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會議批准了汪東興、紀登奎、陳錫聯等人的辭職請求。9月，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爺爺請求辭去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大會同意了他的申請。

隨後，中央制定了83號文件。爺爺看到後，對前來探望他的高玉良說：“中央的83號文件我看了好幾遍，比較能夠接受下去。對於學大寨中出現的問題，中央承擔了責任，我也有責任，是我的責任，我也不向上推。”該文件下達後，輿論界基本上停止了對大寨的批評。之後，萬里副總理到山西視察，認為大寨的“三深法 ”、海綿田是對的，大家不要再提大寨的問題了。輿論界的評價於是逐步走向了公正。爺爺的從政生涯終於畫上了清晰的句號。

爺爺卸任之後，國家按照正式職工的標準，給他每月200元的生活費。他和家屬的戶口轉入北京。他專程回了趟大寨接妻兒進京。離開大寨那天，他一早起來，去看山、看地、看果樹、看莊稼，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步一回頭。

他一個人到趙大和、趙小和與石貴林“三烈士”的墳前站了好一會兒。隨後又找到賈進才，兩人走上松樹坡坐下正說着話，突然，爺爺起身走到賈進才身後，與他坐在一起，背靠着背，而且靠得很緊，問：“進才，你估估這是什麼意思？”賈進才憨厚地笑着，不知道該怎麼回答。爺爺沒有解釋這是什麼意思，接着還跟賈進才作了個生死約定：“我要是死在你前面了，你給我送個花圈；你要是死在我前面了，我給你送個花圈。”賈進才說：“我比你年齡大，肯定是我死在前面了嘛！”話音沒落，兩人已是老淚縱橫了。誰也沒想到，6年後，爺爺走了，走在賈進才的前面，這“背靠背”的意思也像謎團一樣被他帶走了。

該去北京了，爺爺坐在吉普車裡圍着村子轉了一圈又一圈，怎麼也捨不得走。望着含淚送行的大寨人，他的眼淚不斷線地流。

對於在京的住房問題，中央對他的態度一直是保護，明確表態一切待遇不變。爺爺的態度很堅決，他認為自己不是副總理了，就應當搬出副總理級別的住房，他堅持自己的意見：“不當副總理了，還住什麼交道口？能上能下嘛！”國管局的同志見他態度如此堅決，建議他還是住在老地方，如果嫌院子太大，就隔出一半，他仍不同意。最後，國管局只好把他安排到復興門外大街木樨地部長樓22號樓定居。搬家的時候，國管局說可以把在交道口用過的所有東西都帶過去，可他說夠用就行，只帶了床、舊電視機、文件箱和電話等日常用品，其餘都留在了原來的住處。

自尊、自立、自廉、自愛是爺爺一生最令人敬佩的品格。

打“莊稼拳”的健康老人

人生如四季：春發，夏繁，秋耕，冬凋。許多傑出人物同樣擺脫不了“起而傳奇，中則輝煌，晚年落寞”的命運，爺爺也不例外。但是，我們卻不能不說，晚年的他是平實的，是隨意的，是快樂的。

晚年的他開始適應城市人的習慣，開始注意調劑和安排日常生活。在家時他喜歡伏在書桌上看會兒書報，看累了就起身去陽台照料一下他心愛的花，一會兒撫摸着他種的玉米，嘴裡嘮叨着：“你為什麼只開花不結果？”一會兒又坐在小板凳上，抽着煙回憶往事。

爺爺有早起的習慣，他每天早上5點鐘就起來，和奶奶一起先為讀書的小兒子和孫子做好早飯，細心地放在熱水鍋里保溫，等孩子們睡醒後吃。然後從12層步行下樓梯，走到三里河的林陰小道，再到釣魚臺附近河邊散步。他精神矍鑠，心胸開闊，邊走邊甩着手臂。熟人見了他和他打招呼：“健康老人來了！”看到別人打太極拳，不免有幾分好奇，也想比劃着學幾下。他比劃了幾下覺得不好打，於是就舉起雙手，叉開雙腿，擺起了刨地的架式，自己創造了一套招式，取名“莊稼拳”，還自豪地說：“還是我這莊稼拳好打。”

有時他也會走到小吃鋪，吃根油條喝點豆漿。早飯後，他會提着竹籃子去早市上買菜。有時也會和賣高價貨的人爭執一番。一位小販正在賣沙鍋，他為買主幫腔，滿臉不高興地對那小販說：“這沙鍋比我們那兒的差遠了，還賣這麼貴！”
有一天，爺爺上街回來，臉上露出很高興的樣子，從口袋裡掏了半天。奶奶以為有什麼好東西，一看，是一雙肉色透明絲襪。爺爺炫耀地說：“你看看，我買的，沒有見過吧！”奶奶一樂，說：“你買這襪子倒是稀罕，可誰能穿出去呀？”爺爺就拎着這雙稀罕襪子給兒子，兒子不要；又給孫子，孫子也不要。他只好拎着襪子回到自己房間。奶奶說，從此她再也沒有見過這雙肉色襪子。

一會兒，孫子想吃個烤紅薯，他二話沒說就帶着孫子出門去了。在路上，孫子朝爺爺的腳上看了看，又見有幾個人認出了他，急得直說：“爺爺，看你襪子也沒穿。”他卻滿不在乎地說：“那怕甚哩？我又沒犯法。”爺爺就是這樣輕鬆隨意地生活着。

他和大院的人們相處得很好。樓下的人家種花，他一有空總要去幫助施點肥、松鬆土、澆點水。人們見他下來了，都喜歡圍着他一起聊天。他走到哪裡，哪裡就有一種樂呵呵的氣氛。人們尊敬他，信任他，遇到事情都願意聽聽他的意見。人們關心他，也願意照顧他。賣菜的售貨員認出他，請他先買；排隊的人們請他不要排隊，到前面去買。每當這時，他總是微笑着向大家點頭致謝，依然排在隊伍後面。

農村掙錢城市花，本來就不易，加上我小叔叔和我哥哥還在讀書，妹妹3歲時也到了北京，這點錢要養活一個大家庭，按北京的消費水平顯然是不夠用的，爺爺只能省吃儉用，儘量削減花銷。嫌紙煙貴，就又抽起了旱煙，用上了他早先在大寨時掛在脖子上的煙杆兒。家裡也不用廚師了，由奶奶做些簡單的家常飯：早上小米粥老鹹菜，中午豆面或榆皮面抿曲，晚上是豆面和玉米麵摻在一起做成的糊糊飯加饅頭。為了給孩子補充營養，有時也炒兩個菜，多是些苦瓜和茄子之類。每當吃飯時，他不坐餐廳的椅子，而是喜歡一個人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端着碗邊吃邊看電視。

爺爺捨不得花錢。有一天，奶奶想買件新衣服穿，問爺爺要10塊錢，爺爺就是不給。奶奶急了，說：“我在家裡為你做飯洗衣服，工錢也有吧！你要不給，我就向鄰居去借。”知道爺爺愛面子，奶奶故意使出這一招，說着就往門口走。這時，剛從山西到北京看望他們二老的父親見此情景，趕緊掏出錢給了奶奶，這件事才算了結。

每當有人談到他收入少開支大的時候他就解釋道：“還是本着給多少、領多少、吃多少的方針辦吧，不要隨便向上伸手。”誰能想到：這就是一位原國務院副總理的日常生活。爺爺對自己和家人要求得那樣嚴格，甚至有點“苛刻”，但是正如他所說的：“樹要留根，人要留名。”他樂於那樣做。

一個人平常要求自己容易，有了權勢仍能嚴格要求自己難；一個人有了特權卻能更嚴格要求自己就難上加難，但他做到了。他贏得了人們的尊敬和愛戴，即便卸任之後仍然如此。

爺爺有一個高幹醫療本，可以到醫術高明、設備先進的北京醫院高幹病房就診。每當他身體不適時，奶奶就找出醫療本，催他趕快去醫院，可他不願意享受這種特殊待遇，不管家人怎樣催促，就是不去。後來，他乾脆把這個小本子鎖在自己的保險柜裡，誰也不能動。

有一次，爺爺去探望一位首長，首長送爺爺出門的時候，首長的警衛戰士低聲地對首長說：“首長，我們沒見過陳老，想借這個機會看看他。”當時爺爺已經坐在車裡，聽見了這個戰士的話，撩過窗簾，搖下玻璃，探出頭來微笑着同戰士們打招呼。車子在站成一排的戰士面前緩緩而過，突然，戰士們“刷”的一聲一齊立正，莊嚴地舉起右手，集體向爺爺敬了個軍禮。

他把白薯、玉米分給大家吃

老百姓對他的感情很真摯，許多人見到他後都親切地叫他“永貴大叔”。他聽後很高興，說：“老百姓還認識我，沒把我怎樣。”

他每天上午從木樨地步行到甘家口街上買菜，然後坐公共汽車回家。當他提着菜籃子上公共汽車後，車上人多擁擠，已經沒有座位。乘客們認出了他，爭相給他讓座，問長問短。他說：“北京人沒有看不起咱這山里老漢，對咱可好哩。”

退出政界的他，已經沒有任何權力了。然而人們在這位老人身上，看到了樸實、誠懇、熱情和理解，看到了他仍在儘可能地幫助別人。平時對院子裡的服務人員他都要照顧到，老家人帶來了蘋果、白薯、玉米，他總要分給大家，家裡哪天做了稀罕的也不時送下樓分給大家吃。人們經常能吃到“永貴大叔”送來的熱騰騰的包穀面烙餅、煮熟了的玉米棒子和甜甜的白薯，人們感受着這位隱退老人濃濃的情意。復興門外大街22號樓的電梯工曾為不少中外聞名的人物開過電梯，然而，在這些人中，“永貴大叔”是她們認為最有親切感的一個，至今聊起他來還感動不已。
家鄉的人不時來北京看望他，知道要來客人，他就買來鮮肉一片片地切好，放在冰箱裡，等客人來了後才能做，自己捨不得吃，也不讓家裡人動，然後早早地下了樓，在大院門口等着、盼着。

他從不輕易用國家給他配備的專用小汽車。客人到了後，他笑着對客人說：“我沒有去車站接你們，看，我在家給你們準備好飯了。”來家裡的客人誰要是在外面吃了飯，他總會說：“外面貴，家裡有飯嘛。你省下這些錢，不是還能買雙鞋？”他喜歡留客人住在家裡，說：“來了就住我家，這比住旅館便宜。”

“錢是惹事根，越來越眼紅”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以後，他在黨中央、國務院沒有任何職務了。家鄉不少人還是常來找他。除了來北京看病，請他幫助聯繫醫生和醫院外，還有一些任職時不好開口的事需要找他幫忙辦。爺爺樂意幫人辦事，也幫許多人辦成不少事。他常說：“遇事辦事不怕事。”老鄉開口，更是熱心幫忙，可在原則問題上卻丁是丁，卯是卯。

有一位老鄉來京看望他，飯後支支吾吾地提出想讓給鐵路方面的人說句話，要用幾節火車皮。爺爺爽快地答應了，馬上撥了一個電話，車皮果然就要到了。老鄉高高興興地去辦了手續，回來告訴他，說事辦成了，挺順當的，只要了200塊錢。

他問：“什麼200塊錢？”“好處費呀！”老鄉看着他那一臉的疑惑，說：“這挺便宜哩！沒有你的面子，按現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四五百人家也不給辦哩！”

“他收你錢，怎麼開發票？”他問。

老鄉笑他少見多怪，說：“咱主動往人家兜里裝呢，還要啥發票哩！”

他一聽，臉色立即變了，喊道：“不行！他這是用公家的車皮，肥了他自己，這事咱不能給他干！”說着他拿起電話告訴鐵路局的人，車皮不要了，還把那人訓了一頓。

老鄉怕得罪人，趕緊勸他，他一瞪眼說：“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共產黨員不搞陰謀詭計，誰做得不對就說誰！”從此再也沒人敢找他辦這樣的事了。家裡人擔心老鄉不理解他的做法，他說：“我沒有給他們辦事，是因為我是黨的人。他們現在不理解，以後會理解的。”

對這種不走後門辦不成事的不正之風他切齒痛恨：“現在群眾要辦點事，解決點問題，得到處走後門，這算咋回事？不走後門還辦不成事了？為人民服務還要不要了？我最恨這號事了！”

每當聊起這些事，他總是感慨地說：“錢是惹事根，越來越眼紅。大城市，壞人哩。還是我打的石頭碹的窯好住，我修的地打的糧好吃。”


擔任農場顧問

不當副總理的生活悠閒清靜。可是，對於干慣了農活的他來說，並非是一種享受，他總想找些事乾乾。1983年，他給中央寫了個報告，要求到基層做點事情。中央安排他到北京東郊農場當顧問。他每次到農場去，群眾都很激動，他們一聲聲叫着“老陳”，場面非常熱烈。

東郊農場沒有具體規定他上班的時間，但他每周至少都要去一兩次，深入廠房和田間進行調查研究，和領導談，找群眾嘮，提一些很好的建議。農場職工打心眼裡說：“過去只是在電視裡、報紙上、廣播裡知道陳永貴是個大官，如今在一起才曉得，他是一個慈祥善良、和藹可親的長者。”他為農場搞活商品經濟，辦好食品廠做了許多有益的事情，多次幫助農場分析農業生產情況，研究改進生產技術的辦法，為那裡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東郊農場因此提高了知名度。外賓們來農場洽談，總要打聽他在不在，只要他在，外賓們顯得更加活躍，洽談生意就比較主動。

他在農場上班一年多，次次開會都參加。有一天下午，農場通知他去開支部生活會，正好國管局也通知他去聽文件。兩個會碰在一起，該參加哪一個？當司機湯占新開車到十字路口時，爺爺說：“要麼就浮在上面聽文件，要麼就深入基層看情況，湯師傅你說說，我浮在上面好，還是深入基層好，如果浮在上面好，你調個頭，把我拉到國管局好啦！”湯師傅會意地一笑，加大油門，一直開到東郊農場。

他和農場領導、職工們廣交朋友，一起勞動，關係非常融洽。農場上上下下都跟他挺熟，幹部、職工都歡迎他，尊敬他。每逢他到農場露面，農場的職工們都要請他到家裡坐一坐。他很樂意，從不推辭。一次，食品廠的女共產黨員陳天萍見了他說：“陳大叔，到我們家串個門，行不？” 他立即答應去她家做客。

還有一次，一個職工把他拽到自己家，叫老婆炒菜燙酒。消息一會兒就傳到左鄰右舍，各自都把自家最稀罕的東西拿出來，一家端來一個菜，擺了滿滿一桌子。大家滿上酒，舉過頭，說:“陳老，我們敬你了！”這份感情是那麼深沉，那麼樸實，那麼純淨。他痛快地說：“幹了！”一仰脖兒，連干幾盅。他喝酒很實在，觥籌交錯間，與以往相比，更多了一份平和。

他酒量大，十幾盅下肚也面不改色。可他卻注意到桌子上放的幾瓶酒快喝完了，就暗示隨從要節省着喝，自己則裝出喝多了的樣子，說：“今天喝得多了，有點醉了！”眾人還在左勸右勸，他趕緊又甩出一個“包袱”：“要是折了壽，到時候我找你們啊！”他幽默的語言逗得大家不時哈哈大笑，氣氛輕鬆而熱鬧。

農場的8位同志，在他70歲壽辰時聯名贈送了“長壽”的字幅，他精心裱好掛在臥室，直至今日仍高懸於壁。
愛,不惜付出；愛，又何需表白！

時間在溫馨而平淡中飛逝。1985年1月，爺爺突然感到頭痛、渾身乏力，他以為感冒了，吃了些感冒藥卻不見好。由於他身體底子好，平時一手叉腰，一手拿着頂草帽，行走如風，快得年輕人都跟不上，看上去根本不像會生病的人，所以誰也沒有在意。爺爺經常幫老鄉安排看病，感覺這次可能不妙，但他沒有對任何人說。

8月，父親來京看望爺爺，告訴爺爺過幾天單位要派他去山東參加培訓，以為爺爺聽了會很高興，沒想到爺爺卻說：“明珠，俺孩你能不能不去？”父親很奇怪，爺爺向來很支持他工作，可這次卻有些反常，就問道：“爹，怎麼了？”“我感冒了，你陪我去醫院看看吧！”“感冒，還用我陪着去看呀？”“這是單位派你去的？”“當然，單位就派了兩個人，許多人想去還去不了呢！”“那你陪我看完病再去吧！”

父親陪爺爺去了北京醫院。檢查結果出來後，醫生悄悄地告訴我父親：“他患的是肺癌，已經是晚期了。根據目前的臨床經驗還沒有理想的治療措施，不過我們仍在繼續努力……”父親強忍着悲痛，竭力保持鎮定，跟單位請了假，陪在他身邊盡心照顧他。8月12日，爺爺住進北京醫院，醫生建議做手術並由家屬簽字。爺爺笑着說：“孩子們都還要上班，我簽個字算了，有問題我負責！”

當時,醫院沒有把檢查結果告訴爺爺，但後來他還是猜到了十之八九。一些人安慰他說能治好，他聽了總是搖搖頭說：“周總理得的也是癌哩，能治好還是治不好？”

得知自己的病情後，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沒有生活來源的老伴和孩子。有位朋友來看他，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我死後，你可要好好照顧他們，你知道，我活着厲害，死了也厲害。你們要是不管，到時候我一個一個把你們叫走。”這位朋友聽後非常感動，真摯地對他說：“放心吧，老陳！”

有一段時期，疼痛隔幾十分鐘來一次，疾病剝奪了他的食慾，他只想吃一點西瓜。當時正是數九隆冬，東郊農場的張德潤等幾位領導為買西瓜跑了大半個北京，最後劉炳亮書記親自帶隊上市場為他買來了西瓜。當聽說他想吃口茄子的時候，一位開飛機的朋友去日本買了3斤茄子帶了回來。大家以不同的方式關心着他。

郝建秀叫了一聲“陳大哥”

在他病重期間，華國鋒、汪東興、紀登奎、陳錫聯、習仲勛、胡啟立、郝建秀、王兆國，以及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領導同志先後到醫院看望他。只見他躺在床上，身體那麼瘦弱，遠不是當年的虎虎生威。由於腫瘤長在血管上，沒法開刀治療，只能用藥物維持。陣痛發作時，他蜷伏着身體，顯得異常難受。見老戰友來了，他掙扎着坐起來，招呼家人給領導同志“搬個凳，倒點水”。郝建秀看見病床上的他，叫了一聲：“陳大哥，咋瘦成這樣了？”說着就開始哽咽了。她走出病房，對醫生說：“在我印象中，他的身體是很結實的，看上去可健康了，真沒想到會這麼快……”這位女部長動了感情，說話間不住地擦着眼淚。

“我一沒有為個人，二沒有為孩們……”

原昔陽縣幹部李喜慎前來探視他，爺爺對他說：“肺癌能活幾天哪？我死了後，你們有機會還是要把昔陽的事澄清，特別是西水東調工程，花了5000萬呢，社員群眾受了四五年苦，要說欠債，就是這個債哩。唉，眼看就成事了，沒有搞成。東西全都堆在那兒生鏽，讓人痛心哩！”

對於一位終生節儉，終生為國的老人，面對這麼大的工程夭折，他是那麼傷心！說着說着，他的眼淚就流了下來：“我這病是治不好了，以後咱們就再也見不到了……你們如果有機會，回去和省里領導講一講，最好還是想辦法把工程搞完，對昔陽來說，這是真正的造福千秋。如果說有什麼錯，我都承擔，但搞這項工程的出發點我總認為沒有錯，為群眾造福不能說是錯。”

此時，中央辦公廳專門把郭鳳蓮、梁便良、賈承讓、賈來恆、趙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幹部接到北京，和他見上最後一面。爺爺望着自己昔日的夥伴們，費力地拿起桌上的橘子招待大家吃。一生珍愛自己名譽的他含着淚水囑咐說：“我可沒給大寨落下饑荒，我沒欠下國家一分錢啊！我現在不行了，我死以後，你們在適當的時候，找中央領導同志談談。我們幹了30年，還欠下國家這麼多的錢？你們是現世人，又是見證人。所以你們一定要講清楚這件事。”
爺爺相信歷史是公正的，他說：“我一沒有為個人，二沒有為孩們，我一心一意為國家為集體，世世代代祖祖輩輩沒有罪，死後總有人為我說話哩！”

1984年以後，國家幾次撥出專款，實施關山水庫的掃尾工程。城關、安坪、李家莊3個鄉鎮的吃水和工廠用水問題得到了解決。1985年，昔陽遭遇大旱，一些城鄉居民、周圍幾十個村和一些工廠，靠着在西水東調工程建設中打通的隧洞裡引出來的100多萬立方米山水渡過了難關。善良的人們深情地說：“吃水不忘挖井人，老陳是我們的大恩人啊！”

“陳老待人太好啦！”

爺爺懷有感恩之心，對幫助過他的人永遠記在心裡。他常常教育家裡人：“不論走到哪裡，也不論有了多大成就，永遠不要忘記那些熱心幫助過你的好人。還要向他們學習，真誠地關心和幫助別人。”

在他病重期間，他提出要見張懷英。張懷英來了，爺爺招呼他坐下。不一會兒，爺爺仰望着房頂，嘆息一聲：“人人都要結婚，真正生死相依的夫妻有多少？人人都交朋友，真正靠得住的朋友有幾個？”張懷英不好接話了，只好安慰他說：“人生嘛，有成功，也有失敗，大家都肯定你的成績。想想解放前，你想過有一天能當上國務院副總理嗎？”他聽了說：“倒也是。”之後，張懷英幫他認真地寫了一封給黨中央的信，並按照他的意見，當場修改了三次。當張懷英把第三次修改後的信念給他聽後，他點了點頭。

為感謝醫生和護士對他的精心治療和護理，1985年中秋節前，他幾次囑咐我父親回大寨挑些好蘋果，分給醫生和護士。他對大家說：“嘗嘗吧，這是俺大寨的樹上結的！”

在給他輸液時，一位小護士一連在他手背上扎了4次，可是都沒有扎進血管。爺爺雖不能多講話，但神志依然清醒。他微笑着安慰她，用3個指頭捏了捏自己的手背，然後鬆開，又指了指腳下，意思是說，我的胳膊太瘦了，血管不好找，你再到腳上試試。這位護士被他與疾病搏鬥的精神感動了，怎麼也不忍心再紮下去，她急忙跑出病房叫來另一位同事，終於在腳上紮上了輸液針。小護士逢人便講：“陳老待人太好啦，太好啦。”爺爺在醫院裡依然以極大的毅力忍受着病魔帶給他的痛苦，表現出一個寬厚的長者風度，贏得了人們的尊敬和愛戴。

中央領導對他的病情十分關心，醫院想盡辦法為他治療，用的藥也是最好的，可他卻不止一次地對醫生說：“我謝謝你們了，不要再給我用藥了，省下點給別的同志吧，再用也是浪費了。”醫生不答應，他就背着醫生和家人將一次一片的“消通栓”切成兩半，分兩次用，說：“這藥很貴，七八塊錢一片，一次用完太浪費。”他走後，空空的病床邊留下了滿滿一瓶子半片藥。望着他省下來的藥片，醫生和護士感動得泣不成聲。

最後一次天倫之樂

1986年臘月二十八，在爺爺的一再要求下，醫生特許他回家過個年。那輛輕易不動的黑色達特桑小臥車把他從北京醫院接回家裡。一進家門，他首先看了看陽台上的君子蘭，這是近幾年來他的心愛。他仔細察看了小盆里的花枝葉，因為它生過蟲子，差一點枯萎，爺爺精心護理它才活了過來，如今長得很好。有人看到它後，想用800元錢買走，他堅決不賣。

他和兒孫們一起熱熱鬧鬧過了個團圓年。記得除夕之夜，他精神特別好，還到廚房裡張羅着飯菜。第二天就是他的生日，家人說準備為他過個生日，他說：“過什麼生日哩，明天是大年初一，全國人民都在為我過生日呢!”

我小叔叔吵着要放花炮，父親擔心爺爺的身體，說還是不要放了吧，爺爺笑着說：“過年哩，讓孩孩們紅火紅火。”他硬是挺着病痛也要讓兒孫們快快樂樂地過年。

孩子們高興地放着花炮，我父親卻躲在一邊偷偷地抹眼淚。年夜飯爺爺吃了5個餃子，我哥哥陳幸福勸他說：“六六大順，爺爺您再吃一個吧！”他努力地又吃了一個。為了治病，爺爺憑着堅強的毅力，從住院那天起就戒掉了煙和酒。可這樣的春節還能再過幾個呢？那天，他和家人在一起，破例喝了半杯紅葡萄酒。飯後，他給了孫子孫女每人10元壓歲錢，還和我們一起守歲，看春節聯歡晚會的節目。看了一會兒，覺得身體有點累，便輕輕地合上眼。奶奶關切地說：“關了電視休息一會兒吧。”爺爺連忙制止說：“嗯，別關，別關，讓孩子們看吧，看個夠嘛！”就這樣，他閉着眼睛感受着家人和兒孫們帶給他的溫馨，珍惜着家人團聚天倫之樂的分分秒秒。
偷偷跑出去和大家依依告別

爺爺想着和大家告別，怕奶奶為了他的身體不讓他出去，故意把電視機聲音開得大大的，讓人以為他在看電視，然後趁人不注意，披上大衣，戴上口罩，悄悄地開門走了出去。開電梯的女同志認出了他，忙起身讓座，他擺擺手說：“我去院裡走走。” 他詢問電梯工年貨辦得怎樣，節日怎樣輪流值班？電梯工問起他的病情，他強作笑顏，若無其事地說：“沒事，不要緊！”

他先走到樓下的小賣部，又到傳達室、副食店，同大家敘年話。不論是營業員還是傳達員，都跟他很熟。他是來告別的，凡是他熟悉的人，都一一去拜訪。很久沒見面，大家都想他，把他圍在中央，關切地問這問那。幾次淚水在眼窩裡打轉，他都抑制住了。他怎麼能忍心說，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他圍着那熟悉的櫃檯、小桌，看了又看，輕輕地撫摸了一遍又一遍，才戀戀不捨地返回家。他以這種方式來向大家告別。

醫生只給了他5天假，可他留戀着家，直到在家過完正月十五。該回醫院了，他經受着病痛的折磨，全身已沒有力氣，但他仍然堅持自己穿衣下床，我父親伸手攙扶他，他堅決不讓。他慢慢地走到門口，往事一幕幕閃過。其中一幕是：

工作人員曾經為他訂了一個月的鮮牛奶，奶奶提出給她也訂一份，爺爺聽了後沒有表態，奶奶滿以為下月也能喝上牛奶了，沒想到，到了下個月一看，爺爺不但沒給她訂，連原來他自己的那份也取消了。

為這樣的事，奶奶沒少嘮叨。她以為爺爺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可最後一次離開家時，他還是說話了。只見爺爺一步步挪動着，走到門口時停住了，回頭對奶奶說：“我是個明白人，我誰也不怨。你可不要像我，我不會活。孩子們想吃根冰棍，我拿起來看看捨不得買又放下，掏掏口袋裡有５分零錢就買一根，有1毛錢就捨不得破開錢買了。我死後，生活費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你拿上錢都給孩子吃了。”這麼多年是怎麼過來的，其中的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說完叫司機：“湯師傅，幾點了？走吧！”他知道，這次走了就再也回不來了。只見他回過頭來，環視一下他生活了幾年的房屋，最後把目光落在身邊嬉鬧的孩子們身上，深深地看了一眼，依依不捨地走出家門。

堅強的人啊！

爺爺回到醫院，不時進入半昏迷狀態，他仿佛回到了大寨，又在跟人使性子，又在地里看試驗的莊稼。山上塊塊綠油油的梯田，喚起他心裡陣陣清爽；一會兒又像在什麼會場，嘩啦啦的掌聲激勵他要再大幹一場。清醒之時，他對家人說：“你們都是普通人，不該再住在那裡了。”他向中央辦公廳多次提出要求，搬出部長樓，找兩間離東郊農場近一點的民房。中央辦公廳沒有同意他的要求。

自強、自立是爺爺一生尊奉的原則，即使在病床上，他仍舊堅強地自己照顧自己，不靠別人伺候。白天想上衛生間了，他使勁支撐着起來下了床。親人們趕緊去攙扶他，他每次都用手推開，自己慢慢地走進衛生間裡把門插上。洗完手後，還要把水盆沖洗乾淨。由於他行動不便，好半天也出不來，這可急壞了家裡人。大家就想了個辦法，等他剛進去就趕緊伸一隻腳卡住門口，這樣留個門縫，以便隨時觀察裡面的情況，如發現有異常，就及時進去。

那時，我姑姑為他做了他平時最愛吃的麵食“抿蝌蚪”，但他已經吃不進東西了。醫護人員看慣了生離死別，可在這種情形下，也深受感動，他們用幾近懇求的口吻央求他：“陳老，您看在我們的份上，多吃一口，好有精神抵抗疾病……”

我父親陳明珠回憶：“人老了，特別希望孩子們在他身邊。為了給病痛中的父親一些安慰，我從山西老家來到北京照顧他。當我第一眼見到他的時候，就掉了淚。只見他沒有短褲穿，只好把長褲管挽到大腿處。他的病很重，疼得很，只見他咬着牙忍着，不吭聲。

“他對我說：‘我一合眼，你媽和你姥姥、姥爺（都已過世）就站在我面前，我大喊幾聲，他們就走開了。我一輩子什麼也沒怕過，這次怕得不行。有時候又夢見你爺爺拉着我逃荒到大寨，沒地方吃，沒地方住，我倆鑽在一座破廟裡過冬。我為啥只夢苦，不夢甜，只夢農村，不夢城市？’我趕緊勸他：‘爹，您好好休息，不要胡思亂想了。’

“晚上我守着他，睡在另一張病床上。夜裡，他突然醒了，一個人艱難地下了床，費力地扶着牆，昏暗中一步一步地挪動着，悄悄地怕吵醒我。我假裝閉着眼睛，耳朵卻支楞着，聽見他進了衛生間，慢慢地打開馬桶蓋，上完廁所後，又費力地彎腰沖了水。在朦朧的夜光中我看見他又挪到開水瓶那裡倒水喝，猜想他的動作跟白天時一樣，咬着牙，提壺的手抖動着。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問他：‘爹，您幹嗎呢？我幫您吧！’父親輕輕地說：‘我自己來吧。你睡吧，忙活一天了。’我深知父親的脾氣，平時不願給人添麻煩，處處為他人着想，一切靠自己。他認定的事，沒人能阻止他。父親當時已經被病魔折磨得消瘦無力，卻還用這樣堅強的毅力支撐着，換成別人早靠人照顧了，可他病成這樣了還在踐行着他自力更生不依不靠的人生哲學，我在被窩裡哭了。
“他以為我是因為他的病在傷心，就安慰我說：‘從我往上數三代人，老人們都沒有我活的年歲大。在舊社會，他們都早早餓死了，苦死了，我過了70，算長壽啦。不要怕，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父親想念老家的人，昔陽縣、大寨村的許多鄉親們來北京看他了。梁便良，這位從十幾歲就被他領着走路的人，如今也老了，見了他，難過得一時說不出話來；郭鳳蓮，他培養的接班人，見了他，眼淚汪汪的。由於來的人多，護士不讓他們跟他多說話，看着他欲語還休的樣子，一些鄉親背過臉去偷偷地擦淚，他就笑一笑，眼角的淚水卻流了出來，用力地說着：‘俺對不起大寨的鄉親們，你們跟上我受累了……’自己本已不幸，卻還在為他人着想，他是個大丈夫，他有大境界。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獨自走到窗戶邊上，任眼淚像決堤的洪水，沿着玻璃和着雨水一起落下。”

大慶人看望大寨人

當年主持大慶石油會戰的原總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和康世恩，懷着一種特殊的感情，特意來醫院看望他。他們與爺爺一起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理想而並肩戰鬥，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看到他們來了，爺爺非常激動，一會兒看看余秋里，一會兒瞅瞅康世恩，那時，病痛折磨得他說不出話來，他用力地抬起手，不住地指指自己的嘴，又指指自己的心，好像在說：“老朋友，我心裡明白，謝謝你們了！”

胡啟立說：“你是戰天鬥地的英雄！”

1986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胡啟立來到病房，握着他的手親切地說：“老陳，我代表總書記來看望你，你要好好養病。中央是肯定你過去的貢獻的，你是戰天鬥地的英雄！”他眼裡噙着淚：“感謝中央領導……”胡啟立同志囑咐看護的家屬：“要好好服侍陳老，不要怠慢了老人。”

葉落歸根，他這時特別想回大寨，說：“我生是從大寨來的農民，死還是要回到大寨去的。”我父親把他的想法上報給中央，但中央考慮到他的身體狀況，沒有同意。他苦笑着對我父親說，“不讓我回家啊？還要燒了我哩。大寨是我的根，我一定要回去。我活着回不去了，死了魂歸咱大寨。到時候，你一定得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不過可別撒在狼窩掌，那個地名不吉利，還叫狼吃了我哩。”他一生戰天鬥地從不畏懼，而在臨終時，卻遵從了我國古代的傳統禁忌。

他示意秘書備好紙和筆，用微弱的聲音說出了早已想好的最後要求：“我非常感謝中央領導和北京醫院的醫生、護士對我的親切關懷、精心治療。關於我去世之後的喪事安排，我請求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喪事一切從簡，子女把我的骨灰運回大寨，撒在大寨的土地上……”當秘書焦煥成複述之後，他點點頭，顫抖着手，最後一次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陳永貴。

向老天爺懇求再多活些日子

在北京醫院裡，家人默默地守着他，房間裡靜悄悄的。爺爺用沉重而微弱的聲音說：“你們記住了，家裡保險柜裡，最裡面靠右邊放着一個布包，裡面裝了8365 元錢……那是我攢下的，留給你們……我死後，你們把這一套樓房讓出去，把家中借用公家的家具和東西，折價歸還。不該你們享受的，不要享受，更不要向組織提出什麼要求。”接着，他斷斷續續地對奶奶說：“今後家裡的擔子就落在你身上了，我不行了，你要把孩子們管教好，讓他們走正道，好好工作，為國家出力，咱們一輩子就是這種人。”

當時我小叔叔正在準備考大學，爺爺多麼盼望陳家能出一個大學生啊！他不無遺憾地說：“我向老天爺懇求過，希望能再多活4年，親眼看到明亮（小兒子）大學畢業，幸福（孫子）也結婚了。現在看來別說4年了，4個月也不允許了。”

爺爺深情地看了我父親一眼說：“當時我沒有讓你來北京，就是讓你在大寨辦這事哩，要守住陣地！我去世後你把我用過的東西都擺出來，讓人們看看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第二天，他病情惡化，已經不能說話了。他對家鄉愛得如此之深，兩眼久久地凝望着家鄉的方向，始終沒有改變視線。後來他慢慢地入睡，呼喚他已不見有知覺，醫生迅速進行會診，確認已進入昏迷狀態，對家人說：“你們要有個準備……”

蒼天何故如此無情？1986年3月26日20時35分，我敬愛的爺爺撒手塵寰，離我們而去了！家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撲在他身上痛哭起來。
噩耗傳來，我的內心波濤洶湧，一陣酸楚直衝鼻腔，覺得整個世界似乎都變了樣。我極力抑制自己的感情，淚水卻不停地流下來，沖刷着臉頰。爺爺，您怎麼忍心丟下我走了？我默默地向親愛的爺爺告別，心中默念着：“爺爺，我會牢記您的教誨，發揚您的精神！”

家裡他最喜愛的君子蘭似乎有靈性，當日也隨他悄然離世了。

整容專家決意要求為他化妝

一聽到爺爺逝世的消息，曾經給毛主席、周總理、宋慶齡等領袖人物遺體化過妝，當時已經改行了的中國著名整容專家馬燕龍師傅抑制不住對他的尊敬和懷念之情，給中央辦公廳打了電話，希望組織上能批准由他給遺體化妝。中央同意了他的申請。

馬師傅對我父親說：“按昔陽的風俗，你們給陳老裡面穿什麼，準備好，我盡力保持他農民出身的特色。”當遺體抬出來時，只見爺爺臉色紅潤，嘴角掛着安詳的微笑，嘴唇稜角分明，濃重的眉毛向上翹着。他的遺容和藹慈祥，好像是在閉目養神，又好像是幹了一輩子活，太累了，躺在那兒香香地睡着了……

儘管爺爺要求喪事一切從簡，可中央還是批准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遺體告別儀式。那天，參加告別儀式的有200多人。3天過後，他的遺體在八寶山火化。

電梯女工嗚嗚地哭了

4月4日清晨4點，父親抱着骨灰盒從木樨地22號樓爺爺家出來，準備返回大寨。由於樓道的電梯5點半才運行，只能走樓梯了。然而當家人推門出來時，電梯已經在12層守候一個多小時了。開電梯的女同志摸了摸骨灰盒，嗚嗚地哭了：“我，我這是最後一次為陳老開電梯了。”她哭得渾身顫抖，摸不着啟動的按鈕……

解放軍後勤學院的韓守文幾夜未合眼，依據鄭板橋“歷覽名臣與佞臣，讀書同慕古賢人”的詩句，含淚為他寫了這樣一副輓聯：“正氣貫長虹悲淚祭忠魂，名賢謝世去青史照後生”。

路旁跪了一群淚人

靈車駛出了北京，奔馳在柏油路上。平時與他朝夕相處的司機悲慟至極，極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可還是讓淚水模糊了眼睛。就在這時，“哐”的一聲，靈車與迎面開來的一輛汽車相撞！一生飽經磨難的爺爺，此時又經受了一次嚴峻的考驗。說來奇怪，雖然撞在一起，可靈車只是蹭了一點車皮。

靈車繼續前行，到了河北省和山西省的交界處娘子關，突然被路旁的一些人攔住。原來是平定縣的領導同志前來迎接。到了昔陽和平定交界處時，披着黑紗的靈車又被跪在路旁的一群淚人攔住了，曾經同他一起戰鬥過的大寨幹部梁便良、郭鳳蓮等人已是泣不成聲。

魂歸大寨

人民的愛是自發的，真誠的。

1986年4月4日，大寨沉浸在一片曠古未有的悲哀中。這位為人民愛戴的農民副總理的骨灰將要回歸故土了，人們奔走相告。沒有登報，沒有安排記者，在陽泉至昔陽的二級公路上，在公路兩旁的責任田裡，不知道從哪兒來的人不約而同地肅立着，各種各樣的車輛停靠着，五彩繽紛的花圈排列着，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他魂兮歸來……

北京時間下午3點40分，廣播裡傳出播音員沉痛的聲音：“陳永貴同志的骨灰，由他的子女護送，現在已回到大寨……”那輛披着黑紗的小轎車，緩緩地駛入大寨村。他一生為公奔波，現在終於回來與老家的親戚、朋友和鄉親們在一起了。梁便良見了哭着撲過來說：“老陳，你慢些走，到家了！”賈來恆斷斷續續地呼喚着：“老陳呀，你看這是咱大寨的山，這是咱大寨的田……”爺爺生前創辦的昔陽縣藝術學校的樂隊，為懷念他們的創始人，奏起了山西民間哀樂。村里人山人海，山路邊、山梁上，甚至屋頂上都是人。

人們佩着黑紗，戴着白花，滿懷哀傷，一路上都是嘆息聲和痛哭聲。鄉親們爭着擠上來撫一撫骨灰盒，幾個走不動山路的老人站在自家門口，衝着遺像“撲通”跪倒，磕着響頭，嗚咽着。我父親含淚捧着骨灰盒，我們扶着父親的胳膊，在擁擠的人群中，在悲痛的吹奏聲和鞭炮聲中挪着沉重的步子，沿着山路一步一步走過大寨每一戶人家，每一個角落，把一部分骨灰撒在梯田裡，一部分埋在虎頭山腰松柏下。前後兩個多小時裡，自發前來的老百姓一直浩浩蕩蕩地一路跟着。
伴隨着哭泣的人聲，悲悲悽淒的嗩吶聲在虎頭山上響了起來，沉重的節拍撞擊着人們的心。梁便良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轉過身一揮手，撕心裂肺地吼了一聲“別——吹——了！”突然，他身子一歪，倒地休克了。

幾個人把他扶回家去，其餘的人陸續從虎頭山返回，集中在爺爺舊居前，含着淚默默地、長時間地哀悼着他們的老書記、大寨的領路人、主管農業的國家領導人。再也沒有更合適的語言能準確表達人們的心情了。

新華社當日發布了一則經中央領導審閱的消息：

“陳永貴同志是山西省昔陽縣人，1914年出生於貧農家庭，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全國解放初期，他先後擔任大寨村生產委員、黨支部書記、農業社主任，曾當選為第三屆、第四屆、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共產黨第九屆、第十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十屆、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至 1980年任國務院副總理。

“陳永貴同志是全國著名勞動模範，多次受到縣、地區和省的獎勵。解放初期，他堅決聽黨的話，帶頭組織互助合作社。為改變山區貧困面貌，他積極帶領幹部、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促進山區農業生產建設，貢獻了自己畢生力量。他這種敢於戰天鬥地的精神，曾經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高度讚揚和表彰。

“陳永貴同志衷心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誠懇地總結了過去工作中的經驗教訓。1983年，陳永貴同志被分配到北京東郊農場任顧問，他愉快地聽從黨中央的安排。幾年來，他注意聯繫群眾，關心農場的發展，得到農場幹部、工人的好評。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終嚴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國農民固有的勤勞、樸實、節儉的傳統美德。”

這應該是中央對他一生的蓋棺論定吧。

據了解，有關領導同志審閱時在“全國勞動模範”前加了“著名”二字，文中加上了“1975年至1980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和“陳永貴同志衷心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這兩句話。

當我們重新開啟塵封的檔案尋找他的印記時，心中湧出了無盡的思念和感激。當鄉親們享用他帶來的福分時，總要告訴後人：“什麼時候也不要忘了老陳，上墳燒紙時也要先給老陳燒一封。”我想起了臧克家的一首詩：“有的人活着，他已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着……”

無盡的思念

1988年農曆七月十五，大寨人為爺爺立碑。碑文摘錄新華社播發的有關大寨的社論，題目為“功蓋虎頭，績鋪大地”。儘管爺爺已經去世多年了，但是人們的懷念之情依然如故。這次揭幕儀式沒有通知人們參加，可是人們不知從哪裡打聽到消息，自發地來到了這裡。其中，幾百位是各界有影響的人士。

1996年3月26日上午，郭鳳蓮在陳永貴逝世10周年座談會上發言：

“（哭）我跟大家一樣懷着沉痛的心情。我既是老班子的一員，又是新班子的一員。前面幾位老同志講了話，帶動了我的感情。10年前的今天，此時此刻，老陳還睜着眼睛。回想起當年大戰時多少情景閃現出來。我想，他的精神永遠留在每個有良心的人們心中。只要有良心，不管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懂得他奮鬥的一生，都會想起當年，老陳站在虎頭山上，眼望昔陽縣，眼望全中國。他是有遠見的一個人，他的業績會永存在人們心中。大寨在最困難的日子，有一個教授對我說：‘任何事情都經不住時間的考驗，一切都會澄清的。’鄧穎超大姐對我說：‘不要掉淚，要挺起腰杆。大寨是干出來的。周總理三次到過大寨，肯定了大寨成績。年輕人，要經得住考驗。’康克清大姐說：‘陳永貴是個好同志。’老陳去世這麼多年來，我帶着人們艱苦奮鬥，如今，大寨每開一道工程都要給老陳祭奠。

“以後我們要研究大寨精神是如何鑄成的，研究大寨思想和陳永貴學術思想，如科學種田，從合作化到海綿田，從大寨農田建設到昔陽農田基本建設，都有一套理論經驗。我認為這是歷史，應把它完整地保留下來，現在大寨有許多材料等着我們去整理。寒春（美國人韓丁的妹妹）晚上9點打電話說馬上趕來參加，說這麼多年來，家裡惟一掛了一個人的一張相片，就是老陳。

“如此小的一個村莊為什麼出了名，就因為出了一個人——他就是陳永貴。”

摘自《我的爺爺陳永貴——從農民到國務院副總理》作者：陳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