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類戰犯叫“參謀”(俞天任)(6)

犬養毅是孫中山的老友，這次當上首相也是偶然再加上偶然。本來77歲的犬養毅已經宣布從政界退休，因為當時的政治空氣已經是軍國主義清一色了，那位山縣有朋就公開說過：“不聽我話的就頭山滿和犬養毅”。但是犬養毅的選民不服，犬養毅辭職後舉行的選舉大家選出來的還是犬養毅。加上田中義一又突然莫名其妙的死了，犬養毅這就莫名其妙地當上了政友會總裁，這次內閣倒台，大家指望能夠靠犬養毅和國民黨的關係解決滿洲問題，這才推他當了首相。
犬養毅上台以後，拒絕了軍部的成立“滿洲國”的要求，並且通過自己的渠道和中國國民黨開始談判。上次說到“田中奏摺”的時候提過那位言必提“我是帝國主義者”的森絡，那位森絡其實原來也支援過孫中山，但那時已經完全變成了右翼。犬養毅托森絡看着和國民黨的談判，可森絡把來往的電報全給壓下來了。那邊談了些什麼，到現在都還是個迷，因為森絡32年底就見天照大神去了。
犬養毅算看出來了，有這批青年參謀在，日本遲早得完蛋，得想想法子。可他那個法子也太書呆子氣，什麼人不能找？他跑去找上原勇作，就前面說過的找到政府死穴的那位陸軍元帥，給了他30個人的名單，讓上原勇作去找天皇商量，免了他們的官。這邊又把他的計劃告訴了那個森絡，你說軍部能不知道？
軍部暴跳如雷，認為犬養毅是在侵害“統帥權”，終於在1932年下手暗殺了犬養毅首相，是為“5.15事件”。那個書呆子，在被別人打了黑槍以後，還要傭人把兇手叫來，說：“讓我和他談談”，還在夢想說服那些瘋子。
“5.15事件”在日本政治史上是一個很大的事件。隨着犬養毅首相的被暗殺，政黨政治也一命嗚呼了，以後的內閣永遠是“舉國內閣”，唯軍部馬首是瞻。像後繼首相齋藤實一上台就趕緊承認了“滿洲國”政策。
順便說一下，上世紀末在非洲，波黑等戰亂地區經常可以看見一位跑來跑去救助難民的老太太，聯合國難民救濟署前高級專員緒方貞子。她就是犬養毅首相的曾孫女，可見好人真有家傳。

這個“滿洲國”計劃，在日本都有人反對，在世界上就更不要說了。怎麼糊弄全世界的人呢？關東軍們又想出個轉移視線的花招：到遠東最大國際都市去鬧事去。坂垣征四郎串通田中隆吉少佐（陸大34期，當時是駐上海公使館武官）主謀挑起了“1.28事變”（日本叫“第一次上海事變”），具體執行的則是所謂“男裝麗人”川島芳子。
這一打就從1月28日打到了5月5日才停火，乘着上海打仗，宣統就和一幫大清的殘渣餘孽們在關東軍的保護下弄起了那個臭名昭著的“滿洲國”。
上海事變的執行犯川島芳子戰後給蔣介石槍斃了，但那個主謀田中隆吉少佐呢？他後來又策划過“內蒙獨立”，想扶植一個以德王為首的傀儡政權，弄出第二個“滿洲國”來。因此極為東條英機所重用，一直做到陸軍省軍務局少將局長。這麼個經歷，按說應該對東條英機感恩戴德，敗戰了就是不算戰犯，起碼也要被當作嫌疑犯抓起來對不對？
可是這位腦子靈活，立即改換門庭，投靠麥克阿瑟，做盟軍方證人。據說他在證人席上一出現，東條們幾乎傻了。但這位可不是真的良心發現去控訴甲級戰犯們的罪惡喲，他是琢磨透了麥克阿瑟的心思，要送幾個人上絞架。東條倒無所謂，反正只要有一個人得上絞架的話那就是東條他了，用不着田中幫忙。
麥克阿瑟想要武藤章的命。武藤章將來會講到，確實作為甲級戰犯不冤枉，但是在只絞死六名軍人，還得扣除一個松井石根，也就是只絞死五名發動那場死亡人數達幾千萬人的戰爭的軍人甲級戰犯的情況下，應不應該有武藤章那就值得考慮了，沒有田中的證詞，估計不容易絞死武藤章。
田中又是怎麼作證的呢，很簡單，把自己和武藤章之間的爭吵內容換換位就行了，這一下武藤章死了，田中隆吉活了。不過也沒活多久，武藤章死了後，田中就瘋了，天天說武藤章在找他索命。
那麼“滿洲事變”的其他戰犯們的下場又怎樣了呢？
“9.18事變”的主要戰犯是關東軍作戰參謀石原莞爾中佐，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大佐，總參謀長三宅光治少將和司令官本庄繁中將。
“滿洲事變”成功，大家都加官進爵。本庄繁於1933年升為大將，當上了昭和天皇的伺從武官長，戰後被指定為甲級戰犯，由於自殺而未上審判席。三宅光治後來升為中將，任職參謀本部，後來日本敗戰時為“滿洲國協和會”（偽滿唯一的政治組織）中央本部部長，被老毛子抓到蘇聯去了，後死於莫斯科的盧比楊卡監獄（知道克格勃的朋友肯定聽說過這個有名的監獄）。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征四郎於1941年被升為大將，戰後作為甲級戰犯而被送上了絞刑架。
抄一段土肥原的判決書吧，看完之後就可以知道為什麼要絞他了。
“第1條，1928年1月1日-1945年9月2日為止的共同策劃（確保對東亞，太平洋，印度洋地區的支配）。
第27條，1931年9月18日-1945年9月2日為止的對中華民國的戰爭。
第29條，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為止的對美利堅合眾國的戰爭。
第31條，同上時間對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的戰爭。
第32條，同上時間對荷蘭王國的戰爭。
第35條，1938年夏季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戰爭（張鼓峰事件）。
第36條，1939年夏季對蒙古人民共和國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戰爭（諾門坎事件）。
第54條，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為止的違反戰爭法規（殘虐行為的授權和許可）。”
前面的條數，是那時遠東軍事法庭制定的罪行條目，看誰犯了哪一條，土肥源犯了八條，當在罪不容赦。
那麼關鍵人物石原莞爾呢？事變後立即晉為大佐軍銜，升任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課長，隨後兼任參謀本部最核心的課長——第一部（作戰部）作戰課長。1937年升任參謀本部第一部部長。因為由於“滿洲事變”的成功，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成了全日本的英雄。
英雄到什麼地步？說一件事吧，有一位著名的日本的音樂指揮家叫小澤征爾估計大家都知道，還有另外一件事不知大家知道不知道？小澤征爾的那個“征”就是“板垣征四郎”的“征”，“爾”就是“石原莞爾”的“爾”。因為小澤征爾是1935年出生在瀋陽，其父小澤開作就是那個“滿洲國協和會”的創始人之一。
這個石原可還得說下去。對於中國，他是一個十分恐怖的敵人，之所以說他十分恐怖，是因為石原的想法有相當的勝算。你看“滿洲事變”他不是已經成功了嗎？
石原頭腦很冷靜，這點和喜歡人來瘋的其他日軍參謀不同。他懂中文，雖然不是像伊藤博文那樣的中國通，但對中國保持了最樸素的理解。
來看看他自己的話吧：“如果進入戰爭狀態就一定是長期持久戰，懲罰中國，數月間蔣政權就會崩潰，所以只需要短期決戰是極大的錯誤。一直到明治維新為止中國都是亞洲的先進國家而令人害怕，日本人則從甲午戰爭戰勝了中國以後就認為中國是一個老衰的國家而看不起它”，“中國有自古而來的高度文明，而物質生活又極為原始，各個地方有高度的自給自足的可能，這些都成為對持久戰的極為有利的條件。如果開戰，有可能逼迫中國進行決戰，但是會不會變成持久戰則主要取決於中國的意圖”。
怎麼樣，這幾句話說的大錯沒錯吧？

石原莞爾可以說是陸軍大學校慘澹經營幾十年畢業生中唯一的一位戰略家。從這個意義上說，石原是陸軍的“異類”。正因為是異類，所以很被人敬而遠之，在畢業後留校當教官，以後去德國留學，在德國形成了他的“最終戰爭論”，以後又去關東軍，就是進不了參謀本部。這次進參謀本部，“滿洲事變”有功是一個原因，但主要是由於陸軍省軍務局長永田鐵山（還記得“巴登巴登四人幫”嗎？）的大力推薦。但是夠巧合的是就在石原莞爾就任的1935年8月12日，統制派扛把子的永田鐵山少將被皇道派軍人相澤三郎中佐在辦公室砍死，因為皇道派對永田罷了皇道派巨頭真崎甚三郎（陸大19期軍刀組，2.26事件的幕後黑手）的教育總監的官不滿。
這位永田鐵山，也是日本陸軍中唯一能和石原莞爾相提並論的一名牛人，是當時統制派的總扛把子的。據說永田比石原還要聰明，而且差得還不是一個數量級。他挺欣賞石原，雖然在滿蒙問題上和石原一直有分歧，他是主張“逐次領有論”的。其實橋本欣五郎搞的流產政變“三月事件”他也有份，計劃就是他搞的。但是在追查時被他忽悠了過去，他說他喜歡寫小說（這倒是真事），那不是計劃，那只是他寫的小說。本來那個追查就是做做樣子，反正只要你能編出說辭來，就從寬處理。
石原上任後，立即又重新修訂了“帝國國防方針”。那個帝國國防方針最早是田中義一在1907年搞的，後來在1923年海軍裁軍時由海軍軍令部主導又修改過一次，1936年6月底的這次是第三次修改了，修改後名為《國防國策大綱》，主要內容是：
“日本的國策是成為東亞的指導者，為此一定要具備能夠排除蘇美英壓迫的實力。在充實能夠對抗蘇美英的軍備特別是航空兵力的同時，做好穩固日滿和北支（華北），完成進行持久戰的準備的基礎工作。
完成了軍備的充實和持久戰的準備後，首先開始積極工作以儘快迫使蘇聯放棄進攻遠東的圖謀。在此期間努力與美國保持親善關係，蘇聯屈服後與其建立親善關係，將英國實力驅逐出東亞，解放東亞各民族。
蘇聯和英國屈服後，領導東亞各國合作使其實力得到飛躍發展，準備和美國的大決戰”
為了使其想法能夠實現，石原甚至還改組了參謀本部，將原來總務部管的“動員，編制”業務也移到作戰部來了，使作戰部集中了參謀本部90%的權限。
當時石原莞爾是名揚一時，權重一時。那個原來是傾向與皇道派的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組閣時都改變立場，轉向統制派。在內閣人員選定時居然去徵求石原莞爾（當時還只是大佐）的意見，石原就提議讓他的盟友板垣征四郎當陸軍大臣，結果是由於梅津美治郎（陸大23期首席，甲級戰犯）不能容忍陸大28期的板垣爬到他上面去做陸相（梅津當時是陸軍部次長）而極力反對才沒有成功。
老冰看到這個石原莞爾主持修訂的《國防國策大綱》時嚇出過一身冷汗，因為太現實，太可行了。
那個《國防國策大綱》提出的假想敵順序是美，蘇。首先對蘇已經放棄了進攻戰略，而代以“完成了軍備的充實和持久戰的準備後，首先開始積極工作以儘快迫使蘇聯放棄進攻遠東的圖謀”的字眼，就是說在武力的後備上與蘇聯談判，不與其交惡。
對美國則是“努力與美國保持親善關係”，因為石原知道日本和滿洲都有豐富的媒，鐵資源，可是缺少最重要的戰略資源：石油和橡膠（那時還不知道後來會有個大慶油田，要是知道，沒準石原會把南進都推遲）。那玩藝全在美國人和英國人手裡，所以千萬不能和美國人翻臉。
對華戰略則是“做好穩固日滿和北支（華北），完成進行持久戰的準備的基礎工作”，反對擴大戰爭。
也就是這樣一回事：挑動在西北的國共內戰，同時建設滿洲國，鞏固華北，堵住老毛子南下，再向南洋滲透，得到馬來亞的橡膠和文萊的石油，同時擠走英國人，爭取把手伸到“蘭印”（荷屬印度，現在的印度尼西亞），確保石油，這以後再和美國進行“最終戰爭”。
如果真的石原的想法能夠付諸實施，是不是很恐怖？不擴大侵華戰爭，日本陸軍就可以騰出手來更新裝備，不至於像以後的太平洋戰爭時扛着三八式步槍，拖着木頭輪子的三八式野炮，開着薄皮大餡的95式坦克去和英美掐架了。
有人對日本陸軍不注意武器裝備的解釋是日本只把中國當成假想國，那種武器打打中國足夠了。那種解釋未免把皇軍們的心腸估計得太好了，日本陸軍從來就沒有把目標僅僅鎖定在中國。皇軍們沒有像樣的武器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陷入了中國戰場的泥潭，沒有軍費去添置新吃飯傢伙了！
和美蘇保持親善是什麼意思？就是說日本不會像後來那樣參加三國同盟，就算第二次世界大戰照樣打，日本也不會是戰敗國。那樣的話，中國什麼時候能夠滅了“滿洲國”都成了問題，更不要說光復台灣了。
但是天佑我中華啊，老冰在研究這些資料時不止一次這樣感嘆過。
天佑我中華，石原莞爾僅僅是一個日本陸軍的“天才異類”而已。他能名揚一時，能權重一時，但不能阻止陸軍大學校開足馬力成批生產大量的二百五參謀。也阻止不了那些二百五參謀們齊心合力拉着大日本帝國這輛戰車奔向滅亡。
即便是石原莞爾本人，也是一個從思想到行動無不充滿了矛盾的怪物。誰要是以為石原莞爾真的拘泥於滿洲這塊“前進基地”，真的從來沒有想過再擴大戰爭就錯了。1932年1月石原莞爾對應關東軍邀請訪問滿洲的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土方成美說：“我從來沒有說過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也沒有這樣考慮過。滿洲只不過是個手腳架，一定要從這裡出發到山西，陝西去，聽說陝西有豐富的石油”。
石原到參謀本部不久，就遇上了2.26事件。

1936年2月26日，陸軍皇道派下級軍官帶領1400多名士兵發動政變，包圍了首相官邸，國會議事堂，陸軍省，參謀本部和警視廳。殺死了內大臣齋藤實，大藏大臣高橋是清，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大將（陸大17期首席）。叛亂軍的主要對象是首相岡田啟介海軍大將，但是殺錯了人，把岡田的小舅子松尾傳藏陸軍大佐當作岡田本人給殺了，真的岡田躲在浴桶里逃過了一劫。
石原是26日早上從鈴木貞一的電話里聽到政變消息的，立即趕到參謀本部上班，被任命為警備參謀。27日的戒嚴令下達後又出任戒嚴參謀。石原很明確地給2.26事件下了定義：“紊亂朝憲的反亂”。
與此同時，海軍橫須賀鎮守府司令長官米內光政立即命令海軍陸戰隊登上軍艦，封鎖東京灣，聯合艦隊也派第一艦隊封鎖東京灣，第二艦隊封鎖大阪灣，準備鎮壓叛亂。
這位米內光政後來一直做到首相，日本戰敗後是僅有的一位安心在家，不必擔心美軍憲兵去請他喝茶的開戰前後的首相，因為他真的為避免戰爭盡力了。說起這位米內大將也是一個牛人，日本軍人都是剃個鋥亮的禿子，這位則是一直是三七開的小分頭，加上一個高個，特瀟灑。哪位什麼時候要是看到一張長發飄飄的日本海軍軍官照片，不用問就是米內光政了。哪個國家都一樣，海軍不像陸軍那樣土頭土腦，要酷的多了。當時東京的歡樂街最受小姐們歡迎的就是米內光政，其次是山本五十六。據說米內死後，他兒子米內剛政最頭疼的就是老有女人找上門來要錢，說是他的娘，爹死了不養娘還行？
當然海軍行動迅速的原因之一也是娘家人岡田首相還生死不明在，一旦知道了首相還活着，就想方設法救人，人一旦救出，立即打道回府。剩下你們陸軍拉的屎，你們陸軍自己去擦屁股，美名其曰：“陸海不相鬥”。
而陸軍呢，一直稀里糊塗的立場不明。就只看陸軍發表的公報就知道了，第一天稱政變參加部隊是“出動部隊”，第二天是“蹶起部隊”或者“占據部隊”，第三天是“騷擾部隊”，一直到第四天才好不請願地稱之為“叛亂部隊”。而海軍則從一開始就稱之為“叛亂部隊”，為什麼陸軍到第三天開始才扭扭捏捏地表態呢？因為聽說天皇火了，揚言說要是陸軍鎮壓不了叛亂就親自帶近衛師團去御駕親征去，這才不得已而賣賣力。
在叛亂被鎮壓以後陸軍也是還要想方設法保護為首者。直到昭和天皇又發了一次火，一定要殺首犯這才把幾個為首的和兩個幫腔的憤青文人給槍斃了，但還是保下了幕後黑手真崎甚三郎陸軍大將，只是把他轉了預備役。
“2.26事件”鎮壓了下去，極右翼的皇道派從此一蹶不振，隨着事件後“肅軍人事”的進行，統制派完全掌握了局面，石原也迎來了人生中最輝煌的一段時間。升任第一部（作戰部）部長，離參謀次長也就只有一步之遙，而且看起來似乎這一步也不大了。
但是還是那句話：“天佑我中華”，有人在一邊挖坑準備埋石原呢。
石原一舉成名，成為後輩參謀們崇拜，模仿的榜樣。而石原的那些後輩們，卻只有升官發財的野心，沒有石原的才能。你石原不就是搞了一個“滿洲事變”就一舉成名了嗎？你會我也會，於是大傢伙一擁而上，各種各樣的“事變”像雨後的狗尿苔一樣。把個石原給弄傻了。
真正要了石原莞爾少將的軍人生命的，就是“支那事變”（7.7盧溝橋事變）。
從9.18到7.7,歷史走過了六年。從瀋陽到盧溝橋，歷史沒有留下過空白。
不要說石原莞爾自己的想法也是像風車一樣咕嚕咕嚕轉，就是石原莞爾堅持自己的思想，他也沒有辦法約束關東軍，約束關東軍的參謀們。理由很簡單，就像石原的上官當年也沒能約束他一樣。
“滿洲事變”並不是在1931年9月18日的深夜就全結束了。半年後的1932年3月1日，偽“滿洲國”在關東軍刺刀的護衛下粉墨登場。1932年9月15日，在“5.15”事件犬養毅總理被殺害4個月以後，簽訂了《日滿議定書》，日本政府正式承認了“滿洲國”。
但是關東軍沒有就此停手。從1933年2月開始，關東軍開始進攻熱河省。4月10日，關東軍突破了長城，鐵蹄踏上了華北。到五月的時候，北平，天津的陷落看起來已經是時間問題了。“華北危急”！
1933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舊國聯，當時的日本代表是外務大臣，後來的甲級戰犯松岡洋佑，隨員就是石原莞爾大佐。
在這種情況下，1933年5月31日簽訂了《塘沽協定》，從9.18那天開始的軍事行動，至此才告一段落。
《塘沽協定》將長城線和延慶和蘆台間連線之中東西200公里，南北100公里，總面積相當於日本的九州那麼大的區域劃為“非武裝中立區”，中國軍隊撤出了這塊區域，關東軍也與1933年8月7日撤回關外。
在“15年戰爭”中，從《塘沽協定》到7.7盧溝橋事變，中間大約有4年左右，在表面上看來中日軍隊之間沒有大規模作戰，被稱為“休戰時期”。
當時的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少將在戰後的回憶錄歷史這樣寫的：“《塘沽協定》……是從滿洲事變到大東亞戰爭的長期對外戰爭中最重要的境界線，如果那時候就停止了那種積極的對外政策就好了。不，就應該停止”。
停止得了嗎？

得隴望蜀，慾壑難填，這當然是關東軍參謀們性格的一個重要方面。
所以關東軍和天津軍在這四年裡幾乎一天都沒有閒過。《塘沽協定》以後，關東軍以軍事力量作後盾，向國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鐵道，航空，通信，通商的不平等條約要求。這種外交事務，本來應該是外務省的事，可在當時，出頭露面的全是關東軍的各級參謀，外務省只是追認一下就行了。
這裡提到的所謂“天津軍”也就是“北支那駐屯軍”，原來叫“清國駐屯軍”，是日本在義和團動亂以後根據“辛丑條約”在華北駐紮的軍隊。因其司令部在天津，所以一般稱“天津軍”，以區別於以後的“北支那方面軍”。這支“北支那駐屯軍”在7.7事變以後就改編成了第一。）
這時候的天津軍是“人才擠擠”。以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參謀長酒井隆為首，這兩人戰後全是戰犯，可以說牛鬼蛇神，魑魅魍魎全擠到一起來了。
這個酒井隆中國人不會陌生，陸大28期，當少佐時曾任日軍駐濟南武官，製造“濟南事件”，殺害中國公使蔡公時的就是他，太平洋戰爭中指揮進攻香港的也是他，曾任香港軍政廳最高長官，犯下殺害平民，屠殺戰俘，強姦婦女等累累戰爭罪行，戰後被南京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怎麼一個天津會聚集起那麼多牛鬼蛇神呢？很簡單，在那些野心勃勃的參謀們眼裡，滿洲已經結束了。要想升官發財，要想出人頭地，在滿洲是指望不大了，得去華北，去天津軍。所以從此以後，天津軍開始唱主角了。
當時的外相是後來的甲級戰犯廣田弘毅，廣田剛剛當外相時比起他的前任齋藤內閣的內田康哉外相起來，無論怎麼說還是算溫和派的，起碼不是那麼“甲級”。那位內田康哉整個就是個緊跟軍部的瘋子，在議會答辯時口出狂言：“就是國家變成焦土，也要守住滿洲”。可他不會想到，幾年後他們還是沒有守住滿洲，而日本這個國家倒真是變成了一片焦土。
廣田就任外相後，1935年1月22日在議會演說時提出了對華“不威脅，不侵略”，在1月25日的議會答辯又再次明言：“在我的任期內不會進行戰爭”，這是他一開始的“三不原則”。
2月26日，廣田弘毅又對訪日的國府外交部長王寵惠表示在原則上不反對撤銷不平等條約，甚至可以準備撤退駐華日軍。5月份日本又在列強中首先將駐華公使館升格為駐華大使館。
當時的列強駐華外交機關都是公使館，表明他們還不承認中國是一個現代國家。現在日本帶頭將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即是只是象徵性的，也是一種舉動吧。
廣田的“溫和派”舉動，其實就只有這“大使館升格”這一項。
但是軍部，尤其是少壯派參謀們連這種舉動也無法容忍。
野心和貪婪是一個方面，還有一個方面就是：他們感到了威脅——中國在走向統一。
中國在政治上由於張學良的東北易幟，基本上已經統一。各路軍閥領袖起碼在形式上都加入了國民黨，都是“中央執行委員”；軍事上經過幾次軍閥混戰，蔣介石已經基本上在軍事上控制住了局面；各地軍閥都開始從傳統的封建軍閥向一種割據性的封鎖經濟圈蛻皮，甚至開始獨立地引進外資來和南京中央政府對抗。像廣東的陳濟棠，廣西的白崇禧，李宗仁，河北的商震，萬福麟，察哈爾的宋哲元，綏遠的傅作義，山東的韓復榘，山西的閻錫山等人雖然對中央還是陽奉陰違，但要再像前幾年那樣動不動就可以和中央來一場“大戰”是不可能了。
但日軍參謀們總幻想是不是可能在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和各路地方軍閥之間插個釘子，所以首先在華北就搞了兩個協定，就是所謂的“何應欽——梅津美治郎協定”和“土肥原——秦德純協定”。
1935年的5月初，天津軍藉口兩親日報社社長被殺，向國民政府提出罷免河北省主席于學忠；於學仲屬下的原東北軍，國民黨中央軍和國民黨機關撤出河北，改天津為直轄市，河北省政府遷往保定等無理要求。
看看日本人梨本佑平在《中國之中的日本人》是怎麼描寫“何應欽——梅津美治郎協定”這件事的吧：
“美麗的古都北平優雅閒靜的居仁堂何應欽公館。有一天來了兩個代表日本陸軍的北京駐在武官高橋坦（陸大38期）和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這兩個日本軍人，把端上來的茶點撥到一邊，“沙”的一聲就抽出軍刀對準了何應欽，惡狠狠地瞪着何應欽高叫着要他同意協定。
重體面，尊禮儀的中國將軍們這時候應該是這麼痛苦啊。這是黃郛流着眼淚說的。”
所以在戰後槍決戰犯酒井隆的第二天，南京各大報在第一版都是戰犯下場的大幅照片。
6月27日，這次是關東軍搞了一個“土肥原——秦德純協定”，逼着宋哲元退出熱河。
需要指出，這兩個“協定”都是沒有成文文本的，僅僅是逼着中方給出同意日軍要求的信件而已。
7．7盧溝橋事變，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地走過來的。

盧溝橋事變的前一年，在日本歷史上是很重要的一年。一開年就是“2.26事件”，岡田內閣倒台，接下來的是廣田弘毅受命組閣。據說原來是想讓近衛文麿組閣的，但是近衛推病拒絕受命。廣田只好出來組閣，這一組就把他自己給組上了絞架。
廣田一開始提出來的閣僚名單，受到軍部的堅決反對，說都是一幫子右派人士，不行。軍部反對主要是外相候選人吉田茂（後來是戰後日本的第一任首相，也是現任外相麻生太郎的姥爺），但當時“軍部大臣現役制”已被廢除，光靠不派陸軍大臣還卡不住廣田。怎麼辦？
軍部就來了個霸王硬上弓，關東軍第二課課長武藤章大佐和陸軍省軍事科長山下奉文大佐就挎着軍刀在組閣本部所在的外相官邸的走廊里走來走去，全副武裝的憲兵包圍了整個外相官邸。今天你不讓咱哥們爽了，你也就別想爽。
這個後來被稱為“馬來之虎”而讓英國人談之色變的山下奉文大將是陸大28期軍刀組的，他做得最牛的一件事是對英國遠東軍司令官帕西瓦爾中將談判時說的“Yes or No”——到底是投降還是不投降？後來作為乙級戰犯於1946年2月23日在馬尼拉被絞死，其中很大因素是這句話——威脅戰俘。
這個28期是陸大畢業生里最邪門的一期，敗戰時自殺的的第12方面軍司令官田中靜壹大將，第32軍司令官牛島滿大將，第11方面軍司令官吉本貞一大將等三人，被遠東軍事法庭以甲乙級戰犯罪名處決的有第7方面軍司令官板垣征四郎大將，第14方面軍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將，緬甸方面軍司令官木村兵太郎大將，第23軍司令官酒井隆中將，第55軍司令官原田熊吉中將等5人，在陸大各屆畢業生中為冠。尤其六名被處決的軍人甲級戰犯中，這一屆就占了兩名：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
後來廣田內閣成立，首先干的就是在軍部的壓力下恢復“軍部大臣現役制”。這也是廣田弘毅上絞架的理由之一。但是絞死廣田主要理由是簽訂了“德日共同防共協定”，這是日本走向軸心國的第一步。
那個協定是當時的駐德國武官大島浩少將（陸大27期，後為甲級戰犯）背着政府搞的，等外務省知道這件事時，已經搞了半年多了。外務大臣有田八郎只好裝着天真地說：“只是幾個淡淡的墨水字，不要緊吧？”，和陸軍大臣寺內壽一去見廣田首相。廣田一見事已如此，只好同意，但還是異想天開，想畫蛇添足，說：“既然防共，何不勸英國人一起來來參和參和？”
這是最典型的日本式自以為是的思維方式。老冰也不止一次被日本人的這種思維方式弄得啼笑皆非，前幾年有一次香港一批活動家“登釣”，後來還死了一個人。有位日本哥們就很鬱悶地對老冰訴苦：“不是說是‘民主派’嗎？怎麼還和日本過不去呢？”弄得老冰當時暈倒。
還好當時的駐英大使吉田茂不是這種思維方式。他知道你可以沒事去瞎想老母豬會不會上樹，但真要和老母豬去商量怎樣上樹就似乎有點弱智了。希特勒是在公開叫囂反英反美的，你和他們攪到一去還能有個好？還更不要說把英國人也拖到什麼“德日共同防共協定”裡面來了。結果派去說服吉田茂的駐英副武官辰已榮一中佐（陸大31期軍刀組，以後做到第三師團中將師團長）不但沒有能說服吉田茂，反而被吉田茂給說服了。
但是吉田茂說服不了大島浩，1936年11月25日還是簽訂了那個“德日共同防共協定”。以後發展到“德意日三國同盟”。用吉田茂的話說來就是：“離大戰還有一里路”了。
後來廣田弘毅被作為甲級戰犯被絞死，主要理由就是這個“德日聯合防共協定”。但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實際上是美國人需要絞死一個文官。真該絞死的首相近衛文麿已經自殺了，就拿廣田來頂了缸。後來為了廣田該不該絞死的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國聯邦法院，而且美國聯邦法院居然受理這個官司！（這個遠東軍事法庭到底是不是“國際”的？）後來美國聯邦法院勉勉強強以5比4的微弱多數表決決定美國聯邦法院無權干涉另外一個國際法庭（還知道做一些表面文章）。這才把7個甲級戰犯給絞了。
上絞刑架時，廣田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在一起排在東條英機的後面。臨刑時一言不發，就是在板垣和木村三唱“天皇陛下萬歲”時回頭問了懺悔師一聲：“他們是不是又在喊天皇萬歲了？”
至於大島浩中將呢？那位倒知道好歹，被同盟軍抓起來時就已經做好了被絞首的思想準備。那位要說老冰會不會太誇大，談了一個條約就至於被絞首嘛。問題不止那一個條約，他和希特勒有過一個秘密會談，希特勒教了他一手：海員培養起來難，所以德軍潛水艇在攻擊商船時殺光全部船員，以此來打擊同盟國的海運。而大島浩則把這句話轉給了日本海軍，所以大島浩知道弄不好會要他對日本海軍的戰爭犯罪行為負責。
言歸正傳，締結了條約，馬上報應就來了。當時正在和蘇聯談更新捕魚協定的事，蘇聯人聽到日德簽了協定，還是“防共”的，嘿，拜拜了您呢，立馬不談了。後來日本人好說歹說才勸着老毛子又回到了談判桌上，但是老毛子立場堅定，一次就談一年的，明年的明年再說，而以往的協定都是八年一次的。
到現在日本和俄羅斯的漁業協定還是一年一簽，老毛子一不爽就拖延簽協定，然後就到處抓日本漁船，讓北海道的漁民和政府去吵去。所以到現在也看不到有什麼人幫大島浩翻案，你敢翻案首先北海道的漁民就饒不了你，北海道的議員也饒不了你，那撥為打不了魚正鬧心在呢。
1936年秋天還出了一件事，關東軍參謀田中隆吉大佐（就是9.18事件後，和板垣一唱一和策劃了上海8.13事變的那位，也是現在中國電影《東京審判》中拼命在樹立其“高大形象”的那一位）在板垣參謀長的支持下，又想在內蒙古搞第二個滿洲國了，抬了一個德王出來想建立一個什麼“蒙古國”。但是這次板垣的運氣沒有上次和石原在一起的時候那麼好，上次碰上一個千載難逢的對手張大少學良，這次碰上的是傅作義。11月5日，德王發通電向綏遠軍傅作義叫板，11月14日還真地向傅作義進攻了。但天下哪有那麼多張學良呢，11月24日德王被傅作義將軍給包了餃子。關東軍也就偃旗息鼓，又回頭去經營那個“滿洲國”了。
但別人沒有什麼“滿洲國”可以經營呀，於是就是“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這不，這邊就整出來一個“7.7事變”。

“7.7事變”的主謀是“支那駐屯軍第一連隊連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這位是陸大29期的，畢業後分配在參謀本部，做過參謀本部庶務科長。“7.7事變”前一年升上大佐來到中國。一到中國就來了一個“第二次豐臺事件”，時間是1936年9月18日。利用中日雙方的械鬥，威逼宋哲元交出了豐臺。
得了手，嘗到了甜頭，一發而不可收拾，第二年又挑起了“盧溝橋事變”。
這位後來在進攻新加坡時是第18師團中將師團長，後來又作為15軍軍長指揮了有名的“英帕爾戰役”。英帕爾戰役之所以有名，是這位牟田口中將把皇軍不要兵站的傳統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程度，造成餓死的皇軍比戰死的還多。這邊打了敗仗，他在後方修神社，天天拜天照大神。
牟田口打“英帕爾戰役”的口號是：“大東亞戰爭是老子的責任，盧溝橋打第一槍挑起了這場戰爭是老子，現在也該老子來收拾這場戰爭，你們看着吧。”
戰後牟田口被英國人抓住了，一開始準備以戰犯罪名審判他。但英國人後來轉眼一想，幹什麼要審判他呀？他哪是什麼戰犯呢？應該說是功臣還差不多，要不是這位牟田口中將成天在後方的仰光花天酒地地瞎指揮，那十萬皇軍也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去集體投奔天照大神的。沒準讓誰查一下說不定還能查出來這個牟田口是英國的什麼“地下黨”也不一定。就放了他
英國人是放了他，但是日本人恨他尤在英國人之上。日軍15軍死裡逃生的人都稱他為“鬼畜牟田口”，想把他送上軍事法庭。因為他竟敢撤了對他命令提出疑問的師團長，而根據日軍的編成，師團長是直屬天皇的，所以說他犯了日本的軍法。但是說到這時才想起來日軍早就解散了，也沒有什麼軍事法庭能審判他。不過這位也真夠無恥，每次15軍有人死了，他總要到場，向所有人發一些小冊子，說英帕爾作戰失敗與他無關。現在“牟田口廉也”這個字在日語中也就和“不要臉”成了同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