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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兩次被捕出賣同志，“四人幫”中三個是“叛徒”
文章來源： 人民網
以下三篇文章值得所有關心中共的人們一讀。
凡是在中共“紅旗”下培養出來的人，都知道中共一貫宣傳的做人原則；在敵人面前必須寧死不屈，決不可以屈膝投降，從狗洞裡鑽出來。 ()
在這一原則下，在朝鮮戰爭中被俘的中共戰俘，回國以後遭受到殘酷的待遇。有位在大陸被關押二十多年的右派份子，於1983年刑滿釋放。之後輾轉到 了台灣。他到台灣後以“立山”筆名在《聯合報》上發表過多篇文章，回憶他在大陸監獄和勞改營里的一些情況。其中有一篇敘述了他於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北京市宣 武門外新生路十五號，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待決犯看守所里所見到的情形：
“靠南當時關押了八百多名抗美援朝志願軍，他們是被聯合國軍俘虜後，在板門店換俘時本來想去台灣，經中共政工人員曉以既往不咎的“大義”，發生動搖， 改變初衷回來的。但一過鴨綠江就關起來，凡是手臂上紋有“反共抗俄”的分成一堆，中共黨團員分成一堆，幹部按排連營團分別集中，然後分開關押在撫順、北京 二地交代問題。”
“八月十五日天未亮，偶然發現廣場停滿了蘇式嘎斯大卡車，車上站滿了武裝士兵，被五花大綁的志願軍被拉上卡車插上罪幡，拴緊脖子，車子悄悄開出廣場。 有人數了一下共二百輛囚車，二十輛載武裝士兵的卡車，廣場四周布滿崗哨，有人說三個月前也處決過一批共六百多人，我在1號時關有二千多人，全部處決後我曾 見有人替他們收拾留下來的政治學習資料和衣物。”
但是，一般人想不到的是，在中共最高層，通行的卻是另外一個原則：屈膝求放。
以前眾所周知，劉少奇、周恩來曾經在“文革”中被“四人幫”指控有“投敵自首”的“歷史問題”，前些年開始，“四人幫”又被證明有“叛徒”歷史問題，（見下面的第三篇文章），而近來，毛澤東兩次被捕、出賣同志的歷史真相，又開始大白於天下。
特別引人注意的是，下面第一篇文章對毛澤東的第一次被捕，進行了詳細而慎密的考證，在世界上第一次做出結論：毛澤東在其第一次被捕中曾經出賣的同志，危害了當時的中共“革命”。
第二篇文章揭密的毛澤東的第二次被捕，雖然令人跌破眼鏡，但目前仍舊處於半保密狀態，有關人員雖然抖露出星毛鱗角，但詳情仍舊處於保密狀態。這種 情況可以理解，因為散布毛澤東出賣革命的知情人，如果身在中共大陸，肯定會被滅口。老奸巨猾的樊崧甫在應中央軍委要求寫材料回顧毛澤東被捕之事，絕對是好 話說盡，不敢揭露毛澤東的醜陋真相。
一，
毛澤東有沒有被捕降敵,出賣了同黨?(ZT)
文章來源: http://www.180.co.nz/bbs/viewthread.php?tid=8087
關於毛澤東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次被捕的事，過去很少有人懷疑，更少人甚至不見有人提出過“異議”，其原因可能是歐美政黨出入十分自由，政治人物脫黨 並不認為是名節大事，也可能是因為沒有資料引起人們對毛澤東被捕一事的懷疑，只能按毛澤東自己的交代去相信。何況這一交代被中共一致肯定，也無人敢去議 論，黨外和國外人士只好承認毛“被捕”後“急智脫逃”的結論，連中華民國副總統陳誠簽署王健民著的《中國共產黨史稿》亦照例引用。
流傳於世的毛澤東“被捕”又“急智逃脫”的記載，出於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現將該書有關章節的文句摘要抄錄，斯諾記下毛澤東的談話是這樣：
“當我從事組織軍隊，奔走于衡陽礦工和農軍之間的時候，我被國民黨屬下的一些民團抓到了。那時候，國民黨搞的恐怖正達到頂點，許多國民黨的嫌疑犯 正被槍殺。當時，我被送到民團總部去，到了那裡將要被殺害。但我從一位同志那裡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者放我。普通士兵都是被僱傭的，看着我被殺，對 他們沒有特別的好處，所以他們答應釋放我。但是，負責押送我的隊長卻不肯。因此，我決定逃脫，可是，直到民團總部約兩百碼的地方，我才有了逃脫的機會。在 那一剎那間，我掙脫了繩子，逃到田野里去。”
引文下面由毛澤東不厭其詳的談逃脫後的驚險場面，他說：“士兵追趕我，並且強迫一些農民協助他們搜尋。他們有許多次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接觸 他們。可是，我終於沒有被發現。雖則有五、六次我曾放棄了希望，覺得我肯定會再被抓到，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索。”
毛澤東脫逃後的情形，經斯諾寫出是這樣：
“我身上有七塊錢，於是用來買了一雙鞋子，一把傘和一些食物，當我終於安全到達農軍那裡時，口袋裡只剩兩個銅板。”
一九四八年秋天，中共勢力在大陸急劇膨脹，中國東北和天津戰役結束的時候，長江以南各省震動，在毛澤東當年被捕的地區，一些中小學教員很自然地對 中共和毛澤東的歷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一個金姓的小學教師讀了斯諾寫的《西行漫記》，就地調查一九二七年毛澤東被捕的情況。最初找不着什麼線索，過一段時 間，經朋友介紹，得知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曾在當時的民團團部做過文書，於是他和朋友尋訪到了這個老人。
這個老文書經過久久的回憶，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誰，但記得那年（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中秋節前，有個瘦長的男人在鎮上經過，因為背的包袱沉重，又東張 西望鬼頭鬼腦，被民團懷疑背的是槍枝，把他抓住，原來背的是一百多塊銀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說是做生意的，當即解到民團團部審問，經過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 產黨一個頭頭，他供出好幾個同黨，有一個同黨並且是做縣長的，在鎮上小伙鋪里等他，也一同被捕獲。這個老文書清晰記得的大體情況，就只這些。
金姓教師要老文書回憶他聽得的所有其他情況，老文書所知不多，只聽說當天民團總部把那幾個被捕的人解到邊防司令部去，被捕的人給政府做了許多工 作，招安了一大隊暴徒。以後的事，就說不知道了。金姓教師再次請老文書增加記憶，提供線索，老文書說當年的團總已死，可去找團總的兒子問問。團總的兒子當 時也老了，又有病，對當年毛澤東被捕的事也有興趣。他肯定當年父親抓的是毛澤東，但抓的具體情節不大明了，只聽說毛澤東能說會道，願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 親愛才重義，見毛澤東為國軍立了一些功，又是同鄉關係，幫他討情，保他回鄉教書，誰知後來他卻逃到井岡山去了。
當時金姓教員和老團總的兒子對毛澤東遭受挫折後仍然上井岡山的精神，表示佩服。到中共軍隊渡過長江以後，老文書的下落不明，土改期間，團總的兒子 被槍斃了。後來，金姓教員當了“右派”，和他另外一些好友多次秘密談起他調查所得的往事。上述資料是香港回歸後，金姓教員好友的女兒到香港在閒談中述及 的，是否可靠或有多少成份可靠，誰也不能肯定。
這位金姓教員好友的女兒說：我們長期住在香港的人，對中共歷史和毛澤東個人行為，一般都不十分關心，許多大陸事情只是耳聞很少目見。時間長了，有 些香港人回內地或內地人到香港，或內地親鄰來信，知道內地人民受中共迫害，對照香港一些報刊記載，證實無誤，使人不能不信。內地每次政治運動的開展，香港 人大都為內地親友提心弔膽，擔心他們的禍福吉凶，誰被槍斃，誰被逼死，香港人總為內地親友嘆息。一九五八年後，大陸“三年自然災害”（其實是人禍）期間， 內地逃香港的人數突然增加，內地親友來信要米、要油、要肉，還有用血簽名哀求速寄，這自然嚴重損害了中共的形象。最初，內地“土改”，“村村見血”——殺 地主和國民黨鄉保長； “肅反”時期，廣州一天殺三百人，各中小城市殺一百人幾十人不等；一些香港人都不大相信。至此，只有搖頭嘆息，希望中共不要收回香港。至於毛澤東的為人和 毛澤東的書，我們很少看也不關心。直到文化大革命，有如地震一般震動了香港，日益增多的從內地逃來的人，將有關毛澤東殘暴和荒唐的故事說出來，特別是彭德 懷、劉少奇、陶鑄等人的被害，使我們對毛澤東為人的無情無義，逐漸由憎惡變成憤恨。
六年前，我的丈夫張時中先生在香港聽到關於毛澤東被捕的實況，回美國和我談論不止一次，我們總覺得太簡略，說明不了問題，而且做調查的人和調查的 對象，用中共的政治術語來說，政治上都不大可靠，又沒有書面文字可證，很容易被中共指為“造謠”或“誣衊”，我們一直把它存在記憶的資料庫里沒有寫出來。 有時，和朋友談起，許多朋友都說這資料對毛澤東的歷史可以提出新的佐證，我們覺得事不關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和中共為敵，害怕中共降罪。但是，對毛 澤東粉飾自己被捕的醜事，而對別人“脫黨”卻用最高標準去要求，比“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男權主義還苛刻十倍，以無上的清規戒律打倒那些扶助他多年並有 功人員，甚至以“莫須有”三字定罪，誘供逼供捏造罪證無所不至，使被害的人難以數計。道義和良心使我們經常想起“毛澤東被捕”的事。直到去年冬季前，我和 丈夫到北京探親訪友，有時上圖書館看報看書，才發現有幾本記述毛澤東被捕的書籍，並不如毛澤東對斯諾談過的那樣一致符合，出入甚大，大到足以證實老文書的 所述“實而不虛”，於是，我們把它做為資料複印下來，回美國後，我們將複印資料對證我們的記憶。反覆加以研究論證，現將我們複印的書籍資料簡單介紹於下：
第一種資料：胡長水、李瑗《毛澤東之路：橫空出世》第三九九頁稱：“安源會議後，毛澤東即化名為安源煤礦的採購員張先生，和潘心源等一起，直奔銅鼓縣城，進到瀏陽和銅鼓邊界的張家坊時，被團防軍扣押。”
按：將胡長水、李瑗記載對比毛澤東答斯諾的談話，多了一些情節和人物，是出發前毛澤東化名張先生，為安源煤礦的採購員，並且不是一個人去，而是和 潘心源等一起去。至於潘心源是什麼人，還有“等”字是誰，都略而不談。毛澤東被捕以後的情況，只複述毛澤東對斯諾談話的內容來敷衍，但這一資料多於毛澤東 談話的那些事實，引起我們注意。
第二種資料：楊慶旺著《毛澤東指點江山》上卷第一五八頁（中央文獻出版社）稱：“一九二七年有一支以二十軍獨立團為旗號的隊伍也是在瀏陽活動的瀏 陽工農義勇隊。九月六日，毛澤東在中共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陪同下，離開安源前往銅鼓改編獨立團，九月十日，在瀏陽張家坊遇險逃脫之後，終於抵達銅鼓。”
按：這一資料雖然簡略，但記下和潘心源同去，而且明言潘心源是縣委書記，這和老文書所講同黨有做縣長的，可以相互印證。其次，這資料提到瀏陽活動 的工農義勇隊後來活動如何，不得而知，是否因毛澤東被捕立功而解散了，值得注意。第三，張家坊在瀏陽和銅鼓之間，毛澤東在張家坊被捕後，自己說是到農民武 裝部隊去，怎麼又會走往戒備森嚴的銅鼓縣城？這只能理解為沒有逃脫而是被押解去銅鼓縣城裡去的。
第三種資料：李新、陳鐵健主編《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二零零零年北京出版社）第一章第三節第七十一頁稱：“九月十一日，毛澤東領導第三團在銅鼓 起義。安源張家灣軍事會議後，毛澤東與潘心源赴銅鼓指揮第三團，路經瀏陽張家坊遇險，毛澤東脫險，潘心源被捕入獄，因此只剩了毛澤東一人赴銅鼓。十日，毛 澤東同志來銅鼓。”
按：這一資料是四大冊，第一冊序言說：“一九七八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委託李新……等組織編輯，材料早就準備，後改為李新和陳鐵健來主 編”，說明這是一套由中共官方組織出版的書籍，筆下褒貶當然具有純正的中共“黨性”，一字一句不會隨便出軌，直書“毛澤東脫險，潘心源被捕入獄”，沒有詳 細敘述毛怎樣脫險，潘又怎樣入獄，乾脆用十二字寫出，其中必有“難言之隱”，一個最合理的推斷是筆者占有許多資料，因為自己的“黨性”關係和黨內地位，不 敢明言，但歷史事實具在，不好粉飾，用十二字寫出，讓讀者看其中的因果關係，即毛的脫險是“因”，而潘的“被捕入獄”是“果”，這就印證團總兒子所說的 “立功”，是有“豐富”的具體內容的。
第四種資料：趙大義、高永芬著《險難中的毛澤東》第七六至七七頁（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零年七月版）：“幾個團丁也要用繩子來綁毛澤東他們三人， 其中一個團丁說：他們有安源礦的證明，就算了。幸好有這張證明，要不然捆着就難以脫身了。毛澤東學鐵拐李的樣子，一拐一拐走得很慢，潘心源和易學鐵見狀， 明白了毛澤東的用意，就有意加快了腳步，使一行人拉成兩段”，“他們在路上走着走着，機會來了，毛澤東會意地說了一聲，謝謝黃大哥（押解他們的團丁姓 黃），就追緊往回走十幾步，然後一拐就朝山林跑去了”。“為了掩護朝山林方向跑去的毛澤東，潘心源大聲嚷嚷：你們青天白日到底抓人搞啥名堂，我要到吳縣長 那裡去告你們，團丁們被潘心源這突如其來的吵鬧聲愕住了，發起呆來，說時遲，那時快，易子義趁機拔腿朝稻田方向跑去”。“潘心源為了掩護毛澤東，減輕易子 義的壓力，提高嗓子喊起：弟兄們，還不快跑呀！他邊喊邊帶頭向後跑。隊伍亂成一團，無辜抓來的人一轟而散”。
按：第四種資料是用小說體寫的，其中對話當出於作者的想象，敘事脈胳不清，文筆拙劣，把一場政治鬥爭寫得如同兒戲，但他們的資料來源當有所本，不 可能全部臆造，如毛澤東他們拿安源煤礦的證明，即和我們所舉的第一種資料相同。還有，毛澤東走了後，潘心源還沒有走，還在那裡吵鬧，即使真實的事實不一定 可靠，但毛逃潘未能逃是和我們引的上述第三種資料相同的。我們估計：潘心源這個人在中共占領全部大陸後可能還沒有死，但毛澤東沒有再重用他，以致他沒有在 中共報刊上再出名。中共要他寫過什麼，我們亦無法找到。在毛澤東坐上北京寶座權勢沖天時，他只有歌功頌德的一條路可走。第四種資料把潘心源寫得活靈活現， 也許是看到潘心源在中共統治大陸後的自我交代資料，他強調他掩護毛澤東的功績向毛澤東求饒獻媚，不敢也不會揭發毛澤東的出賣，如此而已，但正足以說明潘在 毛逃後還未脫身這一基本事實。再有，第四種資料提出潘心源之外，還提到一個人名叫易學鐵，另一個人名叫易子義，我們不知道這易學鐵是否即易子義，但這不重 要，重要的是老文書所說毛澤東“供出了好幾個同黨”，並非虛構，而是鐵的事實。這也證明了第一種資料“毛澤東和潘心源等”的“等”字有了着落，即毛澤東被 捕後出賣了潘心源和易學鐵或易子義等等，鐵定事實，毛澤東即使未死，亦難狡辯。
至此，我們可以斷言：毛澤東自己所說的“被捕急智脫逃”的故事，是粉飾自己欺世欺人的行為。
中共建國前後，國內流行一篇宣傳資料，將毛澤東當年對抓他團丁的談話，詳詳細細，委委婉婉，寫得十分動人，好象除了以金錢賄賂團丁之外，還是這篇 談話的說服力強，煽動性高，提高了團丁的階級覺悟，在放毛澤東逃跑這一事件中起了化解作用，使士兵欣然同意。這篇談話在毛澤東的湖南湘潭故居紀念館有存稿 展出，香港劉濟昆先生的文章亦曾引用，大約兩百多字，無須在這裡寫出。我們估計：這篇談話是毛澤東本人後來化精神着力捏造出來的，大概他覺得對斯諾談話還 有漏洞，所以，造作一篇動人的談話補充宣傳。我們和幾個朋友研究了這篇談話，並找幾個湖南籍的朋友參加，認為談話的語法和語氣，完全和毛澤東生前談話口氣 和著作風格相同。為什麼“被捕脫逃”事件，毛澤東本人和中共的黨棍子筆桿子如此重視？因為，他們認為是維護偉大領袖英雄形象的大事。
但是，儘管怎樣多方維護，亂真的假貨，總會被人識破。用“文革”語句來說：“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歷史上多少疑案，經過人們積年補充資 料，發覆鈎沉，最終都會使真相大白於天下。僅從毛澤東對斯諾談話的內容來研究，就可以發現漏洞百出，矛盾重重。毛澤東後來不以此歷史事件來吹噓自己，也可 能自己感到心裡有愧。中共筆桿子淡化這一歷史事件，沒有大事宣傳，亦可能怕紙薄風大，露出原形。我們對毛澤東和斯諾談話有關“被捕脫逃”的疑點提問於下：
第一、毛澤東談話只說當時被抓的人只他一個，並無其他人和他一起活動並同時被抓，所以他只用一個“我”字而不是“我們”。“我”是自己一人，而 “我們”是除我之外還有其他人，這是人們在生活中正常交往的常識。毛澤東只提“我”不提“我們”，心中有鬼，不可告人。不只是和斯諾如此談，和斯諾談話以 前與他人談話，包括黨內交代，都是用“我”，一貫用來，不好改變也不想改變。當時，以至以往用“我”，除了心中有愧之外，很大可能是他以為潘心源、易學鐵 還有易子義等人已死了不在人世，無人對證，所以膽大妄為，既不臉紅，也不心怯，這是道德墜落人格卑劣的表現，能騙則騙，只要騙人能對自己有利，對這樣的人 即使大罵一頓亦有何用。對他鄙夷一笑，亦覺得不值。
第二、毛澤東對斯諾談話，沒有說出拿多少銀圓賄賂團丁，但“賄賂”一事是他着力強調的，他忘記了在他被捕以後，他已是民團的俘虜，他身上的錢財包 括一身百把多斤的肉體，都是民團的捕獲物。照例，在檢查時都要搜身，拿去身上的所有東西，當做“懷疑之物”，要打要押，權在民團頭頭手裡。即使個別團丁想 收被捕份子的賄賂，沒有上峰開口，他也不敢放人。何況團丁不止一人， 卒然之間亦難齊心合力放人。而解到上級部隊去，可以立功受獎，不擔釋放犯人的查辦風險，這是常識範圍以內的事。就被捕者來說，他根本沒有權利自己行動和放 言高論的自由，亂走幾步，多說幾句，都受限制，哪有可能任意處理錢物進行賄賂。
第三、毛澤東說“士兵答應放我，而隊長卻不肯”，他沒有說明一個士兵或幾個士兵或全體士兵，也沒有說明隊長後來怎麼能夠同意，使人難以相信這是真 事，還是在說童話故事。象這樣的事，沒有士兵商量和隊長同意的複雜過程，不能想象人世真有其事。毛澤東意圖騙人，可是又騙得不合情理，人們會問：用什麼魔 術可以使士兵一致接受賄賂？他們分贓是否均勻而不爭吵；隊長由不肯而變為肯，原因何在？不說明其中理由和經過原由，人們永遠難以相信。毛澤東喜歡讀《西遊 記》，是否在編造這個“脫逃”故事時，也想過齊天大聖使用過的定身法和動心術的神力。
第四、毛澤東被捕時身上只有幾十塊錢，而捕他的士兵卻是一隊，有隊長率領，至少十餘人，不會是一兩個。算他十個罷，幾十塊錢由十幾個人分，一人能 得多少？分贓不勻又怎麼辦？給隊長多少？給少了，隊長會肯嗎？更可疑的問題是：士兵接受毛澤東的賄賂，卻又給毛澤東留下七塊錢做為“盤纏”路費一路走去， 真是怪事！愛錢如命不畏上級怪罪的團丁和隊長，如此大發慈悲。不如說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提高了團丁眾士兵們的階級覺悟，使毛澤東不僅 得到脫逃，而且一路有“七塊錢”路費可用。到底放人又送路費的真相如何？只有毛澤東自己一人知道。我們推測：這“七塊錢”路費，不是士兵也不是隊長給留下 的，而是毛澤東為團防隊“立功”之後，由團防司令特意送毛澤東的。毛澤東對斯諾談話，假話連篇，只有這“七塊錢”的事是真話。
第五、毛澤東對斯諾談話關於他逃走以後的事說得非常詳細，簡直不厭其詳，比民團抓他以後和逃跑以前的事詳細數倍，如說：“我走到一處高地，那是在 一個水塘的上端，周圍長滿了很高的草，士兵們追趕我，並且強迫一些農民協助他們搜尋。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索。”這段描述連細節亦不遺漏，很明顯的 是毛澤東為了掩飾脫逃神話，而着意捏造出來用以搪塞他脫逃的隱秘的。他原來是被繩子綁住的，怎能掙脫？毛澤東是被綁着的一個人，而士兵是一人以上的多數。 即使兩個士兵押解一個綁着的犯人，都很難掙脫，何況士兵手裡有槍，隊長手裡也不會沒有槍，如果槍響，逃犯很少不會被射中。既然是賄賂了士兵，大可不必追 趕。追趕不上竟至費時費力強迫農民參加，不是故意白費力氣。農民沒有接受賄賂，搜尋時在士兵之外增加更多眼睛，看不出草上有人經過的痕跡，發現不出逃犯藏 身之處，那才是怪事。除非毛澤東有遮眼法，神通廣大，否則，那些士兵、農民、包括隊長在內所有追趕的人，都是瞎子。
第五、斯諾是個記者，自然沒有時間也沒有必要進一步盤問毛澤東。一個從大陸移民來美國的朋友說，他也曾對毛澤東這次談話懷疑過，只是不敢提出；又 說，如果照中共“審幹”、“肅反”以及文革時期“揪叛徒”方式來審問毛澤東，不“磕爛狗頭”（一種嚴刑拷打的訊問形式）才怪。一般人見毛澤東後來上了井岡 山又坐到北京的金鑾寶座，認為“被捕脫逃”事件在他整個歷史上只是一件小事，大家一時找不到有關新的資料，管不了那麼多。如今在斯諾的《西行慢記》有關的 資料上，增加湖南和江西邊區小學教師的調查，以及胡長水、李瑗等著述提出的多種資料，有主證也有旁證，毛澤東重要關鍵歷史問題的重要性突然增加。在毛澤東 統治時期，這樣的問題，不被毛澤東抓去槍斃，也會死在打手們的拳腳之下，死於不見血的“非命”。說來一個有“被捕降敵”的重要歷史關鍵問題的人，卻用“抓 叛徒”的名義和由頭，對付政敵並害死成千上萬的人，這真是歷史的滑稽戲。主要原因是由於國家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裡，這一個人成為專制極權寡頭，他就為所欲 為。說來，專制極權不僅使人腐敗，而且使人兇殘。
為了進一步找尋毛澤東“被捕降敵”後果，我們從香港、澳門、台灣、美國各地方找尋資料，如魏宏運主編的《中國現代史》（中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陳晉著《毛澤東之魂》（香港名流出版社）、馮治軍著《林彪與毛澤東》（香港皇福圖書）、《龔楚將軍回憶錄》（明鏡月報社）、《國民革命戰役史》（中 華民國八二年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陳誠署名、台灣出版）等約三十多種，不能一一列出。經過綜合比較，參詳剔抉，我們發現：毛澤 東這次“被捕降敵”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不僅出賣了同黨，而且使共產黨領導的“秋收起義”遭受到慘重的損失。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國民革命軍攻下南京，華北軍閥震懾，汪精衛把持武漢政府，號召“向左轉”。中共便在湖北湖南及江西發動農民運動，打土豪 劣紳，“吃派飯”，“到小姐牙床上睡覺”，毛澤東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小冊子，大呼“好得很”。南方有幾處地方組織暴動，農民運動興盛，商旅嚇懼， 商店關門，生產丟荒。長沙市的暴動被當時中外報紙記下來的情況是：農民自衛隊和工人糾察隊到處抓人封店，打土壕劣紳，戴高帽遊行，就地懲罰（槍斃），長沙 名士葉德輝就是因為作了一首對聯被槍斃的。（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四四七頁直荀《馬日事憶的回憶》：葉德輝對聯是“農運久長，稻梁菽麥黍稷，一班 雜種；會場廣大，馬牛羊雞犬豬，都是畜生。”）另一方面，國民軍地方軍隊奮起反擊，著名的“馬日事變”（即五月二十日電報號碼日期），即由許克祥團長發 起，得到省方夏斗寅、何鍵的支持，從長沙擴大到附近各縣抓暴徒，搜查中共秘密機關。中共中央為應付新形勢，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著名的“八七”會議，決 定在湘、鄂、贛、粵四省發動“秋收起義”，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並與湖南新任省委書記彭公達共同負責領導秋收起義事宜。
毛澤東有重任在身，照理應劍及履及趕緊行動起來。可是，事實不然，他於八月十二日回到長沙，不是布置工作，而是到長沙縣清泰鄉板倉看望比他先期回 板倉的愛妻楊開慧，直到八月十八日才出席湖南省委會議，傳達中央“八七”會議精神。會上，省委提出組織長沙暴動。奪占湖南，實行土地革命，與中央意見相 左，經過雙方討價還價，直到八月三十日，才落實暴動計劃，以長沙為暴動中心，包括瀏陽、醴陵、平江、安源、岳州等縣。國民黨軍政防範暴動日久鬆懈，向下級 示警；中共中央的“馬同志”（見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五五五——五五六頁）則致函中共中央：“長沙遲遲不動，是給湘東及鄂南暴動的打擊”（一九二八年 五月三十日中共機關刊物《布林塞維克》第二十期）。直荀（即毛澤東的好友柳直荀）的《馬日事變的回憶》，則將共產黨遭到鎮壓，暴動失敗，歸咎於共產黨“沒 有鬥爭的經驗”。後來，這次暴動遲緩在長沙不能得手，才決定組織省委前敵委員會，以毛澤東為書記前往湘贛邊界。
這時，隱藏在國民黨革命軍的一些共產黨員，奉中共中央命令帶動部分槍兵參加起義，加上湘東一些縣市的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礦警，組建工農革命 軍第一軍第一師，下轄三個團，總兵力共四千人。原定計劃第一團從修水向平江進攻，奪取平江後即進攻長沙；第二團進攻萍鄉與醴陵，對長沙取包圍姿勢；第三團 由銅陵向瀏陽進攻，攻占瀏陽然後三路會師挺進長沙，後又收一些散兵與民兵為第四團，企圖在各縣農民及長沙市工人暴動力量配合下，於九月三十日奪占長沙， “爭取一省或數省的勝利”，直到奪取全國政權。毛澤東於八月三十一日才離開長沙。這時，第一團已從修水出發，占領平江縣龍門廠；第二團進攻醴陵也已得手； 第三團正在沖向瀏陽。毛澤東身為前委書記，應該迅速與前敵總指揮身在第一團的盧德銘匯合，可是，不知是什麼原因，毛澤東卻與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去銅鼓，因 而在路上被捕。現在，事過境遷，當事人與事變經過都已無法調查，即使調查，在中共政權的嚴密控制下，也難尋得事實真相，只好讓中共為毛澤東塗脂抹粉，歌功 頌德，好在中共篡改歷史以假亂真多的是。
根據已有資料綜合分析，毛澤東被捕日期是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這一日期，是國府資料和中共記載相符合的。中共“秋收起義”的失敗，中共出版的魏宏 運主編的《中國現代史》，訂為是年九月九日至十九日，而台灣出版的陳誠簽署王健民著《中國共產黨史稿》則訂為“民國十六年九月八日到十五日”，（按：民國 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也大致相符。據中共記載：九月九日至十一日，第一團取道長壽衛，正當進軍的時候，國軍在平江增兵一個團堵擊第一團，約第四團一起進 攻平江，不料第四團於平江金坪叛變，突襲第一團，使第一團損失慘重。第二團於瀏陽遭優勢敵軍圍攻，損失大半，殘部敗退文家市。第三團遭唐生智部兩個團夾 擊，退往瀏陽上坪，據香港出版馮治軍著《林彪與毛澤東》統計：第一團從九月九日起義，只堅持了兩天；第二團從九月十日到十六日，堅持了六天；第三團從九月 十一日起到九月十四日失敗，只堅持了三天。參加秋收起義的何長工回憶錄，只承認中共當時還相當幼稚。推脫起義失敗的責任，是否和毛澤東被捕有關，換句話 說，毛澤東被捕是否招致“秋收起義”的失敗，其中有無政治交易，可以從下述幾方面去設想：
第一、毛澤東被捕後，跟着被捕的有潘心源、易子義等等，是鐵定的事實。毛澤東脫險，潘心源、易子義等還在押，也是鐵定的事實。毛澤東是前委書記， 是潘心源、易子義的領導，只有毛澤東軟化向國軍輸誠交出潘心源、易子義等等，毛澤東才能得到釋放，釋放時有無別的交易不得而知，但毛澤東得到釋放，是不能 改變的事實。
第二、一般行軍都有特定的任務，不會隨便改變，除非上級根據特定情報或有突發意圖，而上級的突發意圖也往往是根據特定情報才改變的。國軍在平江增 兵，顯然是一種突發行動，沒有的確訊息，不會突然增兵。而增兵行動，正是在毛澤東被捕以後發生的，國軍情報從那裡來，不遲不早正是毛澤東被捕時候？
第三、毛澤東釋放後不去第一團，為什麼卻輕而易舉地很快跑到第二團和第三團，這種選擇應有一個前提，是他知道第一團將會損兵折將在敵人“增兵”吉 凶未卜之情況下才決定的，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國軍知道對第三團無兵可以增堵，才讓毛澤東“順利”進入第三團去。據他自己對斯諾談話，當時他只是單身一人 逃亡，為什麼一路順利沒有別的團隊檢查，他又是從何處得到訊息才下定決心去第二團的。
第四、第四團叛變當然不是一兩人的決定，而是一團人由團長率領突襲第一團，其叛變責任，由團長負責，但團長又是誰指使，而且，不早不遲，正是毛澤 東被捕以後緊接發生，這中間必有原因，是否和毛澤東被捕扯上關係，不能臆斷。但據一個叫陳國鈞的人回憶：九月十七日，毛澤東在瀏陽的上坪，與第一團敗退下 來的殘部匯合，沒有商議對叛變的第四團進行反擊報復，也沒有重振旗鼓對付國軍圍堵，起義軍的師長余麗度等提出“取瀏陽攻長沙”的主張，都被毛澤東堅決否 定，決定迅速撤兵，沿羅霄山脈南移，向井岡山奔去。毛澤東後來強調“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時還有人員七百人多，槍枝五百餘，有可能用以反敗為勝，至 少也可以掙扎一陣，何至於灰溜溜地向不熟悉的匪窩“井岡山”逃去。當時，毛澤東還沒有“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設想，這中間大有可能是他和國軍有“默契”， 否則，是毛澤東嚇破了膽，二者必居其一，但這樣正好玉成了他後來擁兵稱尊的勝利。說來，也是歷史的弔詭。
最後，可以總結：毛澤東隱瞞自己被捕的嚴重歷史關節問題，偽造歷史，昭然若揭。也許有人要問：毛澤東被捕有出賣行為，為什麼又拖隊伍上井岡山去？ 經過研究和多方討論，大家認為並不奇怪。第一、毛澤東當時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已經是中央一級人物，他對這種地位不能不有所留戀。如果公開站在國軍這方面 來，起碼得矮三級。第二，我們不否認毛澤東當時有共產主義的思想意識，也不否認當時國民黨北伐剛剛打贏南半個中國，統治剛剛建立，免不了有污七糟八的事， 這兩方面加在一起，使他不想回頭站到國軍方面來，只有採取“權變”手段，保存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也是人之常情。第三，當時，毛澤東的愛妻 楊開慧和三個兒子都在長沙居住，直接受中共湖南省委控制，並得到生活照顧和精神支援，毛澤東如果公開叛變，則他的妻兒很可能遭中共報復，演出後來顧順章全 家被中共所殺無一乃遺的慘劇，這是毛澤東不能不考慮的。第四，正因為毛澤東當時在中共黨內有一定地位，國軍自然要利用他而不殺他。在軍伐割據山頭林立的時 候，不同地區大小軍閥之間，有“以鄰為壑”的思想，並不奇怪，江西的朱培德就曾“遣送”共產黨員出境，以圖境內清靖，毛澤東正是在江西境內逃向井岡山的。 《三國演義》記曹操行刺被董卓發覺，於是改口說是“獻刀“，得以脫逃。毛澤東熟讀《三國演義》，當時正是運用曹操妙技脫身，不過他獻的不是寶刀，而是瀏陽 縣委書記潘心源、易子義等，另加成千上萬的暴動武裝。
二，
吳越：關於毛澤東第二次被捕的秘密
作者 : 吳越,
發表時間：3/7/2007
一、為陳公的事去找樊公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天，陳佑華(解放前上海市黃浦區區長)打電話來，約我到他家吃晚飯。我早早地就去了，為的是可以跟他多說一會兒話。
陳太太和大阿姐都不在家。問起來，才知道一個去了南京，一個去了金華，任務則是一樣的：賣房子。陳老在南京有三處房產，在金華有一處房產。問他為什麼急於 出售，陳老長嘆了一口氣兒，心情沉重地說：“從跡象上判斷，我的處境不怎麼美妙呢！共產黨口頭上說的是要搞統一戰線，實際上是緩兵之計，最終還是要把我們 這些歷史上反對過他們的老傢伙趕盡殺絕呀！我們上海房地產部門，一共八個民革成員，已經有六個不知道下落了，現在只剩下我和樊公(樊崧甫，字哲山，國民黨 軍長，上將軍銜)兩個。哲山還是老脾氣，一身傲骨，寧折不彎，什麼都不在乎，近來連班都不上了，也不知道在家裡幹些什麼。他殺人如麻，我殺人也不少哇！可 是回顧自己一生，‘濫殺無辜’的事情，好像還沒有過。當年國民黨執政，共產黨是要造反的‘匪’，按照當時的法律，必然是‘殺無赦’的。我們執行命令的人， 充其量不過是個職業犯，這和國共兩軍在戰場上廝殺拼命是一個道理，無非各為其主而已；如今共產黨執政，國民黨成了‘匪’，我們這些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就成 了‘反革命’，按照共產黨的政策，既可以‘殺無赦’，也可以作為‘統戰對象’養起來。怎麼處理，人嘴兩片皮，怎麼說都有理，這就是‘辯證法’。當年李濟 深、黃紹竑再三勸我留在大陸，跟他們一起組織民革，跟共產黨搞統一戰線，為祖國、為人民做點兒好事。當時想想，他們的話很有道理，自己一生作惡多端，罪孽 深重，晚年醒悟過來，能保持晚節，也不算遲，所以拒絕了二陳(指陳立夫、陳果夫)的頻頻召喚，沒去台灣。現在看起來，似乎想得過於天真了些，把共產黨的胸 懷也看得過於寬闊了一些。別說是我這樣的人了，就是李濟深、黃紹竑他們，也是有職無權，不過是個擺設，弄得不好，就是泥菩薩過河，自身尚且難保，談何保護 我們這些小兄弟？何況他們遠在北京，就是有力量保護，也是鞭長莫及。歷史是無法改變的，我在劫難逃，也不幻想共產黨能夠對我慈悲。我們軍校出身的人，視死 如歸，倒還做得到，什麼時候拉出去殺頭，眉頭皺一下的都不是好漢。不過這不等於我們這些人沒有七情六慾，沒有兒女之愛。我的幾個孩子還都太小，也不怎麼懂 事。我打發她們去處理房產，就是想在我入獄以前，把房子變成金子，存進孩子們的戶頭裡，也好讓她們繼續求學，不至於流落街頭。一旦被捕，如果把我的房產都 定為敵產加以沒收，就晚了一步了。今天把你請來，就是想借重你，萬一我出事兒了，給我辦理一下善後事宜：趕緊給我太太打一個加急電報，叫她儘快把房產處理 掉，不要計較房價的高低。我已經是個年逾花甲的老人，死不足惜，只要孩子們都能長大成人，都有謀生的技能，不再參與黨政之爭，我也就死而無憾了……”
我嗯嗯地應着，心裡在想：我雖然沒有參加黨政之爭，命運還不是一樣？彼此都是前途未卜、朝不保夕的人，還不知道誰先進監獄呢！不過這時候跟他說這個，徒增 煩惱；說幾句不着邊際的空話安慰他，與事無補，所以乾脆什麼也不說，只請他放心，只要我在，他家的事兒就是我的事兒，一定盡我力量幫他妥善處理。
草草吃過晚飯，就告辭匆匆回到家裡。心情不好，一連幾天沒有出門。星期四晚上九點多鐘，大小姐打電話來說：爸爸一早去上班，直到現在沒有回來。我心裡咯噔 一下：莫非那不愉快的事情果然來了？我叫她不要着急，我馬上過去。放下話筒，跟家裡交待了幾句，就跑下樓去，喊了一輛三輪車，直奔茂名南路。
我到陳家，已經過了晚十點，陳老還是沒有消息。三個孩子加上一個小大姐兒桂英圍着圓桌坐了半圈兒，八隻眼睛睜得老大地盯着我，要我拿主意。我先打個電話到 陳老的單位地政局去問，傳達室的人說：他值的是夜班，白天的事情，他不知道。我估計陳老準是出事兒了。共產黨抓人，有公開的，有秘密的：公開抓人，警車呼 嘯，警察出動，手槍、手銬一起亮出，弄得四鄰八舍人人皆知；秘密逮捕，只說請你到黨委辦公室或人事處有點兒事兒，一去就不回頭了。我估計陳老已經秘密被 捕，就按照他事先的吩咐，以大小姐的名義草擬了一張電文，給她們看過，準備自己立即到電報局去發，叫她們不要着急，今天太晚了，什麼事情也辦不成，只好先 休息，明天一早讓大小姐到地政局去找黨委問清情況，再作處置。幾個孩子都是沒經歷過大事的，除了會抹眼淚，也沒有別的辦法，只好聽我的。
第二天一早，我就趕到陳家，打發大小姐到地政局去，二小姐非一起去不可，只好讓她也跟着。我和桂英、少爺坐在家裡聽消息。十點鐘左右，兩位小姐回來了，進 門就哭，說是見到了黨委書記，證實陳老是下午四點被叫到市府人事局去談話的，到那裡就宣布逮捕，如今關押在什麼地方，他們也不知道，估計可能在車站路監獄 里。黨委書記還說：這事情事先他也不知道，還是今天早上上班才接到通知的，正想到家裡來做思想工作，兩位小姐就到了。
我知道，上海有三座監獄：車站路監獄專門關押比較嚴重的反革命分子，思南路監獄關押一般刑事犯，提籃橋監獄則關押比較輕的反革命和比較重的刑事犯。陳老既 然被關在車站路監獄，可見問題是嚴重的。這座監獄不許家屬探視，但可以送東西。我讓桂英收拾出陳老的換洗衣服和毛巾、肥皂、牙膏、牙刷之類，包成一包兒， 叫大小姐送去。二小姐依舊跟着。直到十二點鐘過後，兩位小姐回來，說是東西送到車站路監獄大門口，傳達室翻了名單，檢查了東西，就收下了。──這叫投石問 路，至少知道陳老關押的地方了。
一直到星期六下午，陳太太才回上海。我問她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她說：“三處房屋，都有了買主，只是價錢和條件怎麼也說不攏。因為先生有話在先，第一，無論 如何要把房子賣出去，第二，最好要條子。如今銀行里條子有牌價，可是只進不出，買主一聽要條子，價錢壓了一半兒還多。我正猶豫，接到電報，只好拿人參當蘿 卜乾兒賣，賤價處理了，這才回來。”我問她陳老的事情怎麼辦，她就說：“先生的意思，是把房子賣了留給孩子們讀書，他自己豁出去了。我想孩子們都不會這樣 沒良心，要錢不要爸爸。哪怕砸鍋賣鐵，傾家蕩產，也要把先生贖出來。只是我和共產黨官場沒有來往，這事兒還要你出面替我去辦。”
我苦笑一聲：“共產黨不比國民黨，凡是牽扯到政治問題的案子，花錢是贖不出來的。唯一辦法，就是請求民革組織出面，以統戰對象為理由，爭取寬大處理。陳老 是李濟深和黃紹竑動員他留在大陸的，如今共產黨要拿他當反革命，民革總不能袖手旁觀吧？明天一早我就去找樊崧甫，通過他才能跟北京聯繫上。另外，吳山(字 一峰，樊崧甫的同鄉，曾任樊的軍法處處長，解放後兼任樊的私人秘書)先生通過民革市委的推薦，現在在上海市第一法律顧問處當律師，還是上海市政協政法研究 小組成員之一。小組一共九個人，只有他一個不是黨員，可見政府對他還是比較重視的。明天是星期日，我也去看看他。如今他也是司法界人士，這方面的政策、消 息，總比咱們知道得多一些。”
事情也只能商量到這裡為止。
星期日一早，我先到川公路去看吳先生，但還是晚了一步，他已經到樊崧甫家裡去了。據師母說，他近來天天下班就到樊家去，都要到很晚才回來。星期日整天都在樊家，說是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我心裡納悶兒：陳老也說，樊崧甫已經好久不上班了，結合吳師母剛才說的，難道樊崧甫也要出問題了不成？要是連他也難倖免，陳老的這場劫難，恐怕再也躲不過去了。
我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急急忙忙趕到樊公館。樊夫人出來開門，看見是我，一面說我好久沒來了，一面又面有難色地對我說：“哲山近來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辦， 任何客人都不見。”我反問她：“那麼吳山先生怎麼天天來呢？”她苦笑一聲說：“吳先生是來幫哲山辦事兒的呀！”我告訴她：“我有十分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打 攪一下樊先生。陳佑華陳先生前天被捕了。”樊夫人也吃了一驚：“那你等一下，我去給你問一聲。”
我只好站在樓下等，心裡有些反感：樊、陳兩家關係不比一般，發生了這樣重大的事情，難道還要通報麼？”
正想着，樊夫人在樓上招呼我。我急忙登樓，只見樊、吳兩位隔着寫字檯一人端坐一邊兒，桌子上攤滿了寫得密密麻麻的稿紙。見我進門，同時問我陳老的事情。我 詳細說了。樊崧甫連連嘆氣，說近來形勢確實非常緊張，不過他一定要把情況反映到民革上海市委，同時寫信給李濟深和黃紹竑。陳佑華的歷史，和他樊崧甫一樣， 是盡人皆知的，無所謂隱瞞，既然已經列為統戰對象，就不應該算老賬。怕就怕他還有秘密身份沒有說清楚，或者解放以後還有新的反革命活動，那可是誰也沒有力 量保他了。我說：“據我所知，他的歷史問題是已經寫過材料交待清楚了的，是不是還有秘密身份沒有交待，這個我可說不清楚；至於解放以後是不是還有反革命活 動，我估計不會。因為從他的言談話語中可以聽出，他已經對黨政之爭十分厭倦甚至反感，一點兒興趣也沒有了。要說跟國民黨的聯繫，倒是確實有過，那就是陳立 夫、陳果夫曾經派人到上海來跟他接頭，要他到台灣去。他聽李濟深和黃紹竑的話，留了下來組織民革，連面都沒去見。應該說，他這樣做是對的……”
我的話還沒說完，吳先生搖了搖頭，把話接了過去說：“你認為他這樣做是對的，按共產黨的說法，這就是大錯而特錯了：他明知道特務混進大陸來了，怎麼不向組織上反映，一網打盡呢？”
我說：“兩方面都是朋友，即便分手，總也不能幹賣友求榮的事兒吧？”
吳先生說：“這可就是立場問題，也就是新的罪行了。按照統戰政策，既往可以不咎，但絕不許有新的活動，一旦發現，兩罪俱罰，加重處理。”
樊崧甫說：“這就是剛才我說的，如果有什麼新的罪，那就是國家副主席說情，也沒有用了。當然事情不一定就是這樣。也許這事兒他已經向組織交待過了，也許這事兒至今組織上還不知道。總之，是要先弄清他的問題在什麼地方，然後才可以考慮怎麼營救他。”
吳先生說：“按照陳佑華的歷史罪惡，處理起來，伸縮性很大，多則判二十年、無期，中則十五年、十年，輕則五年，輕重的關鍵，在於解放後的表現，特別是被捕 後的坦白程度。從政策上說，凡是判處十五年以上的反革命罪，要沒收財產，如果只判五年徒刑，財產可以不沒收。事到如今，只能儘量爭取從輕處理，爭取不沒收 財產，就算萬幸了。”
我一聽，最輕也要判處五年徒刑，心裡涼了半截兒。陳老已經年過花甲，享福慣了，五年牢獄生活，他能不能平安度過，恐怕都很難說。但事情也暫時只能商量到這裡為止。
談完了陳老的事情，我忽然想起吳師母和樊夫人說的話來，就問樊崧甫有什麼十萬火急的大事，既不去上班，也不會見任何客人。樊崧甫還沒回答，吳先生卻一本正 經地說：“這事兒與你不相干。你自己的事兒加上陳家的事情，就夠你忙一陣子的了，跟你沒關係的事情，你還是別操那麼多心的好。”
我碰了一鼻子灰，白了吳先生一眼，有點兒不高興。樊崧甫覺察到了，笑了笑說：“你別怪一峰說話不客氣，實在是這事情非比一般，保密程度，已經超過了國家一級……”
“那麼是世界級絕密囉？”我橫插一句。
“不妨可以這麼說吧！”他點了點頭。“即便不是世界級絕密，至少也是國家級保密事件。我估計，這件事情，至少三十年之內，是不會公開的。”他沉默了半晌，突然問：“你聽說過毛澤東被捕的事情麼？”
我笑了起來：“毛澤東一九二七年曾經被捕，被判了死刑，就在押赴刑場的半路上，他用事先準備好的大洋賄賂了行刑劊子手，買回來一條性命。這件事情，即便不是人人皆知，至少已經不屬於保密的範疇，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
他神色嚴肅地表白：“我說的是他當了中華蘇維埃主席以後的事情；也就是蔣介石圍剿江西蘇區以後。”
我一愣：“五次圍剿以後，中央紅軍就開始了兩萬五千里長征，特別是遵義會議以後，他成了中共紅軍的總頭目，怎麼可能被捕？被誰逮捕了？”
吳先生急忙用眼色阻止，樊崧甫分明看見，卻管自說下去：“當然是我囉，要不然，我們兩個何至於天天為這事兒絞腦汁兒傷腦筋？”回過頭去，又對吳山先生說： “我是故意說給他知道的。咱們兩個，第一是都老了，第二是都有可能為這件事兒卷進去，有一個第三者知道，不見得是壞事兒。我對阿慶還是信得過的。萬一咱們 倆為這事兒掉了腦袋，至少也還有一個人知道是死在誰的手上嘛。”
我睜大了眼睛：“有這麼嚴重？”
他慢慢地說：“這種事兒，說嚴重就嚴重，說不嚴重就不嚴重。你害怕了？”
我連忙說：“我才不怕哩！一個人一生只能死一回，我不是已經死過一回了麼？”
“那我就臨死再拉一個墊背的吧。簡單地說，就是半個月以前，一輛汽車在我家門口停下，進來兩個高級軍官，拿着中央軍委的介紹信，沒有通過任何部門，直接來 找我，開口就問我當年在江西圍剿中央蘇區，是不是逮捕過毛澤東。一句話把我悶在那裡，半天說不出話來。這事兒，我以為世界上只有我和毛澤東兩個人知道，是 我們倆人之間的絕對秘密，沒想到突然有人來問起我這件事情，既然我沒說過，可見毛澤東已經把這件事情說出來了。那麼，他的目的是什麼，今天來找我，又是為 了什麼？是要找我算這一筆老賬？還是要我給他證明這一段歷史？我琢磨了很長時間，最後狠了狠心，點頭說是有這麼回事兒。他們兩個也不多說，只叫我把這一段 往事如實寫出來，他們過一個月再來取。我把一峰找來商量對策，他的意見是：既然毛澤東自己把這件事情說出來了，我這裡就沒有必要再給他保密。是福不是禍， 是禍躲不過。對策只有一條，那就是一切照實寫，絕不杜撰。寫出來了，這是一段歷史。他要殺人滅口，也只好聽他的高興了。難的是：事隔二十多年，具體細節， 要仔細回憶，怎樣措辭，要慎重斟酌。這半個多月來，我是閉門謝客，天天在家裡冥思苦想，想一點兒，寫一點兒，一峰是天天來給我整理，字斟句酌，比他從前當 大法官寫判決書不知難多少。你不見我們兩個，眼睛都瞘了進去，人都瘦了一圈兒了麼？”
我仔細看看，他們兩個，果然面容都消瘦了許多。
接着，他就把當年怎麼逮住了毛澤東，毛澤東又怎麼用他的三寸不爛之舌說服了樊崧甫，最終拿他當老百姓發給路費放了的故事簡要地說了一遍。看起來，樊崧甫比 宋希濂聰明。宋希濂逮住了瞿秋白，打電報通知了蔣介石，結果失去了主動權，蔣介石下令槍決，宋希濂只得照辦。樊崧甫和蔣介石面和心不和，辦事留一手，像逮 住了毛澤東這樣的大事，也秘不上報，而且賣了個人情，給自己留了一條後路。難怪上海一解放，陳毅市長就指名召見他，像他這樣血債纍纍的人，也給安排了工 作，而且有許多兼職還是身份很顯赫的。要是他當年也和宋希濂一樣，一逮住了毛澤東，就喜不自勝，趕緊打電報通知蔣介石，那整個政治局面就會發生根本的變 化：毛澤東永遠也到不了陝北，中國革命的勝利也可能要推遲若干年，上海解放之後，樊崧甫也就別想再活了。
最後，他問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問我是福還是禍。我考慮了半天，結論是福。因為逮捕毛澤東，是樊崧甫的手下，釋放毛澤東，卻是樊崧甫本人，評論起來，這是 對共產黨有功，而不是有罪。事實上解放以後毛澤東也是報恩，而不是治罪。如果毛澤東要殺人滅口，上海一解放，根據樊崧甫三次圍剿蘇區、殺人如麻這一條，早 就可以把他槍斃了，何必要等到四五年以後？
我的看法得到吳先生的贊同。但是樊崧甫卻說：“儘管毛澤東這個人江湖氣很重，當年我們倆也有過君子協定，不過搞政治的人最善變，從來不講‘信義’二字的， 何況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就拿上海市房地產部門來說，所安置的八個統戰對象，當時不是全宣布‘既往不咎’麼？現在怎麼逮走了七個只剩下我一個？怎見得不會 連鍋端？如果毛澤東要恩將仇報，藉此為由殺了我，也只得由他。我實際上已經是俎上肉、階下囚了，還能有什麼辦法？”
“所以你今天要把這一特級絕密事件告訴我，意思是萬一你們被殺，也好有個人知道是為什麼被殺的，是麼？”
他點點頭：“但願這是我的過慮。如果我安然無事，你可要絕對保密呀。”
“多少年？”
“他們說，三十之內，不許提起。我已經六十多歲，也許他們算定我活不到九十多歲吧。”
“好，那麼咱們也一言為定，三十年之內，我絕不向任何人提起，三十年之後，要說的話，就向全世界公開，好麼？”
樊公也笑了起來：“但願你能活到三十年以後吧！”
節自陳鴻年、吳越著長篇紀實回憶錄《九死還魂草》
三，
解密：“四人幫”中有三個是叛徒
李 喬
“文革”時大抓“叛徒”，無數冤獄遍於國中。劉少奇被誣為“大叛徒”，薄一波等61人被誣為“叛徒集團”，瞿秋白也被掘墳揪出，誣為“叛 徒”，連“無產階級司令部”里的周恩來也因“伍豪事件”險被誣為叛徒。可誰又能想得到，當時正大紅大紫、領導着大抓“叛徒”的陳伯達、江青、張春橋三人才 恰恰是真正的叛徒呢？
一直到特別法庭審判林、江兩個反革命集團，我也不知道這個歷史真相只是略知一點江青的情況 。因為特別法庭的審判，並未涉及這三個人的叛徒 問題。我是近年來讀了幾本關於“文革”史的書，才確切了解這三人是叛徒的，同時也知道了他們為什麼雖是叛徒卻仍然能身居高位，大抓“叛徒”。
還是抄幾段書來看吧。
關於陳伯達是叛徒，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忠直坦蕩昭日月》一文中寫道：
1983年2月10日，我去看望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叔叔，他談起一件事：我知道陳伯達立了自首書，我向組織反映了，就是向少奇同志反映的。當時 還有彭真同志在場，你父親就當面問陳伯達，說：“你對黨必須誠實，說清有沒有。”陳伯達不承認，少奇同志就相信了。我與少奇同志說，不能這樣就算完了。你 父親說，伯達年輕，工作積極，又能寫，他不承認就算了。（《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頁）
這段話還有這樣一個腳註：
《陳伯達遺稿》，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陳承認自己未經任何組織批准，寫自首書出獄。
劉源看望的那位老同志顯然是很了解陳伯達自首叛變的情況的，他向劉少奇做了匯報，並建議應徹底查清，但少奇同志受了陳伯達的矇騙，相信了陳伯達。從腳註看，陳伯達晚年在文稿中承認了自己是有自首變節問題的。
陳伯達自首變節的具體情況是怎樣的？還要抄一段書：
陳伯達被捕後，就投降叛變了。據國民黨天津市公安局特務總隊隊長、審理王通陳伯達）案件的主要負責人解方說：“王通這個人很熊，一問就 供”。“他供認了組織關係，供認了他是黨員，主要是在文化教育界進行宣傳工作”。“我們就利用他的弱點，讓他充當了‘臥底’時候的‘眼線’，叫他在現場指 認了”。“他印證了許蘭芝、史連甲等人的組織身份和活動情況”……1932年2月陳伯達出獄時，向敵人辦了手續，在改過書上蓋了指印。（周國全、郭德宏 《動亂中的陳伯達》，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陳伯達不僅自首，還充當鷹犬，指認其他共產黨員，幫助敵人破獲共產黨組織。他是一個地道的叛徒，與甫志高同類。
關於江青、張春橋是叛徒，多種書上有記述。這裡引兩種書。
（1974年）在周恩來到長沙之前，慣於投機的陰謀家康生，突然到醫院看望周恩來，向他談了江青、張春橋的政治歷史問題。後來，康生又把王海容、唐聞生找 到釣魚臺8號樓，向他們談了江青、張春橋的政治歷史問題。康生說：“張春橋是叛徒。江青曾經給我看過張春橋的檔案。”接着，康生又說：“江青也是叛徒。三 十年代在上海被捕過，叛變自首。”康生並且一再責備自己，過去對江青使用不當，不應利用她做情報工作，不應在延安派她在黨校、魯藝學習。康生還幾次高喊： “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版，第656頁）
康生與江青、張春橋在整人、亂國上本是一伙人，此時為了各自的利益已勢同水火。康生的揭發之舉，肯定是出於一己之私，屬投機行為，但由於他身 居高位，長期管情報，管審幹，又與江青有淵源甚深的特殊關係，所以對江青、張春橋的歷史情況瞭如指掌，因此，他的揭發，應該是準確無誤的。他向兩個最重要 的人物做了揭發，一是周恩來，一是毛澤東通過王海容、唐聞生 ，目的顯然是為了徹底搞掉江、張二人。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也談到了江青、張春橋是叛徒的情況：
（1973年）4月9日下午五時，鄧小平夫婦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去看望在那裡進行治療的周恩來和他的夫人鄧穎超。……周恩來為人向來嚴謹，對事物從不妄 加評論，更不會隨便議論他人。不過，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鄧小平談話，他要把蓄積在心中多年沒有說出的話講出來。周恩來首先沒有談他的病，也沒有談今後的工 作，他對鄧小平說的，是埋藏在心裡多年的話。他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講完後，他對着卓琳特別囑咐：“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中央文 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頁）
這段記述只提到了張春橋是叛徒。同書另一處則談到了江青、張春橋兩個人的歷史問題：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八十一歲生日。這一天，毛澤東與周恩來單獨談話……周恩來知道，以後，可能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與毛澤東推心置腹地長談了。一向顧全大局的周恩來，坦誠而嚴肅地向毛澤東談了江青和張春橋的歷史問題。
毛澤東表示，他已經知道有關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同上330頁）
毛毛的記述，應該說很可靠。周恩來先是與鄧小平談了張春橋是叛徒，又直接向毛澤東談了江、張二人的嚴重歷史問題，這表明，周恩來是掌握了確鑿證據的，否則他決不會向鄧小平直至毛澤東談這個問題。
關於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被揭發和被提出來，根據以上所引的幾條材料，可以排出這樣一個時間順序：
1973年4月9日鄧小平夫婦到玉泉山看望周恩來時，周告訴鄧：張春橋是叛徒。
1974年12月23日周恩來乘飛機到長沙會見毛澤東之前，康生向周恩來揭發了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後來又請王海容、唐聞生向毛澤東轉達他的揭發。
1974年12月26日毛周單獨會談時，周恩來向毛澤東談了江張二人的嚴重歷史問題。
從這個時間表可以看出：在康生向周恩來揭發江、張之前，周恩來已知道張春橋是叛徒，鄧小平也從周恩來那兒了解了這一情況：毛澤東在周恩來向他談江、張歷史問題之前就已經知道了這一情況。
毛澤東是什麼時候知道江青、張春橋的歷史問題的呢﹖如果毛澤東的信息來源只是王海容、唐聞生轉告的康生的揭發，那麼他也只是在周恩來向他談這 個問題之前不久才知道的。但實際上毛澤東可能很早以前就知道江青、張春橋有歷史問題了。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寫道：“是的，毛澤東早 就知道江青和張春橋有歷史問題。當初，為了用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發動‘文革’，毛澤東不讓提這個問題。”毛毛的這段話，當是有根據的。照此看來，早在“文 革”發動之初，毛澤東就已知道江青、張春橋有歷史問題了。又據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記述：
王海容、唐聞生這次到長沙時，把康生反映張春橋的情況，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說：“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講過。”（657頁）
這段記述，表明毛澤東在聽到康生的揭發之前，就已知道張春橋是叛徒了。但這段記述沒有提到江青。是王海容、唐聞生沒有把江青的問題反映給毛澤東，還是紀希晨的記述有誤，待考。
對於康生的揭發，對於周恩來的當面匯報，毛澤東的態度怎樣呢？他是如何處理這個重大問題的呢？前引書中的材料有兩處已做了介紹：
一是對於周恩來的匯報，“毛澤東表示，他已知道有關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330頁）
二是對康生的揭發，毛澤東說：“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講過。”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第657頁）後來的事情就是，江青仍當她的政治局委員，張春橋則由毛澤東提議，兼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怎樣認識毛澤東沒有接受周恩來的提醒，進而去清查江青、張春橋的歷史問題，反而繼續重用此二人呢？我覺得，還是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的解釋符合實際，合情合理。她寫道：
是的，毛澤東早就知道江青和張春橋有歷史問題。當初，為了用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發動“文革”，毛澤東不讓提這個問題。到了現在，事情發展到這樣 地步，毛澤東更不會提這個問題了。要是換了別的人，如果有所謂的歷史“問題”，早就會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沒有什麼衡量是非對錯的統一準 則。政治的需要，就是標準。（331頁）
“政治的需要，就是標準”。這是一語中的的點睛之筆。什麼政治需要？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結果，陳、江、張三個叛徒成了文革小組大員，有組長，有旗手，有酷吏，他們手握重權，指鹿為馬，直攪得周天寒徹，天下大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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