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華國鋒審時度勢：不能讓江青活着出去。當年陳永貴被整，全靠江青全力支持，樹立權威，陳永貴拉着江青的手說：您是俺大寨貧下中農的親人。如今，江青成為階下囚，這位農民政治家卻獻計獻策，要她的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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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把江青抓起來的時候，華國鋒一直提心吊擔。一旦江青被人救走，或者黨內國內出現反對力量，整個形勢就會發生急劇變化。
　　
　　他和汪東興親自檢查了關押江青的地下室後，稍微放心了。這至少不能使這個婆娘逃出去。他詳細詢問了她的表現，但沒有勇氣和她見面。幾年前，他就領略到了她的厲害，現在果然硬不可屈。是的，這個女人掌握毛澤東的東西太多了，對黨最高層的情況也瞭如指掌，不能讓她活着出去。
　　
　　“讓我再審問她嗎？”汪東興急於露一手。
　　
　　華國鋒搖了搖頭。他懷疑是否能從這個女人嘴裡掏出能使他們認罪的東西，但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她是不能活着離開關押地的。當然要同政治局幾個核心人物商量。中共中央不大輕易殺人，這與它在一般人心目中所想象的不同。可是，他已無法召開會議公開研究這件事，因為一旦傳出去後果難以預料。形勢如果緊張起來，一切要靠他華國鋒作主了。
　　
　　當時，上海吵吵鬧鬧要策划起義，搞武裝暴動的時候，政治局裡就有人提出要幹掉江青和張春橋。
　　
　　陳永貴對他說：“好我的華主席呀，自古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上海那幫小子敢於犯上作亂，無非是以為有了江青他們就可以打上毛主席的旗號招搖撞騙嘛。我看殺了江青、張春橋這兩個人，他們都會變成草雞。”
　　
　　“永貴，你還真有些頭腦。”
　　
　　陳永貴“吃吃”笑着說：“這也是學着毛主席的思想而想辦法唄。階級鬥爭很殘酷、尖銳，你不鬥他，他就斗你嘛。”
　　
　　“你估計這個主意提出來，政治局會一致通過嗎？”
　　
　　“我看差不多。現在‘四人幫’人心喪盡，想殺她的人多得很。”陳永貴說完後，果真開始了他的活動。
　　
　　江青從《人民日報》上看到了大寨大隊批判她的文章，馬上想起了陳永貴在一九六九年初見她的情形……
　　
　　“江青同志，有人要害我，請求毛主席和你給我作主啦！”陳永貴一見江青，“撲通”一下跪倒了，頓時淚如雨下。“沒有毛主席，就沒有大寨的今天，也沒有俺的今天，俺可是粉身碎骨都跟着毛主席走哪。正因如此，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把大寨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早就想置我於死地，俺硬是有毛主席撐腰給挺過來了。”
　　
　　這些話把江青弄了個莫名其妙，連忙把他扶起來說：“永貴同志，不要這樣，有話好好說，你這樣反而把我弄糊塗啦。你不是好好的嗎？”
　　
　　“有人整我的黑材料，硬要給我定‘日偽漢奸’，還要取消我九大代表的資格。”陳永貴開門見山地說。
　　
　　“他們誰敢這樣！”江青板着臉兒，“誰要是想砍倒大寨這面紅旗，誰就是反革命！整你，就是反中央，就要把他們幹掉！你放心，只要毛主席健在，他們的陰謀絕對得逞不了！”
　　
　　這話很管用，陳永貴馬上止住了眼淚，坐到沙發里，開始一五一十地匯報事情經過：
　　
　　“我從小討吃要飯，死去父母，早就過上了孤兒的生活。”陳永貴看着江青的臉色，想把話儘量縮短些。“後來我在大寨村立住腳就給地主家當長工，吃的豬狗食，干的牛馬活，這就不說了。抗戰爆發後，大寨成為日本人、八路軍和偽軍交戰的游擊區。按照邊區抗日政府的方針部署，阻止日本人掃蕩的唯一辦法就是組織維持會，選出一個偽代表當會長，明里應付鬼子，暗地裡向八路軍通風報信。這個角色不好當啊，得時刻冒着讓鬼子殺頭的危險。”
　　
　　江青插了一句：“這是做黨的地下工作，很艱苦，也很危險。我在未到延安之前，一直在搞這方面的事。當演員，那是為了作掩護。現在的年輕人，很難體會我們當年的事了。”
　　
　　“是啊，當時讓我當偽村長、偽代表，參加日本人的‘興亞會’，我是至死不干，”陳永貴來了勁。激動地說，“但是，戰鬥在太行山區的八路軍首長，化名為‘老曹’，為這事給我反覆做工作。他說：‘你是苦大仇深的貧僱農，八路軍信任你，窮哥們也信任你，你不出頭讓灰鬼幹了，受損失的還不是咱們自己嗎？’這時，村裡的窮哥們也到了我家，好說歹說讓我出頭，還向村長賈泰元積極推薦。賈泰元是個地主，他心裡比其他人更怕日本人，因為鬼子一來，他家的糧食和房產保准第一個挨搶。再說，他的兄弟賈增元就死在鬼子的大刀下，所以他也希望我出來維持一下，這對村對他自己都有好處。在這種情況下，我只好上任了。”
　　
　　江青不以為然說：“這事很正常嘛。既然是八路軍派你打入敵人內部的，這就算參加革命嘛。”
　　
　　“我也是這麼想的。”陳永貴說，“我當了維持會代表，參加了日本人的‘興亞會’後實際上是多方應付，不管什麼人進村，全憑我忙裡忙外，使大寨的老百姓躲過不少災難。我還掩護了好幾個八路軍幹部，為我們黨送了不少公糧。抗戰結束後，為這事我受了不少冤枉。地主賈泰元為了保護他自己，想把我推出來當替罪羊，發動農民鬥爭我，說我是‘鬼子漢奸’。幸好八路軍首長和窮哥們知道底細，才揭穿了他們的陰謀，解脫了我。”
　　
　　“這事應該有檔案記載嘛。”
　　
　　“有！我有八路軍部隊給村裡的立功信。”陳永貴說，“抗戰中，根據我的多次要求，八路軍首長批准我和大寨的另一個叫賈承維的民兵扛起了槍桿，前往陽泉參加打鬼子的戰鬥。我還被任命為班長，帶領着十三個戰士運送彈藥武器，救護傷員。一個硝煙瀰漫的夜晚，陽泉的戰鬥打得很殘酷，好多戰士都死的死、傷的傷。我看看跟在我身邊的賈承維和其他戰友，高喊着‘誰是英雄，跟我上’的口號，一下子衝到最前線，打死好幾個鬼子，還救回來我們的幾個傷員。這些事，是日偽漢奸能幹了的嗎？”
　　
　　江青笑了：“誰也沒說你是日偽漢奸啊！”
　　
　　這下，陳永貴才把話說到了正題上：“有的。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山西的一小撮反大寨勢力，千方百計地在我身上做文章。他們背着我給六十九軍的領導寫黑信，說我當過維持會代表、偽村長、參加過‘興亞會’、‘棒棒隊’，還從檔案館裡聽說找到了什麼證據。他們一直想把我整下去！”
　　
　　江青這下火了，一拍桌子站起來：“不管是誰想整你，不但我不答應，黨中央不答應，毛主席也不答應！你放心大膽地工作吧，該怎麼幹還怎麼幹！”
　　
　　這是陳永貴第一次和江青面對面的談話。
　　
　　陳永貴拉住江青的手，一個勁地搖晃：“江青同志，您是俺大寨貧下中農的親人，我和大寨的黨支部世世代代不忘你的大恩大德。我回去說，擁護江青同志就是擁護毛主席，我們要象聽毛主席話那樣來聽江青同志的話。誰反對敬愛的江青同志，我們就堅決把他打倒，決不讓他再泛濫！”
　　
　　這些話，要是放在別人嘴裡，江青早就反感了。但是從這位農民口裡講出來，她卻認為入耳得很。她對周恩來等人說：“陳永貴同志對黨、對毛主席有很深的階級感情。像他這樣農民出身的黨的基層幹部，完全可以選進黨的中央委員會。雷鋒要是活着，可以當總政主任。我主張把鐵人王進喜、大寨陳永貴都選為中央委員。他們的鬥爭覺悟高得很！有他們在中央，走資派要想復辟資本主義，就比登天還要難了！”
　　
　　於是，陳永貴順利地在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隨後又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日的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陳永貴恨六十九軍軍長謝振華，他一口咬定謝振華是林彪的人，不斷向江青告狀。
　　
　　江青想起了當年的事……
　　
　　當林彪接到電話通知，趕到中南海來見毛澤東時，正是北京時間凌晨五點鐘。自從上海發起向黨內走資派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奪權的“一月風暴”以來，毛家灣的指揮一直和釣魚臺、中南海保持暢通的聯絡；為了使軍隊在支左中不出差錯，林彪手裡始終掌握着來自八大軍區和一些重點部隊的情況報告。他起床後，匆匆忙忙準備着他已閱讀過的這些材料。
　　
　　“是不是向主席請個假，或者在電話里請示一下主席有什麼指示好不好？就說你剛發汗身體不適。”葉群披着衣服趕進林彪的臥室，對他嘮叨。“春寒襲人，從毛家灣到中南海還有一段路，小心感冒。”
　　
　　“去去去！”林彪煩燥地推開了她，皺着眉頭說，“一號的通知不是商量，而是必須去，如果不發生重大事情，他能在這個時候召喚嗎？婦人之見！”
　　
　　“好好好，聽你的！”葉群撇了一下嘴巴，“誰讓你是偉大導師的親密戰友來，我不過是給你參謀參謀，聽不聽全在你。”
　　
　　二十分鐘後，林彪的轎車在中南海游泳池的門外面停住了。當他被等候的秘書引領進去的時候，他表示歉意。
　　
　　最先從毛澤東臥室里走出來的是江青。她臉上放光，毫無倦意。雙方握手說了表示問候話之後，江青便說：“主席正在給濟南軍區的一個報告上作批示，馬上就出來。本來，主席和我是怎麼也不願意打攪你的，但我想，當整個形勢處於最關鍵時刻時，中斷一下你的休息也是可以吧。”
　　
　　林彪點了一下頭：“當然。主席和您不是也中斷了休息嗎？”
　　
　　“他從昨晚到現在還一直沒休息。”江青說，“前半夜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們談話、開會，後半夜看報告和材料，始終沒合眼。”
　　
　　“一定要讓主席注意休息啊……”林彪關切地說。其實，說這話完全多餘。毛澤東這兩年多來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和工作情況來決定他的作息時間的。外人根本不知道他的情況，就連自己也很難掌握他的規律和活動線索。
　　
　　但他知道，毛澤東在前幾天和一些人談話時，對奪權後的前景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於是，黑龍江省的革命造反派率先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成立了以潘復生為主任的革命委員會；三天后，山東省也成立革命委員會，由王效禹當了主任；張春橋、姚文元聞風而動，摘下了他們成立的上海市人民公社的招牌，把他們最早成立的奪權機構也改名為革命委員會，仍由他倆任正、副主任；到了二月十三日，貴州省的革命造反派由李再含掛帥，也奪了原省委第一書記賈啟允的權，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稱之為“西南的春雷”。
　　
　　當毛澤東的注意力轉到山西這塊土地上時，發現這些奪了權的各路諸侯們，正吵吵嚷嚷，為爭座次、爭名額、爭先後而鬧得不可開交。江青火了：“我為某些不識大體的造反派的頭頭們而感到羞愧，放着最主要的敵人不打，而熱衷於內部起訌，他們到底要幹什麼？”
　　
　　周恩來向毛澤東建議：“中國人民解放軍過去是、現在依然是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解放軍支左後，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份，經受着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的考驗。保定地區作為北京的南大門，我看交給三十八軍鎮守就可以了。把駐守在河北的六十九軍撤到山西去，讓他們擔負支左和部分廠礦的軍管任務，以確保我國煤炭基地的正常運轉。”
　　
　　毛澤東深思熟慮後，下了決心。
　　
　　當着林彪的面，江青說：“六十九軍到山西後，對山西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作用會很大。你要跟這個軍的負責人打好招呼，讓他們站在劉格平同志一邊，堅決支持劉格平同志。林總啊，我們主席已對這方面的所有問題考慮了好幾天了。儘管中央以極其熱情的態度支持了格平同志，但還有人想拆他的台。為此，我很擔憂啊，”
　　
　　“是的，”林彪說道，“昨天一整天，我讓軍委的一些同志對全國支左的軍以上幹部作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到目前為此，我們還沒有審議最終的計劃；現在我們也許不得不這麼辦了。我將在兩天之內把各軍軍級幹部的名單和基本情況都給你，請你當全軍的總顧問。你看怎麼樣？”
　　
　　江青笑着連連擺手：“我可擔當不起，擔當不起。不過，我將盡力而為。但我們只是在解決一個省、一個地區的大事，主要是用幹部，而且要在很短的時間內解決問題。如果那是可能的話，不論多難的問題，都會處理好的。關於這一點，你信我的話好了。”
　　
　　“那是，主席早就講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正說到這裡，毛澤東出來了。
　　
　　林彪慌忙從沙發里站起來，握着他的手連聲問好。毛澤東和他談論起北京軍區所屬的幾個軍的情況。這時，江青給周恩來打了個電話，告訴他毛澤東和林彪正通宵達旦地研究一些軍隊的調動問題，要求他很快地趕到中南海。她從廚房裡要了一壺新煮的咖啡，給他們倆每人倒了一杯。這些瑣碎事情安排好之後，她打電話到康生家中，就在非保密線路上詢問了山西文化大革命的近況，她要求他馬上與劉格平取得聯繫，告知他六十九軍將開赴山西，負責山西境內的支左工作。
　　
　　毛澤東問林彪：“六十九軍是誰在那裡當家啊？”
　　
　　“軍長謝振華，政委曹中南。”林彪說。
　　
　　“你給我介紹一下他們的情況。”
　　
　　林彪張口結舌地吱唔了一陣，最後才想起隨身所帶的材料放在轎車裡了，馬上叫人去取。當秘書把他的公文包拿進來後，他才有了依據。
　　
　　“謝振華今年五十一歲，是江西省崇義縣上堡鄉梅甲村人。他一九二九年參加了當地的農民起義，那時才十三歲；一九三〇年四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六月加入共青團，一九三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掰着手指算了算：“哦，不簡單嘛，也算紅小鬼出身嘍。”
　　
　　林彪拿着材料繼續往下念：“參加革命後，謝振華歷任紅三軍團指導員、營政委、五師十四團政委；參加了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戰鬥和二萬五千里長征，一九三五年任紅一方面軍保衛局二科科長。抗戰時期他於一九三七年任八路軍總部特務團政委、總政治部敵工部副部長：一九四〇年任新四軍一二師組織部長兼敵工部長；一九四一年任團長兼政委；一九四五年任蘇北淮海軍分區政委兼華中軍區新十旅政委。解放戰爭一開始任華野十二縱隊副政委兼三十五旅政委；一九四八年任華東野戰軍十二縱隊司令員，參加淮海戰役；一九四九年初任第三十軍軍長，參加了渡江戰役和解放上海等重大戰役。建國後，任華東軍政大學第一總隊政委，軍事學院基本系主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二十軍軍長，回國後任六十九軍軍長。
　　
　　毛澤東慢慢地點着頭。林彪感到一陣緊張，因為他對謝振華的了解僅限這些，如果黨中央主席繼續問下去，他肯定會感到尷尬的。好在毛澤東沒再往下問，事情過去了。
　　
　　“這個軍的政委呢？”
　　
　　“政委叫曹中南。”林彪找到了他的簡單介紹材料，往下念道：“他比謝振華大兩歲。是河北景縣人。原名炳榮，字雪村。一九三二年加入反帝大同盟，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八年參加八路軍。一九四三年入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學習。曾在景縣地區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後任冀南軍區第三縱隊政訓處政訓員。冀南東進縱隊第五支隊政治部科長，第三團政治處股長，新編第七旅教導隊教導員，旅政治部組織科科長，中共清河縣委書記兼縣大隊政委，冀南軍區第六軍分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冀南軍區政治部主任，晉冀魯豫軍區第二縱隊六旅政治部主任，第十四縱隊四十二旅政治部主任。參加過平漢、隴海、豫北、安陽戰役。建國後，歷任華北軍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政委，華北軍區幹部部處長，軍政治部主任，北京軍區政治部幹部部長兼北京軍區軍事法院院長，六十九軍副政委、政委。”
　　
　　毛澤東聽完匯報後，沉思地說：“看來這兩個人的條件都還好，一個有豐富的作戰經驗，是老紅軍出身，經過了長征，完全可以信得過；另一個長期搞地方武裝鬥爭，對地方上、部隊上的政治工作比較熟悉。我看就讓曹中南進入省核心小組裡，讓謝振華負責山西的支左工作，把整個山西的形勢穩定下來。山西是北京的第一道後方，一旦打起仗來，軍事地位非常重要。大軍閥閻錫山很會利用山西的地理位置，幹了許多有聲有色的事情。我們的共產黨人，總應該比閻錫山強吧！”
　　
　　林彪說：“還有幾個軍的領導有問題，不便於讓他們支左、介入地方工作。”
　　
　　“怕什麼，讓他們介入，讓他們支左，無非是支了右。軍隊一支左，也就把軍隊內部的問題暴露了嘛。”毛澤東風趣地說，“醜媳婦總要見公婆喲，有問題你想包也包不住，只能是因勢利導，解決問題。”
　　
　　當周恩來、康生先後趕到後，毛澤東又聽取了他們的意見，最後形成了共識。
　　
　　後來，在江青的頭腦中一直形成了這樣一個印象：謝振華是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點將把他派到山西的，而鄭維山在一九七〇年八月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跟着林彪大反張春橋和她，主張設國家主席，成為林彪的黨羽。而謝振華也是主張設國家主席的人。於是，他也是林彪的人。所以，當陳永貴頻繁在她面前說謝振華不是的時候，她對陳永貴表示出了信任和支持。
　　
　　毛遠新曾經提醒江青：“你可千萬不要為了維護一個農民而得罪一位軍長。謝振華在北京軍區軍以上幹部中威信很高，也打過不少勝仗。多團結一些軍隊幹部，一旦有事，他們靠得住！”
　　
　　江青不屑一顧地說：“哼，什麼軍長，我一句話就可以馬上把他變成光杆司令。像謝振華這樣的人，在軍隊裡呆了大半輩子，他認得是什麼司令、大將、老帥，心裡哪能瞧得起我們。像陳永貴就不一樣了。他硬是我保下來的。謝振華等人抓住他的歷史問題的把柄，要置他於死地，是我替他說的話。沒有我，他別說當政治局委員，連中央委員也當不成！我幫了他，就是為了將來我們需要的時候，讓他幫我們。別小看他是一個農民，在政治局會議上，他將有關鍵的一票呢。為了一個陳永貴，就是把十個謝振華打下去，我也干！”
　　
　　這是江青當時真實的心態。
　　
　　當陳永貴夥同王謙等人頻繁告謝振華時，江青就說：“你們要沉住氣。問題總要有一個暴露過程。山西的問題我了解得差不多了，關鍵是選擇合適的突破口。”
　　
　　這個突破口終於找到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文化部組織了華北地區戲劇調演，中共山西省委推薦了晉劇《三上桃峰》參加演出。文化部長于會泳一口咬定：”這個戲的背景是有嚴重問題的。它是根據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所載的一篇題為《一匹馬》的通訊編寫的。這篇通訊所歌頌的故事，正是發生在王光美蹲點的桃園。所以此劇曾用過《三下桃園》的名稱，後來因有人提出，為‘避嫌’而改為《三桃峰》，此戲在內容上，劉少奇的‘階級鬥爭熄滅論’——‘無衝突論’的傾向也很明顯。我們認為，這裡不僅僅是一個一般的創作思想傾向問題，而且是當前文藝領域裡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動向。”
　　
　　於是，江青找來陳永貴，毫不掩飾地說：“你看，謝振華的問題暴露了吧？搞政治鬥爭要講究鬥爭藝術，要善於引發問題。文藝戰線不可小瞧呢，它歷來是階段鬥爭的前沿陣地。你回去可以搜集謝振華、曹中南的所有問題，可以和他們算總賬了！”
　　
　　陳永貴感激涕零地說：“謝謝江青同志的指點，我們一定不辜負你對我們山西和大寨人的期望。”
　　
　　經過一番緊張的準備後，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姚文元修改的署名“初瀾”的文章《評晉劇<三上桃峰>》。文章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階級鬥爭的歷史告訴我們：每當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過去之後，總是伴隨着一場復辟與反覆辟、倒退與反倒退的激烈鬥爭。一切被打倒的剝削階級決不會甘心於他們的失敗，總要作垂死的掙扎，妄圖復辟他們失去了的‘天堂’。他們進行復辟的一個常見方式，就是利用文藝為歷史上被打倒的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進行翻案。六十年代初，有人拋出《海瑞罷官》為彭德懷翻案，如今又冒出個《三上桃峰》為劉少奇翻案，就是這一階級鬥爭規律的生動例證。”
　　
　　十天后，即二月八日晚，身穿軍裝的江青和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帶着陳永貴，來到北京“二七劇場”，特意審看《三上桃峰》。
　　
　　演出休息時，江青一行登上舞台向整個在場的人發表講話，她說：“《三上桃峰》是出壞戲，是為劉少奇翻案的。這當然不能怪演員了，演員同志們是無罪的。這主要由你們省委書記謝振華負責，今天，我特意穿上軍裝，就是來炮轟謝振華，炮轟謝振華，炮轟謝振華！你們都應該起來和他鬥爭。”
　　
　　消息傳到謝振華耳朵里時，他並沒有覺得突然，甚至感到這是預料中的，他早就有這種思想準備。從查出陳永貴當過日偽維持會會長、情報組織“興亞會”三人小組組長等歷史問題的證據，並上報中央後，陳永貴不但沒有受到影響，反而官職不斷高升，直到進了中央政治局，他就估計到陳永貴肯定要對他打擊報復，只是沒想他們竟選擇了這樣一個突破口。
　　
　　謝振華奉命被召到北京後，見到周恩來，對此作了申訴說：“《三上桃峰》進京參加調演，是省委集體討論的嘛。當時陳永貴也參加了會議，也同意而並沒有提出不同意見嘛，為什麼現在單單叫我一個人負責？”
　　
　　“你是班長嘛。”周恩來說，“具體原因你還不清楚嗎？現在什麼話都不要說了，好好作檢查就是……”
　　
　　三月十八日晚，王洪文、張春橋、江青、陳永貴召開了解決山西問題的會議，正式揭開了蓋子。為了壯大聲勢，他們把周恩來也請來，並讓全體山西省委常委也參加。
　　
　　會議一開始，江青就指着謝振華的鼻子說：“人家都說你很兇啊！我今天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厲害。我為什麼要帶頭炮轟你，因為你們的《三上桃峰》是為劉少奇翻案的，而你是支持者，批准者，你是山西省委主要負責人，你應當負主要責任。”
　　
　　謝振華說：“我不懂文藝，也沒有抓好這方面的工作。”
　　
　　“你不是不懂文藝，你是喜歡修正主義文藝，你是用資產階級路線對抗無產階級，用資產階級文藝向無產階級文藝進攻，你們這個戲流毒全國。”張春橋很生氣地挪了一下屁股，說：“你很不謙虛，連陳永貴的意見也不聽。你對大寨沒有感情。”
　　
　　謝振華馬上說：陳水貴同志並沒有向我提過《三上桃峰》有問題呀？他也贊成這齣戲進京嘛！”陳永貴馬上說：“那是為了讓你充分暴露。”
　　
　　謝振華冷笑一聲：“我這個紅軍戰士愚蠢，比不上日偽漢奸聰明嘛。”
　　
　　“你這是什麼態度？”江青吼叫起來，“當着我們的面你就敢如此放肆，可想你在山西會怎麼樣！你假借批極‘左’鎮壓群眾，鎮壓造反派，就是反文化大革命。剛才春橋說得很對，我完全同意，我看你不是不抓文藝，而是抓的修正主義的文藝。我看到一個揭發材料說，你說過‘演樣板戲，讓我去我都不去’，你說過沒有？”
　　
　　“樣板戲我都看過，一個也沒落下。”謝振華說，“現在有人報復我，就給我捏造事實，希望中央不要上當。”
　　
　　王洪文拍着桌子站起來：“你這是無法無天，搞法西斯專政，你連陳永貴同志都反，山西的革命群眾根本不在你的眼裡。你不批林，不批孔，專批極‘左’思潮，實際上是批文化大革命，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些難道不是事實嗎？”
　　
　　江青瞪着眼睛說：“謝振華，你不要在那裡頑抗，人家說你是山西的太上皇，我說你是土皇帝，新軍閥。你什麼時候學會了抓住人家的一些小辮子就想作文章？這是不高明的！你以為你是紅小鬼出身就再不犯錯誤了？你居功自傲，看不起別人，這要碰壁的。謝振華，你的錯誤已發展到了危險的地步，要懸崖勒馬。”
　　
　　周恩來也在會上批評了謝振華，他說：“你回到山西後，要認真地作檢查，接受省委同志和廣大革命群眾對你的批判。你要轉變立場，以求得大家對你的諒解。”剛說到這裡，王洪文馬上插話：“謝振華，你回到山西要在陳永貴同志主持下，接受造反派們的批判。”
　　
　　周恩來站起來對陳永貴交待：“對謝振華你們可以批判，但對他的人身安全，中央責成由你負責保證。”
　　
　　陳永貴怔了一下，點點頭：“知道了。”他很聰明，懂得如何借刀殺人。他清楚由自己出面布置揪斗他的對手，很容易由他自己承擔引起的後果。於是，他打電話給山西他支持的另一派群眾，把謝振華回山西的具體時間和車次告訴了他們，實際上是授意他們就在火車站揪斗謝振華。造反派們當然會意了他的暗示，立即組織了近萬人的隊伍在車站等候，高帽、黑牌也做了好幾件。
　　
　　周恩來很快得到情報，立即通知山西省委常委不乘火車回太原，而是派了飛機送他們回山西，使大規模揪斗謝振華的目的沒有得逞。但是，陳永貴還是不死心，他在布置約一千七百餘人的所謂省委擴大會議批判謝振華時，特意強調：“這次批判要敢於刺刀見紅，對待謝振華像水缸里的葫蘆，按下去就不准他再浮上來。”
　　
　　一連數日的批判會圍繞着三個問題展開了：（一）你是否上了林彪的賊船？（二）、你為什麼批極左思潮？誰指使？（三）你為什麼整陳永貴同志的黑材料？
　　
　　那天的大會，是在太原有名的湖濱大會堂舉行。數千人揮舞拳頭，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口號：“向陳永貴同志學習！向陳永貴同志致敬！”在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省委書記王謙在講話中說：“謝振華反大寨紅旗，就是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你整陳永貴同志的黑材料要好好交待。你把陽泉作為反大寨的橋頭堡，是不容抵賴的！對待大寨和陳永貴的態度與感情，是區分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
　　
　　這時，有人給大會主席遞條子，要求點名讓陽泉支左領導小組組長、市委第一書記周雲濤交代：“陽泉是怎樣整理陳永貴同志的材料的？”周雲濤站起來問：“這個問題，在這個場合講合適不合適？”
　　
　　主席台上無人答話。於是，周雲濤便說：“我和謝振華一沒搜集，二沒整理陳永貴的黑材料。事情是這樣的：一九六八年清隊整黨，從陽泉商業局職工李觀海（炊事員、大寨公社武家坪人）的檔案中，發現他在一九五五年鎮反時交待他曾參加了昔陽縣日偽特務組織‘日本帝國振興亞洲救國總會’，任情報員。
　　
　　“該情報組中還有糧食局管理員王久榮，他是大寨金石波人。他們都供認陳永貴是他們的領導人。為了弄清真偽，我們查閱了抗日戰爭時期我八路軍二一九師敵工部的一份昔陽縣敵偽情報人員名冊及敵偽檔案，其中就有陳永貴的名字。名字後註明他是偽村長，情報員的身份。陳永貴是‘興亞會’昔陽分會領導成員之一，每周兩次去昔陽給敵憲兵隊送情報，直接與日寇憲兵隊長清水聯繫，當時群眾稱他是陳二鬼子……”
　　
　　話沒講完，陳永貴的臉色大變，再也坐不住了。
　　
　　當時任會議秘書長的王謙慌忙站起來，大聲喝道：“周雲濤，你住口！現在散會，”
　　
　　一時間會場上鴉雀無聲。
　　
　　但是，陳永貴因為有江青等人的支持，還是把謝振華整了個狼狽不堪，被撤銷了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紀和軍內的職務，曹中南及一大批幹部都受到了株連，批的批、撤的撤，被整了個不亦樂乎。直到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謝振華被迫給毛澤東寫信，承認：“由於幾年來我對毛主席‘農業學大寨’的指示學習、理解不夠，學大寨的感情不深，沒有把對陳永貴同志、對大寨的態度提高到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高度來認識，對陳永貴和大寨實際上採取了消極抵制的態度。因此，阻礙了我省農業學大寨的深入發展。”
　　
　　毛澤東看了謝振華的信後，批了“到此為止”四個大字。以後又把他分配到中央黨校學習，此後一直默默無聞，直到粉碎“四人幫”後他才又東山再起。
　　
　　事後，江青見到了陳永貴，得意地對他說：“怎麼樣？這會舒心解氣了吧？我捅謝振華這個馬蜂窩，就是為了樹立你和大寨的威信，不這樣，就鎮不住他們，立不住腳。”她沒想到，兩年多後，她成為階下囚，這位農民政治家不僅沒有幫她說句公道話，還要向華國鋒獻計獻策，要她的腦袋，以此來體現他自己的“革命”。
　　
　　伴隨着一陣痛苦，江青倒在床上。這時候，她眼前的種種光圈消失了，她清楚地看見了政治鬥爭的恐怖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