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時期劉少奇與毛澤東的主要分歧 劉少奇的右傾在天津工商界座談會上開始，鼓吹“剝削在一定的條件下是進步的，正當的，合法的”“剝削有功、有罪，但功大於罪”的講話；這個時期的劉少奇先批判山西省委合作化報告；鼓吹先有機械化後有合作化、先有工業化後有社會主義改造；關於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遙遠、將來的事情，黨在現階段的根本方針和 任務是“確保私有”、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 這些就是我們現在流行的對劉少奇的基本認識。 這些想法最後被全黨否定（或者被毛澤東否定了），但是劉少奇並沒有受到影響和清算，倒是反對劉少奇的高崗氣不過自殺了。從一九五六年“八大”起，劉少奇和鄧小平被推到第一線，毛自己退居二線。毛澤東以國家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任為由提議由劉少奇擔任。 到了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寧會議以後，突然 一反常態，處處表現出很“左”。在隨後的大躍進中，由一個反對搞農業合作化，變成了極力搞“共產主義大公社”的人。他不顧當時我國的客觀實際情況，歪曲黨 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精神實質，只講多快，不講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標；大肆浮誇虛報；只講敢想敢幹，不講科學分析；只要頭腦熱，不要頭腦冷；只講苦幹蠻 干，挑燈夜戰，不講實幹巧幹和勞逸結合；只施強迫命令，瞎指揮，不走群眾路線和耐心的群眾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大肆鼓吹“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社會”，大割“資本主義尾巴”，把社員的自留地、部分生產工具、樹木、房屋等等一律歸人民公社所有；大肆取消集體所有制，實行全民所有制，實行平均主義的 “供給制”。大搞一平二調三收款，這就是“官僚主義、強迫命令、 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等五股歪風。劉少奇是“五風”的鼓吹者，是“五風”的源頭。 第三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勝利之後，劉少奇認為：在我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基本解決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也已 經解決了。他並沒有象毛澤東同志那樣堅持用對立統一規律的宇宙觀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勝利之後的我國社會裡兩個階級、兩條道 路的矛盾和鬥爭問題，保持清醒和正確的認識。歷史發展的實踐證明，直至今天，無論從國內還是國際範圍講，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鬥爭，仍然沒有真正 得到解決，並且這一鬥爭還將長期繼續進行下去。 到了一九六二年劉少奇再次返回自己的右傾老路，要求全部解散公社，又遭到毛澤東的反對。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的大方向沒有錯，但是執行過程中被扭曲，毛認為。一些幹部，走上領導崗位後，滋長了享樂主義、官僚主 義。有性質惡劣的，如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污受賄案；有的領導幹部，一搞運動，就把矛頭指向黨外人士、 指向群眾，老虎屁股摸不得！搞一言堂，搞愚民政策，宣揚黨是絕對正確、絕對一致、絕對權威；對缺點、錯誤、腐敗，不許批評揭露。群眾一提意見，就是反黨反 社會主義，向革命群眾實行圍攻批鬥，甚至動用專政工具。毛澤東認為，這些都是危險的信號，這是敵我矛盾，運動的重點就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發動群眾就是要整我們這個黨。中心問題是整黨，不然無法辦，不整黨沒有希望。 劉少奇再次掛帥搞四清。 但是， 劉少奇主要反對地主富農，毛澤東認為，地富是後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 過的，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幹部問題，就是要發動群眾幫助我們整黨。 這時，毛澤東認為“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的危險就是來自黨內的“同路人”！正是從這些“同路人”的行徑中，毛澤東認為在黨內存在着資 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是客觀存在的。總結出來的總路線：社會主義時期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 在這個過渡時期存在着時期存在着階級矛盾、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 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 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一直維持到劉少奇去世，毛澤東劉少奇決裂的原因是老紅衛兵問題，也就是中央決定文革，還是劉少奇主持，劉發動幹部子弟打擊地主富農成份不好的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同時鎮壓敢於反抗的底層群眾。毛澤東忍無可忍， 貼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 並且把這些幹部子弟塞進了監獄。毛澤東文革中把共產黨官僚整個推倒自己的對立面，新產生的造反派蛻變的速度比舊的官僚還要快，並且很快同官僚同流合污，文革最終以毛澤東失敗而告終，監獄中的高級幹部子弟不得不釋放，並且逐漸占據共產黨的要害部門， 響應毛澤東的激進青年遭到殘酷鎮壓。 冒昧一次，歡迎拍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