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與近世文化政治 實事求是一詞，就其字面意義而言，平實易解，平淡無奇。近世以來，這個詞之所以在學界政壇屢次掀起波瀾，在於它能夠以樸實無華的字面，包裹具有特殊涵義的政治思想，使受眾容易認同，而對手難於反擊。回顧“實事求是”的歷史，我發現此詞既可以作為瓦解體系的利器，又可以被體系派收編，既可以作為尊重固有文化的號召，又可以作為輕慢傳統的藉口，其真實含義，不能僅僅從字面上理解。 一 實事求是與清代樸學對理學的顛覆 “實事求是”出自《漢書 景十三王傳》記河間獻王劉德一節。在此之前，孔子的那句“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包含實事“載”是之意。漢景帝的兒子劉德愛好儒學，收集保存了秦火之後民間孑遺的不少儒家經典，他自己也努力地學習這些典籍，因此班固稱讚他“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也就是說，劉德有意在儒家經典所記載的實際事跡中尋找儒學的道理。清代朴學家對此詞的用法，最接近《漢書》原意。 清朝立國以後，以程朱理學為儒學正統，開科取士。理學是對原始儒學的哲學化、形而上學化、體系化，在思想史上算是個了不起的成就。理學的那套理論體系，雖然仍然以孔子和六經為旗幟，實際上更多地融合了佛老學說以及程朱自己的創意。理學對宋以後文化政治的最大影響有二。一曰權威轉移。在理學之前，經傳是權威，之後則朱熹的註解、程朱的語錄才是權威。之前孔子是權威，之後則程朱挾孔子以令天下。理學之孝子，以程朱為新聖；其末流則自我作聖，心即理也，人人皆可以為堯舜，滿街都是聖人。於是經典被架空，憲章失范，人心解紐。二曰思想僵化。孔子重行事，不尚空言，故六經皆史。因為是歷史，所以不可能是一個封閉的理論體系，而是一系列開放的、蘊涵着特殊精神的歷史經驗。因為是開放的，所以常讀長新，曹操有曹操的讀法，李白有李白的讀法，民族文化因此保持其質樸雄健。而理學的理論體系無論怎樣圓融，總透着一股侷促的小家子氣，在幾個形而上的概念中兜來兜去。“自我作聖”與“思想僵化”似乎矛盾：都做了聖人了，思想盡可以天馬行空大解放，怎麼會僵化呢？很簡單，放着文化經典不讀的人即使想破腦袋，其思想還是僵化的，不學則淺，淺則陋，陋則僵，如無本之木。所以孔子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論語》）這樣理學就給知識界帶來了兩個看似矛盾的結果：一方面是束書不觀、典型蕩然導致思想混亂；另一方面是唯知空言、動轍理欲義利，導致思維能力降低、思想僵化。亂在輕視典範，僵在缺少學問。 由明入清的士大夫階層中的有識之士，懲於亡國巨痛，反思其原因，往往歸罪於理學、心學。對於王陽明的心學，他們可以恣意攻擊，不冒風險。對於程朱理學，就不能那麼直接了。於是他們提出“實事求是”，也就是以考據的方法，通過對儒家原典的版本、字義、音韻的研究，尋找經典的原始意義，了解真正的“聖人之道”。這個治學潮流看似平淡無奇，在政治上沒有什麼鋒芒，清朝的統治者一開始還予以鼓勵資助，而世人至今也常把考據學者當作逃避政治的“餖飣小儒”。其實，實事求是的樸學是程朱理學的致命威脅。程朱用他們的理論體系壟斷了經典的解釋權，而樸學則另闢蹊徑，用考據訓詁奪回了解釋權。程朱強調用理、氣、心、性、命等抽象概念去把握聖人之道，而樸學則強調通過“實事”，通過歷史，去體會聖人之道。 因為重視漢代經注，樸學有時被稱為漢學。朴學家以江南地區為主要基地，依託書院、藏書樓、出版社等機構，通過師弟、姻戚、同僚等社會關係，組成一個學術交流與利益交通的網絡，形成一套新的學術話語，一時聲光煊赫。朴學家之間有很多爭論，對待義理的態度也不相同，流派紛呈。如果擺脫門戶、家法的糾纏，朴學家不妨分為三類：歷史派、義理派、微言大義派。歷史派強調經典的歷史性，以突破理學形而上學的樊籬，恢復儒家傳統的開放性，這是樸學正途，錢大昕、章學誠、章太炎等人踐履之。義理派掌握了考據工具以後，習慣性地用以建設一個新的形而上學體系，戴震、阮元為代表，《孟子字義疏證》直接批判了程朱的天理人慾觀。微言大義派從《春秋公羊傳》發現一種革新的政治學說，欲以興利除弊，莊存與、魏源、龔自珍、康有為等屬之。而所有這些流派的共同點，在於用考據的方法恢復了孔子和六經的權威，廢除了程朱理學作為“必要的中介”的地位。實事求是，是他們共同的口號。 二 曾國藩對實事求是的新解 樸學在乾嘉年間鼎盛，其後聲光少歇。道光年間，危機四起，輿論漸漸歸罪樸學，以為支離破碎，道德淪喪，而道光帝也偏愛理學。1841年，理學家唐鑒講學京師，曾國藩師事之，相與交往砥厲者尚有倭仁、吳廷棟等，形成一個理學圈子。其後曾、倭官運亨通，尤其到了同治年間，曾國藩權傾天下，理學亦隨之聲勢壯大，論者稱之為晚清理學復興。我總懷疑這段復興故事，因曾國藩一人而設。唐鑒名為復興先驅，實乃附曾國藩驥尾而傳。晚清理學之興，非學之興，權勢之興耳。 唐鑒編《國朝學案小識》，為清代理學家建立道統，排斥樸學諸儒。曾國藩為之校字付梓，並寫了一篇《書學案小識後》，附於書後。此文在批評乾嘉之學的時候，提出了對實事求是的新解：“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為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鈎研詁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為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稱即物窮理者乎？名目自高，低毀日月，亦變而蔽者也。”本來，在《漢書》和乾嘉諸儒那裡，實事求是特指回到儒家經典所記載的實事中尋找聖人之道，與朱熹所謂即物窮理者正相反對。曾氏將此詞從其特定語境中剝離出來，勉強地將歷時性的“事”解釋為不帶時間向度的“物”，將漢宋兩種不同的方法論混為一談，大搗其漿糊，所用的正是程朱學派慣用的以己意強加於人的治學法。若僅以字面論，即物窮理亦何嘗不是美名，然而理學家動轍將自以為是的理強加於物，就不那麼美妙了。經曾國藩的新解，實事求是這一樸學的口號就被理學竊取過去了。他攮奪這個口號的目的也十分清楚，就是要維護他視為“日月”的“宋賢”。湖南嶽麓書院，曾為朱熹講學之所，向為理學重鎮，如今掛着“實事求是”的匾額，據說是民國初年所為，可見當時“實事求是”的本意，已經被人遺忘了。 曾氏晚年，欲調和漢宋，服膺桐城派義理、考據、辭章之說，其實還是出於程朱理學好立體系的積習，欲囊括一切，融會貫通，殊不知樸學的價值，正在於其反體系的開放性。 三 實事求是與延安政治 毛澤東與部分留蘇“國際派”的矛盾，在延安初期仍然沒有解決。儘管共產國際於1938年承認了毛在黨內的領袖地位，但是毛在思想上的領導地位仍未確立。王明掌《新華日報》，不願意發表《論持久戰》；張聞天管宣傳，把《新民主主義論》當作一般政策文件。國際派自以為對馬列著作了解較多，忽視毛澤東將馬列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就。而一般的幹部群眾，對於國際派理論家引經據典的文章即使不理解，也難免敬畏。為了批判國際派的教條作風和傲慢態度，毛澤東於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幹部會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提出黨內有兩種不同的學習態度。“第一種：主觀主義的態度。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單憑主觀熱情去工作，對於中國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對於中國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團。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不是為了要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裡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而是為了單純地學理論而去學理論”。“第二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據胡喬木回憶，毛在報告中用語之辛辣（如那個著名的“山間竹筍”對聯）、情緒之激動，使與會者深感震驚。足見毛對國際派的“主觀主義”非常厭惡。而他用“實事求是”來反擊，也十分簡截有力。 嶽麓書院是毛澤東的舊遊之地，曾國藩文集是他的少年功課，前者的匾額和後者的文章應該加深了他對“實事求是”的印象。1943年，毛澤東為延安中央黨校題寫“實事求是”四字，字形清健雄奇，鐫刻上石後，被鑲嵌在黨校禮堂正門上方。如今北京中央黨校的石壁上，有當年題詞的翻刻。 實事求是問題，其實是對待經典的態度問題。在字面上，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語言對“實事求是”做了新解釋。乍一看，這個解釋跟曾國藩“即物窮理”的意思接近，與〈漢書〉、樸學回歸古典的意思隔膜。但是，如果我們不把那句話孤立起來，而是聯繫上下文、聯繫毛澤東對經典的一慣態度來看，他在三個方面與理學相比更接近樸學。一是反體系。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博大精深，不易掌握，因此許多追隨者努力地加以簡單化、體系化。為了體系的需要，有時就會歪曲原意，以至馬克思抱怨說，他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為了體系的需要，現實可以忽視。蘇聯的理論工作者作了許多將馬克思主義通俗化、體系化的工作，留蘇的學生可能也染上了同樣的愛好。毛澤東不是這樣，他從沒有試圖去建立一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體系。他只關注能夠運用於實踐的理論。二是重歷史。毛澤東愛讀歷史是眾所周知的，二十五史看了不只一遍。他把馬列著作看作是經典作家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他對幹部提了三個要求：研究周圍環境；研究中國近百年史；以《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為中心的材料，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三個要求中倒有兩個是有關歷史的。三是重視學習原著。從延安時期開始，毛澤東就經常給幹部推薦馬列著作。全國解放前夕，他推薦了《共產黨宣言》等十二本“幹部必讀”，並且說：“關於十二本幹部必讀的書，過去我們讀書沒有一定的範圍，翻譯了很多書，也都發了，現在積二十多年之經驗，深知要讀這十二本書，規定在三年之內看一遍到兩遍。……如果在今後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可見其對馬列原著的重視。 因此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的真正含義，遠遠超出“找規律”的字面意思，要求人們從實踐的、歷史的角度去看待經典，認真地學習原著，反對把經典簡化為僵硬的體系，提倡把經典當作一個開放的傳統。但是毛澤東也沒有把實事求是思想拔高到理論核心的地位，他主要還是把它當做一個對待學習、對待經典理論的態度問題。 四 實事求是與鄧小平新政 文革結束後，葉劍英等老幹部積極推動鄧小平復出。華國鋒於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欲阻止鄧的復出，未果。1977年7月，十屆三中全會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為了開創新局，鄧小平相繼提出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解放思想等口號，以擺脫前人的思想束縛，克服黨內的阻力。在後來的提法中，實事求是的地位越來越高，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毛澤東思想精髓（鄧《一心一意搞建設》）。1988年，《紅旗》改為《求是》。 然而思想一旦從這邊的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就很容易被那邊的意識形態吸引。就象宇宙中孤獨的小行星，脫離了一顆大星的引力，很快就會被別的大星捕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口號提出不到一年，問題出現了： “有個所謂‘中國人權小組’，居然貼出大字報，要求美國總統‘關懷’中國的人權。這種公然要求外國人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是我們能夠允許的嗎？有個所謂 ‘解凍社’，發表了一個宣言，公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說這是分裂人類的。我們能夠允許這種公開反對憲法原則的‘言論自由’嗎？上海有個所謂‘民主討論會’，其中有些人誹謗毛澤東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標語，鼓吹‘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要‘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因此中國現在不是搞四個現代化的問題，而是應當實行他們的所謂‘社會改革’，也就是搞資本主義那一套。”（鄧《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行事果決，立即於1979年3月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激盪的改革年代，中國能倖免於蘇東之變，未嘗不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之功。 這裡有一個突出的問題：如何才能一邊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邊突破經典作家的原話？以毛澤東著作和毛澤東思想的關係為例，毛澤東的哪些話符合毛澤東思想，哪些話不符合？怎麼判定？想要在思想理論上突破經典作家原話的束縛，且不違背他們的主義、思想，就只有借鑑“宋賢”的方法，另立標準，建構體系。宋人以“心”為標準，程頤說“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二程集 遺書》卷二），又說“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後之學者，卻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同上，卷十五）。義理不再從經里得來，可以直接從心上得來了。如果真的讓各人去反省自己的心，其結果必然是各有各的義理。於是程朱就只有把他們自己的心貢獻出來，當作大家的心，天地的心。也就是讓大家帶着他們概括出來的義理，去理解古代經典。然而義理既得，何必一定要經典呢？所以經典的地位必然降低。鄧小平深知建構思想體系的重要性。早在復出前，1977年4月10日，鄧在給中央的信中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稍後又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反對“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的原話”。（鄧《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也就是說，要把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和其他不準確的、零碎的毛語區別開來，把基本原則和無關緊要的原話區別開來。而建構這樣一個“準確的”的思想體系的方法就是實事求是，標準就是實踐。然而正如各人有各人的“心”一樣，各人有各人的實踐（此處可以引入階級分析）。昔人為了得到義理，不得不以程朱之心為心，今人為了得到“準確的”、“基本原則”化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只能以鄧小平的實踐為實踐。鄧小平固然志不在此，但是到後來就身不由己了。於是一個坦承“我讀的書並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鄧《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的卓越的實幹家，不得不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理論家。 正如閱讀文學名著的縮寫本不無裨益一樣，學習準確化、基本原則化、體系化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是有好處的。但是，如果整個教育系統、科研系統、黨政系統都滿足於學習這種高度簡化的理論體系的話，就會產生一些很不好的後果。首先是全國理論水平的貧弱。現在我們國家可有一個象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全國幹部的平均理論水平如何？有多少幹部經常閱讀經典作家的原著？中央多少年沒有推薦沒有要求學習原著了？一個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載入憲法的民族，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水平和教育水平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馬克思主義一向是西方學術界重要的理論資源，帶有明顯馬克思主義印記的理論大家，代不乏人。在思想交鋒隨時隨地的信息時代，我們不迅速提高理論水平，很難贏得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其次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被人厭倦。經典作家個個文采斐然、見解高超，其著作又都是回應人類歷史上驚心動魄的經歷，如果提倡學習原著，不大會有被人厭倦的情況。但是高度簡化的理論體系，只剩下一些乾巴巴的教條，也難怪學生一上政治課就昏昏欲睡。再次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存在被虛無化的危險。一些人實際上已經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失去了真正的信心，一開始還能經常在口頭上表示支持，西人所謂“嘴唇服務”（LIP-SERVICE），後來連嘴唇服務也逐漸稀少了。 五 結論 有歷史、有傳統、有經典，才能有民族國家，才能有自己的文明。民族文化建設中最重要的任務，不是解放思想，而是以歷史、傳統、經典為依據，反覆肯定自身的價值觀，營造民族的共識，確立其在當代世界中的身份地位。近世“實事求是”問題，一直是怎樣對待經典的問題。本文認為，“實事求是”的口號，因使用者的背景、目的和見解不同，至少包涵兩種對待經典的不同態度。一種態度是把經典當作值得高度尊重的歷史文獻，虛心地學習其文本，努力領會其精神，避免將其抽象為教條，反對任何人壟斷其解釋權，克制體系化的衝動，把經典當作一個開放的傳統的源頭，反覆回歸以汲取養分，在實踐中弘揚其傳統。另一種態度是強調時代的變遷，重視自身的經驗體會，相信經典的精神可以概括為一系列基本原則，相信經典的價值就在於這些普適的、正確的、成系統的基本原則，其他部分不僅可有可無，還有可能變成發展的障礙。目前盛行的“實事求是”，接近於後一種態度，已經造成貧弱、厭倦、虛無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