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張北袁—中國陸軍現代化的先驅 ZT 作者：原草 　軍隊從冷兵器過渡到熱兵器，這無疑是一個現代化與否的分水嶺。中國自從公元9世紀發明火藥之後，直到千年之後的19世紀還始終局限在冷兵器時代。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開始認識到熱兵器在戰爭中的巨大威力，產生了軍事現代化的願望。自那時起。中國人經過了不斷的探索和努力，開始找尋軍隊現代化改革的途徑，直到1895年才開始着手建立新型軍隊，而且這種新軍的擴大與普及跨到了20世紀才初見成效。殊不知此時，積弱甚久的滿清王朝也隨之滅亡了。 　　內憂外患迫使軍隊的現代化 　　中國在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被西方列強打敗，一小部分見識遠大之士，便提出了採用現代武器與軍艦的要求；而太平軍大起義以及在剿滅起義的戰爭中，美國冒險家華爾和後來由英國軍官戈登指揮的“常勝軍”，以及另一支中法合組的常捷軍，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些使用外國武器和外國人領導的中國軍隊，促使了一個對未來的中國陸軍現代化最為重要的發展，這就是一小撮文官，加上與軍務有關的開明官吏，開始以所謂“自強運動”，來建設中國軍隊。 　　當時中國軍隊是由旗兵、綠營和鄉勇構成，八旗好理解，是種軍民一體的世襲戰鬥組織。綠營是八旗以外的所謂國家軍隊，其前身是以沒被吸收到八旗中的剩餘降兵為核心，補充上自願兵和地方團隊。軍官有滿人也有漢人，士兵則都是從漢人中招募的，在實行自願入伍制這點上它與世襲的旗兵不同。綠營分為陸路與水師，由騎兵、步兵、守兵組成，最大的特點是分成許多小單位而遍布全國。其中大多數，至少在名義上受提督轄治。而另一部分則撥充總督與巡撫作為標兵。提督節制的軍隊分為鎮、協、標和營，每營又進一步劃分為一些更小的單位。鄉勇是在太平軍起義後由地方官吏豪紳招募而成的民兵組織，其基層軍事組織是仿照綠營的營。按照正規建制，營有軍官五人，士卒五百人。如包括行政人員和伙夫在內，每營實力688人。營由四哨和一隊親兵組成。名義上一營配備抬炮二尊、二人抬的火繩槍（俗稱抬槍）四十八支，還有相當數目的火繩槍和刀、矛。在營之上雖無專門建制，但二到十個以上的營要歸統領轄制，有二個統領以上的部隊構成有大帥的“軍”。選擇軍官的辦法是軍的大帥從他的親戚朋友中挑選統領，統領再如此選擇營官，營官再監視招募士卒。營是一種父系組織，營官可能被稱為“父老”，哨官被稱為小兄弟，士卒被稱為“子弟”。每營都在當地或附近的村莊招募自願者入伍。 　　1862年末，朝廷直接給著名的鄉勇部隊首領湘軍曾國藩、淮軍李鴻章、楚軍左宗棠下了一道諭旨，命令他們選擇一部分軍官，在上海寧波向洋教習學習現代軍事操法。他們學成之後，再去訓練其他軍隊。朝廷指望通過此舉，培養出足以代替外國人指揮“常勝軍”、“常捷軍”的軍官。當時，不僅鄉勇軍官這樣作了。南方沿海各省綠營部隊和天津練軍，也都選了一些人學習外國軍事技術。 　　1865年，兵部和戶部尚書會商，又在直隸省桃選六“軍”精幹的綠營加以訓練。這些軍隊的任務是保衛京畿。“練軍”的名稱由此產生。這些練軍的建制和糧餉都按照湘淮軍制度，駐守戰略要地和交通中心，可是它仍是綠營系統的一部分。儘管朝廷從1885年起曾三令五申改革綠管，但這種努力收效極少。當時的中國軍隊一直還是老樣子：組織制度依舊，武器仍以大刀長矛為主。各部門的首長非親即故，因此效率和風紀也無從改善。外國人曾這樣形容道： 　　“典型的中國士兵，與他的西洋同行很少相似之處。他的制服是一條布袋狀的褲子．一件顏色鮮明而不合身的戰祆，頭上戴一頂頭巾或圓錐形斗笠 這副不象個兵的裝束再時常加上一把扇子和雨傘，就更顯得失去勇武氣概。讓這位被人瞧不起的戰神子孫、帶着上陣的武器也許是一支大抬槍，一杆火繩槍，一把長矛或大刀，或一張弓。只在極少數的時候，他才拿得到一支現代的後膛槍。有時，他的上衣前胸還有個斗大的箭靶式圓心，這使入聯想到他正好是炮灰。上衣的背後，說不定還有個‘勇’字，有些人認為把這個字寫在這個地方是頗耐尋味的。他吃的是不飢不飽的口糧，住的是又髒又小的草棚，過的是消磨意志的懶散生活，這正好使他染上煙賭嗜好。這一夥糧餉不足，統率不當，訓練欠精的人們，在以後的幾十年中，不僅不受人輕視嘲笑，而且還引起了對黃禍的極端恐懼，實在是令人驚奇。當時，只有極少數人能夠衡量中同軍隊的真實潛力，因為中國軍隊的真正勇武特徵，不到他們受到良好訓練，獲得良好的裝備和統帥的時候，是不會顯露出來的。” 　　1874年平定太平軍以後，曾國藩就軍隊本身的改組奏議，令沿海各省訓練九萬名配備新式武器的軍隊，而沿江的三省則總共訓練三萬人。他規定這支軍隊的每年糧餉為八百萬兩。曾國藩在一系列奏議內提出，遣散不合格人員以及減少綠營兵額，留用者增餉以及根絕腐化等。他並進一步說明外國的操練、戰術與裝備均優於中國。因此，中國不能止於採用現代武器，而要像西方列強一樣，繼續改進武器的質量。李鴻章也指出繼續使用弓箭、鳥槍和前膛槍的荒謬。1878年，沈葆禎建議廢除武科，未獲成功。1885年，李鴻章接受戈登將軍的建議，在天津建立了一所武備學堂，並聘請了德國教官。不久．張之洞在廣州附近設立了一所水陸師學堂，聘請六個中國人和一個德國人任教。此時還有些地方大員建議建設鐵路網，主要是為了加強帝國的軍事地位。1889年，張之洞取得朝廷同意；為鐵路幹線的建設擬了一個野心很大的計劃。 　　在這一被稱為“同治中興”的時期里，朝廷批准了有限的一些軍事改革，但是並設有擺脫它的傳統軌道，對於防止發生叛亂與任何會進一步失去權利的事，比起從根本上來改編軍隊與使軍隊現代化，表現得倒更為熱心。這些想把中國軍隊現代化的計劃，一個也不是能夠為滿清中樞增加權力，而只會使軍事大權落入漢人領袖手中。因此，它們都沒有成為事實。 　　結合着陸軍部隊現代化所取得的有限進展，有幾個官員提倡發展現代海軍。這些人大部分也就是陸軍改革的促進者，包括左宗棠、李鴻章和他們的外國顧問們。某些微小的成功是得到了，但是就長遠的影響而論，海軍改革遠比不上陸軍改革。1885年建立了海軍衙門，3年後組織了北洋艦隊。這支艦隊有二十八支船，規模不小。可是它的成長一開始便受到很大阻礙。1888年，慈禧太后把大部分海軍經費移建頤和園，對海軍建設唯一的讓步是在頤和園平靜的湖上建立了一個可愛的石舫。石舫是夠堂皇的了，可是對於中日戰爭中不爭氣的中國海軍卻無所稗益。當7年後威海衛要塞被迫投降、海軍提督丁汝昌自殺、剩下的北方艦船都落入日本手中時，北洋海軍唯一遺留下來的，就是這座頤和園內的石舫了。 　　1894年的中日戰爭，以中國的慘敗而告結束。小日本打倒了大中華，這使得絕大多數中國人認識到中國的存亡已受到了威脅，除了改革之外，別無可以選擇的道路。儘管中日戰爭以前的十年間，個別中國人已經認識到侵略者的長處，不僅在於船堅炮利，也不只是用西方的工 、商、農業和教育制度，就可以解釋西方的軍事力量。西方的技術文明是和它的獨特的政治、社會制度密切結合着的。於是，改革要求沸騰，由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認為中國富強的最好辦法是推翻滿清，並創立一個共和國。而康有為等也企圖從各方面使中國現代化的儒家學者們，則要求效仿日本，在溫和的君主立憲之下進行。這兩種團體一致認為，必須把採用西方的軍事方法，作為這個廣泛計劃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他們在以後的歲月中，都傾其才智來宣傳他們認為中國命運所系的革命或維新。與他們不同的是，不事張揚而依賴現制度一步步在軍事上具體落實這個改革的人，就是張之洞和袁世凱。 　　張之洞1837年生於直隸南皮的仕宦門第，是一個受過極好的古典教育的傑出學者。1863年舉進士，曾在翰林院任職。張氏不同於清朝後半個世紀大多數從軍權取得高位的顯要人物。與此相反，他是以才幹、政治上的機敏和學識的淵博，從文職人員中升上去的。他雖然善觀風色，並且有時喜歡逢迎，不過還是以罕見的努力，體現了他的那一時代儒家忠君愛國的美德。他1882年時任山西巡撫，1884年中法戰爭危急時刻被提升為兩廣總督，在這一顯貴職位上，他調動老將馮子材在廣西鎮南關大敗法軍，贏得很好的名聲。五年後調任湖廣總督，又開辦礦山、製鐵和槍炮、紡織等工業，並籌辦京廣鐵路，成為洋務運動的發起人之一。 　　袁世凱小張氏22歲，1859年生於河南項城一個官宦家庭，族中許多人都以團練官員身分在左宗棠、李鴻章屬下當過差。雖然有這樣的家世並且早年曾受過古典教育，但袁氏還是在科舉中落第，不得已於1880年捐了一個官銜。雖說捐過官又有不少有勢力的親戚，但是畢竟沒有中過舉，因此他擔心在純粹的文官仕途中，難免要遭舉人進士那幫人的排擠，或者他也相信由於王朝衰微，外患浸迫和大批軍隊的興起，取得權勢的最可靠階石主要還是軍人出身。1881年5月，袁棄文從武，投奔其養（叔）父袁保慶的結義兄弟、當時在山東的淮軍統帥吳長慶。當1882年吳奉命入朝鮮時，便帶袁同行並委任其為前敵營務處總辦，負責訓練和糾察中國與朝鮮軍隊軍紀。吳回國後，袁經李鴻章保薦，仍留任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這是是個文官頭銜。從1885到1894年，他都任中國駐朝鮮的代表，期間威信很高，被譽為“非唯知兵且諳外交”，顯示了真正是一個幹才，還博得了積極與嚴正的美名，成了李鴻章提拔的重要對象。中日戰爭爆發，有許多人歸咎於袁駐紮朝鮮時的專橫行為，可是不論是這種責難，還是袁實際在促成戰爭上的作用，都沒有貶低地的威信與影響。他詭計多端的政客手腕，非常高明地推卸了敗事的責任。1894年7月袁回國即被任命為浙江溫處道，未赴新任就爆發日本進攻，於是被派往奉天鳳城前敵營務處負責軍隊糧草供應。戰後，他遷居北京並參加了維新團體，雖然他後來被認為是出賣維新派的叛徒，可事實證明他仍然是一個主張在各方面從事溫和改良的人，特別是軍事改革。他的為人被個人野心和政治上的不擇手段所沾污，可是他的從軍經驗，使他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積弱的危險。因此，他在清朝的剩餘年代裡，力圖增強中國的實力，以抵拒外國的壓迫。在北京時，他也表露了他的另一特點；善於抓權。也就是說，他善於取得政治上權威人物的支持與信任。當時，他取得了慶親王、滿族兵部尚書榮祿和軍機大臣李鴻藻的支持。 　　張之洞和袁世凱兩人當時都是朝廷所信任的高官，資格老一些的張氏系文官出身，而新進的袁氏則以武職入仕。兩人分別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創建了新型軍隊，這就是標誌着中國軍隊徹底與冷兵器決裂的自強軍和定武軍（也稱新建陸軍）。 　　張之洞的自強軍與武昌新軍 　　1894年秋，張之洞從武昌調到南京署理兩江總督。對於和日本打仗以及日本可能入侵長江流域，使他加快了軍事改革的速度。他改善海防，購置洋槍並大辦團練，此外還天真地建議籌措一筆外國貸款，找一部分外國僱傭軍，從美國西岸進行襲擊以便從背後來打擊日本。儘管這個極其不合實際的計劃，被赫德與李鴻章所阻。但他還是盡其所能，1895年下半年在南京組建了十三營的自強軍。張氏奏稱，這支武裝力量有步隊八營，馬隊二營，炮隊二營和工程隊一營。裝備全部是歐洲陸軍類型．因此，這支軍隊與中國舊式的軍隊完全不同。和太平軍時期以後的防軍與練軍也不同。它以德國建制為本，每個單位有三個獨立組織的基本兵種，另附工兵部隊。按計劃它以後還要再加醫官、獸醫和槍匠。計劃上沒有提到組織一支後勤部隊，諸如軍需、運輸或信號單位。 　　以德國少校來春石泰男爵為首的三十五個軍佐，被聘來訓練新式軍隊。張氏計劃最突出之點是：這些外國人不僅當教官，在中國軍官訓練到能夠代替他們的職務以前，德人還能擔任協、營和哨的指揮官。從中國軍官中挑選健康、誠實和堅強的人擔任副營官，連的副哨官從天津與廣東武備學堂畢業生中挑選，這兩所學堂是1880年代由李鴻章和張之洞分別創建的。全部訓練權都付與洋教習，但維持紀律與懲罰之權仍在中國官僚手中，考核與約束權由總督的營務處掌握。張之洞在大膽使用洋教習的才幹，可卻小心謹慎地保持着他對軍隊的最後權力。 　　新的部隊士兵經過異常慎重的挑選。他們都是江蘇與安徽的農村青年。城市中油猾的“勇”一概不要。應徵者要用西醫標準方法檢驗，必須身強力壯而無隱疾。每個應徵者也要持有本村所發品行端正的證明，並必須服役十年。有一份革命黨人方面的文件內說，所有應募者都能讀會寫。這點可能有些誇大。可是，幾年之後，張氏在武昌訓練的精銳軍隊中，許多人都有文化則是事實。有文化的人應募就提高軍隊的社會地位。新軍的餉銀按當時的中國標準來說是優厚的，正勇們除新兵以外月餉五個銀元，按比例下級軍佐所得更多。餉銀以外還供給制服口糧和營房。全體德國人員的薪水在外國按合同規定支付。團練或鄉勇的軍官一律授予正規軍軍官的候補銜、或即授官階。給士兵發餉時和過去的習慣不同，不是把一大筆款付給指揮官；而是由洋教習與特派的中國軍官當場發給現洋。這樣，張之洞便建立了一種使兩伙軍佐都保持廉潔的辦法。這項新的發餉與訓練制度增加了中國軍官的工作，而同時又減少了他們不正當收入的來源。可是，軍隊卻得到了應得的餉銀與口糧。③這就是一個為什麼張之洞能募到一批比較優秀人員的理由。 　　步隊營的建制二百五十人，分五哨。炮隊一營二百人，共四哨。每個馬隊營包括一百八十人，分三哨。而工程營只有一百人。雖然張之洞聲稱，人員的配置悉按德制，實際並不甚符合。縱然如此，這個旅團的確與中國建制的典章不同，而具有歐洲現代軍隊的特點。 　　張之洞在1895年12月27日的奏摺中，說明他建議組織由德人訓練的部隊一萬人，並報告他已經象上述的那樣創建了十三營。他解釋這一違背傳統的建議時指出：中國舊式軍隊已不可恃，積弱既久，而又貪污腐化。不過對八旗同樣的弱點，張氏則避而不談。他對朝廷說，中國必須對西方的方法作一徹底了解，並仿效它來迅速訓練得力的軍隊。否則，中國便不可能抵禦外國侵略以保衛自己，充其量只能鎮壓內部騷亂而已。 　　這本奏摺建議，原已組成的單位，訓練六個月後人數再增一倍。把洋員調出以訓練新營，已練成的各單位則逐漸以華員充任指揮官。此種過程可以反覆運用，直到全軍實力達到一萬人為止。如果這個計劃能夠貫徹，張氏就可以在兩年之內，創立一支比中國近代歷史上所有軍隊都強的勁旅。張氏估計，每一旅團將年耗四十四萬兩。他知道經費缺乏，必須盡力節約。而他顯然相信，新式軍隊的價值，值得這筆費用。在這一奏議中，張氏提出了一些軍事上正確的原則。他認為將領必須合格，勇丁必須嫻熟機械技藝，部隊人員必須強壯，勇丁決不當雜差，連隊必須足額，軍火必須豐富，餉糧必須充裕。張氏指出，如果仍按舊章發餉，隊伍寧可開小差而不願受西式的嚴格訓練。雖然在這一點上他是正確的，可是他相信使用洋員和西法是醫治中國軍隊痼疾的靈藥，那就顯得不現實了。他又說明：新制度建立幾年後，相沿成例，因而將弁兵勇視為當然，短扣響銀、廢弛勒索之弊自然無由以萌。這種過分的樂觀，也許僅僅希望說服保守的朝廷，可是，張氏似乎沒有理解軍隊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們的環境的反映這一事實。同時，他也沒有認識到只有根本改革中國的風俗，才能真正糾正這種深入膏盲的積習。 　　張氏對於軍事改革的興趣並不止於軍隊建制，他認識到建立一支受過教育的和嫻熟技術的軍官隊伍的必要性。1896年2月2日，他奏准在南京建立一所陸軍學堂和一所鐵路學堂。張之洞寫道“整軍禦侮，將材為先，德國陸軍之所以甲於泰西者，固由其全國上下無一不兵之人，而其要尤在將領營哨各官無一不由學堂出身。” 　　這一奏摺還聲稱，如果中國要仿照德國，那就非廣設學堂不可，因為學堂畢業學生雖未必足充軍隊將材，但究竟比沒有受過訓練的人領會得快些。 　　張氏建議慎選150名有文化的青年人入軍事學堂，他電托中國出使德國大臣，延請優秀的德國教習來教學3年。課程內容包括技術、戰略、步騎戰術、野戰地術，工兵工程和炮台炮術。測量、製圖以及德文也列入教程。鐵路學堂有洋教習3人，學生90人。 　　朝廷批准了張氏的建議，但對德國軍官的資格和高薪提出疑問。而且，對個別漢族官吏組織一支勁旅，朝廷也許有所疑忌。不久，就令張氏將新軍交由即將回任的實缺總督劉坤一。這個旅團對重要的長江三角洲的防務極其重要，象這樣極端背離中國軍事組織傳統的新式軍隊，顯然朝廷寧肯交給更保守的湘軍將領劉坤一來指揮。 　　1896年2月14日，張之洞在另一奏摺中指出，他原議練一萬人，因餉項過巨，此項計劃誶難設法執行。儘管令他交出卓越的新軍的統帥權必然使他難過，他卻不但力陳要保持軍隊；還力爭一定要把它增強成為一支五千人的勁旅。他為擴充部隊安排了財政來源。他估計軍隊年需七十萬兩，宣稱把江蘇，江西安徽三省裁兵節省的二十萬兩給他，另由蕪湖米厘金指撥十二萬兩，蘇州與上海米厘金指撥二十八萬兩，他就能維持這支軍隊。雖然張氏作了懇求，他的繼承人劉坤一併未增加自強軍，不過至少維持了它的原狀。 　　1896年2月，劉坤一接替了張氏。自強軍和當時在建造中的新軍事學堂，都耽心更為保守的劉坤一不支持他們、可是，中日戰爭的殘酷實際，顯然已經改變了劉對西式組織與訓練的看法。在回到南京後，他感謝了德國軍官的努力，還表示希望他們不久就建設起一支有效率的軍隊。然而，南京方面的人對洋教習的憎恨發展了。劉坤一的湘軍與比他們餉銀高、穿得好、吃得好的新軍之間存在着嫉妒。同時，有人報告德國教習鬧不團結，他們的行為引起很不好的評論。1896年6月，湘軍與受外國人訓練的勇丁小隊之間鬧了一場衝突，一個德國班長受了傷。兩艘德國炮艦奉令開到南京，懲戒了湖南人之後，事態才解決。這就表明，聘請外國顧問本身就存在着政治干涉的危險。 　　為進一步防止發生意外，1896年夏，劉把自強軍調到比較遠僻的江蘇吳凇口要塞去。當1898年德國軍官合同滿期時，他就將這些人解僱。雖然劉當時不同意讓外國人直接指揮或即使是訓練軍隊，但他還是從吳凇調了三名德國軍官到南京武備學堂當教習。同時，儘管讀書人有威信，而劉氏的湖南親兵營卻從不用一個武備學堂的畢業生。湘軍其它各營，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少數受過訓練的軍士，給那些保持着弓劍精神的軍隊指揮官，留下微弱的印象罷了。 　　1896年2月9日，張之洞離開南京回到武昌任總督。他一回到湖北，就迅速在武昌創立了一所近似南京學堂的武備學堂，繼續顯示了對軍事教育的興趣和信心。他乘江蘇不滿德國軍官的機會，調了一小部分人到武昌。德國教官團中的頭頭過於跋扈，不能為中國的文武官員所接受，但是，其餘的三員則留在張氏新設的武備學堂任教。1896年，張氏又新成立兩營新式軍隊，另加一隊工程兵。這支隊伍為一支精練的親兵隊提供了核心，後來就擴充成為有戰功的第八鎮。在組成新營時，張氏略為降低了他所堅持的西洋原則。新的訓練條例是德國辦法和直隸省武毅軍半現代化技術的混合，也放棄了用外國軍官統帥他的軍隊的作法，而只聘請他們當顧問或教習。 　　為了改進地方軍隊的品質，1897年張氏還下令所屬每種類型的營部都以十分之一的人，來省城輪番受訓。練成之後，又命令他們回去把新的技藝轉授其餘的軍隊。看來，以後張氏把他的政策改變為，替每個主要地方武裝準備一個或二個受過西式訓練的營。 　　張之洞在1894年建立自強軍時，當地方最高官吏已經很久。他與中國先前的軍事領袖即鄉勇領導者不同的是：他並不在他的故鄉招募士兵以培植個人勢力，他組織的這支新式軍隊，從未超過一師和一旅。當朝廷諭旨責令他把這支軍隊交給他的繼承者之後，他在繼續發展這個組織的興致方面，表示了難得的愛國主義。1907年他調往北京時，還失去了他對這些部隊的直接控制權。當時這樣一支軍隊是足夠維持湖北和湖南的內部秩序的，而且這支部隊還為華南的現代化軍隊樹立了榜樣，影響了華南的現代化軍隊的發展。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第一槍打響，這支軍隊方才顯示出它還是一個社會現代化變革的因素，可是，它並未強大到足以成為支配因素的程度，而袁世凱的北洋軍，則攫得了那種地位。 　　袁世凱的定武軍和北洋軍事集團 　　因中日戰爭而成立的另一現代化軍事組織，與張之洞的軍隊一同成為新式正規軍隊核心的是定武軍，也稱新建陸軍，這個組織在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政治歷史上都極其重要。著名的北洋軍和北洋集團，就是以此為基礎發展起來的。 　　1894年末，中日戰事處於危急階段，李鴻章的德國軍事顧問漢納根向恭親王及總理衙門提出了一個建立一支帝國軍隊的計劃。在這支軍隊中，一支外國人組成的軍官隊，不只當教習，還要取得中國的軍銜。實現這個建議的先決條件是籌集一筆維持這支隊伍的經費，由著名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掌握。除了它將作為一支帝國的軍隊而不是地方軍隊這一事實以外，這個計劃使我們想到它在很大範圍內是自強軍的翻版。督練軍務處部分地支持了這個計劃，並且奏請編練西式陸軍和飭令胡橘芬和漢納根在天津着手招募以及訓練。 　　對於這個激進的建議，據說總理簡門中的滿族官員有意批准這個計劃，而漢族官員則在李鴻章的支持下反對它，因為他們唯恐多花錢，特別是還要受外人的監督。他們害怕會失去侵吞公款的機會和居官所得的利益，包括購買軍火的回扣在內。這也許是真的，但是民族的自尊和過分自信，必然也使總理衙門不願意把一支強大的國內武裝交由外人控制。自太平軍叛亂以來，軍機上的均勢一直操在漢族地方大員手裡，建立一支集中在中央的十萬現代軍隊會把控制大權歸還朝廷。這也許就是滿族領導人要批准這個計劃一說的根據。 　　胡橘芬建立了一支十營的武裝力量，定名為定武軍。它僅部分地採用西式訓練。頭一年並未達到西方標準。這個旅團至少在紙面上是由三千步兵，一千炮兵，二百五十個騎兵和五百個工兵組成。並最少聘請了兩名洋教習，一名叫史卡納的德國人和一名叫曼德的挪威人，此人以後當了陸軍上校和袁世凱的副官。 袁世凱就是在這時開始走上他“軍閥之父”的道路的。 　　中國被日本打敗，榮祿要袁草擬訓練西式軍隊的辦法，從而產生了一篇幾千字的提倡用德國技術訓練軍隊的論文。後來先由李鴻藻，其次是榮祿，上奏保薦袁世凱的練兵之才。胡橘芬受命為津蘆鐵路督辦以後，親王和督辦軍務處的大臣們遂於1895年12月8日奏清皇上，任命袁世凱統率與督練定武軍，以該軍十營為基礎編練新建陸軍。他們贊成袁所擬的練洋操聘洋員計劃，並且認為袁所定的營制和餉章都周密可行。袁的奏摺內也提出必須添募步騎新兵，把新軍增到七千人，增加的軍隊每月支出約銀七萬餘兩。如果證明新部隊確有效率，還可逐步加強。12月8日諭旨奏准，派袁督率這一部隊，其中說道：“中國試練洋隊，大抵參用西法，此次所練，系專仿德國章程，需款浩繁，若無實際，將成虛擲”。 　　1895年12月中旬，袁出發到離天律不遠的小站，接收他的新部隊。在這次新軍隊的改編工作中，他迅速地顯示了能力。才不過是1895年12月21日，他便提出了這個部隊情況的報告，步兵已經分成左右兩翼，每翼二或三營。炮兵已經組成三翼，一隊快炮、一隊重炮和一個後備單位。騎兵營由四部分組成。工兵分為六部分，包括橋梁、要塞、軍械修理、測量、布雷和電報隊。這種組織並非嚴格遵照德國陸軍建制，它和自強軍一樣，包括三個基本兵種和技術隊，而開始近似於西方的現代化軍隊。軍隊中甚至還有一個軍樂隊。 　　這支新部隊迅速增加到七千人左右。袁派遣募兵官到山東、安徽、河南、江蘇去挑選強健青年。另外還派遣軍官去招募騎兵和購買馬匹。由於這支軍隊的武器也和普遍存在的情況一樣，不是標準化的，袁就要求為他的軍隊補給新式來復槍、馬槍和快炮。 　　由駐德中國公使聘來的德國軍官來到小站營地，一所德文學堂開辦以後，又有三個德國軍官分任步、騎、炮兵的教官。袁世凱親自統率這支軍隊，他的精力和行政才能使部隊顯出許多進步和壯觀軍容。現代化的訓練計劃、按照西方路線改編過的參謀職能、在戰鬥條件下的操練、夜間的演習和保持電訊等事項，所有這些，在老式陸軍中都是從來沒有的. 　　1898年秋，英國海軍少將貝思福訪問中國，並視察了所謂的“軍”，除了三個軍以外，他全都看到了。他認為，按照西方標準，袁世凱的部隊是大清帝國唯一裝備齊全的軍隊。貝思福考察小站袁軍時，該軍有七千四百人，其中大部分來自山東。招兵的標準與自強軍相似，這表明也有一種打算獲得比中國一般兵士更高的兵員的願望。這一決策的好處，可以用一件事來證明，即這些兵是體格強健的範例。他們的制服和大部分裝備都是適用的，並保管得很好；整隊操練和軍隊風紀也都良好，在野外演習中，官兵都表現出能了解自己的職責。發給步兵的是德制毛瑟槍，騎兵持有毛瑟槍和長矛，炮兵共有十隊，每隊各有發射一至六磅炮彈大小不等的炮六門。這個軍與大多數中國軍隊不同的是它有速射機關槍。此外，他在中國軍隊中發現許多領導很差的事例，多數情況是糧餉不足，除少數例外，全部缺乏紀律和訓練。甚至裝備較好的部隊也往往因訓練不足而失去價值。貝思福在士兵行列中數到十四種不同類型的槍，其型式之繁雜，幾乎是從連發的溫徹斯特槍和毛瑟槍直到前膛裝子的抬槍。就連這種雜湊的槍也很少實彈射擊。因為除袁世凱的士兵以外，軍隊極少甚或不作射擊演習。 　　1899年，在中國軍隊中當過多年教習的瑞辛格少校指出；中國的軍隊領導弱、號令不統一、武器不劃一、缺乏有效率的後方勤務系統、物資保管馬虎。瑞辛格也注意到軍官們不會把各兵種有效地協同使用。除了這些不健全之處以外，還要加上久已令人不滿的貪污，構私、吃空額和餉銀過薄。貝思福和瑞辛格都批評過中國企圖犧牲陸軍改革，來重建一支現代海軍的作法。他們兩人都承認，海軍人員要比那些陸軍人員訓練優良。可是，他們也都相信，現代化士卒比軍艦尤為中國所需要。 　　此時袁世凱已經成為中國在軍事方面公認的“權威”。1899年5月，他向朝廷上了一個奏摺，對訓練制度、戰術、軍紀與擬議使用的武器，都有所規劃。他建議在全帝國範圍內公布統一的軍事規章，並自信這種全國性的標準應以他的建議為根據。5月29日，朝廷給他一封機密的信，指示他草擬一個詳細的報告供朝廷審覽。11月，袁在呈送這個軍事規章草案手稿的奏摺中提出，他希望軍隊痛除積習，格守營規。他主張軍佐要把勇敢、廉潔與忠心作為信條，當兵的必須承認勤奮、決斷與恭順為其基本守則。他還說明士卒應先受基本軍事訓練，然後掌握戰術即攻守調度之道。在另一摺奏中，袁強調了採取西式訓練之必需，主張高級的軍事指揮應研究與仿效外國軍制。 　　此時的袁雖然還不是個品級最高的官吏，但他並沒有因為謙遜而對於根本大計和利於朝廷的事緘口不言，不去干預既成秩序。他倡議建立一個在中樞控制下的大型兵工廠，在指出現行制度的缺點之後，建議新的兵工廠應設在接近產煤的地區，而它的經費則由用於地方兵工廠的款項內移撥。這樣的計劃必然因為地方督撫不能同意而執行不通，可是袁氏的威信在朝廷內卻有所增長，這從慈禧賞賜給他的殊恩可以看出。1899年6月，他晉升為工部右侍郎，還受到沒有多少實利的獎賞：在紫禁城騎馬和在宮內三海乘船。但他仍在天津小站練兵。 　　舊式軍隊的一個嚴重弱點是缺乏勝任的僚佐，他們的參謀設計職責沒有專業分工，為此，袁在制定了各營的營制後，又建立了一些新的僚佐機構，包括訓練、運輸、輜重、軍械和軍法部門。與西方陸軍不同的是，這些機構中還有個外事部門，這個部門可能搞技術情報——研究西方訓練方法與裝備——而不是搞一般意義的外事。幕僚的首腦是袁年輕時的老朋友徐世昌，此人時為翰林院編修，但以後在袁世凱取得大權時，他便被提升為軍機大臣、總督、大學士，終於在民國時代，從1918年到1922年當上了總統。 　　為使中國陸軍的現代化加快步伐，袁建立了多種多樣的軍事學堂。這些技術學堂至少可使官佐與弁兵都學到近代戰爭高度專業化技藝的基本原理。1901年袁世凱由山東調回直隸接替李鴻章以後，很快就在他的保定大營成立了一組六所學校的講武堂，其中包括一所一年課程的參謀學堂；一所兩年課程的軍官學堂，一所為服役三年尚未入流官佐所辦的學堂；一所官佐與弁丁均可就讀的測繪學堂；一所供官佐學習八個月三角學及射擊術的炮學堂；還有一所為老式官佐教點西方技術的學堂。此外，袁還於1902年3月奏陳朝廷，聲稱他已遣派軍事學生往日本遊學。 　　袁世凱認識到在中國軍隊中最敗壞士氣的，是軍官普遍貪污，這種弊端侵吞了兵士全部或一部餉銀與口糧。袁建立了防止弊端的一項制度，餉銀由他的指揮部派員向每個官兵逐一核發，有時他還親自監督部隊的發餉和給養事宜。袁世凱和張之洞一樣，都是官僚中少見的人物。他們不僅主張為自己的部下提供足夠的餉銀，並已確實照發了。這種作法顯示，袁很明白軍隊對於他們統帥的忠誠，主要靠他們所領到的餉銀。可是，他不象張之洞那樣以高度的個人操守見稱。因此，某一御史參劾他侵吞公款可能是有根據的。榮祿於 1896年6月，奉命查辦這件參案併到小站閱兵的時候，不但替他素所賞識的袁世凱洗刷，還誇讚了袁訓練的軍隊整齊壯觀，並且不顧袁的職責都屬軍事的，還是在1897年7月推薦提升了袁為文官職務直隸按察使。這說明袁的威信並不因有人告發而降低，由於文官所享的威信和官僚組織的缺乏專業分工，從文職官階中升上去，對他可能更有利。 　　果然，到1902年1月，朝廷授他以北方鐵路督辦和政務處諮議的職銜。6月又署理直隸總督，在10月份與張之洞同時受命任商務大臣並協訂通商條約。當時，由於電報具有戰略上的重要性，1903年1月諭旨電報國有，袁遂就任郵傳督辦。他儘管擔負了這些頗有實權的職務，可是始終沒有放棄編練帝國新軍的責任。1903年12月4日，朝廷下詔設立練兵處，派慶親王總理練兵事務，袁世凱充會辦練兵大臣，鐵良襄同辦理。這時的袁已經着手把小站新軍的經驗向全國推廣開來，整編、定製、軍銜、兵工、操練等一系列軍隊現代化的計劃措施，都在這時做出並逐一落實，直到1908年底慈禧太后死去、宣統皇帝上台，袁被罷官回家“養病”為止。 　　袁世凱發展新建陸軍不僅是為北洋軍奠定基礎，也為北洋軍閥集團（有時稱小站集團）打下了基礎。這支受過德式訓練的軍隊，象張之洞的自強軍一樣，與著名的曾國藩李鴻章等人所建鄉勇部隊有許多共同之處，比如它的半私人化軍隊性質。但二者之間也有許多基本的差別：首先，新建陸軍用外國軍官作教習而不讓他們作軍隊的指揮，這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化軍隊的一個特點。其次，袁的軍隊並非由地區或省供應，而是是靠戶部的中央財政，因此就沒有財政上仰給於人的危險。其三，袁不是那些有着許多興趣、軍事改革僅為其一的大文官及學者，他從陸軍官佐開始他的政治生涯，通過操縱軍權與行政才能和政治上的精明強幹互相結合而爬上去的。他把一支不足五千人的小隊伍，在其後的戊戌變法、義和團和八國聯軍迫使下的清廷改良運動中，發展成共有六鎮七萬人、控制國都的一軍，不僅是作為華北現代軍隊的一個榜樣，在中國的權力結構中，也是一個首要的軍事因素。直到辛亥革命及以後的民國初期，它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袁世凱死後，這支軍隊分裂為北方半個中國大多數軍閥軍隊的核心，依然繼續左右着中國的命運。 　　袁把新建陸軍帶成一支決定國家命運的力量，這也可以從其早期一些著名軍官後來的升遷中看出端倪。我們不妨開列一個表，這張名單可以證實袁氏是“軍閥之父”的說法，也可以說明這一代北洋軍閥集團的權力範圍之廣。重要軍官及其未來的官銜如下： 　　袁世凱 1912—1916年的民國總統 　　馮國璋 1917一1918年的代理總統，北洋武備學堂畢業，新軍督操處幫辦 　　王士珍 1917—1918年國務總理，北洋武備學堂畢業，新軍營幫帶和管帶 　　徐世昌 1918—1922年的總統，新軍幕僚長 春秋網http://bbs.cqzg.cn 　　曹 錕 1923—1924年的總統，北洋武備學堂畢業，新軍營幫帶 　　段棋瑞 1924一1926年的執政，北洋武備學堂畢業，新軍營管帶兼炮學總辦 　　張 勛 江蘇省督軍（或都督）和長江巡閱使，北洋巡防軍統領 　　張懷芝 山東督軍，北洋武備學堂畢業，新軍山炮隊領官 　　陳光遠 江西督軍，北洋武備學堂畢業，新軍督操官 　　薑桂題 毅軍統領和熱河都統、陸軍檢閱使，新軍右翼翼長 　　何宗蓮 陸軍第一鎮統制與察哈爾都統，北洋武備學堂畢業，新軍步營隊官 雷震春 江北提督和陸軍第七鎮統制，北洋武備學堂畢業，新軍工程營隊官 　　孟恩遠 吉林督軍，新軍右翼騎兵營隊官 　　田中玉 山東督軍，北洋武備學堂畢業，新軍統帶 　　段芝貴 奉天將軍和陸軍總長，北洋武備學堂畢業，天津南段警察局總辦 　　王占元 湖北督軍和兩湖巡閱使，北洋武備學堂畢業，新軍統制官 　　在袁氏原有區區七千人一個旅團的軍官中，出了五位未來的總統或代理行政元首、一位總理和多數華北的軍閥。除此以外，曾經畢業於北洋武備學堂和在新軍中提升的後世知名人物，還有吳佩孚、馮玉祥、孫傳芳、石友三、張自忠等。上述事實足以作為這支現代化軍隊強大實力的證據了。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家族地位與“面子”多麼重要的社會中，上面的許多人是無法誇耀他們的家世與出身的。一位前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曾提供了若幹這些未來軍閥的社會出身的資料。他說，張懷芝曾當過苦力，馮國璋是個吹鼓手，曹錕當過販布小販，而王占元則是個馬夫。只有田中玉從中產階級家庭出身，並相當有學問。除段祺瑞出身於軍人世家外，許多軍閥從低層爬上來和白手起家，這不是假的。張懷芝、孟恩遠和曹錕，都是在當兵還很被人瞧不起的那個時代被提拔起來的。可如果因此就認為這些軍閥都是一幫沒有文化的人，也是缺乏事實依據的。張勳、薑桂題和雷震春，確是舊式軍人。盂恩遠是個文盲，張懷芝受過很少的教育或沒有受教育。另一方面，袁世凱與徐世昌原來就是文官，受過很好的古典教育。而其中很大一部分軍官是出自中國第一所現代的軍官學堂的。就此來看，最重要的一點倒不是關於這些軍官的文化，而是他們之中幾乎多半曾在最早的軍事學堂中受過訓這件事。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受西洋影響包括西洋軍國主義影響的中國陸軍現代化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