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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李憲源《血火痴情——被塵封的文革故事》評論
曠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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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歷史長篇小說《血火痴情》作者李憲源先生，是網絡上被圍剿的著名“毛左”人物。儘管我們在思想上有着許多歧見，但是，他不屈不撓的討論使我心生敬意。他對於文革有着持久的思考熱情。文化大革命是對於每一個思想者的一次嚴峻考驗，也是認識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的一道巨大難題。它對於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都是一個重要的契機。文化大革命充分暴露了當代中國的社會矛盾和階級衝突。文化大革命結束已經 30年了。儘管已經有了“全盤否定”的結論，可是，隨着時間的流逝以及在坦克下形成的“不爭論”的“共識”拖延的時間愈長，人們對於文革的認識日形分歧。對文化大革命的審判已經結束，但是對於文化大革命客觀、公正、全面的研究，似乎還沒真正開始。
2003年，我參觀重慶著名的紅衛兵墓。寂寂墓園，叢叢墓塋，許多墓碑的銘文已經斑駁脫落。年輕的生命在花季提前凋落。對於我們來說，過去年代的熱血、浪漫、激情和狂熱是如此地陌生遙遠，不可接近。曾經發生的一切都變得不可理解，不可思議。在今天，剩下的只是時代的荒謬、殘酷和非理性。
很多人將文革和納粹德國以及斯大林主義相提並論。可是，事實卻是，在所有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只有在毛澤東的中國發生了文化大革命。並且，中國與蘇聯以及所有其他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大區別就是，中國發生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反映了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異化的強烈焦慮和深刻憂思。文化大革命是對斯大林主義的造反。它企圖轟毀無比強大和牢固的官僚主義專制機器。王力雄在《毛澤東主義與人間天堂》一文中指出，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是“毛澤東思想”最獨特的內容，因此稱為“毛澤東主義”。王在《以“超越者聯盟”突破“精英聯盟》中指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通過群眾運動，摧毀官僚利益集團。王一方面將文化大革命定義為巨大的歷史災難，另一方面又視之為一次悲壯的歷史超越。《血火痴情》的作者正是從這樣的思路來理解文化大革命。儘管他們兩人對於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的評價也許完全不同。在小說第17章《以革命的名義》中，作者把文革大革命看作是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討論過的有關作為革命黨的中共生死存亡的命運這一問題的回應，即中共如何跳出中國歷史上一代一代先革命造反、後腐敗變質，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毛澤東很自信地回答，他找到了一條新道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也因此，作者把文化大革命理解為”繼續革命“，看作是”社會主義大民主“的一次悲壯的試驗。
在香港《七十年代》雜誌一九七四年三月號上發表的《論文化大革命》一文中，芝加哥大學歷史系何柄棣教授回憶，他 1942年在國民黨統治區看到警察打人，加以勸阻，警察毫不遲疑地向他吼叫：“這些老百姓不揍，還揍誰？”當他回答說自己也是老百姓的時候，警察看見他身穿已經破舊的蘇格蘭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嘰布褲，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裝，還是老百姓！？”何炳棣說，在新的革命建國綱領之下，特別是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民才第一次變成了國家的真正主人。他在文章的結尾說：“根據我對古今中外歷史的了解，我有勇氣無條件地指出，人類自有史以來，從來沒有比中國開國的氣魄和規模更加宏遠的。”無論文化大革命發生了多少災難，無論我們對文化大革命懷着何等複雜的感情，但是，從來沒有哪一個時代，把平等和公正，把底層人民的權利如此急迫、如此真誠地提到了歷史和時代的面前。也許造成歷史災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過於急迫了。
與國民黨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敵視相反，毛澤東和中共把自己看作是五四遺產的合法繼承者。毛澤東對於人的精神世界的啟蒙和改造以及人的覺醒和自覺持續努力。他對於個性解放、精神解放、人的能動性與創造性、民主、群眾運動持有強烈的信念。他對“政治”有着持久的關心。他是“專家治國論”和斯大林主義最深刻、最徹底的批判者。他期望將人從官僚專制制度中解放出來，將人的主觀創造性解放出來。
與其說文革與納粹德國有什麼相似的地方，還不如說它令人想起同樣發生在德國的另一影響了現代歐洲和世界歷史進程的事件。這就是德國的宗教改革運動。人們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歷史浩劫”，“革了文化的命”。埃拉斯慕斯也同樣評價路德所領導的宗教改革運動：“路德所到之處，文明銷聲匿跡。”不論是歐洲的宗教改革，還是中國的文革，從來就不是抽象的教義之爭，而是實際的利益和權力鬥爭。隨着宗教改革開始的是一個新的階級的興起，是現代資產階級登上歐洲和世界的歷史舞台。文化大革命則關繫到另一個新的階級的歷史命運。
宗教改革不是憑空和偶然地降臨德國。1456年，在德國的符騰堡印刷出版了歐洲第一本書——拉丁文版的《聖經》，經束了《聖經》的手抄歷史。正如馬歇爾。麥克盧漢定義“印刷資本主義”，印刷術的發明和資本主義文明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它像威力無比的炸藥猛烈地轟毀了封建主義的載體。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的發達引發了歐洲的政治和社會震動。宗教改革發生在首先在歐洲發明了印刷術的德國的符騰堡。而路德就是符騰堡大學的神學教授。路德不滿羅馬天主教會的貪污腐化，發動了宗教改革運動。1517年10月31日，路德把他著名的批判羅馬教會的貪污腐化的大字報《九十五條論綱》張貼在符騰堡大學教堂的大門上。他還把論綱印刷出來，廣泛散發。路德否定羅馬天主教會的權威，堅持只接受《聖經》和公理的指導。路德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聖經》的德譯本。這使得任何識字的人都有可能不依賴教會及其教士們的路徑親自接觸《聖經》。在宗教改革之前，《聖經》的解釋權力被嚴格控制在官方教會和教士們的手中。印刷術發明的一個最重要的直接後果就是，許多人都可以擁有《聖經》，因此，每一個人都可以直接面對上帝，教會再也不能控制和壟斷《聖經》的解釋權力和權威。當然，宗教改革的另一個後果是產生了各種不同的新教派，隨之而來的是教派紛爭和廣泛、血腥的宗教戰爭。
有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許多後發現代化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建立了奇特的黨國體制。在某種意義上，現代的黨國體制類頗似於宗教改革前羅馬天主教會統治下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這種以現代化為目標建立起來的現代神權政治把世俗和神聖、現代和傳統、本土和西方奇妙地結合在一起。這種神權政治在世俗與神聖、現代與傳統之間存在着尖銳的內在矛盾。如果說清教是美國人的一種市民宗教的話；那麼，以追求平等為目標的毛澤東思想則是一種中國農民的宗教。這種把“造反有理”大寫在他們的旗幟上的新的農民宗教，既有“等貴賤，均貧富”的傳統，又有平等的現代理想。它企圖創造一個地上的天國、人間的天堂。這場革命，不僅是一場宗教革命，而且也是一場社會革命。
1976年政變和文革的結束，鋪天蓋地的“傷痕文學”開始了歷史的“新時期”。“傷痕文學”是一種“受害者”的文學。它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進行了簡單明白的清算和義正辭嚴的宣判。李憲源的《血火痴情》明顯不同於與以往的“傷痕文學”；不是進行道德的宣判，而是從事歷史的檢討和思考。在作者看來，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簡單的道德混亂，而是一場複雜的利益博弈。這場“全面內戰”既不是由於抽象的意識形態，更不是毫無理性的瘋狂，而是被壓抑的社會力量憑藉對於一個特殊的領袖人物的權威和盲目信仰為自身權利衝決。在《血火痴情》這部小說中，沒有道德上的完人，哪怕是作者所同情的人物，他們也有道德上的缺陷，由於歷史的原因，他們最後都成為了悲劇人物。根據作者家鄉造反派領袖“小說真實描繪再現了太湖之濱發生過的許多可歌可泣文革故事”之封背題評看，《血火痴情》似乎紀實性味道很濃，儘管作者堅持這是一部“純屬虛構”的長篇歷史小說。
小說從1966年初“四清”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寫起。1957年反右鬥爭以來，已經養成了寧“左”勿右的習慣，然而，實際上卻是形左實右的社會實踐。小說以廣闊的視角廣泛觸及了當時社會的各個層面的矛盾，主要通過錫城市貨運公司、惠湖中學、土地廟、蘇南工學院，來展現當時中國複雜的社會矛盾和波瀾壯闊的歷史風雲。尖銳的社會矛盾和不同的社會想象，通過文化大革命的契機集中地表現出來。
文化大革命為什麼會發生？小說一開始就通過貨運公司和某農村“土地廟”，揭露了當代中國社會新的矛盾。第一章《重逢》敘述舞蹈演員凌漪因為得罪了賈師長，凌漪的新婚丈夫被打成了“右派”，送進勞改營，自己背上勾引老幹部的罪名被發配到貨運公司當苦力。凌漪的遭遇引起了既具有正義感又在群眾中具有威信的、在機關開過小車的司機奚大雄的同情。在第二章《土地廟》中，原《錫城日報》編輯高遠因為替凌漪丈夫鳴冤叫屈，被打成右派發配回鄉，大隊支書戴洪發霸占地主女兒高虹時母女，卻受到上面的保護。蘇南工學院馬進、王小燕等人組成的“四清”工作隊來到土地廟，發現了農村隱藏的新的社會矛盾。“四清”工作隊長馬進認為，“四清”運動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防止兩極分化。烈士子女王小燕熱情、赤誠，富有使命感，同情高虹時的不幸遭遇，將戴洪發看作是“四清”的對象，因此在“四清”工作隊內部引發了衝突。按季家駒隊長的說法：“光憑四類分子子女的揭發控訴，就要整共產黨，工作隊的立場往什麼地方放？”
小說中所描寫的惠湖中學黃軍所代表的幹部子弟和平民子弟袁世清之間的矛盾衝突折射了當時普遍的社會矛盾和衝突。惠湖中學幹部子弟騎着“永久13型”自行車在大街上橫行直撞，表達他們的特權，“當這支車隊一陣風地衝上運河大橋時，大橋仿佛在抖動；當它橫衝直撞穿過馬路街道時，公共汽車得為它停步讓道。”他們因此獲得了“夜襲隊”的稱號。而這個稱號曾經是用來稱呼被他們的父輩打跑的日本鬼子漢奸的。然而，革軍子弟卻對社會懷着強烈的不滿情緒。因為成績優秀的同學受到重視，他們覺得自己受到政治上的排斥和壓制。可是，另一方面，在底層的同學看來，“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口號貌似公正，實際上並不公平。那些住在“草鞋浜”的工人和城市貧民子弟，以及一小部分從郊區農村來的農民子弟，除了象袁世清那樣的個別情況，他們中的極大多數，即使天資才分與工學院那些知識分子和市委幹部子女不相上下，受諸多客觀條件限制，處於無法公平競爭的劣勢地位上。
蘇南工學院圍繞着“半工半讀”發生了不同教育路線的衝突，據作者介紹，是以武漢大學曾經發生過的真實故事為歷史原型，反映了不同的社會階層的矛盾衝突。在武遙看來，工學院兩股對立的力量，體現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城鄉差別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之間的矛盾。東歐國家的領導集團和某些中國領導人，竭力主張“專家治國”、“專家治廠”和“專家治校”的路線，而毛主席則肯定體現群眾路線的《鞍鋼憲法》、幹部及學校師生定期參加勞動和旨在縮小“三大差別”的人民公社化等。武遙認為，這是社會主義中國特定歷史發展階段應該得到充分正視和合理解決的一種內部磨擦和衝突。
小說全景式地描寫了文化大革命的整個過程，從基層到市里，直到中央的矛盾和互動。錫城人物的命運與上層的鬥爭相聯繫在一起。“一月風暴”，“二月逆流”，武漢“百萬雄師”事件和“陳再道事件”，直到林彪事件，無不影響到錫城人物的浮沉。在作者看來，1966年的“全面內戰”形成了文革的高潮。1967年的“二月逆流”、“百萬雄師”和“陳再道事件”成為了文革的轉折，體現了毛澤東在軍方壓力下的戰略退卻。1968年湖南“省無聯”的極左思想震撼了中南海，使文革走上了“窮途末路”。在極左思想的“省無聯”看來，中共的整個上層統治階層在建國十七年來，已經形成了一個 “官僚主義者階級”；而“這個‘紅色’資本家階級已經完全成為阻礙歷史前進的一個腐朽階級。文革中所形成的新政體——革命委員會，不過是”由資產階級篡權的假‘公社’“。”一月風暴“只是”對個別人的罷官，而不是對特權階層的推翻，不是砸爛舊的國家機器“。”三結合的提出，等於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們又重新扶起來，而三結合不可避免的會成為軍隊和地方官僚起主導作用的資產階級篡權的政權形式“。林彪事件成為了文革的終結。
這部作品不同於一般的虛構敘事作品，大量地引用了歷史文獻，出現了大量真名實姓的歷史人物。作者無法忘情於歷史。它體現了作者試圖通過小說還原歷史真相，尋找歷史的真實軌跡的強烈願望。同時，他不僅將文革看作是一個歷史事件，同時也是一樁重要的思想公案。
作者將文革看作是“社會主義大民主”的一次失敗的實驗。對國家管理的理想形式和民主政治的思考和探索是作者最重要的出發點。小說第十二章《亂套》通過市委書記陸波對於文革的感受來揭示文革政治的特點。陸波對文革發生的最初感受，來自於文革發動的方式。陸波對於文革最強烈的感受就是，措手不及，迷惑困擾。《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底下群眾中都傳開了，市級領導卻竟然被蒙在鼓裡。文革文件不是像以前一樣一層一層一級一級地傳達，而是通過報紙和廣播等大眾傳媒一下子就直接捅給了老百姓。這表面上是抹殺了一個時間差，然而，實際上打擊和取消了長期以來制度化了的領導幹部的權威。不分高低貴賤，不論是幹部，還是群眾，任何人，包括“牛鬼蛇神”可以不分先後次序，分享原來由各級領導幹部壟斷的傳達文件的精神，形成了“文件面前人人平等”的反常局面。領導幹部喪失了對於文件的解釋控制權。正如陸波所憂慮的：“一旦缺少了這種必不可少的解釋和指導，每個文件讀者，不管他是心地純正還是心懷叵測，對文件精神都可有意無意地誤解歪曲，斷章取意，各取所需。如此而往，將會形成一種什麼樣的混亂局面？”
作為“市委書記”對立面的奚大雄，則滿懷激情地向凌漪敘述他理想的國家政治：“從北京大學貼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起，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盡下台；而那些本來不起眼的小百姓，不僅對單位里的事情，就是對國家大事，都能說長論短。而且據說這種情況，今後在中國會形成一種制度習慣。不管哪一級幹部，都要受群眾的管。群眾如果不滿意，覺得他們辦事不公道，隨時可以撤換罷免。”
小說描寫了因為各種不同的動機捲入文革的各色各樣的人物。唐延言出身一個中共高層領導的家庭，與異國戀人的愛情受到父母粗暴的干涉阻撓。他投身文革，但因為“舊病復發”而被迅速淘汰出局。小說也詳盡描寫了武鬥和在文革中產生了巨大影響與爭議的“血統論”。袁世清和蘇晨菲為了逃避“紅五類”子女紅衛兵的迫害，參加“抗美援越”，在途中遭到北京“高乾子弟”紅衛兵的虐待，最後死於叢林之中。“革乾子女”史蘇星對他們的死感到同情，從而與“血統論”決裂。
造反派奚大雄、王小燕和馬進是小說中的主要人物。他們具有不同的思想修養、人生經驗和性格特點。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富有理想和正義感，反對對於人的歧視和不平等。奚大雄是錫城市貨運公司駕駛員，復員軍人，他同情被錯誤地打成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凌漪的命運，熱心為她翻案奔走。在文革中，他成為了造反派的重要人物。小說這樣描寫奚大雄對於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的理解：“連同他們的子女家屬，親朋好友，代表了一個數量龐大的社會階層。而真正那些罪惡昭彰、本質惡劣的壞人，在任何地方，都只可能是少數。正因為這一龐大階層的人，平時不能得到公正對待，老是受到單位領導壓制和社會歧視，不平則鳴，他們才會首先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起來造反，向過去受到的錯誤壓迫進行反抗報復，以為從此可以揚眉吐氣，享受應有的個人尊嚴和社會尊重。”馬進和王小燕在文革中提出激進的革命主張，主張人人平等，反對任何歧視，不滿工人之間的差別待遇。在他們看來，合同工制度是資本主義制度。王小燕是烈士子女，思想單純、激進，初生牛犢不怕虎。王小燕不滿現實黑暗，不畏強暴，敢於鬥爭，是憑着她對理想社會的單純信仰和青春的熱情。“只要有人敢於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提出不同意見，就會給你加上種種帽子，直到打成右派，反黨分子，反革命。”她對政治壓抑和社會專制有着天然的強烈的不滿。馬進是蘇南工學院馬列教研室講師，比起單純天真的王小燕來，他是一個成熟的思想者。參加文革的過程也是他不斷思考的過程。在他看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文革，其重要的政治目標和理想是根據巴黎公社的原則和經驗，對國家機器和統治階層形成有效的群眾性監督體系，加強黨群關係，確保“黨不變修、國不變色”。他對文革的結果深感失望。在他看來，毛澤東對發動文革缺乏充分的思想和組織準備，對中國社會各個階層不同集團的政治態度缺少準確的把握，造成人們普遍的思想混亂和白熱化的派別鬥爭。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歡呼聲中，普遍存在“結黨營私”、“以人劃線”、以權謀私的現象，到處盛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家長制式的個人獨裁統治，一個地區的最高軍政首腦，可以隨心所欲地把反對自己的大批幹部群眾，扣上“反黨亂軍”等帽子，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高層領導的個人沉浮，代替了政治原則和路線鬥爭的是否標準，助長了“跟人不跟線”的傾向，最終導致了崇高政治信念和革命理想的喪失。
對於理想社會的追求使這些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物走上了悲劇的人生道路。小說以造反派的悲劇命運結束。造反派遭到了蔡國柱所代表的“支左”駐軍的鎮壓，奚大雄等造反派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團”。馬進寫“告毛主席黨中央意見書”，被蔡國柱定為攻擊毛主席的現行反革命，執行槍決。王小燕參加“炮打張春橋”密謀，逃亡海外參加菲共游擊隊。在凌漪自殺以後，奚大雄也臥軌自盡。
中國歷史的獨特性之一是官僚集團構成了僅有的精英集團，官僚集團壟斷了權力，沒有任何制衡他們的力量。它在周期性的玉石俱焚的農民起義中一次又一次地死去和還魂。今天，官僚利益集團無比地貪婪和徹底地無恥。今天，許多人依靠詛咒來克服他們對於報應的恐懼。可是，詛咒只是恐懼和無力的症候，僅僅依靠詛咒並不能夠阻止“暴民”的節日在哪一天再一次重臨。《血火痴情》這部小說不是詛咒，而是企圖探索文革的社會和歷史動因。
文化大革命曾經將湖南一個17歲的中學生推上了中國思想的舞台，並且將文革的內在思路推向了極端。《血火痴情》是一個當時才12歲的文革親歷者對於文革執着思考的結果，是對於文革歷史動因的初步探索。如果說“傷痕文學”是對於文革聲淚俱下的單純控訴的話；那麼，作者似乎沒有充分正視文革大規模的政治迫害和巨大的歷史災難，沒有正視正是在文革過程中思想和政治專制達於極端的恐怖。也正是這樣，具有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省無聯”的“楊曦光”在文革結束變成了楊小凱之後，走上了和作者不同的思想道路，而楊曦光和楊小凱之間的思路脈絡不僅有跡可尋，而且沒有本質的區別。其思想從根本上來說是激進的自由主義，對權力永遠的懷疑和不屈的批判。我不知道，如果在作者與楊小凱之間展開一場對話的話，展開的將是一場怎樣的對話？作者自己在文革結束後轉向自由派，又由自由派重新回歸左翼立場，因此在自己的思想內部本身必然曾經發生過一場深刻而艱難的對話。
2007年12月26日完稿 作者：曠新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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