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肅反運動和中國文化大革命共同起因分析 zt 前蘇聯的肅反運動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是在兩個主要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由兩國最高領導人發動的，以本國革命同志為迫害對象的內部政治災難，給兩個國家都造成了慘重的損失。它們為什麼都發生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內部？它們之間有什麼內在聯繫？它們給人類社會帶來哪些重要的啟示呢？這些都是有重要價值的社會科學課題。 一、蘇聯肅反運動的起因及其危害 列寧去世後，斯大林掌握了蘇共的最高領導權，不久他就終止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按照對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解，展開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農業方面的政策是建立集體農莊，從1929到1935年，斯大林採取強迫命令的方式，使全國大多數農民加入農莊。農莊實行土地、農具等生產資料集體所有，集體生產，集中管理，統一分配，農莊產品按規定價格出售（後來是按比例義務上交）給國家。這意味着農民失去所有財產，成為集體農莊裡的“農奴”。農民們不願加入集體農莊，他們屠宰牲畜，毀壞農具，砍掉果樹，在農莊裡幹活時消極怠工，還進行叛亂。農業集體化給蘇聯農業生產帶來了很大破壞，1932－1933年在全蘇出現了大饑荒，很多地方發生了餓死人的現象，有資料稱：烏克蘭官方根據KGB系統的檔案統計，在1932－1933年的大饑荒期間，有“歐洲糧倉”之稱的烏克蘭竟然有接近1000萬人被餓死，占烏克蘭人口的1/3。大饑荒造成了人們對斯大林的普遍不滿，這成為蘇聯肅反運動的起源。 在1933年1月的蘇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斯大林成為被批評的對象，斯大林被迫承認政策上出現了錯誤。1934年1月召開的蘇共****，中央委員會的選舉結果，作為總書記的斯大林竟然得票最低，反對票高達270張，而蘇共第2號領導人基洛夫只有3票反對，得票高居首位。在基洛夫上台發言時，掌聲持續時間直逼斯大林。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斯莫爾尼宮被刺殺。現在比較普遍的分析認為，蘇共十七大的選舉結果使斯大林感到自身地位受到了來自基洛夫的威脅，是斯大林策劃了對基洛夫的暗殺。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也公開暗示斯大林是暗殺事件的主謀。 從1936到1938年，以基洛夫被刺案件為導火線，斯大林在蘇聯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運動。在斯大林的指使下，先後有眾多蘇聯黨、政、軍官員被指控犯有謀殺罪或反革命罪，遭到內務部的逮捕和審判，很多人被槍斃。歷史證明這些案件絕大多數都是冤案，這些被迫害的人大多數是斯大林認為的反對派，他們基本上都是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被指控的，判決的依據主要是他們的口供。他們受到了非法刑訊和精神恐嚇，很多人是因為顧及妻兒的生命才被迫“認罪”的。在法庭上出現了異常奇怪的現象，被告們不僅不為自己辯護，反而主動控訴自己的罪行，要求槍斃自己，最後，他們都用最美好的詞彙讚美斯大林。 據俄聯邦安全部公布，在“大清洗”中被判刑的大約為130—150萬人，約占蘇共產黨員的一半。據估計，有30—40萬人被處決。出席蘇共第十七次黨代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98名（即70％）被處決。17名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殺。十一大選舉的26名中央委員中有17名被處決或流放。蘇聯紅軍有3.5萬名軍官被清洗，第一批被授予元帥軍銜的5人中， 3人被處死；15名集團司令中，有13名被殺；85名軍長中， 57人被處決；159名師長，110名被處決。由於蘇軍指揮系統受到嚴重破壞，使蘇軍在蘇德戰爭初期不能組織有效抵抗，遭受巨大損失。蘇聯的肅反運動還波及到其他一些國家的共產黨，使這些國家的黨員幹部受到迫害。 蘇聯肅反運動“開創了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先例：一個政黨將自己一半的成員逮捕，一個政權將自己多數的上層成員處決，一支軍隊的軍官團在和平時期幾乎被全部消滅，一個國家的公民看到門外有汽車停下就懷疑自己將被逮捕”；肅反“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一大批無辜者受迫害，致使相當一個時期內，蘇聯政治生活處於極不正常的狀態，民主法制遭到嚴重破壞和踐踏，給蘇聯社會主義事業造成難以挽回的巨大損失”； 肅反 “給蘇聯社會造成了嚴重創傷，各個領域的社會精華均受到摧殘，人們在生命安全和行動自由得不到法律保護的環境中精神受到極大壓抑，而且，在保安機構濫用非法刑訊手段和特務手段的情況下，誣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會道德水平嚴重滑坡，其消極影響禍及幾代人”；“這場運動最終確立了斯大林個人專制，斯大林得以不受任何制約，完全將個人凌駕於黨和國家之上，在黨和國家的名義下實行個人專制統治” 。 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及其危害 為了儘快改變中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1958年，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提出了“超英趕美”的目標，在工農業生產上確定了非常高的增長指標：鋼產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 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在農業上提出糧食產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產80％，1959年要比1958年增產50％。 大躍進在工業上提出“以鋼為綱”的口號，號召全民大煉鋼鐵。全國各地，無論城市還是農村，到處修建土高爐，進行土法煉鐵，由於缺乏生產技術，煉出的只是大量的廢鐵，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由於大量勞動力被抽去大煉鋼鐵和興修水利，有的地方造成土地大面積拋荒，還有的地方糧食成熟了爛在地里。 大躍進在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化，把小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為大型農業生產合作社。從1958年8月到10月，全國74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被合併成2.6萬多個人民公社，參加公社的農戶有1.2億多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99%以上。人民公社實行“一大二公”，“一大”指規模大，“二公”指把社員自留地、家禽家畜、家庭副業收歸公社所有，消除所謂生產資料私有制殘餘，這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農村出現殺、賣牲口，砍樹殺豬，吃光喝光等現象。人民公社實行統一核算，集體勞動，按勞分配（實際上是平均分配），勞動所得與收入不掛鈎，挫傷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社員普遍存在參加勞動出工不出力的現象，糧食連續三年大幅減產（其中也有大煉鋼鐵的原因）， 1958年我國糧食產量4000億斤，1959年下降到3400億斤，1960年下降到2870億斤，1961年則又減少到2710億斤。 糧食大幅減產，造成全國糧食嚴重短缺，國民經濟在1959年至1961年出現了連續三年的嚴重困難。由於浮誇風盛行，公社上報的糧食產量卻越來越高，國家按照上報的產量徵購糧食後，留給農民的就很少，廣大農村普遍發生餓死人的現象。三年大躍進到底餓死多少人，國家沒有進行過統計，從各方面的研究結果看，比較集中的意見是在3000萬到4000萬人之間，超過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死亡人數。這樣大的饑荒，餓死人口之多，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並且是人為的政策原因造成的。 大躍進對國民經濟造成了嚴重破壞，在這種情況下，圍繞着如何認識當時的經濟形勢、如何分析造成困難的原因以及應當採取何種對策等問題，在黨內形成了兩種不同意見。毛澤東不能正確處理和對待黨內出現的不同意見，認為必須將走資本主義的錯誤路線打倒，導致了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對於大躍進功過關係的評價，在1959年廬山會議時，認為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直到一九六一年，大躍進造成嚴重危害，毛澤東的觀點也未發生根本改變。面對糧食緊張和餓死人現象，毛澤東的態度是“現在形勢大好，缺點錯誤是部分的”; 1961年廬山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說：“錯誤就那麼一點，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召開前夕，毛澤東仍然堅持：“國內形勢總的是不錯的。” 毛澤東的指導思想是：“我們的工作，除非發生了根本路線上的錯誤，成績總是主要的。”他堅信：實行人民公社化，搞一大二公，是社會主義的，路線沒有錯誤。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雖然承認“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但他對錯誤原因的反省，僅限於“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他一直堅持大躍進的路線是正確的。 劉少奇身處中央工作的第一線，對國民經濟的困難比毛澤東有更深刻的了解。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在作報告時說：“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對於造成困難的原因，劉少奇說：“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即‘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劉少奇對於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也表示出了懷疑，他說：“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做出結論。”對於劉少奇的發言，毛澤東沒有表態，但內心是不能接受的。思想認識上的分歧，為日後劉少奇的被打倒埋下了禍根。1966年8月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將劉少奇的觀點批評為“1962年的右傾”。 以此分歧為起點兒，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逐漸擴大和明朗化。1962年9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對劉少奇進行了嚴厲的指責，他批評劉少奇“形勢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嚴重”的觀點，是在刮“黑暗風”，在毛澤東看來，說形勢黑暗是在否定大躍進路線的正確性;在“包產到戶”問題上，毛澤東指責劉少奇沒有頂住，“包產到戶”與毛澤東主張的集體化道路是背道而馳的，被毛澤東定性為走資本主義；毛澤東還指責劉少奇對彭德懷要求平反的 “翻案風”注意不夠，甚至是“麻木不仁”， 在毛澤東心底里，如果給彭德懷平了反，就證明是他毛澤東錯了，這是毛澤東所忌諱的，毛澤東最擔心黨內出赫魯曉夫，最怕別人將來否定他。毛澤東將這些情況與“1962年的右傾”聯繫起來，判斷“黨內要出修正主義”，開始將矛頭指向劉少奇。1965年毛澤東提出“四清運動”就是要 “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態度進一步明朗。毛澤東在“四清運動”的性質和工作方法問題上，對劉少奇進行指責，是他心中蓄積的對劉少奇的不滿的故意暴發，接下來就要把打倒劉少奇的目標一步步付諸實施了。1966年8月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公開批判劉少奇。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上 ,劉少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黨籍，之後被關押在監獄中迫害至死。文化大革命不只是針對劉少奇的，而是針對所有持不同意見的人，所以在劉少奇被打倒後，毛澤東號召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發動造反派起來造反，使運動繼續漫延開來。毛澤東在極左主義思想下發動的大躍進，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起源。 “文化大革命的長期動亂使國家和人民遭到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大批幹部和群眾遭受殘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踐踏，全國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十年間國民收入損失約5000億元，科學文化教育事業遭到嚴重摧殘，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改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優良傳統和道德風尚在相當程度上被毀棄，形而上學猖獗，唯心主義盛行，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派性嚴重泛濫”，給社會風氣造成嚴重毒害。 三、蘇聯肅反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共同起因 蘇聯肅反和中國文化大革命都起因於農業集體化。蘇聯集體農莊和中國人民公社化運動，都是以實行農業集體化為主要內容的，都實行土地等生產資料公有，集體生產，平均分配，都造成了糧食產量嚴重下降，出現大面積餓死人現象，導致人們對執政者及其政策的不滿，斯大林和毛澤東堅信他們的理想是正確的，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是會改善人民生活的，他們沒有想到過他們信仰的理論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也沒有準備根據實踐的結果去修正他們的認識。面對實踐中遇到的挫折，他們不能反省自己的錯誤，不能正確對待人們的意見，而是採取違背民主和法制的手段，對持不同意見者進行政治和身體上的殘酷迫害，製造了兩國的政治災難。也許即使沒有集體農莊引起人們的不滿，以斯大林的殘暴性格，也難免會發生悲劇事件，但是如果沒有人們普遍的不滿，斯大林也許不會採取大面積殺戮政策，而只針對主要反對派骨幹舉起屠刀。 為什麼蘇聯和中國都搞農業集體化呢？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這裡面既有人們自發認識上的誤區，也有深刻的理論上的根源。從“人們自發認識上的誤區”方面講，從空想社會主義出現以來，否定私有制、實行公有制就是社會主義者的共同傾向，在他們看來，資本家私人占有生產資料是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經濟基礎，是資本主義社會罪惡的根源，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才能削除資本主義的罪惡，所以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必須廢除私有制。從“深刻的理論上的根源”方面講，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者馬克思、恩格斯作為理論大師，同樣繼承了空想社會主義對公有制的主張，馬克思以其多產的政治經濟學著作“揭露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論述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必然取代生產資料私有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論述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道理”，贏得了全世界共產主義者的擁戴，他被尊奉為革命導師，他的理論被共產黨人奉為經典。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產黨人可能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 在共產黨人的思想中，實行公有制就是在實現社會主義理想。 在如何實現公有制的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做具體的論述。在《資本論》等著作里，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些概略性的設想：“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手裡”，“在協作和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些表述不僅十分簡略，而且如何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實在令人難以理解。這給後來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實踐馬克思的理論帶來了困難。但是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有一條原則是明確的，那就是廢除私有制。由於國家是全體人民共同所有的，因此將私人占有的生產資料收歸國家所有，便成為實現公有制的一種既易於理解又便於實施的方法，所以從列寧開始，就把國有製作為實現公有制的主要形式。關於農業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馬克思在《巴枯寧〈國家制度與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中提出：不能強迫廢除農民所有權，應當把農民吸引到革命方面來，促進土地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過渡; 恩格斯提出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共同原則是實行合作制，合作社必須堅持自主自願、平等互利的原則，對待小農不能像對待大土地所有者採取剝奪的辦法。恩格斯在致倍倍爾的信中，把合作社看作是向集體所有制過渡的中間環節。在社會主義者的意識里，在農業上應當先建立集體所有制，再改造成全民所有制，最終的理想是建立全民所有制。 隨着俄國、中國等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共產黨人開始將他們對未來社會的設想付諸實踐。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領導布爾什維克黨把土地平分給農民，並按照恩格斯關於自願的原則，採取措施積極支持農民向集體經濟過渡，但實踐的結果是：自願參加集體組織的農民很少，而且集體組織的效益極差，主要原因是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否定了農民的個人利益，無法調動農民的積極性。 列寧對此及時進行了反思，1921年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廢除“餘糧收集制”，改行“糧食稅”，農民可以合法擁有自己的勞動成果，生產積極性提高， 使農業生產得到很快的恢復和發展。這使列寧的思想發生了轉變， 1923年列寧在《論合作制》一文中，提出通過自願結合的合作社，達到私人利益與共同利益的結合，從而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主張。《論合作制》沒有明確說明這種合作社實行何種土地所有制，當時的土地主要歸農民個體私有，列寧沒有說應改變這種土地所有權關係，將其改造成集體所有。因此列寧《論合作制》是主張保留農民的個體土地所有制的。關於這種合作社的性質，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曾認為“合作社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形式”，在《論合作制》中，列寧認為在蘇維埃政權下的合作社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一是因為合作社成分改變了:過去合作社的成員是富農和中農，而現在貧農也參加了合作社；原先合作社的領導權基本上是由資產階級合作分子所把持，而今合作社的各級領導權基本上掌握在布爾什維克手裡了。列寧把這種合作社看作是聯合農民的社會主義經濟組織，“合作社的發展就等於……社會主義的發展”，“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論合作制》強調要尊重農民的意願，實現農民私人利益與共同利益的結合。非常可惜的是，由於列寧的早逝，列寧《論合作制》的思想沒有被堅持下去。斯大林沒有認真體察列寧的思想轉變過程，也沒有認真研究列寧新的思想，就想當然地把他對農業社會主義的一般認識付諸實踐，使蘇聯踏上了一條原本可以避免的錯誤道路，並且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所走的路對其他國家形成了很強的示範效應，使其他國家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實行農業集體化的結果，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雖然在實踐中遇到了嚴重挫折，但斯大林還是堅信農業集體化符合社會主義理想，不會有錯，沒有像列寧那樣根據實踐的結果及時修正自己的認識。 新中國成立後，國民經濟剛從建國初期的困難中恢復過來，毛澤東就積極推行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並急於求成，一再加快改造速度，原定15年實現的目標，只用了3年就完成了。之後又在大躍進中實行小社並大社，實現了他追求的“一大二公”的社會主義理想。 斯大林在蘇聯建立集體農莊，毛澤東在中國實行人民公社化，其共同的指導思想是：公有制符合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推行農業集體化有利於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同時受列寧曾經說過的“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這句話的影響，他們認為個體農業與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實行農業集體化是鞏固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必須通過農業集體化使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然而實行的結果，農業集體化不僅沒有促進農業生產力的發展，還帶來了很大破壞，不僅沒有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反而損害了社會主義制度。尤其令人遺憾的是，斯大林和毛澤東堅信他們的公有制理想是正確的，沒有能夠像列寧那樣根據實踐的結果去修正他們的觀念，最後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四、蘇聯肅反運動和中國文化大革命帶給人類的啟示 （一）任何理論，不論主觀上多麼肯定，不論多麼想當然，都有可能是不正確的，只有經過實踐檢驗正確的東西，才能當作真理去對待，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經過實踐檢驗，結果與預想不符的理論，必須根據實踐對認識進行修正，否則固執地堅持不正確的東西，必將受到實踐的懲罰。 （二）蘇聯集體農莊和中國人民公社運動的失敗，充分證明了一個關於人性的真理：人性是自私的。農業集體化失敗的原因就在於忽視了人類自私的本性，否定了農民的個人利益。如果人性不不是自私的，人們不計較自己的得失，在集體農莊或人民公社裡也能無私地、忘我地工作，那麼集體農莊或人民公社就不會出現生產的大幅下降。人的自私性是人的天然屬性，不論是普通民眾，還是政治領導人都概莫能外。斯大林和毛澤東發動肅反和文化大革命也充分反映了這一點兒，他們不允許別人反對他們，不允許別人有不同意見，誰反對就打倒誰，他們的行為也充分證明了“人性自私”這一基本判斷。農業集體化因為違反人性而失敗，工商業領域的公有制企業與私有制企業相比，也普遍暴露出管理粗放、效益低下等弊端。公有制要求人們大公無私，一心為公，這與人的本性是背道而馳的，因而註定會失敗。自私是人性的基本屬性，人類在設計社會制度時，就必須尊重它，而不能違反它，否則必將結出苦果，社會主義的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兒。 轉自《中國學術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