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烈：《江青傳》第十一章 又入雲霧 “政治夫妻” 江青在第三次“露崢嶸”——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之後，又處於雲遮霧障之中了。 江青從前台又一次退到幕後，是因為她再度犯病了。 她定期作身體檢查。這一回，全身檢查結果，表明心肺正常；肝膽正常，血液正常，腸胃消化稍弱。然而，在作婦科檢查時，北京協和醫院的大夫認為，子宮頸口長期糜爛發炎，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生長腫瘤，需要進行治療。 腫瘤？癌症？剛剛步入不惑之年的她，聽到這消息如五雷轟頂！性命第一。她不得不把政治上的野心擱在一邊，忙着治病保命。 她再一次要求去蘇聯治療。保健大夫為她寫了報告給毛澤東，毛澤東當即指示同意。 於是，她第三次飛往蘇聯，住在莫斯科郊區原斯大林別墅。 據朱仲麗回憶，蘇聯大夫檢查後，只懷疑江青可能患子宮頸癌腫，但不能確診。蘇聯大夫建議她休養一段時間，進行觀察。 她在蘇聯住了些日於，仍不能確診。江青無奈，只得回國休養。 回國之後，國內的大夫又對她的病進行會診。大夫們的結論是“子宮癌腫”，建議她作子宮切除手術，這樣可以達到根除的目的。 “一個女人怎能沒有子宮！”江青堅決反對作子宮切除手術——原本這是婦科常見手術，對身體並無太大的損傷。 不能作子宮切除手術，那就只好進行放射治療。如朱仲麗所說： “在這個問題上，江青吃了大虧。她採用放射治療，致使全身虛弱，白血球減低，出現許多後遺症，休養了好多年。如果從另一個角度講，也是一件好事，因為至少她少做了不少壞事。” 不過，她總以為蘇聯的醫療水平比中國高，她需要蘇聯醫生的確診，而且希望到蘇聯進行放射治療。 於是，中國大夫帶着她的病歷、病理切片專程飛往莫斯科，和蘇聯大夫一起會診，最後，決定請她來莫斯科，作放射治療。 這樣，江青第四次飛往蘇聯治病，依然住在莫斯科郊區原斯大林別墅。 毛澤東一九五六年初致宋慶齡函中，提及了江青“到外國醫療”。原文如下：① ①《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親愛的大姐： 賀年片早已收到，甚為高興，深致感謝！江青到外國醫療去了，尚未回來。你好嗎？睡眠尚好吧。我仍如舊；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幾年大概還不至於要見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養身體。 毛澤東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蘇聯大夫精心治療她的病，因為他們知道她是毛澤東夫人。經過鑽放射治療，三個療程順利地進行，把她的子宮頸瘤徹底治好了。 經過療養，江青的白血球數也回升到五千。 經過複查，江青已經康復，可以回國了。 在回國前夕，如朱仲麗所憶： “她提出如何預防的問題，又提出將來再並發其他疾病問題。教授都詳細地一一解答了，還告訴她在一年之內不能同房。她馬上乾脆地答道：‘我們早就不在一塊，我同毛澤東同志是政治夫妻！’” 其實，江青和毛澤東感情的淡漠，不光是因為她患了婦科病。早在她患病之前，就連吃飯，她也跟毛澤東分開了。 如李銀橋所憶，那是江青過分挑剔飲食之後，毛澤東發話了：“我就是土包子。 我是農民的兒子，農民的生活習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開。今後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飯菜按我的習慣辦。江青住的房子穿什麼衣服吃什麼飯菜按她的習慣辦。我的事不要她管，就這樣定了！” 從此，毛澤東和江青分開吃。即便是在一個飯桌上吃飯，仍各吃各的菜！ “驕楊”風波 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時，決定正式任命毛澤東的秘書，即陳伯達、胡喬木、葉子龍、田家英、江青，人稱“五大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為政治秘書，葉子龍為機要秘書，田家英為日常秘書，江青為生活秘書。 在提名江青時，毛澤東曾表示反對，說江青不行。常委們經過討論，認為毛澤東的生活秘書還是由江青擔任比較合適、方便。 這樣，江青有了一項正式任命，即毛澤東的生活秘書。此外，她還有兩項職務，即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文化部電影局顧問（原先的“電影指導委員會”取消了）。 自從被正式任命為毛澤東的生活秘書，江青也就成了副部長級的幹部了。這時的她，那“心腹之患”，仍是疾病。她擔心放射治療不徹底，擔心癌腫轉移，她顧不上再插手政治，處於長期療養之中。 炎暑，她來到北戴河，下榻於中浴場一號平房。她在那裡打撲克，散步，游泳。與眾不同的是，別人下海，要麼赤足，要麼趿雙拖鞋，走過沙灘，而江青總是 穿一雙薄薄的軟底鞋，一直走到海水跟前，才把軟底鞋脫下。這是因為她的右腳比普通人多長了一個腳趾，她不願意給別人看到。 她只會“狗刨”式。有一回，她在那裡見到王光美游泳。這位劉少奇夫人時而側泳，時而仰泳，蛙泳如“浪裏白條”。江青深為慚愧，游泳的興趣頓減，把更多的時間消磨在打撲克牌上。 冬日，她去南方療養，要麼住廣州，要麼去杭州、上海。在杭州西湖雷峰塔右側，在上海西郊，借毛澤東的名義，她修建了別墅。 一九六二年春，陳雲和夫人于若木來到上海，被安排住進太原路上海交際處管理的一幢房子。剛進門，就覺得屋裡特別的豪華和奇特：綠色的地毯、綠色的沙發、綠色的窗簾，就連桌子、馬桶、馬桶蓋上，也鋪着綠色的絲絨！ 陳雲覺得奇怪，這房子他曾住過，室內並沒有這等特殊的裝飾。一問，才知此處後來江青住過，她說她喜歡綠色，綠色使人心境愉悅。她要求上海交際處照她的意見，對屋裡裝飾進行一番“改造” 于若木對警衛處處長說：“請你向交際處負責同志轉達一下，這幢房子的裝飾很彆扭。我的意見是把這些窗簾都取下來，換上原來舊的。換下來的窗簾可以拿到市場上供應群眾。” 交際處負責同志頗為為難，說道：“那還要去請示江青同志。”因為江青說不定哪一天會再來住些日子，看到裝飾變了，會發脾氣的。 據云，僅上海一地，按照江青吩咐作如此特殊裝飾的房子，還有三處。 江青對住處的要求頗為苛刻：她怕聲音，據云，雜音會影響睡眠，下榻之處要絕對的安靜，甚至連席夢思床墊在她翻身時那彈簧也不能發出半點聲音！當然， 在夏日，她的住處四周的樹上，更是絕不允許有蟬鳴聲！她的屋裡，不論春、夏、秋、冬，一律要保持二十二攝氏度，不能高一度，也不能低一度！ 玩厭了撲克，她開始養猴、玩猴。 經過療養，她因放射治療造成的白血球減少，漸漸恢復正常。放射治療導致的急性膀胱炎也痊癒。慢性膽囊炎早已治癒。不過，過分的無聊，加上對於疾病的過度恐慌、疑慮，又導致了神經官能症。 憑着“第一夫人”的身份，她時時電召專為高幹服務的大夫們，今兒個會診，明兒個為她進口藥品…… 她不斷地調看外國影片。就連她看電影時的沙發椅子的要求也不同常人，必須做到連坐三個小時臀部無麻木之感！ 一位電影界人士在陪她看外國電影時，偶然說了一句某位外國攝影師很注意“出綠”。所謂“出綠”，便是影片中注意突出綠色，而且使各種綠色在畫面中很有層次。她聽中了這話，所以要求她所住的房間也“出綠，也“綠有層次”！ 她作為演員，原本喜歡拍照，左一張劇照，右一張生活照，這自然有攝影師為她效勞。她自己並不會拍照。在蘇聯療養時，身邊沒有攝影師，而她又希望到處留影，她就買了架照相機，開始學習攝影，這時，她到處遊玩，對攝影的興趣更濃。 她花費外匯，從香港進口一架高級照相機，每到一地，就用攝影打發時光……她在電影界工作過，有一定文藝修養，因此她學攝影，進步倒也快。只是忙壞了中南海的攝影師們，要幫她沖膠捲、印照片。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詩刊》創刊。創刊號上，發表了毛澤東致《詩刊》主編臧克家的一封信，同時發表了毛澤東詩詞十八首。這是毛澤東詩詞首次正式發表——雖然他的那首《沁園春•雪》在重慶談判期間，曾被重慶《新民報晚刊》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傳抄發表。 毛澤東詩詞十八首的發表，傳誦一時。正在湖南長沙第十中學工作的毛澤東的好友、柳直苟夫人李淑一仔細讀了毛澤東的詩詞，記起毛澤東當年跟楊開慧戀愛時，曾寫過一首《虞美人》送給楊開慧。李淑一是楊開慧的密友，跟楊開慧無話不談。楊開慧收到毛澤東詩稿，給李淑一看過。 李淑一記得，毛澤東那首《虞美人》全文如下： 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夜長天夜怎難明，無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曉來百念皆灰燼，倦極身無憑。一句殘月向西流，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 如本書第一章寫及的那樣，李淑一給毛澤東去信，寄去她的舊作《菩薩蠻》，並要求毛澤東把舊作《虞美人》抄寄贈她——因為她只是憑藉記憶默出《虞美人》，不知是否有訛誤之處。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復函李淑一，說：“開慧所述那一首不好（引者註：指《虞美人》），不要寫了罷。有《遊仙》一首為贈。” 毛澤東贈李淑一的《遊仙》，也就是他寫信當天所作的新詞《蝶戀花•答李淑一》： 我失驕楊君夫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在這首新作中，毛澤東寄託了對於楊開慧的深深的懷念。毛澤東的信，寄到李淑一手中，許多人傳抄。李淑一徵得毛澤東的同意，於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把毛 澤東《蝶戀花》一詞公開發表於湖南師範學院院刊《湖南師院》。《人民日報》迅即轉載，各地報刊亦紛紛轉載，一時間轟動全國。 《蝶戀花》一詞使江青極度不悅。特別是“驕楊”的“驕”字，深深刺痛了江青的心。 江青吵吵鬧鬧，當面對毛澤東大聲地說：“你懷念楊開慧，我想念唐納！”江青在極端憤懣之中，給鄭君里去信，打聽唐納在國外的地址。這封信，如本書第一章所述，後來江青成了“旗手”，百般要求追回此信，導致“文革”中鄭君里橫遭飛禍…… 本來，毛澤東懷念他的前妻、烈士楊開慧，稱之“驕楊”，誠如他對章士釗所言：“女子革命而喪其元，焉得不驕？！”然而，江青向來心地狹窄，以致在家中鬧一番風波。 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當楊開慧的長子毛岸英在朝鮮戰場上被美軍轟炸機炸死時，消息傳來，毛澤東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江青無動於衷。當時，毛澤東曾憤憤地說：“岸英之死，對江青來說視之於狗！” 江青是嫉妒心極強的女人。她一而再、再而三企求毛澤東為她寫一首詩，她的不言而喻的目的，就是要與《蝶戀花》抗衡：毛澤東那首《蝶戀花•答李淑一》公開發表後，被譜上樂曲演唱，被改編成評彈演唱，被改編成舞蹈搬上舞台，全國上上下下在稱頌毛澤東的“驕楊”…… 在毛澤東寫了《蝶戀花•答李淑一》之後四年，江青才終於夙願以償。那是她拍了廬山仙人洞的照片，富有詩情畫意。她請毛澤東題詩，觸發了毛澤東的詩興。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毛澤東寫下了一首七絕，題為《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 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李進同志”，亦即江青。得到了毛澤東的這首七絕，江青的心理平衡了，可以用這首詩與“驕楊”抗衡了。 然而，一九六二年楊開慧之母向振照病逝，毛澤東於十一月十五日給楊開慧之兄楊開智發去電報，那電報上的字句再度使江青不快： 開智同志： 得電驚悉楊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節哀。寄上五百元，以為悼儀。葬儀，可以與楊開慧同志我親愛的夫人同穴。我們兩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節哀順變。敬祝大安。 毛澤東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① ①《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毛澤東對楊家寄託一腔深情，稱“楊開慧同志我親愛的夫人”，依然表明，楊開慧是他心中的“驕楊”。 賀子珍的廬山風波 就在“驕楊”風波發生不久，又有一件事使江青極度不快：毛澤東在廬山上會見了賀子珍！ 賀子珍南下之後，住在上海哥哥賀敏學家中。她跟哥哥、嫂嫂以及侄女賀小平、賀海峰住在一起。 她擔任杭州市婦聯副主席時，在杭州住了一段時間。 陳毅又安排她擔任中共上海虹口區委組織部長，便於她在上海生活。 賀子珍一直思念着她的兒子毛毛——毛岸紅。在長征開始時，三歲的毛毛無法隨她和毛澤東長征，只得交給留在當地的毛澤東小弟弟毛澤罩、賀信夫婦。紅軍開始長征後，毛澤罩和賀怡不得不把毛毛托寄在當地老百姓家中。 一九三五年五月，毛澤罩在游擊戰爭中戰死。當時，賀抬剛剛生下一子。 一九四○年，賀信在廣東韶關被捕。後來，周恩來得知此事，用被俘的國民黨將領換回賀怡，終於使賀怡來到延安，而賀怡的孩子則留在廣東韶關。 一九四九年十月，賀怡擔任中共江西吉安地委組織部長。十月，她回到了故鄉江西永新縣，在那裡找到自己的十四歲的兒子。她懷念毛毛，她也深感內疚。這是姐夫毛澤東、姐姐賀子珍託交給她的。她決 心尋回毛毛，這將是對毛澤東，特別是對賀子珍的極大安慰。 在廣東韶關，她和老戰友曾碧漪重逢。曾碧漪是古柏夫人，古柏曾在三十年代擔任過毛澤東秘書，一九三五年初夏戰死。古柏、曾碧漪跟毛澤東、賀子珍有着密切的交往。 筆者訪問了曾碧漪，①據她回憶，她陪同賀。冶去贛南尋找毛毛。可是，經多方查訪，沒有打聽到毛毛的下落。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夜，曾碧漪和賀信 坐一輛中吉普返回吉安時，路過泰和城七、八里的鳳凰墟的一座小木橋時，司機駕駛不慎，車子翻進水溝里。當時大約八、九點鐘光景。賀怡當場死亡，曾碧漪重 傷，大腿骨折。賀怡孩子的養父也摔死。賀信的孩子左腿骨折，他叫賀麓成，後來成為中國的導彈專家。 ①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在北京採訪，曾碧漪時年八十六歲。 賀恰遇難，毛毛渺無音訊，消息傳來，給了賀子珍沉重的一擊。 據曾碧漪回憶，她後來到中南海，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在詳細詢問了賀恰遇難經過之後，說了一句使曾碧漪永生難忘的話：“你辦事向來細心，這一回怎麼這 樣粗心！”曾碧漪聽了，心中非常難過，因為連夜行車是賀信決定的，不是她粗心所致。不過，從毛澤東的話中可以看出，他對賀信之死是非常悲痛的。 此後，在一九五四年九月，賀子珍又蒙受另一次意外的打擊。那時，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正在上海哥哥家中的賀子珍，聽見收音機里傳出毛澤東熟悉、親切的聲音，一下子勾起她對往事的一連串的回憶，她的精神受到強烈的刺激。 她病倒了。 毛澤東聞訊，即給賀子珍寫信安慰，勸她好好吃藥，不要抽煙，保重身體。井岡山上的老戰友、上海市市長陳毅常去看望賀子珍，派出上海神經科專家為賀子珍治病。 毛澤東曾對陳毅說：“賀子珍在上海的開銷，從我的稿費中支付。”① ①張世殊，《賀子珍在上海》，一九八八年四期《海南紀實》。 陳毅當即說：“我們上海養得起一個賀子珍！”在上海大夫的精心治療下，賀子珍的病情漸漸減輕。從一九五八年七月起，至一九六六年九月，賀子珍遷往南昌市三偉路九號小院居住。②筆者曾在南昌專訪了這座小院，那是離中共江西省委只有咫尺之遙的幽靜而又安全的所在。 ②方影，蕭志文，曾宜坤，《賀子珍在江西》，一九八九年五期《江西黨史研究》。 賀子珍離開上海的原因，是由於陳毅從上海調往北京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她遷居南昌，則是由於方志純在江西任副省長。方志純乃方志敏之弟，他的 妻子朱丹華原是毛澤民之妻。毛澤民乃毛澤東的大弟弟，一九四三年死於新疆軍閥盛世才手中。朱丹華與毛澤民在一九四○年結婚，生下兒子毛遠新。賀子珍到江 西，藉助於方志純和朱丹華的照料。 中共江西省委深知賀子珍身份的特殊，一面對她的住處、行蹤實行嚴格保密，一面對她精心照料，給她配備了服務員、炊事員、秘書，指派了醫生、護士。對她的稱呼，一律用“姨媽”。 “姨媽”在三偉路那幢小院裡，過着平靜的生活。她經常喜歡獨自靜坐，一言不發，呆呆地坐在那裡，而身邊則帶着一隻已經十分破舊的小鬧鐘——那是當年在長征途中她和毛澤東共用的。 她的住處離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只幾百公尺而已。筆者在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里，參觀了毛澤東住過的一號樓——毛澤東每一回途經南昌，總是住在那裡。雖說不過一箭之隔，彼此卻沒有機會見面。自從賀子珍一九三七年離開毛澤東之後，一直未能和毛澤東見面。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先後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史稱“廬山會議”。 毛澤東在廬山上會見了賀子珍。這是賀子珍自一九三七年以來二十二年間頭一回見到毛澤東，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後，直至兩人先後去世，都未曾會面。 見面的日子，通常說成“廬山會議期間”，這當然沒錯，只是不夠精確。李銳著《廬山會議實錄》一書①，記載了毛、賀會面的日期，即七月八日。李銳當時 是毛澤東身邊的秘書，所記日期當是準確的。據他所記，毛澤東於六月二十三日抵湖南長沙，二十五日去故鄉韶山，二十八日到武漢，二十九日上廬山。 ①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關於毛、賀見面的最早公開披露，是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上海《文匯報》所載《毛澤東和賀子珍相會在廬山》一文（據一九八五年一期《萌芽》所載報告文學 《一個偉大的平凡的女性賀子珍》轉載）。不過，文中說“賀子珍從上海來到南昌，又從南昌坐轎車趕往九江”，顯然不符合事實。文中又寫及，當賀子珍步入廬山 毛澤東住處時，“內廳里傳出雷鳴般的吼聲”，那是“一個傑出的領袖和一個著名的驍將”在“爭吵”，亦即毛澤東和彭德懷在爭吵。實際上，廬山會議在七月二十 三日才開始批判彭德懷，毛、彭不可能在七月八日就“爭吵”。 關於毛、賀會面的真實準確的報道，直至重要的當事人——陶鑄夫人曾志，說出了其中的內幕，這才使人們弄清來龍去脈。 那時，陶鑄帶着夫人和女兒陶斯亮，一起上了廬山。陶鑄聽說馮白駒病了，正在南昌住院，就下山看望。馮白駒自一九五四年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兼副省長，陶鑄的老朋友。一九五五年馮白駒被授予中將軍銜。但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他被撤消了省委書記職務。 曾志和陶斯亮隨陶鑄一起下山。聽說賀子珍在南昌閒居，曾志便帶着女兒去看望。曾志當年也是井岡山的一員女將，跟賀子珍熟悉。 曾志一進門，賀子珍就叫出了她的名字，而且還回憶起一九三七年她去西安時，曾見到寫着曾志名字的行李，未能見到曾志……這一切都表明，賀子珍的記憶、精神都是正常的。 賀子珍問起曾志怎麼會來南昌，曾志說起中央正在廬山開會。賀子珍馬上就問： “毛主席來了？” 曾志點點頭。 賀子珍向曾志詳細詢問毛澤東的近況，顯得非常關心。 曾志回到廬山，向毛澤東說起了自己見到賀子珍。權延赤著《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記述了曾志的回憶： “主席，”曾志見面就說，“我下了一趟山……見到子珍了。” “哦，”毛澤東一怔，馬上問：“她怎麼樣？” “她很好麼，看不出精神病。” 毛澤東嘴唇翁動一下，兩眼有些暗淡，顯然，他想起了過去的歲月…… 忽然，毛澤東胸脯起伏一下，眼睛變濕潤了，深深嘆出聲：“唉，我們是十年的夫妻喲……”他眨動雙眼，驅走滲出的淚，用出自胸腔的低沉的聲音說：“我很想她……想見見她……” “應該見見。”曾志說得很乾脆，那一刻，她好像又回到了挺進贛南、閩西時的生活。 “這件事千萬不要叫江青知道。”毛澤東囑咐，顯然已經同意見面。 “放心！”曾志鼓勁說，“她不會知道。” 毛澤東想了想，伸出一根手指，小聲交待：“你去找汪東興，叫他來辦。” 當時汪東興正在江西當副省長，搞調查研究。曾志說：“我明白，主席放心吧。” 汪東興精心安排了這次見面，請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的夫人水靜和江西省省長方志純①的愛人朱丹華接送賀子珍。方志純是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朱丹華是毛澤民烈士的遺孀。毛澤民犧牲後，她改嫁了方志純。 ①此時方志純為江西省副省長。因為自一九四九年六月至一九六五年三月，江西省省長一直為邵式平。方志純在一九六五年四月至“文革”初期任江西省省長。 水靜和朱丹華陪同賀子珍乘一輛小轎車駛進毛澤東居住的“美廬”。 水靜和朱丹華上樓報告毛澤東，毛澤東輕聲說：“你們可以走了。” 水靜和朱丹華走後，衛士把賀子珍領上樓。毛澤東對衛士說：“你也走。” 毛澤東同賀子珍談了近一小時，又由水靜和朱丹華把賀子珍送回了住所。 事後，曾志又趕去見毛澤東，見面便急切地問：“談得怎麼樣？”“唉，不行。”毛澤東悽然嘆息，“頭腦還有毛病。” “怎麼有毛病？”曾志又關心又着急。 “她怪我對王明不對，說王明還要害我，讓我小心王明。我吃藥，她來搶，說是毒藥，她說她就不吃藥，在上海就不吃藥……” 毛澤東講不下去了，望着屋頂長長嘆息，回憶着什麼，眷戀着什麼，傷感着什麼…… 本來，說好毛澤東在第二天還要見賀子珍，所以七月九日早上賀子珍在自己房間裡等待着。 忽地有個工作人員進屋說：“毛主席有事已經下山，請你也馬上下山。” 賀子珍聽說毛澤東已下山，也就隨即下山。回到南昌才知，毛澤東並沒有下山。二十二年闊別，二十二年等待，只盼得一個多小時的晤面。從此，賀子珍再也無緣見到毛澤東。 她那麼突然被送下山，在她心中一直是一團謎。她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意外事件。後來，才慢慢明白：那時，江青在杭州。得知賀子珍上了廬山，便連夜給毛澤東打長途電話，她立即從杭州趕來廬山！ 毛澤東請賀子珍上廬山，曾嚴格封鎖消息，關照過不讓江青知道。只在很小的範圍內，很少幾個之中，知道賀子珍上山。是誰給江青通風報信？ 賀子珍曾懷疑陳伯達。那是因為陳伯達後來倒台時，毛澤東在批判他時說及：“你在廬山上開會，為何下山去了？你下山去幹什麼？”賀子珍在聽傳達毛澤東 講話時，馬上聯想起她被突然送下山一事，懷疑陳伯達下山，可能是給江青通風報信。不過，毛澤東所說的“在廬山上開會”，並未點明是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 因為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中共中央也曾在廬山召開過工作會議，陳伯達也是參加的。 如果不是陳伯達，究竟是誰向江青賽報？這迄今仍是一個謎，不得而知。這件事倒是清楚地說明了這麼一個問題：江青對毛澤東的一舉一動非常注意。即便她遠在杭州，賀子珍剛一上廬山，也就知道了…… 江青之兄惹風波 發生了“驕楊”風波，發生了賀子珍廬山風波，風波連着風波，又發生了李干卿風波。 李干卿，江青的哥哥。江青忽地收到李干卿的信，說是有人在調查他的歷史，使江青震怒了！ 審查李干卿，倒是確有其事。那是因為先把姐姐李雲霞接進了中南海，接着要讓李干卿也來中南海。考慮到李干卿歷史上有過劣跡，進入中南海恐不合適，為此，山東省公安廳着手對李干卿的歷史進行仔細調查。 最初，在一九五三年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時，鐵道部公安局曾調查過在濟南鐵路局供職的李干卿的歷史，知道他的歷史有問題，只是由於他是江青的哥哥，亦即毛澤東的親戚，未敢深查。不過，從此也就給公安部門留下了印象，知道此人歷史上不乾不淨。 一九五九年春，為着江青要接哥哥進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衛局的一位科長請山東省公安廳警衛處處長於傑，協助調查一下李干卿的歷史情況。 這麼一來，山東省公安廳也就正兒八經地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成立了“李干卿問題調查組”，成員有濟南鐵路局公安處副處長王茂青、一科副科長曲和鈞、科員史殿安等。 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調查組三易其稿寫出了李干卿調查材料，打印上報。這份調查材料的內容，大致如下： 李干卿，一九○一年三月十三日生於山東省諸城縣東關，曾讀過幾年私塾。一九二一年四月至一九二三年三月，曾在軍閥張宗昌所部的偽四十七旅九十三團二營八連當“師爺”（文書）。日偽和國民黨時期，曾任過警長、巡官、局員、津浦鐵路防奸組組員等反動職務。 一九三九年，在日本憲兵隊特務的指揮下，李干卿曾兩次寫信對江青進行策反。據山東第二勞改隊第一大隊犯人米瑞晟供：一九四五年底，李干卿曾去他在濟南林祥南街六號家中，“借”去王虎牌手槍一支。 李干卿自己也交代：一九四五年十月，米瑞晟給他土造的三號手槍。他說，這支手槍自己玩了幾天，又被國民黨山東行動總隊十五隊副官李干臣要去了。李干卿還有偷竊、貪污劣跡： 一九四八年偷車站食堂麵粉兩袋，價值五十六萬元（指舊人民幣，新人民幣即五十六元。下同）； 一九五一年任濟鐵公寓管理員時，貪污食堂大米、麵粉、雞蛋，計三百九十萬元； 一九五一年六月，在機務公寓造假單據，貪污八萬元；七月在機務公寓買鹹菜，多報銷五萬元。 李干卿雖通過歷次政治運動的學習和教育，但覺悟不高，轉變不快，平日不參加任何學習，開會也經常不願參加，工作態度不夠積極，上班忙於燒水喝茶，在公安處工作期間，辦公時常私自回家。 一九五四年七月濟南市公安局李元祥同志找他談話，李便說：“有人暗算我。”說已給他妹妹（引者註：指江青）寫信反映等等。 由於貪污，李干卿在“三反”期間受記過處分。 對李干卿的審查，深深激怒了江青。她在“文革”中進行報復。陳伯達稱這是“陰謀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團案”。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聽了“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王效禹的匯報，哭道：“我哥哥李干卿過去很苦，為了糊口，在舊社會幹了幾天警察，他們就對他……對我……其實是對着我們的毛主席的呀……”① ①魯公宣，《齊魯一動》載《春風化雨集》上冊，群眾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陳伯達則幫腔道： “從山東搞李干卿的問題說明，原來公安部是兩個公安部。一是中央的；一是劉、鄧、彭、羅為首的地下公安部（引者註：指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羅瑞 卿），上通劉、鄧、彭、羅，下通全國各地，這是一條又粗又長的黑線，一定要把這條黑線挖出來，一定要把公檢法徹底砸爛！”② ②魯公室，《齊魯一動》，載《春風化雨集》上冊，群眾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急急如律令。翌日，從北京派出三名負有特殊使命的人物直奔濟南。 幾天之內，身患癌症的山東省公安廳廳長張國峰，副廳長李秉政，省交際處處長陳靜波，省公安廳警衛處處長於傑，濟南鐵路局公安處副處長王茂青，分處處長曲和鈞，保衛股股長史殿安，全部被捕。除張國峰病重外，其餘六人於四月二十九日被用專機押往北京。 病重的張國峰受到日夜折磨，六月三十日便死去。被押往北京的六人，受盡酷刑和屈辱。 直至一九七七年八月，這樁案件才得以平反。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刊載《山東省委為一起重大政治冤案徹底平反昭雪》，這才為審查李干卿引起的風波降下大幕。 李干卿未能住進中南海，只在毛澤東一九五九年底路過濟南時，在專列上見他一面，算是給了江青一點面子。 江青之姐李雲霞倒是在中南海長住。李雲霞的丈夫早逝，留下兩個兒子，一個兒子叫王博文，另一個在山東遊泳淹死，王博文隨李雲霞也住進中南海。 “體育療法”和“文化療法” 一九九○年夏，在上海愚園路一幢老式房子裡，筆者拜訪了上海市武術協會主席顧留馨。他是著名的太極拳專家，但又是一位老幹部。他早在一九三四年便加入共青團，不久加人中國共產黨。解放初，他是上海市黃浦區第一任區長。 大抵由於他具有老革命、老武術家雙重身份，他被看作政治可靠而又武藝高強的人，因此幾度進入中南海，為中共高級幹部教拳。 顧目馨最初的“學生”是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那是一九五六年周恩來總理和賀龍副總理訪問越南時，胡志明說及他在戰爭中曾從馬上摔下來，受過傷，中國能 否派一位太極拳拳師前來教他打太極拳，以拳術療傷，賀龍主管體育，他回國後經過調查、選擇，選中了顧留馨，派他前往越南，成為胡志明的拳師。 從此，顧留馨頗受重用，口國後，教過賀龍，教過葉劍英，教過鄧穎超，以至教過宋慶齡。 消息傳進江青的耳朵，她也請顧留馨教太極拳。在顧留馨的印象中，江青打拳的動作近乎舞蹈。不過，她倒很守時，總是準時前來學拳。這樣的體育療法，使 江青的體質有所加強，這樣，在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有感而發，提倡老年人學打太極拳，一時間，向顧目馨學太極拳的高級幹部紛至 沓來。 打太極拳使江青嘗到體育療法的甜頭，於是，她打乒乓球，打檯球。從一九五九年中國運動員容國團在第二十五屆乒乓球錦標賽中首次奪得男子單打冠軍以 來，乒乓球熱席捲中國。江青早在上海當演員時就會打乒乓球，此時也投身於乒乓球熱之中。她常抽殺，球技頗“凶”，屬於“進攻型”。 她的游泳姿勢雖差，不過，游泳是夏日最好的運動，她也就不顧游泳不如王光美以及右足六趾之類不快之事，不時下海。 這麼一來，進入六十年代，江青漸漸從病魔的陰影中走出來。 這時，她又接受上海大夫的的建議，進行“文化療養”，看戲、看電影。 後來，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作題為《為人民立新功》講話時，有這麼一段話： “有幾年我害病，為了恢復健康，醫生要我參加一些文化生活，鍛煉聽覺和視覺。這樣，我就比較系統地接觸了部分的文學藝術問題。哎呀，覺得這個問題就大啦！在舞台上、銀幕上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的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農兵形象。……” 她在北京看戲，在上海看戲，在杭州看戲。據“文革”中“紅衛兵”所印的《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說，江青在六十年代初的幾年裡“審查了一千三百多個京劇劇目”，得出結論“目前劇目混亂，毒草叢生”。 說江青“審查了一千三百多個京劇劇目”，未免誇大其詞。不過，她進行“文化療養”，確實看了不少戲。一九六二年三月，她在杭州養病：像《虹霓關》、《大五花洞》這樣的戲都點看了。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在北京看了新編歷史京劇《海瑞罷官》。她以特殊的政治嗅覺，嗅出此劇的“嚴重政治錯誤”——三年後批判此劇，成了“文革”的序幕，此是後話。 “體育療養”、“文化療養”果真奏效，江青經再三檢查，癌症的警報解除。她舒了一口氣，籌劃着從後台走向前台，繼續着她五十年代批電影《清宮秘史》、批電影《武訓傳》、批俞平伯《紅樓夢》研究那番未了的“宏業”。 跟王光美比高低 正在這時，王光美作為劉少奇夫人，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日趨活躍，使江青頗為嫉妒。 王光美比江青小七歲，碩士生，英語純熟，文化素養比江青高得多。筆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七日採訪王光美時，她正在讀美國記者索爾茲伯里所贈英文原版《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王光美出身名門。父親王治昌，字槐青，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律系，回國後在北洋軍閥政府農商部任工商司長，還曾出使英國、美國。 王槐青曾兩度喪妻，有過三次婚姻，三位夫人生下十一個子女：前兩位夫人生三子，即長子王光德，次子王光倚，三子王光超。王槐青第二次續弦，夫人名叫 董潔如，她生下八個子女，即王光傑、王光復、王光英、王光美、王光正、王光和、王光平。內中王光英，在王槐青出使英國時出生，王光美則在王槐青出使美國時 出生。 王家子女中，王光傑在清華大學電機系學習時，結識了中共黨員姚依林（即現今的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是“一二•九”學生運動領導者之一，任北平市學聯黨團書記。受姚依林影響，王光傑投身於“一二•九”運動。一九三八年五月，王光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姚依林在一九三六年後，出任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長、市委書記。一九三八年九月，姚依林安排王光傑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園建立秘密地下機關，設置電台。為 了掩護秘密工作，姚依林調來一位女中共黨員，和王光傑裝扮成夫妻，住在那裡。這位女黨員名叫王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加入中共，比王光傑還早。 不料，弄假成真，這對假夫妻朝夕相處，產生愛慕之情。經中共地下組織批准，他倆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式結婚。這麼一來，在王槐青子女婿媳之中，有了兩位中共黨員。 王光傑和王新在家中產生影響，使王光超、王光美、王光和、王光平都傾向中共，有的參加了中共地下工作。在王槐青子女之中，也有倒向國民黨的，如王光復報考了國民黨空軍航校。 王光美考入輔仁大學。一九四五年，她在輔仁大學理科研究所獲科學碩士學位。經王光傑、王新介紹，崔月犁結識了王光美。崔月犁是中共北平市委負責人之一（後來在一九八二年四月至一九八七年三月任衛生部部長）。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國政府派前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為總統特使來華，以“公正”的面目出現，“居中”調解國共軍事衝突。 於是，在重慶成立了國、共、美三方代表組成的“軍事三人小組”，即張治中、周恩來、馬歇爾。不久，在北平成立了“軍事調處執行部”，由國民黨代表鄧 介民，共產黨代表葉劍英和美國代表饒伯森。軍事調處執行部需要翻譯，經中共北平市委劉仁指示，崔月犁通知王光美，調她去那裡擔任中共方面的翻譯（雖然這時 王光美尚不是中共黨員）。 一九四六年八月，馬歇爾的“調處”宣告失敗。王光美赴延安。 一九四八年，王光美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和劉少奇結婚。對於劉少奇來說，這是他的第五次婚姻：他的第一個妻子是何寶珍，生劉允斌、劉愛琴、劉允諾兩子 一女；第二個妻子謝非沒有留下子女；第三個妻子王前，生劉濤、劉九真一女一子；第四個妻子王建，結婚半年便離婚；第五個妻子便是王光美。內中，劉少奇的第 三位妻子王前離婚後，跟聶真結婚。聶真之妹，即聶元梓，“文革”中的“明星”，江青手下的“大將”，此是後話。 王光美和劉少奇結婚後，翌年生劉平平，此後又生劉源源、劉亭亭和劉小小（即劉瀟瀟）。王光美性格溫和，不像江青那樣倔烈，她善於使這個由多位母親生育的多子女（同父異母）的家庭和諧幸福，視劉少奇幾位前妻所生子女如同己生。解放後，王光美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 王光美不如江青之處，是她的入黨時間晚了十五年，論革命資歷比江青差。然而，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當印尼總統蘇加諾挽着夫人的粉臂款款步下舷梯，踏上 北京機場時，作為外交禮節，劉少奇攜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劉少奇夫婦和蘇加諾夫婦在一起的照片。翌日，又登載了王光美和 蘇加諾夫人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着《人民日報》，怒火中燒。她，作為“第一夫人”，從未在《人民日報》上露過面。她極力要求“戰勝”王光美。 終於，她得到毛澤東的允許，第一次以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參加會見貴賓——蘇加諾總統和夫人。這樣，毛澤東、江青和蘇加諾夫婦的照片，醒目地出現在 《人民日報》第一版。眾多的中國讀者，頭一次從《人民日報》見到了江青的照片。這張照片是一個重要的訊號：江青從幕後走到了前台，“約法三章”對於她的約 束力即將失去！ 康生開創“索隱式”批判惡例 就 在江青要跟王光美一比高低的那些日子裡，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正在北京舉行。毛澤東在會上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 講，月月講，天天講”。中國這艘龐大的航船，在向“左”偏航。就在這次中共中央全會前夕，工人出版社忽然接到通知，要求趕印六百冊小說《劉志丹》送交中共 中央辦公廳。會上，不僅散發了小說《劉志丹》，還印發了兩封信——那是小說《劉志丹》的作者李建彤在一九六二年寫給周揚的兩封信，這兩封信都是批評上將、 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的。毛澤東在會上，說了一段後來被廣泛引用的話：“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要推翻一個政權，必須製造輿論，無產階 級是這樣，資產階級也是這樣。” 毛澤東所說的“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指的便是小說《劉志丹》。雖說對小說《劉志丹》作了“宣判”的是毛澤東，而製造這起文壇冤案的幕後策劃者則是康生。 劉志丹，著名的紅軍將領，紅軍第二十六軍軍長，陝北革命根據地的開創者之一。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澤東率紅軍長徵到了哈達鋪。從國民黨報紙上 見到劉志丹紅軍在陝北活動的消息，遂決定進軍陝北，以陝北作為根據地。劉志丹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同國民黨軍隊作戰時，陣亡於山西中陽縣三交鎮，此後，劉志丹 一直被作為革命先烈紀念。 一九五六年，北京的工人出版社要出版一批革命烈士傳記，內中有一本《劉志丹》，約請李建彤寫。 李建彤確實是很合適的作者，因為她是劉志丹的弟媳，很熟悉劉志丹的事跡。她的丈夫劉景范當年擔任陝甘軍委主席，是劉志丹的親密戰友。 經過兩年的準備，李建彤在一九五八年開始寫《劉志丹》。寫了一稿又一稿，寫至第六稿才得以出版。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四日，《工人日報》還連載了李建彤的小說《劉志丹》第二卷第一部分。 本來，劉志丹早在二十多年前已經戰死，年僅三十三歲，關於他的小說不會有什麼麻煩。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劉志丹》問世之後，有人向康生報告：“小說字裡行間美化高崗，為高崗翻案！”這下子，使問題複雜化了。 高崗，曾參與陝甘邊區的創建，曾任紅軍第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政委。一九三六年任中共陝北省委書記，陝甘寧保安司令部司令。此後，一九五四年二月，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高崗和饒漱石遭到批判，被認為進行反黨分裂活動。同年八月，高崗自殺身亡。 小說《劉志丹》中的“羅炎”，被說成是高崗。康生抓住了這一點，一下子就把《劉志丹》打成“反黨小說”。 康生把這一“嚴重情況”向毛澤東反映。正在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毛澤東，把這一“嚴重情況”視為“階級鬥爭的尖銳”表現，於是在中共八屆 十中全會上說了那麼一番話。毛澤東的話，一錘定音。於是，小說《劉志丹》被定為“反黨小說”。作者李建彤被開除黨籍，監督勞動。 此案不斷升級。 劉景范被打成“反革命”。 審看過《劉志丹》的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被撤消職務，“下放”到洛陽一家工廠勞動。 勞動部部長馬文瑞也遭到牽連，也被撤職，以至入獄…… 此案直至經歷了十七個年頭之後，在一九七九年八月，經鄧小平批示，中共中央發出一九七九年第五十三號文件，才終於得以平反。 文件認為，《劉志丹》是一部較好的革命文藝作品，小說的主題思想和基本政治傾向是好的，有意義的，《劉志丹》不是反黨小說。寫作是正當的，沒有什麼陰謀，也沒有什麼“秘密反黨集團”。在寫作過程中接觸的人，全是工作關係，不是什麼“反黨”關係。 文件批駁了康生，也批評了閻紅彥，指出康生強加給這部小說的罪名，是製造了理論上、思想上的混亂。 文件特別指出，小說中的羅炎，並不是高崗。《劉志丹》是一部小說，不是黨史，應該允許作者有運用典型化方法塑造人物的自由，而不能用索隱式的方法硬把小說人物同真人等同起來。這種索隱式的批判方法，應當剷除。 文件還認為，應當實事求是的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評價一切人的功過是非。不能割斷歷史——因此，小說中即使採用了高崗在陝甘時期的某些材料，也不應定為“為高崗翻案”。 所謂“索隱”，亦即附會，亦即影射。把小說《劉志丹》索隱成是“為高崗翻案”開了一個惡例。 此事給了江青莫大的鼓舞。此後，她運用康生的“索隱式”手法，把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打成“為彭德懷翻案”可以說是“一脈相承”！江青意識到形勢 對她頗為有利，便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期間，約見了齊燕銘。齊燕銘擔任過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主任，此時擔任文化部黨組書紀兼文化部部長。江青向齊燕銘指出，“ 舞台上牛鬼蛇神甚多，文化部要注意。”齊燕銘茫然，不知江青這番話有何來歷——是江青自己的意見，還是毛澤東的意思？因為論職務，江青只是毛澤東的生活秘 書，只是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怎可以“訓示”齊燕銘？ 此後不久，江青居然召見陸定一、周揚、齊燕銘、林默涵這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長。須知，當時陸定一是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江青又 一次向他們指出，“舞台上、銀幕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濫成災。”部長們居然無動於衷，對於這位頤指氣使的“第一夫人”的意見充耳不聞！ 部長們又一次忽視了江青的“能量”。江青下決心要大幹一場——她結束了“療養生活”，插手於中國政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