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的哥”和駱駝祥子，誰慘？ 一、重慶的哥的“份子錢” 重慶出租車罷工，主要的原因的“份子錢”收得太多。　　 “份子錢”是什麼呢？司機買一輛車，政府規定必須掛靠一家出租車公司才能營運。這種上交給出租車公司的“掛靠費”，就叫“份子錢”；或者車的產權也是出租車公司的，司機承包經營，上交給公司的高額承包費,也叫“份子錢”。 　　 “份子錢”交多少呢？一天運營下來起碼要占毛收入的70%—80%（見人民日報《薄熙來對話重慶市出租車司機》）。　　 實際情況如何呢？重慶出租車每輛車兩個“的哥”，分兩班，24小時營運。平均每天毛收入650元，一個月毛收入2萬元左右。根據掛靠和承包性質的不同，交 “份子錢”8千到—1.5萬元不等。扣除司機自付的燃料費、修理費、保險費、路橋費、違規罰單……一個起早貪黑，每天工作12小時的“的哥”，月收入不到 1500元。　　 辛辛苦苦忙一年，一個面色憔悴、灰頭土臉的“的哥”，收入不到1.8萬。　　 可出租車公司從這台車上淨賺多少呢？8萬！　　 這些出租車公司幹些什麼“高級工作”呢？1、從政府批發來出租車指標；2、每個月組織出租車司機學習一次——名曰“負責出租車司機的日常管理”；3、收“份子錢”。　　 恐怕沒有比在中國開出租車公司更暴利的行業了。那麼趕緊去投資一個出租車公司吧？開不了。為什麼呢？要關係。　　 改開之初，買得起車的人不多，那時候有一台車跑出租，沒人管。　　 漸漸地，這些人發了。曾幾何時，說誰誰是開出租車的，就和現在說誰誰是房地產老闆、誰誰是煤老闆，或者誰誰是政府官員一樣，會引起一片艷慕的驚嘆。　　 出租車多了，出租車市場形成了，公共權力開始全面接管這個市場，藉口是千篇一律的“規範行業管理。”　　 官員設計了這樣一個管理方式：政府壟斷出租車公司的經營權審批和出租車的營運權發放，將營運權“專賣”批發給出租車公司，出租車公司再將營運權零售給司機。　　 多數城市定價批發。譬如重慶2004年出租車改革，一輛出租車25年營運權，價格20萬元，平均每年8千元。　　 出租車公司將8千元/年批發來的營運權，零售給“的哥”，收“份子錢”，每年純利8萬！這種投資收益率，實在讓金三角的毒梟羞愧無地。　　 出租車公司的真正職能是什麼？天知道。它象是在政府和司機之間憑空多出來的一個中介行，更象是依附在“的哥”身上的吸血鬼。　　 如果說加強職業技能管理，但國家對每個“的哥”要進行上崗的職業技能考試；　　 如果說加強日常經營管理，但街上有交警、城管，消費者有12315投訴電話，“運管處”也有相應的投訴電話。這些國家職能或者准國家職能的機構，每天監察着出租車的營運；　　 如果說方便方針政策的學習貫徹，但“的哥”車上的通訊設備可以讓政府官員24小時不間斷地對他們訓話，怎麼都比出租車公司每個月召集起來“學習”一次強啊。　　 為什麼政府仍然要設計出一個出租車公司做“中介”呢？想不通，只好推理一下。　　 目前中國90%的出租車公司屬於民營企業。進入這個行業，投資不多，更沒有什麼技術壁壘。關鍵是什麼呢？需要行政權的“前置審批”。　　 假如鄙人是重慶出租車管理部門的實權派，我一定以我丈母娘或者八大姑的名義，成立一家出租車公司，自己審批一下，再賣給自己200輛車的指標，一天也不用營運，半年後將這個公司賣出去，能賺多少？1.6億！——半年後重慶出租車指標就從20萬炒到100萬了！　　 即使自己不開公司，只要這套體制起作用，其他人要搞到出租車公司的經營權、營運指標，鄙人簽的這個字，點的這個頭，含金量也可想而知。　　 所以假如鄙人主管重慶或者任何一個其他城市的出租車進入權，那麼“出租車公司”就會成為我和我的同僚們斂聚財富的一個“白手套”，這個城市“的哥”上交的“份子錢”，國家得小頭，鄙人和同僚們以及“民營企業家”們，共享大頭！　　 自然，鄙人的道德境界既不“代表”，也不“科學”，是沒有辦法和那些嘴上“執政為民”喊得山響的正人君子們相提並論的。但是馬克思說，有了300%的利潤，有人就踐踏人間的一切法律，而重慶出租車指標的利潤，可是達到500%了啊！況且，這些年大人們“踐踏”的情況，老百姓看得還少嗎？　　 政府制訂的規則，已經一目了然地成了官員盤剝民眾、侵蝕國庫的罪惡，如同天花亂墜的各類“富民政策”一樣，一實行，全是“富官政策”！　　 但是，在一天不“改”一下就沒法活的“改革國度”，這一條卻是萬萬改不得的！ 二、駱駝祥子的“份子錢” “份子錢”這種說法，不屬於“新時代”的“自主創新”，而是中國“的哥”的隔代繼承。這點，從老舍先生上個世紀30年代的名作《駱駝祥子》，可以看出。　　 《駱駝祥子》是上世紀20年代北京“的哥”——人力車夫們，真實生活的記錄。　　 主人公駱駝祥子是一個18歲的破產農民，父母雙亡，為了生存，他來到北京做“農民工”。　　 和今天中國城市內人如潮湧的“農民工”中的任何一個相比，駱駝祥子都是最“弱勢”的：他不識字，沒有城市戶口，沒有老鄉親戚關係照應，沒有任何一種“上崗證書”，“除了一身力氣”，他什麼也不會……　　 怎麼辦呢？他沒有到人山人海的“勞務市場”，而是直接走進了“車廠”——上世紀20年代北京的“出租車公司”，租了一輛“洋車”，做起了“洋車夫”——20世紀初中國的“的哥”。從此這個“的哥”，風裡雨里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因為是從“吃人的資本家”車廠里租來的車，所以駱駝祥子少不得被資本家“敲骨吸髓地殘酷剝削”，每天的“血汗錢”，要拿一份來交“份兒錢”——我為什麼要加這麼多引號呢？請各位去查當今執政黨黨史的經典論述，這些加引號的部分，都可以從中找到毫釐不差的原話。　　 駱駝祥子要交多少“份兒錢”呢？在當時黑暗的北京，駱駝祥子可以做“長包”，也可以做“散座”，每月平均收入10元左右，每天收入在3角到4角。交給車廠一角“份兒錢”，一角多錢吃飯、穿衣、坐宿，每天淨賺1角錢。　　 我知道，見到這樣的數據，央視或者《人民日報》一定歡呼雀躍，馬上喊出“改革開放以來，運輸產業工人純收入比八十年前增長多少萬倍”的“改革成果”。可惜這種“賀龍大勝趙子龍”的說法，老百姓是嗤之以鼻的。　　 實際情況如何呢？　　 根據史料：1920年前後的北京，一個中等收入的四口之家，每月12元，就生活得非常“小康”了。　　 而根據北京統計局資料：2007年，北京市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費支出為14825元，據此，一個四口之家每月生活費用支出需要4941元。　　 所以，按照這個標準，駱駝祥子當年每月收入10元錢，相當於今天的4110元。　　 由於當時沒有先進的“代表”，替駱駝祥子“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所以駱駝祥子就少不得被“吃人的資本家”壓迫、剝削，一個月下來，他總收入的30%，約等於今天的1235元，被車廠老闆壓榨走；自己得70%，大約2875元。　　 這雖然不是一個驚人的數目，但是已經可以令當前重慶“的哥”羨慕了。　　 更關鍵的是，駱駝祥子並不需要花錢辦居住證、務工證、體檢證、駕駛證、計劃生育證、職業資格證件，也不需要交納車船稅、營業稅、教育附加費、城市維建稅、治安聯防費、所得稅、路橋費、“洋車指標費”，更不需要車體改色、車輛年檢、駕駛證年檢、交通違章罰款、購買學習資料、向災區“獻愛心”……　　 所以，大字不識一個的18歲青年，光憑一身力氣，在黑暗的舊中國，就能做起創業致富的夢。每天掙一角“份兒錢”給資本家，掙一角多錢養活自己，再掙一角錢存在車廠老闆那裡，經過三年的努力，他居然存夠了100元錢，買來了一輛屬於自己的新洋車！　　 “自己的車，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手裡，高等車夫。”用今天的話說，駱駝祥子拉車三年，已成為“進城務工人員”中的一位成功人士了。因為不用再交“份兒錢 ”了，每個月可以淨剩6元錢。於是，他的夢想開始象春天的蓓蕾一樣，不斷綻放：花兩年，再買一輛新車，再買一輛……開個車廠…… 須知，此時在駱駝祥子經常路過的北京大學圖書館，有一位瘦高的白領，正緊張地做着圖書管理工作。在當時“三大差別”非常嚴重的情況下，這位高級白領的月薪，才區區8元錢。 這位高級白領是誰呢？毛澤東！ 照例，駱駝祥子的成功，首先要感謝的是“黨和政府的好政策”，然而，“吃人的資本家”缺乏今天“出租車公司”們的“市場經濟意識”，不能不說也是駱駝祥子僥倖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什麼呢？車老闆這樣想：我出一台車，駱駝祥子的家庭出一個人——雖然祥子的父母全死了。二者結合，構成洋車的運營。　　 每天洋車的營業收入中，出人的駱駝祥子家庭理應得一份，“人份錢”；我老闆出車該得一份，“車份錢”；還有一角多錢養活祥子,這是“動力成本”。　　 “吃人的資本家”得30%，駱駝祥子得70%，這就是20世紀初“出租車公司”和“的哥”之間的分配比例。　　 假如駱駝祥子有幸生活在80年後偉大的改革開放時代，生活在高樓林立、霓紅繽紛的“國際化大都市”重慶，那麼他不但無法實現置產創業的美夢，而且能否養活自己，還是個問題——因為交70%—80%的“份兒錢”後，自己只有不到1角錢了！換算成今天的貨幣，月收入只有1300元左右。　　 巧合的是，《第一財經日報》昨天發表文章《重慶出租車行業調查》，結論是：重慶出租車二級承包人的月收入為1450元，司機為1376元。　　 這和用今天的管理方式，推算出的駱駝祥子收入，相去無幾！　　 這說明了什麼？　　 這說明了，今天中國的出租車公司，比80多年前的車廠，剝削程度狠了一倍還多；今天中國“的哥”的絕對收入，比80多年前的人力車夫，少了一半還多！　　 中國人，越活越抽抽！ 三、“半吊子”罷工 80多年前的車廠老闆，車一份、人一份、家一份的分配方式，放在今天的“市場經濟”環境中，絕對是“道德楷模”、“雷鋒老闆”。　　 但是依然有人對“出租車公司”30%的不勞而獲，憤懣不已。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毛澤東，大吼一聲“哪裡有壓迫，哪裡就要反抗”，辭工上了井岡山。後來他真建立過一個沒有“份子錢”的社會。　　 毛澤東為什麼能成功呢？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和他的一幫同志，非常善於搞“工運”、“農運”、“學運”、“軍運”，一幫“駱駝祥子”們，如同乾柴一樣，被他們前仆後繼地點燃了。　　 80多年後的重慶，“車廠”份子錢苛重了一倍還多，車夫的收入減少了一大半，“駱駝祥子”們的生存受到了威脅，於是他們罷工。　　 可惜，這是一場“半吊子”罷工。　　 為什麼是“半吊子”罷工呢？　　 1、訴求目標未接觸實質——未要求取締“出租公司中介”這種殘酷的剝削體制；　　 2、沒有智慧勇敢的領導集體。在罷工開始時，沒有主動出面將自己的訴求公告於媒體和送達政府，以取得全社會的同情和支持；在罷工過程中，沒有採取說服勸導的方式，而是採取了砸車的行為，對不一致行動的工友進行阻止，引起了社會的誤解；在罷工結束後，沒有主動出面宣告復工的原因；　　 3、訴求目標沒有包括全國200萬出租車工友的共同利益。　　 當然，在當前罷工仍然為“非法”的情況下，重慶出租車司機勇敢地團結起來，爭取自己被殘酷剝奪的利益，已屬難能可貴。　　 古人云：“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重慶出租車司機的罷工行為，是改開30多年後，中國人民覺醒行動的開始。站在歷史的高度，如果中國的政治經濟政策不作根本性的主動調整，不久的將來，罷工一定會成為中國新生的無產階級，爭取自己生存權的一種經常性現象。　　 為什麼呢？因為規定罷工非法，是歷史的倒退。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指出:“以後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上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於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所以，1975年和1978年的憲法，都規定了罷工自由。　　 1982年，鄧小平先生主持下的中國，在《憲法》中取消了公民罷工的權利，理由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職工的利益與企業的利益是一致的，勞動爭議不可能存在。　　 今天，鄧小平已經去世11年了，中國經濟已經是國有、民營、外資三分天下，老國企對職工的“終身僱傭制”和“全麵包養制”，已經成為遙遠的歷史，此時如果誰還說“職工的利益與企業的利益是一致的，勞動爭議不可能存在”，就是睜着眼睛說瞎話！　　 牛馬太累太餓或者生病，主人都寬厚地允許它們罷工，但是中國工人卻不可以罷工；　　 資本家可以周天廣告、集體招工，資本家也可以因虧損而大批解僱工人，甚至可以一跑了之，總之他們對工人可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擁有絕對的自由，但是工人即使在“黑磚窯”中，依然不可以罷工，任憑資本家象“包身工”一樣虐待他們，這世界還有天理嗎？！　　 其實，重慶“的哥”並非當今中國被剝奪最深重的一個群體。　　 在重慶“的哥”一台車一年創造的24萬“GDP”中，“的哥”大約取得了3.6萬元的工資性收入，占其“GDP”總量的15%；　　 而在中國去年人民創造出的24萬億GDP的財富總量中，工資性分配只占10%。這10%，還包括了數量龐大的幾千萬、幾百萬一年的“企業家”群體，還包括了唯恐不廉所以工資不斷加碼的公務員群體……當然也包括了獲得15%“GDP”的重慶“的哥”群體。　　 這說明，在中國有一個數量龐大的群體，正在遭受着比重慶的哥更深重的剝奪和侵占，正從相對貧困向絕對貧困飛速滑落！　　 令人駭異的是，數量眾多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群體，從來不向人民解釋另外90%的財富，被哪些社會成員占有了？　　 須知，在紳士們嚮往並刻意模仿的西方社會，這種工資性分配占整個社會GDP總量的70%啊！ 四、牛頓定律 堂堂一表的薄熙來書記，在對待重慶“的哥”罷工事件上的表現，既令人喜，又令人怨。　　 令人喜的是，罷工不久，薄熙來迅速和“的哥”對話，並立即滿足了“的哥”們的合理要求。雖然其浸淫中國官場太久所固化了的些許威赫氣度，和“的哥”們謙卑惶恐的態度對比鮮明，但也實在是中國官員中平民化的巔峰之作了。　　 令人生怨的是，罷工事件一發生，重慶當局首先沒有考慮“的哥”為什麼罷工？訴求是否合理？而是本能地在第一時間“全力調查操縱出租車罷工的人員”。　　 如果在其他城市，也許中國老百姓不以為然，因為這是改開以來中國政府處理類似事件的固定套路。但是在薄熙來主政的重慶發生，這就非常令人錯愕。　　 為什麼呢？因為薄熙來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兒子。　　 薄一波同志是跟着毛主席一起打江山的人。年輕的薄一波，捨生忘死，發動山西的同學和市民，支援上海工人的“五卅運動”，從此走上了為勞苦人民爭江山的革命道路。　　 當毛澤東的同志們逐漸凋零，中國在資改道路上越走越遠的時候，人民大眾將一部分渺茫的希望寄托在“紅色後代”們的身上。而薄熙來主政重慶後，唱紅歌、查貪官、鐵腕整頓社會秩序等行為，更是深得民心，甚至使人民大眾隱約對他產生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雖然“全力調查操縱出租車罷工的人員”未必出自薄熙來書記的指令，極有可能是龐大複雜的官僚機構自動運行的結果，但是發生在重慶，依然令人不快：薄一波同志當年冒着被砍頭的危險，支持上海罷工的“顧正紅”們，薄熙來同志權力覆蓋下的政府，卻首先調查操縱出租車罷工的“顧正紅”們，這是反差多麼巨大的歷史諷刺啊！　　 尤其令人不能接受的是，重慶“的哥”反映“份子錢”苛重的意見，最早有影響的可以追溯到2005年。這年，重慶“的哥”楊孝明提出行政訴訟，要求法院責令行政機關，批准“人民出租車公司”成立，將目前被出租車公司殘酷剝削去的利益，由國家、的哥、消費者三方享受。三年多過去了，司法機關、行政機關一直對楊孝明的訴求置之不理，楊孝明也被逼得失業潦倒，以致釀成今天全市大罷工的事件。　　 這些司法機關、行政機關，難道不應該為這次罷工事件負責嗎？難道不應該追究他們不作為的行政責任和瀆職法律責任嗎？　　 我常常想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歷史上每次革命都那麼殘酷呢？　　 譬如，項羽克秦，不但坑殺了20萬降卒，而且將秦宮室燒了，“火三月不滅”；　　 再譬如，黃巢攻入長安，殺光唐宗室老小婦孺，屠8萬男丁，將當時世界最大城市、1500年歷史的長安城，“一炬成灰”；　　 我想，這大概是因為，歷史上中國的統治階級，權柄在手的時候，毫不節制，無度地將權力用於聚斂盤剝，無止境地對老百姓的財富搶奪侵吞，無人性地對老百姓虐待愚弄……　　 而中國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能忍耐的一個群體，他們只要有一口飯吃，就苟且偷生，但是這仇恨和痛苦卻默默在心中積蓄儲藏，等到有一天沒有飯吃了，他們轟然爆發，此時，長期積蓄的刻骨仇恨和深重痛苦，將全部宣泄出來，形成宏大的非人道復仇和非理性摧毀。　　 這種歷史現象似乎印證了物理學上的牛頓第三定律：兩個物體之間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條直線上。　　 今天在重慶，“份子錢”大家都叫“板板錢”，連薄熙來同志也稱其為“板板錢”。　　 為什麼叫“板板錢”呢？　　 四川有一個 “省罵”，叫“先人板板”。我認為，這“省罵”應該是國罵的變種，它省略了主語“我”和謂語“X”，完全的句式應該是“我X你先人板板”。　　 假如我的理解是正確的，那麼這個“板”，應該是聲母B開頭的一種人類器官的通假性變稱，而“板板”不過是川人淡化不雅色彩、賦予幽默氣氛的一種同義疊加創作。　　 “板板錢”！“板板錢”！　　 重慶人每天都用這種鄙俗的稱謂，詛咒着一種歹毒罪惡的出租車管理體制，控訴着一群殘忍貪婪的“管理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