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搞原子彈的科學家》（一百個人的十年）作者：馮驥才 《 搞原子彈的科學家 》 　　1968年 37歲 男 Q省某地核試驗某研究室主任 少年布爾什維克——一輩子全交給大西北了——我們是憑着赤膽忠心和一雙手造出的第 一顆原子彈——比原子彈更猛烈的“文革”災難降臨——工作手冊被竊而引起的厄運——被 運煤火車押解到山溝里——背着創痛依然想干出點事來 　　我有一個要求，請你不要把我的經歷，當作一個獵奇的故事。我不願意，以我遭受的坎 坷、不幸和苦痛，滿足人們的好奇心。我渴望人們從中了解中國知識分子心靈深處是怎麼回 事。因為，我的成長和創傷，不僅屬於我個人，大致也代表我們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歷程。 　　造出原子彈來，並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麼神秘。不是幾個尖端科學家在屋裡想出來的。 當然，要有科學家們提出理論依據和設計方案，但要把它從無到有，實實在在製造出來，需 要許許多多人的獻身拼搏，艱苦創業，反覆實驗，來把它最終實現。這是千千萬萬知識分 子、技術工人、戰士，還有組織者們用腦子、用智慧、用手、用汗水、用生命，創造出來 的。我僅僅是其中的一個，是在基地第一線搞攻關、搞科研和實驗工作的。基地設在大西 北，一想到金銀灘的大草原，一望無際，那時真是難以描述的荒涼和艱苦啊! 　我出身書香門第，中學時代參加了學生運動並加入了地下黨，解放後進了大學。大學畢 業後就被派到蘇聯進修——我不談技術方面的東西，太複雜，你也很難寫清楚，只談命運吧 ——六O年初，組織上對我說，有個極其重要的國防科研任務派你去。這就是搞原子彈。原 先我們希望蘇聯提供這方面技術，五九年中蘇關係出現裂痕，蘇聯單方面撤回協議，沒希望 了，就決定自己干。自己干談何容易，白手起家，又是這麼高精尖的東西。任務壓給二機 部，後來叫核工業部。這任務在當時是絕對機密的，內部代號叫596。是指五九年六月，蘇 聯單方面撤回協議，拒絕提供技術資料這日期。把這日子作為任務代號，就是激勵大家爭口 氣，不依賴任何人，別人造得出來，我們自己也非造出來不可。最初，像我這樣不到三十歲 年紀的科研人員參加進來，僅僅有幾個，都是嚴格挑選，政治和業務很可靠的。這是組織上 的絕對信任，自己當然也有種光榮感了，而光榮感化作一種激情，灼熱地填滿我年輕的胸 膛。 　　腳踏金銀灘，滿目荒涼。這裡原是老藏民族耗牛的地方。牧草很豐盛，草原上還有野花 和鮮美的蘑菇，但除去這些什麼都沒有了。沒有路，沒有房子，沒有樹，只有太陽、月亮、 大風、霜雪和酷冷。對了，還有狼。人們像開荒那樣，最初都住在帳篷里，天天夜裡聽風吼 狼嚎。海拔三千米，缺氧，走路急了喘不過氣，胸膛憋得像灌滿砂子；幹活很容易累，喉嚨 像塞了塞子。氣壓低得饅頭都蒸不熟。這裡一鐵一木，一磚一瓦，以及日用的一切，包括一 盒火柴都得從很遠處運來，又正趕上“三年困難時期”，物資缺乏，運輸也跟不上。生活決 談不上半點特殊化，材料儀器都是缺這少那。多難！但我們站在這三千米高原上，滿懷豪 情，決心就在這兒把顯示中國人志氣的蘑菇雲升起來。當時我們最愛說一句話，叫做“空氣 動力學”。這是物理學的一個名詞，借用過來的意思是把“氣”作為“動力”。我們肚子憋 一口氣，就是動力。國家強盛就是我們的人生目標。雖然身在茫茫金銀灘，兩手空空，連一 個原子彈零件也沒有。反正一來到這裡，一輩子就交給它了。當時我們的想法就這麼簡單！ 現在年輕人可能會譏笑我們是“虞誠的一代”，“馴服的一代”，可我們當時活得那麼充 實！ 　　來到草原，我們馬上投入緊張工作。先是做縮小尺寸的爆轟試驗，用的是模擬材料，代 用品，不是真的材料，看它的原理性怎麼樣，與指標符不符合，其它動作過程也完全一樣， 要看它是不是滿足設計要求。我領導一個組，都是實驗科研人員。每次試驗都要花費巨額的 錢，測量數據出不來就白實驗了，所以工作責任大，價值很高，一點粗心大意也不行；必須 全神貫注，全心貫注。我常對大家說，實驗用的電纜是我們的生命線，真把原於彈看得比自 己生命還要重。基礎工作紮實，任何細節都一絲不苟，這是中國原子彈為什麼這麼快就試驗 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縮小尺寸的模型試驗於一九六三年就成功了。六四年又重複成功，當年就做全尺寸的爆 轟試驗，意思是尺寸和正式原於彈l：l，一樣大，除了裝料不是活性材料，其它都是用原 子彈的材料和結構。這次試驗關係重大啊，不成功就談不上下邊的核試驗，它的成敗緊緊抓 住整個基地上所有人的心！我們更是緊張，住在基地分廠的工號里做準備，我負責實驗測 量，一連幾天幾夜反覆檢查每台儀器，每個接點，每條纜線，還要做模擬操作，我們叫“預 演”，生怕正式“開場演出”時出差錯。半點差錯就全報廢！那幾天，我時時都能聽見自己 的心跳聲。 　　這次試驗效果非常好。試驗一完，我就趕緊把記錄的相片底片，用車送回厂部，馬上沖 洗出來，接着捏着這底片恨不得一步跨進總指揮部。領導們都在那裡等着呢。有總指揮，還 有從北京趕來的負責人。當我急匆匆進屋時，滿屋領導都一聲不響，所有眼睛都盯住我，靜 極了。我好像也聽見他們的心跳聲，我舉起底片繪大家看，說：“試驗成功了!”大家頓時 歡呼、鼓掌、擁抱，然後喝酒，互相祝賀。這是我永記在心的場面呀！總指揮叫我快睡覺 去。他知道我們自來到草原，很少睡個好覺。誰知我躺下來反而闔不上限，太激動了，可是 不知不覺睡了我一生也忘不了的一個覺。我睡覺從來都有夢，但這個覺竟然沒夢，一個“真 空”的覺，好像整整睡了一個世紀。多少個日日夜夜積下的辛勞，一次成功就一掃而光。 　　這樣，我們就動手搞正式的核試驗了。六四年七、八月最熱的天氣里人我們帶着全套測 試儀器到達戈壁灘。無邊無涯的戈壁灘上，太陽曬得看不見一滴水，鳥兒也熱得飛不起來， 貼着地皮昏昏悠悠地打轉。可是那裡已經造起一座高高的鐵塔，這就是第一個核試驗塔。我 們在鐵塔上安裝儀器，又在距離鐵塔不遠的測試工號里裝儀器，中間用一根根電纜相連。一 旦核爆炸，電纜就斷了，塔上的儀器就要全部炸毀，全部最有價值的數據都保留在測試工號 的儀器里，萬一儀器出故障，核爆炸的重要數據就全丟了，那將是極其重大的損失。天大的 責任壓在我們肩上。測試工號大半截在地下，又有堅固的水泥牆保護，炸不壞的。可白天裡 邊奇熱，夜裡冰冷。睡覺？我們只在臨時搭起的帳篷里打個腕兒，接着干。那些天，我們真 是把“自己是誰”都忘了。自己就是儀器，就是原子彈吧! 　　我們基地總指揮也來到核試驗場。這位總指揮原先是位將軍，身材魁梧，他原先對原子 技術並不懂，但領導有方，很有大將風度。他參加過西藏解放，人非常好，。很體貼大夥， 剛到金銀灘時，他和我們同住在草原上的帳篷里，後來造了房子但還不夠，就叫我們先搬進 去，他依舊住在帳篷里。他說你們這些人應該住在好地方。和現在很多領導真是兩樣了。十 月十五日，一切安裝好，開始撤離。我們撤退到幾十公里以外沒有輻射的地方，我們的將軍 是最後一個撤離的。因為還要有專門的人爬到塔上插雷管。雷管是反覆檢查過的，萬一失手 就會大禍臨頭，插好後還要仔細檢查。那時已經不能用電，電銻停了，只能爬上去。總指揮 和其他幾位領導一直在塔下盯着這些最後的程序。我當晚在幾十公里外打電話繪總指揮，他 還在塔下接我電話呢。那時，整個隊伍由上到下就是這種素質。 　　我們等着中央的命令。參試人員聚集在安全地帶，朝着鐵塔方向看。看不見塔影，只有 空闊的大地和無窮的藍天，我們一切希望也都寄託給這無比寧靜的天地之間了。 　　北京的命令下來，點火！10，9，8，7，6，5，4，3，2，l，直到0。怎麼還不見動?一 瞬間，緊張得心蹦上來，卡在喉嚨里：失敗了？若是一敗，說不定就要從頭干起。正想着， 剎時間一朵無比巨大的、鮮花一樣的大蘑菇雲升天而起。原來我們離得太遠，“零時”的閃 光沒注意到，但我們終於看到這朵苦苦期待的蘑菇雲向藍天翻湧而起。我們喊呀，叫呀，跳 呀，喊叫得嗓子啞了。有人忘乎所以，跳得一屁股兒摔在地上，起來再跳。我笑得哭了，直 抹淚。那時淚也是甜的……這場面你肯定在電影或照片上看見過。第一顆原子彈成功了！給 我們用自己雙手干出來了！跟着是大慶祝，北京出了號外。如果你在現場，身在其中參加這 工作，你也會體會它的來之不易，體味我們當時那種作為中國人強烈的自豪感。自豪不是虛 張聲勢，自豪是自己干出來的。這朵在大西北升起的蘑菇雲，是千千萬萬人赤膽忠心、成年 累月、實實在在工作的結果。大家想的都是國家強盛，沒人想到賺錢發財，或為了升級、職 稱、住房，打破了頭。我是親身參加者，我接觸到無數無名英雄，無論高技術工人、科研人 員、組織者們，還是那些從事找礦、開採、濃縮、提煉、加工、製造的人，都把青春年歲貢 獻給了這事業。還有防化兵們，他們必須在爆炸後衝進現場取回樣品，供給我們研究爆炸效 果。他們的防護服里裝着多少斤汗水呀。這樣，到了“文革”前，我們基地已經像一座小城 鎮了。百貨公司、電影院、醫院、學校、托兒所、銀行等等應有盡有，事業真是充滿希望。 我們每個人都覺得還有許多大事要做。我是在這次核試驗之前結婚的，愛人也來到基地，好 像沒經過什麼選擇，就把自己的一切，一生，全放在這兒了。 　　六六年突然間“文革”一來，就像在我們基地扔下了一顆意外的、人為的、政治的原子 彈，全亂了。雖然這年十一月間我還在核試驗場進行氫彈的原理試驗，取得成功，轉年氫彈 又給我們搞出來，可氫彈的基礎工作都是“文革”前搞的。 　　搞氫彈時，我還是近一百人研究室的主任，氫彈出來後我就受衝擊了。有人問我搞原子 彈試驗的地方絕對保密，也搞“文革”嗎?怎麼不搞？當時不是說“有兩個人的地方就有兩 派，就斗”嗎?斗得一樣凶。我們基地上也是兩大派，原來的領導靠邊站，新來的人支持一 派打擊一派，武鬥打得更凶。六八年搞起清隊，什麼“事出有因”呀、“知識分子成堆的地 方”呀、“共產黨和國民黨鬥爭的繼續”呀、“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呀，有點家庭 歷史問題的人受罪了，像我這樣沒問題的也要想法弄出問題來。有人硬給我總結出“四個第 一”，說我的“四個第一”是和林彪的“四個第一”相對抗。哪個第一針對哪個第一現在也 記不准了。好像是說我用“業務第一”對抗林彪的“突出政治第一”，我嚴格抓試驗質量是 用“質量第一”對抗林彪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一”……我向來記不住這些話。先是要我低頭 接受大會批鬥，接着就抄家，翻箱倒櫃，受盡了辱罵和訓斥。我想衝擊這一陣子也就過去了 吧。我家庭歷史清楚，少年時期就參加地下黨，說我“當權派”至多不過是個技術研究室負 責人。不過一時靠邊站，少說話或乾脆不說話就會過去吧。我辛辛苦苦一心工作，能有我什 麼事? 　　沒想到事出意外。一九六九年，這裡很亂，大部分人閒着沒事，寫大字報，搞運動。總 指揮他們都被揪出來，常挨斗。試驗工作沒入關心了，我在茫然中似乎等待運動快告一段 落，好繼續工作，可愈等愈沒完。忽然上邊說基地目標太大，不安全，搞內遷，東西全要裝 箱。這時候廠里很亂，許多人不上班，大概有的工人聽說要搬遷，想趁機撈點小東西，弄點 小油水，把分廠研究室里的一個書桌撬了，裡邊有本沒用完的工作手冊被偷去。一下子，禍 從天降，有人向北京報告說基地丟失絕密材料。上邊立即派了兩個大人物來，一個是當時的 公安部副部長，一個是海軍的“首長”，還帶來一幫人。這架勢真是非同小可。他們一心想 搞出個大案，把這裡說成是“小台灣”，好震動全國，掀動大浪，否定過去的一切，來推動 全國的“文革”運動。這兩個人被稱做“中央首長”，拿着尚方寶劍，說這工作手冊是特務 偷的，盜竊我國核試驗機密情報，到處抓人，隨便槍斃人，搞得一片恐怖，真嚇人呀!逼供 信，有人自殺了，這兩位“中央首長”卻把自殺說成他殺，說殺人的準是特務，再抓殺人的 特務，又抓特務後邊的特務，抓了許多無辜的人。全體科研人員全給集中起來往，搞互相揭 發，亂成一團。這時火車也開不進來了，大草原仿佛回到遠古野蠻廝殺的時代。 　　我們研究室抓出一個人。說他小時候去過香港，還有個親戚在香港。為什麼他從香港回 國呢?好，這就抓住了，從香港派來偷竊情報的特務！二位“中央首長”帶來一大幫人，給 他編一套特務聯繫辦法，暗號，逼他供認，還把他夫婦分開逼供，逼他們亂咬。他受不住就 亂咬了，咬了許多人，也咬了我。好，我就是特務的後台。“中央首長”親自在萬人大會上 點我是“大鯊魚”，非要揪出大鯊魚不行！這樣，我就被關起來，恰巧關在過去的實驗室 里，我自己成了實驗品！解放軍在門外看守，門上挖個小洞監視我。嘿，我倒像個原子彈， 絕密品，嚴密看管。開始我還想，我從小參加革命，算個“老革命”，搞過原子彈，總理還 接見過我呢。但“文革”就是過去的一切都不算，現在說你是什麼就是什麼。許多開國元勛 都成了階下囚，一個臭知識分子算什麼? 　後來特務愈抓愈多，實驗室里關滿了人。白天一人一個很矮的小板凳，坐在上邊讀語 錄，不准動。然後就想自己的“問題”，交待，提審，互相不准說話，夜裡直到兩點才許睡 一小會兒，但不許關燈，怕自殺。可我這個人不會瞎編，更不會咬別人，審來審去什麼也交 待不出來。我不知誰是“特務”。他們就罵我死硬，等着我的只有“死路一條”。給我最大 刺激就是沒多久一次槍斃人的萬人大會了。 　　這天，“中央首長”召開萬人大會，說要槍斃一批人。記得有一個是醫生，是基地的外 科大夫，他給一個解放軍做手術時動壞了，平時最多算個醫療事故，可當時卻是不得了的大 事。他出身資產階級，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柱石，這叫做階級報復呀！有血債，要槍斃。 還有個大學生，工資低，這人思想素質差些，發牢騷說怪話，說：“再不給我提工資，我就 把雷管炸了。”給人揭發，這可是貨真價實的特務，要搞破壞。雖然只是背地一句怪話，也 不可能去做，但這怪話在當時逼都很難逼出來的，立刻成了罪行最嚴重的現行反革命，槍 斃！ 　　這天會場四周架起機槍，恐怖之極，群眾都很緊張，因為說群眾中還隱藏不少特務，有 許多特嫌分子，誰知誰會被拉出槍斃。我想多半我今天真是“死路一條”了。我至今不敢想 當時的感覺，也很難清晰描述那感覺，大概由於面臨死亡，大腦一片混亂。只聽會上一個個 宣布罪行，執行槍決，我仿佛只等着他們叫喊我的名字了。那個外科醫生，說怪話的大學 生，都給拉到萬人大會不遠的地方當場槍斃了。槍聲聽得很清楚，沒有輪到我……槍聲過 後，他們圍起我來，對我說：“聽見槍聲了嗎?”我說：“聽見了。”他們說：“再不老 實，第二天就是你!”跟着就對我展開一場聲勢潔大猛烈的批鬥。 　　雖然他們沒有槍斃我，但這件事給我很深的創痛。我這人活着，可是我心中很多東西被 擊碎了。子彈從我的命運旁側擦過，我不可能不思考我以前從來沒有深思過的問題。 　　此後很長一段時期這裡依然處在大恐怖中，還在抓特務，又抓“五一六”。有人逃亡， 想到北京上告，但周圍的草原是沒邊的，逃到哪裡去?他們開車四處追捕，抓回來就要死去 活來地打。有一個復員軍人給打得忍無可忍，操起鏟子拼了，當然拼掉的只是他自己。特務 愈抓愈多，我就不那麼重點了。新抓的總是一時的重點，總更有搞頭。沒事時，我就用腦子 想想技術問題，這時事業已經一片渺茫，但一有時間，腦子就愛在自己感興趣的技術里轉一 轉，這也許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習慣，一種慣性，也許潛意識裡我對事業還沒有完全死心。此 外，我惦記的唯有愛人，她在哪兒，做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她的情況。我想到她在擔心 我，那才是難過極了。後來，基地搬家，就被押上一節運煤的貨車上，和別的“特務”一起 運到山溝里。在那與世隔絕的地方，繼續過了一段挨整的日子。 　　直到林彪事件出來後，糊裡糊塗就沒事了。我回到北京，家裡人都奇怪，怎麼這樣就回 來了?互相望望，恍如隔世。驚訝失措之後，自然有說不完的話說。以後北京的一個科研部 門調我，我答應了。從此我就和遙遠的基地，和那些酸甜苦辣的生活，那些光榮與苦痛的日 子全都告別了。別以為我是因為太傷心、太失望才離開那裡的。那裡給我的，並非太少而是 太多。我多麼想回到當年為國家轟轟烈烈於一番的那歲月里去。但如今那歲月的一切都巳過 去，它只保留在我的記億里了。我珍惜，也惋惜它。我只能說——如果世界上還有比原於彈 更厲害的東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想為國家干點事，大概是每個中國知識分子的願望，但因幹事而遭難，便是中國知識分 子都感受到的不幸。可是，背着這痛苦，仍然想幹事，到底是不是我們的優點呢?現在有人 說這是我們的最寶貴之處，也有人說是我們的最可悲之處。哪個說法更對?我把這個問題留 給你，你是作家，大概能作出正確的回答。 　　回想我們基地那些科研人員，各自走過不同的艱辛歷程。當然有很少數人，在運動里專 門整人，口號喊得最響亮，當過毛澤東思想標兵，一時飛黃騰達，後來的命運也未必美妙。 很多人遭遇比我更慘，有的被逼死或逼瘋。有一個科學家，整天被“支左”的人圍在院子 里，逼着他像牲口一樣跑，一邊跑一邊喊“坦自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 我呢，在這場大風暴里倖免生還，問心無愧就是了。我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心裡平靜。過 去做過一點好事，對得起祖國和人民，現在仍抱定宗旨，正直為人，紮實做事。儘管“文 革”中創痛猶在，我能把它妥當埋藏心底。無論國家交給我做什麼，我還是要努力做好。只 要國家招呼一聲。 　　**黃土地的悲哀——它一邊遭受踐踏，一邊依舊赤誠地奉獻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