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陰謀：誰故意給毛主席戴了髒帽？——有人在過去運動中搞鬥爭擴大化、轉移目標和栽贓 作者：屈原問天 引 子　　 　 　 近三十年來，有一個陰影在許多人心中徘徊：毛主席是否真的七分功勞三分錯誤？是誰造成歷次運動的鬥爭擴大化？文化大革命真是全民浩劫，傷害了大多數人？還是正相反，是少數人為了自己集團利益，故意製造輿論，進行欺騙栽贓誤導呢？　　 近有作者“天父”在烏有之鄉發表《在反腐敗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及決裂》一文。它從毛主席和劉少奇在文革前夕發生分歧談起，列舉了一些劉少奇違背毛主席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本意，陽奉陰違，將運動鬥爭焦點改變為所謂“四清”與“四不清”，轉移了運動鬥爭目標，使鬥爭範圍擴大化的歷史事實。　　 該篇文章，雖然只把焦點落在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反腐敗問題的分歧上，卻為我們對本文開頭提出的那些問題的思考，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導引。　　 　 　 一、從“四清”史實看毛主席反對鬥爭“擴大化”　　 　 　 在《在反腐敗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及決裂》一文中，作者用真實的資料客觀地證實了，毛主席在文革前夕，提出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本來是要整頓和教育黨內少數的當權派，更好地堅持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運動的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問題，是大多數群眾和極少數黨內當權派的關係問題。但是以劉少奇為首的黨內一派領導人，卻蓄意將它轉移為清查所有幹部群眾 “四清”與“四不清”的問題，並重新對地富反壞右進行打死老虎的二次鬥爭，故意擴大打擊面，轉移了目標，掩護了自己。他們的行為，露出了耍弄陰謀的實際面目。 　 　 為了真實地揭示問題，讓我們先引用該文的一些翔實資料： 　 　 　12月15日　下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全體會議。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就各地社教運動中反映出的一些問題，提請會議討論。 　　 　　劉少奇說：“陶鑄同志有一封信給我，提出了一個農村新興的富裕階層，特貧階層的問題。還有一些地方提資產階級分子。農村裡面用不用新資產階級分子這個名字？還是叫貪污犯分子，投機倒把分子？” 　　 　　毛澤東說：“恐怕農民他不懂得什麼叫資本主義。你講投機倒把，講貪污盜竊，他懂得。” 　　 　 　　 　　劉少奇接着說：“有些地方提出，機關家屬裡面很多惡霸、地主、富農、四類分子。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毛澤東說：“也沒有那麼多。全國人口幾億，那些人總之是什麼幾百萬、千把萬嘛，又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可以看出，劉少奇想把“社教運動”的主題定在鬥爭“新興的富裕階層”、“惡霸、地主、富農、四類分子”，認為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但毛主席不同意，提出“也沒有那麼多”。　　 此時是關於鬥爭是否擴大化的問題，矛盾實際已經出現了。　　 　 　 　12月20日　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社會主義教育問題。　　 　 　 　　劉少奇一開始就提出：農村當前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富裕農民階層同廣大貧下中農的矛盾，還是原來提的地富反壞跟蛻化變質的有嚴重錯誤的壞幹部結合起來同群眾的矛盾？ 　　 　　毛澤東說：地富反壞是後台老板，“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農村的問題是這一批幹部，騎在農民頭上，農民不好混，窮得要死。他又說：地主富農那些人，已經搞臭過一次了。至於這些當權派，從來沒有搞臭過。他又是共產黨，上面又聽他的。顯然，毛澤東認為這一次要解決的是這些“當權派”的問題。 　　 　　劉少奇似乎沒有跟上毛澤東的認識，繼續說：對當權派，這是頭一仗。但他們後頭有地富反壞。 　　 　　毛澤東說：漏劃地富變成中農，變成貧農，有的當了共產黨，因為他漏劃了。那也是一種當權派。 　　 　　劉少奇又提出主要矛盾問題，毛澤東說：還是講當權派，他要多記工分，五大領袖嘛，五大領袖難道不是當權派？ 　　 　　毛澤東又說：不要管什麼階級階層，只管這些當權派，共產黨當權派，五大領袖和跟當權派走的。不管你過去是國民黨共產黨，反正你現在是當權派。發動群眾就是整我們這個黨。中心問題是整黨，不整黨沒有希望。 　　 　　毛澤東在講話中還提出：……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那麼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的，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億人口就有一億四，那恐怕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他還說：那些貪污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幹部先解決，我們的群眾就多了。貪污一百塊錢到一百五十塊錢的解放出來，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劉少奇始終放不下主要矛盾問題，又將這個問題提了出來，並認為主要矛盾就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毛澤東答非所問地說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這時，彭真插話說：總的提法，整個社會主義階段，還是我們七屆二中全會提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間，是“四不清”、貪污盜竊、投機倒把，主要整幹部。整個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這個整個的提法和這次運動的提法要分一下。這也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矛盾的一種形式。 　　 　　 　　毛澤東說：一個新生，一個漏劃，一個壞掉，這是對當權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詩，其中有這麼四句：“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幾句話通俗明了。就是搞那個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眾知道嘛。群眾就怕搞不了大的。 　　 　　劉少奇又說：“四清”與“四不清”，這是主要的，當然還有其他的。這時，參加會議的一位省委書記問：矛盾的性質是什麼？劉少奇脫口而說：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毛澤東立即反問道：什麼性質？反社會主義就行了，還有什麼性質？ 　　 　　劉少奇說：總不是社會主義。 　　 　　毛澤東說：是資本主義性質。還加個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搞個資本主義就差不多了。我們搞了民主革命，就為社會主義開闢了道路。 　　 　　劉少奇解釋說：政治、經濟、思想、組織“四不清”，有人民內部矛盾，有敵我矛盾，問題的複雜性就在這裡。 　　 　 　 這裡，已經可以較為明白地看出毛主席是要堅持將運動定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心問題是整黨”，要“解放了百分之八十”，鬥爭只針對變質了的黨內少數當權派；但劉少奇卻堅持要繼續將運動定為“主要矛盾就是‘四清’與‘四不清’”，並得到了彭真等人的支持。他們提出運動應該“是‘四不清’、貪污盜竊、投機倒把，主要整幹部”，鬥爭的目標範圍擴大化，與毛主席的意見有着明顯的性質差別。　　 為了更好地指導“社教運動”的開展，後來中央工作會議制定了“十七條”，後來在劉少奇不停的蓄意轉移目標中，最後被改為“二十三條”，但所包含的劉少奇等人的意見並沒有改變。　　 　 　 28日的會議仍是圍繞“十七條”的內容進行討論。　　 　 　 這天的會議通過了修改後的“十七條”，“十七條”規定，今後城市鄉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律簡稱“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前，負責會議組織工作的鄧小平考慮到這是一般性質的工作會議，曾向毛澤東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參加會議。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在劉少奇講話時插話，劉少奇沒有意識到毛澤東準備的講話比較長，只講了一個開頭就將其打斷了。　　 　 　 （在後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　　 毛澤東一開始說：有的同志提出打殲滅戰，怎麼打？集中1萬5千人，搞一個小縣，28萬人口，搞幾個月還搞不開。學習文件40天，不進村。我看是搞了繁瑣哲學。我不贊成這種學習，到農村可以去學嘛。 　　 毛澤東講到的“一個小縣”，是指河北新城縣。毛澤東認為，集中這麼多工作隊員在一起搞運動，人太多了，既沒有必要也不需要這麼多。運動不應該只依靠工作隊，應該依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幹部和群眾。他說：紮根串聯，冷冷清清，這個空氣太濃厚了。這樣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我看殲滅不了敵人。現在這個搞法同我們過去搞的不一樣。　　 他又說：(應該)一進村就宣布幾條，開門見山。一條是對社員宣布，我們不是來整你們的。我們是整黨、整幹部隊伍。對幹部也要宣布來意。小隊、大隊、公社幹部，無非是大、中、小、無，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沒有的。貪污幾十塊、百把塊、兩百塊的，他們自己講出來，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眾批准，拉倒！其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大的怎麼辦？坦白退賠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塊的也可以赦免。表現好的，群眾同意的，還可以當幹部。 　　 　　毛澤東還表示，運動中發動群眾，要做到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領導群眾起來鬥爭，不要讀文件，不要人多，也不要像以往那樣紮根串聯，“四清”只清幹部，只清少數人，不清社員。有不清者清之，無不清者不清。沒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過了一天，即　1月5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再次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繼續對劉少奇進行不點名的批評。　　 毛澤東說：現在，有些人好像馬克思主義都是對別人的，對自己就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漆黑一片嘛！幹部貪污幾十元、百把元、幾百元的還是多數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爭取的。王光美去的那個大隊，我數來數去，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個人，沒有第五個人 　　 　　毛澤東還講到了矛盾的性質問題。他說：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矛盾。那個時候還沒有修正主義。八大一次會議、二次會議都是那樣說的。杭州會議制定十條(按：即“前十條”)，一直都是搞社會主義，整個運動是搞社會主義教育。怎麼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交叉？哪裡的那麼多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的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65年元旦之後的中央工作會議，主要內容是修改“十七條”，這項工作主要由鄧小平、彭真、陳伯達負責。經過一個星期的討論、修改，原來的“十七條”變成了“二十三條”，文件仍定名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　　 在“二十三條”的修改過程中，毛澤東親自對文件作了多處修改，並加了一段措辭很嚴厲的批語，如：“不是說什麼社會裡‘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是說什麼黨的內外矛盾交叉。從字面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歷史上什麼社會裡也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派也能用；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二十三條”去掉了原“十七條”中關於“紮根串聯”的相關內容，代之以“在整個運動中，省、地、縣級黨委和工作隊，必須逐步做到，依靠群眾大多數，依靠幹部大多數(包括放了包袱的幹部)，實行群眾、幹部、工作隊‘三結合’”等規定。 　　 　　此外，“二十三條”規定，城市和鄉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今後一律簡稱“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城市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過去稱為“五反”運動，以後通稱“四清”運動，取消“五反”的名稱。 　　 　 　 　1月14日　，此次歷時一個月的中央工作會議終於結束了。　　 　 　 通過以上資料引用，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整個過程毛主席始終是堅持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提出發動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鬥爭與教育目標只針對極少數的黨內當權派；但劉少奇卻始終堅持要搞“四清”、“四不清”，鬥爭目標擴大化為黨內外的幹部群眾，而不是黨內極少數的當權派。　　 正因為如此，文章又說：　　 　 　 到了從1965年下半年起，毛澤東對“四清”運動已不大感興趣，認為“四清”也好，與“四清”同時進行的文化領域的大批判也好，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反修防修”問題，轉而醞釀發動一場新的自下而上的運動，來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誰戰勝誰的問題。　　 　 　 從以上引用資料，我們已經完全可以看出，毛主席所關心的是如何使社會主義不變質的問題。在“社教運動”中，他始終是反對對普通幹部群眾高所謂“四清”、“四不清”的，是堅定反對搞鬥爭擴大化的。　　 　 　 二、歷次運動的事實說明毛主席一貫都反對運動鬥爭擴大化　　 　 　 事實上，無論是從毛主席的革命經歷去看，還是從毛主席的著作言論去看，他貫徹發動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路線，從來都是堅定的。可以理解，毛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犧牲了千千萬萬的烈士，才在全國取得了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他反對右傾、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無疑也是堅決的。但在他所經歷的社會運動鬥爭中，他對鬥爭擴大化也是一貫反對的。　　 這從他在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之前，所經歷的黨內歷次路線鬥爭的表現中可以看出來。甚至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他始終堅定推行成功而有效的統一戰線政策，對戰犯實行改造，並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也可以看出來。　　 在“反右”鬥爭中，毛主席開始想通過邀請黨外人士，對共產黨提意見，實際是要他們幫助，對黨內少數當權派中已經出現的官僚主義、特權腐化，進行一場整風。當年反右的中央的內部文件，至今仍較難看到。但可知的是，當年一些反對勢力藉機向共產黨發起進攻，使運動轉向反右鬥爭時，具體鬥爭方式卻是在掌握了中央實際執行權力的劉、鄧領導之下進行的。所以連鄧小平後來也自己承認，對反右鬥爭的擴大化他是“負有責任的”。據說，他們當時還下發過所謂要抓5%右派指標的文件，致使反右鬥爭走向了擴大化之路，全國共有55萬名知識分子被打成了右派。而毛主席當時反對鬥爭擴大化的做法，一是強調不能在科技界知識分子中抓右派分子；二是他後來發現了鬥爭中擴大化的問題，馬上親自出面要求糾正。所以，最早對被錯誤定性的右派分子進行平反，實際是從毛主席開始的。　　 即使是在“反右”鬥爭之後，繼而開展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毛主席也同樣反對鬥爭擴大化。毛主席1961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就說：“一反右，就造成一種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範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搞到連隊，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又說：“1960年春看出‘共產風’又來了。” （以上見《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1961年6月12日　《總結經驗，教育幹部》一文，273頁）。　　 再以大家爭論最多，被當成是毛主席最大錯誤的文化大革命來說。運動的鬥爭目標擴大化，也正是在劉少奇派出中央文革工作組，開始轉移鬥爭目標，要抓所謂“右派學生”，指示對於高中應屆畢業生中的一些人“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和發出“中小學校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解決教師中的問題”的指示後就開始了的。　　 　 　 作者“江寒”有一篇《紅衛兵運動始末》的文章，是這樣揭露的：　　 　　 工作組整“右派教師”和“右派學生”　　 　 　 從1966年的6月上旬起到7月中旬止，從北京到地方各城市的大、中學校中，出現了大量被工作組及派出工作組的上級黨委定性為“反革命事件”的事件。按照習慣，這些事件通常依據其發生的日期而被命名為“六·×事件”或“七·×事件”。每當一個學校“抓出”這類“反革命事件”時，工作組就會動員全校師生將文革運動的重心轉移到對“反革命事件”所牽涉到的教師和學生進行批判、鬥爭的方向來，所以，隨着北京和全國各城市有越來越多的學校被抓出這類“反革命事件”，整個大、中學校的文化大革命便轉了方向，演變成了一埸工作組全面整“反革命”師生或“右派”師生的運動。　　 　 　 劉少奇對中共中南局、西北局請示報告上的關於在大、中學生中揪牛鬼蛇神的批示是在　6月23日　作出的，這一批示精神的傳達，直接放開了工作組整“右派師生”的手腳。這一全國性的工作組整“右派”師生的運動延續到7月中旬便突然終止了，原因很簡單，　7月18日　毛澤東回到北京，斷然制止了這一整“右派”師生行為的繼續漫延和擴大。　　 　 　 從這些“反革命事件”的起因或內容上來看，通常只是因為某個學生貼了一張或幾張批評或懷疑工作組的大字報，或者因為某些學生和青年教師搞了一次集會，或者因為某些教師或幹部給上級領導寫了一封反映情況的信，等等。　　 這一時期被工作組及其上級黨委定性為“反革命事件”的事件非常多，普遍發生於全國各地大、中學校，這裡只能列舉幾件：　　 全國最早被工作組定性為反革命事件的是西安交通大學的“六·六事件”，被工作組認定的“六·六事件”中為首的“反動學生”是一位名叫李世英的女大學生。從事件發生的時間上看，這幾乎是工作組剛進校門就抓了她，這麼高的效率是挺嚇人的，因為從工作組進校到案發到定罪到迫得案犯自殺的間隔時間總共只有幾天功夫。這位李世英遭到工作組的拘禁，並被戴上高帽子和另一些學生一起在校園內遊街，工作組發動大批學生寫大字報批李世英，罵她是“美女蛇”，　6月9日中午　，李世英從工作組關押她的房間窗戶跳樓自殺，但未遂。　　 文革中在全國引起反響最大的恐怕是清華大學工作組整蒯大富事件。據蒯大富自己說，該學校與他同時被整的有800多人（見田炳信的《採訪蒯大富》），規模很大。清華大學是全國最高學府，當時是劉少奇親自抓的點，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任該校工作組顧問，親自坐鎮清華。蒯大富被工作組關押18天，他和與他持同樣觀點的學生多次遭批鬥。　6月26日　，清華園內舉行大規模的“擁護工作組”的示威遊行，遊行隊伍高呼：“無限信賴工作組！”、“反工作組就是反黨！”。當時與蒯大富一起挨整的學生中，有一人自殺身亡；蒯大富則宣布向工作組絕食抗議。　　 　 　 由於劉少奇的　6月23日　批示中表示：對於高中應屆畢業生中的一些人，“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因此，前述北京師大附中的兩位給工作組寫大字報的中學生陳永康和何芳芳也成了“小右派”。這兩位“小右派”是劉少奇女兒劉平平的同學，因為劉平平當時就是這所中學的學生，而且有資料表明，劉少奇當時直接通過劉平平關注着這所學校的運動情況。　　 　 　 據對北京24所高等院校的不完全統計，文革的工作組時期，有上萬名學生和數千名教師被工作組整成“右派”，至於北京各中學被整人數，以及全國各城市的大、中學校的被整人數，現無統計資料，但可以肯定的是這類工作組以所謂“反革命事件”為藉口整“右派”師生的現象普遍發生於全國各學校中。可以說，如果不是毛澤東於　7月18日　及時回京，這埸工作組整“右派”師生的運動將擴大到什麼樣的規模是很難估計的，可能會遠遠超過1957年反右運動所涉及的規模和人數。之所以這樣說是有事實根據的：各學校的工作組進校後普遍沿襲“四清運動”中工作隊的經驗，暗中對所在學校師生全面進行了“左、中、右”的排隊，同時還整了大量的“黑材料”。據文革後來階段造反派紅衛兵所獲得的部分“黑材料”透露，有不少在工作組時期未挨整的人其實已經上了工作組的“右派”名單和被整了“黑材料”，只是因為工作組尚未找到整這些人的藉口或機會而已，也是因為工作組不久即被毛澤東下令撤走，其整右派學生的行動尚未充分展開的緣故。文革後來階段造反派紅衛兵搶得的“黑材料”只占總量中極少的一部分，絕大部分“黑材料”後來都被中央下令銷毀了，所以，誰也說不清究竟有多少人曾經被工作組整了“黑材料”。這裡順便說一句，工作組時期所整的“黑材料”問題，成為影響運動後面階段的重要問題，在運動後來階段，各地多次發生的造反學生或造反派紅衛兵衝擊黨政機關、公安機關，乃至軍事機關，其起因均與“黑材料”有關。　　 　 　 作者“巫山雲”也在他的文章《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幾點思考》中寫到：　　 　 　 先期的紅衛兵出現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大中學校，他們之中以幹部子女為主體，像北京“聯動”那樣的紅衛兵組織，甚至以每個成員的老子的級別高低決定該成員在組織中的地位。他們標榜“根兒紅苗正”，自稱為“紅五類”，是當然的“革命接班人”。他們把家庭出身不好，或是家長有這樣那樣問題的同學，叫做“黑五類”，而“黑五類”是沒有資格當紅衛兵的。因為根據他們的理論：“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他們說：“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革命哪有你們的份？”文化大革命初期，以“破四舊”為名，抓人、抄家、遊街、斗“黑幫”、戴高帽、掛牌子、坐“飛機”，所謂“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就是由這批早期紅衛兵搞起來的。人民文學家老舍蒙冤自沉，粵劇藝術家紅線女剃髮掃街，以及許多知識界、文藝界的名流，被批鬥、抄家、住“牛棚”，就都發生在這一時期。　　 　 　 這個號稱“紅色恐怖”實為白色恐怖的波濤，很快波及到全國各地方、各系統、各戰線、各單位。當時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紛紛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員會”（即“前文革”，以下簡稱“文革”），除在校學生外，在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的青年工作人員和職工中，也陸續成立了紅衛兵組織。這類“文革”和紅衛兵，因為是官辦的，他們之中有本單位的領導幹部，有黨團骨幹分子，有先進模範人物，當然也有善於迎奉拍馬，深受領導賞識的“紅人”。他們成立起組織之後，並不按照《十六條》的要求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是把矛頭直接指向本單位所謂“有問題的人”。他們認為文化大革命就是解決這些人的“問題”。他們在單位領導的授意下，翻檔案，查材料，排名單，搞外調，把平時愛給領導提意見，或是已經貼了黨委大字報，或是家庭出身不好，或是本人歷史有問題，或是出身知識分子又常對領導評頭品足，或是以往犯過錯誤、受過處分，或是性格倔強、不好領導，或是思想落後，表現不好，甚至僅僅是與領導關係不好，為領導所厭惡，以及戴過和摘過“五類分子”帽子的人統統“揪出來示眾”，分別給這些人戴上寫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歷史反革命分子”、“地主資本家的孝子賢孫”、“三家村村長”、“四家店店主”，以及“大破鞋”、“女流氓”等等五花八門罪名的紙糊高帽，掛上紙板牌子，拉到街上遊街示眾。隊伍前面敲鑼打鼓，隊伍後邊紅旗招展，臂上戴着“紅衛兵”袖章的“文革委員”們不時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大破鞋×××！”、“誓死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砸爛誰的狗頭！”。那些日子真是熱鬧非常：從早晨到夜裡，各單位爭先恐後地拉着本單位的“反革命”們，像趕廟會、趕大集一樣湧上街頭。只見大街小巷，一隊隊遊街的過來了，一隊隊抄家的過去了，鑼鼓喧天，紅旗飛舞，摩肩接踵，人聲鼎沸。八月的天氣，驕陽似火，這真苦了這些“反革命”們了。不知是哪位很會“革命”的人發明的這種酷刑：“反革命”們必須赤着腳，兩隻手各提着一隻鞋，還要用雙手扶着碩大的高帽不准歪倒。由於手提的兩隻鞋底不斷地晃動着拍打他們汗淚雙流的兩頰，他們的臉被抹上一道道泥巴。他們赤着的雙腳踩在曬得流油的柏油馬路上，就像踩在北方人烙饃的鏊子上一樣滾燙難熬。最可憐的還是那些被打成“反革命”、“大破鞋”的“女犯們”。她們大都被剪光了頭髮，或是被剃去一半（據說這叫“陰陽頭”），“革命者”們找來一些破了幫子的破鞋掛在她們的脖子上。隊伍不時停下來，“革命群眾”圍在“反革命”們的周圍，進行所謂“街頭批鬥”。男女“反革命”們像被耍的猴子一樣站在圈子的中央，被強迫交代所謂“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當你耳聞目睹那些可憐的女人們，在“文革委員”和“紅衛兵”們一聲聲斷喝下，無地自容地呻吟出：“我是大破鞋×××------我和×××發生過男女關係------”“幾次？說！”“×次。”的時候，你的心能不顫抖嗎？我記得，我只在六十年代初上映的一部叫做《　馬門　教授》的德國影片中，看到過類似的場面，但那是希特勒的蓋世太保恣意侮辱猶太人的鏡頭。當時看着這一切，我不禁愕然：這難道就是革命？這難道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說這一切暴行的製造者們是人，實在是玷污了“人”這個字眼兒！　　 在各單位，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們，除去個別的例外，絕大多數都被關進本單位的“牛棚”里。各單位普遍私設公堂，刑訊逼供，強迫“犯人”們挽起褲腿，跪爐渣，跪石子，甚至跪在碎玻璃上，面對着毛主席的畫像，向毛主席“請罪”。不少人，由於不堪忍受這種非人的虐待和對人格的侮辱而含冤自殺了；死後還落個“畏罪自殺”的惡名！許多家庭由此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當時，根據劉少奇提出的：“中小學校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解決教師中的問題”的方針，全市中小學校的教師都集中在本學校食宿，不准回家。小學生們年齡小，不懂、不會、也還不敢鬥爭老師，官辦“文革”和“紅小兵”組織成立後，都由學校領導人和“革命教師”們去斗“有問題”的教師。也是戴高帽、掛黑牌、關“牛棚”、遊街示眾、群眾批鬥這一套。知識分子的尊嚴和斯文，由知識分子們自己動手打了個粉碎，孩子們只顧睜大了驚奇的兩眼，看着他們平素敬重的師長們淋漓盡致的表演，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可是中學就大大不同了。中學的孩子們正處在“牛犢不怕虎”的年齡，調皮一些的孩子，想出各種各樣的孬主意、惡作劇，來整治那些曾經用知識的乳汁哺育着他們、自己卻像蠟燭一樣點燃了生命、而如今被打成“反革命”的男女教師們。孩子們在學校領導和“革命教師”唆使、指揮下，輪番批鬥“黑幫”。他們像過節一樣，情緒處於極度亢奮之中。他們“造反有理”——批“黑幫”；閒了沒事——批“黑幫”；一時心血來潮——批“黑幫”；有時完全是為了取樂也批“黑幫”。也不知是什麼樣的“藝術家”來了“貓玩兒老鼠”的“靈感”，居然“創作”了一首《黑幫歌》，一時風靡各中學。這可真把這些“反革命”書生們整苦了：他們挨斗時要唱《黑幫歌》；“請罪”時要唱《黑幫歌》；開飯時，“黑幫”們要集體合唱《黑幫歌》！就這樣，人類靈魂工程師們的靈魂在經受着醜惡靈魂的折磨和摧殘！　　 在大學裡，鬥爭的矛頭也首先指向了廣大教師。　　 知識分子大多家庭出身不好，有的人個人歷史、社會關係也比較複雜；有的人性格高傲，玩世不恭，妄論校政，語多譏諷。於是，運動一來，領導稍加“引導”，他們便成了眾矢之的，一個個被“揪”了出來，關進了“牛棚”。與此同時，也把矛頭指向了青年學生。在省市委派出的工作組的指導下，各個學校都在發動學生中的“積極分子”清查所謂“右派學生”，抓所謂“游魚”、所謂“真右派，假左派”，要求他們“行動起來，保衛校黨委”。一些讀過《十六條》後，心潮澎湃，毅然貼出大字報，批評校黨委“怕字當頭”、矛頭向下的學生便首當其衝地被扣上了“攻擊黨”的罪名。各個大學的校園裡，用葦席豎起的大字報“圍牆”上，鋪天蓋地，密密實實貼滿了聲討、批判所謂“反動學生”、“反革命分子”的大字報，聲稱：他們批評校黨委就是攻擊黨、就是反黨。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不僅遭到大字報的圍攻，還被拉到大小會上批鬥。一些學生沒有經過政治鬥爭的鍛煉，承受不住這種巨大的精神壓力，有的自縊，有的跳樓，付出了年輕的生命。當時許多高等院校都發生了學生被迫害致死的事件。　　 　 　 這一切都是千真萬確的！這一切都發生在劉少奇主持領導文化大革命的五十多天裡！這一切殘酷迫害幹部、迫害群眾的罪行，都被“翻案派”們故意把水攪渾，而後卑鄙無恥地栽到了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廣大群眾的頭上！這一切由文化大革命的反對派所一手製造的種種罪惡，都被“翻案派”們顛倒黑白地算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賬上，算到了毛澤東的賬上！　　 　 　 在毛澤東寄予莫大希望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向着相反方向推進的關鍵時刻，他的一張驚天動地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發表了！不久，在首都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有數十萬群眾參加的“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此時，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的《重要通告》已經隨處可見了。《重要通告》中共有六條措辭明確而嚴厲的規定，如：任何單位不准以任何藉口把群眾打成“反革命”；對已經被打成“反革命”的群眾，必須立即平反,賠禮道歉，恢復名譽；任何單位都不准私設公堂，私設拘留所，所有的“牛棚”必須立即拆除，被拘留的人員必須立即釋放；單位整理群眾的黑材料一律當眾燒毀，本人被逼所寫的檢查，一律退還本人，等等。　　 　 　 也許，我們已經引用得太多。對於在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等走資派如何搞鬥爭範圍擴大化，將鬥爭目標轉移到普通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身上，所造成的混亂和禍害，和對於毛主席如何反對鬥爭擴大化，盡力扭轉形勢，事實的證明已經完全足夠了。　　 　 　 實際上，毛主席在歷次黨內外鬥爭中，有一個著名的方針，就是許多人所熟知的：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並一再強調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留得人在，搞錯了還可平反。 　　 否則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在他的領導下，在艱苦卓絕的情況下，得到奪取政權的輝煌勝利；又在他的帶領下，中國人民經過解放後的二十七年，在國際帝國主義和敵對勢力的重重封鎖下，鼓起昂揚的鬥志，“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胡錦濤語）。　　 但這些年來，我們卻把過去運動鬥爭擴大化，造成了傷害無辜群眾的帳，全部都算到毛主席頭上，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是顛倒黑白的! 這些年來，在我們的媒體上，污衊毛主席的文章連篇累牘，好象毛主席在歷次運動故意搞鬥爭擴大化，傷害了大多數人，已經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我們完全可以得出結論，這都是走資派陰謀家們，為了翻案的一己私利，和掩蓋過去的歷史事實，為自己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清除障礙，而故意製造出來的新的輿論陰謀！ 　 　 三、從社會運動力量對比法則看誣衊毛主席輿論陰謀的荒謬　　 　 　 毛主席一個為無產階級群眾利益的無畏鬥爭者，也是一個偉大的社會運動戰略家。因此，他對群眾在社會運動鬥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心中非常清楚，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說他發動少多數人對大多數人進行鬥爭的運動，那簡直是不可思議，讓人失笑。 我在這裡，願意明確指出：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種社會中，有階級和階層的利益之爭，就會有社會的運動鬥爭。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種社會，要形成波及全社會的廣泛的群眾鬥爭運動，就始終都有一個誰對誰進行鬥爭，是誰主動起來進行鬥爭，或者說誰是鬥爭別人的主力，誰又是被人所鬥爭的人的問題。規律是：只有當多數人對少數人進行鬥爭，才有可能形成波及全社會的廣泛群眾鬥爭運動；如果是少數人對多數人進行鬥爭，局部的動亂可能會一時存在，但這種波及全社會的廣泛的群眾鬥爭運動，就不可能真正形成。 這是任何國家社會中，一種必然的運動力量對比關係的法則。 任何社會活動家要發起任何群眾運動，都不能忽視大多數人的利益，不能忽視大多數人的意願，不能忽視這個法則。尤其是象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波及到社會每個角落的持久而大規模的運動，更是需要有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作為其中的主角。 這個運動力量對比關係的法則，即使放到中國曆朝歷代人民推翻封建王朝，放到中國人民推翻蔣介石政權的運動中去看，也無不如此。 但是，我們過去一段時間來，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社會運動的評價，卻往往忘記了這個多數與少數的對比關係的問題，往往從為小部分人翻案的角度說話，蓄意製造輿論，將歷次社會運動都描繪成少數人在對大多數人施暴。但是，從國家社會運動中必然的力量對比關係的法則來看，這是不能成立的。少數人的意願，在一段時間內、一個範圍內搗亂可以，但要長久地波及整個社會，這個能量卻是不足的，最後最可能結局就是被大多數人的社會所制服；相反，如果是大多數人的意願，那麼這個運動不論開始時多麼弱小，只要群眾被不斷發動起來參與，那麼少數人即使使用鎮壓手段也無濟於事，最後的結局都會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整個中國革命史，甚至整部人類社會發展歷史，都在證實着這一點。 儘管如此，當我們回顧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中國的歷次的社會運動中，在被鬥爭的少數人中，也還確實有被擴大化所無辜傷害的人。而這部分人，往往被別有用心地用來證明運動的錯誤，被用來做了大多數人受到無辜傷害的例子。而這部分人，往往在未能弄清歷史事實的情況下，從自己的感受出發，變成了本應受到社會鬥爭的少數人證明自己正確，對毛主席進行污衊控訴的不真實輿論的背書者。 所以，在我們在評價毛主席發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時，不能忘記這個大多數和少數對比的法則。我們不能閉着眼睛說，全國人民都象少數人那樣，遭了歷史的“浩劫”！ 過去由於走資派故意搞鬥爭對象擴大化，轉移目標，掩護自己，我們也不能因為這一部分人被不恰當地衝擊，就閉着眼睛說是毛主席所造成的，說新中國的社會運動都是錯誤的，甚至進行大肆的謾罵攻擊。 　 　 四、從1956年後的掌權史實看污衊毛主席輿論陰謀的破產　　 　 　 尤其不要忘記的是：1956年以後毛主席退居二線，國家主席讓給劉少奇當了，黨的中央書記處書記也讓鄧小平當了，第一線的決策權都給別人了。可是取得了權力的人在幹什麼呢？就是自己不讀馬列，不懂馬列，水平有限，眼光短淺，始終忘不了自己所熟悉的那一套所謂能產生“效率”的舊生產關係模式，卻忘記了中國共產党進行鬥爭所要實現的社會主義的“正義”事業。在國家的經濟建設中，堅持要走資本主義的老路。還要陽奉陰違，屢教不改，搞陰謀詭計，拉幫結派，轉移目標，陷害群眾。不但在“社教運動”中如此，在“反右”鬥爭中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如此。 我們也知道：文化大革命前夕，其實劉少奇對國家的全面用權已經實現，對黨內篡權奪位也在有序的進行。所以他敢於蔑視毛主席在黨和國家中的領導權力，始終陽奉陰違，要堅持在“17條”或“23條”中硬塞進自己的轉移目標的陰謀私貨。象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鄧小平，還敢於在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之前，公然勸擔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參加會議”；彭真等人也插話，敢於當面篡改毛主席的意思，說：“總的提法，整個社會主義階段，還是我們七屆二中全會提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間，是“四不清”、貪污盜竊、投機倒把，主要整幹部”。他們搞獨立王國，使到毛主席當時要在北京發表一篇文章，都已經非常困難，只好將文章拿到上海去發表。 毛主席為了堅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反對資本主義復辟，最後只有向他們發起文化大革命，號召群眾一起起來與他們進行鬥爭。目的就是要使他們再也不能搞目標轉移，不能再搞鬥爭擴大化老把戲、老陰謀。雖然這一招，因為走資派們的拼死反撲，使運動一開始就還是產生了擴大化的副作用，曾經出現了群眾斗群眾，出現了一部分知識分子受到無辜牽連鬥爭，但也為今後有人再搞資本主義復辟，進行了預防演練，鍛煉了群眾的政治眼光，培養了群眾的政治膽量、民主精神和鬥爭精神。 明白歷史上的真實，就明白了黨內走資派搞鬥爭範圍擴大化，搞轉移目標，歷來都是他們故意把水攪混、掩護自己的一種老的陰謀手段。現在，他們又正因為新的形勢需要，又將當年他們轉移鬥爭目標，搞鬥爭擴大化所造成的副作用，無辜人們所遭受的傷害，拿來栽贓污衊到毛主席頭上，矇騙那些被無辜連累者，還妄圖矇騙全國人民，來達到他們骯髒齷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他們的這種輿論陰謀，迎合了國外企圖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邪惡勢力的需求，所以也得到了他們鋪天蓋地、聲嘶力竭的唱和。 而我們的許多群眾，至盡不清楚這些歷史的真實，有的在對毛主席評價問題上陷入了內心的情感矛盾，有的則上了敵對勢力的當，對他們關於毛主席犯了錯誤的宣傳信以為真。 因此，藉助對《在反腐敗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及決裂》一文的引用，我希望能將這段歷史的真實追蹤清楚，使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陰謀家和國內外敵對勢力污衊毛主席的輿論陰謀破產！ 　 　 毛主席是英明的。他的如炬的眼光穿越了歷史迷霧，而掃描照射到了今天！所以，過去一切說毛主席搞個人集權都是不對的，他搞的恰恰是真正的大眾民主，他不允許一部分官僚主義者權力到手，就脫離群眾，就搞特殊腐化，就走資本主義道路。說毛主席整群眾是不對的，他要搞的恰恰是保護群眾，反對少數與群眾利益對立的走資派，傷害大多數人的事業，傷害社會主義。他從革命時期起，就發動群眾、相信群眾、，所以走向事業必勝；而蔣介石害怕群眾、欺壓群眾，所以走向必敗。同樣，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發動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而走資派卻害怕群眾，壓制群眾，一開始就耍手段，派工作組，轉移方向，轉移目標，挑動群眾都群眾，所以最終也走向必敗。文化大革命，是走資派運用陰謀手法，反覆搞轉移鬥爭目標，直至最後失敗的一個突出表演。 我們永遠銘記毛主席的偉大思想，永遠懷念毛主席對中華民族的豐功偉績。哪怕陰謀論者怎麼繼承歷史老譜，在毛主席逝世後對他進行諸多造謠污衊，翻案倒算，都不能動搖我們的信心。我們已經認清了歷史真相，陰謀家們將被永遠地釘到反人民、反進步的歷史恥辱柱上，警示後人！ 中華民族已經出過毛澤東，已經得到啟蒙，得到洗禮，得到鍛煉。中華民族的人民已經不一樣了！未來的道路雖然曲折，但我們相信社會主義的運命將最後將是光明的，誰也阻擋不了！ 我們敢於斷言，隨着目前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鬥爭的深入發展，和走資本主義回頭路所暴露出來的嚴重社會弊端，將會使群眾中心覺悟過來，重新認識過去的歷史上事實，將一切強加在毛主席頭上的不實污衊統統推倒。一切污衊毛主席的輿論陰謀最後必定徹底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