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考古菁英與粉絲

日本人雖有一本正經的名聲，忽悠客其實一點也不少。忽悠的功力不是中國的那些小痞子可以比的。

公元2000年，屬於日本三大報之一《每日新聞》的記者在日本東北宮城縣築館町的上高森遺址發掘工地秘密裝上了攝像鏡頭。說是秘密也只是對下面會出現的主人公人而言，誰都不大喜歡在別人的眼睛下工作，記者不可能憑一時之興就可以在工地裝攝像頭。

11月間，一連串有關上高森發掘工地的照片出現在了《每日新聞》的版面上。特別有趣的是夜景。日本的環境保護雖然做得很出色，畫面上出現的並不是晚上出來覓食的兔子或狐狸，而是51歲的考古明星藤村新一先生。夜幕下的藤村似乎是在賣力地工作，似乎又不是，至少藤村不是在挖掘，而是在掩埋。藤村將從塑料袋內拿出的“舊石器”埋進了上高森考古遺址，明顯地是在為日後挖掘做準備。考古明星藤村竟然在“上高森遺址”自埋自挖。日本國民被雷翻了，藤村的名字與事跡對於他們而言似乎就是日本民族來源的信心所在。

藤村不是無名之輩。他是日本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副理事長。在日本考古界和輿論界藤村被推崇為“石器之神” ，凡經他過手的遺址發掘，均有斬獲，有“神手” 之譽。藤村雖僅高中學歷，22歲開始即成為考古發燒友，1981年藤村31歲的時候開始在考古界冒泡，從此一發即不可收拾。

1981年9月25日，藤村新一與他人一起開始在宮城縣岩出山町“座散亂木遺址”進行考古調查。第9天，他從4萬多年前的地層中“發現了最初的石器”而一舉成名。出土的石器有49件之多。當時的考古報告上寫着:“發現了期待已久的石器！！” 。“石器” 的挖掘證明了4萬多年前日本本州島上即有人居住。於是日本文化廳文物主任調查官加上評語：:“可以說日本是否存在石器時代早期（即舊石器時代）的爭論至此得出結論而劃上了句號。”從此，“座散亂木遺址”被日本政府定為國家級歷史遺址。

在這種正反饋的激勵下，藤村成果不斷。 藤村新一接着在仙台市內10萬年至3萬年前的地層中發現了石器。1983年，他在宮城縣大和町的“中峰C遺址” 發掘出了14萬年前的石器。1984年，他在宮城縣古川市的“馬場壇A遺址” 發掘出土了約17萬年前的48枚石器。此後。在宮城縣築館町的“高森遺址”。藤村新一又發掘了15枚石器。1993年5月，東北歷史資料館舉行記者招待會，根據藤村新一的發掘，宣布“高森遺址”是“約50萬年前的遺址，是日本最古的遺址”，證明了“日本在北京猿人時期也存在猿人”。

東北歷史資料館不知何故，對藤村新一的大名略而未提。暗自傷懷的藤村另去其他遺址調查。同年11月，在距“高森遺址” 不過500米左右的上高森，藤村新一發掘出約40萬年前的22枚石器; 次年10月，他發掘出了50萬年前的6枚石器。1995年10月，富山大學通過古地磁法地層測定，確認上高森屬於約60萬前的地層。於是上高森便正式成為日本最古的“遺址”。

此後藤村在上高森60萬年前的地層中發現了或許有更深文化內涵的15件石器，被發掘的石器埋藏在45厘米長、25厘米寬、7厘米深的圓形坑內，5件較小的石器呈T字形被10件較大的呈U字形的石器包圍着。日本的考古學界和媒體被這一發現震撼了。骨灰級的考古專家聯名在日本的《科學》雜誌上發表文章，稱小石器擺出的“T”可能象徵男根，而大石器擺出的“U”則可能象徵女陰。證明60萬年前的日本猿人已經有了生殖崇拜意識，擺下這一圖案可能是為了祈禱上天保佑豐收。

1997年，藤村新一奇蹟般地在相距約30公里的兩處遺址中，發掘出了約10萬年前的兩件石器殘片，它們竟可以拼接在一起。德國曾在相距幾公里的兩處遺址中發現過可以拼接的約2。5萬年前的石器殘片。藤村新一的發現證明日本的古人在更早的年代就有了比德國的古人更大的活動半徑。

2000年2月，藤村新一在琦玉縣秩父市的“小鹿坂遺址”發現柱坑遺蹟。柱坑的直徑為10厘米，位於約50萬年前的地層。這種柱坑共有10個，排成邊長為55厘米到1米的兩個五角形。在兩個五角形中間，各有7枚石器。考古報告推測說這裡可能是猿人的建築遺蹟。除了在日本，世界的其它地區從未報道過這樣古老的建築遺蹟。

6月，在北海道清水町的“下美蔓西遺址”，藤村新一發掘出了約50萬年前的石器。該“遺址”位於北緯43度，札幌國際大學和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聯合宣布：“這是超過北京猿人（距今70萬年前至20萬年前）的亞洲最北的猿人遺蹟”。

7月，藤村新一在琦玉縣秩父市的“長尾根遺址”發掘出約35萬年前猿人挖的兩個直徑分別為60～90厘米、深分別為30～60厘米的圓坑。其中的一個坑中間還有3枚石器。琦玉縣教育委員會宣布說，如果這3件石器是陪葬品的話，日本的此處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墓址。

10月，藤村新一從“上高森遺址”發掘出60萬年前的65枚舊石器，以及5個約60萬前的直徑為20～30厘米、相距約40厘米的柱坑。日本的學者就此分析說，這些坑是存放石器用的建築遺蹟，再次刷新了世界上最古的建築的記錄。

總之，藤村新一參與了日本9個都、道、縣計162個古代“遺址” 的調查 。為日本國民帶來了一次又一次的興奮的高潮，被考古界和媒體推崇為“石器之神”、“神手” 。他的發掘成果得到日本政府的認可寫進了日本高中史科教材。將藤村新一的任何一次發掘成果放到普通人身上，其人都可以終身自誇與享用這些突破性的結果。如今藤村新一集眾譽於一身，可以說是日本民族的國寶。他或者他這個群體的存在為日本學者向前推進自身的文明史提供了支點。這種不斷前伸的日本文明，文化抑或種族的歷史為證實現代日本人的完美提供了必要的信心依據。

要知道日本在1945以前不少於五十年持續的侵華歷史中斬獲不菲，從此樹立了無與倫比的自信；二戰雖敗，未傷筋骨。幾經周折日本儼然又是一條世界經濟、科技大比拼中的好漢。子民富煦而長壽。在政治、軍事上重新問鼎全球似乎也是指日可待。憑藉日本國民殷殷不舍的瘋狂，什麼樣的未來不可以期盼不可以塑造呢？對於日本國民只有一點是暗自傷神：就是已經凝固的歷史與那個衰頹的東亞大國比較起來真是寒摻。日本關於本國最早的文字記載當屬《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算一算也只有1300多年，內容還都是一些傳說和神話。再早就要去翻中國的故紙堆了。如《漢書•地理志》記載過一些有關日本的事跡。於是考古學在日本並不僅僅是科學，它肩負着大和民族的期望而備受關注。

藤村的考古發現之旅因《每日新聞》公布的“上高森遺址” 的照片終結了。日本人民憤怒了。為什麼在榮耀的光環下會出現這樣的結果？是藤村先生不堪榮譽的重負一時失足？還是另有隱情？依藤村新一在挖掘日本榮譽感時的作為，對這樣的突發事件日本考古界自然不能怠慢。日本考古協會組織了個特別委員會負責調查此事。藤村君曾將日本國民顧影自傷的歷史形象盡善盡美地打了包，大大地滿足了日本國民的民族情緒，所以特別調查委員會對藤村新一實行的大概是“治病救人” 的方針。調查委員們是多麼希望藤村新一君承認這只是偶然失足啊！要知道此時的藤村君僅50歲掛零，正是精力充沛的時候。他們需要藤村新一君從此改邪歸正，重做日本考古的“神手” 繼續為證明日本民族之完美效力。

骨灰專家存心要“治病救人” ，就等着藤村新一先生承認《每日新聞》有關“上高森遺址”的那些照片是自己毒火攻心一時失誤，就等着藤村新一先生表態要知過改新。不過面子工夫還是不能少，調查委員會以日本人特有的精細與縝密設計了一個完美的聆訊大廳。讓骨灰級考古大老們端坐在一個巨大的黑色圓桌的一頭，俯視另一頭的藤村新一；又不讓藤村靠得太近，他被孤零零安排在遠遠的一隻小椅子上。如此一來，沒有嚴刑逼供，卻可以不怒自威。可恨的是骨灰委員們擺的場面太大了，只有高中學歷的藤村新一那裡經歷過這種威嚴的陣勢。要不是坐着，腿發着抖的藤村新一早就摔到地上了。骨灰大老的開場白一過，輪到了藤村。藤村君嘴一張，就如同他過去發掘的石頭震撼了日本一樣，讓這些骨灰級大老們口瞪目呆，想超度也力不從心了。原來藤村新一坦承自埋自挖的把戲不是一時之誤，自從1 9 8 1年從“座散亂木遺址”出道以來到2 0 0 0年馬失前蹄的“上高森遺址” ，他“發掘”的都是自己在家裡敲出來的“石器”。

被藤村新一的一席話雷暈了的特別調查委員會硬是花了3年的時間才緩過神來。最後宣布藤村新一參與過調查的9個都、道、縣計162個古代“遺址”均為捏造，所謂日本石器時代早期、中期（3萬年前）的所有“遺址”均不成立。日本尚未發現早、中期石器時代遺址，也沒有在列島找到過存在猿人的證據。日本三省堂、東京書籍等多家教科書出版社只好刪除書中有關舊石器的內容，重新改寫日本古代史。

藤村新一的忽悠本已是成績斐然了，惜未能全身而退，忽悠功評不上第一流的。中國的古人云：“上善無形” 。上惡也應該沒有看得到的泡泡。上等的忽悠功怎麼能穿幫呢。仔細探討起來藤村新一不但忽悠功不怎麼樣，其實還是個被忽悠的可憐蛋，真正擁有骨灰級忽悠功的忍者最後還沒有放過他，把他頂出來又忽悠了一把。骨灰忍者沉底還是沉得穩穩地。藤村新一之欺世的鐵案不過印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大盜竊國，小盜竊鈎；竊鈎者誅，竊國者侯。

為什麼日本會出藤村新一之類的忽悠客呢？按本朝太宗的理論，是大環境加上小氣候的必然。出一個藤村新一真不足為怪。一個新一倒下了，千百個新二必定踏着新一的足跡繼續奮勇向前。

藤村新一的大環境自然是日本社會對塑造國民心態孜孜不倦的投入。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信心充斥，並膨脹成了在政治、軍事上全面問鼎全球的野心。東亞的那個衰頹大國，自然成了實現日本國民訴求的第一標的。近現代侵華歷史中的成功，某種程度地滿足了此一欲望，於是遙遠的古代也成了他們自戀的戰場。以日本國民獨有的近似瘋狂的執着要與那個衰頹的東亞大國一較高下。日本的“學者” 最初的舉動是疑古，當然不是疑日本之古。日本關於本國最早的文字記載當屬《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算一算也只有1300多年，內容還都是一些傳說和神話。再早就要去翻中國的故紙堆了。日本“學者” 是疑中國之古，如懷疑屈原的真實性。不過這種翻故紙堆的遊戲明季以降，中國大家不斷，日本“學者” 自然是玩不出成績。二戰以後，日本人對考古學開始另眼相看了。現代考古學是基於實證的科學，說起科學，日本人似乎也就有了面對東亞老大帝國的底氣。考古對於日本國民有了額外的意義，成為證實大和民族歷史榮光的關鍵。於是有了政府與社會資源的超額投入。說一句題外的話，未來可以期盼與塑造，憑藉日本國民殷殷不舍的瘋狂或許真是指日可待。象歷史這種已經凝固的過去，尊容與卑微都已經無從更改，日本人在打扮僵死的過去上花這麼多工夫正是日本國民精神玩劣的旁證，證明日本民族不過是一個在相撲中尋求期盼的侏儒族類。

藤村新一的小氣候就是日本考古界的遊戲法則了。考古不同於打扮歷史。歷史發燒友可以是坐在高低床上一個人敲鍵盤營生，絕不需要從社會索取什麼作為基礎。考古則如同做項目，某個科研項目一樣，涉及到人工與場地，涉及到項目管理。考古項目管理說得簡單點就是開支一筆錢去完成某個考古項目。與中國不同，不過中國正在與世界接軌，或許與當下的中國相同，日本的考古項目管理必定是實行所謂的“PI”制。是人皆要吃飯。這些從事非盈利考古事業的發燒友也要吃飯。藤村新一也不例外。這些消耗社會資源的形形色色的食客以提振日本國民精神的考古為賣點，構成了一條考古食物鏈。日本社會雖然早已步入福利時代，動物的叢林法則並沒有因此而銷聲匿跡。我們可以來看看在 “P I ” 制下，日本的考古食物鏈是如何構成的。

考古之類的非盈利項目，買家只能是政府或一些公共基金。這些資源並不是對所有人都開放，只對一些特定的有資質的“PI”開放。“PI”提供經費的申請報告，內容不外乎是忽悠項目要花多少錢，怎麼花，有些什麼前期成果，項目完成後可以如何如何振興大日本民族的情緒之類的話。隨着項目的進行，“P I ”則要寫發掘報告以證明所言不虛。政府或基金有了發掘報告就可以向社會暗示：看，我們又做了一單大事，這單事真值，振興了大日本魂。“P I ” 在各種報告的文字遊戲中消弭了不少的時間，已經沒有多少精力去擺弄洛陽鏟了。於是“P I ” 就用搞到的錢找了幾個考古發燒友做粉絲。為什麼要找發燒友？錢不多，不發燒忽悠不來。這樣包括考古發燒友、考古“PI” 、政府或基金操盤手的日本考古食物鏈就忽悠出來了。這個小氣候當然需要日本政府的操縱出來的大環境。鑑於日本社會殷切地需求大和魂的完美，考古又披着完美的科學袈裟，大環境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

在考古食物鏈中充當核心的考古“P I ” 在中國必定是叫獸級人物方可擔任。你想如果中國農民張三是考古發燒友，在自家後院考古。拿農民來說事，不是職業歧視，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工人頂多有套間棲身，沒有後院可以考古。張三發掘出一塊石頭了，認定這是舊石器時代的手斧，開價60萬。估計想錢想瘋了的名聲也就有了。巧的是張三的後院被南大的考古叫獸相中了，叫獸一看，這不是新石器時代的玉鉞麼，王權的象徵呀，120萬，有人報價了。120萬一塊石頭，張三隔壁的王二忍不住跑出來看看。一看心裡就偷笑起來。這不是我去年修豬圈敲碎了不要的石頭嗎？值120萬呀，馬上回去搬了一筐出來讓叫獸給估價。你看一塊石頭張三喊價，賠上了“瘋子” 的名聲，社會沒有什麼反應；叫獸喊成金價，社會從此就多了塊垃圾，外加一個欺世盜名的壞蛋。叫獸多半會掂量一下名譽的代價再出手去點石成金。

理論上，“PI” 具有的資質必須可以保障忽悠公共資源時的信譽，因為這種信譽涉及上下家及整個考古食物鏈的生存，馬腿是絕對不能露的。所以“P I ” 只能是個封閉的圈子，也叫做社會精英。想鑽營成為核心的自然不在少數。這多半也就是考古“PI” 能夠有粉絲的原因。一朝成“PI” ，如同鯉魚躍龍門，從此以後就可以自立忽悠門戶網站了。

項目展開時真正拿洛陽鏟的“PI” 粉絲，就是在自家後院考古的農民張三。領點工資，挖出來的是石頭還是玉鉞，那是承擔社會責任的“PI” 說了算。張三或“PI” 的粉絲說了不算。“PI” 的粉絲既無渠道獲得資助去考古，也就勿須對公共資源的花費承擔任何道義責任。說了這麼多與藤村新一自埋自挖的考古有什麼關係？說白了年過半百的藤村新一一直都是一個被忽悠來的農民張三，從來就沒有資格承擔確認任何發掘產物的責任。他埋下自己敲打的石頭，再挖出來還是自己敲打的石頭。他可以拿着這幾塊石頭去忽悠他的“PI” ，卻不能直接去忽悠社會。這些石頭只有進一步在或愚蠢或別有用心的考古“PI” 的忽悠下變身為“石器”。

按照中國人的習慣思維不太能夠理解藤村新一一方面在日本考古界和輿論界被推崇為“石器之神” ，有“神手” 之譽，另一方面在考古食物鏈中僅僅是打工仔的地位。傳統日本社會的壁壘分明，交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個階層的人也頗為識相，不會發大牢騷。這與中國社會傳統迥異，古代中國既有“不拘一格降人才” 的期盼，也有“朝為田舍郎，幕登天子堂” 的實踐，所以出類拔萃的人最終必須授予相應的地位，不然整個社會都會抱不平。賈蘭坡先生出道的時候就是一不折不扣的工仔，這並沒有妨礙他日後的尊榮。在日本社會就大不同了。藤村新一的“神手” 名譽多麼動聽，坐實了他所屬的階層，即以洛陽鏟挖掘的“人手” ，而不是考古精英“P I ”。他僅有的高中學歷，使他在日本社會沒有任何晉身為考古“P I ” 的可能性。日本的教育遠比中國發達，止步於高中而未能進入大學深造也說明藤村新一的資質真是不太具有競爭力。因為藤村新一不是考古“PI” ，故他在近20年的“挖掘” 活動中，甚至沒有自己寫過一份象樣發掘報告。也因為藤村新一隻是考古“PI” 的粉絲，所以他在作出驚人的考古“發現”之後，別人可以因用他的“成果” ，而不需要提及他的大名。臨到快東窗事發，藤村新一已年過半百之際，這位“石器之神” 依然呢喃作聲吹噓他就要發掘出100萬年前的石器，作為送給恩師的禮物。可見藤村新一一直是被利用，而不是一個獨立的考古“PI” 。在這條考古食物鏈中，藤村新一的位置決定了他頂多是一小盜。

7 0年代初，高中畢業的藤村新一因智力稍遜，沒有能進大學深造而在街上晃蕩了3~4年尋找出路。日本出於某種目的養了不少考古 “PI”  。這條發動着的考古食物鏈掌握的資源，將藤村新一這樣智力略見遲緩的少年粉絲卷進去了。22歲的藤村開始考古了。活在並沒有什麼“遺蹟” 可供考古的日本，這群考古精英的生活壓力之大亦可想見。被套進籠子的藤村新一大概在這樣的氣氛中誠惶誠恐地生活了九年。直到1981年，藤村新一憋不住了，第一次捏造了所謂的考古“發現” 去忽悠自己的“PI” 。藤村的“發現” 是真是假對於他的考古“PI” 而言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終於有了救命的稻草可以寫發掘報告復命了。再說出了差錯推卸的理由也是現成的，因為報告的素材是由藤村新一提供，作為考古“PI”頂多當了回糊塗蛋。這一炮是打響了。有這種好事，考古精英群中的其它“PI” 豈能放過？於是藤村新一在162個考古場地充當“神手” ，讓考古精英們把這些工地統統考成了“遺址” 。情緒好的“PI” ，對藤村是勉勵褒揚；情緒不好的“PI” ，藤村新一隻是用過即丟的餐巾紙。紙包不住火，藤村新一的作為終於被戳穿之時，日本考古界不得不面對事實了。清晰的事實卻讓日本的考古特別調查委員會長考了3年，切割不易啊。最終還是切割了，藤村新一成了唯一的替罪羔羊。不過只要日本的大環境小氣候依舊，藤村新二是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