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七十二地煞中張青以“菜園子”為綽號，他自報家門道： 小人原是此間光明寺種菜園子。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人都叫小人做菜園子張青。 這裡所說的“菜園子”，並不是指種菜的園圃，而是指拾掇菜園的人。這有《洛陽牡丹記》為證：“接花工尤著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或是西門，俗但云門園子”，可見宋代以“園子”來稱呼“園工”。 《水滸》對光明寺的菜園沒有更具體的交代，而記述最詳細的，倒是魯智深看管的東京大相國寺的菜園。學者李覯曾為僧可棲撰寫《撫州菜園院記》，這個菜園院也應是附屬於佛寺的菜園，而由可棲主管。據《隨隱漫錄》，南宋理宗寵幸的閻貴妃“以特旨奪靈隱寺菜園，建功徳寺”，可見宋代一般寺廟都有經營菜園。不過，讀《水滸》者千萬不要錯誤以為：和尚吃素，唯有佛寺才需要菜園。實際上，隨着城市經濟的發展，大量市民的入住，宋代對商品化蔬菜的需求與日俱增。 有一則筆記說：宋初，名臣張詠做崇陽（今屬湖北）縣令，一日，見一農民買了菜回家，便責問他：“自己有田，為什麼不種，倒去市上買？”便以其懶惰打了他的板子。這個故事說明：第一，蔬菜商品化大潮已經波及到了崇陽這樣的小縣城；第二，入宋以後，蔬菜商品化趨勢之快，連張詠這樣有頭腦的名臣也觀念落伍了。蔬菜種植業因市場需求而獨立，蔬菜買賣也便成為獲利豐厚的營生。《水滸》所記載的大相國寺菜園，在魯智深主管以前，一直被左近“二三十個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視為“俺們衣飯碗”，“泛常在園內偷盜菜蔬，靠着養身”，透露出的正是這一消息。 南宋趙蕃有首詩題為《鬻菜者》，與張詠故事倒是互為補充的： 早禾未熟晚尤遲，賣菜歸來始得炊。 谷者本從田戶出，未滋反取市人嗤。 這位賣菜者原來身份應是種糧戶，但早稻未熟，只能先種些菜到市場換米度日，卻也遭到市人的嗤笑。這一細節也說明：第一，出售蔬菜換取生活必需品的情況，在宋代相當普遍；第二，城市蔬菜市場需求量不小，是由各種渠道解決的，其中也包括一般農戶出售有餘蔬菜的途徑。舒岳祥鄉居天台故里，見村婦中有專門賣菜的，有詩云： 賣菜深村婦，休嗟所獲微。 蕪菁勝乳滑，萊菔似羔肥。 橐里腰錢去，街頭買肉歸。 種蔬勝種稻，得米不憂飢。 這首詩反映了三點：其一，專業的種菜戶在宋代相當普遍；其二，種菜戶勞動所得勝過一般的種糧戶；其三，種菜戶通過市場行為在滿足自身生計的同時，也解決了城鎮的蔬菜問題。當然，大中城市的蔬菜市場，只能以規模化、商品化的蔬菜生產方式為其主要支柱。 在當時運輸條件下，大中城市的新鮮蔬菜只能就近生產，於是，城郊就出現了星羅棋布大小不一的菜園。打開《清明上河圖》，可以發現在即將進入市區的大道旁，張擇端就畫着大片菜園風光。這與《東京夢華錄》所說的“都城左近，皆是園圃”，倒是吻合的。北宋東京的菜園為數不在少。保存至今的籌建開封繁塔的集資刻石，有一條北宋初年的記載：“菜園王祚，施菠稜（即菠菜）貳千把，蘿蔔貳拾考老”。從這位種菜專業戶一次施捨的蔬菜量，可見其菜園規模不小。 張舜民在《郴行録》說：“又十里，至菜園步，以風止，此距黃州五里。”菜園步，顯然是因菜園而得名，離黃州（今湖北黃岡）州城五里，正是蔬菜流通的合理里程。而在《水滸傳》“宋江智取無為軍”一回里，細心的讀者也會發現另一個菜園： 宋江道：“黃文炳隔着他哥哥家多少路？”侯健道：“原是一家分開的，如今只隔着中間一個菜園。”宋江教眾好漢幾個把住兩頭。侯健先去開了菜園門軍漢把蘆柴搬來，堆在裡面。侯健就討來了火種，遞與薛永，將來點着。 無為軍（治今安徽無為）的這個菜園規模不大，但從“把住兩頭”來看，占地也不會太小，顯然不是自我消費的家庭菜園，但小說沒有交代菜園的經營者。 徽宗時，六賊之一的朱勔在蘇州開闢了很多園子，種植奇花珍卉，園子之大甚至讓游賞的士女迷路。但好景不長，朱勔流放，當地老百姓傳開了一首政治謠諺： 做園子，得數載，栽培得那花木，就中堪愛。 特將一個保義酬勞，反做了今日殃害。 詔書下來索金帶，這官誥看看毀壞。 放牙笏便擔屎擔，卻依舊種菜。 朱勔苦心經營的花卉園最終是否改成了菜園，不是問題的關鍵，這首民謠卻表明老百姓對偌大的菜園是司空見慣的。 這有另一個事例可以印證。南宋建康府是長江防線上的軍事重鎮，又是一個大城市，蔬菜就有賴周邊補給。其中蘿蔔一項，是從長江的江心島丁家洲（在今安徽銅陵）運來的。詩人楊萬里經過這個島，見島“闊三百里，只種蘿蔔，賣至金陵”，之所以只種蘿蔔，顯然因為經得起多日的長途運輸，也便於戰備儲藏。楊萬里有詩說：“島居莫笑三百里，菜把活他千萬人”，可見丁家洲菜戶之多。丁家洲菜園雖有其特殊性，但也說明一個大型城市的蔬菜生產與供應所達到的規模。 宋室南渡，偏安東南，臨安（今浙江杭州）成為都城，人口超過開封，當時杭州有諺語說：“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所謂“東門菜”即因城東橫塘一帶最宜種菜，故而“東門絕無民居，彌望皆菜圃”。而東門外橋下就自然而然成為菜市場的中心，這座橋就被叫做“菜市橋”；由於東門外一望無際的菜園與綠意盎然的菜市場，當地人就將其叫做“東青門”，或者乾脆叫做“菜市門”。這種菜園當然不僅都城附近有，州縣城郭也有分布。張青的菜園在孟州境內，自然是小說家語。而穎昌府城東北門內就因菜園集中，俗呼之為“香菜門”。 《水滸》提及的兩處菜園一屬大相國寺，一屬光明寺，都是寺產，張青以非僧人的身份受僱於光明寺專事種菜，這也算得上一種經營方式。據《水滸》裡大相國寺清長老對魯智深說：“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擔菜蔬，余者都屬你用度”，不難揣測：除去寺廟自身消費，歸魯智深用度的菜蔬也應該進入東京菜市場。 官府經營，是宋代菜園存在的第二種方式。蘇頌曾論劾知登州胡俛“賣公使菜園錢入己”，可見一般州府都經營所謂公使菜園，而這種官營菜園的蔬菜在自給有餘的情況下也進入市場買賣。熙寧年間，福州知州通過“歲鬻園蔬”，放進自個腰包的錢每年不下三四十萬。據羅願說，政和四年（1114），深州（治今河北深縣南）官廨擁有菜圃1600餘畦，每年銷售所得得超過200萬錢，州縣官頗“營圃規利”，而河北副將通過部卒賣菜，中飽私囊者達56人。這些數據都說明了官營菜園規模驚人。據《能改齋漫錄》說，臧論道出知洪州，有一個老兵做“園子”，能種出來“非時果蔬”，讓臧氏子弟大為驚詫。故事的演進雖有點志怪色彩，但這個老兵“獨臥圃中草舍”，顯然是專門經營菜園的知州屬員。 第三種方式是由商人購置園地，僱人藝植。據《夷堅志?灌園吳六》，撫州市民王明貿易致富，便買城西空地做菜園，“雇健仆吳六種植培灌，又以其餘者俾鬻之”，種菜的與賣菜的分工明確。 第四種方式是為數眾多的個體菜戶。《夷堅志?寶積行者》說台州仙居縣有陳園，就是園人陳甲的菜園，他常種蔬菜賣給當地的寶積寺。梅堯臣有一首《聞賣韭黃蓼甲》詩說： 百物凍未活，初逢賣菜人。 乃知糞土暖，能發萌芽春。 柔美已先薦，陽和非不均。 不難推斷，這位賣菜人是一位個體經營的菜農，他園藝精湛，能夠在天寒地凍的季節，利用糞土熱力與保暖作用，培育出柔美鮮嫩的韭黃、蓼甲，供人家做春盤時採購。南宋紹興中（1131－1162），廣漢人蘇雲卿曾到洪州（今江西南昌）東湖村，開闢菜園，經營有方。一年到頭，“園不絕蔬，滋郁暢茂”，四時品種從不缺貨，吃口遠比別家好，還不二價，前來販賣的菜販子“利倍而速售”，故而總是先期付款。鎮江丹徒大港鎮孫沂兄弟“竭力灌園，園之果蔬暢茂”，周邊其他種植者不能企及，也使得“負販者爭趨之”。孫沂後來因此發家，管理方式也從自己個體經營改為僱人種植，史傳說他“乃授成園丁，與兄束書入學”。蘇雲卿與孫沂都有相對固定的“負販者”，這與陸游在《村興》詩里說“種菜賣供家”是可以相互印證的。這些專業賣菜人就是菜販子，構成個體菜戶將蔬菜銷往市場的中間環節。范成大《四時田園雜興》有詩寫出了個體菜戶的另一種銷售方式： 桑下春蔬綠滿畦，菘心青嫩芥薹肥。 溪頭洗擇店頭賣，日暮裹鹽沽酒歸。 這種“溪頭洗擇店頭賣”的方式，是個體菜農在經營田畝有限的情況下自產自銷的模式，而且銷售地往往就在附近的小市鎮，不是大中城市蔬菜銷售的主渠道。 相比糧食生產，經營蔬菜獲益更大。據《清異錄》記載，宋初王奭善於營生，每年只種玉乳蘿蔔與馬面菘，就“可致千緡”。還有一個名叫紀生的經營菜園，一把鋤頭、十畝菜園，養活了一家三十口人，臨終，告誡子孫說：“這十畝地，就是鑄錢爐子啊！”以宋代北方的生產水平論，三畝糧田才能養活一人，而紀生一畝菜地就可以養活三個人，難怪當時流行“一畝園，十畝田”的農諺。王安石詩《陶縝菜》也反映了這點： 江南種菜漫阡陌，紫芥綠菘何所直？ 陶生畫此共言好，一幅往往黃金百。 政府的稅收緊盯着有利可圖的行業，對蔬菜種植業的科斂也是不會放過的。據晁補之說，一個小小的祁州（治今河北安國）“斂菜圃之課，當入於守者日二千錢”，一年就是七百多貫。也難怪陳與義詩云：“是事且置當務本，菜圃已添三萬科”，呼籲重視菜圃之課。 宋代菜園經營者身份不一，但似乎只有張青這樣種菜的僱工才是貨真價實的“菜園子”。而菜園子用為渾號，不正是宋代蔬菜商品化潮頭下蔬菜種植業勃興的明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