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西來說的終結 劉學堂　 　　中國文化西來說在西方學術界由來已久,而在中西學術界產生極大影響則源自於1921年瑞典學者安特生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的發掘。 　　安特生在仰韶村發現大量的彩陶,他將其與東南歐的特里波里、中亞安諾等遺址的彩陶相比,發現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在當時的學術思潮中,所謂傳播論十分盛行。傳播論認為,文化的發明和創 造是很困難的,而人群集團之間的文化學習和借鑑則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所以世界上許多文化是由一地發明後相互傳播的結果。加上正值中國文化西來說在歐洲流行,在此背景下,安特生說“然以河南與安諾之相較,其器形相似之點既多且切,實令吾人不能不起同一源之感想。兩地藝術彼此流傳未可知也。誠知河南距安諾道里極遠,然兩地之間實不乏交通孔道”。 　　為了探尋彩陶的傳播路線,安氏尋蹤西進,由西安到蘭州,再到西寧。經調查,安特生認為甘青地區發現的大量陶器都屬於新石器時代,可歸入仰韶文化,同時認為它們都是由西方傳入,完善了他的中國文化西來說體系。 　　由於安特生的中國文化西來說是建立在考古學的基礎上的,所以一經出籠,便在中國史學界引起極大的震動。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極深的學者們斷不能接受,但同時也感到要推翻安特生的觀點,最終解決中國文化起源這樣的大問題,在材料上還有許多實際困難。不過,不少學者已意識到,在歐洲、近東和中國黃河流域之間,橫隔着疆域遼闊的新疆,要解決仰韶文化彩陶西來說的問題,須對新疆地區的彩陶進行系統研究。安特生對此也有同感,“由地理環境上分析,確實新疆為吾人最後解決仰韶問題之地也”。 　　1931年留學歸國的梁啓超的次子梁思永,發掘了安陽高樓莊的後崗,在這裡他發現了中國考古學史上著名的“後崗三疊層”,即仰韶文化層、龍山文化層、商文化層由下而上的三層堆積,從地層上證明了中國的歷史由史前到歷史時期是一脈相承的。梁先生的這一發現,對中國文化西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安特生認為仰韶彩陶西來的一個重要前提是甘肅地區的彩陶年代上比中原的仰韶文化要早。1945年,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通過對甘肅寧定縣(今廣河縣)半山區發現兩座齊家文化墓葬,指出安特生在考古遺存認識上的錯誤。 　　然而，由中國彩陶來源引起的中國文化西來說時隱時現,其影響一直未消塵匿跡,並為一些別有用心的學者所利用。時至最近,國外個別學者依然堅持認為中國彩陶來源是西來的,以彩陶為代表是中國遠古文化根植於西方。給這個問題真正畫上圓滿句號的是彩陶之路發現。 　　彩陶之路的發現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新疆彩陶不斷發現、研究不斷深入。 　　新疆彩陶很早就有發現,但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前,受中原考古學研究模式的影響,這些彩陶一直被當作是新石器時代的遺存。上世紀80年代後,學者們開始對新疆出土彩陶的墓葬或遺址進行具體分析,認為它們大多屬於青銅時代,晚者甚至到了鐵器時代,這使新疆彩陶研究跨出了關鍵一步。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到新世紀開始的幾年內,新疆發掘出史前墓葬四、五千座,出土大量彩陶。逐步搞清了新疆彩陶興衰的基本線索。新疆彩陶並非是由西而來,是東方黃河流域彩陶西漸的結果,從而提出了彩陶之路的漸新理念。 　　至少在距今8000年前,黃河流域彩陶文化逐漸開始向四周擴張,距今7000年以降,進入到六盤山東西兩側;距今5500-5000年,擴展到青海東部;距今5000年以降,西進至酒泉境內的祁連山北麓;距今4000年前後,現身於新疆哈密地區。不過,這支東來的彩陶文化並沒有在哈密綠洲駐足,至少在距今3000年以前,向西進入了吐魯番盆地,同時沿天山間的山谷和山間通道,進入烏魯木齊周圍,再向西沿着天山北坡的綠色通道,進入伊犁河谷;約在距今2500年前,這支文化繼續向西挺進巴爾喀什湖以東,成為這裡所謂塞克·烏孫文化的主要構成因素之一,但傳播至此,彩陶文化已是強弩之末。公元前後的漢代,這支源於東方的古老彩陶文化終於被其他文化所取代。 　　中國彩陶文化,在西漸過程中,沿途不斷與其他文化交流、融合,逐漸形成新的地方性的考古文化。由黃河上游起點,通過河西走廊,在新疆地區沿着天山山脈這座溝通東西文化的大陸橋西進,終點到達巴爾喀什湖東岸一線,前後歷時5000多年,沿途不同的考古文化是黃河文明一波又一波向外不斷擴張的歷史縮影。 　　至此,地處東西方之間具有關鍵性地位的新疆彩陶面貌逐漸明朗。彩陶之路的發現,使建立在其上的中國古代文化西來說終成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