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制海權的問題

中國人稱作“甲午戰爭”，日本人稱作“日清戰爭”的那場戰爭，是一場在陸上海上全面展開的戰爭，雙方投入的地面兵力達幾乎90萬。

可是在電影《甲午風雲》中，幾乎看不到地面戰鬥，自始至終是寫的北洋水師，是海戰。

日本人描寫日清戰爭時，着重點也是海戰。

是不是對陸上戰鬥太輕視了？是不是不太公平？

不是，只要看看發生在海軍省官方主事（相當於辦公室主任）山本權兵衛大佐和參謀次長川上操六中將之間的一次交鋒就知道原因是什麼了。

當時能動員的日本陸軍總共大約有24萬人，而清軍呢則有98萬陸軍。但日本陸軍並不害怕那98萬大清陸軍，因為一來分得太散，不一定能動員的起來。二來清軍的軍事素養和作戰能力確實不敢恭維。

所以川上主持制定的《征清大作戰構想》在一開始根本就沒有考慮海軍的作用，一開口就是發揚200米內硬功夫，刺刀見紅，打到清國的直隸平原，在那裡和清軍決戰什麼的。但川上在發表這個構想時，冷不防被山本權兵衛將了一軍：“陸軍有沒有優秀的工兵？”

川上的回答是：“帝國陸軍的工兵非常優秀。”

“那好，現在開始就趕快在九州到釜山之間架一座橋起來，要不然陸軍過不了海。”

陸軍這才注意到他們的作戰計劃理有根本的缺陷：沒有考慮制海權。

山本說了下去：“征清作戰是渡海作戰，沒有海軍的護送，陸軍無法登陸。在海軍奪得黃海的控制權以前，運兵運糧的所有船隻都在北洋水師威脅下，如果北洋水師一旦切斷陸軍的兵員，軍火，糧草補給線，不管在朝鮮登陸了多少人，也不管這些人如何善戰，就只有失敗這個唯一的結果”。

山本繼續又說：“所以這次作戰，海軍最大和最終的任務就只是自主行動，奪得並且確保制海權。其餘的陸軍部隊運輸以及護航活動，都不能對海軍的自主奪得制海權行動構成障礙”。

川上和在場的大山岩都還是第一次聽到這種海權第一的論調。但是川上對於這種直截了當地反對自己的意見並不以為杵，聽了進去。

山本只是一個海軍大佐，而川上是陸軍中將。那時可不是後來大將論籮裝的時候，全部日本陸軍就只有三位大將：陸相大山岩，參謀總長小松宮熾仁親王和山縣有朋。山縣有朋當時是樞密院議長，預備役，小松宮是皇族擺設，就是說川上是陸軍第二人，山本的發問，應該說是有點犯上的。

當然有一點很重要，川上操六也是薩摩藩出身。原來和山本權兵衛在鹿兒島的健兒社是前後輩關係，要不然陸軍第二人也不一定會聽得進一個海軍省主事的諷刺。

這樣在那個《征清大作戰構想》中才出現了根據制海權的變化而採取不同行動的方案。

這是後來被稱為“日本海軍之父”的山本權兵衛首次露崢嶸。

開戰時只是一介大佐官方主事，並沒有參加具體的戰爭策劃和戰爭指揮的山本權兵衛就這樣以簡潔的比喻給陸軍們上了一堂海權課。隨着戰爭的進一步進行，山本權兵衛又在大本營移向海外和三國干涉上表現出了過人的預見力，從而被人重視。

和當時大多數日本海軍軍官一樣，山本權兵衛是鹿兒島人，薩摩藩的。十一歲時就參加了薩英戰爭，在弁天炮台幫着搬炮彈，在一起搬炮彈的還有後來的元帥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炮手不是別人，就是現在的陸軍大臣大山岩，英國艦隊旗艦尤里亞勒斯的艦長和副艦長就是被這個炮台送去見上帝的。

山本權兵衛是海軍兵學校第二期的，在海兵的時候是最讓教官頭疼的學生之一，最早幾期海兵學生中和英國人打過仗的不少，除了對過去兵戎相見的敵人那種本能的抗拒以外，還有就是“老子來自戰場”的自負，根本就沒有把那些沒有實戰經驗的大鼻子教官放在眼裡，成天喝醉了酒打群架，火來了連英國人教官都敢打。

道格拉斯少校“做個紳士”的諄諄教誨對這幫近似於地痞流氓的學生沒有任何用處，到後來只能採取最原始的“開除”方法。僅在1872年一年中被開除的學生就有158名之多，山本權兵衛是第二期中頑劣之首，但不知怎的逃脫了被開除的命運。

山本權兵衛的胡鬧，還不僅限於酗酒打架。一次和別的士官們一起到品川的娼館裡去喝花酒的時候，看上了一個雛妓。當天晚上山本少尉就找了幾個人做幫手在妓院後牆上架上梯子把那個雛妓從妓院裡偷了出來，後來妓院找上門來，山本的一幫狐朋狗友幫他湊份子算是幫那雛妓贖了身，那個雛妓就是後來的山本權兵衛夫人津澤登喜子。這件事不知真假，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人知道山本夫人的出身，所有山本權兵衛的傳記里都沒有講過山本權兵衛夫人的家庭出身，看起來這件事像是真的。

山本權兵衛在進入海軍中央擔任海軍省官房主事以後不像別人那樣經常在艦隊和中央衙門之間來來去去，而是一直在海軍中央，步步高升，幾乎是日本海軍中僅有的沒有擔任過艦隊司令的海軍大將。這種奇怪的經歷，和海軍大臣西鄉從道的知遇有很大關係。

西鄉從道是明治維新的大功臣，西南戰爭的大反賊西鄉隆盛的親弟弟。這哥倆有個共同的怪脾氣，對自己的名字都不太在意。其實西鄉從道的名字本來應該是“西鄉隆道”，明治維新後登記名字時，登記的官吏聽錯了，給弄成了“從道”。西鄉本人也不當回事，“從道就從道，道本來就應該從，這個名字不錯”，就這樣成了“從道”。更有趣的是，哥哥的西鄉隆盛也是這樣。西鄉隆盛的名字本來應該是“隆永”，而“隆盛”其實是這哥倆的老爺子西鄉吉兵衛的名字，被人弄錯了當成兒子的名字，西鄉隆永也就將錯就錯成了西鄉隆盛，真是有其弟必有其兄。

西鄉是陸軍出身，到海軍來做大臣，自是不懂。但氣人的是當過三次海軍大臣的西鄉從來也沒有打算去弄懂過。那幫自認為是水兵的人很不服，看他不起，幫西鄉大臣起了個綽號叫“原來如此大臣”，因為西鄉從道不太知道海軍，聽人給他介紹情況時常常會作恍然大悟狀：“原來如此”。

西鄉第三次當海軍大臣的時候山本權兵衛已經當了一年官房主事了。西鄉讓主事幫他弄一份海軍情況概要來，山本給了他一份，過幾天去問看了沒有。西鄉回答說已經看完了。這一下主事大佐爆發了：“不可能，準備這份資料花了7個月，大臣怎麼能五天就看完了，你根本就沒有看。”

西鄉大臣笑了：“你還挺聰明，我確實沒看”。

山本怒不可遏：“身為大臣，怎麼可以如此不負責任？對部下的心血不屑一顧？”

西鄉招了招手，讓山本站得更靠近些，然後壓低了嗓門說：“我是陸軍出身，反正看不懂，何苦要看它？我是長官，不需要看的，有你們看就行了。我就是幫你們去要錢，去要權的，這樣不好嗎？”

這回是山本大佐高呼“原來如此”了。從此山本就跟定了西鄉，西鄉指向哪兒，山本就肯定打向哪兒。

日俄戰爭前，已經是海軍大臣了的權兵衛為了議會不肯通過“三笠號”等戰艦的撥款而煩惱不已，去向當時是內務大臣的西鄉從道請教方策，西鄉給他出了個主意：“甭管哪的錢，先花了他不就行了？”

山本嚇得張口結舌：“那叫挪用預算，違反憲法，議會知道了能饒得了我？”

西鄉笑了：“八嘎，饒不了就咱們倆加上文部大臣樺山資紀三人一起到皇居外面的二重橋上去切腹自殺謝罪不就行了？三條大臣的命總抵得上一條三笠的船了吧？你不就是要船嗎？有了船了還要命幹嘛？”

山本想想也是那麼回事，但最後議會還是同意撥了款，西鄉和山本也就免了切腹之災。

西鄉從道就是這麼一個敢賭的人。西鄉從道是從陸軍中將升上海軍大將的，最後還名列元帥。可以說海軍在陸軍帶領下走向了賭場，而帶領海軍的人還是一個陸軍將軍。這個陸軍將軍採取的還是甩手大掌柜的方法，先找主事的人。在大本營成立以後還更換了軍令部部長，由剛從樞密顧問官回歸現役的樺山資紀換下了中牟田倉之助，而且不設軍令部次長，就樺山一人唱獨角戲。臨陣換將本來是兵家大忌，但這次日本海軍是不得已。

和大清開戰，日本陸軍有獲勝把握，但對於日本海軍來說就是純粹的賭博。“制海權”說來簡單，不把對手艦隊消滅了，制海權從何而來？當時的日本海軍剛剛有幾艘蒸汽鐵甲艦，能開出海就不容易了，更不用說排成隊形打仗了。

這個陣型的排列就是一個大問題。

大清艦隊和日本艦隊之間的海戰，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蒸汽艦隊之間的決戰，沒有前例可循。在此之前的艦隊決戰都是在帆船艦隊之間進行，大家搶占上風頭，或者用大炮把敵艦轟沉，或者利用風勢加速，用沖角將敵艦撞沉。但是蒸汽艦隊間的對戰應該採取什麼陣型，沒有人知道。

日本的這支菜鳥海軍就更加不知道了。在紙上研究了半天沒有結果以後，乾脆就到現場去試試看排個什麼陣型更加合適。

海軍陣勢和陸軍不一樣，需要艦長的真實水平。據說培養一個合格的巡洋艦艦長需要30年時間，而日本海軍當時從無到有也不過才三十年左右，就是說連合格的艦長都沒有，所以“排更加合適的陣勢”這個問題就成了“排更加容易保持的陣勢”這個問題。海軍大學校長坪井航三想出了一個主意：讓艦長們坐上小汽艇，在瀨戶內海來迴轉悠，試驗什麼陣勢才最容易保持。

這樣一來才發現，最容易保持的隊形是一字縱隊。後列的艦隻根本什麼都沒有必要考慮，速度，航向，只要牢牢跟着前面的艦隻即可，這就是後來日本聯合艦隊在黃海海戰中採取一字縱隊的原因。

但是北洋水師的定遠和鎮遠是日本海軍的惡夢。見識過兩遠的威懾力的人中沒有人願意和那兩遠去掐架，軍令部長的中牟田也不例外。中牟田的主張是日本海軍還沒有能夠主動挑戰北洋水師，進行艦隊決戰的實力，只能防守，不能進攻，因此換了警視總監出身的樺山資紀。樺山也是陸軍出身，當過海軍大臣，他當大臣時正好是海軍的造艦預算被議會以海軍內部腐敗，政府被長州薩摩凡兩藩閥把持而否決的時候，樺山火了，跳到講台上大喊：“開口閉口就是‘薩長’政府，沒有這個薩長政府，四千萬生靈活個屁”，結果議會解散，內閣辭職。日本軍隊逼政府下台不是稀罕事，但別忘了開第一個先例的是海軍而不是名聲在外的陸軍，樺山從此就被人稱為“蠻勇將軍”。

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反正佐賀藩出身的中牟田倉之助被換下去了。留下來的海軍大臣西鄉從道，軍令部長樺山資紀，加上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全是薩摩藩出身，清一色。

後來的日俄戰爭時的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軍令部長伊東祐亨和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東鄉平八郎也是這樣一套薩摩藩的三駕馬車。

但是如果說日本海軍完全是在進行一場聽天由命的賭博，那也不完全是事實，日本人做了很全面的準備工作。當時正在日本訪問的北洋艦隊的丁汝昌可能絕對不會想到，第一次“如何才能擊沉定遠”的真正的戰術討論，居然是1981年7月10日在橫濱港的扶桑號的軍官休息室進行的，而當時扶桑號是作為來訪的北洋艦隊接待艦在陪伴他們。

從軍官休息室裡面可以清楚地看見定遠和鎮遠，包括炮長，航海長，魚雷長在內的三個大尉和三個少尉面對着定遠和鎮遠這兩艘龐然大物開始了第一次如何擊沉定遠的真正討論。

討論的結果是：擊沉定遠和鎮遠是可能的。

首先考慮了威力最大的魚雷，但當時魚雷的行走距離只有300米，不能指望能夠那麼接近定遠和鎮遠，所以魚雷被排除了，但當時大家沒有想到的是最後定遠還真是倒在了日本的魚雷艇手裡。

只能用炮。但是日軍火炮的口徑不如定遠，當時三景艦也還沒有服役，而且定遠鎮遠是厚度達305毫米的裝甲艦，說實話用一般的觀點日本艦隊沒有機會。

但是曾經擔任過海兵的炮術教官，當時日本海軍中克虜伯大炮的專家，德國留學回來的海軍省官房主事山本權兵衛大佐有一個構想，就是利用速射炮的數量優勢，首發命中，然後像急風暴雨似的攻擊，摧毀其上層建築，殺傷人員，使其喪失作戰能力。這六個人都曾經是山本的學生，他們在考慮如何實現這種構想。

這種構想看似簡單，其實很困難。因為這除了炮要打得准之外，還需要航海和炮術的緊密結合，時時刻刻知道敵艦的準確方位和距離。雖然在參加大東溝海戰中的日本軍艦中吉野號裝備了1888年英國海軍才剛剛開發出來的1.5米測距儀，但是一來那時候的測距儀的性能還不太穩定，二來吉野號編入現役是1893年9月，艦上的航海士也沒有完全掌握掌握，所以聯合艦隊和北洋艦隊一樣都是使用六分儀來進行原教旨主義的硬測。

使用六分儀測量距離在4000米時候的誤差是170米，而定遠的長度是94米，這樣在3000米距離上開炮，即使首發不能命中，第一次修正也肯定能夠命中。關鍵就在於如何確保測量誤差在容許值以內及其提高修正的精度。

討論的結果是，乘北洋的所有主力艦隻都在日本，對其進行精確測量，為了防止北洋艦隊在作戰時為了擾亂對方的測量而有意降低主桅杆高度，日本方面對於北洋艦隻所有的注目點高度都在橫濱和長崎兩地由海軍和陸軍以及政府的土木部門同時分別進行測量得到了最可靠的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