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先生均鑒： 我這封信到達先生之前，我已經死了，我在死前，決不給先生這封信，因為我是一個待決之囚，不好妄談時政，而且恐怕別人批評我藉妄異寬宥赦，等於搖尾乞憐。我自命是一個男子漢，生死等閒視之。先生能夠原諒我與否？這是先生自己的事，我不願在死之前，作這種無聊的事。 我雖然死，我決不對先生有什麼怨詞。先生置我於死，自然有許多理由，或者因為我以前隨汪先生反過先生，或者因為參加南京的組織，或者因為國際的關係，或者因為國內政治的關係，甚至或者因為恐怕我將來對於國內統一是一個障礙。凡此理由，都可以使我死。而以上幾種理由，我都願意接受。我這幾年來及於我的主張而來南京，無非希望對汪先生有所補救，更對國家有所補救。一方面希望無負於國，一方面希望無負於黨，更希望無負於先生，同時也希望無負於汪先生。這種處境我是很困難的，而這種用心也是很悲苦的。我說這些話，我不是還希望先生原諒，現在就是先生原諒，也來不及了。不過我在民國二十一年曾對汪夫人說：“ 我從今以後不再反蔣。”這句說話，我對自己要負責任的，這是表示我自己的責任，和回應我死而無怨一句話。 我的自白書內無句不是事實，我在政治上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誑語，先生看過之後，就可以知道我的心跡。現在事已過去，也不必談。我心內所懸懸放不下的還是一個共產黨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關繫到國家前途，關繫到黨的前途，更關繫到先生的前途。我雖然死，不得不儘量和先生說，或者死之言可以使先生動聽，也未可知。 現在世界上的反共陣營一個個在那裡崩潰，德國是覆亡了，意大利是削弱了，日本也投向了。希特勒他們的覆亡是有利有的，我看他們的失敗，不失敗於反共，而失敗於方法。舉希特勒為例罷，他的目的是在蘇聯，因為對付蘇聯恐怕力量不夠，於是現行在國內樹威，繼而吞併奧大利，捷克，波蘭，企圖養精蓄銳，一舉而摧共產黨的壁壘。然而因為這樣，惹起英法的恐怖，反而與蘇聯聯合了，致有今日德國的覆亡。日本也不例外，因懼怕蘇聯而侵略東北，因侵略東北而惹起中國的恐怖。以後更有上海之役、塘沽事變、盧溝橋事變，於是引起八年戰禍，更因此而引起了太平洋戰爭，以致根本失敗。雖然日本以反共自命，終之反與蘇聯妥洽，似與德國不同，但失敗的路線是和德國毫無異致，都是想自己先培養實力，穩固陣地，然後蘇聯。但在對蘇之前，以使別國恐怖，別國受害，終之惹起公憤，反過來先對這些侵略國家，而蘇聯反可以從容應付，坐收最後勝利。 中國情形自然和德日不同，中國僅是反共，商談不到對蘇，僅是自衛，而不是攻擊，中國決不會像德日兩國先要侵略別的國家來培養實力，穩固陣營，致惹起別國的恐怖和反對，然而中國也有特別危險的情形，那就是國家因為科學和教育落後，國家的組織力還不及德日，農村還停滯在封建農業時期，而工業還停滯在家庭資本時期，（例如較大的工業，都是家族關係多，社會關係少，就是一個證明。）以這樣的組織碰到共產黨的組織和宣傳，又加上恐怕的行動，就很容易潰散。 現在聽見有許多人說：英美是不怕共產主義的，我們如果民主，我們也有辦法。談這種話的完全是皮相之談，英美人民有深長的資本主義歷史和思想，農人是一種中產階級，和共產主義，格格不入。不用說，就是工人，他們都有躍為資本家的希望，每個人都有享受中產階級生活的機會和希望。他們用不着一個黨和一個政府的指導，不然就可以抵抗共產黨，英美的工會共產黨絕對不能插足，發揮力量，中國可就不是那回事了。 首先就中國的歷史說罷，除了歷代外患和篡奪與中國的社會無關外，秦末的陳涉，西漢的赤眉，東漢的黃巾，乃至明末的流寇，凡禍亂之起，都起於貧農。他們的崛起，儼然政治不良為對象。不過中國在歷史上無論何時，政治的清明時期都很短，其原因在於士大夫的階級和人民隔離太遠，再則地方制度始終沒有確立而官吏太無保障，凡做官的人——除了少數清流以外——除了向人民壓迫之外，他們沒有方法生存，更沒有方法保障下台後的生活。人民既然沒有地方制度，和真正的預算，他們無法保障自己。 因此政府和人民無時不處在對立的狀態，一有饑饉或有人禍，必定起而暴動。這是中國數千年的史實，而現在的情形也絲毫沒有進步，因此中國共產黨特別在中國生存、發展、乃至於成了今日的情形，未嘗不踏在歷史上的轍跡。不過共產黨更有一種主義作核心，更有一種組織作推動罷了。 ------------------------- “父親臨刑前，和檢察官有一段從容大度的對話。在場記者群將之紛紛載諸各報刊，其中均提及父親說有一封未完成的信給蔣先生。父親去世後，遺屬在監獄領回之遺物中，得到該信的抄本。諒系監獄中之同情者，在將原信呈交司法行政部前，將此抄本交其遺屬。觀其內容及語氣，與父親一貫思想和作風吻合，刪改之可能性很少。所以，將抄本全文，在這附錄刊出。 陳干 識” （編者按：此信原本，據云已呈交司法行政部，本書之附錄，系據陳干先生所藏抄本排印，故請陳先生附識於信末，略述抄本的來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