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不同抗戰觀念的衝突 作者：黃道炫 1936年底發生的西安事變，長期來人們已習慣於把它看成是抗戰與妥協兩種不同觀念衝突的結果，是由妥協走向抗戰的重要轉折。近年，隨着越來越多史料的公諸於眾，隨着研究的不斷深入，這一觀點的基礎有所動搖。本文認為，導致西安事變發生的關鍵因素不在於是否抗戰，而在於如何抗戰，蔣介石與張學良、中共之間最根本的分歧在於兩條抗戰道路即全面抗戰和片面抗戰觀念上的衝突。 一 西安事變前，國共兩黨及國內各政治力量間在對日抵抗態度上逐漸趨於一致。隨着日本侵略的步步加深，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越來越痛感日本侵略對其生存、發展的巨大威脅，維護政權及民族的生存權利，成為具有濃厚民族意識的蔣介石無法忽視的任務。從1934年開始，蔣對未來對日作戰就有一系列設想及準備，這一年，他曾作出判斷：“第二次世界大戰——即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頭，……臨到我們頭上！……現在可供我們準備的期間，恐怕最多也只有三年。”[1]強調：“現在國家的長城已經為外人所占了，今後就是要靠我們全國的軍人能夠做國家的長城，我們要能盡到長城的責任，就務必隨時隨地用盡我們的心力、體力，一刻不停，絲毫不苟地來準備一切。”[2]次年召開的國民黨五大上，蔣明確談到，民族運動，“對外應向國際為吾民族求獨立平等，對內應向民族為吾國際求自立自強。”兩個方面“必須同時平衡進展，方有成功之望。”[3] 1935年華北事變後，國民政府繼續加強對日抗戰準備工作，在外交、內政、經濟、社會文化、國防軍事等多方面均採取了較為積極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積極改善與蘇聯關係，謀求與中共接觸，政治解決中共問題；政府實施改組，主張對日節節妥協者被逐漸排除出政府；實行幣制改革，法幣與英鎊掛鈎，加強與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聯繫；開展民族文化宣傳運動，提高中國民族的自信力和凝聚力；制訂反侵略戰爭作戰方針，1936、1937年度國防計劃把對日抵抗列為最急迫問題，進行詳細研究和規劃；各地江、海防及作戰陣地均開始着手整頓、加強，全國軍隊實行整編，提高、加強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盡力擴大武器裝備生產，積極向國外洽購軍火；加緊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尤其是西南後方根據地的建設等。所有這些，為後來的抗戰進行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36年1月蔣介石在與全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代表見面時表示：“如果和平交涉不能成功，最後當然只有一戰，政府方面正在努力準備最後的犧牲，我們全國國民在這個危急的非常時期中，都應該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一致作最後犧牲的最大準備，才能達到我們和平的目的。……我決不怕戰爭，不過我要作有準備有計劃的戰爭！我們和日本不戰則已，戰則必勝。”[4] 明示中國忍耐限度的具體界限是國民政府對日逐漸強硬的明顯標誌。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有關最後關頭的說法並不鮮見，但對“最後”的界限沒有一個明確的限定，留下尋求妥協的活口和退路。1936年7月，根據不斷變化的內外形勢，蔣介石首次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對退讓限度作了較為明確的說明，指出：“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欲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從去年十一月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我們如遇有領土主權再被人侵害，如果用盡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這個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們國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這就是為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5]這一表態，向全國對妥協限度作了明確交代，不能不對政府本身產生一定的約束力。中共方面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一變化，中肯地認為：“蔣委員長的這種解釋，較之過去是有了若干進步，我們誠懇地歡迎這種進步。”[6] 事實上，西安事變前夕，在中、日間的一系列交涉中，國民政府態度已明顯強硬，表明了維護國家主權的原則立場。張群曾談到當時國民政府對日基本方針：“一切交涉，都要取一定的外交方式，不作枝節談判，同時在軍事上，自己竭力準備……如果能夠調整，固然是我們的希望，否則惟有一戰以求解決。”[7]1936年9月，蔣在主持處理成都、北海兩案時，態度強硬，指示：“此時外交應目無斗（全）牛以視之”[8]，並要求：“京滬漢各地立即準備一切，嚴密警戒，俾隨時抗戰為要”。[9]隨後，在中央政府支持、組織下，中國軍隊在綏遠對進犯敵軍展開反擊，蔣在有關電文中，多次表示“不顧一切”維護華北主權，不惜與日破裂，準備作“任何犧牲”[10]之意。正是由於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大力支持、督促，傅作義率部取得了百靈廟大捷。[11]對此，中共內部也作出了積極的判斷，認為：“湯恩伯準備援綏抗日，南京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總觀各方情況，目前時局正處在轉變焦點，我應不失時機，善於運用，爭取國內和平，轉向對日抗戰。”[12] 當然，當時國民政府對日強硬並不意味着其準備迅速選擇對日全面作戰，畢竟，中國是弱國，是處於被侵略的地位，從根本上說，中國的因應必然是被動的而不可能主動。因此，在準備抗戰的同時，國民政府始終在尋求和平解決中日間問題的出路，始終在努力拖延與日本最後攤牌的時間，蔣介石更將這一方略比諸列寧的布列斯特和約[13]，這也就是我們看到的國民政府抗日準備和對日妥協往往並行的原因所在。而且，在政策的顯性層面，國民政府及蔣介石出於種種考慮，更多顯示的是其妥協的一面，這也是其政策不為輿論諒解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在將抗日準備主要定義為軍事準備的前提下，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對民眾的抗日宣傳相對忽視，甚至怕影響到其拖延策略的執行而持壓制態度，對各地方實力派也沒有表現出充分的團結為國的誠意。沈鈞儒等談到：“蔣先生在二中全會報告救亡禦侮步驟與限度……在這個限度裡面，儘可能的進行準備，我們是可以同意的；但是我們得再提出，除了這對外的限度之外，對內的停止內戰和開放人民的抗日言論自由和救國運動自由，也是極端必須的。”[14]這實際上指出了國民政府對日抵抗準備存在的重大問題，即在準備抵抗同時，沒有最大限度地集中、發揮抗日力量，沒有通盤考慮運用與實現全民抗戰。正是在這一問題上，蔣介石堅持的的自我中心立場影響了抗戰準備的有效展開，並使當時中國兩大政治力量——國民黨和共產黨間尋找妥協和合作之路異常艱難。 二 作為西安事變主角之一，中共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不可忽視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共的對日態度也一直十分鮮明。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中共始終堅決主張抗戰，反對日本侵略，對國民政府事實上實行的妥協方針予以揭露、抨擊，反蔣抗日是中共當時的基本方針。同時，國民政府的對日立場一直是中共和共產國際密切關注的焦點。隨着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共對國民政府及蔣介石的立場也在逐漸發生變化。 1935年8月，鑑於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國民政府逐漸採取較為積極的對日政策，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發表八一宣言，呼籲全體同胞摒棄政見分歧，“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15]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指出：“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的戰線上去。這就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16]組織全民族統一戰線共同反對日本侵略者，成為中共重要方針。當然，這一時期，中共公開文件中對國民政府高層的判斷還是悲觀的，八一宣言就將西安事變的兩個主角蔣介石、張學良與汪精衛一起，並列為賣國賊。[17] 但是，客觀地看，作為國民黨現實的最強有力領導人，與國民黨的聯合戰線難以離開蔣介石，而且，蔣介石在日本壓迫下逐漸表現出的民族主義立場中共領導人也並不陌生，因此，統一戰線的現實道路離不開對蔣介石的團結、爭取。1936年3月，博古在致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電中，說明蔣介石在南京政府抗日、投降兩派中，“尚周旋兩者之間之上”[18]，注意到蔣介石向抗日傾向轉變的可能。而張聞天、毛澤東等則在復電中明確表示：“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19]。6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指出：“我們的口號，我們的重心是抗日，請蔣出兵。”[20]對長期與蔣處於敵對狀態的中共領導人而言，作出這樣的判斷與表態並不容易，和公開的一些宣言中的言辭相比，這更能反映中共的真實態度。同時，中共與國民黨在不同地點已經從多個渠道進行接觸。1935年下半年，蔣介石授命陳果夫、陳立夫、宋子文、鄧文儀等從多方面尋求與中共聯絡。次年1月，中國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錶王明兩次會談，鄧轉達了蔣介石的兩黨合作條件：中共取消蘇維埃政府，其成員參加南京政府工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統一指揮；兩黨或黨內合作，或共產黨獨立存在，南京政府可向紅軍提供軍事裝備和食品；紅軍可到內蒙參加抗日。[21]最初的談判，雖未達成任何協議，但雙方對彼此立場有了初步了解。隨後，國共間展開多次接觸，方式和層次也不斷升級。1936年6月底，雙方形成共同的《談話記錄草案》，確認：“為求民族之生存，須立即實現民族革命之聯合戰線，共同抗日”[22]，同時，雙方進一步討論了實現聯合戰線的具體步驟和方案。11月，國共兩黨代表陳立夫與潘漢年實現高層接觸，此後，直到西安事變前，雙方始終保持接觸。 在國共關係呈現改善可能情況下，1936年8月下旬共產國際的指示進一步促進中共開展對南京政府的工作，並逐漸將這一政策公開化，確定“聯蔣抗日”的統一戰線方針。關於這一政策的演進脈絡，張聞天、周恩來致紅四方面軍電中有扼要說明：“中國最大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抗日反蔣並提是錯誤的，我們從二月起開始改變此口號。三月南京有人來接洽，我們提出一般的條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兩次來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討論了對南京的方針……然而，我們的估計還是不足的。八月下旬國際又進一步指示。”[23]循着這一思路，1936年8月，毛澤東在有關電文中指出：“因為南京已開始了切實轉變，我們政策重心在聯蔣抗日”。[24]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黨內指示，明確指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等同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25]中共中央判斷：“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的進攻，民族抗日運動繼長增高的基礎上，國民黨的政策有趨向於抗日的可能，有爭取蔣軍全部或其大部參加抗日戰爭的可能。”[26]征諸當時實際，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這一判斷是符合國民黨和蔣介石的發展趨勢的，聯蔣抗日政策本身也表明中共對蔣介石的判斷已由賣國賊轉向抗日的同盟者。正如西安事變善後過程中中共所指出的：“要發動全國性的、大規模的抗日戰爭，就一定需要全部中央軍或至少是大部分中央軍的參加。”[27] 在中共中央作出政策轉變前後，國內各政派及不同政治力量也逐漸注意到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對日抵抗立場。30年代以來一直與蔣對立的胡漢民於1936年初改變其一貫的反蔣抗日立場，提出：“余今日之工作，為如何促進政府之覺悟，並如何團結全國之抗戰力量，俾中華民族最後之自救。”[28]長期對蔣抱批評態度的馮玉祥也認為：“介石確有救國之能力及心田”。[29]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等在1936年明確指出：“政府對日外交，最近也比較地採取強硬態度。塘沽協定的正式披露，浪人走私的嚴重抗議，至少這兩件事，表示政府不甘心屈辱到底。”[30]隨着日本侵略的步步加深及國民政府對日抵抗意願和能力的不斷加強，國民政府和蔣介石也不再在公開場合對抗日立場諱莫如深，1936年6月兩廣事變中，蔣致電陳濟棠表示：“國家處境如斯，已無瓦全之理，中央救亡決心，與兄等初無二致。”[31]公開表露其迫不得已將起而抗戰的立場。正由於此，毛澤東在1936年10月對抗戰前景表現出樂觀態度，指出：“目前情勢，日寇侵綏如箭在弦上，華北長江同時告急。但國內統一戰線粗有成就，南京當局亦有轉向抗日趨勢。”[32]應該說，這一判斷是全面和客觀的。 歷史是複雜的，在中國各政治力量殊途同歸、逐漸走向抗戰的歷程中，1936年底，卻發生了以要求實行全民抗戰為主旨的西安事變。這一在歷史發展線索中稍顯突兀的事件，如果放到兩種抗戰觀念衝突激化的過程中去考察，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得到更順理成章的解釋。釀成這一重大事件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蔣介石的片面抗戰立場和全面抗戰要求之間的衝突，是其發生的最根本原因。 三 大量的事實證明，西安事變中張學良、蔣介石衝突的根源不在於是否抗日，而在於如何抗日，這一點，從張學良的態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1936年4月，張學良與周恩來見面之初，張對蔣的抗日態度作出較為樂觀的估計：“在國民黨要人中，只佩服蔣尚有民族情緒，領導大得力”，“相信幫蔣能抗日”。[33]以致周恩來在見面後給張的信中含蓄勸告他：“為抗日固足惜蔣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蔣氏”。[34]周恩來的這一說法本身就是中共開始調整對蔣政策的反映，其對張的勸告更反證了張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而且張的這一認識至西安事變爆發也沒有跡象證明發生了重大變化。兩廣事變後，張學良受到蔣介石很大壓力，但他仍然認為：“儘管在蔣的幕僚中有親日派，蔣仍然是抗日的。”[35] 但是，張學良在抗日態度上對蔣的期許並不意味着雙方關係的融洽，事實上，蔣、張始終保持着一種微妙的關係。曾幾何時，張學良曾是一方霸主，對蔣介石並不真心臣服。1934年，張學良甫回國內，在與胡漢民代表密談時就表示：“已下決心為將來北方之主動，目前則仍與汪蔣敷衍，免其猜忌。”[36]此後，他和國內各地方實力派始終保持着密切的接觸。熱河失守前後，張在致蔣介石政治對手胡漢民函中談到，九一八“負最終之責任者當別有人在”[37]，暗示東北淪陷的責任應由蔣承擔。30年代曾參與反蔣各方密謀的徐永昌，在日記中數次留下張學良參加活動的記載。1935年6月，兩廣方面代表攜陳濟棠白綾傳書，策劃請蔣下野，稱：“張漢卿早已同情”[38]。劉定五則告訴閻錫山：“今日一通電報蔣即下野，張漢卿已與西南同意，至時電蔣同引罪下野，再由西南政會留張逐蔣。”[39]張、蔣間已大有貌合神離之態。 導致張學良對蔣不滿的原因很複雜，蔣自我中心的安內政策無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作為地方實力派首領之一，張學良有他自己的生存需要，蔣介石的消融異己政策對他始終是一個威脅。而喪失東北的家國之恨，尤使張學良痛切希望掌握一支復地雪恥的力量。但是，張的這一願望並不為蔣所諒解，東北軍奉命參加“剿共”戰爭後，迭遭失敗，蔣介石卻沒有安慰的表示。相反，其遭遇痛擊的兩個師的部隊番號被撤消。東北軍的這一遭遇，連作壁上觀的徐永昌也為之不平，認為：“何立中、牛元峰兩師進剿失利以致於覆沒，他軍何嘗關懷一顧，且也責其無能，輕其將憲。宋如軒至截扣其兩師底餉，中央也以為應當，似此情形，縱張漢卿顧全大局不之較，其如部下不平何？”[40]切身之痛，加上對蔣中共政策及漠視民眾、壓制輿論措施的的反感，使張學良對蔣的信心不斷下降。 從尋求出路的目標出發，從1936年初開始，張學良和中共之間頻繁接觸，由於雙方都有迫切的聯合以求生存要求，立場很快接近，中共從張學良這裡得到了不少的物資援助，而張學良也對中共尤其是通過中共與實力大國蘇聯接近抱有厚望。在共同對日同時也是為與南京政府抗衡的旗幟下，以張學良和中共的結合為基礎，西北漸漸形成了一個鬆散的聯合局面，中共致電共產國際時提到：“許多方面經常向我們提出蘇聯是否援助他們的問題，近來問得更加多了。打通國際路線已成了張學良、楊虎城、閻錫山、傅作義一班人的口頭語了。”[41]在張學良看來，他和中共之間在對日問題上有很強的結合點，尤其蘇聯此時也面臨日本的北進威脅，日本占領東北又直接影響到蘇聯在東北的權益，因此，他和中共、蘇聯在對日這一問題上完全可以相互結成一根鏈條。所以張學良曾明確向中共建議：“紅軍應立即開始實施打通蘇聯，以便推動西北國防政府的建立。”[42]對建立一個有着蘇聯背景的西北對日聯合體抱有厚望。 與中共建立聯繫後，張學良對蔣介石的自我中心政策表示出越來越多的疑慮。1936年6月他在王曲軍官訓練團演講時提出：“我們要想全民動員，長期抗戰，馬上就要積極努力於喚起民眾，組織民眾的工作”，強調：“抗日與統一，統一與抗日，這兩件事情是具有不可分離的連環的關係。”[43]這其中包含的集中民眾力量的要求及抗日統一必須有機結合的判斷和蔣介石單純強調集中統一及服從的基本立場已有明顯區別。他後來總結：“良對中央同志懷有不滿，因之更加忿恨，加深必須實現良之幻想。即：（1）促請蔣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謂之賢哲。（2）容納共產黨，如總理北伐時然，給政府添新刺激，以圖耳目一新，挽回國人之觀念。（3）停止內戰，團結作抗日工作，以免把有為之青年優秀自相犧牲。”[44]1936年9月，他致電蔣介石，提出全國一致抗日救亡主張，指出：“就各方言，欲救亡必須抗日，欲抗日必須全國力量之集中。”[45]在稍後致陳誠電中，這一主張更為明確化：“欲圖救亡，必須抗日，欲謀抗日，必須統一。但統一力量，不應偏重軍事，統一全民力量，乃是堅固之武力。”[46]集中全國力量，一方面是充分發揮民眾的愛國力量，在這一問題上，張對與其頗有接觸的“七君子”的抗日愛國主張表示同情；同時政治解決中共問題，發揮中共力量，尤其是藉此充分利用蘇聯的力量也是題中應有之意。正如與張學良頗有接觸的徐永昌在日記中所反映的：“張漢卿對抗日熱烈極，大有寧為玉碎不顧一切之慨，甚至不主張剿共。以為在我抗日下共匪必無如我何。”[47] 從張學良的態度說，西北的聯合固有對抗蔣介石之意，但並不必然把蔣介石作為假想敵，尤其是在共產國際指示採取聯蔣抗日政策，而中共與國民黨間又頗有接觸的情況下尤其如此。在當時情況下，張學良希望實現全國一致的團結抗日，把聯合中共尤其是爭取蘇聯支持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出發點，同時他也希望在西北站住腳。滿足這兩個要求，張學良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因此，如果蔣介石善用力量的話，西北大聯合未嘗不可為蔣所用。張學良對蔣的勸諫，其實也就是圍繞着這一中心進行的。 四 當張學良與中共接觸，試圖達成一種反日的大聯合時，蔣介石本能地把這種聯合當成針對他的力量聯合。陝西是西北首省，也是國民政府經營的重點。蔣1935年進入西南後，逐漸以西南為中國抗戰的戰略後方，而西北背靠蘇聯、屏障西南及其本身縱深廣大的地理特徵，使其在蔣的對日戰略中占有不可動搖的重要地位。蔣介石將陝西俾予張學良，初意不無借重張學良，控制陝西以安西北之意，但他事必躬親、惟我獨尊，陝西作為其寄予厚望的西南大後方的重要屏障，勢必要將其最終控制在自己手裡。如他在西安事變善後時所說：“中央無論如何決不能放棄西北。中央數年以來，確認西北尤其陝西為北方國防之根據。關於開發西北與建設西北之事業，無不本於國防之見地，按照計劃盡力進行……中央如放棄西北，即無異放棄國防，亦即無異於自棄其職責，故無論任何困難犧牲，勢不能不確實掌握此重要之國防根據。”[48] 對這樣一個戰略要區，蔣的自我中心立場決定了他不可能將其長期交給張學良，張之入陝，在蔣計劃中，當是謀陝前驅。正因如此，張、楊的逐漸接近，尤其是張、楊與中共之間接觸，形成“三位一體”局面，為其始料未及，在他看來是嚴重的失控局面，對其西北及整體戰略形成巨大威脅。因此，他對張的這一變化動向深為戒懼，兩廣事變時他就在日記中寫道：“東北軍之隱患，所謂：‘聯共抗日，自由行動’之企圖，乃因桂事和平解決而消乎？如果對桂用兵，則不測之變，不知伊於胡底。”[49]已對張學良表現出相當警惕。在以張學良為入陝前驅目的無法達到情況下，蔣介石開始向張施加壓力，西北的局面終於向着衝突激化的方向演進。 1936年8月，中共就注意到：“蔣介石有於西南問題解決後分化東北軍撤換張學良之企圖。”[50]毛澤東甚至致函提醒張學良：“不要再去南京了，並要十分防備蔣的暗害陰謀。”[51]促其警惕蔣的分化手段。與張學良同處陝西並已結盟的楊虎城也告誡部下：“大批中央軍進入陝西之後，一紙命令，甚至幾句話，就會把我們和東北軍調到河南、安徽那些地方，三天一改編，兩天一歸併，很快就會被肢解消滅。你們必須注意提高警惕，不要認為蔣介石的目的只是為了對付共產黨，要看到這裡暗藏着蔣介石排除異己的禍心。”[52]楊虎城這一說法，從西安事變事前事後一些情況看，並不完全是空穴來風。蔣介石一再督促張、楊全力“剿共”同時，通過陳立夫主持的與中共談判也一直在進行中，直到十二月初，中共代表潘漢年與國民黨方面代表陳立夫還舉行了會談，由於中共的讓步，雙方在政治上事實已不存在多大障礙，關鍵問題是軍隊改編和領導人的出處，陳在談判中答應紅軍可保留三萬人[53]，中共則堅持“紅軍不能減少一兵一卒，而且需要擴充之”[54]，雙方未能達成一致。不管對談判的結果作何種判斷，可以肯定的是，這種幕後談判的繼續進行和蔣在張學良面前表現出的對中共的強硬態度顯然並不完全一致。 其實，不僅僅是行動上，蔣介石對不同的人的表態也有很大不同。當十月下旬張學良向他委婉進言勸其和共抗日時，蔣斷然加以拒絕，甚至表示即使“共黨當面以手槍擬之，亦不與之妥協也”[55]。而僅在前幾日，當馮玉祥向蔣提及與中共妥協問題時，蔣則輕鬆表示，除軍隊問題不易解決外，人的問題，黨的問題都好辦，以致馮玉祥樂觀地在日記中總結與蔣談話結果：“紅軍的事，得了三條結論，雖不十分清楚，亦倒還好。”[56]蔣的表態及馮由此得到的印象，從中共當時對與國民黨談判的樂觀估計看，當不是毫無根據的。10月17日，中共判斷“與南京談判有急轉直下勢”，準備打破此前一直堅持的談判沒有進展不派領導人直接出去談判的原則，“交涉由蔣派飛機到膚施接恩來到西安與蔣直（接）談判”[57]，並樂觀談到：“我應不失時機，善於運用，爭取國內和平，轉向對日抗戰。”[58]蔣對張、馮在中共問題上完全不同的表態，無論哪一種代表了他的真實態度，或者兩者都在其考慮範圍之內，其所體現的心態頗值注意，在對張學良與中共聯絡有所察覺，又對張抱相當戒備心理的情況下，蔣介石對張的嚴厲態度，不無以中共問題向張示警之意。 張學良奉令入陝“剿共”，除剛剛到任時與紅軍有過激戰外，實際一直態度消極，而蔣介石的督促也並不嚴厲。但是，恰恰是在獲悉張學良與中共接觸形成三位一體局面後，蔣對張的督促明顯加緊，這一結果固然不排除形勢變化的原因，但以壓張進攻中共來破壞張與中共聯絡的意圖是可以想見的，而且在局部地區也確實發生了效果。蔣介石採取這一方針，至少可以期望如下結果：一是張學良對中共作戰獲勝，這樣蔣可以牢牢把握處理中共問題的主動權；一是張學良作戰失敗或拖延進攻，這樣蔣可以考慮把張學良調離陝西，趁機控制陝西。而無論哪種結果，張與中共的聯繫都可以藉此破壞。蔣介石這種心態的變化及政策的變動，也就是中共在與蔣介石談判時感覺困惑，不知道蔣“確實企圖”的重要原因。 蔣介石一再進逼張學良，使張面臨着極其困難的選擇。1936年12月4日，蔣親自來到西安，繼續逼迫張學良“進剿”紅軍，並做了將東北軍調離陝西的準備。12月9日，蔣介石致函邵力子：“可密囑駐陝《大公報》記者發表以下之消息：蔣鼎文、衛立煌先生皆到西安。聞蔣委員長已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亦來謁蔣，聞將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各部隊雲。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記者，西安各報亦不必發表為要。”[59]12月12日，西安事變當天，《大公報》在要聞版以《陳誠指揮綏東軍事》為題刊出這一消息，且稱：“蔣鼎文對剿匪總司令職表示謙辭，但願短期內在陝幫助進剿。據聞殘匪之消滅僅屬時間問題。”[60]蔣介石此舉，顯然有利用非官方報紙為撤換張、楊製造輿論，向張、楊施加壓力之意。而此前蔣會見東北軍將領等一系列舉動也使張對蔣的目的發生懷疑，“思蔣公對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視矣”[61]。這一切，終於使張、楊鋌而走險，直接引發了西安事變。 五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扣押蔣介石。事變後，張、楊立即發出通電，宣布其八項主張。通電對蔣介石的具體指責是“棄絕民眾，誤國咎深”，八項主張的中心內容則是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停止一切內戰；釋放被捕之愛國領袖和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政治自由；立即召開救國會議。[62]這一通電的主旨在於國內政治的改革，改組政府、停止內戰、開放政治等要求，實際都是對南京政府實行的專制政策的反對，指向的是南京政府片面的、自我中心的對日政策，所以張學良說：“良等此舉，意在促成全國真正之覺悟，全體動員；蓋對日作戰，必須軍民並用，僅恃徒知服從之軍隊，絕不足以濟事也。”[63]也就是說，雖然南京政府的政策也具有走向抗日的可能和條件，但由於其“棄絕民眾”、排斥異己，“未能將抗日力量十分發揚”[64]，實際仍然是誤國的，這一判斷，正是為什麼張、楊要扣蔣而又從一開始對蔣安全即注意保證的根本原因。後來，毛澤東談到事變時，在肯定“國民党進步雖極緩慢，但一致抗日的前途是存在的”[65]基礎上，明確指出：“西安事變是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與國內改革問題上，因政見不同而發生的。”[66]此所謂政見差異，結合此前中共對國民黨認識的變化及事變後國共關係的新形勢看，實際也即指南京政府自我中心的內外政策與全面抗日的抗戰政策之間的衝突。 當然，出於宣傳、策略等方面的原因，張、楊發動事變後，也有種種指責南京政府對日妥協的言論，事實上，這些言論也確不是無的放矢。但是，正如閻錫山所說的：“前在洛陽時，漢卿曾涕泣而道，以為介公有救國之決心而方法上有所矛盾。”[67]雙方爭持的焦點是具體方法而不是根本立場。所以，事變後，張、楊多次強調，事變的目的在於“增強抗戰力量”[68]，在致宋哲元電解釋扣蔣動機時談到：“我們必須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方足以救亡圖存。學良迭將此意面呈蔣公，未蒙採納。不得已將蔣公抑留西安，促其覺悟。”[69]重心是放在反對蔣介石自我中心的安內攘外立場上。而事變後孔祥熙通過張學良轉蔣電中也頗具深意地談到：“抗敵禦侮，國人皆同此心。中樞同人，初無二致……中樞之措施，漢兄盡所稔知，此次之事，當出迫不得已，別有苦衷。弟意任何主張，苟利國家，無不可從長計議。”[70]此所謂“別有苦衷、“任何主張”，在孔祥熙之意，當然不是指是否抗日問題，綜合文意及當時實況判斷，當是指改變自我中心的安內政策、團結各地方實力派、容納共產黨而言。[71]可見，當時當事各方對西安事變的實際目標都有着心照不宣的認識。 作為西安事變的另一重要當事人，蔣介石在代表其對事變回應的《對張楊訓詞》中也強調：“中央數年以來之政策方針，亦唯在和平統一、培養國力、團結人心，不忍毀損民族之力量。”[72]這既是為自己辯護，其實也委婉回答了張、楊集中力量一致抗日的要求。而中共中央的判斷則更為明確：“這次發動是為了要抗日救國而產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統一戰線去推進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開始。”[73] 西安事變的談判結果進一步明白顯示了發動者的目標。根據周恩來的報告，雙方最後達成的談判結果主要內容是：改組政府和國民黨、中央軍撤離西北、釋放被捕之愛國領袖及分期釋放政治犯、停止“剿共”、聯俄聯英美法。[74]可以看出，這一結果大體實現了張、楊的八項主張，是南京方面及蔣介石而不是張、楊及中共讓步的結果[75]，基本代表了張、楊發動西安事變的意圖。同時，談判結果明顯是以國內政治的改革為中心的，體現着國內團結一致的基本觀念，和張、楊發動事變時集中全國力量全面抗戰的要求相符合。和八項主張比，談判結果增加了確定聯俄聯英、美、法外交政策一項，但這本身就是國民政府正在致力的工作，並不代表着外交政策的轉向。 正是由於西安事變存在着上述這樣一些特點，有論者提出，西安事變中無論是張、楊的八項主張或是最後的談判結果並未直接涉及到對日抵抗問題，因而懷疑張、楊發動事變的動機。[76]其實，這和把張、楊與蔣衝突看成是抗戰和投降兩種原則立場的區別一樣，都是對張、楊與蔣之間衝突的本質有所誤會。張、楊的八項主張針對着蔣介石片面的自我中心的內外政策，目標旨在於集中全國力量一致抵抗外敵侵略，即所謂“八項主張不過發動抗日必備之條件”[77]，中心在如何抗日而不是是否抗日，最後的談判結果則是這一目標的具體體現。至於抵抗侵略的原則立場，衝突雙方事實上並沒有實質的區別，張、楊不將其列入談判條件之中，從這一角度理解，實屬順理成章。 正因為雙方的衝突是抗戰觀念而不是立場上的根本衝突，決定了事變中當事各方的態度，也為事變的和平解決打下了基礎。而全面抗戰問題的初步解決，又為日後的全民族團結抗戰奠定了基礎。了解了西安事變的這一性質，對於我們繼續解開西安事變研究中的一些疑點，相信都會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黃道炫，男，1966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 [1] 蔣介石：《軍事教育的基礎》，《廬山訓練集》，新中國出版社1947年版，第388頁。 [2] 蔣介石：《禦侮圖存之要訣》，《廬山訓練集》，第448頁。 [3] 蔣介石：《對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講對外方針》，《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第3冊，台北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1年版，第657頁。 [4] 蔣介石：《政府與人民共同救國之要道》，《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7卷，台北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年版，第108頁。 [5] 蔣介石：《禦侮之限度》，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第3冊，第666-667頁。 [6]《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頁。 [7] 張群：《五屆二中全會外交報告》，《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第3冊，第664頁。 [8] 蔣介石1936年9月17日致張群電，同上，第673頁。 [9] 蔣介石1936年9月24日致何應欽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第3冊，第675頁。 [10] 參見蔣介石1936年11月17日、11月10日致張群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第3冊，第681、680頁。 [11] 參見楊奎松《蔣介石與1936年綏遠抗戰》（《抗日戰爭研究》2001年第4期）的有關論述。 [12] 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給二、四方面軍電，1936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159頁。 [13]《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外交評論》第3卷，第11、12期合刊，1934年12月。 [14] 沈鈞儒等：《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生活知識》第2卷第6期，1936年8月。 [15]《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頁。 [16]《中國共產黨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西北中央局：《鬥爭》第81期，1936年1月。 [17]《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第519頁。 [18] 博古1936年3月2日致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電，《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31頁。 [19] 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1936年3月2日致博古電，《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35頁。 [2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51頁。 [21] 潘漢年：《關於與國民黨談判情況給毛澤東等的報告》（1936年11月12日），《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 [22]《雪夫給中共的工作報告》，1936年7月21日，轉引自楊奎松《1936年國共兩黨秘密接觸》，《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下，重慶出版社1992年版，第823-824頁。 [23] 張聞天、周恩來等1936年9月8日電，《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132頁。 [24] 毛澤東1936年8月26日致潘漢年電，《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117頁。 [25]《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125頁。 [26]《中央書記處關於目前形勢及工作方針給劉少奇、允生信》，《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137頁。 [27]《反對過左的傾向》，《新中華報》第328期，1937年2月9日。 [28]《胡漢民先生對國事之談話》，《胡漢民先生歸國後之言論》（二），出版者不詳，第57頁。 [29]《馮玉祥日記》第4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58頁。 [30] 沈鈞儒等：《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生活知識》第2卷，第6期，1936年8月。 [31] 南寧《民國日報》，1936年6月13日。 [32] 毛澤東致傅作義函，1936年10月25日，《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161頁。 [33] 轉引自張魁堂：《張學良傳》，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頁。 [34] 周恩來1936年4月22日致張學良函，《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61頁。 [35] 盧廣績：《西安事變親歷記》，《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頁。 [36] 轉引自楊天石《胡漢民的軍事倒將密謀及胡蔣和解》，《抗日戰爭研究》1991年第1期。 [37] 轉引自楊天石《胡漢民的軍事倒將密謀及胡蔣和解》，《抗日戰爭研究》1991年第1期。 [38] 《徐永昌日記》第3冊，台北中央研究院1991年版，第271頁。 [39] 《徐永昌日記》第3冊，第296頁。 [40] 《徐永昌日記》第3冊，第453頁。 [41]《中共中央書記處1936年10月26日致共產國際電》，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版，第232頁。 [42]《潘漢年1936年8月7日報告》，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第143頁。 [43] 張學良：《中國的出路唯有抗日》，西安《解放日報》，1937年1月5日。 [44] 張學良：《西安事變回憶錄》，《張學良文集》第2冊，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9-1200頁。 [45] 張學良1936年9月23日致蔣介石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5編第1冊，第147頁。 [46] 張學良1936年9月22日致陳誠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5編第1冊，第149頁。 [47]《徐永昌日記》，第3冊，台北中研院1991年版，第430頁。 [48] 蔣介石1937年1月19日致楊虎城函，《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133-134頁。 [49] 蔣介石1936年9月20日日記，《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5編第1冊，第144頁。 [50] 林育英、張聞天等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1936年8月30日，《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121頁。 [5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第567頁。 [52] 孔從洲：《孔從洲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頁。 [53] 毛澤東、周恩來關於國共談判情況及我們的原則立場給張學良電，1936年12月10日，《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174頁。 [54] 毛澤東關於與國民黨談判條件等事給潘漢年電，1936年12月10日，《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175頁。 [55] 《徐永昌日記》，第3冊，第486頁。 [56] 《馮玉祥日記》，第4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16頁。 [57] 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關於國民黨提出談判條件給二、四方面軍及彭德懷電，1936年10月17日，《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158頁。 [58] 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關於當前統一戰線形勢給二、四方面軍電，1936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159頁。 [59] 蔣介石致邵力子函，西安華清池藏。 [60]《陳誠指揮綏東軍事》，《大公報》，1936年12月12日。不少著作認為蔣介石這件密囑未發出。《西安事變資料》第一輯、王菊人《記西安事變前後的幾件事》、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均持此觀點。但從《大公報》報道看，該信件顯然已發出。 [61] 張學良：《西安事變回憶錄》，《張學良文集》第2冊，第1201頁。 [62] 張學良、楊虎城關於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檔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頁。 [63] 閻錫山致趙芷青等轉述張楊復電，1936年12月17日，轉引自李雲漢：《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2年版，第173頁。 [64] 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關於張學良的審判筆錄，《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82頁。 [65] 毛澤東同志與美國作家史沫特萊談西安事變，《西安事變資料選輯》，1979年西安版，第3頁。 [66] 毛澤東同志與美國作家史沫特萊談西安事變，《西安事變資料選輯》，第1頁。 [67] 賀國光轉閻錫山質張學良電文致顧祝同密電，1936年12月15日，《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72頁。 [68] 張學良1936年12月13日致宋子文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5編第1冊，第162頁；閻錫山轉抄張楊復電，轉引自孔祥熙：《西安事變回憶錄》，《孔庸之先生演講集》下，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696頁。 [69] 張學良1936年12月12日致宋哲元電，《張學良文集》第2冊，第1061頁。 [70] 孔祥熙1936年12月13日致蔣介石電，《張學良文集》第2冊，第1078頁。 [71] 馮玉祥日記記載，13日當天，孔祥熙在會上明確表態：“張聯共抗日可商。”（《馮玉祥日記》，第4冊，第816頁。 [72] 蔣中正、蔣宋美齡：《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蔣夫人西安事變回憶錄》，台北正中書局1975年版，第21頁。 [73] 《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222頁。 [74] 周恩來、博古關於與宋子文、宋美齡談判結果給中央書記處電，1936年12月25日，《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272頁。 [75] 毛澤東對此的說法是：“在五個條件下，恢（復）蔣之自由，以轉變整個局勢的方針，是我們提出的。談判結果，蔣與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認。”（毛澤東關於在五個條件下恢復蔣之自由給彭德懷、任弼時電，1936年12月25日，《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275頁。 [76] 李雲漢：《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第64頁。 [77] 張學良1936年12月19日復張群電，《張學良文集》第2冊，第11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