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卷

第三章

第一、共產革命思潮在辛亥之後的中國獲得了自由傳播的時代條件

　　蘇俄意圖推行“東方路線”，即意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之時，辛亥之後的中國思想文化界正呈現空前自由和空前活躍的狀態。一方面，自晚清即已傳入中國的西方各種思想、思潮，在中國獲得了更大的文化市場；另一方面，中國思想界仍承襲晚清以來將種種西學都當作“科學”的傳統，亟欲將他們在中國發揚光大，卻既不問其正確與否，亦無能力判斷其是否正確。可以說，“一聲炮響”之前既無人重視馬克思主義；“一聲炮響”之後亦無人去制止馬克思主義。待到蘇俄有心要來中國宣傳它時，則既有欣賞者，亦有反對者，無非是把它當作一種思想或思潮而已。這就為馬克思學說，共產革命思潮，更為蘇俄要向中國傳播俄式共產革命的經驗，造就了天賜良機。

第二、辛亥革命失敗了的錯覺導致了對俄國共產革命成功的羨慕和讚賞

　　辛亥之後專制復辟勢力對於辛亥革命的反撲及其數度得逞，使得許多身臨其境者頗有辛亥革命已經失敗的遺憾和痛苦。猶如孫中山所言：“夫去一滿州之痛苦，轉生出無數強暴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 這種遺憾和痛苦，既然連孫中山本人也不能免，則其影響之深，壓力之重，也就可想而知。因此，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尤其是它兩度偽稱“廢除不平等條約 ”，便在相當程度上激起了中國革命家的羨慕甚至讚賞，直至激發了他們對於俄國“嶄新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嚮往之心。一九一八年元旦，孫中山即在其宣言中稱：“吾對於此近鄰之大改革，不勝其希望也。”同年底，他乾脆致電蘇俄政府稱：“中國革命黨對於貴國革命黨員之艱苦卓絕的奮鬥，表示極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鬥。”其時，孫中山尚因不了解俄國共產革命的本相而出此險招，則一般的知識分子就更把俄國的革命當成了一場新式的、甚至是理想化了的革命。中國民間團體不僅強烈表示要接受蘇俄“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且還要置南、北兩政府於不顧地，企圖直接與俄國攜手結好。⁰⁶ 《新青年》就曾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以宣傳馬克思的共產革命學說。陳獨秀、李大釗等終於成為蘇俄青睞和扶植的中國第一代共產黨領袖。共產革命因此而在中國獲得了它“真正的開端”。列寧的“東方路線”由是“初戰而告捷”。自晚清以來，因歐風美雨而崇尚與追求西方民主和科學的中國思想界，亦從此開始了自身分裂的悲劇。

第三、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對於俄國共產革命性質的雙重誤解

　　首先，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因崇尚西方民主，效法歐美革命而推動起來的政治革命，蓋因民主列強們對內民主卻對外強權，而飽受“歐風吹之、美雨淋之”的痛苦。中國的革命非但沒有獲得歐美民主列強的幫助，歐美民主列強甚至反而支持和助長了中國的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尤其是反動軍閥的長期混亂和混戰。所以，因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而為之一振的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對內固然缺少對於革命與復辟較量的深切認識，從而認為辛亥革命已經失敗；對外則天真地認為，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不僅為俄國開闢了“天下大同”的新境界，而且已在國際上推行着一種嶄新的“平等國風”。特別是蘇俄數度偽稱要對我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宣示”，就更加使得他們因不了解其陰謀手段，尤不了解其革命的性質和本相，而自己為俄國共產革命畫上了一道美麗的光環。
　　其次，已在思想文化上堅持數年反覆辟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彼時，他們在國內所追求的革命目標，一為反對封建，即反對封建軍閥的復辟與混戰；二是反對列強，即反對東西方專制列強和民主列強對我國的欺凌和侵略。前者是謂反封建和爭民主；後者則謂反列強和爭獨立。因此，對於俄國共產革命反對沙皇專制統治成功的誤解，⁰⁷ 和蘇俄共產專制政權反對西方列強的政策，也就不僅與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追求完全吻合，而且起碼在表面上與目標上，符合推動中國民族獨立與民主革命的方向。這就為中國部分知識分子錯認共產革命也是民族民主革命，因而中國革命亦應該與俄國共產革命攜手共進，帶來了認識上的絕對錯失。

第四、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桃花源夢促成了共產革命在中國的誘發

　　馬克思主義的復辟哲學因自稱是“科學”的共產主義 —— 即“科學”的大同主義，並且又是對於“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徹底否定，特別是它對於“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批判，又足以打動人心。因此，這個用十九世紀的科學包裝起來的歐洲大同主義思潮，也就帶着近代西方科學的色彩與魅力，迷惑了視西方一切均為科學的中國知識界，尤其是迷惑了那些土生土長的中國知識分子，和那些並不曾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及其發展的“假洋鬼子們”。再加上他們既憎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革命的干涉和破壞，又不了解俄國和俄國共產革命的真情及本相，特別是俄國十月共產革命和俄國二月民主革命的政治關係，因而竟簡單地認為，只需拋棄歐風美雨，進而把儒家大同思想和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以及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劃上等號，即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於“桃花源夢”的永恆追求，與馬克思所構造的西方共產主義天堂，以及它在俄國的“實現”混為一談，便不僅算是真正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方向，而且其自身亦只要轉身一變，也就成為“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 了。
　　然而，這些剛剛脫下了長衫、換上了西裝，剛剛剪下了辮子、梳出了洋妝的中國知識分子，由于洋裝之下所包裹的仍可能是一顆傳統知識分子的靈魂，即雖已“新其貌”，而並未“新其心”，所以，他們才會從對民主與科學的理性追求，轉眼之間就能轉變成為對於現代西方共產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應該說，這既是當時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轉身一變就成了共產主義者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共產革命，之所以能夠由那些剛剛還在高喊科學和民主的少數先進者們所發起的根本緣由。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現代部分先進知識分子與共產主義思潮的一拍即合，在實際上僅僅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極少數。或曰，在轉身即已經成為共產主義追求者的人當中，稱得上是學有所成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大知識分子者就更少。其中真正接受過西方教育者幾乎沒有。周恩來、鄧小平等所謂赴法國“勤工儉學”，無非是在短暫的打工糊口之餘，去抄了幾條巴黎公社造反的口號罷了。相反，一大批在後來為共產主義思潮所誘惑者，絕大多數是小知識分子即知識青年，尤其是小知識分子中的失意者，或農村中沒有出路的知識青年。他們不僅與歷代農民造反中，專事出謀劃策和制定口號綱領的小地主階級不仕子們一脈相承，而且更為共產革命在中國的發動和擴張，尤其是共產革命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的結合和發展，帶來了一批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十三位創始人中，便無一在歐美國家留過學。陳獨秀、李大釗雖為一時之俊彥，前者也只在日本留過學；張國燾、陳公博雖為北大畢業，李達乃陳獨秀學生，但他們不是後期中國共產革命的迷途知返者，便是它的背叛者和失意倒霉者；其餘八位則不是輟學的農村知識青年，如毛澤東；就是由中國的舊學培養出來的鄉村秀才，如董必武、何叔衡以及幾位中學生。⁰⁸ 這樣一個結構，無疑使中國共產黨在其建黨之初，就已經具備了中國傳統農民造反力量在“知識結構”上的基本特徵。倘使說一九二七年前，中國共產黨還是由一兩個大知識分子為領袖的小知識分子的黨，一九二七年之後，其不僅在思想上，尤其在組織上，則迅速蛻變成了一個由一群失意的農村知識青年所領導的農民造反黨了。中共後來的“革命”歷史，特別是它在知識和知識分子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反知識和反文化的農民造反特徵，不過是把這一場由國際共產革命思潮所誘發起來的中國共產革命，合情合理地轉變成了一場傳統型現代農民造反而已。毛澤東遵照斯大林的旨意曾一再告誡他黨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這樣一類“最高指示”，就是它最本質的說明（參見下卷）。

第五、中國共產革命誘發的社會基礎和歷史經驗

　　中國共產革命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被誘發，最根本的內部條件，乃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性質和形態，在辛亥之後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因而，傳統中國農民革命造反的思想和方式，才能與國際共產革命思潮順途而同歸。這才給代表了傳統農業社會復辟願望的歐洲共產主義思潮，和俄國共產專制復辟勢力企圖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奠定了社會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於建黨伊始，其黨內就能夠迅速形成一個專事鼓吹農民運動派別的根本緣由（參見下卷第二章）。此其一。其二，一九二七年之後，正是這個派別，才在俄式中國共產革命慘敗，中共被清除出國民革命陣營之後，能夠借鑑洪秀全借用和改造西方宗教以造反的歷史經驗，進一步“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即乾脆將馬克思所鼓吹的共產主義革命的大同信條與暴力形式，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的大同目標和暴力手段一拍即合，以在革命與復辟迭呈反覆較量、內憂和外患交相煎迫的中國，重新開啟一場旨在“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制度”的傳統型現代農民戰爭，並乘機在祖國遭受瘋狂侵略的特殊歷史條件下，打下了江山，坐成了天下，實現了專制制度的全面復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