與日本的外交，就是這種愚蠢制度的典型。 明初，雖然有與南朝的不愉快，但是北朝統一日本以後，中日關係一時之間是不錯的。朱棣對足利將軍的恭順，頗為滿意，因此賞賜很多。足利義滿七次入貢，平均每次的利潤都在20萬貫銅錢以上。[37]之後足利義持出於民族自尊心，停止了對中國稱臣，也就失去了朝貢貿易的收入。但室町幕府對日本的控制力不強，因為收入少，對強藩漸漸不能控制，這又進一步的引起了收入的減少。為了停止這種惡性循環，足利將軍又打起了朝貢貿易的主意——這雄辯地說明了生存永遠比尊嚴重要。正好，中國宣德七年（1432年），朱瞻基因為日本久不進貢，委託琉球中山王轉發敕書給足利將軍。足利義教愉快地接受了邀請。從明年開始，日本於1433、1435、1453、1468、1477、1484、1495、1511、1523、1539、1547年11次稱臣入貢[38]。這些所謂的入貢，跟足利義滿時代確有真摯感情在其中的入貢不同，純粹是出於經濟目的進行。尤其到15世紀中葉以後，因為幕府的權力日益萎縮，強藩在其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因為本意就是為了錢，派去的使團成員自然也要挑選那些擅長索價的人物。而這樣的人，在道德方面往往是沒有什麼口碑的。對於借入貢發財的國家，明朝也不是沒有警惕性，永樂初年，規定日本日本十年一貢，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攜軍器，違者以寇論。但這個規定沒有一次得到遵守。不僅日本方面不遵守，而且明朝也不嚴格執行。宣德初年放寬限制，船不得過三，人不得過三百。允許攜帶刀具入貢。這個限制也常常被違反。不僅如此，日本使臣還常常做出放肆無禮的言行。典型的例子有：景泰四年（1453年），日本派出以東洋允澎為使臣的龐大使團，到達北京以後，就賞賜問題發生了這樣奇異的交涉：明朝禮官上奏皇帝：本次日本貢物太多，如果按照宣德期間的優厚價格收購，則需要支付21.7萬貫銅錢，合對應數量的白銀。這樣國家支出太大，不如減為3.47萬兩白銀。朱祁鈺批准。東洋允澎不悅，提出按舊價格給付。朱祁鈺額外賜錢萬貫撫慰，允澎提出增加賜物。於是再給布帛1500匹，允澎等怏怏離去。在歸途中，路過臨清的時候，使團中有人掠奪居民貨物，地方官府派指揮前往制止，也被該人毆擊，幾乎喪命。地方官申請批准逮捕，而朱祁鈺卻以“失遠人心”為由不批[39]。但幕府對此也感到緊張，害怕入貢賺錢之路斷絕，在天順初年(後花園天皇末年)委託朝鮮轉呈了謝罪之意。當時第二次執政的朱祁鎮也沒有要求追懲，只是要日本以後應慎重挑選“謹厚老成，識大體者”為使臣。這樣幕府和強藩都吃了定心丸，派去的使臣也就越發肆無忌憚。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又發生了麻答二郎殺人事件。麻答二郎隨天土與（同一字）清啟入貢，在北京集市購買物品，喝醉以後與人發生爭執，用刀將之刺成重傷。禮部請求懲治，朱見深以“遠夷”為名免其下獄，而交給清啟懲治。清啟推託說：本來應該依照日本習慣法處治，但在中國禮儀之地不敢妄為，等回國再懲處。並自請對屬下管束不嚴之罪。這實際上就是放縱麻答二郎逍遙法外。不久重傷的人死去，禮部再次申請逮捕，結果仍不批，只是勒令麻答賠償十兩白銀，還向各外國使節發了省諭，使他們都能知道明廷對外國人之寬大仁慈[40]。從此日本更加肆無忌憚。且於次年，三號船折返中國，其主官桂庵玄樹謊稱出海後遇風，賜品全部拋棄喪失。如果不能獲得賜品，回國之後要受到處罰。請求再賜。禮部接到申請，認為沒有先例，不宜批准。朱見深也知道其事荒謬難信，但還是賜予了絹一百匹、彩緞十表里。玄樹仍不滿足，要求賜錢五千貫。禮部發覺這些非分要求和通事（翻譯）閔宗達有關，於是上奏建議不給錢，並懲治通事教誘之罪。可朱見深還是賜了五百貫，並免追究通事。日本使臣此外，在寧波私自上岸的日僧盛訓，也被免於處罰。成化十三年（1477年），足利義政因為國內大亂，急需用錢，親自上奏請求特賜錢。朱見深賜了五萬文。於是義政貪慾更大，於1484年的奏討書中竟然索要銅錢壹拾萬貫！也許是這次“入貢”的撈錢意圖過於直白急促，所以明帝沒有批准。弘治九年（1496年），以僧人堯夫壽蓂為正使的日本使團再次入貢，在歸途中的濟寧又發生了持刀殺人事件，壽蓂無法制止。明朝因此而採取了嚴格的限制措施：今後日本使團，只能五十人上京，其餘成員必須在港口監視居住，不得進入內地。之後因為幕府權力萎縮到了無法派出使團的地步，所以遣明使都由大內，細川兩強派遣，使節素質越發低下。這就加劇了混亂並終於引發了寧波爭貢事件[41]。 總的說來，日本的遣明使，除了足利義滿時代還算是比較正常的外交往來外，以後都是為了錢而入貢。決無半點真摯的情感。而明朝方面卻奇怪的一再忍讓，一再滿足日本使臣的非分要求和放縱犯罪。當時明朝的國力和軍事力量都遠在日本之上，日本沒有任何讓明朝非保持與其友好關係不可的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任何資源，其政治態度也絕非恭順。縱觀《明史》，日本貢使在各國貢使中是素質最差、態度最惡劣、行為最放肆的一群，但卻很少受到懲處。這可以被認為是歷史上的一件怪事。在本文中無法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只能根據通常的說法，提出幾個原因：一、明朝懾於元朝入侵日本失敗的教訓，不敢對日動武，出於協同打擊海盜的需要，也就只好通過委曲求全，指望日本方面能夠滿意，幫助明廷打擊倭寇；二、明朝皇帝出於狹隘的封建君主窮措大的心理，希望進貢的外國越多越好，但吸引外國人前來經商定居，恐怕影響內向封閉的封建社會。而主動出使，費用又太高。所以只能通過朝貢貿易這種畸形的外交方式吸引入貢。從明史和明實錄可以看到，往往是朝廷和地方辦事官吏上奏要求處罰違禁外國外交人員，或者在回賜時節約開支。而皇帝卻一味的優容寬待。下西洋結束以後，向中國稱臣納貢的國家屈指可數，能留住一個就是一個了。明朝皇帝繼位前所受教育歷練往往不足，很難理解人民的疾苦和國家的困難。在他們心中，滿足天朝上國的榮耀，是比區區幾個殺人事件、一點金錢付出更重要的。更何況儒家學說也從來不鼓勵人們追求利益。 從效果來看，朝貢貿易制度是問題很大的。尤其是在中日關係史上：一、它換不來真正的友誼或尊敬；二、對明廷鎮壓倭寇也收效甚微，從永樂末年開始第一次倭寇戰爭就漸漸平息。之後到1552年，一百多年的時間裡中國沿海都只存在少量經濟性的海盜，而沒有大股海盜入侵的危險，不需要日本的支持。而到了日本國內大亂，日本海盜四出的時候，卻又沒有統一的政權可供交涉；三、相反的，因為對日本沒有軍事壓力，而對使團又太過優容，日本人很正常的因此認為，明朝是害怕日本才會這麼做。遣明使經過的地方，道聽途說，人們都知道了去中國可以獲得大利，即使做了壞事，也不會受到懲罰。因此不僅貧民浪人，連不肖的官吏也輕視中國，劫掠中國沿海也就成了一種很有吸引力的選擇。其實不僅是日本，入明的暹羅使節也是桀驁難制，貪得無厭。足見日本使節的無禮絕非民族性使然。朝貢貿易確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其實，宋元兩朝已經開闢了中國的海上事業，到元時，中國的航海發展有光明的前景。單就與日本的交往來說，中日之間彼此需要的商品就很多。明時日本所需的中國貨物品種如下：服裝用的生絲、絲棉、布、綿綢、錦繡、紅線；手工業所用的水銀；日用品針、鐵鏈、鐵鍋、磁器、瓷器、漆器、氈毯、馬背氈、小食籮、化妝品等；藥材主要進口川芎、甘草；調味品醋、古玩中的字畫；此外，儒家和佛教的經典，日本的需求十分旺盛迫切。還需要巨量的銅錢[42]。中國商人能夠從中獲取的利益是驚人的。據《籌海圖編》卷二，中國的生絲在日本可以賣到每斤五六兩白銀，比在中國高10倍、絲棉每斤2兩、紅線價格最高時也可以達到每斤7錢銀、水銀最高時每斤三兩、針每根值銀7分、因為日本沒有川芎，其價格為一斤6錢7分、甘草則為每斤二錢。另一方面，日本的很多商品在中國也大有銷路。手工業原料有銅、硫磺、蘇木等，產銷量很大。如硫磺往往一次入貢萬斤；日本製作精良的手工業品屏風、扇子、盒子、硯盒等也頗受歡迎；尤其著名的是日本刀。從宋代開始日本刀就受到中國人的讚美。到了明代，其製作工藝更加進步，官方和民間都很願意購買。和中國商品在日本一樣，日本商品在中國也可以獲取豐厚利潤。《大乘院寺社雜事記》永正二年五月初四日條記載曾參加使團到過中國的楠葉西忍的話說：“在中國所得的貨款：於北都王城，把本錢十文的東西，以一貫出售；以此一貫所購的貨物，在南都以二貫出售；在南都以此二貫所購之物品，在明州以三貫價錢出售。又以此三貫買蠶絲回日本，有利也。”這個利潤確實非常“有利”。至於具體貨物的利潤，日本刀的資料較多。據《臥雲日件錄》記載，室町幕府中後期到戰國前期的日本刀在日本的價格，依質量高下，從四千文到八百文不等[43]。而明朝官方收購價，宣德年間為每把一萬文；景泰年間為每把六千文；成化年間三千文；弘治九年，所買七千把刀，其中五千把以每把一千八百文計價，其餘每把三百文；正德四年只收購了七千把中的三千把，每把三百文[44]。看來隨着在華日本刀的數量因為官方貿易和走私的進行而日漸增多，而且日本使節的劣性不改，所以價格越來越低，最後三百文的價格，顯然是政治性的懲罰了。 從中日彼此的需要來看，顯然正常的貿易往來是可以滿足彼此的很多需要的，而且還可以趁機了解到對方的很多信息。從長遠看，文化上的交流還可以增加人民之間的友誼，有利於政治折衝。而愚昧野蠻的明廷，一味堅持有害無益的朝貢貿易制度，使國家支出大增，而外國商品仍不能滿足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普通的外貿商品產生了巨額走私利潤，驅使商人、土豪、奸民、貧民下海為盜，毒化了社會風氣，給沿海造成很多不穩定因素，並使貪官污吏可以趁機上下其手，大撈不義之財。還把海洋空間拱手讓給了海盜和遠來的西方探險者和殖民者（進入東海的葡萄牙人那時幾乎全靠在中日之間進行走私貿易過活），使他們能順利開展自己的“事業”；另一方面，也使中國開始無法了解外國的進步，從而在外交上陷入很大被動——明朝對日本室町幕府的興衰和其對全國的控制能力，以及九州幾個強藩的政治態度，一直反應遲鈍乃至完全不知情，這就使所謂的聯日滅倭，成為徹底的空中樓閣——並進一步的造成吸收外國進步技術和先進制度的能力弱化。海禁制度是明朝開始中國在世界上失去先進地位的重要原因。 戰爭的爆發 戰爭初期 王直與其他海盜 他們的軍隊 　　嘉靖三十二年（1552年）四月，王直及其他盜商統率下的艦船和武裝人員，進攻浙江，倭寇戰爭爆發。關於這次戰爭的導火索，有不同的說法，值得做一簡單分析。 　　有一種說法是在寧波爭貢之後，明廷撤銷寧波市舶司，使中日貿易斷絕，走私大為盛行，這樣倭寇就猖獗起來了。這種說法雖然有道理，卻不是無懈可擊的。因為明朝的市舶司和宋元的不同，完全是為了壟斷外貿，進行單一朝貢貿易而設立的。雖然其撤銷對中日貿易確實有很大影響，但之後1539、1547年日本兩次入貢，兩國交往並沒有完全斷絕。民間也老早存在走私。為何偏偏要等到1552年才大舉入寇？而且如果確係撤銷市舶司而造成戰爭，那麼為何不是在1523年當年，或者1527、1533、1543等等任何一年發生，而偏偏要等到29年後的1552年才爆發？ 　　另一種說法雖然在現代比較少見，但其實很早就出現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得到了官方的承認。也就是《明史·日本傳》中的：“……撤市舶，而濱海奸人遂操其利。初市猶商主之，及嚴通番之禁，遂移之貴官家，負其直者愈甚。索之急，則以危言嚇之，或又以好言紿之，謂我終不負若直。倭喪其貲不得返，已大恨……”也就是說海禁加強之後，習慣於拖欠貨款的中國走私商有了為非作歹的更大空間，而且勾結官僚大戶，欺詐日本商人。年深日久，商人無法再忍受，遂在王直等的指揮下，入寇沿海。關於這個說法，誠然，走私貿易是不可避免的具有很大風險性的。各種欺詐的勾當也是層出不窮。但這些勾當從走私開始就一直存在了。並不是新事物，為何在之前沒有引起戰爭，而到了1552年卻能引起呢？而且，王直本人恰恰就是中國沿海著名的盜商，也就是日本末代使臣策彥周良所說“中國商舶入海，往往藏匿島中為寇”，令往來的日本商船頭痛不已的那一類人。說日本的貧民惡黨跟隨王直，是說得通，但商人跟從，而且是大量的商人跟從，以致可以同時侵擾數千里，實在令人感覺根據不足； 　　第三種說法是教科書上常見的。說日本進入戰國時代以後武士、商人、流民等入寇，乃至是在大名的指示下入侵。說倭寇受到日本貴族的指揮顯然是荒謬的，因為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大名或實權者指使乃至縱容倭寇的證據。但大量日本人因為貧困或僅僅因為本身的貪慾而參加了對中國沿海的劫掠，是客觀存在的。問題是，應仁之亂爆發到1552年已有85年，此時正是各大名之間的戰爭進入白熱化，全日本一片沸騰的時候。如前所述，九州也陷入大混亂中。尤其是陶晴賢和毛利元就之間的大會戰即將到來。在這種情況下，凡是能夠被各大名運用的力量，都全部投入到了自保與擴張中。而沒有被納入戰爭體系的人，只能是游離於日本本島與中國之間的傳統海盜和一些流民、土豪。這些人彼此不相統轄，而且與中國海盜、走私商之間有複雜的恩怨，要統一成一股力量發動戰爭，是相當困難的； 　　總之，以上三種，確實都是戰爭爆發的原因之一，但如果要尋找戰爭的直接導火索，還要到它爆發的前幾年去。 　　1547年，發生了一次規模很小卻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劫掠。《嘉靖實錄》卷三五〇，嘉靖二十八年七月壬申條按語記載了這次劫掠：餘姚謝氏某者，和王直、徐海等走私商合作。習慣於拖欠貨款。走私商逼催得急了，他就恐嚇說：“吾將首汝於官”。走私商又恨又怕，於是糾合手下和“番客”，在一天夜裡攻入謝家，殺死幾個男女並放火，帶着掠得的物資逃跑了。餘姚縣令得知以後一時不能查清，又怕貽誤軍機，遂以“倭賊入寇”為名倉促上報。這樣一來果然引起了重視。新任提督浙、閩海防軍務、浙江巡撫朱紈感到倭情已很嚴重，下令限期抓捕這伙“倭寇”，他並採取一個狠招：允許沿海居民中一貫與外國人交通的居民自首，也可以彼此告發。於是浙江人心惶惶，輾轉告發，以致一直誣陷到沒有任何違法行為的良民。朱紈還很努力的進行軍事進剿，他為官清廉，為部下所信服，軍事準備充分。於是攻破了從前一直為盜商占據的雙嶼，又對葡萄牙人、海盜、處州起義礦工進行幾次戰鬥，都取得了勝利，連同逮捕的奸民在內，抓獲不少人，依據自己的權限把他們都處決了。當時失去走私利益的大戶、被誤抓的良民家屬、靠走私生存的人民、以及對他的清廉剛正看不順眼的貪官庸人，都對他深感怨恨。而他對指責和勸解，一直以剛硬的態度、激烈的語氣反駁。這樣就孤立了自己，終於在嘉靖二十八年的詔南之戰後的俘虜處置問題上栽倒了[45]。 　　這一切的起因多少有些荒誕的意味。因為其實1547年與走私商一起劫掠謝家的並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倭寇，而是葡萄牙人。費迪南德·門德斯·品脫著名的著作《旅行記》（Peregrinacao）中記載了這件事情：一個名叫蘭沙洛特·佩雷拉（Lancarote Pereira）的葡萄牙人，因為借錢給中國人沒有得到償還，糾合了十八或二十個無賴同胞，趁夜突襲了寧波附近的村莊，洗劫了十家或十一二家人，劫去婦女若干，並殺死了約十個人。[46]葡萄牙人之後還和朱紈進行了幾次戰鬥，他們的外形和黃種人也完全不同。 　　但無論如何，為了防備倭寇而進行的軍事行動，最終引起了朱紈可能從來沒有想到過的一系列連鎖反應。首先，葡萄牙人遭到了重創，葡萄牙走私商和冒險家在東海上消失了。這就出現了需要填補的權利空白；其次，朱紈對走私分子的大肆捕殺，迫使大戶們感到有必要和走私商劃清界限，同時，因為已經撕破臉皮彼此衝突，海上盜商們維持已久的與內陸大戶之間的合作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他們必須另找發財之路；再次，朱紈死後4年間，海禁成了禁區，無人敢於涉足，但也無人敢於違抗祖宗成法，一時間原有的秩序和潛規則不再行得通，到底該怎麼辦，沒有人知道；最後，因為老牌的海商被殺被驅，權力平衡被打破，盜商之間開始彼此火拼，以期攫取更大的權利。 　　在這種危險的不穩定狀態下，王直最終成為盜商中的佼佼者。他首先打垮了盧七和沈九等海盜，然後在1551年，與慈谿籍的另一個大走私商柴德美一道，襲殺了駐橫港的另一大盜商陳思盼，完全奪取了他的財物和勢力範圍。因為這些行動都是官府所允許或默認，乃至鼓勵的，所以他把俘獲的陳思盼的侄子陳四和屬下四百多人押送海道，認為自己為朝廷立下了大功[47]。然而，等待着他的不是獎賞，而是兵戈。素來主張嚴厲海禁的參將俞大猷率水兵數千人包圍了他，王直以火箭點燃了他們的船隻，才得以突圍。從此王直成了明廷的敵人。 　　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劇目是經常上演的。地方官引誘“賊”中的某些人反正，但又不公開的發表文書來證明。等那個自以為有功的人剷除了主要敵人後，就把已經孤立無源的他也一併消滅。這樣既徹底消滅了“賊寇”，又避免了朝廷的責問。實在是一招妙棋。然而這次，情況完全不同。王直已經成為海上最強的盜商，在海上沒有了競爭者[48]。武裝人員人數眾多，而且素質優良，很有戰鬥經驗。財力充盈，所轄島嶼很多。而且，他在長期的海盜生活中已經與日本的盜商建立了鞏固的聯繫，在日本也有根據地。他的實力，不僅不會被官軍擊倒，而且反而能把官軍擊垮。在驚懼憤恨的情緒支配下，王直決定發動戰爭，1552年四月，就進攻了浙江。 　　因此，如果要歸結倭寇戰爭爆發的原因，從根本上說是長期海禁結出的惡果，從直接原因上說，則是1523年撤銷寧波市舶司以後，走私需求大增，而朱紈的厲行海禁和之後的變動，恰恰打亂了原先的走私格局，使王直得以亂中取勝。最後，因為浙江官府企圖消滅王直，使其憤而自衛，戰爭隨之爆發。 　　戰爭開始以後，如前所述，因為政治的腐朽和貧富矛盾，以及軍事上的羸弱，官軍無法抵擋海盜的兵鋒。1552年四月，海盜入侵則將，擄掠了舟山、象山等處海島。然後登上大陸，騷擾了溫州、台州、寧波、紹興等縣境。台州知事武日韋（同一字）出擊，兵敗於釣魚嶺，本人戰死。五月，倭寇攻破了黃巖縣，停留搶掠7天才離開； 　　東南突發的戰爭引起了明廷的震驚，同年七月，把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王忬改任為浙江巡視，提督軍務，兼領福、興、漳、泉四府，又調俞大猷、湯克寬為參將，共同鎮壓。然而這不過是倭寇的武裝試探。經過這次成功，王直和他的部下都很受鼓勵，福建、廣東沿海的海盜也都感到官軍易與，打算共同參加戰爭。另一方面，1553年肥後糧食減產，釀成大饑荒，大量饑民追隨倭寇，使其獲得了充足兵員。這樣，終於發生了嘉靖三十二年的大變亂。《明史·日本傳》以好萊塢式的手法描寫了這年的戰況：“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倭寇選擇的首發攻擊目標是浙江昌國衛（今象山縣東溪附近），在那裡停留了五天，因為俞大猷率兵來到，因而撤退轉移。四月，倭寇進攻太倉縣、乍浦、劫掠了平湖、海鹽、海寧等地，殺死殺傷官軍數百人，總共擄掠盤桓了十六天才退去，轉移到上海，江陰，都順利的攻破了。五月，進攻海鹽不克，遂再次攻入上海，攻陷乍浦所。湯克寬迎擊，在獨山火焚了倭寇占據的民居，燒死一些人，其餘的倭寇突圍而出。之後夏半年的戰鬥就停止了。這年的十月，有倭寇三百人，因為船隻破損，不能離去，而停留在崇明島的南沙。其時已升任副將的湯克寬駐在金山衛，擁有提督海防諸軍的權力。得到消息以後率僉事任環一起帶領軍隊前往進攻。卻遭到大敗。於是只能使用艦隊進行圍困。一直圍到次年正月，還不能取勝，軍中卻蔓延起瘟疫來，這樣就只好解開包圍圈的一角，縱倭寇逃走。倭寇得到了船隻，漂流到寶山一帶，湯克寬一直在率領一部分兵力尾隨，見狀在南家嘴用戰船進行了攻擊，斬首七十二級，但剩下的倭寇又騷擾了上海、嘉興。這樣的戰績很自然的遭到彈劾，使克寬被剝奪了一切職級。這年的戰鬥就這樣結束了。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正月，二千多倭寇劫掠蘇、松各州縣。二月圍攻松江府，殺死縣丞劉東陽。三月，又回到蘇、松一帶。湯克寬帶兵在采陶港反擊了他們，斬首八百餘級。取得了這個勝利以後，王忬推薦他為浙西參將。但倭寇沒有停止進攻。他們搶掠和收集民船入海，前往長江以北，攻擊道州、泰興兩府轄區，劫掠了各個鹽場，更分兵騷擾青徐，深入內地，以吸引官軍的注意力。四月，又一股倭寇進攻嘉興，參將盧鏜率軍迎擊，其行動被倭寇偵知，預先在孟宗堰設置了埋伏。明軍中伏大敗，死亡四百餘、敗兵驚慌渡河逃走，導致五百餘人被踩踏或溺水而死。倭寇氣勢大振，遂貢獻嘉善，再圍嘉興，沒有攻克，轉而劫掠海寧。這時在江北圍攻道州、泰興的倭寇南下支援他們，蹂躪了揚州、泰州，與官軍多次交戰都取得了勝利，殺死揚州千戶洪岱、中所千戶文昌齡、泰州千戶王烈等官。經過這一連串的失敗，朱厚熜憤怒的下詔，把剛回到參將位置上沒幾天的湯克寬又剝奪了職級。但明朝的災難還遠沒有結束，五月，倭寇自崇明出發進入蘇州地界，大掠崑山，並進逼到崇德。六月，又從蘇州轉回嘉興。都指揮夏光率官軍背王江涇列陣迎擊，被倭寇一鼓擊潰。夏光本人戰死。八月，倭寇開始陸續返回採陶港、柘林港等處冬營。只有一小部分滯留在嘉興城下。參將李逢時、許國等率領的山東援軍，已經趕到江南，這時恰好投入戰鬥，在新涇橋擊敗了倭寇，斬首八十餘級。許國高興的進行追擊，但倭寇絕非一敗而潰的烏合之眾，他們組織了強有力的反擊，在采陶港將這股官軍擊潰，殺死了指揮劉勇。就這樣結束了1554年的戰鬥[49]。 　　官軍的連續慘敗震驚了全中國。區區的海盜竟然要威脅到整個皇朝的生存了。於是朝廷採取了一系列不同尋常的措施。首先在五月間以有軍事經驗的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浙、直、山東、兩廣、福建軍務。權力之大，為明朝海防史上僅有。六月以右僉都御史李天寵為浙江巡撫，直接面對倭寇。代替了無能的王忬。張經不愧是一個有經驗、有辦法、有魄力的人。介於山東、南直隸、浙江軍人多次被打敗，已經喪氣，他從川、湖、兩廣、山東等廣大地區調集新銳兵力，準備以絕對的數量優勢逐個攻破沿海海盜巢穴，壓倒倭寇。其中尤其被看中的是壯族土司的軍隊，因為他們一向被認為是十分勇敢的。而且張經在1525年鎮壓岑猛時領教了壯族人的威力，於是在1554年七月，上任後不久奏請調動廣西田州、歸順、南丹、那地、東蘭等州的狼土兵到南直隸、浙江[50]。這個建議很快得到了批准。這年十月，在田州攝政的57歲的瓦氏帶着她的孫兒岑大祿、陳大壽，前往梧州與東蘭、南丹、那地等州的壯族軍隊會合，這樣就組成了一支6000多人的軍隊[51]。其中田州土司的兵有4100名，戰馬450匹，占壓倒多數，瓦氏的屬下頭目為鍾富、黃維；其他土官的軍隊為：歸順州土兵862名，由頭目黃虎仁率領；南丹州兵550名，由南丹土司的兩個弟弟：莫昆、莫從舜率領；那地州兵590名，由頭目羅堂等率領；東蘭州兵750名，由頭目岑褐率領。這支軍隊於次年的二月到三月，到達直隸、浙江的防區。瓦氏隨即要求出戰，但張經不准。他要策劃一次大會戰來重創敵軍。然而在春季，因為前往江南祭海神的工部侍郎趙文華的鼓勵和許諾，俞大猷命壯族軍隊從駐地金山衛出兵，四月八日，行至漕涇，遇到倭寇數百人。壯兵大敗，田州頭目鍾富、黃維等14人都戰死了。這次挫敗使倭寇受到很大鼓舞，原來壯族人和漢族人一樣也是可以打敗的。次日，瓦氏的侄子岑匡在一次輕率的偵察中戰死；到了四月二十日，倭寇三千餘人來攻金山，壯族軍隊出擊，又是全軍崩潰，頭目白泫戰死[52]。但壯軍的出現吸引了倭寇的很大一部分注意力，使張經可以進行更充分的準備[53]。四月下旬，湖南保靖、永順土兵和四川的援軍已到達。明軍的準備已經充分，張經這才下令進攻。以俞大猷率田州兵，駐金山衛；以鄒繼芳率東蘭、那地、南丹兵駐閩港；以參將湯克寬率歸順、思恩、東莞兵，駐乍浦。加上他們原有的軍隊，就對倭寇的重要基地，直接威脅直隸和浙江的柘林港，構成了三面包圍。明軍總兵力不詳，光是俞大猷的漢兵和狼土兵，就有萬餘，湖南土兵也不下這個數字。至於此戰中倭寇的確實人數，恐怕很難知道了。《明史·張經傳》中說四月間柘林有二萬餘人，顯然有所誇大。且不說這麼多人如何保持供給，如果確實有，為何不在明軍調兵和合圍的時候採取堅決行動擊潰其一路？以當時明軍的表現而言，若倭寇果然有2萬人，那裡抵擋得住！ 　　五月，柘林倭寇以四千人向嘉興進軍，參將盧鏜率沿水陸兩路進擊。在石塘灣發生戰鬥，這時保靖、永順土兵適時從側翼對倭寇發起進攻。於是倭寇向北退卻，在平望遭遇俞大猷率領下的永順兵和其他軍隊的包圍，遭到挫敗，退回王江涇。就在這裡，永順兵從正面、保靖兵從背後、湯克寬用水師協同進攻。倭寇經過苦戰才得以突圍而出。由於損失太大，返回柘林的人，只得放棄這個基地，將之焚燒一空，駕船出海。官軍獲得首級前後共一千九百餘。這就是倭寇戰爭前期最著名的大勝仗“王江涇大捷”從倭寇的反應看，柘林在四月初的兵力總數最多也就是五千餘了。若真有二萬，死亡2000餘，加上受傷，也只不過損失1/4，並不是不可接受。儘管如此，這仍是對倭寇的一個重大打擊，也是對明朝的一個巨大鼓舞。但接下來一場悲劇發生了。因為在戰鬥開始前，趙文華連續請求張經儘快出兵進攻，張經都沒有贊同，而且還向他隱瞞了自己的軍事部署。趙文華儘管之前與張經並沒有任何仇怨，但因此而感到非常沒有面子，就向皇帝上疏，彈劾張經“養寇失機”——是的，在腐朽的絕對專制制度下，是盛產這種“人際關係學高手”的。疏剛發出，就傳來了王江涇取勝的消息。但趙文華並沒有收斂，而是設法把功勞都歸入自己和同樣依附權相嚴嵩的胡宗憲之下，並進而彈劾了浙江巡撫李天寵。因為朱厚熜的昏庸和嚴嵩的讒言，張經和李天寵迅速被捕，並於同年十月被處決。有功反而被殺，這種罕見的冤屈使全國官吏都感到心寒。尤其對與倭寇作戰的前線官兵的心理產生了很大震撼。並且，張經被捕後再也沒有這樣有魄力、有膽識、有辦法的總督，能夠調動如此之多的兵力進行大會戰了。先前調集的軍隊也因為沮喪和失去後勤保障而再無法作戰。接任的總督周珫和楊宜都是無能之輩，無法控制軍隊。於是大軍不再能保護國土，反而成為人民的禍害。除了原先以殺良冒功、劫掠人民為能事的漢兵以外，現在又多了上萬名壯族、苗族和土家族的士兵為害。自七月瓦氏因病離開前線以後，失去了頭目的壯兵就對富庶的直隸、浙江進行了大肆劫掠。其實明廷之所以熱衷於調動少數民族軍隊作戰，並不全然是因為傳說中他們勇敢善戰的原因，當時募漢族兵，日餉有安家費、行糧兩項，少數民族兵卻只發給行糧，每天僅一分二厘銀。而撥給的軍糧一人一天米一升，竟全部被土官剋扣[54]。如此饑寒交迫，讓士兵如何不擄掠？況且從前，有的朝廷大員也鼓勵少數民族兵的合理劫掠。如丘濬就主張：土兵不僅應厚加犒賞，而且在戰鬥中允許完全占有戰利品，還可以將俘虜出賣獲利[55]。少數民族既然得到這種“保證”，自然會習慣於用搶劫來滿足自己。當他們無法戰勝敵人，又失去了制約的時候，就把目標轉向了人民。加上民族習慣的不同造成的誤解和衝突，使得這種擄掠特別殘忍，以至於江浙人民真的把壯族人看成了狼人，怒斥他們貪狠如狼。 　　另一方面，戰爭還繼續地進行着。趙文華在江南除了祭海神和督戰以外，一個重要的任務是籌集軍需，以滿足張經調集的大量軍隊的需要。因為國家財政枯竭，無法從朝廷獲得支持，而從內地獲取資金又遙遙無期，因此只能在進行戰爭的地區進行加派，儘管這些地區已經很苦。當時的加派名為“提編”，基本上是按照人民的貧富分成十等，從富人起征，若富人所納稅額不能滿足需要，則向下徵收次富階層，余類推。這樣加派之後，直隸一司一年承擔的額外稅收任務就有40萬兩。之後一直保持下去。經過加派，軍事費的來源有了保障，戰爭得以長期維持。 　　人事方面也有了變動。周珫在任總督之前，曾寫過《十難三策疏》，被視為比較有想法的人物。但他的實踐能力很差，無法駕馭軍隊，因此在職僅34天就被趙文華彈劾而去。而浙江巡撫這一要職，在李天寵被逮捕之後則由胡宗憲接任。他將在後來的戰爭中發揮重要作用。 　　明朝正在進行內部的大調整的同時，倭寇也正在積極的發動進攻。儘管在柘林遭到了嚴重損失，但倭寇們也更加了解了官軍的低劣素質，對神秘的壯族兵的恐懼也隨着金山的勝利一掃而光。五月，從柘林脫出的倭寇千餘人進入蘇州境，另有千餘新倭前往支援他們，合流進軍到離蘇州城十里的陸涇壩[56]，在這裡遇到了南京都督周於德的軍隊，並擊潰了他。但緊接着出現了任環、俞大猷的援軍，倭寇無法支持，只能撤退。他們前後共損失了600人以上。俞大猷越來越成為倭寇最危險的敵人。 　　七月，發生了中國戰爭史上的一件罕見的奇事。一股53個人的倭寇從杭州登陸以後向西進軍，掠過歙縣、績溪、進至旌德，發現典史蔡堯帶着民兵一千多人抵禦。於是繞過涇縣，攻破南陵。蕪湖、當塗等縣派兵進剿，在南陵東門外交戰，官軍潰敗。蕪湖縣丞陳一道父子戰死。倭寇乘勝進入蕪湖境，為民兵所阻止。遂轉往江寧鎮，指揮朱襄率兵迎擊，兵敗戰死，士兵死亡三百多人。這股倭寇進而進攻明朝的南方都城南京，一直攻到外郭的大安德門，並攻擊了夾崗。因為南京兵力很多，他們向秣陵關退去。八月，又遊行到溧陽、宜興，最後抵達滸墅關，被應天巡撫曹邦輔率兵擊潰。殘敗兵逃到楊林橋，也全部被殺。這次戰鬥歷經八十多天，流轉數千里，官軍死傷四千多人，與倭寇的人數相比，實在是個驚人的戰鬥。也成為了倭寇戰爭中最著名的戰例之一。在八十多天裡，這股倭寇不掠財、不姦淫、不殺平民，幾乎只針對官軍進行戰鬥，最後慷慨赴死[57]。可惜，現在已經無法知道他們進行這種自殺式攻擊的目的了。另《嘉靖東南平倭通錄》中嘉靖三十四年也有如下記載：“倭五十餘人，白山東日照流劫東安衛，至淮安、贛榆，復自贛榆流劫沭陽、桃源等處，至清河阻雨。徐邳官兵分道蹙之，殲於馬頭鎮民家，斬首四十一級。此賊自日照登岸，以數十人流害兩省，殺戮千餘人，至是始滅。”過程與滸墅關的倭寇很相似，此事也見於《明史·日本傳》，足見倭寇之得民心，戰力強，絕非個例。 　　八月，官軍遇到新的挫折。當時任總督的楊宜，介於張經、李天寵的教訓，他特意巴結雖然對軍事完全無知，但手眼通天的趙文華。而趙文華因此而對他十分蔑視，文武官吏的任免，幾乎全出於趙文華之意。對軍隊的指揮也就幾近癱瘓。本月里，因為遇風的緣故，三百多倭寇漂流到松江一帶，占據了華亭陶宅鎮，九月，趙文華協同曹邦輔、胡宗憲率浙、直兵分三路進攻。浙江兵先被擊潰，死傷千餘。曹邦輔的直隸兵隨之遇伏戰敗，死亡二百多人。緊接着兵備副使劉燾的五千軍隊同樣兵分三路繼續圍攻。倭寇以二百人迎擊，官軍潰敗。這引起了明朝上下的震驚，趙文華等繼續調兵包圍，十月，因為明軍越來越多，陶宅倭寇趁夜撤退到周浦，在水定寺中設防。曹邦輔率軍分五路追上來圍攻，其中四路被擊潰。惟有邦輔的本隊被水流阻止，沒有參戰。閏十一月，被長期包圍的倭寇突圍而出，向東北與川沙窪倭寇會合，乘船出海。追擊的游擊曹克新斬首130餘級，從而結束了這次令官軍威望掃地的戰鬥。從八月到閏十一月，官軍集中了所有可用的機動兵力，以持續不斷的人海攻勢企圖殲滅少量的倭寇，竟然沒有實現。辛苦調來的客兵，已經和原來的衛所兵一樣無能了。除開浪費大量資源外，從心理上完全打消了王江涇帶來的勝氣。原本很希望創下與張經同樣戰功的趙文華和胡宗憲，也因此大感沮喪。從此就轉變了戰略，從原先的武力鎮壓變成以武力為後盾的分化和招降了。與此同時，趙文華還不忘彈劾應天巡撫曹邦輔，雖然邦輔因為朝中官員的辯護而一時沒有被撤職，但後來終於被貶官調走。 　　在其他戰場上的戰鬥還在持續。這年九月，倭寇乘三艘船在台州螺門停泊，指揮王沛率戰船進擊。倭寇戰敗，棄船逃往附近山區，盧鏜如山搜剿，殺死和俘獲了他們全部的一百一十多人。十月，兩百名倭寇在浙江樂清縣登陸，騷擾了寧波、紹興、台州三府地界，十一月流動到黃岩、仙居、奉化、餘姚、上虞等縣。官軍多次追擊，但都被得到人民支持的倭寇設伏擊敗。倭寇從上虞渡過曹娥江，進攻會稽。吳成器率兵迎擊，殺死三百多人[58]。十二月，官軍在嵊縣合圍了守衛樂清基地的倭寇，將之殲滅，這樣，經歷五十多天，樂清登陸的倭寇才被完全消滅。 　　十一月，官軍蒙受新的恥辱。二百多倭寇入侵了福建莆田及鎮東衛，千戶戴洪兵敗戰死。另一股倭寇五十餘人入侵溫州、平陽縣，指揮祁嵩、平陽所白戶劉欲等兵敗戰死。另一股80餘人的倭寇入侵了舟山，盧鏜迎擊兵敗，指揮閔溶戰死。倭寇繼續進攻興化平海衛，千戶邱珍等戰死，又進攻福清海口，泉州衛指揮僉事董乾鎮戰死。就這樣，倭寇取得了本年的優勢，返回冬營去了。 　　十二月，倭寇占領了松江新場，任環率永順、保靖的土家族、苗族兵進剿，遇伏兵敗。次年正月，再次派兵進攻，在松江四橋與敵遭遇，再次失敗，參將尚允紹以下四百人戰死。直到六月，這股倭寇自黃浦江出海，才遭到了俞大猷水師的攻擊，三百餘人被殺。這場跨越冬半年的戰鬥說明倭寇即使在冬季也可以保持強戰力，他們的攻勢絕不僅限於夏半年。 　　一連串的失敗使總督楊宜的無能暴露無遺。他本來也想象張經一樣，通過調集巨大的兵力進行大會戰來創造光榮的勝利。因為壯族兵已經被證明為除了劫掠人民以外沒有別的長處，因此他認為需要調集新的沒有遭受過失敗的新銳兵員。於是招募了江、浙的義勇，山東的箭手，並調集江、浙、福建、湖廣的漕卒，以及河南毛兵。凡是傳說中有本領的兵員，幾乎都調集了。但楊宜本身是一個沒有魄力，又沒有本領的人，因此無法駕馭這些客兵。於是發生了川兵與山東兵的械鬥，幾乎把一個參將也殺了。而在高橋潰敗的酉陽兵，則很直接的奪過船隻，跑回蘇州去了。面對這種局勢，趙文華深感沮喪，認為已無法取得戰爭的勝利。就隨便找了兩個“勝仗”，欺騙皇帝說東南賊寇已平，回北京去了。還不忘建議撤銷楊宜的總督職務。於是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二月，楊宜被撤職。代替他的是具有智慧和能力的胡宗憲。 　　胡宗憲（1512-1565），字汝貞，南直隸徽州績溪人。嘉靖十七年以26周歲的年紀考中進士。之後曾任過宣大巡按，單騎勸說，平定了大同左衛軍的譁變。這預示了他以後將是個有勇氣、有魄力、有頭腦、有手段的人。他具有在污穢的封建官場上混所必需的“靈活性”。因此在鎮壓倭寇的戰爭中，他依附了權相嚴嵩，並與對軍事無知的趙文華相互勾結。但胡宗憲與趙文華的最大區別在於：後者只是一個奸臣，不會做出大的貢獻；而前者是一個能臣，雖然操行也許不夠高尚，但卻可以為國家平定戰禍。就任總督以後，他立即開始着手剷除倭寇。作為一個徽州人，他對商業的了解比大多數的朝廷大員多，而作為王直的同鄉，他又清楚地了解盜商們的長處和弱點。 　　王直和胡宗憲同是徽州人，生辰不詳。也沒有詳細的年譜可供研究，只知道他號“五峰”，外祖姓汪，因此也被稱為汪直。早年與徐惟學一道從事食鹽走私，後轉為海上走私。1540年開始和葉宗滿一道到廣東，偷造明廷禁造的二桅大船，在日本與中國之間從事硫磺、硝石、生絲、棉布等的貿易，偶爾也到遠至暹羅的東南亞一帶。1544年隨所謂的日本貢使壽光（實際是大名的私使）回到寧波雙嶼，並參加了許棟集團。在此期間還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日本天文十年（公元1543年）八月，有一艘“南蠻”船到達種子島的西村，船上的伊比利亞人不懂日語，而日本人又不懂拉丁語，所以無法交流，所幸隨船翻譯，自稱為“五峰”的王直以筆談的方式進行了溝通，這樣，日本人就得以漸漸了解“南蠻”的情況，併購買了他們的新式武器火繩槍，這是日本有火繩槍的開始[59]。 　　回到中國以後王直並沒有做強盜的打算，他是準備做走私商讀過一生的。但朱紈擒殺許棟，使得許棟集團需要一個新首領，王直便承擔了這一重任。此時東南沿海形勢很不穩定，舊的潛規則被打破了，而新的規則又沒有確立。他審時度勢，認為趁機擴張實力是明智之舉，於是通過一系列外交和軍事活動，終於在殺死陳思盼後，成為了沿海唯一的霸主。在此期間他也沒有放鬆在明廷內部的活動。日本的末任遣明使策彥周良在明朝某尚書家見過一幅書法捲軸，非常喜歡，托人用日本特產請求交換。尚書沒有同意。可是回日本後，卻在大內義隆處見到了這幅捲軸。跋文中有“大明人五峰先生帶之來，獻大內義隆公”等語。可見王直能量不小。 　　王直的如意算盤是：消滅所有競爭對手，使自己成為唯一的大海商。並以“剿平海盜”為名，向明廷邀功。這樣，或許可以請求開放海禁，海上貿易合法化以後，王氏集團自然就是海上唯一的大營運商，利潤豐厚；即使明朝海禁依舊，王直也有了一官半職，加上辛苦經營的層層關係，完全可以把走私進行下去，獨占走私暴利。然而王直聰明，明朝官場上的大小官員也不傻。他的意圖，沿海官員是清楚的，而且在當時也沒有任何官員敢於向皇帝提出解除海禁。因此除了派些低級官吏與他聯繫，做些口頭上的許諾之外，沒有給他任何實際職務，也沒有做出任何正式的承諾。官府的算盤是讓盜商們彼此纏鬥，等他們精疲力竭之後，再出面收拾。只是王直吞併陳思盼部以後，實力不僅沒有削弱，反而變強了。地方官府對這樣一個獨霸海疆的人物的危險性，感到難以容忍。於是終於用武力來對付他。我認為，俞大猷的行為可能是一次伏擊，官府用某種承諾把王直騙入了包圍圈，然後加以殲滅。但官軍低劣的素質挽救了他。突圍之後，憤怒的王直決定發動對明朝的戰爭——實際上，這只是應戰。 　　戰爭爆發以後，除了王直屬下的走私商，福建，廣東的海盜，也一併起來響應他。這樣，倭寇的構成就比較複雜了。從國籍上說，有中國人和日本人；從階層上說，有走私商人、海盜、國內運營商、海員、漁民、流民、貧民等等。但其領導層則是走私商和海盜。就跟古代大多數海商一樣，明代的走私商團既是商團，也是武裝團體。因為海盜突襲的危險是時刻存在的，那時沒有快速機動艦艇，也沒有無線電，一旦突襲發生，沒有武裝的船隻只能任人宰割。更何況明代厲行海禁，國家的軍艦隻會追殺，而不會保護他們。另一方面，下海走私的人本來就不是封建社會人為的那種良民，他們要麼本來就是海盜、要麼是些願意觸犯海禁賺取金錢的亡命之徒、要麼是活不下去只能出海謀生的貧民、要麼是因某種原因不見容於封建秩序，只能逃出這個體系的“奸民”。這樣構成的集團，在長期的違法運營中，很自然的只能把奸詐、野蠻和忽視道德學習得爐火純青。如果有了武裝，那麼遇到羸弱的船隻，或者陸上懦弱的居民，他們是樂於劫掠的。各集團之間的黑吃黑，自然也很常見。在這樣的環境中倖存下來的首領，決不會是謙謙君子或封建社會所讚許的溫良恭謹之人。拿直隸、浙江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因為生意失敗而下海[60]；王直的義子毛海峰（王滶），其父毛相為黜退秀才，其兄毛明也是秀才。毛海峰本人是在毛明走私賠本之後下海接替的。他勇敢而強壯，擅長使用弓箭、投石索和佛朗機等各種射擊兵器。因而為倭寇大眾所信服。走私的財物，還常常由毛明存放在家[61]；而王直的戰友徐海，曾是杭州虎跑寺僧人，稱為“名山和尚”或“明山和尚”。他有九枚金錢，據此占卜，相當“靈驗”，因此得到人們的尊敬。後來被其叔徐惟學作為人質送到大隅島，換取白銀作為資本。惟學死後，徐海提出以劫掠中國沿海，以獲得的資財償還欠債。於是和叔叔的餘部和大隅國人眾一道，開始了倭寇生涯。他不是個守規矩的佛教徒，但智謀和膽氣超越大多數人。[62]這些走私集團的首領，既不是純粹的商人，也不是純粹的海盜，而是兼而有之的盜商。 　　關於倭寇的普通群眾，當時人鄭曉說過一段話，經常被引用：“近年寵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泄其怒。”[63]可見倭寇的成員，除了走私集團的海員外，還有在沿海失去土地的流民、貧民，以及其他違法分子。 　　倭寇中不能不提到的重要成員，是日本人。16世紀中葉，九州因為戰爭的緣故，產生了很多貧民，因為政權控制力的鬆弛，土豪、流民、黑社會之類惡黨也日益猖獗。貧民和惡黨，聽信在九州的中國盜商的宣傳，認為中國沿海富裕，人民文弱，防守鬆懈，容易打劫致富。於是紛紛受僱於盜商，成為倭寇的成員。他們的比例，有不同的說法：《明史·日本傳》說占“十之三”、《吾學編》說“倭奴直十之二”、茅瑞徵《皇明象胥錄》二《日本》的觀點相同[64]、宗臣也說“海寇大多華人”。就當時書籍筆記提及的具體戰鬥來看，倭寇中日本人的比例多在十分之一以下，因此總的來說，估計倭寇中日本人的比例在十分之一、二左右較適宜。這些人在戰爭中的命運是悲慘的。倭寇首領利用他們不通中國人情地理，頭腦簡單的弱點，用為前驅。而掠獲物卻少分後分。宗臣的《宗方城文集》中記載過這麼一件事情： “華人狡，善騙夷。福清之陷也，蓋華人之先其夷於睥睨間，守睥者睹其夷，遂驚而逸。即陷，華人乃又先之，騙夷以獄此帑藏也，夷遂呼其類數千人劈門以入，而其時華人已群入帑藏中負其萬金走矣。夷人不知華人負之矣。及敗，其俘皆夷，華無一夫被創者。”[65]這是1558年的事情，在此之前，日本人的傷亡已經很大，所以其遺族多有埋怨王直的，這也構成了對王直的沉重心理壓力。 　　然而，日本人對倭寇的影響遠超出作戰之外。倭寇基本上都模仿日本武士剃去頭頂的頭髮，多找日本服裝穿着，連船都儘量打扮成日本船的樣子。最後，他們的官方稱呼也“繼承”了日本海盜。究其原因，其實很簡單。《大明律》雖被立法者自稱為繼承直接繼承唐律，但其殘酷野蠻絕非唐律可比。凡“謀反大逆”，無論已行未行、已遂未遂、乃至有無實施可能。只要有此意圖，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十五歲以下親族男子及女性親族，給付功臣之家為奴[66]。謀叛、劫囚也不分已行未行，不分首從皆斬。而什麼叫“謀危社稷”，在明朝法定比附，且很少轉達刑部議定奏聞的情況下，無法確定。以武力對抗朝廷的倭寇，為了不牽累家屬，必須設法隱蔽自己的出身。在內地，農民起義者往往以綽號和暗語來掩飾真實姓名，在東南沿海，因為正好接近日本的關係，恰好就可以藉助大量走私而來的日本服裝、武器和用品為道具，而更好的掩飾身份。關於這點，當時的人們也都知道。薛應旗有過一段話：“彼因以倭為名，我亦以倭名之，是墮其計也。不謂其非倭也。蓋實我中國之賊，為之主謀響導，引致倭寇以為助也。惟以倭名賊，彼得以藏匿掩覆；而室家族戚，可保無虞。曰今茲之寇，是倭也，我無預也；人亦曰是倭也，彼無預也。”[67]萬表還有一句近似譏諷的質問：“今既曰倭奴，酋長為誰，是烏可隱也？”[68]另一方面，自己轄區的人民活不下去，起來造反，對地方官來說是難堪的事情；而對明廷來說，承認海禁造成沿海災禍，不僅失面子，而且等於把矛頭指向太祖朱元璋，更是萬萬不能。因此官吏、朝廷，都心照不宣的使用這個並不妥當的名稱，以便把國內的矛盾說成是外國的入侵。在人人都這麼稱呼的情況下，它也就一直流傳到了後世。 　　倭寇的成分雖複雜，武器卻比較單一。由於不可能從官府獲得武器，他們主要通過走私引進日本武器，以及從地下工場中製造。這就決定了他們沒有能力裝備複雜的大型武器，乃至不能使用較昂貴的鐵甲。倭寇的主要武器是長矛和刀。跟官軍不同，倭寇的刀矛多出自日本，由於日本不用煤煉鐵，也不用灌鋼，而採用滲碳法制鋼，鍛工出色。因此質量優於中國。日本刀是世界名刀，倭寇引入的主要有雙手刀（刀、太刀、打刀）和超長刀（大太刀、野太刀）兩種。雙手刀需要雙手持握，刀尖不像中國刀那麼尖細。刃長約60-80厘米，總長在80-100厘米之間。便宜的戰刀數量龐大，主要採用甲伏鍛、切刃鐵兩種焊法。採用本三枚、四方等複雜鍛法，仔細滲碳的精工細作的高級戰刀優越性更加明顯，價格也更貴[69]。超長刀長度在1米以上到2米之間，使用得遠沒有雙手刀普遍。射擊兵器主要是引進的日本大弓。這種弓為竹木質合成弓（弓胎弓），長1-2米之間，拉開省力，而且發射重箭，實戰效果優於明軍的輕箭。但因材質所限，其總體性能一般。此外就沒有什麼武器了。盔甲連採用皮質的都很少。頭盔也只有頭目才能穿着。因此當時人往往說倭寇裸身而戰。至於火器，主要是火繩槍，使用得也很少。而大炮就非常罕見了，只有在攻克城池或要塞，以及打敗官軍以後，可以使用一下戰利品。戰船方面，因財力和工場所限，不能製造大船，主要仍沿用從前的快速商船和引進、仿製的小早、關船。這些船的共同特點是能夠快速行駛以避開軍艦，並且適於進入淺水區和內水。但因為船小，因此無法與大船對抗，也難以抵禦火器的侵徹，生存能力較差，不適於進行水戰。總的說來，倭寇的武器和官軍相比並無優勢[70]。 　　戰術方面，倭寇與官軍也有差別。當時有“蝴蝶陣”一說，出自《籌海圖編》卷二：“倭夷慣為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為號，一人揮扇為號，眾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倉皇仰視，則從下砍來。”其具體編法我沒有看到介紹。從這段簡短的文字看，其實作者並沒有描繪什麼陣法，而是對倭寇臨陣指揮特色和刀法運用作了簡單描述。除了用扇指揮以外，這個場面和任何古代短兵相接的場面都很類似，看不出有什麼陣法的安排，無法據此對倭寇的戰術作出評論。只能結合戚繼光的說法，大致描繪倭寇作戰的模式：在很近的距離上發射弓箭，若有火器，則使用火器。然後快速衝鋒。長矛兵以長矛衝刺，而持刀手揮舞着雙手刀砍殺敵人。結合古人的說法，很可能兩個近戰兵種之間是存在一定配合的，但具體戰法現在已無從得知了。只能從揮舞長刀這一點估計，持刀手的間距較大——因為東南沿海騎兵無法發揮，所以不必擔心騎兵衝擊的問題。從用海螺和扇子指揮來看，他們的指揮體系和官軍不大一樣。主要的三種特色武器：日本刀、超長刀、日本弓，與官軍習慣使用單手刀、盾牌、標槍、複合弓、火器的武器體系，也不相同；另一方面，從“倭夷之性，人自為戰”來看，他們的陣型比較鬆散。這跟戰國時代日本強藩軍隊排列的密集複雜的戰陣，同樣差別很大。因此，所謂“蝴蝶陣”看來是對倭寇結合日本戰術和鄉間、海上械鬥的經驗，根據南方水網地帶地理條件和自身武裝構成的實際情況，所創造出來的諸種戰法的不準確的總稱，軍隊是不會只用一種陣型作戰的。倭寇並很善於埋伏，戚繼光說他們即使孤身一人，經過小灌木或小溝，也敢於隱蔽起來伺機反撲。而在水上，因為缺乏火器、盔甲，船隻又太弱小，他們就成了無助的懦夫。俞大猷常利用水師擊敗倭寇。 　　在戰略上，倭寇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可以說他們沒有真正的戰略可言。王直還活着的時候，“貸罪許市”可以說是盜商們的共同希望。這一想法可以歸結為以武逼通（市）。通過戰爭，迫使明廷付出經濟上的巨大代價，並通過接連的勝利，使明廷看不到勝利的希望，從而不得不接受開市的要求，或至少可以恢復原有的公禁私通的走私秩序。然而，倭寇中的經濟性海盜，以及沿海貧民對這一戰略的認可度不高。海盜受招安固然好，但貧民所需的是土地，即使通商目的實現，地又從何而來？從公私史書的記載看，倭寇也從來沒有提出過爭取內地貧民或其他階級階層的口號和方針。這就必然導致他們的支持者將非常有限。其實，這種窘況是事出有因的。一方面，王直等盜商不敢過分得罪明廷，與之徹底決裂。他們始終希望的是有利的和平。因此不敢公開的打出政治旗號，因為這就意味着造反；另一方面，倭寇中各個階層的關係也很難調和。他們不像蒙古人、女真人那樣有共同的民族屬性，也不像農民起義那樣有共同的鬥爭目標。而且各大海盜、走私商之間，往往有複雜的恩怨，這就加劇了矛盾。因此倭寇始終無法歸納和實施一個統一的戰略，就情有可原了。缺乏統一的戰略，使倭寇的作戰不免顯得一盤散沙。雖然彼此也存在一定的配合，但更多的是各自為戰。當一股倭寇被圍或被攻擊的時候，其他倭寇很少進行主動的援助。當一個地區的官軍被擊敗以後，倭寇也無法進一步擴大戰果，而只能揚帆而去。不妨想象一下，在戰爭初期，倭寇對官軍的優勢十分明顯，如果能夠制定出一個統一的戰略，集中兵力進行大會戰，殲滅掉官軍的一支，以數次這樣的會戰來光榮地結束戰爭，決不是不可能的。因為航海的便利和劫掠所得資財的補充，他們的後勤壓力也比官軍小得多。更進一步說，如果倭寇首腦們的眼光能夠放長遠些，從全國的範圍內考慮問題，在沿海某地，比如受貪官虐待已久的廣東地區，或土地兼併嚴重的浙江，江南一帶打出某種政治旗號，吸引貧民的加入，許以好處，以他們為中心深入內地進行流動作戰，那麼就可以把內地的貧民、流民發動起來，開闢海陸兩條戰線，使明廷無法集中財力兵力專注的對抗倭寇。這樣最後獲得的也許並不限於免罪通商。但由於倭寇本身的局限性，這些都只不過是幻想而已。 　　前面已經說過，倭寇的武器，總體上看並不占官軍的上風，戰術上也沒有特別的長處，戰略更是接近於沒有。那麼為什麼他們能夠在五六年的時間裡，多次打敗官軍，以很少的人數動搖了整個東南呢？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倭寇的勇氣和素質超越官軍。官軍的朽壞已如前述，倭寇方面，其戰兵主要是走私武裝的舊成員、海盜和依附的貧民、流民，以及日本人。海上武裝人員，在長年的鬥爭生涯中積累了豐富的戰鬥經驗，也不懼怕受傷；流民多是出於違法而下海，不少是敢於冒險的犯罪分子。膽量自然比溫順的封建社會“良民”要大許多；而貧民是在貧困無法生存的情況下依附倭寇。他們因為生活的苦難，對社會，尤其是富人，充滿了仇恨。這種鬥志也凌駕於得過且過的官軍之上。參加倭寇的日本人中，浪人和惡黨在戰爭環境中培養了勇氣和武藝，而且日本人與中國人相比，頭腦簡單而有血氣，也就倍增了自己的勇敢。在這些人中，盜商的武裝人員自然是中堅，他們勇敢而且武藝高強。日本人則常作為先鋒使用。激烈頻繁的戰鬥並不止局限於中堅力量，依附來的新人也不斷地被淘汰着，那些意志不堅定者，很容易因為膽怯而逃亡或投降官軍。而不會留下來吃賊飯。弱者、失敗者，不像官軍一樣可以一跑了之，他們失敗以後受到大批軍隊和民團的追捕，官軍的水師也時時巡邏，被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這就迫使倭寇的戰兵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武藝。這種正向淘汰使得倭寇可以保持其長期戰鬥力。而且，倭寇內部的規矩嚴明。這是在長期海上生涯中積累下來的血的教訓集成。他們之間也存在着患難與共的戰友的真摯情感，以及對久經考驗的首領的忠誠和愛戴。在戰爭初期的官軍中，論勇氣和素質可以與之相比的是狼兵。但壯族兵是在土司的驅使下作戰。土司野蠻兇惡，對士兵也沒有優待，一味視之為奴隸。這樣的軍隊，如果對手軟弱，還可以逞凶。一遇到頑強的倭寇，就把隱藏着的矛盾激發出來了。從武藝上說，倭寇因為勤習武，而且能夠從日本獲得一些特色教材，因此也有長處； 　　二、倭寇在沿海地區擁有廣泛的支持。雖然從全國範圍來說，倭寇的支持面相當狹窄，但在沿海就大不一樣了。長期海禁的惡果是沿海人民，無論貧富，都對朝廷有怨言。於是在戰爭中就發生了種種似乎很奇怪的事情：倭寇對地理氣候、鄉土人情、官軍往來，都瞭如指掌，而官軍在自己的領土上作戰，反而常常遭到伏擊而慘敗。後來的私史對當時沿海寇民一體的狀況，也多有描寫。謝杰在《虔台倭纂》上卷的《倭原二》中記載了這種情況： 　　“下之閭閻貧富，彼無不知；上之府庫虛實，彼無不悉；賊誠善偵，而為之耳目者誰也？千人四布，無一人知，鳴號而起，須臾畢集。擊左左應，擊右右應，聲東而擊西，東西無不應。賊誠善匿善詐，而為之窩藏指示者誰也？則皆我奸民為之也！進有賊之實，退無賊之形。賊未至皆良民，賊已至皆奸民。兵入其地，詢賊情形，問找道路，悉為所誤。當此時，以為奸民戮之，然有良民也；以為良民舍之，然有奸民也！” 萬表《海寇議·前》中也說： 　　“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賊，貪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之打點護送，如銅錢用以鑄銃，鉛以為彈，硝以為火藥，鐵以制刀槍，皮以制甲，及布帛、絲棉、油麻等物，大船裝送，關津略不盤訊，明送資賊，繼以酒米”，“近地人民或饋時鮮，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袍玉帶者，如把總張四維，因與柴德美交厚而往來，五峰素熟，近則拜伏叩頭,甘為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法禁之壞至此極矣。” 　　還有說得更嚴重的：“濱海頑民圖賊厚利，從而販取柴米、酒肉以饋之，打造槍刀、鉛丹以助之，收買違禁貨物以資之，飾送娼優、戲子以悅之，每見官兵動靜則星火徒報，官府密令哨探則推避不從。寧殺可愛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賊。”[71] 　　所以也難怪謝杰發出這樣的驚呼：“向之互市,今則嚮導；向之交通,今則勾引；於是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確實有人設想把這些奸民全部處決，“奸民盡則寇亦盡”。[72]幸好那時的明廷還沒有瘋狂到那種程度。 　　反過來，倭寇對人民的態度也是不同的。對於明官吏，他們憤怒的砍殺，即使對方跪地磕頭哀求饒命，也不寬恕；對富人，他們挖掘其祖墳、焚燒其住宅、劫掠其財產、把富人們劫為人質，還把挖到的屍骨也作為勒索的資本。各自規定了贖金的數目。如果不能如數交出，就用酷刑殺死人質，焚燒屍骨。[73]倭寇揭露的財物，主要有人、馬、牛、絲綢製品、棉花、金銀銅貨幣等等，尤其喜歡絲棉，見到了會高興得跳起來。略獲的人口也相當多，在俞大猷、戚繼光官軍擊敗倭寇的幾次大戰鬥中，都奪回了大批生口，其中固然有冒稱平民的倭寇成員及家屬，但大多仍是被擄的平民。財物的用處比較明顯：可以用於與日本交換金銀，作為戰費，但人口的用途就沒有明確的記載了。當時日本和中國都人滿為患，不需要引進勞動力。史書記載的一種用途是驅使俘虜為前驅攻打敵人。另一種可能是倭寇要把他們劫持到日本外島，自己的根據地去作為勞動力。畢竟操同種語言的人，使用起來也方便，並且婦女可以用於姦淫[74]。 　　對於普通人民，沒有明確的記載，但從人民對倭寇的態度看，倭寇的行為應該是不壞的，至少不比官軍可怕。而且還有一些善行，比較典型的是1554年六月十四日在崑山儀亭譚姓大戶的善舉。因為譚家的米積累了上萬石，倭寇無法吃完，也無法及時搬運，所以發出通告，以每石四錢的價格出賣。居民踴躍購買，十多天內，米就賣完了。[75] 　　以上的情景，應該說在中國歷史上是很常見的。除了政變或武裝叛變上台的貴族官僚外，無論異族還是農民起義建立的皇朝，在其興起時大都非常殘暴。而在各個朝代中，叛軍、農民起義軍、少數民族軍隊以至普通的強盜土匪，都以暴虐為能事。因為沒有穩定經濟來源的軍隊，如果不搶劫是活不下去的。屠殺抵抗者，或者用各種卑鄙殘忍的手段來恐嚇、削弱敵軍，也是戰爭中不可避免的事。然而，一支成功的，或至少暫時成功的軍隊，都必須有其堅定的支持者。少數民族軍隊不能虐待同族，農民起義軍必須至少得到貧民的支持，叛軍必須有志同道合者的支援，等等。對於倭寇來說也是如此。一方面他們中間的下層群眾以及被欺凌已久的商人，充滿了對官府和富人的仇恨；另一方面，也必須靠搶劫維持生存和士氣。但他們也必須拉攏下層的貧民和一部分的小官吏員，以獲得情報和支持。但在這其中就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搶劫富人，就必然遭到富人所操縱的知識分子的攻擊和抹黑。在絕大多數人都是文盲的古代社會，文人的力量是不容低估的。那些沒有親身經歷過倭寇的人們很容易受文字的影響，形成對倭寇的第一印象。而支持倭寇的貧民和游離於封建秩序之外的“奸民”是很少有可能把自己的文字公開發表出來讓大眾知道的；二是當戰爭擴大到一定的規模，就要考慮擴大支持面。光靠沿海人民，而且是沿海與走私貿易有關的，還得是其中貧窮的，或不能為社會主流認可的那一部分人的支持，是無法長期支撐下去，也無法打開局面的。對於倭寇而言，可行的只有歷代農民起義依靠饑民流民的一條路。但在這方面，他們做得不好。除了這兩個問題，就劫掠本身來說，倭寇的行為也是不宜拔高的，因為在倭寇中，日本人當然對中國人沒有什麼民族感情可言；走私商、海盜之類，也是從來很少受到法律、道德約束的；就算是窮人，在憤怒心情的支配下，很容易把打擊面擴大。跟歷代農民起義一樣，在史書上記載的倭寇的暴行，並不全然針對富貴人家，也並不都是出於封建文人的誣陷誹謗。 　　直到1556年為止，對於倭寇來說，戰爭基本是順利的。儘管傷亡不斷增加，但官軍的損失更為慘重，而且獲得了大量財物。如果戰爭照這樣的形勢繼續下去，那麼南方官軍遲早將損耗殆盡，而明朝的財政已經無法調集更多的軍隊了。那時，南方所有不滿明朝統治的人——南方少數民族、私商、貧民、流民都將起來，明朝就真的到了崩潰的邊緣了。特別是陶宅之敗後，通過大會戰來重創倭寇的希望也不復存在，接下來該怎麼做？似乎沒有人能說得出了。 　　但胡宗憲不這麼看。誠然，在陶宅之戰後，他了解了自己的魄力和軍事能力無法與張經相比。但他有張經沒有的優勢：豐富的官場經驗和在這個污穢場所存活所必需的“靈活性”，也就是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的覺悟。既然已經依附了嚴嵩，政治上的後顧之憂就沒有了，他可以騰出手來專心解決軍事問題。一方面，繼續把兵力集中在戰鬥最頻繁的浙直方向；另一方面，在更加倚重俞大猷這樣的常勝將軍的同時，大膽的提拔了當時還默默無聞的戚繼光。事實證明胡宗憲確實具有識人的慧眼。但他的眼光並不局限於軍事，而是看得更深更毒。作為一個徽州人，他清楚地知道盜商的弱點。現在，他要針對這些弱點下刀了。 　　首先，他派出使者招降倭寇的精神領袖——深得全體倭寇信服的王直。胡宗憲知道：王直作為一個走私商，不忍心把自己長期經營起來的商業和關係網毀於一旦，也沒有與朝廷徹底決裂的勇氣，他歸根到底還是想做一個商人的。與他實現和平，大有希望。其實在此之前，楊宜已經派出鄭舜功前往日本，但他的目的只是“諭”“日本國王”制止日本人對倭寇的支持。鄭舜功在肥前見到了大友義鎮，很顯然，此時關注着陶晴賢與毛利家決戰的義鎮，並沒有閒工夫去管中國的事情，但他希望得到與明朝進行朝貢貿易的許可。可惜楊宜和鄭舜功都是傳統型的官員，在沒有看到日本國王的印信之前，是不會奏請開通貿易的（即使奏請了，從明廷一貫的閉塞來看，也是不會同意的）。這樣施加外交壓力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舜功不得要領，返回國內，因無功下獄。 　　在鄭舜功下獄之前，胡宗憲派出的使者，寧波生員蔣洲、陳可願也於1555年十一月到達了日本。跟楊鄭不一樣，宗憲和他的使者，都比較了解日本局勢，也有清楚的目的：招降王直為主，外交努力為輔。其時王直因為長期的順利已經變得驕傲自大，早在戰爭爆發前夕，他就已經在平戶和五島列島建立了根據地，據說部下有三千人。並且金冠龍袍，自稱“徽王”。戰爭爆發後，王直作為倭寇的精神領袖，具有很大號召力和很強的指揮能力，使倭寇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明朝一再提高對王直的賞格，最後提高到封伯爵，賞萬金，仍對他無可奈何。然而戰爭爆發後，倭寇不斷遭到損失，日本人的死亡很多，引起了九州各大名的注意。在東南沿海，因為官軍的麋集，倭寇的支持者或者被殺，或者被監視，越來越難以資助倭寇。暗中的同情者也因為官軍的存在而不敢妄動。兵員和財物的來源日益減少，情報也越來越難以獲得。王直因此而感到焦慮。他認為趁形勢還順利的時候實現和平，是明智的。況且，胡宗憲在戰爭爆發以後五年間，一直有聯繫。還把他的母親妻子都釋放了，安置在乾淨住宅中監視居住，在生活上也給予優厚的待遇。這就欺騙了王直，使之心動。雙方於是開始談判。宗憲開列的和平條件是：王直必須以武力積極進攻其他倭寇。若做到，則不僅赦罪，還可以獲得官職，長享富貴；王直的條件是免罪通市。雙方都同意了彼此的條件。但王直還有所懷疑，以“日本國王已死，各島不相攝，須次第諭之”為由，留在日本，而派義子王滶（毛海峰）帶着武裝艦隊到中國沿海，胡宗憲熱情款待了王滶，後者隨即攻擊舟山群島中不屬於王直系統的一些倭寇，宗憲據此請求朝廷，賜予王滶金幣，讓他自由的返回日本去了。滶大喜，在臨走時把徐海即將入侵的情報泄露給了宗憲。從此，王直精神領袖的地位開始動搖。倭寇之間的合作漸漸疏遠[76]。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四月，徐海、陳東、葉麻、辛五郎[77]等果然帶領二十艘船，在浙東登陸。他們攻陷了慈谿，殺死知府錢渙等大小官員，官軍死者數百人，倭寇劫掠之後退出。不久又來，這次只是散兵騷擾，遇到鄉勇之後就退去了。之後，倭寇集中在皂林，準備進攻杭州，胡宗憲親自率兵到塘栖監視，與浙江巡撫阮鶚互為犄角。阮鶚派遣游擊將軍宋禮等率兵九百人在崇德三里橋迎擊，他是個勇敢善戰的將領，倭寇損失了三百人以上，一時不能戰勝，便稍為後退，宋軍追擊，很不巧的是他們居然把橋壓塌了！倭寇於是反擊，官軍崩潰，宋禮戰死。浙江巡撫阮鶚已沒有可以依靠的力量，逃往桐鄉。胡宗憲不敢出擊，逃往杭州去了，但他沒有氣餒，而是繼續策劃陰謀，準備用奸計獲得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明朝官方稱這一戰中倭寇有萬餘人，殊不可信。若真有這麼多人，也就不會被宋禮逼退，而戰勝之後，更可以奮勇追擊，把胡宗憲和阮鶚都擒獲到手了。 　　同月，另一股倭寇侵擾鎮江、瓜州、儀真，一直進到無為，同知齊恩率戰船迎擊，倭寇沒有戰艦，無法對抗，陣亡上百人，於是撤退到安港設下埋伏圈，齊恩果然中計進入港口，水域小，大船無法機動，被圍困殲滅，齊恩戰死。倭寇乘勝復攻進山，在江上殺死鎮江千戶沈宗玉，王世臣。百戶戚繼爵戰死。這股倭寇勝利的結束了夏半年的戰鬥。 在同一個春天，受倭寇勝利的鼓舞，廣東瑤族人開始起義。但他們沒有倭寇的機動性和素質，很快被鎮壓下去了。 　　倭寇包圍桐鄉的同時，胡宗憲積極的開始實施他的陰謀了。先派遣指揮夏正等持王滶的往來書信勸降徐海。徐海看了這些信件，才知道王直與明廷的談判已經到了這種程度。同時，因為生病，他的思維能力大打折扣。認為王直的投降將要成為事實，並也想投降。對夏正說：“兵三路進，不由我一人也。”夏正詐稱：“陳東已他有約，所慮獨公耳。”徐海因此而懷疑陳東。其實陳東此時什麼也不知道，聽說徐海營中竟有朝廷使者，大驚。從此徐陳之間再不能像從前一樣密切合作。夏正乘機要求徐海退卻到海中。徐海同意，並派遣使者到胡宗憲處索取財物作為補償，宗憲滿足了他的要求。於是徐海歸還了兩百名官軍俘虜，退去了。陳東見勢單力薄，破城已不可能，也在一天后撤退，回到乍浦。桐鄉之圍遂解。僥倖生還的阮鶚知道自己無法與徐海對抗，就找理由到錢塘去了。 　　桐鄉之戰充分暴露了倭寇的致命弱點：因為缺乏統一的首領而渙散，即使合作，因為長久的恩怨，也不能彼此信任，以致官府只需要使用一點簡單的奸計，付出一點金錢，就可以讓他們彼此懷疑，從而導致本來很有希望的戰鬥的失敗。但陰謀並沒有結束。相反，這只是剛剛開始。登陸時，徐海習慣焚燒船隻，以示無退意。逼迫戰士死戰。現在他與陳東有矛盾，無法下海。胡宗憲派人命令他說：“若已內附，而吳淞江方有賊，何不擊之以立功？且掠其舸，為緩急計。”徐海受命，就在朱涇攻擊其他有船的倭寇，殺三十餘人。宗憲決計不讓他逃走，派俞大猷暗中焚燒了那些船舶，使他仍然無船。徐海已經屈膝，再也硬不起來了。遂以其弟徐洪為人質派到胡宗憲處，並獻上自己所戴的飛魚冠、堅甲、名劍及其他珍寶古玩。宗憲厚待徐洪，諭徐海抓拿陳東、麻葉。許諾說事成之後，必獲世爵。徐海果然抓住葉麻。但他沒有想到的是：胡宗憲要的不是他一人的投降，而是他們全體海盜的滅亡。因此，當葉麻被押到以後，宗憲給葉麻鬆了綁，假意撫慰他，說只要他協助抓拿徐海，就可以安然無事。於是命麻寫信給陳東，商量共同對付徐海之事。而故意將信泄露給徐海，徐海大怒。與此同時，陰謀的副線也在進行當中。徐海的妾受了胡宗憲的重金賄賂，從旁勸說徐海，挑撥他與其他海盜之間的關係[78]。於是徐海又用詐術把陳東抓住，獻給宗憲。率領陳東部下五百人離開乍浦到梁莊駐紮。官軍隨即進襲乍浦，殺了三百多不肯投降的人。將建築物焚毀。徐海以為事情已經結束，來到胡宗憲駐紮的平湖城，把戰士留在城外，只帶着親信百餘人準備進城，但又怕有詐，所以請求允許着甲。此時趙文華再次來到江南提督軍務。見到這種情形，感到害怕，其他官員也說不能讓他們進城。宗憲不以為然，他料定徐海已沒有膽量再反叛，即使反叛，已經孤立的徐海部也很容易為大軍所消滅，遂批准着甲進城。徐海果然一見到胡宗憲就磕頭認罪，宗憲撫摩他的頭頂假意安慰。當天夜裡，徐海所部被安排在沈莊居住。沈莊中間被河流分開，胡宗憲有意將徐海部安排在東莊，將陳東部安排在西莊。強迫陳東寫信給其部下：“督府檄海，夕擒若屬矣。”這些人得到信件十分恐懼，在夜裡攻擊了徐海所部。徐海猝不及防，帶着兩個妾逃走，在途中被長矛刺傷，不能逃脫。次日，官軍包圍了他，徐海這才知道自己從一開始就中了圈套，絕望中投河自殺。官軍同時大肆屠殺所有的倭寇。倭寇或被殺，或在圍困中自焚而死。先後死者一千六百多人。[79]與此同時，盧鏜的軍隊也擊敗並擒獲了辛五郎，殺死他的部下400多人。胡宗憲把葉麻、陳東、辛五郎三人獻俘闕下，同時獻上了徐海的首級。朱厚熜十分高興，行了告廟禮，百官着禮服祝賀。這是戰爭爆發以來明朝第一次慶祝勝利。胡宗憲、趙文華、阮鶚以下有功人員都得到了獎賞。而葉麻、陳東、辛五郎都被凌遲酷刑處決。 　　徐陳葉辛的餘部少數人逃往舟山群島，追擊的官軍無法取勝。到了冬天，從川、貴調集的麻寮、大剌、鎮溪、桑植兵共計六千人到達浙江。胡宗憲命令俞大猷帶領這支新軍，乘艦船趁西北風入侵，焚燒了倭寇的工事，徐陳葉辛的餘部在大火中決戰，殺土官莫翁送。終因寡不敵眾，140餘人全部被殺被焚。就這樣，戰爭初期掃蕩江南北，多次打敗官軍，以很少的一點部隊震動了整個明朝的徐陳葉系倭寇，全軍覆滅。從擊殺宋禮到徐陳葉辛敗亡，還不到半年時間，這一系的倭寇就從光輝的頂點跌落到了毀滅的深淵。胡宗憲的政治智慧，確實出類拔萃。然而，從他用計的過程看，其實都是非常簡單乃至幼稚的技巧。就是這樣的技巧，卻可以把常勝的倭寇頭領，玩弄於股掌之上，使他們不僅沒有還手之力，連招架之功也都幾乎沒有。倭寇首領們的軍事能力和政治能力相差如此懸殊，不禁令人驚訝。一同作戰數年，同生死共患難，大斗分銀小秤分金的戰友，彼此之間的感情和了解接近於零，就更令人感嘆不已。 　　徐陳葉系倭寇的覆滅，是倭寇由盛轉衰的起點。喪失了如此多有經驗的戰士之後，倭寇再也無法集中軍隊來重創官軍，也就再無法通過戰爭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儘管他們仍將給官軍以許多的沉重打擊，仍將在沿海造成很大的震動，但已經無法取得戰爭的勝利了。 　　徐陳葉系覆滅後，倭寇大受打擊，因而1557年成為比較安靜的一個年份。江南沒有正規交戰，只在江北發生戰鬥。四月，一股倭寇在如皋登陸，官軍在白滿鎮將之擊敗；另一股倭寇約二千餘人，在海門縣登陸，進攻通州不克，便分兩路騷擾了如皋和太興；第三股倭寇七百餘人在金沙登陸。五月，騷擾了揚州和徐州，向北進入山東，一路西行天長、盱眙，之後回頭經過高郵、寶應，進擾淮安。六月進入徐州地界，淮陽兵備副使於德昌率水路軍在安東縣迎擊。參將劉顯直衝敵軍，將之擊潰，這樣就殺死了上百個倭寇。其餘的倭寇乘船退回到廟灣去了。這年的戰事到此結束。 　　但接下來將發生意義重大的事件，並且同樣由非軍事因素決定了軍事鬥爭的結局。因為徐陳葉系倭寇敗亡，和王直的妥協有關，所以儘管他的直系屬下沒有動搖，但依附他或奉他為精神領袖的其他倭寇，漸漸離心。同時，在這年正月，大內義長、大友義鎮在蔣洲的工作下，派出“貢使”送還被掠人口，貢獻方物，準備與中國開展貿易[80]。這意味着九州的強藩將很快不能容忍倭寇在自己的領土上存在。實際上在此之前，島津貴久已經開始了大隅統一戰，倭寇在日本的存在空間越來越小了。並且因為徐陳葉的失敗，使倭寇失去了戰勝官軍的希望，王直無法承受這一連串的打擊，決定投降。1557年十月初，他帶着屬下千餘人，包括大友義鎮的使者善妙以下四十餘日本人，乘大船返回了舟山群島的岑港。胡宗憲的招降活動詳情並沒有通告大眾，因為他知道人民是不可靠的。要想成大事，不能讓他們憑着自己的感情去操縱軍政。因此如此多的倭寇集中到沿海，令浙江人大感震動。不知情的軍官也調動了軍隊來防備。另外，胡宗憲自己也必須提防王直的反悔或趁機偷襲。因此十月的岑港周圍除了軍艦和嚴陣以待的軍人，其他民船都禁止出入。王直感覺到不對，派王滶責問胡宗憲：“我等奉詔來，將息兵安境。謂宜使者遠迎，宴犒交至。今盛陳軍容，禁舟楫往來，公紿我耶？”而宗憲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巡按王本固已經上奏皇帝，稱：“直等意未可測，納之恐招侮。”於是朝廷眾議洶洶，都說胡宗憲要釀成東南的大禍了。浙江的文武官員也都冷眼旁觀，無人出來支持他[81]。副將盧鏜還會見善妙，要他擒獲王直，作為通貢的條件。這件事與胡宗憲是否有關，以及宗憲的本意到底如何，現在已經不可能有統一的結論了。只有一點是肯定的：作為一個官場老手，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個沒有實現的構想上，他必須做好各方面的準備，留好後路。同時，不能有把柄落在別人手裡，也不能過於違逆“大家”的意見——無論“大家”是多麼愚蠢無聊。因此他對王直的質問，只能想盡辦法多方勸說，詛咒發誓。把自己寫的請求朝廷滿足王直要求的上疏拿給王滶看，並且讓王直的兒子寫信給父親。王直看了，沒有輕信，冷笑着說：“兒何愚也。汝父在，厚汝。父來，闔門死矣。”但此時他已經是騎虎難下，如果不投降，接下來必然發生激烈的戰鬥，面對早已準備好的大軍，倭寇必然損失慘重，而且沒有任何收益可言。因此他只能再三試探。先提出讓王滶回來。宗憲立刻送走王滶；再提出派遣貴官作為人質，宗憲立刻派指揮夏正往岑港。這樣，王直終於放心，偕葉宗滿、王汝賢前往大陸。胡宗憲熱情款待了他。但這不代表宗憲的善意——事實上經過反覆的考慮，他認為王直的最終結局，不應當由自己決定，也不應該由自己提出動議。這個燙手的山芋，應該留給別人去啃咬。於是，胡宗憲微笑着讓王直前往杭州見王本固。王直這才知道宗憲要丟車保帥，但已經身不由己，他一到杭州即被逮捕，威震東南的猛虎就這樣落到烏鴉手裡去了[82]。 　　王直被擒以後，胡宗憲還想救他。讓他免死而“俾戍海上”，實際上是變相的予以釋放。然而王本固與宗憲激烈爭執，最後拿出殺手鐧：稱胡宗憲收受了善妙和王直數十萬兩白銀的巨賄，所以才為王直開通求情。這種無敵的動機論一出，宗憲知道再爭下去就要引火燒身了，只能改變立場，罷手再不管此事。王直終於在被囚禁兩年以後，於嘉靖三十八年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約1560年一月）被害於寧波——對他“自投羅網”的唯一獎賞是不凌遲，只斬首。他的妻兒都被沒入成國公府為奴。葉宗滿、王汝賢也都從輕發落，判處戍邊。 　　王直的被捕和被殺，對於倭寇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如果說徐陳葉集團的覆滅意味着軍事上勝利希望的失去，那麼王直的死意味着政治上和解的希望也不復存在了。堂堂總督信誓旦旦保證安全的王直尚且要處決，那麼其他人即使投降，當然也只能得到同樣的下場。倭寇把戰爭再打下去，還有什麼意義嗎？對於低級的倭寇和倭寇的支持者而言，這是一個嚴厲的警告：沒有被招安的希望，敢做倭寇只有死路一條！對於還沒有與倭寇徹底決裂，暗中還有往來的官吏和商人來說，這也是一個清晰的信號：必須與他們徹底劃清界限了。這就導致倭寇的支持越來越少；最後，王直的消失使倭寇最後的統一象徵和精神號召也消失了。他們再也無法組織起來，形成一個統一的目標。因此從1557年開始，倭寇的最後失敗已無可避免。 　　但王直的死也產生了若干積極意義：第一、他的死向世人表明明朝是一個毫無信義可言的皇朝，對這個皇朝，不能有任何良好的希望，而只能用同樣乃至更多的奸詐和無恥去對付它。王直死後，倭寇就再沒有真正想和朝廷和解的了，以後的倭寇要麼戰死，要麼用假投降作為再起的緩兵之計。這種手法甚至一直持續到明末，李自成、張獻忠都曾詐降。很自然的，欺騙老實人的結果只能是讓後來人都變成奸詐之徒；第二、王直的死使一些投機分子絕望。因為走私在沿海產生了大量關係戶，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參加了倭寇，並不是要和明朝為敵到底，而只是想趁機一逞，運氣好的話就走“殺人放火受招安”的道路。而原先的海盜等犯罪分子中也有不少是願意投降的。現在這種希望斷絕了。投機分子或者潛回家鄉從此安分守己，或者逃往日本定居，或者逃往更遠的東南亞。剩下的都是堅定者。因此，倭寇在總的衰落過程中，還堅持了9年，並取得若干勝利。 　　然而，對於國家和人民來說，這卻是一種不幸。後來談遷曾說 ：“胡宗憲許王直以不死，其後異論洶洶，遂不敢堅請。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則岑港、柯梅之師可無經歲，而閩、廣、江北亦不至頓甲苦戰也。”徐光啟也說可以“招之使來，量與一職，使之盡除海寇以自效。”後來清朝的朱克敬說：“誘其來降而殺之,在我為無名於寇,為失信……斬汪直而海寇長，推誠與懷詐相去遠矣。”[83]”當然，因為倭寇只是一個鬆散的群體，甚至談不上是一個聯合體，因此即使不殺王直，乃至給他封官，戰爭仍會繼續下去，因為總有不願投降，或者投降後不滿意而復叛的海盜或貧民的。但戰爭的規模將不會那麼大。就像拖欠貨款促成了戰爭的爆發一樣，言而無信使中國又付出了一次慘痛的代價。誰說誠信是只有笨人才應該遵守的呢？ 　　在王直被擒以後，胡宗憲惟有把戰爭繼續下去。他決定占領岑港，以斷絕入侵浙直的海路。於是在1558年，進行了幾乎持續全年的岑港保衛戰。二月五日，王直被擒的消息傳到岑港，王滶立即開始着手加強防衛，同時抓住了企圖逃跑的夏正。胡宗憲隨即親自到四明指揮戰鬥。調遣總兵俞大猷、副將盧鏜、參將戚繼光率領水路大軍團團包圍舟山。倭寇為了長久生存，於三月開始在山間修築水壩灌溉農田，與居民一起耕作。之後在浙江沿海接連發生小規模的戰鬥，倭寇逐漸被清除出大陸，到五月十八日，官軍開始圍攻岑港。強悍的將領帶着大量的軍隊，黑壓壓的戰船控制了大片海面。然而在作戰中，並沒有取得優勢，儘管王直的部下總共只有三千人，俞大猷一人的兵力都是他們的兩三倍，但岑港的工事已經完成，加上倭寇在悲憤之中奮力苦戰，官軍無法取得進展。而且倭寇把水壩砸開，這樣就淹死了很多官軍。慘烈的戰鬥表明王直已不可能被釋放，因此他們把夏正肢解，以示報復。這個為胡宗憲的陰謀作出很多貢獻的人，就這樣慘死於同一個上司背信棄義的陰謀之下。 　　七月，因為岑港進攻戰毫無進展，而官軍損失嚴重，朱厚熜十分生氣，削除俞大猷、戚繼光和把總劉英的職級，還處分了其他官員。限期一月內攻破岑港，否則將領逮捕進京，胡宗憲也要連坐！俞大猷等十分害怕，更加驅使士兵猛攻。而倭寇更加奮勇作戰，一直到十一月，戰線依然如故。這時官軍拿出傳統的火攻戰術，使倭寇終於敗下陣去，一部分人甚至已經逃跑上船，但他們並沒有氣餒，不久找到機會，在官軍側翼實施了反衝擊，官軍敗退，倭寇重新占據了岑港。看到這種情形，胡宗憲感到沮喪，只能解開包圍的一角，讓倭寇衝出。此時因為長期的作戰，岑港物資已十分匱乏，人員傷亡也很多，倭寇也只能放棄這個根據地。撤退途中，被俞大猷的水師截擊，損失了一條船，其餘的人平安退到福建，歷時近一年的岑港保衛戰至此結束。儘管王直系的倭寇拿出最大的勇氣作戰，盡力殺傷了官軍，沒有辱沒自己的領袖，也沒有讓敵人獲得任何光榮，但他們的損失也很大，而且這些損失是無法彌補的。在三年之內，浙直倭寇的兩支主力或被殲滅，或遭重創，重要根據地先後喪失。從此他們再無法對浙江發動大的攻勢，戰爭的重點向南轉移到福建、廣東。 　　在岑港被包圍的同時，只有一支倭寇對他們進行了間接援助。春季，這股倭寇在浙江溫州府、台州府之間活動，並數次包圍了太平縣。四月，侵入福建的福州、興化、泉州等地，每次都是劫掠之後就退去，沒有進行堅決的戰鬥。五月，攻擊惠安。知縣林咸率兵守城，倭寇無法攻克，便使出了傳統的偽退技巧。林咸中計追擊，在縣內的鴨山中伏戰死。倭寇隨即出海， 參將尹凰已經帶着艦隊在海上攔截，擊沉了他們八艘船，殺死70多人，之後展開追擊，又殺死百餘人。六月，倭寇又騷擾興、漳、泉三府，攻陷了福清、南安兩縣。但這些戰鬥都沒有能夠把官軍重兵吸引過來。到七月，其他戰場上的戰鬥就終止了。 在浙江倭寇遭到重創的同時，廣東形勢發生變化，饒平張璉、大埔蕭雪峰、程鄉林朝曦相繼起義，倭寇戰爭的戰場擴大了。 　　以岑港的失守為標誌，倭寇戰爭的第一階段結束。在6年的戰爭中，朝廷和人民都遭到慘重的傷亡和嚴重的財產損失。倭寇方面的損失不祥，但張經為總督半年，斬首五千；俞大猷到1558年為止，殺敵已四五千，這樣看來倭寇的總損失也相當驚人。 俞大猷與戚繼光 戚繼光的軍事成就 在福建的戰爭 俞愛松的兒子俞大猷，字志輔，福建晉江人。1503年生，世系軍官家庭出身。從小學習儒學，20歲時因為父親死去，家貧再無法供他讀書，只能棄文從武，這對他來說是不幸，對明朝卻是大幸。從軍以後他很快表現出不同於同僚的地方。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他考中武進士，擔任了保衛金門的千戶，那裡的人民一貫被認為是囂張難制，俞大猷卻能在5年時間裡保持穩定少訟的局面。不久，因為海盜逐漸活躍，他向上級上書陳述對策，卻被斥以“小校安得上書！”杖責一頓，剝奪職級（明朝官場的等級森嚴和高官的懶惰傲慢可見一斑）。後來明廷策劃入侵越南，俞大猷再向主持軍事的兵部尚書毛伯溫上書建議，請求從軍。毛伯溫看了建議書，相當佩服他的才識，但因為入侵行動取消，也就沒有給他什麼職務。直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蒙古軍大入山西，皇帝下詔召集武舉勇士，俞大猷再次自薦，才經過巡按御史的推薦，到宣大侯用。在那裡受總督翟鵬召見，語言間表現出很高的軍事學修養，打動了翟鵬，翟鵬激動地說：“吾不當以武人待子！”從座位上下來對他作揖，此事在宣大全軍中引起轟動——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朝軍人社會地位的低落，不被看作武人，竟然被認為是一種褒獎！雖然後來他沒有謀到官職，但已經引起朝廷的重視。回到福建後，俞大猷被毛伯溫任用為汀漳守備。從此走上了與海盜對抗的道路，在幾年時間裡打垮了若干海盜和起義軍，培養了實戰經驗，並且得到升遷。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朱紈任他為備倭都指揮。同年擊潰了竄入中國的越南武裝，緊接着又鎮壓了海南島黎族的起義。連戰連捷，表現出過人的軍事能力。而且他並不只是會作戰，而且武藝高強，對心理學和政治深有研究。擊海盜、擊越兵、擊黎人，他都敢於數人數騎，乃至單騎進入敵營談判或勸降。還曾在單挑中殺死驃悍的敵將。特別可貴的是，在鎮壓黎人時，他提出：“黎亦人也，率數年一反一征，豈上天生人意？宜建城設市，用漢法雜治之。”並單騎進入黎區簽訂和平條約。作為一個善戰的武將，表現出了難得的人道主義精神。 　　倭寇戰爭爆發時，俞大猷任寧台諸郡參將。他幾乎參加了戰爭中的每一次大戰鬥。那時絕大多數將領，包括盧鏜和湯克寬這樣的名將在內，都常常遭到挫敗。惟有俞大猷保持了長勝的紀錄，而且越到後來，越少遇到挫敗。他在軍事理論方面也有大的貢獻。我認為他在鎮壓倭寇時作的貢獻，實際上比最著名的官軍將領戚繼光更大。但俞大猷道德高潔，對部下仁愛而不阿諛上級，這引起了很多麻煩，使他的官途跌宕起伏。擊潰越兵的時候，不知何故，也許是因為他不行賄，不獻媚，嚴嵩不給敘功，只褒獎了50兩白銀；初期，俞大猷用水師擊殺了不少倭寇，而報答是坐失事停俸；不久焚毀五十餘艘倭寇船艇，沒有任何獎勵；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的普陀之戰，因為損失了三百人，被勒令戴罪辦賊；幸好不久因為吳淞所的勝利，撤銷處分，獎賞了銀幣；後因戰功升為副將。旋即遭到金山衛的失敗，儘管在王江涇奮勇作戰，仍被貶為事官；1555年，因為周浦之戰的失利，驚動了皇帝，被剝奪世蔭，以死罪勒令立功自贖；幸好隨之取得了水戰的勝利，在三十五年（1556）因為朝廷大臣們的一致推薦，代替無能的劉遠為浙江總兵，兼轄蘇、松；之後以勝仗恢復了世蔭，年底，率絕對優勢兵力殲滅了堅守舟山的徐陳葉系倭寇餘部。因功加授都督同知銜；1558年，因為進攻岑港不順利，被削除職級，雖然在驚恐中驅使士兵奮力作戰，仍然沒有實現皇帝一月內平賊的詔令。因此被捕下詔獄，再次被剝奪世蔭[84]。 　　至此，俞大猷仍是官軍最強的將領。但他經過長期戰爭，對陸戰中戰勝倭寇，已經不抱多大希望。在他看來，陸戰是倭寇強項，與之進行陸戰是不合適的。相反，倭寇的船小而弱，官軍的戰船大而堅固，進行海戰才是對抗他們的最佳方法。這反映了官軍方面對陸戰的絕望心理。但很快，陸戰的劣勢就要扭轉了。主要原因，一是倭寇的主力和名將已經在浙江被毀滅；二是一個軍事天才登上了歷史舞台。 　　戚景通的兒子戚繼光，字元敬，山東蓬萊人。1528年生。與道德高潔，飽讀詩書的俞大猷不同，他雖然也是家貧好讀書，但從小大氣活躍，有領導才能，從來沒嘗試過從文，官途也要坦蕩許多。自任都指揮僉事以後，因胡宗憲的舉薦，改僉浙江都司，任參將，主持寧波、紹興、台州三府軍事。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侵入樂清、瑞安、臨海，戚繼光沒有及時趕到救援，以“道阻”不罪；1558年參加了岑港攻擊戰，因久攻不克被免官，勒令戴罪立功。不久因另一股倭寇擄掠台州，被給事中羅嘉賓等彈劾，理由除無功外，還有通番。卻因平王直這個不是理由的理由而復官，並改守台州、金華、嚴州三府[85]。 　　至此，戚繼光的表現和其他平庸卻懂得圓通依附的武將沒有什麼區別。但他與那些庸人將立即分野。岑港之戰使倭寇的精悍勇敢再次得到驗證，連俞大猷都放棄了在陸上克制倭寇的想法。而戚繼光卻開始迎難而上！他也承認官軍的素質低下，但並不因此氣餒。為了勝利，必須設法練出一支精兵。練兵的第一步，就是選兵。衛所世襲軍人已經一再被證明為不堪一擊，積弊已久，而且其中關係深厚，難以治理。因此必須建立一支士氣高漲、素質高超的新軍，才能作戰。在建立新軍的過程中，戚繼光處處針對官軍的弊病進行大手術，終於獲得成功。建軍的成果被總結在《紀效新書》中，我們可以通過這本書來了解戚繼光新軍的面貌和詳情。 　　首先，軍隊的起點是募兵。他認為從地域上說，可用之兵以處州人為上，因為這裡有礦，在私礦糾紛中常發生爭鬥，勇悍之氣，正可用於作戰；其次為義烏，勇氣稍遜但耐力持久；再次台州，其勇氣一般，必須嚴明紀律，多加鼓舞，方為可用；再次紹興，紹興人怯懦，但聰明而能忍受勞苦，必須用重刑恐嚇，建立威信，才能期望他們進行肉搏戰。其餘東南各處的兵，更是必須用心力訓練，改變其本性才能用。但戚繼光也不認為地域是選擇士兵的唯一標準，比如處州兵後來常被招募，多遭失敗而有怯弱頹廢之名，他痛心的指出這是各處官員指望其天生勇敢，不加嚴格訓練，且指揮不得法的緣故。地域之外，士兵的階層更被他重視。戚繼光所用的兵，要麼是鄉下老實的農民，要麼是經過戰陣的舊軍兵。前者習慣於艱苦生活，而且沒有心計，害怕官員，容易以紀律約束，也容易被嚴刑恐嚇，被恩賞感動；後者雖然對戰鬥有恐懼心，但熟悉軍事生活，也有戰鬥經驗。不可用的人也有兩種：一是城市裡的聰明人，也就是那些膚色白皙，頭腦靈活的人。這種人見識廣博，有手藝。並不需要仰仗服役獲得收入，也懂得如何規避法律，平時用虛假的勇敢口號蒙蔽官員，戰時精心選擇逃路，一旦戰勝，攬功於己，一旦戰敗，可以迅速逃脫。還策動老實戰友一起逃跑，以便被追究時可以以他們頂罪；二是鄉下“奸巧”之人。這種人不怕官，難以駕馭，害處與城市人相同。[86]其實農民好用而城市人不可用，是古代軍事家一致的看法。從維格蒂烏斯到曾國藩，都有類似觀點。但明中葉的募兵，習慣以體質和言行表現為標準。不問其出處，只要體格強壯、頭腦靈活，就格外重視的拉攏入軍隊。戚繼光強調用老實人，正是對這種歪風的否定。 　　兵選好之後，就可以進行編排。戚繼光軍隊的編排與明朝慣用的編制類似，但也有不同。每隊12人，分成兩伍，由隊長指揮；每三到五隊為一旗，由旗總指揮；每三到五旗為一哨，由哨官指揮；每三到五哨為一司，由把總指揮。每三到五司為一營，由大把總指揮[87]；司與營都有輔助兵和軍官隨從。這樣每營約近三千人。營以上便由將軍親自指揮[88]。 　　編排軍隊之後進行宣誓。從營的把總到普通士兵，人人必須宣誓具結。從此軍人便與他的同級和直接上下級結成緊密的戰友關係。一人犯法，眾人連坐。軍官對屬下普遍的罪行，也須連坐。為杜絕軍人逃亡的舊弊，戚繼光特別規定兵員入伍必須登記住址，並且具保。明中期募兵普遍有保人制度，但並不嚴格執行。於是士兵從入伍開始就視紀律為無物，戚繼光也知道這項措施實行起來很難。之所以把兵源限制在有限的幾個地方，並不全然是出於那裡的人天生勇敢，而也有便於控制的原因：同鄉有同鄉之情，在戰鬥中拋棄戰友，有所顧慮；如果平時逃亡，因為來源單一，也便於抓捕。 　　自入營開始，戚繼光的士兵便處在一張恐怖的軍紀網中。除初犯可以免刑以外，平時稍微犯錯，便捆打二十到一百。平時睡覺前不准唱歌；不准煽動鄉愁；乃至禁止除“寓教於樂”的條令歌、戰歌、武戲之外的一切娛樂！戰鬥中處處有死刑，凡是表現出害怕者幾乎一律處決；犯重大過失也都處決。如演習或實戰中用鳥銃（火繩槍）不符合教程的，一律斬首，隊長若發現不告發的，與犯兵一起處決；不僅自己犯錯要被斬，而且失職也要被斬。如火繩槍隊後一一對應保護的近戰兵（殺手），若火繩槍兵陣亡，便將其處決償命；戰後，若殺平民冒功、姦淫婦女，包括未經分配的“賊婦”，一律處決。不僅紀律，而且等級森嚴，平時士兵向軍官報告、聽令，一律下跪；下官對上官報告、聽令，也必須下跪。士兵告軍官，除剋扣軍餉軍糧外，不管有理無理，一概先捆打二十。但軍官自己的責任也很重。不僅下屬犯罪常有連坐，而且平時考核，下屬成績在中下以下，都必須捆打。軍閥之嚴酷，在明中後期可謂罕有。然而也正是這樣殘酷的軍法，使習慣於懈怠和逃跑的士兵，重新知道了什麼是紀律，什麼是軍隊。並且培養了對軍官的畏懼之心，作戰時更容易指揮。那時，也只有強壯豪邁的戚繼光，有這樣的魄力敢於扭轉一百幾十年間逐漸形成的頹廢之氣。 　　士兵服從紀律，如果沒有適當的指揮，軍隊仍然無法戰鬥。嘉靖年間明軍指揮體系之接近崩潰已如前述。憑藉這樣的指揮，不僅大軍基本無法運用，而且連基本的陣型排列都無法完成。戚繼光用很大的力氣把指揮體系恢復過來。他制定了各種旗幟的規格，使之容易區分；規定了各式樂器和號炮的用途和練法；還規定傳令兵必須有令旗、令箭、令票三證合一，才能傳送命令。 　　有了紀律和良好的指揮體系，軍隊就恢復了明初的精銳和悍勇。接下來必須解決武器和戰術問題。在武器方面，戚繼光的創見不多。經他推廣的武器主要有以下幾種： 　　狼筅：即附上大量枝葉的大竹竿，前面有尖鋒。戚繼光規定形制為長一丈五尺（約近5米長），重七斤（約4.2公斤，鐵製更重），附枝應有7-11層，重心應在末端。這種武器其實相當笨重可笑。但它的附枝能夠阻礙敵人的視線。人的心理，總是首先攻擊比較顯眼的目標。倭寇看到一大團枝葉向自己伸過來，不清楚其中是否有刀鋒，長矛兵自然心慌，持刀兵必然揮刀試圖砍斷它。但因為枝葉繁茂，難以砍斷。在這其中耽誤的時間足以令狼筅兵前面的刀盾兵拔刀上前砍殺了。而且枝葉遮蔽了後面的長矛兵的行動，可以讓他們更好的進行刺殺。加之狼筅易得，戚繼光把它規定為制式武器； 　　鏜鈀：這是一種古老的武器，有三個叉。戚繼光規定它的形制是長七尺六寸（約2.5米），重五斤（3公斤），末端直徑一寸，至尖端逐漸變細。木杆必須深深套入中鋒下的孔洞（庫）中，用釘釘牢，這樣就不會脫落了。鐵鋒剖面為四棱形，從後到前逐漸磨細，而不是只磨出尖鋒，這樣就不容易變鈍了。鏜鈀的好處是因為前面有鐵叉，所以不容易被砍斷。而且鐵叉上正好可以承放火箭，點燃後遠遠的伸出就可以避免灼傷； 　　超長刀：仿自大太刀。戚繼光規定的形制為刃長五尺，柄長一尺五寸，共長2.1米有餘。重二斤八兩（約1.5公斤）。他建議將這種刀作為鳥銃手的自衛兵器。對此我是不理解的，因為它比人身還長，行軍時只能扛在肩上。那麼火繩槍放哪？如果用肩帶背在背後，也必然會磕磕碰碰。況且射擊的時候該放在哪？鳥銃手本來就不是近戰兵，要自衛的話為什麼不用腰刀呢？ 　　除這三種武器以外，戚繼光對傳統武器也都有所建議。有的是對製作技術的敦促，如火繩槍製法，提出必須用兩張鐵板捲成槍管，鏜孔必須仔細用心；有的是改進，如佛朗機改進型無敵神飛炮；有的是根據實戰做的改動，如根據倭寇基本不着甲的實際情況，提出腰刀剖面應磨成三角形，以增鋒利；除武器改良外，他還把每種武器的用法、練法和考核辦法都詳細的寫出來。無論哪種，都出自實踐，件件都可以檢驗，絕非文人的虛言可比。沒有深厚功力，以及對軍事高度的責任心，怎麼能寫得出來！？ 　　武器得到保證，士兵嚴格訓練，就很有戰鬥力了。但如果沒有合適的戰術，依然不容易打勝仗。戚繼光根據戰爭的需要，創造了鴛鴦陣法，其名字意為陣內士兵如同鴛鴦一般形影不離，彼此用心保護。其基本陣型為狹義上的鴛鴦陣，這是一種以隊為基礎的小型縱隊。編排如下：每排二人，共列六排。第一排為青年兵，使用標槍和腰刀、圓盾，他們之間是隊長。隊長自選武器；第二排二人為狼筅手，選年齡較大，身體強壯的士兵為之；第三、四排為長矛手，選力氣大，速度快的士兵充當；第五排為鏜鈀手，速度要快，膽子要大；他們之間是預備兵。這12人的用法是這樣的，隊長在最前排中央充當人質，若隊長陣亡，全部11名士兵都要斬首，以此驅使全隊士兵奮力苦戰；兩名青年兵在逼近敵人時突然投出標槍，然後抽刀砍殺敵人；他們後面的狼筅手負責伸出狼筅以吸引敵人的注意力；狼筅手後面的長矛手趁機猛刺敵人；如果敵人穿越上述士兵直撲長矛手，鏜鈀手必須把他們刺死或至少使他們無法接近。陣列中左側狼筅手、長矛手、鏜鈀手的長兵器都指向左前方；右側的同類士兵則指向右前方。預備兵都是炊事員，他們沒有作戰任務，只需持一件兵器協助其他士兵作戰，並觀察戰鬥的場面，積累實戰經驗，日後升為戰兵。若因故需要排列橫隊，則有兩種編法：兩儀五行陣，以伍為基礎，一伍為一五行陣，兩個五行陣為一兩儀陣——這其實是一種文字遊戲。右側五行陣以青年兵為核心，其右邊為狼筅手，他們二人後各有一名長矛手，把長矛指向前方左右，長矛手後面是鏜鈀手。左側五行陣除狼筅手位於青年兵左側以外，沒有區別。隊長和預備兵處於兩名鏜鈀手之間。這個陣型的基本原則同鴛鴦陣；三才陣，仍以隊為基礎，以隊長為核心。隊長後為兩名狼筅兵，他們將武器指向前方左右。狼筅兵後面為鏜鈀手。這是中央小隊。其左右為兩翼小隊，各以一名青年兵為中心，兩名長矛手在其左右。 　　鴛鴦陣法的長處是明顯的：因為陣型小，在南方森林、山地、田野間行軍可以無所顧忌；突然遇到敵人，幾乎可以在瞬間就從行軍狀態轉入戰鬥狀態；親密的戰友間彼此保護，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安全感，尤其是狼筅的存在更是使青年兵心安；因為兵與兵、陣與陣之間有較大空隙，便於士兵發揮個人武藝；安排更多的人進行戰鬥，只需簡單的把若干鴛鴦陣排成一個大縱隊就行了，方便易行。總的來說，這是一個強調進攻的陣型，但在進攻中又處處考慮到防守。對南方水網、山地作戰可謂相當適宜。 　　但同時，鴛鴦陣也是一個缺點相當明顯的陣型。因為長兵器向左右伸出，因此橫列的兩個鴛鴦陣之間必須保持相當大的空隙，以免誤傷。這些間隙容易成為敵軍最佳的突破點；隊內武器太雜，需要長期訓練才能配合良好，否則只會彼此攪亂；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因為鴛鴦陣只能簡單疊加，不能組合成更大更複雜的陣型，因此無法阻止敵軍強有力的側翼突襲。尤其在北方大平原上，因為空隙太大，一旦遭騎兵突擊，鴛鴦陣只能變成屍體陣。但在南方這算不得是缺陷，因為倭寇的人數很少，而且受地理限制，也少有大舉側擊的可能。 　　其實如果從軍事史看，即使是在明中葉的東南，鴛鴦陣是否是唯一合用的陣型，也有商榷的餘地。以現代人的眼光，至少有一個選擇：統一採用以標槍、刀劍和盾的武器配置。這樣士兵幾乎可以不考慮陣型問題，簡單的排成疏開的方陣，敵軍的弓銃命中率將大為下降，每個士兵都得到盾牌的保護，受傷概率降低，安全感增加；接敵之後又容易變成密集陣型，使敵人的精湛刀法無用武之地。如此配備，軍隊行軍和轉換隊形都和鴛鴦陣一樣方便，卻無需考慮武器的配合問題。而且倭寇一般沒有盾牌，也沒有盔甲，“裸身而戰”，標槍無論從實際殺傷還是心理影響看，都是相當可怕的。戚繼光也說標槍投出之後立即抽刀沖入敵陣，則敵長矛兵必敗。但“每每倉皇不及取刀，是一大病”。之所以有這個問題，是因為中國傳統的刀劍都較長，拔出較慢。明軍為解決這個問題，臨戰時刀不入鞘，而是倒持在左手上，即使如此，臨敵取刀，仍嫌太慢，所以刀盾兵必須由長兵保護，才能從容拔刀。放眼世界，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縮短刀長，一把全長約60厘米的刀劍別在右腰，容易用右手迅速拔出——也就是羅馬軍團士兵的佩劍法[89]。當然這是我們現代人的眼光所看到的，明人無法看到。從那時的實際知識看，戚繼光做到的確實已經是最好了。 　　軍隊裡從來就不會只有近戰兵。射擊兵種也具有重要作用。16世紀50年代明朝的射擊兵作用仍沒有明顯的提升，在野戰中只能承擔主力交戰之前的預先打擊，他們本身不是軍隊的重點。戚繼光規定的近戰兵與射擊兵比例為4：1。射擊兵器，50年代以前以弓為主，以後逐漸過渡到以火繩槍為主。因為各種火炮都嫌太笨重，在南方難以機動，所以基本不用於野戰。只有戰鬥狀態下重約50餘斤的虎蹲炮可以在每500個士兵中配備三門，用於守衛營地或隘路。作戰時，射擊兵列成長的橫隊，在各鴛鴦陣前準備射擊，敵軍逼近到50步（約80米）內，根據號令統一射擊。然後退入主陣間隙之中，讓近戰兵衝鋒。近戰兵也負有保護射擊兵的任務。戰鬥結束後，將獲得的人頭分十分之二給射擊兵——這可能是那時肉搏與射擊造成的傷亡的比例。 　　除了基本條令外，戚繼光還事無巨細的規定了一支軍隊存在下去所要注意的幾乎全部事項。包括宿營要修工事、守衛瞭望塔不能困睡、不能濫用馬力、守城時監視燈必須懸掛到城下等等。這些其實都是古代作戰的基本常識，一一記入書中，說明那時的明軍已經墮落到一個令人吃驚的境界。但我們也應該感謝戚繼光的熱心和闊達。按照儒家，尤其是後期儒家的愛好，一個有志向的人不應當拘泥於細節，不應當關注技術（除農業外），不應當對不祥的軍事感興趣。只有完全撲到文事上，一心一意地想該如何做個好儒士，溫文爾雅的度過一生，以文章和正直留名後世，才算是真正成功。這種思想也作用在軍事上，人們心目中的偉大軍事家，是《三國演義》中諸葛亮那樣的變態怪物：坐在輪椅上手搖扇子微笑，坐在家裡就可以知道天下大事，永遠從容的事先就知道一切，只用奇計而不是蠻力取得勝利。肌肉發達、滿口軍事術語、兩天兩夜不睡覺熬得雙眼通紅，在文件堆里聲嘶力竭的下達命令、幾天不洗澡，全身發臭的頂着太陽行軍，坐在馬上睡着了。。。這些形象被認為是粗人、俗人的表現。因此軍人要麼沒有足夠的文化寫不出什麼東西，要麼為了出名寫詩文；文人自然也不會熱衷於寫軍事書，這樣軍事書作者就很少，尤其有軍事實踐和才能的人更少。就算寫了，也必須文學化、玄虛化，只要看上去顯得高深就可以，細節寫得太多，那是俗氣。就算有細節，也必須儘可能對仗化，理想化[90]。因此不難理解，武力強大的漢、唐、元、清，兵書誕生並不多，而兵書著作豐富的宋、明卻武力羸弱了。在古代中國，兵書往往是脫離實際的。而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卻沒有這個毛病。其中的規定都是具體而微的，都是切實可行的。我們今天甚至可以不依靠其他古書，就據此復原出一支當時的軍隊來，還可以把這支軍隊八九不離十的按照當時的方式存活和行動。可貴的是他寫書儘量用通俗的語言，即使現代人也可以不費力的看懂。按照傳統觀點，用如此通俗的語言寫書是要被鄙視的，但戚繼光不在乎。從《孫子兵法》以來，兩千年間象他這樣有魄力、有學識、有經驗的人，實在是太少了！《紀效新書》完全可以列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著作之一——如果不是最偉大的話。 　　戚繼光的成就，主要在軍事法制、技術和戰術幾個方面，就戰略他沒有說更多。在以文、大、玄、空為榮的古代，這是一種難得的實用精神。但並不意味着他就對戰略完全無知。從後來的實踐看，1559年以後的倭寇戰爭其實相當“乏味”，在福建的模式是：倭寇在某地登陸，建立根據地，出動騷擾，被官軍擊潰，官軍進而攻克該根據地……如此反覆。這樣的戰鬥其實並不需要什麼通盤考慮。在廣東，戰爭曾達到很大的規模，雙方通過陸上和海上的會戰來決定勝負。陸上戰鬥跟傳統的官軍鎮壓起義軍的模式差別不大，海上的艦船交戰則是新出現的事物。對此，戚繼光和俞大猷等表現出不同的風格。從戰爭爆發時起，人們就發現倭寇的船舶無法與官軍抗衡，海上制勝論也就隨之而起。周珫在著名的《十難三策疏》中提供的上策，就是以數百艘福船、蒼山船等大型戰船在外海倭寇常走的路線上巡邏，殲敵於海上，不使其登陸。中策、下策也都強調船隻的作用[91]。後來俞大猷也建議用閩廣大船（也就是尖底海船）數百艘，水兵數萬，在海上殲滅倭寇[92]。如果這些建議得到實施，官軍固然會在海上獲得輕易的勝利。但問題是：倭寇來源於沿海，只要海禁依舊，土地兼併繼續，幾千里內的貧民、海盜、走私商就都有隨時起來造反的可能。海上封鎖固然斷絕了他們快速機動之路，但無法阻止他們在陸上流竄。也就是說即使有了大水師，仍需要充足的陸上兵員。那麼花費重金和大量時間來建立和維持如此龐大的水師，能起到決定性作用嗎？況且在倭寇戰爭期間，明朝的經濟已經到了抓襟見肘的地步。建造數百艘大船，集中數萬水師，錢從哪裡來！戚繼光與他們不同，他從來不會費心去考慮現實“應該”怎樣，朝廷應該給我什麼樣的條件。而只是考慮如何利用現有的條件，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做到最好。反映到他的《舟師篇》中，所描寫的裝備，戰法，都是實際可用的。明朝船小，不足以放置強力大炮，他不是建議造大船，而是設法改進小炮，減輕重量，以便上船——反正倭寇的船生存力都不強，小炮在近距離內射擊，效果也是顯著的；他也從不幻想幾百艘大船出海，威風凜凜的場景，只是規定了水兵訓練和演習的程序——對抗倭寇無需進行大規模的正規海戰；最後，他也沒有提出建造巨型船隻，書中開列最大的一號船，不過有士兵88人，水手17人，攜小炮16門——他不需要滿足後代青年人上網時的虛榮心。戚繼光的水師建設，立足於他的現實主義和敏銳的眼光，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切服務於實際。國家不需要給他大量經費，不需要從零開始，長久等待大水師的出現。即使只有幾艘戰船，訓練兩年之後，就可以使用，一樣可以打勝仗。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戚繼光的戰略思想：他不指望有一種獲得全勝的妙法，也不指望通過某種技巧在短時間內徹底結束戰爭。他只需要用自己的幾千軍隊，每戰都重創敵軍，同時又儘量實現有利於自己的傷亡比。這樣，兵源不足的倭寇就會逐漸衰竭。不斷的勝利足以恐嚇不滿分子，使他們不敢再造反。因為軍隊規模小，傷亡少，戰爭開銷不大，即使顯著提高士兵待遇，也不會形成沉重財政負擔。 　　就這樣，戚繼光指出了一條贏得戰爭的光明大道。在他之前，官軍的陸戰已經被認為是絕望了，只能通過水戰和陰謀來打敗倭寇；在他出現之後，官軍將重拾自信，鬥志昂揚的向最後的勝利進發。 　　於戚繼光一心一意的訓練他的新軍的同時，戰爭在繼續着。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三月，倭寇在崇明島三沙登陸。四月初，一路進擾通州、一路進擾海門。鳳陽巡撫李遂估計他們可能在如皋會合，派遣劉景韶、邱升率兵前往阻截。`倭寇隨即改變路線，進攻泰州。官軍銜尾窮追，在丁堰、海安、通州連續交戰，倭寇不能取勝，向東轉進。在廟灣的姚家盪與李遂和參將曹克新所部交戰，因為長久沒有決勝，被通政唐順之、副將劉顯等率部圍攻戰敗，死亡700多人，殘部向兩個方向潰逃。一部逃往印莊，在民居中抵抗，遭到火攻，死亡三百餘人，全軍覆滅；逃往廟灣的一部憑藉工事抵抗，李遂率大軍猛攻，無法取勝，但填平了壕溝，並焚燒了他們的船。直到五月二十四日，倭寇傷亡慘重，再無法支持，只能趁雨夜乘船逃走，在蝦子港被追上，損失了一些人。這次戰鬥就此結束。因為遭到慘重損失，倭寇從此難以在江北活動了。 　　但在江北失敗的同時，倭寇卻在福建取得大成功。三月，在柯梅基地出海的王直餘部浮海南下，停船於浯嶼進行武裝偵察。其時，福建沿海人民受困於明朝的海禁政策已經很久。這裡與田地肥沃的浙江、直隸不同，沿海田地多受鹽鹼影響，“海濱一帶，田盡斥鹵，耕者無所望歲，只有視淵若陵，久成習慣。富家征貨，固得捆載而歸。貧者為傭，亦博升米自給。一旦戒嚴，不得下水，斷其生活，若輩悉健有力，勢不肯搏手困窮，於是所在連結為亂，潰裂以出。”[93]“海濱民眾,生理無路,兼以饑饉荐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聚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海濱男婦,束手受刃,子女銀物,盡為所有,為害尤酷。”[94]福建人民遇到倭寇，就跟從着向明朝官吏和地主發泄他們久積的憤怒。因此戰爭在浙江漸漸平息之後，在福建卻擴大了。四月，倭寇正式發動進攻，最初進攻福寧州城，沒有攻克，轉攻福安縣，輕易的攻下了。同時分兵騷擾福州、漳州、泉州。其中對福州的圍攻持續了一個月。五月，攻占了永福縣、七月，從福建流入附近的溫州，劫掠了平陽、泰順等地，就這樣順利的結束了本年在福建的作戰。 七月，不甘心江北失敗的倭寇從崇明三沙基地出發，在海門縣七星港登陸，劫掠了金沙、西亭，向揚州進發。海道副使劉景韶、參將邱升率兵截擊，在鄧家莊交戰，殺死了６９個人。倭寇後退到仲家園，被官軍火攻，死亡２８０餘人，但他們奮力戰鬥，也重創官軍，殺死了邱升。之後被迫撤退，到海邊因為找不到船，無法出海，只能到劉家莊駐守。八月，胡宗憲派遣的江南副將劉顯率數千精兵來到。以絕對優勢攻破了工事，殘餘的倭寇逃往白駒場，被追擊全殲。他們一共六百餘人，沒有被數量遠遠超過自己的敵人嚇倒，英勇戰鬥到最後一刻。1559年的戰鬥也就到此結束了。 　　1560年，福建和廣東的戰事進一步擴大，人民起義蜂起。大埔的窯民（礦工、制磚、陶瓷等工人的統稱）、南灣的水上居民、龍溪的山民、龍巖的礦工、南靖、永定等處流民，都造反了。尤其張璉統率的廣東起義軍最為強悍，多次擊敗官軍。福建巡撫劉燾只能自保，不能出擊。十二月，把總沈講在馬溪與起義軍戰鬥，兵敗被殺。就這樣結束了本年的戰爭。 　　福建和廣東的戰事已經蔓延到江西，張璉的軍隊號稱十萬，改年號為“造歷”，自稱“飛龍人主”，做起皇帝來了。他是饒平烏石村人，頭腦靈活聰明。做過庫吏，因此見識比一般農民廣博。在任期間曾偷竊庫銀，這顯示他膽子很大，並不遵守道德和法律。1558年，倭寇南下饒平，明官吏為防備，徵用民力甚多，而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又趁機壓榨人民。對不服從者以嚴刑恐嚇。貧民不堪忍受，或逃或反。張璉打死了族長，登高一呼，把造反者集合起來，投奔鄭八、蕭晚（蕭雪峰）去了[95]。在之後的戰鬥中他充分表現出了自己的軍事才華。但從匆忙稱帝看，他的政治水平有限。而鎮壓的人，將針對這個弱點下刀。 　　1561年，戚繼光的精兵練成。這支軍隊雖然開始的時候只有四千人，但即將改變整個戰爭。這年春天，倭寇劫掠了桃渚、圻頭。戚繼光受命急行軍趕到寧海，保衛桃渚，在龍山，這支嶄新的武裝第一次與倭寇交戰。倭寇們震驚的發現：繼光的軍隊和任何官軍都不一樣。他們能夠熟練的根據軍旗和軍樂排列和變換陣型，身體健壯，武藝高強，武器也都是大大強化了的。從前被倭寇們恥笑的狼筅，現在儼然變成一種神秘的利器了。而手持末端的長矛握法，更令倭寇大吃苦頭。官軍第一次敢於在能看清倭寇臉上的痣的距離上開火，第一次採用了進攻的縱隊陣型。各種武器熟練配合的鴛鴦陣，令倭寇無法對抗。經過一番混戰，他們狼狽不堪的撤去。戚繼光乘勝追擊，追至雁門嶺。撤退的倭寇並不甘心，他們乘虛襲擊台州。戚軍追上，繼光本人親手擊殺了一名倭寇頭目，其餘的人被他的勇武嚇倒，在逃跑途中過瓜陵江，溺死了不少人。圻頭倭寇聽說夥伴的敗績，不敢相信，前來台州挑戰，戚軍在仙居迎擊他們，經過長時間的交戰，倭寇無法突破官軍的陣型。開始，他們還進行了有計劃的撤退，試圖用多次奏效的埋伏戰術擊潰繼光。但沒有想到的是：戚軍經受過嚴格訓練，能夠熟練的分開和聚攏，並始終保持行軍紀律。戚繼光並採用簡單辦法來避免中伏：凡遇到山地、村落、叢林，估算其大小，派一隊或一哨守住其出入必經的路口，而主力繼續向前追擊。每遇一處可疑地點都留下守兵。如果遇到很大的村落，出口很多，便以眾多兵員包圍，派遣分隊進入其中逐一搜索。直到確認沒有埋伏，才以高呼為號，繼續追擊。凡莊稼或荒草高到足以藏人的地方，每一哨內留一隊，分散進入其中搜索，同時高聲喊叫，逼出埋伏者。這種戰術看似犯了梯次分兵的兵家大忌，而且容易被倭寇選擇其中之一殲滅，或從容逃脫。但戚繼光的軍隊決不是那些萎靡不振的官軍！他們是不容易被消滅的。況且繼光也不指望迅速的全殲敵人，他只需要擊垮倭寇的自信心，使他們付出無謂的人員傷亡，從此不敢再埋伏，這就夠了。於是殺死不少埋伏者，在接下來一個月之內，戚軍經歷九次戰鬥都取勝，殺俘一千多人，而自己只死了7個人！這是戰爭爆發以來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從前，官軍必須耗費大量錢糧，集中大量軍隊，形成絕對的數量優勢，才能戰勝很少的一點倭寇。甚至在這種情況下還被擊潰。而現在，僅憑四千人就殺俘一千，自己傷亡還如此之少，這意味着什麼？對當時的人，無論明朝還是倭寇方面來說，都是天翻地覆式的巨變。只不過對明朝來說，這猶如即將破產的人突然發現自己床底下藏着巨量黃金；對於倭寇來說，猶如一直能夠暴打的小貓，突然變成了猛虎。戚繼光以出色的開場白，證明了自己的軍事才能。因為勝利，他獲得進秩三等的嘉獎。 　　這年夏天，總兵盧鏜、參將牛天錫在寧波、溫州擊敗了倭寇。浙東的戰事平息，這是倭寇戰爭陸戰的轉折點。閏五月，流民武裝攻擊江西泰和縣，迎擊的官軍還沒有列好陣勢就被快速衝鋒的大股流民衝垮，按察副使汪一中、指揮王應鵬、千戶陳策等被殺，分巡僉事王應時被俘。七月，流民武裝攻破了玉山和永豐兩座縣城。十月，閩廣流民從邵武進入江西鉛山、貴溪。胡宗憲此時監督江西軍務，他派出參將戚繼光前往鎮壓。戚軍在上坊與流民交戰，殺死和俘虜了六百多人。其餘的人四散逃走。各股流民聽到戚繼光軍隊的可怕名聲，不敢交戰，紛紛退回福建，冬天曾嘗試再攻江西，攻克了宜黃，之後被擊敗，退回出發陣地。 　　這年三月，廣東惠州、潮州山民起義，有數千人參加，首領黃起薦。他們進攻海豐、碣石、歸善等縣。攻破了甲子門巡檢司，殺死百戶魏祚。九月，分兵自江西流入福建，攻克崇安縣城，一直衝到浙江，攻擊了龍泉縣。 　　在各股義軍中最強的還是張璉的部隊。他與蕭雪峰分兵攻打汀州、漳州、延平、建寧四府及江西寧都、瑞金等地。九月，攻克南靖縣城。這樣張蕭起義軍就達到了極盛。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明廷震驚於張蕭義軍的強盛和江南的亂局，如果任其蔓延，那麼整個南方都將大亂。於是朝廷以空前的決心和毅力調集軍隊，一共籌集了漢壯族士兵共計二十餘萬，其中壯兵十萬；漢族兵從江西、福建、廣東三司充分動員；軍容之盛，為戰爭爆發以來所僅有。胡宗憲急於殲滅張璉，命令已經調回南方的鎮篁參將俞大猷尾隨張蕭義軍追擊。俞大猷不以為然地說：“宜以潛師搗其巢，攻其必救，奈何以數萬眾從一夫浪走哉？”五月，大軍集結完畢。駐在贛南的俞大猷趁張璉主力集中在福建的機會，率1.5萬精兵迅速南下廣東，直撲義軍根據地中心的柏嵩嶺。張璉大驚回救，久行疲倦的義軍被以逸待勞的官軍擊敗，一千二百多人被殺。退回營壘中不敢出戰。俞大猷觀察到了義軍戰士的恐懼，就加大了攻心的力度，通過喊話、發射傳單、寫懇惻票（一種投降憑證）、發承諾等方式，使義軍軍心更加動搖，有兩個人來告密，俞大猷獎賞了他們每人一兩銀子，根據所得情報作了安排，引誘義軍出戰。叛徒江滿清趁亂擒住張璉，這個出色的將領沒有死於戰鬥，卻被小人所坑害了。俞大猷遂輕易的殲滅了失去領袖的義軍，並擒獲蕭雪峰，張蕭起義至此失敗。 　　事情到此還沒有結束，廣東軍隊也參加了攻心和用間。他們很不滿意俞大猷獨享戰果，恰好義軍中的另一個叛徒李逢時把張璉被擒的情況通告了廣東領兵參將，他們立即發兵數萬前往江滿清山寨，將張璉奪走。其間幾乎和俞大猷率領的江西兵發生械鬥[96]。大猷制止了械鬥，並表現了高貴的品格：他放棄爭功，並把二萬多俘虜全都釋放，不殺一人——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倭寇戰爭中明朝對敵軍人數往往誇大。張璉全勝時被稱為擁有十萬大軍，但最後決戰中死亡1200多人，就不敢再出戰，隨後二萬多人被俘。估計所謂十萬，不過是部下所有男女老幼的數字，真正的戰兵不超過萬人。 　　蕭雪峰在張鏈被擒獲前已經投降。但並沒有獲得寬恕，他與張璉一起都在饒平被就地處決。朱厚熜為此告祭太廟、社稷；百官朝賀。這是戰爭中明朝第二次慶祝勝利。但人民懷念他們的領袖，因此捏造出他們沒有死的傳說。這種說法流傳甚廣，甚至被記入了正史。《明史》卷三二四《三佛齊傳》中寫道：“嘉靖末，廣東大盜張璉作亂，官軍已報克獲。萬曆五年商人詣舊港者，見璉列肆為蕃舶長，漳、泉人多附之，猶中國市舶官雲。”[97]然而隨着張蕭起義軍的失敗，通過深入內地發動貧民，把明朝搞垮的希望已經不復存在。儘管福建，尤其是廣東義軍仍不斷的發動進攻，但已經沒有擴大的可能了。明朝能夠把這些素質低下的亂民，一一征服。就如同戰爭前期徐陳葉集團的崩潰造成了倭寇大好形勢的逆轉一樣，張蕭的敗亡使人民起義陷入絕望。 　　廣東程鄉的梁寧、林朝曦（一作義）、徐東州等率貧民起義，他們活動於江西贛州、吉安一帶。這年十月，結束了三饒戰鬥，已升為副將的俞大猷率重兵夜襲梁寧軍營，寧兵敗逃走；接着大猷擊敗徐東州於福建武平，並俘獲了他；只剩林朝曦前往河源打算與那裡的農民起義軍首領黃積山會合。但官軍已經將積山殺死。他只能回頭從小路襲擊程鄉縣城，以圖一逞。知縣徐甫宰派遣主簿梁維棟前往瓦解了其部屬，朝曦率殘部逃走，在陰那山被追上，與弟弟林朝敬一起被俘。這股起義軍只剩下梁寧的兒子梁相國，他看到大勢已去，率部投降。後來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復起，與葛鼎榮分兵進攻贛閩，被江西永遠知縣王化擊敗，被俘於石子嶺。 　　貧民的起義軍素質低下，難以打敗官軍。但倭寇也很快遭到最慘痛的失敗。他們在福建橫嶼建立了根據地，這個地方三面環水，只有西面接通陸地，且十餘里都是海濱灘涂，容易防守。據此與牛田、興化的倭寇形成犄角之勢。戚繼光帶精兵南下福建之後，一直窺探戰機。本年八月，他首先進攻橫嶼。八日，趁着低潮開始攻擊。他命令每個士兵背負一捆野草，鋪在泥上，就這樣度過了灘涂區。此時倭寇已經列陣等待，按照慣例，尚未完成布陣的官軍，將會被一擊而潰。但鴛鴦陣的布列速度和戚軍的高素質都出乎倭寇意料之外，在硬碰硬的交戰中，倭寇敗北，死亡340餘人。戚軍進占橫嶼，就在這裡屠殺了2600多人。繳獲大量物資，並解放了被擄的800餘百姓。接着急行軍到牛田，攻占了那裡的營地，倭寇逃往興化，戚軍急追，在半夜裡發動攻勢，這種連續戰鬥的耐力和夜戰的指揮能力，是從前的官軍所無法想象的，倭寇也從沒有遇到過。工事被一舉攻破，一千數百人被殺。直到天亮，戚繼光軍進入興化府城報捷，城中民才知道敵軍已被征服。從前，官軍都是殺良冒功，至少習慣於劫掠人民的。而戚軍卻紀律嚴明。因此城中無論貧富，都很高興。富人解除了被殺和被劫掠的危險，更是用牛肉和酒來招待他們。戚繼光在這裡休息之後，就率軍隊返回浙江去了，途中遇到在東營澳登陸的倭寇，殺死兩百人。於是在福州進行了凱旋式，勒石平遠台。 　　戚繼光接連取得勝利，固然是因為他的軍事才華出眾，但也是因為倭寇已經陷入分裂，並且熟練的戰士和優秀的將領，已經被胡宗憲的陰謀屠殺了很多。如果徐海、王直等人還在，那麼戚繼光必將付出更大代價，儘管倭寇要戰勝他幾乎是不可能的。 　　同時，劉顯也多次打敗倭寇。就這樣，到夏半年結束的時候，本來眾多的福建倭寇，幾乎都被消滅了。加上張蕭在廣東的失敗，倭寇短暫的黃金時期宣告結束。浙江和福建已經不可能取得優勢了，接下來只能寄希望於廣東的海盜。 戰爭的繼續　在廣東的海陸交戰　海禁的解除　戰爭的結束 　　戚繼光新軍的出現使倭寇感到恐怖，但他們是不會輕易屈服的。1563年的戰爭以一次可怕的事件開場。倭寇包圍興化府城一個多月，廣東總兵劉顯率兵解圍，在接近城市的時候，他派出8名士兵攜帶書信往城中聯絡，他們的衣服上繪有“天兵”二字以免誤傷。但這8人都被倭寇殺死[98]。衣服和書信都被奪走。倭寇遂偽造文書，稱劉軍將於某夜悄悄進城，請城中到時打開某城門，不要舉火出聲，以免驚動賊寇。他們揀選勇士偽裝潛入城中，守城官員深信不疑，在約定的夜晚打開了城門，倭寇大眾入城。城中民這才知道上了當。興化官員除代攝府事的通判奚世亮被殺外，其餘都逃走了。就這樣，戰爭爆發以來第一次有府城落入倭寇手中。消息傳出，全國上下震驚。朱厚熜本已任命俞大猷為福建總兵，與副將戚繼光一起增援興化，現在他們必須獲得一次大勝，才能抵消該城失守帶來的負面影響。劉顯的軍隊最先到達城下，但他不敢攻擊。反而趁機擄掠出城婦女，連一些官僚地主的妻妾，都不能倖免。俞大猷後到，也不敢攻擊。他極力誇大敵人的人數，打算重走長期圍困的路，到時候倭寇出海，他好殺死一些人邀功。倭寇在城中兩個月，才移師向東南轉移。途中於峙頭擊敗都指揮歐陽深的軍隊，殺死數百士兵。於是攻破平海衛，在那裡築堡據守。四月，戚繼光帶着浙江新軍趕到，隨即開始進攻。福建巡撫譚綸知道戚軍戰鬥力遠在其他軍隊之上，因此將他們安排在戰線的中央，劉顯在左翼，俞大猷在右翼。此時戚俞兩軍都各有萬人以上，而倭寇僅有二三千兵員，戚繼光軍隊表現出強大的攻城能力，一鼓作氣的突破了工事。俞劉兩軍跟着進入要塞。他們一共殺死二千二百多敵人，解放了三千多被擄的百姓。繳獲一大批武器，還收回了十五枚衛所印。就這樣取得了光榮的勝利。朱厚熜很高興，告謝郊廟，加封譚綸為右副都御史，戚繼光因為橫嶼的勝利已經受封都督僉事，現在加封都督同知，劉顯加秩蔭一子。俞大猷因為擁重兵不敢進攻，只賞了一些銀幣，其總兵官位由戚繼光取代。這是戰爭中明朝第三次慶祝勝利。 　　同在四月，一小股倭寇在長樂登陸，劫掠了福清一帶，劉顯和俞大猷協同在遮浪殲滅了他們。就這樣結束了本年的戰爭。 　　冬天，福建倭寇打算挽回局勢，在沿海紛紛活動。到次年（1564年）二月，集中號稱萬餘的兵力圍攻仙遊[99]。此時在福建的戚軍有6400名，而且分散在各地，戚繼光沒有會戰勝利的把握，決定等待他在浙江的軍隊來援。同時以一個簡單的辦法來驚嚇倭寇：派出少量援軍，在仙遊附近不斷活動，同時大張旗鼓，點放火器，製造出士兵很多的假象。倭寇很快識破了這種可笑的計謀，大舉攻城。但正如過去發生過很多次的那樣，他們沒有大炮，難以攻下設防的城市。不久，戚繼光的6000援兵來到，就向仙遊之敵發動進攻，擊敗了他們。戚軍追擊，在王倉坪又殺死數百人，剩下的倭寇集中在漳浦的蔡丕嶺，據山抗擊。戚繼光以五哨約一千精兵，只帶短兵器從懸崖爬上去，出其不意的打垮了他們，殺俘數百人。其餘倭寇倉皇乘船出海。就這樣，福建倭寇知道了無論野戰、守城、據山，都不是戚繼光的對手，他們的前途十分灰暗。在此絕望形勢下，或南下廣東另謀發展；或出海到日本、東南亞、台灣定居；或潛回大陸，不再做“賊”。福建的戰事逐漸平息。 　　而在廣東，倭寇的聲勢依然很大。跟福建一樣，主要的原因是沿海人民生活困苦。霍與暇說：“海濱之民,疲弊甚矣!官司之所困,征役之所窮,富豪之所侵,債負之所折,怨入骨髓。”[100]嘉靖四十年（1561年）的廣東巡撫潘季馴也說：“嶺表去京師絕遠,比年牧民者視為利藪,屠剝萬狀,而小民仰九重如在雲霄之上,愁苦之聲無路上達,故相聚為盜。”[101]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壓迫越厲害，反抗就越激烈。因此廣東的戰爭規模在東南四司中最大、持續時間最久、戰況也最慘烈。王世貞的《嶺南弭寇策》中說：“（倭寇）負海以為訌，東借日本之諸島悍夷以為爪牙，而西南借交阯、占城、闍婆、暹羅以為逋藪……而又內結山寇以為腹心之援。山寇為之巢穴，累數百千計而不可窮。緩則出，急則遁。撫之，則陽聽招而陰為寇。我寡則彼乘間，我眾則彼匿形……其始也，海寇焉而已，山寇焉而已。今而郊之民寇也，郭之民寇也，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這段話雖有文人誇大其詞的固有毛病，但也足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廣東倭寇的首領，和福建一樣，多出自窮人。老牌的饒平黃岡人許棟是從從小開始就做了海盜，極具海盜“經驗”；他的養子許朝光也同樣從小就做了海盜；巨盜，詔安四都的吳平是地主家奴，因為無法忍受地主夫人的虐待而跑去做海盜；他的同鄉曾一本是盜墓人出身；澄海的林道乾曾是吏員，算是他們中比較有文化的人[102] 　　1564年，俞大猷改任廣東總兵。當時潮州倭寇號稱二萬，與大海盜吳平互為犄角。大猷認為急攻沒有勝利的把握，於是招降吳平。吳平假意投降，向俞大猷下跪哭泣，裝作很誠懇的樣子。大猷很高興，把他安置在梅嶺。儘管後來吳平又造反了，但他的行為給起義軍帶來很大損失。當時藍松三、伍端、溫七、葉丹樓等在惠州、潮州間活動。福建的程紹錄在延平，梁道輝在汀州與他們彼此接應。俞大猷已經有了常勝的威名，而且吳平又已經投降，他便自信的單騎入紹祿營勸降，並命令道輝一同返回故鄉，這兩人出於恐懼接受了命令，但很快被埋伏好了的官軍殺死。廣東方面，伍端、溫七的義軍擊敗了惠州參將謝敕。但他們聽說“俞家軍”來了，十分害怕，伍端竟自己逃跑了。不久，俞軍來到，擊敗溫七並抓住了他。伍端估計無法逃脫，自縛乞降，提出願意殺倭自效。大猷便驅使他的戰士為前驅，官軍在後督戰，圍攻其他倭寇於鄒塘，一日一夜就攻破了三個營盤，殺死四百多人。又在惠州海豐打勝了一仗。倭寇都逃往崎沙、甲子等峽灣，搶奪漁船出海，不幸遇到大風，小船大量沉沒，只剩下二千餘人，回來在海豐金錫都駐守。大猷包圍他們兩個月，造成糧食枯竭，倭寇只能撤退。途中遭到早已埋伏好的副將湯克寬截擊，大敗。克寬親手陣斬他們的三名頭目。很快參將王詔等的軍隊也相繼趕到，倭寇大潰敗，死亡一千二百多人，逃到潮州去了。就這樣，他們的恐懼幫助俞大猷獲得了戰鬥中得不到的東西。 七月，大埔的蘭松山、余大春等聚眾數千人，在福建漳州、延平、興化、泉州一帶活動，被官軍擊敗。轉進到永春，與山民蘇阿普、范繼祖等部聯合，轉戰漳平、龍巖等地。南贛巡撫吳百鵬停止軍事行動，假裝要招安他們。乘義軍懈怠，率兵急襲，使他們遭到了殲滅性的失敗，余大春、蘭松山、范繼祖等都被俘虜，只有蘇阿普逃脫。 　　戰爭進行到這個時候，可以說倭寇已經陷入絕境，他們在戰略上已不可能打開局面，而戰術上的優勢又喪失殆盡，幾乎每戰必敗。除了有經驗的海盜還能借大海活動以外，陸上戰爭的結束，已成定局。因為胡宗憲已經被撤職，因此俞大猷、戚繼光都想在自己的手裡，以光榮的勝利結束戰爭。這兩個大劊子手進入廣東，戰爭進入了最後階段。 　　這年三月，因為沒有糧食的供給，徐永泰率領柘林水兵四百人發動兵變。他們與義軍聯合，進逼廣州。前來鎮壓的冠軍被擊敗。提督兩廣侍郎吳桂芳以招撫為幌子，暗中調集艦隊，帶着副將湯克寬、參將門崇文在惠陽擊敗了他們，但變兵餘部仍憑藉大船繼續抵抗。這時澳門的葡萄牙人提出可以參與明軍的鎮壓，俞大猷同意了——儘管他一開始就沒打算代葡萄牙人轉達進行朝貢貿易的請求。於是官軍與在迪奧戈·佩雷拉率領下的三百名葡萄牙人及其兩艘船艦，在三門海消滅了變兵。事後明朝贈送了一些禮物，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居留權也得到了默認。[103] 　　十二月，南韶山民馬五起義，在乳源、江灣等地擊敗官軍，俘虜並殺死了守備賀鐸、指揮蔡允元等明官吏，這是戰爭後期罕見的勝利。就這樣結束了1564年的戰局。 1565年初，倭寇在浙江溫州、台州一帶活動，被官軍擊敗。從海上去往福建。四月，攻擊福寧。戚繼光率參將李超等率水陸軍反擊。殺死二百餘人，追擊到永寧，又殺死三百多。同月，吳平重新造反。他修建和奪取了數百艘戰船，聚眾萬餘，築成三座要塞，在廣東潮州、惠州；福建詔安、漳浦一帶活動。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戚繼光帶兵前往鎮壓。因為聽說吳平用兵厲害，沒有迅速進攻，而是修建工事等待戰機，夏季，他找到機會，發起突擊。擊潰了吳平的陸軍。吳平作了有計劃的撤退，將輜重轉移到船上，率餘部撤往海保、安澳兩處峽灣。把總朱譏率艦隊前往進攻。被擊敗身亡。本年的戰爭就這樣過去了。 　　1566年一月，俞大猷率水師、戚繼光率陸軍聯合大舉進攻，吳平戰敗，逃往饒平鳳凰山。但他的撤退仍是有組織的，俞大猷部將湯克寬、李超的追擊都遭到挫敗。因此吳平奪得民船，仍舊出海。追擊戰的失敗觸怒了朱厚熜，他下詔剝奪俞大猷的職級，以戚繼光接替完成戰爭。四月，閩廣水師夾擊吳平於萬橋山下，當時颳起西北大風，官軍趁機火攻，吳軍大敗，吳平的武運到此結束。之後再沒有人得到他確切的消息。有人傳說在南直隸與浙江一帶見過他，已經成了大商人，後來又回到廣東，在舊時朋友處偷偷掘取了先前為盜時埋下的珠寶；有人說他在海島中困餓而死。比較起來，後一種說法比較可靠些。[104] 　　至此，慘烈的倭寇戰爭實際上已經結束了。儘管之後廣東仍有大戰，一直持續到萬曆初年，但無非是海盜入侵，間雜着越來越少的貧民起義，他們的結局，無一例外的是失敗。這樣的戰爭與其說是為了勝利，不如說是倭寇餘部和活不下去的人民憤怒的進行自殺式攻擊。他們沒有希望，僅僅是為了博取有尊嚴的死亡而戰鬥到最後一刻。東南戰爭已經不再是明朝關注的重點了。 　　倭寇最後幾個大首領的結局如下： 　　1567年，曾一本受廣東總兵湯克寬招撫而投降。他和部下一千二百多人被安置在潮陽下澮。但這並不是誠心的投降。一面領取明朝的糧餉，一邊又勒索着商船的保護費。這樣就遭到了地方官的憎視。過了七個月，一股義軍圍攻揭陽縣城，湯克寬命令曾一本前往鎮壓。地方官員們對這個決定爭議不休，有人說一本必然會對官府不利。一本聽說，認為自己最後必然會被收拾掉，於是再次造反。抓住澄海縣令離開駐地。次年（1568年），多次打敗官軍。在雷州殺死參將繆印。六月間兵進廣州，全粵震動。時任廣西總兵的俞大猷已經回到廣東，打算用曾多次奏效的招降來欺騙一本，然後再殺死他。一本知道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已經不可能轉圜了，但他仍將計就計，假意請降，同時派六十艘大戰船直逼珠江口的大鵬灣，那裡是水師的重要基地，一名把總發現以後緊急上報俞大猷，大猷倉促準備戰鬥，還沒有列成陣型曾軍已到，用官軍常用的火攻戰術將灣內官船焚燒一空。之後返回廣東，在海珠寺牆壁上寫詩譏諷了俞大猷。但明朝的盟友葡萄牙人又一次來到，雖然他們兵不滿一千，卻因為武器和戰術的優勢擊敗了一本。1569年，曾一本陷入閩廣水陸軍聯合圍攻。他親自點放火炮轟擊官軍。卻因為炸膛受重傷被俘，隨即被殺[105]。 　　林道乾和他的部將諸良寶也受了招安。但跟戰爭後期的其他首領一樣，他們的投降是一種權宜之計。關於這點，老謀深算的官僚也都是知道的。萬曆元年（1573年），提督兩廣的殷正茂打算動手解決他們，林道乾知道後，不敢反抗，跑到馬來半島的彭亨去了；諸良保向西跑到陽江，遭到官軍水師圖西，無法出海，只能回到南陽寨修築工事作最後的抵抗。其部眾加在一起也只有數千，而官軍有近萬人。副將李誠立以為容易拿下，但在他準備進攻時，遭到反衝擊戰敗。總兵張元勛聽到敗訊，親自前來，兵力更加雄厚。此時南陽寨只剩下千餘人。元勛認為他們的士氣必然已經瓦解，於是張出大字榜文“投降者免死”。但張榜半個月，沒有一人來降。相反的，寨內諸人都剃去頭頂的頭髮（髡髮），以此表示對二十一年來戰死的數以萬計的倭寇的敬意——他們即將與先死者相會了。官軍蟻附攻擊，用柴草把壕溝填平，湧入寨內。他們看到的情景與21年前戰爭爆發時的類似：一群髡髮男子，沒有任何防具，所以靠的只有自己的勇敢。到最後，一千一百餘倭寇全部戰死。這是倭寇戰爭的最後一次大戰，發生於1574年的三月。[106] 　　剩下的首領只有林鳳一人了。他雖然還堅持進攻廣東沿海，但已經沒有任何意義。1574年，他決心另闢根據地，把戰爭持久的打下去。當時西班牙剛剛征服呂宋不久，土著居民的抵抗還很劇烈，行政機構還處於草創階段，軍隊很少，而且既沒有堅固城池，也沒有軍工廠。林鳳認為有機可乘，遂帶着幾乎所有的部眾前往呂宋，進攻馬尼拉。但西班牙軍隊的戰鬥力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經過激戰，林鳳手下的驍將，日本人Sioco陣亡[107]——他也是見於史冊的倭寇中最後一個記有姓名的日本人。林鳳只能撤往仁牙因灣，後來被追擊的西軍包圍了三個月，幾乎困死。只好撤到當時被稱為雞籠的台灣島。他逐漸恢復了勢力，繼續侵襲東南沿海。但部下越來越覺得這樣的行動毫無意義，漸漸離開了他。最後，林鳳只能前往東南亞，從此再沒有人見過他。[108]儘管明廷很希望抓住林鳳和林道乾這兩個劇盜，也多次進行外交活動以獲得外國支持。但因為明軍無法進行遠洋作戰，所以到最後都沒有實現。 　　隨着戰爭的平息，開放海禁的聲音也出現了。起先只是個別人的私語，後來越來越響，變成了沿海官員幾乎一致的意見。“嚴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寇.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華夷同體,有無相通,實理勢之所必然。”唐樞的這番話現在幾乎可以說是家喻戶曉了。[109]其實早在嘉靖三十四年，居住在杭州的張濂就已提出：“相機稍復海市之舊,不惟散已聚之黨,而瀕海窮民,假此為生,又足以收未潰之人心。”[110]後來的福建巡撫譚綸也主張鬆弛海禁。儘管官員中主張解禁的人越來越多，但他們都害怕朱厚熜這個殘忍之徒。在倭事上栽跟頭的人很多，沒有人敢做出頭鳥給自己找事。直到1566年，厚熜死去，新皇帝朱載垕繼位，福建巡撫涂澤民才正式上書請開海禁。正好這時東南倭寇大勢已去，朱載垕具有新君的朝氣，願意改變祖制來緩解國家的危機，解除人民的痛苦。從隆慶元年（1567年）開始，明朝實行了近兩百年的海禁制度，終於解除。 　　但海禁的接觸並不意味着自由貿易的春天。明後期的海上貿易，開放程度遠不能和從前的朝代相比。首先，沒有制定全國通行的外貿法律，而是由各地自行制定地方性法規。地方官多半不想多事，因此還是樂意多作限制，以維持地方的“穩定”。例如漳州府的限制是：一年出海商船不得超過88艘；其次，因為倭寇常從日本獲得資助，因此雖允許與各國交往，唯獨禁止人民與日本通商[111]，也就意味着與日本的貿易仍只能走私；再次，設置了重稅來限制出海。主要的稅種有三：引稅、水餉、加增稅。引稅是領取引票時所征的稅。引票上有商人的姓名、籍貫和前往地區名。沒有引票出海為非法行為。獲得引票須交納引稅，一船一引。剛解除海禁時每引三兩白銀，後增至六兩。水餉是根據船隻大小徵收的稅。船隻寬一丈六尺（約5.12米）以上，每尺征銀五兩，一丈七尺(約5.44米)以上，每尺征五兩五錢。加增餉是針對從菲律賓回國的船隻征的稅。每艘船征150兩白銀。從數額來看，顯然是太沉重了[112]。可見明朝根本沒有發展貿易的意圖，而是一心想要限制海外通商。另外，對外國來華商船，也徵收水餉和陸餉；最後，有限的開放，還常因為政治因素而遭禁止。除一直禁止與日本貿易外，萬曆年間，因為荷蘭人東進，常常與中國發生衝突，因此萬曆末年，在福建停止了通商。儘管明末有人請求開禁，但一直沒有批准[113]。 戰爭結束以後 　　歷時14年（如果算上尾聲，尚且不止），給東南造成巨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的倭寇戰爭結束了。該如何評論它呢？ 　　戰爭的誘因已如前述。毫無疑問，無論有多少偶然因素，倭寇戰爭唯一的根本原因，就是明朝的海禁政策。這點可以很容易的從明前後的史實得到證明：元朝儘管與日本始終不合，但從未限制過與日本的貿易。儘管鎌倉幕府積極策劃對中國的反攻，後來的南朝也與中國不合，終元一世，始終不存在日本海盜的問題；明亡以後，清朝於鄭氏覆滅的次年就解除了海禁，終清一世，也始終不存在大規模海盜的問題。就拿明朝自己來說，證據也是明顯的。隆慶元年以後儘管仍有海盜，後來的鄭氏集團的勢力和與日本的關係，比王直等人有所過而無不及，但70年間，也不存在海盜的大規模入侵。 　　倭寇戰爭中，儘管倭寇的聲勢一時很盛，而且也有沿海人民的廣泛支持，但實際上從一開始，他們勝利的希望就是渺茫的。原因已經在前面講述過了。沒有共同戰略、沒有統一指揮、彼此配合不良、缺乏內地人民的支持，這些構成了倭寇的死穴。儘管盜商武裝在長期海上生活中培養了出色的戰鬥素質，但他們人數有限，補充又很困難，在戰爭中消耗殆盡以後，戰術優勢就不復存在了。而戚繼光的出現，更是給了他們致命一擊——戚繼光之於倭寇，比較類似於曾國藩之於太平天國。到了戰爭焦點轉向廣東以後，可以說勝負已無懸念。廣東倭寇要麼素質低下，被官軍輕易征服；要麼爭先恐後投降，把禍水引向他人。殊不知當各路義軍先後消滅之後，那些假投降自以為得計的人，就成了孤立而顯眼的大樹，豈有不在狂風中折斷之理！ 　　在戰爭中，雙方都充滿了暴行。無論站在什麼立場上，都無須諱言。明朝的官軍，無論衛所兵，還是客兵，都是燒殺搶掠的能手。只有俞大猷的美德和戚繼光的紀律，可以保證人民的安寧，但他們在官軍中只是少數。另一方面，倭寇的素質參差不齊，儘管他們中的貧民出於同情心，不會苛待窮人，但那些罪犯和海盜，是沒有什麼道德可言的。而在搶劫中也不可避免的擴大打擊面，從而使無辜的富人和窮人一同受害。 倭寇戰爭使東南沿海的反抗力量基本被消滅，而且對潛在的造反者形成了很大的威懾。無論是走私商、海盜還是貧民，在很長時間內都不敢再反抗明朝，這樣就迎來了明代第二次的海上穩定時期。 　　倭寇戰爭結束了，歷史依舊繼續。 　　扭轉戰局的胡宗憲，在嚴嵩垮台後被撤職，後來因為被揭發私擬聖旨下獄。終於慘死於獄中（一說自殺）。時為1565年，享年54歲。 倭寇的征服者俞大猷，後來征服了古田的壯族起義，從而結束了持續上百年的壯族戰爭。他也是明朝車營的開創者，但直到臨死，一直不停的在官場上沉浮。萬曆八年（1580年）以78歲高齡結束了無愧的一生。 　　戰爭初期的名將盧鏜，因為依附胡宗憲，在宗憲被撤職後遭到給事中丘橓彈劾，被逮捕，後被免為平民。 　　另一個名將湯克寬，因為曾一本的再反，被究責逮捕，不久赦免，後來調到北方，萬曆四年（1576年）在古北口塞外追擊蒙古人時遇伏陣亡。他到死也沒有掌握避免中伏的方法。 　　偉大的人戚繼光，他的生命並沒有因戰爭結束而黯淡下去，而是在北方達到了新的高峰。隆慶二年（1568），獲得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的要職，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因為依附張居正，他獲得了很大權力，並把這種權力維持了十五年之久。於是利用權力大力改進了北方邊防。加固和改進長城，並使大量裝備火器的車營成為北方邊防軍的基本架構。但在張居正逝世以後，他失去了靠山，被改調到廣東。在這裡他驚訝的發現軍隊又墮落回倭寇戰爭爆發前那種慘不忍言的狀態了。於是修訂《紀效新書》，希望能重振南方軍隊。萬曆十三年（1585年），他告老返回故里。十五年（1587），御史傅光宅請求皇帝朱翊鈞重新起用戚繼光，反而被奪俸，這表示朱翊鈞很討厭繼光。繼光聽到這個消息，既絕望又悲傷恐懼。很快就去世了。享年59歲。戚繼光在道德方面不能和俞大猷相比，《明史》把他與俞大猷對比，說“操守不如而果毅過之”。[114]而且他很奇怪的害怕妻子王氏，以至於和妾室們生了五個孩子，養育成年，都還不敢讓正妻知道。儘管如此在他晚年的時候，王氏仍攜走他大部分的財產回娘家去了。關於戚繼光怕妻子的原因，我懷疑是他的一些陰私被王氏掌握，所以不敢有意見。 　　另一方面，倭寇的首領除了戰死、被殺的以外，剩下的少數人逃到東南亞。群眾除了潛回國內老實為民或繼續犯罪的以外，也多到東南亞定居。如馬來半島的北大年，聚集了林道乾及其不少部下，到萬曆初年已經增殖到二千餘人[115]。另一些人逃往日本，至今九州仍保留着他們的故居和遺物。 　　倭寇戰爭給明朝軍事的影響是很大的。首先，東南改變了原來防禦鬆懈的狀況。從隆慶年開始，海盜入侵多遭失利。因為外貿的開展，人民和官府的進取精神都增加了。荷蘭進入遠東的時候，面對的就不再是連近海島嶼都不敢出去的可笑水師。17世紀初，荷蘭殖民先驅與明軍幾次交戰，喪失了澎湖，這就為後來鄭成功征服福摩薩創造了條件。同時，葡萄牙海盜也不敢侵擾中國沿海了。在很長時間內，西方殖民者不敢侵擾中國。 　　其次，因為俞大猷和戚繼光在戰爭中積累了威望，他們的車營也就成為北方邊防軍的基本架構。與在南方時相比，戚繼光在北方建立的車營顯然是要豪華多了。一個車營共擁有佛朗機256門，鳥銃也增加到512支，而這個車營的滿員編制不過3109人。[116]從戰略思想上說，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也延續了在南方作戰的一貫風格：先把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從容殺傷敵軍。創造低傷亡和高的傷亡比，不需要全殲敵人，只要讓他們每戰都付出一定的代價，而我方損失輕微，就可以讓敵國知難而退。邊境自然就安寧了。所不同之處，為了對抗蒙古的騎射，射擊兵器被大大加強。 　　表面上看這個想法是無懈可擊的，車陣連接起來以後，敵軍的騎兵當然不能再衝擊。只能依靠弓箭。而明軍受車廂的保護，火器又比弓矢強大很多，通過對射，自然可以以微不足道的傷亡重創敵軍。[117]然而，這個構想卻有三個很大的毛病：一、與胡斯戰爭中的捷克車陣不同，明軍的車營依靠人力托拽，每4名士兵托拽一輛車。這就使本來機動性就差的炮車速度更慢，以至於難以應付騎兵——儘管車營的設計目的本來就不在於殲滅敵軍；二、這種配備顯然是太豪華了。3000多人的車營配備256門炮，即使加上騎兵和步兵，顯然也很可觀。儘管佛朗機的價格可能會比前膛大炮便宜些，但不會是一種真正廉價的武器。如此多的編制意味着要麼只能裝備少量的模範部隊，要麼降低火器的質量去湊數（明末車營大量採用三眼銃是否與此有關？）；三、儘管有這兩種不足，但如果有戚繼光這樣出色的將領節制，以車營為中心的新式北方軍仍可以發揮重要作用，至少它自保是沒有問題的。但問題也就出在這個“如果”上，複雜的車陣需要大量時間訓練才能運用，明後期的政治持續腐敗、軍隊持續墮落。對於庸將指揮的懦兵，車陣不僅發揮不了作用，反而成了逃命的最大障礙和白白糟蹋國家金錢的最“佳”方式。明清戰爭中明軍一再的使用車陣，依賴火器進行戰爭，結果幾乎無一例外的是大敗特敗。這固然不能怪罪俞大猷和戚繼光，但他們開創的車營，確實在戰爭實踐中表現為不合時宜。 　　在水戰方面，從倭寇戰爭中鍛煉出來的水師一直保留到明末。在這其中貢獻最大的是俞大猷。他的大水師思想在嘉靖年間沒有實現，但在30年後，因為一場偶然的國際戰爭，竟然成了現實。壬辰戰爭中，明朝用幾年時間培養了一支有數百艘戰船組成的龐大水師，在露梁海戰中派上用場，儘管自己的損失很大，但終於最終擊潰了日本水師，從而鎖定勝局。如果沒有倭寇戰爭的刺激，明朝還是用漁船守衛海疆，壬辰戰爭中這最後的大勝利，恐怕不會取得了。 　　倭寇戰爭對國家經濟破壞很大，但它帶來的後果卻意外的給了明朝很大好處。海禁解除以後，南下菲律賓的交易暢通，美洲白銀也就大量湧入中國——西班牙在經濟方面的愚蠢與中國不相上下，因為對本國手工業和殖民地手工業發展的限制，美洲和菲律賓連基本生活用品都奇缺，只能從中國萬里運至。而與之交換的除了肉桂，基本只有白銀[118]。有一種統計，從1571到1644年，從菲律賓流入中國的白銀有5300萬比索[119]。另外，雖然對日貿易仍是法定禁止的，但在海禁解除的大環境下，走私貿易基本無人限制了。盛產金銀的日本也就成為中國白銀收入的另一個重要來源。每年經過澳門流入中國的日本白銀約在五六十萬到百萬兩之間。另一種說法是從1601-1640年間，東亞獲得的約6000噸白銀中，日本提供了4500噸。[120]加上東南、西南、蒙古戰爭的停止，雖然加派沒有取消，但經濟危機已逐漸緩解。因為外來白銀穩定大量的湧入，一條編法的貫徹執行有了保障，於萬曆九年在全國推廣實行。之後直到18世紀末鴉片大量湧入，中國一直是白銀的輸入國，這個銀礦貧瘠的國家在歷史上第一次可以以白銀為主要貨幣了。[121] 　　1566年，59歲的朱厚熜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在他45年的皇帝生涯中，除了愚蠢、浪費、淫亂、殘忍，並不是沒有其他的內容。主持倭寇事務，罪不至死而被害死的督撫級高官就有朱紈、張經、李天寵、胡宗憲四人。作為一個皇帝，他沒有治國的辦法，卻有得是殺大臣，耍權術的精力。朱厚熜死後，經歷朱載垕的短暫統治，怠政的昏君朱翊鈞坐上帝位。此人和朱厚熜一樣，有小聰明卻沒有智慧與勤奮。在他統治下，明朝的形勢越來越壞。在萬曆末年爆發的明金（清）戰爭中，持續墮落的明軍每戰必北，戚繼光的一腔熱血，全都成了一枕黃粱。之後，惰怠的朱由校和志大才疏的朱由檢相繼當皇帝，明朝就在一個接一個的姓副其實的豬皇帝統治下，激起全北方人民的憤怒，招致了清朝的入侵，最終滅亡。 　　而海外貿易還在繼續着，經過長時間的休養生息，走私商漸漸恢復元氣。17世紀初，崛起了一個新的巨商：鄭芝龍。明朝對也是很警惕的，但幸運的是，這時明廷防範後金、鎮壓北方起義自顧不暇，再不能像80年前那樣集中半個中國的兵力去進攻他了。他也就可以安穩的獲得自己的走私暴利。以此為基礎，他的兒子鄭成功在1661年征服了福摩薩，這就是今天的中國領土台灣。也許，正是吸取了林鳳進攻馬尼拉失敗的教訓，鄭成功謹慎的進行了他的戰爭，以十倍以上的數量優勢去進行長期圍困而不是貿然猛攻。這次勝利鼓舞了他，作為盜商的兒子，他對外國情勢的了解比明朝的那些儒生官僚多得多。既然整個菲律賓的西班牙軍人還不滿三千人，為什麼不去嘗試呢？但攻福摩薩的慘重傷亡大大震驚了他的部下，他們是有經驗的海盜和商人，不想跟着鄭成功無謂的冒險。不久，成功英年早逝，鄭經年少國疑，治國以保守為上，專心經營台灣，不再考慮入侵菲律賓。中國少了獲得一塊“不可分割的固有領土”的機會。盜商的創業史，至此也劃上句號。 　　中國人的運氣在封建社會的最後階段好得異乎尋常。取代明朝的清朝是一個偉大光輝的朝代。160年的時間裡，從努爾哈赤到弘曆的六代皇帝，全都英明。於是一掃明朝的頹勢，積極開疆擴土。整個征服了中國的頑敵蒙古；在安史之亂一千年後再一次控制了，並且是切實的統治了新疆；又奪取了青海、西藏作為國土；在北方的黑龍江（阿穆爾河）上擊敗了東進的俄羅斯，就這樣擁有了一千三百萬平方公里的巨大國土。這個面積甚至超過了古代國家歷來的極限。人民不再受外敵入侵的騷擾，也不再受昏君的虐待。 　　然而，這不過是中國的落日餘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清朝的統治民族滿族，本身文化落後，除了完全吸收漢文化，別無他法。介於元朝的教訓，滿族也不敢與漢族的儒家文化發生衝突。因此在武力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文化方面，清朝卻完全跟着明朝亦步亦趨，不敢有任何超脫和創新。而隨着人口的增加逐漸達到土地供養能力的極限，中國的經濟活力越來越低，封建社會後期固步自封、死氣沉沉的文化，也不可能再提供任何創新的活力。 　　因此完全可以理解，當清朝征服台灣以後，雖然立即解除海禁，但卻沒有進行任何海外探索活動了。封建社會已經虛弱到不能接觸一點新氣象的地步。面對南洋頻繁出現的歐洲商船，清朝統治者本能的感到害怕，他們除了下令南洋漢人限期回國，拿不出任何積極的應對辦法。穩定，在這個黃昏時代確實是壓倒了一切。 　　可悲的是，正因為清朝的偉大，形成了對臣民的嚴密控制，直到乾隆中期，清朝的吏治一直都是比較清明的，這就使走私潛規則無用武之地。清軍的強大也使盜商不敢輕舉妄動。再者，清朝積極推進田地的開墾，加上大量獲得了新領土，無地人民可以到內地去開墾土地，而不再是只能下海。於是100多年的勵精圖治，卻使中國的海洋越來越死氣沉沉。再沒有倭寇了，當然，也再沒有海外擴展的希望了。 　　中國在它最後一個盛世的情況就是這樣的。在海的另一邊，日本即將崛起，但它走了很大的一段彎路。16世紀初，在戰國亂世中，銀礦開始被開採。這是日本起飛的決定性動力之一，在短短數十年內，全日本的金銀產量急劇飆升。石見的白銀、黑川的黃金，享有很高聲譽。極其豐富的產出，使日本在很短時間內從連銅幣都不能充分鑄造的可憐國家，變成了傳說中遍地黃金的富饒之國。這時候，日本終於不再需要中國的銅錢了，銅錢算得了什麼！現在中國反而要仰仗日本的白銀生存。因此，從前可恥的朝貢貿易，現在不必再進行了。中國人想來做生意，聽之，不想做，也隨便。從前為了錢財，向外國屈膝稱臣，乃至各大名之間為了爭貢撕破臉皮的事情，永遠成了歷史。 　　另一方面，1568年，織田信長入京，戰國亂世接近尾聲。雖然信長於1582年被害，但他的部下羽柴秀吉繼續進行統一戰爭，於1590年消滅了北條氏，統一日本。123年的亂世宣告結束。此前，秀吉已被天皇賜姓豐臣，但他的志向決不僅是一個日本的主政大臣而已。因為戰國期間日本船隻的四出探險，日本人對海外知識的了解有了很大提高。豐臣秀吉進一步派出朱印船到東南亞進行外交聯繫，就像明初有短暫的鄭和下西洋一樣，安土桃山時代也有短暫的積極航海。 　　然而，成功沖昏人的頭腦，巨大的成功加上年老帶來的頑固，更會令人喪失理智。秀吉的雄心漸漸成為妄想。他讓兒子秀次做關白，自封太閤，一心想着如何擴張，建立秦皇漢武那樣的偉業。他發信恐嚇呂宋的西班牙人，要求他們納貢。但主要的精力，卻放在征服中國上。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移民起了很壞的影響。到1592年，日本已經有45年不派遣明使了。加上明朝水師的巡邏，中國的情形很難知道，只能向遷居日本的倭寇餘黨打聽，這些人滿懷對明朝的仇恨，希望回到家鄉，便在他了解中國情形的時候，極力誇張官軍的無能，誇大倭寇的成功。同時，一個隱約的希望出現在秀吉面前。在日本無論多麼大的官，最後還是不能取代天皇。而如果能入侵中國，滅掉明朝，就可以按照中國的慣例改朝換代，自己成為皇帝。他迫不及待的要實現夢日入懷的幻想了。 　　1592年，壬辰戰爭（文祿之役）終於爆發。按照豐臣秀吉的想法，既然從前倭寇可以數十人殺傷數千明軍，那麼擁有良好武器和嚴格組織，經驗豐富的14萬日本軍，花一兩年時間總可以攻占北京了吧？況且戰爭初期，朝鮮軍確實是一觸即潰。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大出他意料之外了。入朝明軍的戰術素養確實不如日本軍，但他們的火器很多，尤其大炮的數量大大超過日本。而且訓練和勇氣，也都不像倭寇餘黨所說的那麼差。更可怕的是東方海軍史上的一個怪物李舜臣出現在日本水師面前，龜船使缺乏大炮的日本軍艦難以應付，日本在水戰中幾乎每戰必北，加上朝鮮游擊隊的騷擾，只能退到朝鮮南部沿海一帶駐守。 　　豐臣秀吉的野望建立在輕易得勝的基礎上，一旦戰爭持久，他的決心就像肥皂泡一般粉碎了，但又不甘心這樣停戰，於是停戰談判進行了4年，1597年-1598年，戰端再開（慶長之役），結果又是老一套：明軍從正面頂住日軍、朝鮮游擊隊騷擾糧道、李舜臣切斷海運。可以說到此時戰爭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但秀吉就像溺水的人抓住稻草那樣緊緊地抓住戰爭，決不允許自己的聲望敗壞在朝鮮。直到他死去，日本才得以從朝鮮撤軍，此時中國的大水師已經訓練好了，就在露梁發生大海戰，日軍大敗。他們所能做到的是也重創中朝水師，使日本的陸軍得以安全撤回國內。就這樣，因為秀吉的虛榮心和聽信了倭寇餘黨的教唆，日本遭到了很大的不幸。 　　豐臣秀吉發動戰爭的目的之一是裝移諸大名的注意力，好使他們併力向外。但戰爭的結果卻是忠於他的人遭到了損失，深藏不露的德川家康的實力相對就提高了。他於1603年在江戶開幕，又於1615年5月的大坂夏之陣中徹底消滅了豐臣家的勢力，統一日本。既然他是以忍耐得國，自然把這種內斂的烏龜作風當成治國的不二法門傳給子孫。面對傳來的歐洲文化，正在積極建設統一和平國家的德川幕府不能容忍。於是他們想到了明朝的故事，從1630年到1641年，緊鑼密鼓的連續頒布了一件比一件苛刻的鎖國法令。最終完成了日本的鎖國。從法令內容上看，禁止日本人駛往外國，嚴格限制外國人在日本的活動，是模仿了明朝的法律，而命令國外日僑限期回國，又開闢了清朝限制人民外流的先河。因此可以不無理由的猜測：中日的海禁和鎖國，存在一定程度的彼此“借鑑”。 　　總之，日本的鎖國，比中國可以說是有所過而無不及。這也就雄辯地證明了限制和斷絕人民與外國的交流，並不是某一朝或某一族愚蠢或邪惡用心的產物，而是封建社會後期維護專制統一所必需的手段。在歐洲，因為沒有出現統一的帝國，而各國之間又彼此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很幸運的沒有出現這種尋求絕對安全的政策。也許中日的鎖國和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農輕商的傳統和儒家不思進取的道德取向有關。無論如何，日本鎖國的結果跟明朝海禁是一樣的，遠洋航行的成果很快喪失殆盡，日本再也得不到外國情形的準確消息。外貿利益幾乎全都落入到外國商人，尤其是走私商的手裡。唯一走運的是：德川幕府初期，軍事還沒有墮落，而且日本國土小，各大名各守其地，不容易出現空隙。因此沒有遭到海盜的肆意劫掠。 　　就這樣，中日兩國都沉寂到各自的盛世中去了。清朝正在越來越艱難的維持着無數人口的生活，日本正在提高自己的人均壽命和教育水平。但它們都沒有能夠從內部打破自己的傳統發展模式。也許倭寇戰爭的失敗已經證明了：能夠提出獨立經濟和政治要求，不滿現狀的商人，是無法與汪洋大海一樣的地主/佃農封建農業相抗衡的。數量巨大的地主階級是封建社會的有效穩定器，他們只需要有限商業作為補充，商業的大發展必然干擾他們平穩的農業收入，使安寧的生活陷入動盪，這是地主們所不願意看到的。而在中國，城市是地主階級的集中居住所和政權的中心，它無論多大，多繁榮，都不可能形成對抗封建經濟的堡壘。甚至商人內部，大部分也要走“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老路，這種經濟模式是不會進化出什麼資本主義來的。最後，明清時期的人口壓力及傳統的多子多福觀念，也使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一切技術改進成為沒有必要和沒有可能。因此，像走私海商這樣積極進取的商人，註定只能成為另類，成為極少數，為大多數人所憎惡。只能和跟他們走的沿海貧民，乃至各種犯罪分子聯合在一起，他們不可能取得勝利。 　　一種結構如果不能從內部打破，就只能指望外部的力量。結果是我們都看到的了。從1840年開始，中國不斷地被打敗，不斷的蒙受恥辱，一天天的削弱下去。然而，歷史真的只能這樣發展嗎？ 　　倭寇戰爭的全過程中，一些人一直在靜靜地觀察着。最後，他們得出結論：中國是容易征服的。這些人是將生死置之度外的航海勇士；是不畏艱險的探險家；是見利忘義的商人；是英勇強悍的戰士；是老謀深算的陰謀家；也是為理想可以犧牲一切的宗教狂。他們在幾乎行遍全地球的航海中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當時的中國人想都想不到的，與大自然搏鬥和與人類搏鬥的豐富經驗。這些人就是西班牙殖民者。早在1569年7月8日，馬丁·德拉達寫給法爾塞斯侯爵的信中就提出征服中國很容易。但策划具體方案，則是在1576年，菲律賓總督佛朗西斯科·桑德收集了中國的各種情報——當然也包括倭寇戰爭的戰況——之後，把自己的構想以信件方式呈給了菲利浦二世。他指出：“中國人不好戰，不善使武器。只要有200人一夥的海盜就能洗劫一座3萬人的大城。”如果能集合4000-6000軍隊，配備正規的武器，就可以戰勝明軍。他提出可以先派2000-3000人占領一省，取得制海權，然後就可以深入內地。最後，桑德指出征服中國將獲得巨大的收益。並願意捐獻自己的財產來資助戰費。 　　應該說，桑德的計劃雖然建立在大量情報基礎上，但仍有理想化的成分。比如他認為武器的補充，可以通過削竹子然後配備中國的鋼鐵矛頭來解決。這就跡近笑料了。因此1577年4月29日，菲利浦二世回信說：征服中國應慢慢考慮。目前應保持與中國的良好關係，尤其不要與海盜交往，以免給中國以口實。 　　這之後，在菲律賓傳教的耶穌會士桑切斯，進一步的收集情報，並作了更嚴格的論證之後，撰寫了更詳細的作戰計劃，經菲律賓地方政府審核同意，再次呈交國王。與桑德的方案相比，做了幾個改進：一、軍隊規模更大，準備更充分。需徵集1-1.2萬歐洲士兵，配置西班牙正規軍的各種武器，包括大型火繩槍和鎧甲。還要在亞洲再募集5-6千日本人和同樣數量的菲律賓維薩亞人；二、強調了突然襲擊的重要性，要在中國還沒有戒備的情況下取得勝利；三、充分利用當時已進入中國的利瑪竇和羅明堅等傳教士作為翻譯和嚮導。[122] 　　應該說，這個計劃單就作戰而論，可行性已相當高。它建立在傳教士們親身經驗的基礎上。中國在當時仍是一個巨大而收入可觀的農業國家，經濟上充滿誘惑。但中國人非常怯懦，士兵既無訓練也無勇氣，武器簡陋，以至於被稱為“沒有大炮”的國家；中國軍官嚴重缺乏軍事素質；官員只講究繁文縟節，效率低下；司法極其黑暗，犯人既得不到公正審判，也不能得到人道的待遇，以至於自殺成了一種解脫；中國人並且極度無知。對科學和技術幾乎毫無了解。[123]這些缺陷在正規戰爭中都是足以致命的。1萬士兵搭乘的帆船，如果按戰船配備，至少會有數百門大炮。這麼多炮卸下以後可以作為野戰炮使用，發揮巨大威力。16世紀末期的明軍，既沒有能穿透板甲的兵器，也沒有能抵禦火繩槍的盔甲；既沒有能攻破堅城的大炮，也沒有能夠抵禦炮火的防炮要塞。比武器的差距更可怕的是士氣和訓練的差距。笨重的西班牙方陣其實是不適用於南方的，而且也無法迅速追擊和殲滅敵軍。但明軍的素質卻能使他們的威力充分發揮。如果說戚繼光在回到廣東以後驚呼軍隊的情景慘不忍言的話，西班牙軍隊見到同樣的場景，是會很高興的。最後，西班牙的專業將領，指揮能力也遠在明朝的督撫之上。 　　然而，如果仔細研究這個方案，我們就會發現它仍是一個妄想的產物。1萬餘人穿越萬里，途中如何得到給養？當時沒有蘇伊士運河，從伊比利亞半島乘船沿西北風南下，到西南非只有津巴布韋算是大國，但它的農業也相當有限。繞過好望角以後，直到印度才是大農業區，但如何確保那裡確實有糧？如果要武力劫奪，為什麼不直接征服印度南部？從印度繞過馬六甲，才能登陸中國。但船隻的維修、疫病的防治，該如何做？戰爭不可能永遠一帆風順，萬一不利，以當時菲律賓連自給都做不到的可憐能力，如何補充軍隊？方案中說要招募5-6千日本人，這麼多人如何招募？又如何訓練，如何協同？即使順利登上中國的土地，軍隊不可能只靠竹矛作戰，當時中國的手工業能力比西班牙已有差距，彈藥的補給，破損武器的維修，要到哪裡去進行？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如果大軍東征之後法國或英格蘭有異動，怎麼辦？ 　　正因為稍有頭腦的人都會知道這個方案的不可行，因此它最後也就確實沒有實行。但從現代人的眼光看，仍希望這場遠征能成為事實。因為受限於後勤，中國是註定不會亡於西班牙的，即使亡了，因為雙方民族差異太大，而且中國人口極多，也可以容易的復國。無論如何，都可以從戰鬥中獲得大量有關歐洲先進技術的知識。失敗永遠比勝利刻骨銘心，洋務運動早三百年發生，結果將完全不同。對技術的積極學習一旦開始，各方面的學習也會順理成章的發生。19世紀中葉，隨着殖民地的發展和航海技術的進步，歐美列強能夠對中國進行一連串的沉重打擊，把中國越打越弱。但16-17世紀則完全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換句話說，西班牙人僅僅能驚醒麻木的巨龍，一旦驚醒，再要擊倒它就難了。 　　可惜，這種從外部擊破封建社會的構想，只能存在於幻想之中。事實是一切都沒有發生，西班牙一直都是中國忠實的朋友，儘管直到1797年，菲律賓總督阿吉拉爾仍提出征服中國的建議，但即使在19世紀後期，中國衰落到極點的時候，西班牙也沒有趁機欺凌它。對這個嗜血的殖民國家來說，這種友誼算是十分難得。 　　總之，一切都結束了，但結束也是開始。1637年，四艘武裝商船進入珠江口，炮擊毀壞了虎門炮台，劫掠24包絲綢揚帆而去。他們不是倭寇，他們是由威德爾率領的不列顛王國的商船隊。 參考資料與注釋 　[1] 《明書》卷八十三 傅維麟著； [2][4]《明史·佞幸傳》； [3] 《李朝實錄·中宗實錄》，轉引自:《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中華書局1980年版，上編； [5] 嚴嵩、嚴世蕃的事跡，見於《明史·奸臣傳》； [6] 灰色，現代用語，常用於形容不甚合法，但又不是嚴重違法；或者不違法而不合一般道德；或者游離於合法與不合法之間的行為； [7] 中國古制，一頃相當於一百畝，明代一畝相當於0.92市畝，約613.364平方米； 　[8][13]《明史·食貨二·賦役》，明代的一石，容積約為102250毫升； 　[9] 弘治十三年例，見《續文獻通考·征榷考》； 　[10] 約相當於陽曆10月初到3月中，本文以下如無特別說明，所說月份日期，都是中國傳統曆法； 　[11] 從唐到清，度量衡一斤大致相當於1.2市斤，約600克； 　[12] 中國傳統曆法，約每19年會有7個閏月； 　[14] 《明史·食貨志》 　[15]《明世宗實錄》卷123，轉引自《明實錄類纂·經濟史料卷》； 　[16] 《籌海圖編》鄭若曾、邵芳、胡宗憲著 　[17]《紀效新書》中明確規定軍中一步應為五尺，明之一尺約合32厘米； 　[18] 以上關於明朝火器，多來自戚繼光的十四卷本《紀效新書》的第三、第十二卷有關部分。因為戚繼光的生活年代正好處於倭寇戰爭期間，而且是一個很有戰爭經驗的人，他的說法是很有參考價值的。另外還參考了《中國軍事史》第一卷和《中國科學技術史·軍事技術卷》的有關部分。略去了很多類型的傳統火器。比如大將軍炮、各種火藥罐之類。因為它們和上面所描述的傳統火器之間大同小異，而且實戰效果不佳。其實只要頭腦不是昏得太厲害的人，都可以明白用紙紮的飛去來火藥筒和用香火作時間引信的水雷之類世界第一，會有什麼實戰價值； [19] 十四卷本《紀效新書》第三卷，火藥解； [20] 關於明代火器容易炸膛，不僅《紀效新書》多有提及，幾十年後的趙士禎《神器譜》中也提到了。並且他正確的指出：必須用木炭煉鐵才能解決這個問題。但在林業萎縮的大環境下，這是很難做到的。而焦炭煉鐵的普及，甚至要到共初； [21] 小鏢的說明，在十四卷本《紀效新書》第十二卷，根據其附圖的說明，“重四兩”應為鐵尖的重量，全槍重僅四兩，也不大可能。但前面的犁頭鏢附圖卻寫着“重二斤”，1.2公斤的鐵頭，對於標槍來說似乎重了點。但對於這種用於戰艦望斗或船尾的特殊標槍，也是可以理解的； [22] 刀的數據我曾查閱各個刀劍網站和論壇，但沒有確切數字。因此採取了十四卷本《紀效新書》中第四卷的說法。戚繼光關於刀的數據是確定的：長三尺二寸，重一斤十兩。但考慮到古代手工鍛刀很難有統一的技術規範，因此不能用這個規定來套所有的戰刀； [23] 冷兵器、城防和戰船，主要依據十四卷本《紀效新書》的第四、十二、十三卷。並參考了《中國軍事史》第一卷和《中國科學技術史·軍事技術卷》的有關部分，以及《大明會典·軍器》。同時，也在網上瀏覽了輕兵器論壇和一些刀劍論壇。關於頭盔和盔甲，我曾在北京軍博觀看過； [24] 明代軍官的選拔、教育和武舉制度，見《明史》選舉志一、二，及職官志；《大明會典》卷一三五、卷一五六； [25] 嘉靖年間的明軍軍官狀況，可見戚繼光的十四卷本《紀效新書》第一卷的“大將旗鼓解”和“練旗”；以及第十四卷，練將篇。《萬曆十五年》第六章，不過黃仁宇先生身在國外，對個別細節的描述，並不很準確； [26] 吳晗《明代的軍兵》 第169頁； [27] 明代的軍和民兵不同。前者為世襲，後者為招募而來。因為自告奮勇而且自帶武藝，所以工資也高。軍俸一月一般是谷一石，還有幾斗的。兵發貨幣工資，以日計算，一天至少有三分銀。嘉靖年間的糧價一般為五錢銀一石大米，而一石米約合兩石谷。這樣兵的收入就是軍的三倍以上； [28] 唐順之《條陳海防事略疏》； [29] 火繩槍手的種種表現，可見於十四卷本《紀效新書》的第三卷神器解、第四卷短器長用解、第六卷校火器； [30] 見《平倭四疏》卷一及十四卷本《紀效新書》。尤其是夜營解。這段文字着實令我驚訝。明軍寧可空着肚子疲勞不堪的跑到十幾公里外的城市裡宿營，也不肯自己修建有防護的營盤。其愚蠢顢頇至此； [31] 蒙古與明的戰爭見《明史·韃靼傳》，終明一世，除了在朱棣之前的50多年裡能對蒙古保持優勢以外，從1449年開始，直到北方和平的基本實現，一百多年間都處於絕對劣勢； [32] 主要依據《明史·日本傳》和汪向榮、汪皓合著《中世紀的中日關係》，關於日本歷史並參考了一些網站，比如新戰國聯盟論壇的資料。足利義滿對中國相當痴迷，這似乎促使他採取與中國一樣的改朝換代行動。如果大自然再多給他二十年壽命，是否日本就不會有萬世一系的天皇了呢？也算一個有趣的問題； [33] 《中世紀的中日關係》第190頁； [34] 轉引自《中世紀的中日關係》第259頁；永正和大永都是後柏原天皇年號，永正從1504年至1520年，大永從1521-1527年； [35][37] 均見《明太祖實錄》，轉引自《明實錄類纂·經濟史料卷》； [36] 《大明律·兵律三》“關津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關於船的大小，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卷七五作“三桅”。從法律的本意和當時的造船技術看，顯系筆誤； [37] 《中世紀的中日關係》第204頁； [38] 《明史·日本傳》、《中世紀的中日關係》第118頁、146頁；另有正德四年冬（1510年初）的所謂入貢，不是幕府的本意，而是細川氏為修建孔廟而派往中國請求援助的。因此不算在內； [39] 《明史·日本傳》中將臨清事件放在給價交涉前，一般認為是進京途中發生。但錢未到手，因細故得罪中國官府，冒失去收入乃至生命的危險，不合情理。如果是歸途，則可以用收入不合預期的鬱悶心理來解釋。後來弘治九年的殺人事件也是發生在歸途中，可為佐證。古文中的邏輯和文法是不如現代那麼清楚科學的； [40] 《憲宗實錄》，轉引自《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 [41] 日本歷次入貢的情況主要依據《明實錄類纂·涉外史料卷》的相關部分、《明史·日本傳》和《中世紀的中日關係》第六、七、八、九、十章； [42] 《籌海圖編》卷三《倭好》、謝杰《虔台倭纂》上卷《倭利》、徐光啟《海防迂議》（引自《徐文定公集》）； [43][44] 以上兩事及日本刀的價格數據，轉引自《中世紀的中日關係》第200-201頁； [45] 明實錄內容轉引自戴裔煊著《明代嘉隆間的倭寇海盜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正文第1頁，朱紈事跡見《明史·朱紈傳》（第215卷）； [46] 轉引自北大圖書館所藏H.柯甘（H.Cogan）翻譯的英文版《旅行記》：The Voyages and Adventures of Feonand Mendez Pinto 第307頁； [47] 1547-1552年之間的盜商內部的火拼可見萬表《海寇議·前》及王直的《陳悃報國以靖邊將以弭群凶疏》（采自采九德《倭變事略》卷四附錄），《自明疏》中指出具體的人名，說擒獲陳四是海道衙門通過寧波府唐通判、張把總委託他進行的，並許諾事成之後錄功申奏； [48] 《海寇議》中說：“雖有一二新發番船，俱請五峰旗號，方敢海上行駛……五峰之勢，於此益張，海上遂無二賊矣。” [49] 倭寇戰爭歷次戰鬥的經過，如無特別說明，主要依據《明史·日本傳》及鎮壓倭寇的諸將領傳記，主要是第212卷的列傳一百和第205卷的列傳九十三。《明實錄類纂》的涉外史料卷和軍事史料卷。《倭變事略》和《籌海圖編》； [50] 狼土兵，當時對壯族土兵的稱謂。狼人是漢人對壯族人的蔑稱，音譯自壯人自稱：Bouxraeuz。但實際上這個稱呼泛指僚民族中的一切分支，並不只限於壯族； [51] 瓦氏夫人其實並不姓瓦，她的小名為meh va，是壯語中“阿花”的意思。成年後的尊稱為Mehvaj，另有Yahdaiq的拚法，與壯族原始宗教中的yahva（花神）讀音相近。無論哪個稱呼都沒有“瓦氏”的意思。而且她的丈夫也不姓瓦——雖然壯族沒有婦女從夫姓的風俗； [52] 《壯族通史》中卷第710-711頁中，關於幾次敗戰的日期與王江涇之戰的日期，均與其他書籍不同，但其資料來源又寫着是《倭變事略》卷三，不知是怎麼回事； [53] 明史中對張經和俞大猷在王江涇之戰前的作戰意圖的表述自相矛盾。《俞大猷傳》中說：“總督張經趣之戰，大猷固不可。”而《張經傳》中卻說“會侍郎趙文華以祭海至，與浙江巡按胡宗憲比，屢趨經進兵。經曰：‘賊狡且眾，待永、保兵至夾攻，庶萬全。’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不聽。”從當時的情況看，似乎俞大猷不會在自己管轄的壯族軍隊連遭失敗的情況下主動進兵。那麼難道是張經在史書中被美化了？但從後來趙文華的激烈反應看，似乎也並非如此。可能張俞二人只是在以公文往來敷衍趙文華； [54][55] 汪森《粵西叢載》卷24，《土兵》條，卷56《兩廣事宜疏》； [56] 明代一里合約476.7米； [57] 關於此戰倭寇人數和行為的評論，見《籌海圖編》作者之一鄭若曾在《橫涇之捷》下的按語。轉引自《中世紀的中日關係》第277頁。另該書作者認為這股倭寇進行自殺式攻擊的原因可能是：他們是安徽徽州歙縣出身的貧民，最後的目標是回到故鄉報復和懲罰欺辱過他們的官吏地主。這個估計的猜測性太大，難以完全信用； [58] 《中國軍事史》附卷《歷代戰爭年表·下》第367頁作“三千餘人”，顯系筆誤； [59] 關於火繩槍傳入日本的過程，主要的依據是文之玄昌的《鐵炮記》。但除了“五峰”這個名字，此人其他情況都不詳，有人提出此五峰並非王直。但具體的考證文章我沒有看到，這件事與下文的故事都轉引自《中世紀的中日關係》第268頁。； [60] 《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三十四冊《九邊四夷》第五十一頁； [61] 萬表《海寇議·前》； [62] 徐海的出身，見於《倭變事略》卷四、茅坤《海寇後編·下》、《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〇《浙江八》、談遷《國榷》卷六十一嘉靖三十五年八月辛亥條； [63] 轉引自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二《日本》； [64] 轉引自《崇相集選錄》附錄，該文並指出倭寇中的日本人“絕與其國王不相聞”； [65] 宗臣的原文，很遺憾我無法找到。這段文字來自網上，未經核對； [66] 唐律，實施反逆者，除本犯及其父子處斬外無死刑，謀反不成者只處決本人，狂言造反而沒有實際行動者流二千里。元朝法律“諸父謀反，子異籍不坐”。可見到了封建社會後期，隨着社會的僵化和進步的停滯，政權的合理性越來越難以證明，統治者只能用最野蠻的恐怖手段來保護自己； [67]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九《正名篇》； [68] 見《海寇議·前》； [69] 這裡參考了維基百科《簡述日本刀的基本常識》 http://www.2dao.cn/Article/Print.as...leID=451&Page=5 以及日本的日本美術刀劍保存協會網站： http://www.touken.or.jp/ 全日本刀匠會： http://www.touken.or.jp/ 叢雲會門戶網站： http://www.murakumokai.jp/index.htm 可惜我看不懂日文，所以除了少數英文外，只能根據其中的漢字猜測意思了。所幸圖多，還不至於差太遠； [70] 明末佚名所繪《倭寇圖》中對倭寇外貌和武器的描畫比較真實，可作為參考； [71] 這段話據說出自王忬，但現在沒有找到王忬的文集，時間倉促，無法證實； [72] 見王世貞《弇州史料》卷三〇《後集》； [73] 均見於《殊域周咨錄》卷三《日本》； [74] 倭寇擄掠財富的情形主要依據《倭變事略》卷三和《殊域周咨錄》卷三《日本》。擄掠人口的情況將在下面的一些戰鬥中提及。《倭變事略》中還提到了擄掠婦女，令其白晝繅繭，夜晚姦淫。這個大體可信。至於“束嬰孩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剖孕婦之腹，卜視男女，所至積骸如陵”之類罪狀，從《史記》的商紂王到歷代外族軍隊、農民起義軍，再到近代的葡萄牙、西班牙傳教士、英法侵略軍、日本軍，都是如此。這恐怕只能算是一種中國特色的文學化控訴了； [75] 見《倭變事略》卷二； [76] 王直的事跡和被騙降的過程，除《明史·胡宗憲傳》、《籌海圖編》、《海寇議》等書外，可見《明書·亂賊傳》； [77] 葉麻，一作麻葉。辛五郎，明朝公私史書都稱他為“大隅島主之弟”，但辛五郎並非日本常見人名，似為新五郎之誤，姓不詳。島津貴久並沒有叫新五郎的弟弟，這個新五郎可能是大隅國人眾中的一個武士； [78] 《嘉靖東南平倭通錄》中稱在桐鄉胡宗憲已經給予徐海重賄，卻不給陳東，以此挑撥二人關係； [79] 據《嘉靖東南平倭通錄》。從徐陳葉辛的地位來看，這個數字基本上是可靠的； [80] 《明史·胡宗憲傳》作“山口、豐後二島主源義長、源義鎮”。說明直到最後，明廷對日本的政治仍是一無所知。如此自閉，怎麼可能有外交成就； [81] 見《嘉靖東南平倭通錄》嘉靖三十六年； [82] 《明史》的日本傳和胡宗憲傳、《嘉靖東南平倭通錄》都持此說。《殊域周咨錄》卷二別傳卻有另一種說法：在胡宗憲上書說明王直的要求以後，明廷令他”相機擒剿”，宗憲遂密令戚繼光和張四維在寧波設下埋伏，擒拿王直； [83] 談遷的話見《國榷》卷62。徐光啟的話和朱克敬的話都來自網上，我沒有原書，無法核實； [84] 俞大猷的經歷主要依據《明史·俞大猷傳》； [85] 戚繼光的生平主要依據《明史·戚繼光傳》和《戚少保年譜耆編》中華書局2003版； [86] 戚繼光的軍事理論主要依據十四卷本《紀效新書》； [87] 明中後期的把總包括一般把總和欽依把總、名色把總等大把總。另《紀效新書》中多處提及營下為司，但第一卷“誓師旅”中營把總宣誓完畢以後直接輪到哨官宣誓。可能是失誤； [88] 倭寇戰爭中的實踐常是一支三千人的軍隊便由參將指揮。六千人以上幾乎必然由總兵指揮； [89] 與明朝同時的西歐和日本刀劍，常採用長短配合，作戰時根據需要選用，相得益彰。另關於迅速拔刀（劍）的方法，可以參閱並檢索以下網站的論壇： 古代兵器論壇：http://www.myarmoury.com/talk/index.php 國際刀劍論壇：http://forums.swordforum.com/ 羅馬軍事論壇：http://www.romanarmy.com/rat/viewforum.php?f=17 [90] 古代兵書忽略細節和可行性的問題從《孫子兵法》開始就一直存在。其實孫武本人是有豐富軍事經驗的，並非空口說玄話。只是在當時用刀簡寫作不易，他將自己的主張高度濃縮理論化了而已。後世作家沒有他那樣的經驗，卻喜歡效法這種文風，當然不能達到同樣的成就。戰國後期的《六韜》脫離實際的問題已經比較明顯，唐代的《神機制敵太白陰經》中更是給出了弓十分、槍也十分、弩二分、陌刀二分的荒誕武器配置； [91] 引自《嘉靖東南平倭通錄》嘉靖三十四年； [92] 轉引自《萬曆十五年》第184頁； [93] 引自張燮《東西洋考》卷七《稅餉考》； [94]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六《福建六》，郭造卿《防閩山寇議》。後來傅元初的《請開洋禁疏》也有同樣語句。但所說的是禁福建人民與荷蘭交往之事； [95] 張璉的事跡見《嘉靖實錄》，另有黃佐《泰泉集》卷四七、林大春《井丹先生集》卷一一，以上兩文均轉引自《明代嘉隆間的倭寇海盜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 [96] 這件事可見俞大猷《正氣堂集》卷一三的《請破張璉巢以致其歸》、《計擒張鏈》、《廣兵持鏈》。鍾秉文《烏槎幕府記》代表了廣東方面的說法：按察副使馮皋謨親自主持了對義軍的攻心工作，使叛徒郭玉鏡等暗通曲款，擒獲張鏈； [97] 所謂張璉沒有死，而是逃到外國的說法流傳甚廣。可見陳吾德《謝山存稿》卷一、《續文獻通考》卷二三六《三佛齊》、《東西洋考》卷三《舊港》注等； [98] 此處據《明史·戚繼光傳》，《嘉靖東南平倭通錄》作五卒； 　[99] 倭寇圍城的時間，《明史·戚繼光傳》作三日，《嘉靖東南平倭通錄》作三月； 　[100] 《霍勉齋集》卷一二《平廣東倭寇議》轉引自《明代嘉隆間的倭寇海盜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第24頁； 　[101] 《嘉靖實錄》卷四九二嘉靖四十年正月潘季馴疏； 　[102] 廣東倭寇的首領出身，許棟見鄧鍾《籌海重編》卷三《廣東倭變記》、吳平見《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四《福建四》、曾一本見《井丹先生集》卷一五《上谷中丞書》、林道乾見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三。另廣東潮州、饒平清時的地方志也有提及，可惜我無暇到廣東察證； 　[103] 此事見《正氣堂集》卷一五的《集兵船以攻叛兵書》和 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o.1949.pp.115-117； 　[104] 前一種說法見《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四《福建四》；後一種說法見順治年間《潮州府志》卷七《吳平之變》和杜臻《粵閩巡視紀略》下卷，轉引自《明代嘉隆間倭寇海盜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 　[105] 曾一本的經歷見《隆慶實錄》卷一四隆慶元年十一月丁已條，及《粵閩巡視紀略》下卷； 　[106] 郭棐《粵大記》卷三《海島澄波》條，《明史·張元勛傳》； 　[107] 這個姓名應該和日本的某姓氏對應，可惜我不懂日文，所以無法推出。希望有熟悉日文的網友提供幫助； 　[108] 林鳳的事跡主要參考《萬曆武功錄》卷三《林鳳傳》； 　[109] 見於他的著作《御倭雜著》； 　[110] 見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亂》； 　[111][112] 《東西洋考》卷七《餉稅考》； 　[113]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六《福建六》附郭造卿《防閩山寇議》； 　[114] 關於戚繼光的德行，可以參考《萬曆十五年》第193-194頁，及其引用的資料； 　[115] 《東西洋考》卷三《大泥·吉蘭丹》、《明史》卷三二五《浡泥傳》有同樣的說法； 　[116] 關於戚繼光對北方軍隊的改革，主要依據《練兵實紀》； 　[117] 很有趣，一個半世紀以前，胡斯戰爭中也曾多次使用車陣，並取得成功。古老的戰車在東西方先後復活，是否是火器運用史上的必然過程？另一方面，是否16世紀後期明軍的火器運用只有歐洲15世紀上半葉的水平？——儘管從兵器方面說絕非如此； 　[118] 見《中國與西班牙關係史》第85-86頁； [119] 王士鶴《明代後期中國——馬尼拉——墨西哥貿易的發展》，《地理集刊》第7號。當時的比索重約25克，含銀96%； [120] 前一個數據見傅衣凌《明史新編》第320頁，後一個數據見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第207頁。但該作者的“幾乎所有的白銀最終流入中國”的說法，我沒有找到可信的證據； [121] 現在中國銀礦總儲量居世界第五位，並不算少。但和大多數礦藏一樣品位較低，開採成本高。而且分散難采，因此在古代技術條件下無法充分利用； [122] 以上兩個方案，轉引自《中國與西班牙關係史》第75-77頁； [123] 16世紀後半葉到17世紀前半葉，西班牙傳教士的中國紀行不少。現在已有中文版的就有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加列奧特的《中國見聞錄》、克魯茲的《中國情況記》、《利瑪竇中國札記》等等。現在網上有一篇“節選”，似乎叫《古代外國人描述的明朝時期中國》。之所以打雙引號是因為該引者很“明智”的略去了其中的一些內容而保留另一些，以此表示他對“大明”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