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這篇文章來源於對三個數字的疑問。 第一個數字是1573年—1582年，即明萬曆初年到萬曆十年，明帝國太倉庫的歲收入達到了前所未有的400萬兩白銀。中國歷史上的那十年，是屬於張居正的時代，通過這十年的努力，明帝國積累了大量財富，開銷了後期萬曆三大征的巨額軍事費用。從某種角度上說，張居正的經濟改革推遲了明帝國經濟崩潰至少半個世紀的時間。 第二個數字是1639年到1644年，即明崇禎十二年到崇禎十七年，明帝國的三餉加派達到了歲1600多萬兩白銀。對外需要防禦滿洲鐵騎的入侵，對內需要鎮壓農民義軍的叛亂，帝國採取這種涸澤而漁的做法，不但沒有平息戰亂，反而將良善百姓逼到了流寇一邊。歷史上規模最盛大的農民義軍最終也攻進了北京城，結束了明王朝的統治。 而第三個數字是1661年到1673年，即清康熙初年到康熙十三年。其時，三藩所在地（雲貴、廣東、福建）糧餉達到了歲2000萬兩。給清政府財政造成了很大的負擔，當時評價為“天下財賦，半耗於三藩”。可見清康熙初年歲收入至少超過2000萬兩。 分開來看，這三個數字尚屬正常。但聯繫起來看，這三個數字就大大的有問題了。為什麼清康熙年間的稅收能夠這麼多又沒有引起農民起義呢？更何況，清康熙年間的生產力是遠遠不如明萬曆，甚至明崇禎年間的。 明清交替，不是和平演變，而是數十年的全國大動亂。明末內外交困，國家疲敝不堪。在外，首先是萬曆三大征耗盡國力，接着努爾哈赤崛起於白山黑水，不久明軍大敗於薩爾滸，進而失去遼東，遼西告急，靠着袁崇煥好不容易守住了寧遠城，女真人又五次繞過山海關進犯，騷擾內地。遼餉軍費開支巨大，國庫長期空虛無力應付。在內，天災人禍，連綿不絕，導致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農民起義，帝國全力以赴進行了十多年的剿寇，還是不能阻止流寇的壯大，最終明帝國也亡於流寇之手。繼而清兵入關，大清也沒功夫閒着，一方面驅逐大順，一方面角力南明，又是多年征戰，方得來一個貌似穩定的國內政局，可惜生息養民沒多久，康熙年間三藩又亂，清帝國不得不出兵平復。 從萬曆末年到康熙年間，國家長期處於戰爭狀態，大明和大清作戰、大明和大順作戰、大清與大順作戰、大清和南明作戰，戰亂狂潮影響到了中國每一個地方。這數十年的動盪不安，導致人口和耕地的大量減少。 從經濟眼光來看，失去的耕地和人口就意味着國家收入的驟減，以及短期內難以恢復元氣。 萬曆中期，其耕地和人口差不多達到了明帝國歷史最高峰，而這個數值，直到清雍正乾隆年間才得以恢復。所以，對於以田賦為主要收入的明清兩代來說，國家收入自然當以萬曆為最多，崇禎次之，而順治、康熙更次之。 明萬曆初年歲收入400萬兩就可為後世所稱頌，明崇禎三餉歲2000萬兩就叫做耗盡國力，以至亡國，可為什麼在人口和耕地大量減少後的清康熙年間，歲收入遠超2000萬兩卻沒有引起任何暴動，民眾似乎還在安享太平呢？ 本文試圖通過史料來解釋這些疑問，主要就明清稅收結構、收入和開支之不同處展開論述。 - 主要參考書目是梁方仲之《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稅統計》，黃仁宇之《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稅收》以及一些相關的研究論文。 2.稅收結構 我們首先來看下表。 明清戶、口、畝比較略表 年度; 公元（年）; 戶數（戶）; 口數（口）; 田地（畝） 神宗萬曆六年; 1578; 10,621,436; 60,692,856; 701,397,628 神宗萬曆三十年; 1602; 10,030,241; 56,305,050; 1,161,894,800 光宗泰昌元年; 1620; 9,835,426; 51,655,459; 743,931,900 熹宗天啟六年; 1626; 9,835,426; 51,655,459; 743,931,900 思宗崇禎年間 ——————------------------------783,752,400 順治十二年;1655; ——14,033,900; 38,771,991 順治十八年;1661;　——19,137,652; 526,502,829 康熙十二年;1673; ——19,393,587; 541,562,783 康熙十九年;1680; ——17,094,637; 522,766,687 康熙二十四年;1685; ——20,341,738; 589,162,300 康熙四十年; 1701; ——20,411,163; 598,698,565 康熙五十年1711; ——24,621,324; 693,034,434 康熙六十年; 1721; ——25,616,209; 735,645,059 y 世宗雍正二年1724; ——26,111,953; 890,647,525 摘自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稅統計》 從以上表格可以看出，明代在萬曆年間達到了人口和田地的最高峰，明清交替之際人口與耕地銳減，在順治時期達到了人口和田地的最低值。耕地數量直到雍正年間才恢復萬曆時候的水準，人口的恢復則更晚到了乾隆年間。於是可以認定，清初時期的總稅收至少是不高於明中後期總稅收的。 明代的財政收入主要由田賦和力役組成，輔以其他鹽科、礦稅、工商雜稅等等。田賦是以糧食為單位上繳，力役是以勞動力的形式徵收，糧食不是集中運輸到中央再向地方進行分配，而是大部分當地處理，小部分在南方和北方內部流動。每年只有四百萬石通過漕運從南方運送到北京，以解決北方產糧不足的問題。漕運付出的成本往往數倍於所運送貨物的價值，但為了維持帝國首都的正常運轉，是不計損失的。 明代的稅收不是以白銀為結算單位的，為了討論方便，我們不妨按照黃仁宇在《十六世紀明代中國財政與稅收》的換算，明帝國田賦正額總值略高於2100萬兩，役折合成銀兩約為1000多萬兩。除了田賦正稅和力役之外，還有一些工商業收入、鹽的專賣、礦銀收入、國際貿易收入等等，這些收入大約有380萬兩。那麼，明帝國中期的年度財政總收入就是大約3500萬兩白銀。 清帝國的財政結構也和明帝國相似，只是將大部分田賦和力役以白銀為單位上繳，白銀的運輸比糧食要方便，損耗也很小，更有利於二次分配，所以表現出比明帝國更多的白銀稅收，但清帝國總收入未必大大多於明帝國總收入。 明清兩代平均負擔錢糧數表 年代; 口數; 征糧（石）; 征銀（兩）; 每口負擔糧（升）; 每口負擔銀（分） 明太祖朝; 58,323,933; 28,734,250; -- 49.27 ;　 成祖朝; 53,165,705; 31,824,023; -- 59.86 ;　 仁宗朝; 52,083,651; 31,800,243; -- 61.06 ;　 宣宗朝; 51,468,284; 30,182,233; --58.64 ;　 英宗朝（正統）; 52,730,601; 26,871,152; --50.96; 　 代宗朝（景泰）; 53,578,081; 25,665,311; --47.90; 　 英宗朝（天順）; 54,325,757; 26,363,318 ;--48.53; 　 憲宗朝; 62,361,424; 26,469,200; --42.44 ;　 孝宗朝; 51,152,428; 27,707,885; --54.17; 　 武宗朝; 60,078,336; 26,794,024; --44.60; 世宗朝; 62,594,775; 22,850,535; --36.51; 穆宗朝; 62,537,419; 24,068,189; --38.49; 神宗朝; 56,305,050; 28,369,247; --50.38; 熹宗朝; 51,655,459; 25,793,645; --45.93; 清順治十八年; 21,068,609; 6,479,465; 21,576,006; 30.75; 102.41 康熙二十四年; 23,411,448; 4,331,131; 24,449,724; 18.50; 104.43 雍正二年; 25,284,818; 4,731,400; 26,362,541; 18.71; 104.26 乾隆十八年; 102,750,000; 8,406,422; 29,611,201; 8.18; 28.82 乾隆三十一年; 209,839,546; 8,317,735; 29,917,761; 3.96; 14.26 摘自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稅統計》 由上表我們可以看出，清代的賦稅以白銀和糧食為主，雖然白銀量大大高於明代，可糧食量遠低於明代，從數據上看，清代和明代老百姓的負擔並不會相差太多。 明帝國和清帝國財政結構主要差別在於清帝國將部分田賦與力役折算成了白銀來繳納，這是有歷史原因的。中國宋代的白銀積累到相當數量，卻在元代因為貿易和掠奪大量流失，明初時期國內的白銀量嚴重不足，甚至到明中期英宗歲收一百萬兩金花銀時，因為這一百萬兩白銀在徵收和運輸的幾個月過程中離開了流通領域，導致社會白銀不足而引起市場紊亂。而到明後期，美洲與日本的白銀被開採以及通過海外貿易大量流入中國，為白銀作為國家貨幣單位提供了必要條件，張居正進行“一條鞭法”的改革也是基於這個現實情況，到了清代各種條件具備，自然水到渠成，政府便以白銀為貨幣單位徵收各項稅收了。 明清兩代遵循相同的財政制度，稅收結構也就相似，只是因為白銀的大量流入才會改收糧食為白銀，造成了帳面上的巨大差異。 3.收入簡析 以上我們分析了明清的財政結構，其稅收主要來源是一致的，所以其總收入也是差不多的，但清政府往往表現出比明政府更多資金投入賑災和治水事業中，除了國際貿易導致國內白銀數量顯著增加的因素外，還有通貨膨脹的原因，這些都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在推動。對於後人來說，我們更加關注的是清代在遵循明制的基礎上，又進行了哪些調整和改變。 同樣是田賦稅收，明代前期和後期又有所不同，其中主要在於軍屯的演變。 軍屯是和明代兵制有着密切聯繫的，軍屯的失敗可以說是明代兵制問題的產物。軍屯是一種理想化的模式，讓士兵在國家有危險的時候與敵人戰鬥，在國家和平時期能夠種田自給自足，還夠上繳國庫。作為某個歷史時期的權益政策，軍屯無可厚非，但畢竟非長久之計，軍屯極大的削弱了士兵的戰鬥力，也不能夠完全挖掘耕田的生產潛力，明初這些弊端還不明顯，但隨着國家承平已久，管理鬆懈，承載軍屯的衛所衰敗，負責軍屯的士兵大量逃亡，軍官們反而樂得虛報士兵數量以貪污糧餉，而軍屯的田地也漸漸被占據。於是明初能夠為國家貢獻相當數量收入的軍屯到了明末非但不能充盈國庫，反成了國家的財政負擔。 和軍屯一樣，宗室也是經歷了較大的演變過程發展成為帝國的重擔。凡開國之初，必定有一些皇親國戚需要安置，怎麼安置這批屬於特權階層的人，是每個開國政府的大問題。在封建時代，兒子們分割國家的不同領地，並在當地實行獨立財政、軍事和行政的統治，這顯然不利於國家的穩定。根據歷史的經驗，將這些人全部置於政府機關是不合適的，他們缺乏執政能力，又很容易拉幫結派，一旦形成貴族階層壟斷朝政，將是對帝國莫大的傷害。明帝國的做法是賦予他們高貴的社會地位和諸如免稅等特權，給予他們足夠的經濟支持，但不允許他們介入科舉，也不允許他們進入朝堂。在明初，皇親國戚的數量還不多，國家財政養着他們綽綽有餘，到了明代中後期，這批人已經發展成為驚人的數以十萬計的龐大隊伍。這樣一批貴族，因為不允許在政治有所作為，就把注意力轉向了財富，他們仗着自己的特權，肆無忌憚的占據耕地，並且以瘋狂的速度繁衍。權貴、豪強、貪官一起消耗了大量國家財富。 相對於明代軍屯的衰敗與貴族的掠奪，清代在這方面進行了改變，增加了自己的財政收入。 清代廢止了明代的軍屯和制，耕地始終交到農民手上，從而保證了耕地帶來的固定收入。 . 明代採取的都是強幹弱支的制度，首都是絕對的政治中心毋庸置疑，軍事方面，除了關鍵的邊防外，主要在首都保持一支龐大的精銳部隊，以在必要的時候派遣軍隊到任何需要的地方去。地方上，行政和軍事完全分開，造反或者獨立的能力相當薄弱，但這種自廢武功的做法避免了地方擅權，卻難以應付帝國的內憂外患。隨着明代農民起義、倭寇擾邊、蒙古、滿洲的入侵危害日益嚴重，明政府不得不從中央派遣人員，以兵部官員兼御史的身份擔任巡撫、總督、督師、經略等暫時性的高級軍事職位，負責一個或幾個地區的軍務，完成剿匪、抗敵等任務後，人員則調回中央。清代在繼承明制的基礎上，做法又有所不同，主要是將督撫制度固定了下來，相對來說強化了地方的權力，既迴避了軍屯的弊端，又使得軍制更加符合實際。 和明代宗室一樣，數十万旗人與大量降臣也是清政府特殊關照的群體。清政府在這點上做得比較明智，第一是開國時候的承諾始終言而有信，對待降臣給予一定的待遇。第二是除了八個鐵帽子王世襲外，其他人員爵位都是逐代漸減，始終把特權群體的人數控制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內。總的來說，明代的教訓還是給予了清代不少改變的。雖然，總的來看，因為特殊關照，旗人大都迅速墮落為無用之寄生蟲，清之滅亡反而是旗人的解脫了。 另外還有關稅的收入，清代比明代收入上升了不少，在國家財政中占據了一定比例。大概是清代對於海外貿易控制比明代更加強一些。儘管如此，關稅仍然是明清兩代的重要遺漏。這也就是清末為什麼關稅權被西方人控制後，關稅收入反而比以前掌握在清政府官員手中還要多得多的原因了。失去了主權，卻得到了更多的受益，在清政府來說這是一個意外，在後人看來，這是政府長期以來，對關稅及其不重視而導致大量國有資產流失的明證。至於鹽課的收入上升，是隨着人口增加必然增加的。 鹽課收入 年度; 公元; 銀兩（萬） 順治二年; 1645; 56 順治九年; 1652; 212 康熙二十一年; 1682; 276 雍正三年; 1725; 443 關稅收入 年度; 公元; 銀兩（萬） 順治九年; 1652; 100 康熙二十四年; 1685; 120 雍正三年; 1725; 135 乾隆十八年; 1753; 433 摘自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 明代在軍屯和宗室皇莊等方面占據了大量的耕地，很大一部分正常賦稅無法上繳國庫。這種現象是明代軍事制度和貴族政策確立和演變造成的，也是明政府漸漸走向腐敗的必然結果。 4.開支簡析 清初的財政開支可以分為短期和中期兩個方面來分析。 從短期看，對於清政府來說，一旦進入北京城，首先是避免的遼餉的巨大開支。遼餉是萬曆年間開始徵收的，主要用於對付遼東崛起的滿洲軍事威脅，開支巨大。而明帝國的毀滅，清兵的入關，就意味着遼患的消失。從遼餉來看，清政府每年比明末政府的財政負擔減少了將近千萬兩。 明末遼餉加派 年代; 遼餉（兩）; 田賦加派（兩）; 雜項加派（兩）; 鹽課加派（兩）; 關稅加派(兩) 萬曆47年; 2,000,031; 2,000,031; 　　　 萬曆48年; 5,200,062; 5,200,062 　　　 天啟元年; 4,456,186; 4,251,513; 116,006; 59,425; 29,242 天啟七年; 5,450,120; 3,610,000; 1,100,000 ; 540,000; 200,120 崇禎元年; 3,910,000; 3,000,000; 600,000; 210,000 ;100,000 摘自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稅統計》 當然，我們所要分析的是清初階段和明末時期的開支比較。其主要區別在於清代皇室開支的縮小，以及對公共事業的投入。 據統計，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皇室開支尚不及明朝一個內廷官署的經費，而從康熙元年到前述年代的三十五年間，皇室支出總額更是在明朝皇室一年的經費以下。 據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大學士」等調查報告，把明清兩朝皇室支出列表如下。 明清皇室開支比較 項目; 明朝; 清朝 租稅收入充當宮廷經費的數額: 969,400兩; 無 光祿寺支出中所包含的宮廷費用: 240,000兩; 30,000兩 宮廷使用的木材數: 26,860,000斤; 70,000斤 宮廷使用的薪炭數: 12,080,000斤; 1,000,000斤 宮廷使用的輿轎、花毯費用: 28,000兩; 無 摘自《清代的財政經濟政策》 雖然以上數據只列出了很少內容的比較，但也可以大致看出清廷的開銷遠遠低於明廷的開銷，這還不算明後期皇莊有三、四萬頃，而清廷不過數千頃。 在皇室開銷中，最主要的是清代廢除了明代獨有的二十四衙門，明代後期十萬記的宦官、宮女在清代只有四、五百人，既節約了大量開支，又避免的宦官及其機構的弊政。 清代財政節省下來的開支主要投入賑災和治水方面，清代中期的荒政可算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期，政府投入大，賑災制度化，一切有條不紊，確實也救活了不少人。 清初賑災項目和金額 項目; 金額（萬兩）; 米谷（萬石） 康熙四十九年陝甘賑災: 500餘 乾隆七年江蘇安徽賑災: 738; 239 乾隆十二年山東水災: 170餘; 90餘 乾隆十八年高郵水災: 400; 110 乾隆五十年各省賑災: 1000餘 清初治水項目和金額 項目金額（萬兩） 康熙十六年南河大修: 250 康熙十六年南河蕭家渡:120 乾隆七年江南石林口:190 乾隆十八年江寧張家馬路:100 乾隆四十四年儀封河工: 560 乾隆四十七年蘭陽河工: 945.3 摘自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 削減皇室開銷，資金流向公共事業，治水和賑災投入絕非沒有回報，賑災保證了社會的穩定，也保證了勞動力的延續納稅能力，為清帝國穩定稅收創造了必要條件。這是清代比明代要強的地方。 5. 清襲明制，仍然維持了以田賦、力役為主，鹽課、工商雜稅、關稅等為輔的稅收結構，這也就決定了清代的經濟基礎不會發生顯著變化。從明到清，其間最大的差異是繳稅從糧食漸漸演變成白銀，大約從明代中期開始，美洲和日本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漸漸白銀成為官方和民間的公共貨幣，這也是明萬曆年間有張居正實施一條鞭法的貨幣基礎，將部分田賦需要交納的糧食和力役需要付出的勞動力以白銀的形式上繳，但有明一代，一條鞭法始終沒有得到徹底的推行，直至清代，才算真正實施了一條鞭法。 相對明代後期日益緊張、甚至長期出現財政赤字的明政府，清政府顯然在很多方面進行了改善。主要表現在大幅縮減了皇室開支，廢除明代後期完全無益的屯田制度，並且鼓勵生產，穩定賦稅。因此清政府比明政府有更多的儲備資金，這部分資金一部分用於擴大國家領土的征服戰爭，一部分流入公共事業建設當中，如水利、修路、賑災等等，對國家的強大和穩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總的來看，明清兩代仍然是嚴重依賴田賦和人口產生的收入，沒有試圖開拓其他財源，對商業和外貿決不鼓勵，於成本巨大的漕運也一直無法有效解決。而士兵之軍費的消耗，始終占到了總收入的一半以上，可謂以“軍餉”為中心的財政開支。因為經常性維持巨額費用的開支，明清兩代都缺乏更多的資金投入到改善交通、提高福利、科研投入、改進國民素質和醫療衛生等事業當中。 當然，這些財政特點並不是明清所獨有，而是中國曆朝歷代共有的，帝國政府收稅目的從來不是最大程度的聚斂財富，政府只需要維持國家穩定所需要的基本開支，所以一支龐大數量的、用於對抗入侵的外族敵人、鎮壓國內的反抗者的軍隊是必要的，這也就是為什麼軍事開支從來占到了各朝代國家收入的一半以上。 除了軍餉外，政府還預算了皇室開支、官員俸祿、行政費用，以及部分儲備資金以應付緊急情況，這就構成了國家開支的全部，也間接決定了國家稅收的數量。文官集團似乎從來都覺得以其他名目向國民徵收更多的賦稅就是暴政了。 以今天的目光來看，中國古代財政政策是保守和消極的，這種財政制度和治國理念與傳統思想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或者正是因為這些才導致了中國在近代的落後，但同樣，傳統思想和制度也使中國文明得以數千年的傳承，建立起了數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龐大帝國，其功過得失，或許不是我們這個浮躁的時代能夠給予客觀公正評價的。 再回到明清的財政制度上來，從財政結構上看，明清的制度相仿，表面上最大的區別是明稅收以糧為主，清稅收以銀為主，但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有了白銀的大量流入，則銀本位的經濟政策有了貨幣基礎，改制不會有太多阻力，一切只是水到渠成。 清代財政沿襲明代一貫的穩定性，卻也繼承了其缺乏活力的特點。雖然財政結構沒有太多變化，可從明清財政收支的比較來看，明代後期效率低下的軍屯、耗資巨大的皇室開支被清代廢除，為清政府節省了大量政府預算。 軍屯的浪費、皇室的奢侈、宗室的龐大這些弊端顯而易見，清政府做起來也很順利，就這麼幾件容易操作又效果顯著的事情，為什麼改革始終不能出現在明代呢？ 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就軍屯來看，明初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太祖自誇“吾養兵百萬，要不費百姓一粒米”的軍屯，卻不可避免的隨着衛所的衰敗與政治的腐敗而走向沒落，改革勢在必行。可是軍屯已經被賦予不可動搖之祖制的意義，是太祖理想之國家模式中不可或缺的環節，從這方面看，改革幾乎是明代不可完成的任務。 皇室與宗室的開支也是同樣道理。無論從後世看來怎樣不可思議的制度，在當時卻總是“存在必然合理”，甚至“合理”到不容置疑，這種現象既有習俗的力量，也有賴以制度而形成利益集團的作用。一個不合理制度能夠長期存在，除了許多個人被制度化外，也有既得利益者們有意或無意的捍衛。 當然，拿明帝國的末代王朝和清帝國的開國王朝相比較，不能夠公正評價兩個朝代的優劣。但從世界歷史角度來看，明末和清初是屬於同一時間範疇，而清末所面對的是古代國家面向近代國家的轉型，是工業化列強國家對中國的掠奪，是受到德國和印度拋棄銀本位貨幣制度的嚴重影響，雖然清帝國延續了財政先破產然後亡國的一貫模式，可總的來看，清末和近代、世界緊密聯繫在一起，面對的局面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清帝國末期與明帝國末期，至少在財政上，是不具備可比性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