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空軍大院《三》 我喜歡用數學的思維分析研究歷史事件，特點是通過子樣預測事件走向，通過子樣看到事件的起因，最後的結果是儘可能地還原歷史。人可以經歷一個時代，但沒有人能經歷這個時代發生的所有事件。一般地說，經歷事件越多，看問題也就越全面，如果這時使用的是科學思維方法，通過少量事件就能看到事物的本質，看到一部清晰全面公正的歷史。 作為軍史研究新解，我曾提出過紅軍幹部與抗日幹部有本質上的不同，參加革命的性質不一樣。紅軍幹部農民起義成份偏多，目標是鬧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翻身求解放，是造成中國內戰內亂動亂的主因。抗日幹部全部是國共合作以後參加革命，目標是同仇敵愾抗擊日本侵略，情形像一九五零年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和上世紀六十年代打的中印邊界反擊戰和七十年代的中越邊界反擊戰，參加的是國際戰爭。主要成員來自共產黨占領區的民眾和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後來中國的現實先是搶占地盤接着是同胞們拼死相殺，我想絕大多數抗日幹部在參加革命的初期是沒有想到的。現在市面上看不到抗日幹部寫的回憶錄，我也曾勸說過空軍大院的老部長們留下一點筆墨，但直到他們去世誰也沒有寫。 紅軍幹部有為中國人民做出貢獻的一面，他們中間大部分都是十幾歲苦孩子，為了家仇私怨走出家鄉，來到外部世界，從此跟着共產黨。但他們確實也有給中國人民帶來災難的一面，主要體現在文革初期亂軍紅軍將領之間派系之爭，以及後來讓全國人民怨聲載道的“太子黨”問題。“太子黨”是紅軍將領林彪跨出先河，以後掌實權的眾將領一擁而上，不用說，這些給中國帶來很長時間的倒退。我個人研究發現，“太子黨”幾乎全部是紅軍幹部所為，樸實善良的網友把我這個抗日幹部的後代也劃成了“太子黨”，說實在的，我還真沒嘗過“太子黨”是什麼味。我這裡不是在說，紅軍幹部的後代不可當將軍，不可進高層機關，而是不可占位太多，多了就成“黨”了。 在看着我長大的空軍大院，唯一的男女作風問題，是紅軍將領所為；將軍們在辦公樓前對罵，是紅軍將領所為；在空軍黨委會上先是互不服氣各吐狂言之後對對立面狂斗狂整，是紅軍將領所為；讓那麼多抗日幹部解放戰爭幹部抗美援朝幹部高高興興進空軍大院，最後含着淚水出去，是紅軍將領所為；互整對立面家屬子女，剝奪他們當兵入黨提幹上大學的權力，是紅軍將領所為；把戰鬥英雄後來的空軍付司令張積慧用繩子捆起來，是紅軍將領所為；最後又搞起了“太子黨”，讓我們其他幹部後代一起背黑鍋。我們生不能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為何還要在歷史上綁在一起。有件事還真讓我想不明白，在互聯網上封殺我和小滄海的不是別人而是這些紅軍將領的後代。一九八五年年初，最後一位紅軍將領空軍司令張廷發批准了有我的名字在內的去西德訪問的申請報告，當時我還挺擔心，怕這位司令認出我是七年前他大筆一揮把正師降為付師西遷潘斯福的兒子潘涌，不過他那時已遇高層整治早已心不在焉簽發最後有數的幾個文件了。 現在的年青人不太理解當時軍人出國有何難，一是國家外匯十分困難，僅有的一點點外匯只夠上層出國訪問，很多軍師老幹部離休之前唯一要求出國訪問一次，回來可買一個免稅二十寸大彩電，但這也很難滿足；二是出國對領導幹部來說都是僧多粥少，對科技人員更是鳳毛麟角了；三是軍人出國還有一道保密政審。空一所反覆權衡以後，決定《飛機維修在中國》論文署名劉雲潘涌，劉云為主發言人，一旦意外，潘涌頂上，所長沈為農高工謝燕生同時出訪。下面簡單介紹一點劉雲謝燕生背景。 劉雲解放前交通大學畢業，航空工程系統文章大牌人物，他當時的年齡比我現在大幾歲，與我的風格十分相似，是爐火純青，別人很難叫板，我一直在幻想，哪年哪月，能像劉雲一樣甩大牌叫大板該多好，看來五十是一道坎。劉雲祖上有一個四合院正對景山公園東門，文革時被人搶占，只給劉雲剩下一間房。謝燕生解放前大學畢業，是空軍最權威的飛行事故分析鑑定專家，他的事故分析鑑定經驗十分豐富。每次空軍出現飛行事故，由他帶領事故檢查組隨同空軍機關幹部最早當天最晚第二天登上等候在南苑機場的專機趕赴事故現場，他會對事故最後結論做出最令人信服的解釋。現在，不少林彪事件史學研究者都對林彪251三叉戟座機墜毀產生種種疑團，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是，對林彪座機空難鑑定的權威性不夠，空軍沒有派出謝燕生參加251三叉戟鑑定而導致現在眾說紛紜。歷史相信權威，權威書寫真正的歷史。 我這人野心很大，喜歡駕馭高手，在強手面前更顯高強。沈為農劉雲謝燕生的年齡比我父親略小兩三歲，當時六十歲。這三人的智慧才學常人無法相比，號稱空軍工程系統“三傑”一點也不為過。我想，這次出訪德國，要是能得到這三人的好評，那麼今後的歲月是海闊任魚躍，天高任鳥飛了。我也始終認為，作為年輕一代，利用出國機會暗中套取高手們的經驗，比溜須拍馬想獲得一官半職要強許多倍，因為今後路還長。我開始了精心的出國準備工作。 不久，空一所唯一的那輛上海轎車幾乎快成了我的專車。先帶老同志去中國照相館照張護照標準像，不過一定要穿便服，由於出國的西裝還沒有來得及做，只有臨時租用，也就是那個照相館給我留下一張從來沒有見過英俊照片。再去空軍著名的三角翼辦公樓設在二層的黨辦外事處交護照照片。空軍黨辦因林彪事件而聞名全國，名稱仍然照舊，但內部早已換了人間。我走進辦公大樓大廳的時候，佇立片刻，用穿着皮鞋的右腳使勁敲敲水磨石地面，聽聽聲音到底有多大。我小時候空軍辦公樓曾傳出一條新聞：一位年青的機關幹部穿着帶鐵釘的皮鞋走在樓道里發出嘀噠嘀噠的均勻響聲，被空軍司令劉亞樓聽到，發了一通無名大火，從此機關幹部沒有人再敢穿帶鐵釘的皮鞋。 接着，按國家統一文件要求做出國預算。當時國家文件規定：出國各種旅費實報實銷，住宿費每人每天不得超過一百馬克，伙食費每人每天五十馬克，節約歸己，另外每人發等值一百五十美元的零用馬克。預算做好後，先到空後財務部開出取款證明，再到前門大街上的中國銀行提取德國馬克，當時用有公章的介紹信就可辦理。 八十年代的國家幹部出國還有專門的制裝費：國家領導人900元，師局幹部700元，一般幹部500元。我領到的500元相當於我四個月的工資，老同志按700元領取。中國服裝業起步先起於西服絕對與七八年國門大開有關。早先，出國人員的西服全部在紅都服裝廠手工量體由定居北京的上海裁縫精心製作，三位老同志的西服好像就是在那訂做的。後來一些膽子大的上海裁縫偷偷在家裡接活製作，他們許多人住在王府井附近，價格要便宜許多。我買了布料以後，走進王府井後面的一條胡同，找到一個說北方話的上海裁縫。那個裁縫手工技藝十分精湛，連上衣的腰部曲線都做出來了，費用三十元。一套好西裝貴在襯托雙肩和腰部體形，進入高檔社交場合十分吸引眼球，給人鶴立雞群的感覺。有一次在北京飯店總參舉行的酒會上，法航小羚羊代表追着我不問別的，只問我的西服在哪做的，我真不好意思說是在一個野店做的。 我向沈所長提議，還應該製作一些幻燈片用來渲染論文效果，不過為了那幾張幻燈片差點讓我在北京市跑斷腿。出於保密的原則，我無法拍攝空軍的維修設施，即使可以拍攝，當時需要翻轉片，那時我還沒有相機呢。我暗暗打算，到德國後先買一架夢想了二十年的蔡司或萊卡相機，我從兒時起，一直在做這個夢。我決定將論文提要做成幻燈字幕，可是像這樣今天幾分鐘就能完成的事我當年卻需要請畫師手工描繪，然後再翻拍。最後的結果終於讓我看到符合國際規格的小型幻燈片，我覺得盡了全力，當時國內就是這個水平。 最後的準備工作還有印名片，出訪不能沒有名片，當年偌大的一個北京城找不到一個印名片的地方，好像個別地方可以收活，必須寄到廣州去印。我萬分無奈，只有再回到空一所，到印刷廠商量能否印些名片。當時空一所印刷廠還有二十幾個排印工人，全部手工鉛字排印，我那個“涌”字很特別，早先需要在下面加一個“力”字，安大和一所印刷廠工人師傅都專門為我存字，我至今忘不了他們。一位老師傅說，可以用書皮紙試一下，就是薄了一點，我說好不好就是它了。後來我在國際上散發名片，各國大航空公司老闆從來沒有見過這麼薄的紙印的名片，一位意大利航空公司老闆給我拍來電報，第一句話就說，你給我的那張小薄紙印象太深刻了。 第一次為領導做出國準備工作還要細上加細，一些細小的事也要考慮。我在準備小禮物的時候，十分注意特色，一些國人覺得珍貴的東西外國人看着很一般，我在美國開酒荘的時候，一個美國老兵送給我一堆象牙筷子，說是七十年代在泰國旅遊時買的。我通過所務處的趙淑蘭打着所長的牌子還準備了兩條中華煙，當然這些煙大家都可以享受。趙淑蘭是空軍大院的歷史人物，曾當過一號台台長。一些空軍大院的機要人物最後的歸宿在空一所，也有在我的辦公室里短兵相接的，不過這些權當花絮流傳，沒有實質性厲害衝突。 空軍翻譯大隊政委老鄭離休前在我的辦公室里當研究員，那時他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上班只是點個卯，我雖出國準備工作繁忙，還是十分留意他的話語。有一次，他指着我的好朋友王興隆說，你別看他現在對人都是一付笑臉，給曹里懷當秘書的時候可不是這樣。林彪事件前，空直機關也搞過野營拉練，翻譯隊拉練已經幾天沒有好好吃上一頓飯了，向王秘書請示能不能全隊修整一下，搞點肉吃，王秘書回答說，現在是什麼時候，你們還想吃肉！曹里懷一直是空軍中將付司令，林彪事件後是空軍五人領導小組負責人。我想王秘書當年只有三十多歲，正是春風得意的時候，不順的是曹里懷很快被人拿下，王秘書空軍後文革時被安排到空一所當圖書管理員，直到退休。 一九八五年三月初春，我們四人終於登上了由北京飛往法國法蘭克福的民航班機，訪問期為十五天。說也奇怪，我從來沒有乘坐過民航班機，第一次坐，居然是國際航班。出訪的那天，我特別激動，半夜裡開始起來打起領帶，熟睡的妻子驚醒過來好驚訝。也是那次航班，我第一次見到雪碧可口可樂，開始還等着空中小姐服務，後來服務長廣播，國際航班飲料乘客隨意享用，我開始一罐接一罐不停地喝，那時見到的可樂罐很小，只有現在的一半大，我還給坐在後面的老同志不斷取可樂喝，他們對自己取飲料喝不太習慣。航班快到的時候，服務長拿出剩餘的盒飯給大家吃，嘴裡不停地說：多吃點，下了飛機就要自己花錢了。當時國內還很貧窮，雖然坐飛機的都是政府各級官員，生活拮据程度與北京普通市民沒有太大的差別。 可能政府官員出訪人數增長太快，西德大使館武官處已不再派人到機場迎接，改為由武官直接上旅館登門歡迎問候。我們到達法蘭克福後當天乘火車去了多爾多夫市，那是我們出席會議的地方。不論是誰到一新地都容易被宰一刀，我們也是一樣，被德國出租車司機拉到一個昂貴的假日旅館，每人住宿一夜200馬克，所長決定暫住一晚，第二天再找新處，我隨後向大使館報告我們安全到達。第二天一早，武官就趕到旅館，他高高的個子，六十出頭，剛一進旅館門，開車的司機噗哧把一口痰吐在大廳的地毯上，武官好不高興，說今天是來見空一所沈所長，我們得涵養高些。聽到這些話語，我差點沒笑暈過去。 我們換完旅館的第二天，沈所長要我陪他去波恩中國大使館拜見安致遠大使，說空軍付參謀長姚俊有封親筆信和三百美金帶給安大使，當時是美元換馬克的好時機，比值一比一點七，這時我才知道姚俊和安致遠是親家。安致遠是大名鼎鼎的外交家，常駐蘇聯，負責棘手的中蘇外交事物，我常看人民日報，早早就知道他的名字。波恩使館不太難找，修建的風格很像中國傳統建築。我們在傳達室通報姓名等候的時候，聽到工作人員電話中說送一包中華牌香煙過來，沈所長來了，對方說昨天剛給一包怎麼今天又要？原來我們國內外都打着沈所長的牌子混中華煙。 我和沈所長是被分開召見的，我同安大使只打了一個照面，感覺他已顯老態，渾身臃腫，看起來不太健康。付武官陪同我在一個客廳里聊天，他近五十歲，文革前畢業於解放軍南京外語學院。他不斷請我吃腰果，說這玩意國內目前還吃不到。過了一會，沈所長回來了，付武官問沈所長是否想留下來吃午飯，不過要交六個馬克，沈所長毫不猶豫說“吃”。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沈所長辦事十分精煉，不能因為六個馬克讓人看出這人不大度。 我們到了大使館餐廳，這時我發現同國內大食堂一摸一樣，一摞大碗，一堆白竹筷，使館工作人員陸續進來一人取一碗兩筷，在飯桌上等候，就差敲碗了。不一會兒，戴白帽廚師用國內食堂常用的搪瓷盆端進一大盆燉牛肉和一盆白米飯，沒有一點蔬菜。工作人員還算客氣，讓我們客人先盛牛肉和米飯，隨便吃。吃到一半的時候，個子高高的武官提着一個東歐酒瓶走過來，已顯醉意，說酒是匈牙利的果酒，很好喝，讓所長和我一人嘗一點，他說他二十多年來一直在東歐當武官，這次是最後一任了。 12/27/2008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