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烈：《江青傳》第十九章 攻擊“周公” 毛澤東面臨着第三次挑選接班人 稱江青為“紅都女皇”，是再確切不過的了。 她的“女皇夢”，在一九七二年越做越美： 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澤東突然休克，意味着毛澤東的餘生已經屈指可數；他說；“我已經收到上帝的請柬。” 就在毛澤東休克不久，一九七二年四月，在例行的體檢中，發現周恩來患有早期癌症！這表明，周恩來也余日不多了！ 這麼一來，排名於江青之前的毛澤東、周恩來、康生都在受疾病困擾，“第四號人物”江青充滿信心，仿佛未來的黨的主席非她莫屬了！ 毛澤東在思索着，斟酌着，在考慮着第三回挑選自己的接班人…… 毛澤東早就注意接班人的問題。一九六一年，當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訪問中國時，毛澤東跟他談起了接班人問題。 毛澤東注意到，斯大林沒有解決好接班人問題。他說：“斯大林是最有權威的領袖，但缺乏遠見，沒有解決繼承人的問題，搞了三駕馬車，只會用皮鞋敲桌子 ”。毛澤東又說：“不是三駕馬車，而是三馬駕車，又沒有人拉韁繩，不亂才怪呢！赫魯曉夫脫下皮鞋敲桌子，是兩面派。斯大林在時和死後，完全是兩副面孔。” 蒙哥馬利問起，將來誰是毛澤東的接班人？他要對此作“戰略觀察”。 毛澤東答道：“主席誰來當？七個副主席第一個是劉少奇。前年開會選了國家主席。原來兩個主席都姓毛（引者註：指中國共產黨主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現在一個姓毛，一個姓劉了。過幾年兩個主席就都姓劉了。誰是我的繼承人，何須戰略觀察？” 毛澤東的話，明白無誤地道出，他所選的接班人是劉少奇。 後來，毛澤東漸漸不滿於劉少奇，在“文革”中打倒了劉少奇。 於是林彪成了毛澤東選定的第二個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爆發，林彪粉身碎骨，毛澤東第二次遴選接班人失敗。眼下，毛澤東不能不鄭重其事地第三次考慮他的接班人。 雖然江青自以為這第三個接班人非她莫屬，但毛澤東的視野里卻沒有她。毛澤東早在中共“九大”前，當江青想當黨的副主席時，就明確地說：“江青不能當副主席！” 也正因為這樣，當劉松林後來問及江青會不會成為黨的副主席時，毛澤東一口否定：“不會的，她不行！”為此，儘管江青暴跳如雷，把劉松林投入監獄，毛澤東仍不改口。 毛澤東深知，不論是就理論水平、領導能力、革命經驗、個人品格，江青都夠不上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在第三次遴選接班人時，根本沒有考慮江青。何況江青是他的夫人，就連有人提議江青擔任政治局常委，毛澤東都未同意。 當然，除了江青之外，張春橋也是很有可能入選的人物。他在黨內的地位緊挨在江青之後，何況他在廬山上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立了“大功”。可是，也許因為他跟江青的關係過分密切，毛澤東也沒有考慮張春橋作為接班人。 毛澤東在思索着，斟酌着。當年，在他第一次選定接班人時，確定劉少奇是非他莫屬；在他第二次選定接班人時，林彪的地位也是明擺着的。可是，如今第三次選擇接班人，卻不那麼容易，沒有一個人是“呼之欲出”的！ 毛澤東在着手做各種調整工作： 林彪倒台後，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強調“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不但要看幹部的 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幹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於是，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在國防部舉行的慶祝建軍四十五周年的招待會上，陳雲、王震顯眼地露面了——他 們“下放”到江西，已經三年多未曾露面。 也就在陳雲、王震露面後的第四天，毛澤東接到了一封從江西寄來的信。這封信使毛澤東的眼睛忽地一亮…… 鄧小平得到毛澤東重新起用 那封信來自江西省南昌市附近的新建縣望城崗原步兵學校一座小院裡。小院裡有一幢兩層紅磚小樓，本是步兵學校校長住的。自一九六九年十月下旬起，一位六十五歲的老人成了那裡的新居民。這位老人是從北京用專機押去的。從此，他默默地“貶居”於這座小院裡。 他，便是中國當年“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 鄧小平和妻子卓琳、繼母夏培根生活在一起，他成了家中的“壯勞力”，掃地、劈柴、砸煤之類活兒，都由他“承包”。他還“奉命”每日上午去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勞動。 每當黃昏來臨，鄧小平總是在小院子裡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鄧小平在小院裡走出了一條“鄧小平小道”。他一邊散步，一邊沉思。他在思索着中國的未來，思索着中國共產黨的未來…… 終於，發生了“九•一三事件”。當鄧小平坐在工人之中，在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聽完中共中央有關“九•一三事件”的文件的傳達，鄧小平回家後說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難容！。” 林彪的倒台，給了“左”派們沉重一擊。 差不多同時跟鄧小平來到江西的陳雲和王震，被調回了北京。那些日子裡，陳雲在南昌的江西化工石油機械廠“蹲點調查”，王震則在東鄉紅星墾殖場“蹲點調查”。 一九七二年“五一”節前夕，鄧小平的身患殘疾的兒子鄧朴方獲准去京就醫。鄧小平的女兒毛毛陪同哥哥鄧朴方前往北京。 在北京，王震托人找到毛毛，要毛毛上他家。王震詳細詢問了鄧小平的近況，他對毛毛說：“我要向主席及中央上書，讓你父親出來工作。” 毛毛回到南昌，把“鬍子叔叔”王震的話，轉告了父親。 周恩來更是關心着鄧小平，最初，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澤東突然出現在陳毅追悼會上。毛澤東那天在與張茜的談話中，提及鄧小平，說鄧“屬人民內部 矛盾”。在側的周恩來注意了這一重要信息，他知道毛澤東已原諒了鄧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鄧小平在那小院裡寫了給毛澤東的信。此信很快地通過中共中央 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轉給了毛澤東。 八月十四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語：（註：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一九八八年版。 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 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印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 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多次，現在再說一 遍。 毛澤東提及的“鄧、毛、謝、古”，即鄧小平、毛澤章、謝維俊、古柏，由於支持毛澤東，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在中央蘇區遭到王明路線執行者們的批判。毛澤東的這一批示，是一個重要的信號，意味着將重新起用鄧小平！ 周恩來一邊把毛澤東的批語和鄧小平的信派人送往印刷廠排印，一邊通知中共江西省委，解除對鄧小平的監督勞動，恢復黨的組織生活。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鄧小平終於離開了那小院，從江西返回北京。 鄧小平在北京出現，使周恩來有了一位得力助手，對中國的政局產生了重大影響。 毛澤東調來王洪文、華國鋒、李德生 就在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作了批示後的二十多天——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毛澤東從上海調回一個年輕人，說是來京“學習”，連此人自己也一時鬧不清來京幹什麼。 此人只有三十七歲，標準的“少壯派”。在“文革”中，他靠造反起家，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司令”。後來，成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的副主任。在上海，他排名於主任張春橋和副主任姚文元之後，是那裡的第三把手。毛澤東十分看重這位年輕人，稱他是“工農兵”幹部——工人出身，在農村干 過，又當過兵。早在中共“九大”時，王洪文便躍升為大會主席團成員，還作為上海工人階級的“傑出代表”在大會上發言。 毛澤東還從湖南調來了一位中年人。此人五十一歲，名喚“華國鋒”。其實他本姓蘇，單名鑄。一九三八年參加游擊隊時蘇鑄取了個化名“華國鋒”——取義 於“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先鋒”。後來他以“華國鋒”這一化名聞名於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蘇鑄。其實，如今他的子女，仍用蘇姓，並不姓“華”。 華國鋒是山西交城縣南關街人氏。一九四五年任中共交城縣委書記。一九四九年南下。一九五一年六月出任中共湖南湘潭縣委書記——成了毛澤東家鄉的“父母官”。由於這一歷史的機緣，他得以結識毛澤東，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一九五八年，華國鋒任湖南省副省長。翌年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一九六八年八月，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一九六九年，當中共“九大”召開時，華國鋒與王洪文一起進入大會主席團，同時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一九七○年十二月，華國鋒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湖南軍區第一政委、廣州部隊政委、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代理主任。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在跟斯諾談話時，談到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全國各地、各省、市都轉載了，只有一個省沒有登。就是我那個省——湖南”。接下去的談話如下： 斯：當時湖南報紙未登，是不是因為劉少奇阻撓？ 毛：那還不是。湖南省委的宣傳部長右得很。什麼宣傳部、組織部、省委，統統打爛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樣事就作結論，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幾個了，第一個是湖南省委現在的第一書記華國鋒，是老人…… 毛澤東親切地稱華國鋒是“老人”，表明了他對華國鋒的關注和信賴。一九七一年二月，華國鋒除了仍任中共湖南第一書記外，還兼任國務院的一些工作，參與農業、財政、商業方面的領導，表明他開始邁入中央。 毛澤東還看重了李德生。李德生比華國鋒大四歲，河南新縣人，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他在一九三○年參加紅軍，一九三二年參加中共。李德生是“打”出來 的，從排長、連長、營長、團長逐級提升。解放戰爭時，他已是第二野戰軍師長。一九五一年參加抗美援朝，任副軍長。回國後，升為軍長，進入高等軍事學院學 習。畢業後，仍任軍長。因主持總結“郭興福教學法”引起廣泛注意，一九六八年後，升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北京軍區司令。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他被選為政治 局候補委員。 從江西調來鄧小平，從上海調來王洪文，從湖南調來華國鋒，從南京調來李德生——毛澤東在考慮中國政治舞台的新布局。因為在爆發“九•一三事件”之 後，他要召開中共“十大”，以對林彪、陳伯達問題作出決議，對林彪、陳伯達以及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倒台所造成的政治局內的空缺，作出組 織調整。 王、張、江、姚結成一幫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對鄧小平信件的批語，主持政治局會議。會議作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這一決定，意味着鄧小平正式復出了。 四月十二日。北京人民大會堂里，中國領導人宴請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鄧小平出現了！這是他被打倒之後，第一次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公開露面。 當時在場的匈牙利記者巴拉奇•代內什這樣描述：（註：巴拉奇•代內什著，《鄧小平》，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他孤獨一人站在大廳里。他個子明顯矮小，但體肩寬闊，顯得剛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幹部服，但襪子是白顏色的。此刻，他當然知道，從遠處，從人民大 會堂大廳里的許多圓桌旁邊，數百雙眼睛正好奇地注視着他，因為他是在消失之後又從被遺忘的角落裡突然出現在人們眼前的…… 四月的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搶先急匆匆地走下樓梯的卻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國的新聞記者。他們直奔近處的郵電總局，向全世界傳播一件重大新聞：鄧小平復出！ 不過，在鄧小平、王洪文、華國鋒、李德生四人之中，起初最受毛澤東青睞的，還是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召開中共“十大”的有關問題。經毛澤東提議，決定王洪文、華國鋒、吳德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並參加政治局工作。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會議還作出了“驚人”的決定：成立中共“十大”準備委員會，王洪文為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江青、張春橋、李德生為副主任。王洪文一下子被提升到如此顯要的地位，意味着他成了毛澤東第三次選定的接班人！ 江青在黨內的地位朝後退卻了，葉劍英坐在了她的前面。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開。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為主席團副主席。這表明中 共組成了新的領導陣營．在大會上，周恩來作政治報告，王洪文作修改黨章報告。江青原先極力想成為中共第三把手，如今已被王洪文所取代。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中共十屆一中全會選出了中共中央機構： 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姓氏筆劃為序）：毛澤東 王洪文 葉劍英 朱德 李德 生 張春橋 周恩來 康生 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姓氏筆劃為序）：毛澤東 王洪文 韋國清 葉劍英 劉伯承 江青（女） 朱德 許世友 華國鋒 紀登奎 吳德 汪東興 陳永貴 陳錫聯 李先念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這麼一來，江青的地位大大地降低了！本來，她已經成為僅次於毛澤東、周恩來、康生的第四號人物，如今卻只是二十一位政治局委員中的一個！ 不過，雖說江青“降位”，但王洪文卻“擺升”。王洪文是張春橋、姚文元一手扶植的，誠如張春橋、姚文元是她一手扶植的一樣。王洪文成了釣魚臺的新居民，成了江青的新夥伴。 於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三人核心”中，增加了一位重要成員——王洪文。 江青和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結成了“聯盟”，在政治局中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勢力。 江青攻擊的目標，不言而喻——周恩來！ 這是因為毛澤東的身體狀況，已是一年不如一年，成為風中殘燭了：中共“十大”舉行閉幕式時，在帷幕拉開之前，毛澤東已端坐於主席台上。散場時，直至 代表們退盡，他才離開。毛澤東已經步履不穩，要由工作人員扶着走路。所以，在中共“十大”新聞紀錄片中，既沒有毛澤東入場鏡頭，也沒有他退場鏡頭！雖說報 紙上仍吹噓他“神采奕奕”…… 周恩來成了江青一夥的權力障礙。在江青看來，只有攻倒了周恩來，大權才能落入她的一夥手中——王洪文已成了她的“伙”中之人。 “迫不及待”地攻擊周恩來 中共“十大”剛剛結束，在新的政治局裡，江青就開始向周恩來發動攻擊了。那是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至十四日，美國國務卿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又一次訪華。 周恩來雖已患病，尚能正常工作。他跟基辛格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 這位戴着黑框寬邊眼鏡的基辛格博士頗為敏感，他後來在《動亂年代》一書中如此回憶：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一，我們開始明白在這次訪問中為中國外交政策規定官方路線的並不是周恩來。那天午後較晚的時候，我們應邀去見毛澤東主 席。同過去會晤主席的所有情況一樣，這次召見也是命令式的，收到邀請時我們正在舉行研究情況的例會。我和周恩來同乘一輛中國轎車沿着現在已經熟悉的路線前 往毛澤東在皇城裡的樸素的住處。擺着一張乒乓球檯的門廳和沿牆擺滿書籍、中間是擺成半圓形的沙發的書房也是我們相當熟悉的了。但是，在帶着具有嘲弄味道、 而又有點令人生畏的特有微笑迎接我們的那位意志力的化身面前，人們是永遠不可能習以為常的…… 基辛格感到“為中國外交政策規定官方路線的並不是周恩來”，而是毛澤東。本來事實確是如此，但基辛格的這一感覺，有其特殊之處。 基辛格當時並不知道，就連他寫回憶錄時也未必知道：毛澤東批評了周恩來！事情是由參加周恩來、基辛格會談的翻譯引起的。毛澤東在會見基辛格之前，召 見了那位翻譯，聽取會談情況。翻譯在匯報時說及，周恩來對有些問題的意見不請示主席、不報告主席，他被美國的原子彈嚇破膽！ 毛澤東偏聽偏信了翻譯的不如實的意見。他在跟基辛格會談時，態度格外強硬，所以連基辛格都明顯感到了，中國外交政策的制訂者是毛澤東，不是周恩來。 十一月十四日，中美雙方發表了《公報》，周恩來送走了基辛格，毛澤東就要求政治局開會，批評周恩來在跟基辛格會談中犯了“右的錯誤”。 那時，毛澤東已不大出席政治局會議，會議通常由周恩來主持。 江青知道毛澤東批評了周恩來，喜出望外。在政治局會議上江青顯得格外激動，把久久鬱積在內心的對周恩來的不滿，傾瀉出來。 江青尖銳地說：“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 “大秀才”姚文元馬上附和江青的這一新見解。 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那是因為按照當時流行的說法，中共黨內已進行過十次路線鬥爭，被鬥爭的代表人物是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江青的意思是，如今所進行的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其代表人物便是周恩來！ 江青還當着周恩來的面說，他“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江青那張“刀子嘴”，也真是夠鋒利的了！ 周恩來畢竟富有涵養，端坐不動。他跟江青打交道打了那麼多年，深知其人。毛澤東聽了關於政治局會議情況的匯報，感到江青講話太過分。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收到一封署名“一個普通共產黨員”的來信，信中批評江青“民主作風較差”，把文藝強調過分，在文藝工作中不執行雙百方針等等。信中認為，“一切為樣板戲讓路”的口號是不恰當的，稱江青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不恰當的。 倘若此信落到江青手中，非要追查那個“普通共產黨員”不可，非要打成“現行反革命”不可，毛澤東卻在來信上，寫了一段批示： “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見是好的，要容許批評。” 毛澤東實際上是借“一個普通共產黨員”的來信，批評了江青。 半個月後——十二月九日，毛澤東會見了尼泊爾比蘭德拉國王和艾什瓦爾雅王后之後，把陪同會見的周恩來、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聞生留了下來。 晚年的毛澤東，幾乎不出席會議，見他很不容易。會見外賓之後，把陪同的人留下來聊幾句，成了那時毛澤東的特殊的跟主要黨政領導人會面的方式。 那天，毛澤東先是說：“這次會開得好，很好。”他說的“這次會”就是批評周恩來的政治局會議。 毛澤東接下去又說： “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引者註：指周恩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引者註：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註：《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澤東的話，挫敗了江青發起的對周恩來的攻擊。毛澤東指出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地想當主席，可謂一針見血。 此處要順便提一下王海容和唐聞生。在毛澤東晚年，倒是她倆常能見到毛澤東，常為毛澤東“傳話”。 王海容跟毛澤東沾親帶故。王海容的爺爺王季范，是毛澤東的表兄。王季范在湖南第一師範教過書，跟毛澤東算是師生。毛澤東見了他，喊“九哥”。王海容的父親王德恆，經毛澤民介紹加入中共，畢業於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後來，在回湖南從事地下工作時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王海容生於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南長沙人。在長沙讀完初中，於一九五二年進入北京師大女附中。一九五七年畢業後，在北京化工廠當過學徒工。一 九六○年至一九六四年在北京外語學院俄語系學習。然後到北京外語學院進修英語一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她調入外交部辦公廳工作。 王海容是烈士子女，她爺爺又與毛澤東交厚，很自然的，毛澤東對她很關心，也很信任。一九七○年夏，王海容出任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一九七二年，她任 外交部部長助理。尼克松訪華時，擔任毛澤東和尼克松談話的翻譯，便是王海容（後來，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她升任外交部副部長）。 唐聞生則出生於外交世家，唐聞生之父唐明照，歷任外交部專員、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聯絡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秘書長。一九七一年， 唐明照作為中國代表團副代表赴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未幾，他出任聯合國副秘書長。唐明照原名唐錫朝，一九一○年生於廣東恩平，少年時代他隨家遷居美國舊金 山，在那裡讀小學、初中，因此他英語純熟。一九二七年他回國，不久進入清華大學政治系，“九•一八”事變後加入中共，任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長。他再度赴 美，就讀於加州大學歷史系。一九四○年出任《美洲華僑日報》社長，總編輯。在美國，他與加州萵苣種植園主的女兒張希先結婚。他們的女兒出身於紐約，那就是 唐聞生。正因為這樣，唐聞生能操一口道地的美國英語。唐聞生既擅長英語，父親又是資深中共黨員，因此也得以重用，活躍於中國外交界。 在那特殊的歲月，中國的特殊情況，王海容、唐聞生成了架設於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間的一座“橋梁”。 郭沫若忽地成了政治鬥爭的焦點 前波未消，後浪又起。 在第一個回合中，江青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未能獲勝。她處心積慮，又一次向周恩來發動攻擊。 政治風雲變幻莫測。這一回，年已八十二歲、沉寂多年的郭沫若（他比毛澤東年長一歲），忽地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的“熱點人物”。 郭沫若，中國文壇巨子，集學者、詩人、創作家於一身，集思想家與社會活動家於一體，原本是中國文藝界活躍的人物。“文革”一開始，郭沫若便吃了一問棍。荒唐歲月的荒唐批判，今日成了笑柄： 郭沫若寫過一首詞《滿江紅》，內中有一句“聽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 這“東方白”遭到多方責難，理由是人人皆知“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你這“東方白”不是明目張胆“反毛主席”？！ 吳晗的《海瑞罷官》，據云是“為彭德懷翻案”。偏偏郭沫若曾寫過許多替曹操翻案的文章，這“翻案”乃是當時中國政壇最大的禁忌。郭沫若被指責為“大刮翻案風”…… 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面對種種詰難，郭沫若激動起來，說了一番激動的話：“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把它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康生從內部簡報上見到郭老這番“慷慨陳詞”，當即囑令《光明日報》於四月二十八日公開登出，弄得郭沫若好尷尬！ 幸虧郭沫若跟毛澤東、周恩來交誼甚厚，總算在“文革”中列入“重點保護”名單，免遭“噴氣式”批鬥。 郭沫若悄然度着垂暮歲月。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被叫到首都“批林批孔”萬人動員大會上，幾次三番遭到點名批判。點名之際，隨着“郭沫若站起來”，年已八旬的他不得不顫顫巍巍地站起來。 江青在大會上作“動員報告”，她說郭沫若“對待秦始皇，對待孔子那樣的態度，和林彪一樣”！ 當天夜裡，周恩來急急派人前往郭寓，傳達他的指示：“郭老已經是八十多歲的高齡了，要保護好郭老，要保證郭老的安全。” 周恩來還作了四條具體規定： 一、郭老身邊二十四小時不能離人，要配備專人晝夜值班； 二、要郭老從十多平方米的臥室中搬到大房子裡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氣少，對老年人身體不利）； 三、郭老在家活動的地方，要鋪上地毯或膠墊，避免滑倒跌傷； 四、具體工作，由王廷芳組織執行，出了問題，由他負責。 聽罷周恩來的有關指示，郭沫若連聲說：“謝謝總理！謝謝總理！” 可是，郭沫若未得安寧。幾天后，張春橋便闖到他家。 張春橋還要郭沫若當面承認：在抗日戰爭期間所寫的劇作和論著，是王明路線的產物，是反毛主席的。 張春橋還要他寫文章“罵秦始皇的那個宰相”。 郭沫若理所當然地回絕了張春橋。 周恩來得知此事，兩度親自前往郭寓，慰問郭沫若。 二月十日，江青忽地前來郭府。江青胡攪蠻纏，無論如何要郭沫若作檢查，折騰了三小時！ 郭沫若當晚病倒，被急送醫院。 這下子驚動了毛澤東，他當即派人前往醫院慰問，周恩來則派出自己身邊的醫生為郭沫若診視…… 一時間，郭沫若處於一場政治鬥爭的焦點，事出有因——那便是江青向周恩來發起第二次攻擊。 江青抓住毛澤東的話“做文章” “批林批孔”的政治運動浪潮，把郭沫若卷了進去。 “批林批孔”，林是林彪，孔是孔子。把林彪跟孔子“掛勾”批判，形成一次席捲全中國的“批林批孔”運動，頗為令人費解。 事情的起因，最初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後，查抄了北京毛家灣林家住宅，發覺那裡掛着林彪、葉群所書孔孟格言，諸如“克己復禮”、“悠悠萬事，唯此 為大”，“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等。這樣，在批判林彪時，便稱他是“孔孟信徒”。不過，僅僅憑藉林府的幾幅條幅，還無法發展成為一場“批林批孔”運 動。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澤東召見張春橋、王洪文，原本是談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問題。 毛澤東忽地談起了外交部最近的一份簡報。他不同意這期簡報中對於蘇美關係的分析。 毛澤東說： “你們年紀還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騙，以至於上他們的賊船。” 毛澤東又說起對外交部的意見： “‘明燈’是用我的名義寫的，我就沒有看。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 毛澤東所說的“明燈”，是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以毛澤東名義發出的《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賀電》，內中稱“英雄的人民的阿爾巴尼 亞，成為歐洲的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的明燈”。據王力告訴筆者（註：本書作者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對王力的採訪。），這一賀電是他起草的。毛澤東還是批評外 交部： “又是外交部一個什麼屁司，說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關係。 以五十步笑百步，棄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這是以數量而論。如果拿性質而論，都是逃兵，你去翻那個《孟子》。” 毛澤東以《孟子》上的典故，批評了外交部那個“屁司”對日本政局和中日關係的錯誤分析。 他由此談起了讀書： “所以我正式勸同志們讀一點書，免得受知識分子的騙。什麼郭老、范老（引者註：指郭沫若、范文瀾）、任繼愈、楊柳橋之類的爭論。郭老又說孔子是奴隸 主義的聖人。郭老在《十批判書》裡頭自稱是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郭老不僅是尊孔，而且還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 彪也是啊！我贊成郭老的歷史分期，奴隸制以春秋戰國為界。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註：《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張春橋、王洪文非常仔細地聽了毛澤東的這一段話，因為這段話不光是批評了郭沫若，而且把“尊孔反法”跟林彪以至國民黨聯繫在一起。 毛澤東說起了秦始皇： “早幾十年中國的國文教科書就說秦始皇不錯了，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講秦始皇，開頭一大段也是講他了不起。‘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 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一大篇。只是屁股後頭搞了兩句：‘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說他還是死了。你李白呢？盡想做官！結果充軍貴州。走到 白帝城，普赦令下來了。於是乎，‘朝辭白帝彩雲間’。其實，他盡想做官。《梁甫吟》說現在不行，將來有希望。‘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指揮楚漢如旋蓬 ’。那時神氣十足。我加上幾句，比較完全：‘不料韓伶不聽話，十萬大軍下歷城。齊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鍋了。” 毛澤東興致甚好，說古論今，談及了共產黨的黨內鬥爭： “比如說王明路線吧，各根據地、各白區，主要領導權都拿走了。不到四整年，嗚呼哀哉！……一股風來，隨風轉。多啊，不是少數人。硬着頭皮頂住的是少數。幸虧滕代遠還沒有死，他可以證明那個立三路線怎麼鬥爭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為什麼隨風轉呢？” 毛澤東的話題，最後還是落到了外交部。他說： “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出修正。將來稿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那時的外交工作，由周恩來直接領導。毛澤東的話，隱含着對周恩來的批評。張春橋、王洪文把毛澤東一席言轉告江青，江青如獲至寶，憑藉毛澤東的力量和 威信，向來是她的“法寶”。既然毛澤東批評周恩來、郭沫若，批孔尊法，這正是她可以借來“做文章”的好機會。她囑令手下的“寫作組”抓緊“做文章”。 八月五日，江青見到了毛澤東，又提及了郭沫若。毛澤東給她念了自己寫的《讀（封建論）——呈郭老》一詩：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大王。 （註：《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毛澤東說，郭老的《十批判書》要批判。他又念了自己的另一首詩： 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日共產黨，崇拜孔二賢。 毛澤東對江青說：“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都是法家。這些人都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儒家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都是主張厚古薄今的。” 廣東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楊榮國搶了“頭功”。八月七日，《人民日報》醒目地刊載他的長文《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 翌日，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把毛澤東評述中國歷史上儒法鬥爭的談話內容，寫入中共“十大”政治報告之中。周恩來以“要理解消化一段時間”為理由，委婉地拒絕了，認為不必寫入政治報告。 九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又說起了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 毛澤東的這一段話，又成了江青“做文章”的好題目。 “江記寫作組”大造輿論 江青手下，擁有一大幫“秀才”，論“做文章”，個個是行家裡手。 張春橋、姚文元是江青手下的兩位“大秀才”，掌握着輿論大權。 由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直接控制，有四個龐大的御用“寫作組”（又稱“大批判組”）。 一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以筆名“梁效”（“兩校”的諧音）聞名全國，一時間有“小報看大報，大報看梁效”之傳言，足見“梁效”的威風。 “梁效”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成立的，最初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批林批孔研究小組”，由當時兩校的軍宣隊負責人遲群、謝靜宜主持。他們占領了北京大 學朗潤園一座幽雅的小樓，組員多達三十餘人。這些“秀才”們根據來自釣魚臺的指令，炮製了二百多篇文章，內中有三十多篇“重點文章，成了當時的“學習文件 ”。他們的文章，連篇累續在《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發表，擁有“權威性”。除了常用的筆名“梁效”之外，還用過筆名柏青。高路、景華、安傑、秦懷文、 郭平、施均、金戈、萬山紅、祝小章、梁小章等。 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子，以筆名“羅思鼎”著稱（取義於雷鋒名言“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羅思鼎”為“螺絲釘”的諧音），成立於一九七一年 七月，直屬張春橋、姚文元。除了常用羅思鼎筆名外，還用石侖、康立、翟青、齊永紅、石一歌、史鋒、史尚輝、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樓、靳戈、方岩梁等筆名。 三是中共中央黨校寫作組，筆名“唐曉文”（“黨校文”的諧音），成立於一九七三年九月。 四是文化部寫作組，筆名“初瀾”，取義於“青出於藍”，“青”即江青，“藍”乃藍苹，“初瀾”及“出藍”之諧音。 江青手下的御用寫作組，像放鞭炮一樣，噼哩啪啦，在中國的大大小小的報紙上、雜誌上發表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一時間，那“大批判”的文章整版整版冒出，那勢頭令人記起批《海瑞罷官》的年月； 九月四日，“梁效”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動思想》在《北京日報》發表； 九月十五日，“石侖”的《論尊儒反法》發表於上海《學習與批判》創刊號上，《紅旗》第十期予以全文轉載； 九月二十七日，“唐曉文”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嗎？》發表於《人民日報》； 緊接着，《“焚書坑儒”辨》、《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覆辟的鬥爭——兼論儒法論爭的社會基礎》、《右傾機會主義和孔子思想》、《資產階級和儒法鬥爭》……一連串的“大塊文章”，從那一個個“江記寫作組”里炮製出來。 江青的“重點工程”，是指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匯編了《林彪與孔孟之道》。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澤東，附上《林彪與孔孟之道》，建議以中共中央名義轉發全黨，以在全國掀起“批林批孔”運動。 毛澤東批示：“同意轉發”。 於是，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並發出了《通知》。 《通知》說：“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林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歷代行將滅亡的反動派一樣，尊孔反法，攻擊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為陰謀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武器。”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個部分： 一、效法孔子“克己復禮”，妄圖復辟資本主義； 二、鼓吹“生而知之”天才論，陰謀篡黨奪權； 三、宣揚“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觀，惡毒誣衊勞動人民； 四、宣揚“德”、“仁義”、“忠恕”，攻擊無產階級專政； 五、販賣“中庸之道”，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哲學； 六、用孔孟反動的處世哲學，結黨營私，大搞陰謀詭計； 七、鼓吹“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剝削階級思想，攻擊“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讀經，夢想建立林家世襲王朝。 江青藉助於中共中央轉發《林彪與孔孟之道》，大力掀起“批林批孔”浪潮。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開在京部隊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 翌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在京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郭沫若就是在這次大會上被點名，被迫在萬目睽睽下站了起來…… 批林批孔批“周公” “批林”也罷，“批孔”也罷，“批林”跟“批孔”聯繫起來也罷，反正孔子已經死去那麼多年，林彪也已葬身異國。 江青為什麼拿出那麼大的勁頭，批判早已不在這個世界上的孔於和林彪？王洪文的話，泄露了江青的“天機”： “批林批孔運動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開始了！” 那勢頭，真的有點像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麼，“第十一次路線鬥爭”要斗誰呢？ 只要細細捉摸“江青寫作組”拋出的“大塊文章”，字裡行間，已經點明了！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人民日報》所載“唐曉文”的《孔子殺少正卯說明了什麼》一文中，特意指出：“孔丘擔任了魯國管理司法、刑獄的司冠，並代行宰相職務。”他把孔子寫作“宰相儒”。 當年，江青們在批《海瑞罷官》時，說吳晗“借古諷今”。如今，江青們倒真的在玩弄借古諷今！ “宰相儒”指誰？不就是影射周恩來！國務院總理，據云“相當”於“宰相”！江青們玩弄的政治把戲，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 發表在一九七四年第四期《紅旗》雜誌上、署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孔丘其人》一文中，有一段對孔子的“形象化”描寫：“七十一歲，重病在床”，“還拼命掙扎着爬起來搖搖晃晃地去朝見魯君”，這不是明顯地影射周恩來！ 文章咒罵孔子是“開歷史倒車的復辟狂”、“虛偽狡猾的政治騙子”、“兇狠殘暴的大惡霸”、“不學無術的寄生蟲”、“到處碰壁的喪家狗”，其實是影射周恩來。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北京日報》所載“柏青”的《從〈鄉黨〉篇看孔老二》一文，特意描寫了孔子“端起胳膊”，更明顯影射周恩來。文中用一連串的話，指桑罵槐，攻擊周恩來： “此人極端虛偽奸詐，是一個可惡的政治騙子。……你看他為了騙取到‘正人君子’的名聲，在大庭廣眾之中，是如何裝模作樣的吧。 “他一聽到國君召喚，急得不等駕好車，動身就走。……在國君面前，則小心翼翼，局促不安，舉止恭順。孔老二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醜態百出，令人作嘔。” 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之下，尤其是知道毛澤東寫了兩首詩批判他，郭沫若有點頂不住了。出於無奈，這位一代文學巨匠，史學名家，不得不寫一首詩表態： 呈毛主席 讀書卅載探龍穴，雲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醫俗骨，難排蠱毒團劣隅。 豈甘樗櫟悲繩墨，願竭駑駘效策驅。 猶幸春雷驚大地，寸心初黨視歸趨。 這簡直是一首“懺悔詩”！郭沫若竟然把“批林批孔”運動比作了“春雷驚大地”！ 已患癌症的周恩來，承擔着繁重的工作擔子、又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重負，他終於病情日見沉重。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周恩來病重，住在醫院檢查病情。十五日下午病情稍好，周恩來就出院。當天晚上回家，在床上批閱積壓的文件，達四小時之久。江青得知周恩來病了，大喜，求見毛澤東，想請毛澤東再為“批林批孔”運動作指示，以便把聲勢搞得更大一些。 不料，三月二十日，毛澤東致函江青拒見並發出了嚴厲警告。此信全文如下： 江青： 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 毛澤東 七四、三、二十日 （註：《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毛澤東清楚表明：“批林批孔”他贊成，批“周公”他反對。江青仍一意孤行，因為周恩來已是她最大的“權力障礙”，非打倒不可。 周恩來的病情，不斷地加重着：四月二十八日，發生缺氧病狀；五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相繼三次發生缺氧病狀。 可是，他的工作是那樣忙碌，三個月內由他親自接待、會談的外賓有：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柬埔寨副首相兼國防大臣喬森潘，塞內加爾總統桑戈爾，巴基斯坦總統布托，塞浦路斯總統馬卡里奧斯，英國前首相希思，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 據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統計，從一九七四年一月至六月一日，周恩來除了幾次病重不得不臥床外，工作日子達一百三十九天，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時的有九 天，工作十四至十八小時的有七十四天，工作超過十八小時的有三十八天，工作二十四小時左右的有五天，連續工作三十小時的有一次！ 周恩來沉疴在身，如此忙碌地工作着，還要遭受江青一次又一次的攻擊。終於，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來心力交瘁，積勞成疾，住進了北京解放軍三○五醫院。 從此，周恩來在醫院的病床上辦公，度過他一生中的最後歲月…… 江青知道周恩來住入醫院，越發得意。六月二十二日，江青來到天津小靳莊，跟一個姓周的婦女談話時，她要那個婦女改名“周克周”。江青說：“你就叫周克周吧！用咱們這‘周’，克制他那個‘周’！” 他那個“周”是誰？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