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碼 ——毛澤東傳位心路追蹤 辛子陵 （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飆突起，把全國人民吹得暈頭轉向，也把全世界的觀察家們驚得目瞪口呆，不知毛澤東要幹什麼。許多善良的知識分子都是從正面意義上理解毛澤東的。認為他的本意是要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要發動群眾改造黨，監督黨，使黨革命化和民主化。這歷史的一幕過去了四十多年之後，留下的浩瀚的決議、文告、公報、聲明、社論、傳單、大批判文章以及各種不同角色的當事人的回憶錄，仍使人眼花繚亂，撲朔迷離。“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毛澤東就是要把他的真實意圖深深地掩藏起來，這個目的他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例如至今有人說毛澤東充滿了高尚的動機，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黨集團把事情搞亂了。其實，返璞歸真，事情原很簡單，毛澤東要掩蓋三年大躍進（主要是餓死三千七百五十萬人）的錯誤，又犯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弄巧成拙，越描越黑。“人相食，你我要上書的！”劉少奇這話對毛澤東的刺激太深了。要使自己死後不被清算，靠劉少奇是不行了。至於林彪，只是打倒劉少奇的一根棍子，為了打鬼，藉助鍾馗而已。他玩接班人這張牌最終是要傳位於江青、毛遠新，只有自己的夫人、子侄才靠得住。這已為姚文元、張玉鳳等披露出來的可信史料所證明。他披着最現代、最革命的理論外衣，做着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幹的事情：為了讓江青順利接班，通過“文化大革命”，他把勛臣宿將幾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賽一樣換了一茬又一茬，繞這麼大的彎子，就是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傳到江青手裡，在毛晏駕的時候不失時機的接班。打接班人的牌，選輔政大臣，以革命的名義，完成家天下的布局，這是打開文化大革命這個黑匣子的密碼。 讓劉少奇把禍國殃民的責任擔起來 1961年9月，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訪問中國。這時毛澤東住在武漢的東湖甲舍。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熊向暉和總理辦公室秘書浦壽昌奉周總理派遣於9月22日到達武漢，安排毛主席與蒙哥馬利會見事宜。當熊向暉談到：“蒙哥馬利對毛主席十分欽佩，他似乎想探詢毛主席的繼承人是誰？”時，毛澤東說了一段重要的話： 這位元帥不了解，我們和蘇聯不同，比斯大林有遠見。在延安，我們就注意這個問題，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當時延安是窮山溝，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開八大，那是大張旗鼓的，請了民主黨派，還清了那麼多洋人參加。從頭到尾，完全公開，毫無秘密。八大通過新黨章，裡頭有一條，必要時中央委員會設名譽主席一人。為什麼要有這一條呀？必要時誰當名譽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當名譽主席，誰當主席呀？劉少奇。我們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劉少奇不是馬林科夫。前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改名換姓了，不再姓毛名澤東，換成姓劉名少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過一段時間，兩個主席都姓劉。要是馬克思不請我，我就當那個名譽主席。誰是我的繼承人？何須“戰略觀察”！這裡頭沒有鐵幕，沒有竹幕，只隔一層紙,不是馬糞紙，不是玻璃紙，是鄉下糊窗子的那種薄薄的紙，一捅就破。 第二天，即23日，蒙哥馬利的專機到達武漢，在勝利飯店下榻。黃昏時分，毛澤東在東湖梅嶺一號會見了他。二位老人縱談天下大事，歷史人物。 “我認識世界各國領導人，我注意到他們很不願意說明他們的繼承人是誰，比如麥克米倫、戴高樂等。主席先生現在是否已經明確，您的繼承人是誰？”蒙哥馬利真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 “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毛澤東明確地回答。 蒙哥馬利回到英國就寫了一本書，列出專題披露毛澤東談自己的接班人是劉少奇的新聞，轟動世界。 在國內的轟動比在世界的轟動還要大，外交部將毛主席關於接班人的重要談話專印了一期簡報，發到全國地師以上機關，逐漸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知道了。 事後觀察，毛澤東作為一個深不可測的大權謀家，發表這個談話，而且公之於眾，有多方面的意思，但就是沒有叫劉少奇當接班人的真實意思。 第一，他知道大躍進、公社化的後果非常嚴重，河南的、安徽的、山東的、四川的、甘肅的以及其它各省成千上萬、上十萬、上百萬餓死人的電報和報告，他都看了。總要有一個人對這一段歷史負責，對歷史、對人民作出交代。他在談話中強調劉少奇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言下之意，自己早就退居二線了，劉少奇要對1958年以來的一切錯誤負責。文化大革命中這個替罪羊的角色，早就給劉少奇安排好了。 第二，他要鼓勵劉少奇全力去整頓瀕於崩潰的國民經濟，恢復工農業生產。反正將來天下是你的，下一步我就要當名譽主席，“兩個主席都姓劉。”整頓不好，亂下去，是你的事情。當劉少奇與周恩來、鄧小平夙興夜寐把國民經濟整頓好，全國人民有了飯吃的時候，毛澤東就改變了說法。1965年8月3日，毛會見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的特使、國務部長馬爾羅時說：“像戴高樂和我這樣的人，是沒有接班人的。” 第三，他要打劉少奇的牌，控制林彪；又要打林彪的牌，控制劉少奇，讓他們兩個爭着忠於偉大領袖，爭着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讓他們互相指責對方對領袖不忠，而只有自己才最忠於領袖。在這樣的操縱運作中，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比任何時候都牢固，都安全。 從後來的歷史來看，毛澤東發表這個談話起碼有這樣三層意思。不僅國際觀察家信以為真，被他哄騙了，連黨內高級幹部，也信以為真，被他哄騙了。 林彪看到外交部這份簡報，很是緊張了一陣子，他的病一下子加重了。頭疼，煩躁，坐臥不寧，產生一種隨時可能被揪出來的恐懼感。他對葉群說：“搞得不好我真會是高崗的下場。” 黨內老狐狸康生，自告奮勇要當《劉少奇選集》編委會主任。 陳伯達控制的《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1962年8月1日全文發表經劉少奇修改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產生了重大影響。 至於劉少奇本人，那更是感恩懷德，夙興夜寐，兢兢業業，來收拾毛澤東留下來的大躍進和公社化的亂局。 毛澤東號召各級領導幹部下去搞“四清”，遲遲推不動。為了落實主席指示，劉少奇叫組織部長安子文具體安排，並說：“不下去的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省委書記和地委書記。”全黨聞風而動，省部級幹部下去了一百八十多人。地委一級的幹部下去了一千多人。這給毛澤東深深地觸動：大權旁落了。 毛澤東認為黨政系統的幹部絕大多數是跟劉少奇走的，他寄希望於軍隊，希望軍隊幹部參加“四請”運動，干預地方工作。當然不是像彭德懷那樣干預，是林彪式的干預。為此，他於1963年10月給林彪寫了一封信，要求軍隊幹部如羅瑞卿、楊成武等帶頭參加“四清”運動，並對林彪的身體表示關懷，隨信用他那龍飛鳳舞的毛體字抄了一首曹操的名篇《龜雖壽》，當時可能是僅憑記憶默寫的，他寫錯一字，寫成了《神龜壽》：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毛澤東以詩文唱和，只對黨外民主人士，像柳亞子、郭沫若等，與黨內高級幹部很少題詩、贈詩一類的事。林彪又是個從無詩文雅興的軍人性格，毛澤東忽然題贈《神龜壽》，有深意存焉。 毛題《神龜壽》一詩贈林傳出來後，《解放軍報》曾邀筆者寫一篇注釋性文章，介紹一下這首詩。為此，筆者見到毛書《神龜壽》的影印件，並寫了一篇短文：《關於曹操的<龜雖壽>——答李祖建同志問》，共一千多字，發表在1964年1月1日《解放軍報》文化副刊上。當時當然只能是就詩文論詩文。時至今日，可以打開天窗說亮話，毛澤東題贈《神龜壽》，是向林彪進行“路線交底”，透露他改變接班人部署的初步決心。 詩的頭一句：“神龜雖壽，猶有竟時。”是毛自比，雖目前健康，有望長壽，但總有壽終的一天，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 第二句是關鍵：“騰蛇乘霧，終為土灰。”這乘霧的“騰蛇”指得誰？是暗指劉少奇的，意在告訴林彪：別看劉在第一線很活躍，政治舞台上頻頻亮相，但他不是“真龍天子”，是乘霧的“騰蛇”，對此你心中要有數。後八句則是勉勵林彪好生保養身體，準備擔當大任。 林彪接此詩後，多日領悟、理解，着實興奮了幾天。後來拍成放大影印件給許多人傳看，意在炫耀。但很快冷靜下來，時刻提醒自己，謹言慎行，不要做了第二個高崗。 1964年3月3日，毛澤東與林彪密談，據有限制地解密的《林彪日記》記載，林彪嚇了一身冷汗。林彪寫道： 是福還是禍？毛囑：要我關注政局在變化，要我多參與領導工作，又問：上層也在學蘇聯，搞修正主義，怎麼樣？中國會不會出赫魯曉夫搞清算，搞了怎麼辦？ 毛認為被人架空，這個人是誰？我吃了一驚，冒了一身冷汗。一場大的政治鬥爭要來臨。 文革初期，劉少奇被拉下馬。1966年9月23日，按照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定的調子，劉少奇否定了自己領導整頓國民經濟，制止餓死人的情況蔓延，使國家免於崩潰所做的全部工作。 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有一篇講話，別有深意。他說： 十七年來，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識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國家安全，鑑於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線、二線。現在看起來，不那麼好。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志處在第一線，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那麼集中了。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所以，十一中全會對一線、二線問題，就做了改變。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麼震動。以前的意思是那樣。大家也贊成這個意見。但處在第一線的同志處理得不那麼好。現在，這個一線、二線的制度已經改變了。但紅衛兵還不知道已經改變了。我也有責任。為什麼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局常委裡頭有一線、二線；再，就是過於信任別人。 請讀者注意，毛澤東說，從1949年進城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十七年來，他都是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都是別人提出來的，餓死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損失一千二百個億，都是“第一線的同志處理得不那麼好”，他老人家的責任有兩條，一是建議分一線、二線，二是過於信任劉少奇和鄧小平。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從上到下，打倒那麼多人，使那麼多人家破人亡，就是要使全黨上下，全國人民，都承認、都相信這一點。十七年來的一切錯誤，一切災難，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以謝國人，以謝天下。 在調整初期的1961年9月，毛澤東回答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提問時曾明確肯定劉少奇是他的接班人，見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之《劉少奇年譜》下卷，第541頁 （二） 林彪沒想到自己是二傳手 九大新黨章總綱明文規定：“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算是毛澤東對林彪支持他打倒劉少奇的報償。 過去一直說是江青積極主張把“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黨章，《林彪日記》說清了事實真相。1969年3月21日，林彪記載： 總理送來黨章草案定稿，把我列為毛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我心不安，向總理提出：“是否不妥？誰提的？主席意見呢？”總理告知：“是主席親自提議的，有指示。既然定了黨的副主席，當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順。” 婆娘來電恭賀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況下捍衛我、保衛我的一套！話的主題還是要求安排她在軍隊擔任高職。 把林彪是接班人寫進黨章，這是毛澤東與江青串演的一出雙簧。在討論過程中，根據毛的決定，江青積極鼓吹過是事實。據原中辦副主任張耀詞回憶： 1968年10月27日討論黨章時，江青堅持要把林彪作為毛主席接班人這一條寫進黨章。1969年4月中央討論修改黨章的會議上，江青說：“林彪的名字還是要寫上，我們寫上了,可以使別人沒有覬覦之心，全國人民放心。張春橋第一個贊成。他說：“是這樣,寫在黨章上，這就放心了。” 這件事情可評可點。 第一，九大黨章對林彪的毛澤東接班人地位的法定，首先是對毛澤東終身主席地位的法定，毛澤東用曲筆在黨章中載明，他這個主席要當到老死。 第二，毛澤東想以此換取林彪集團對江青後黨的支持，特別是換取林彪對江青進入權力中心——政治局常委——的支持。 4月24日進行選舉。到會代表一千五百一十人，毛澤東獲全票，周恩來獲一千五百零九票，林彪為了表示不能與毛平起平坐，與葉群投了自己的反對票，獲一千五百零八票。江青盤算，減去丈夫和自己的兩票，應得一千五百零八票，而實得一千五百零二票，少得了六票，一定是林彪和黃、吳、葉、李、邱沒投自己的票。後經秘密查票，果然如是。從此對林彪、葉群心結日深。 據陳伯達獄中自述： 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後，1969年4月30日，主席請了總理、林彪、康生、謝富治和我，討論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久。總理講了經濟停滯、社會無政府主義、大批幹部被打倒等問題。主席聽着，有時用鉛筆記着。林彪講：同意總理意見。要發展經濟，發展國防，整肅社會派別、山頭。我也講了：毛主席革命路線已經取得徹底勝利，要發展經濟，團結大多數。主席怕（文革）結束，他講：'鬥批改還剛起步，鬥爭還有反覆，徹底勝利？還要不要革命？看來，今天我又是少數。’康生、謝富治當即表態，站在主席一邊。當時氣氛很沉悶。總理說：'我對主席的教導、對主席思想的學習、領會還是很差，要很認真總結、檢討，否則，在工作上會犯大錯誤，還迷惑着。’主席講：'總理，檢討不要勉強。黨內有不同觀點、有不同立場，我不驚奇。’他說着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定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在毛澤東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接班人這個“接力棒”的傳遞過程，林彪只是第一棒，要一棒一棒地傳到江青手裡，“革命”才算完成。到那時經濟建設問題才能提上日程。但這回林彪沒跟上主席，認認真真地想接班，剛把第一棒拿到手，就想讓運動停下來。所以九大進行當中，後黨（即江青集團）與林彪集團的鬥爭，實際是毛澤東與林彪的鬥爭就開始了。江青那樣賣力地吹捧林彪，是希望林彪投桃報李，提名江青為政治局常委，但林彪沒這樣做，只提名黃永勝為常委，江青只好自己出頭大鬧，黃永勝當常委她也得當。毛澤東是不能允許林彪在常委中有兩票的。最後拍板，兩個都不進。政治局常委由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五人組成。 九大以後，毛澤東要親自摸一摸林彪的底，看他能否與後黨合作，保毛家的江山。為此，他帶上張春橋，打破他從不看望下屬的慣例，親自到林彪的蘇州別墅看望林彪。寒喧過後，毛澤東單刀直入：“我年紀大了，你身體也不好，你以後準備把班交給誰？” 林彪竟一時語塞。心想我還沒有接班呢，怎麼現在就安排我交班？他沒有理解把他推上去是為了代替劉少奇，劉少奇倒了，他的任務就完成了，自己只是個二傳手。 短暫的沉默後毛澤東又說：“你看小張（張春橋）怎麼樣？”這句最重要的話林彪並沒有聽懂。林彪繞山繞水地說：“還是要靠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些從小就跟着主席幹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 這是毛澤東與林彪政治上分道揚鑣的轉折點。近來一些學者進一步深究“九一三”事件，認為是毛澤東逼走了林彪，許多事實是可以成立、可以討論的；但不能說他是反毛的先知先覺。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林彪是助毛為虐的罪人。毛與林的鬥爭是兩個封建派系的矛盾，有成敗，無是非。延續毛姓王朝與建立林姓王朝均非中國人民之福，林彪反對江青後黨臨朝固然是對的，但他要培養林立果為接班人，這個小朝廷如果建立，中國就會淪為北鄰某國，會是更厲害的法西斯專政。站在人民的立場，站在反對任何家天下的民主憲政的立場，林彪集團被粉碎，是清除了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的一大障礙，既消除了建立林氏王朝的可能性，又削弱了延續毛氏王朝的可能性，這對中國走向改革開放，走向民主憲政是有利的。 全國奪權以後，林彪集團的勢力大大地膨脹了。在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的一二把手中林彪派系的占了十六人。在大軍區正副職中有五十四人出身於四野系統。九大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四野的也占相當大的比重。毛澤東掩藏很深的心機是建立毛家王朝，他最終的接班人是江青。林彪只是“二傳手”，從劉少奇手裡把球搶過來，他的任務就完成了。林彪沒看清這一點，九大以後不是為建立毛氏王朝保駕護航，而是認真地要接班，立刻成了毛澤東建立家天下的巨大障礙。毛澤東為把第二個接班人拉下馬的鬥爭開始了。 毛林攤牌是在九屆二中全會上。 1970年9月22日，在毛澤東廬山新別墅的書房裡召開政治局常委會。關於設國家主席問題，五個常委除毛澤東外，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都主張設，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 周恩來說：“如果設國家主席，又避免毛主席在外事活動中過於勞累，今後在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可由國家主席授權其他國家領導人代理。” 康生說：“設國家主席，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我們在起草憲法修改草案時，也這麼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處在這一矛盾中，我們感到壓力很大。” 陳伯達說：“如果這次毛主席再擔任國家主席，將對全國人民是一個極大的振奮和鼓舞。” 林彪沒多說話，附和大家意見。 這樣，五個常委中除毛澤東本人外，其餘四人都同意設國家主席，都同意毛再次出任國家主席。其所以出現這樣一個局面，是因為毛四次公開講不設國家主席，他不當國家主席，背後又布置林彪發起動議推薦他當國家主席。大家對毛澤東的真實意圖沒有摸准。袁世凱是在“兩推兩讓”後答應做皇帝的。 據頗知林彪集團內幕的大陸報告文學作家王兆軍在《誰殺了林彪？》一書中披露，林彪在“九•一三”前夕曾對黃吳李邱說： 我告訴你們一個事實。廬山會議前，是毛澤東自己親自對我至少兩次說到，他不想再當黨的主席了，要當國家主席，國際上走走，擴大中國的影響，並提醒我發起這個建議。我是奉命做事。而且，你們知道，當時軍隊和中央黨政方面的很多領導，都對那些秀才很反感。江青動員我，想和我結盟，推張春橋當總理。 我看清了，如果張當了總理，以後江青就會當主席。我可以不接毛主席的班，但是我絕對不能在那樣一個女人下工作。 這段話是理解撲朔迷離的廬山會議的關鍵。從九大開幕式上毛澤東兩次推舉林彪當主席團主席來看，毛兩次與林彪個別交談說“不想再當黨的主席了，要當國家主席”，是可信的。毛不當黨的主席了，自然是林彪當。所謂“可信”，是說這個話確實說了，不是說毛誠心禪讓；恰恰相反，這是毛誘使林彪犯“搶班奪權”錯誤的大陰謀、大陷阱。當林彪“奉命做事”，帶頭髮起建議設國家主席，毛主席當國家主席的時候，毛澤東判定這是林彪個人野心的大暴露，林彪果然是要“搶班奪權”。搶哪個班？搶黨主席的班；奪什麼權？奪黨主席的權。毛澤東所看重的是黨主席和與此相連帶的軍委主席的權，不是那個虛君元首國家主席的權。因為毛私下對林作過承諾，把黨的主席讓給林彪，自己“當國家主席”，林彪堅持要毛當國家主席，就意味着逼他讓出黨主席的位置，毛澤東的雷霆之怒起自這裡。在廬山會議之後的南巡講話中，毛澤東說漏了嘴，泄露了天機。1971年8月28日毛澤東在長沙接見韋國清、丁盛、劉興元時說： 我看他們的地下活動、突然襲擊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綱領就是“天才”和要當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會議程和九大路線。 “九•一三”之後，當毛澤東審定準備下發的南巡講話稿時，親自把講話記錄中對林彪“要當主席”的指控改成林彪欲“設國家主席”，有意混淆視聽。毛講話時，是講林彪要當黨的主席，但林彪在廬山講話並沒有表示出這樣的意向來，罪名不能成立，所以在審定記錄稿時改成“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這就引出一個新問題來，為什麼周恩來、康生提議設國家主席沒事，林彪提議設國家主席就成了反黨綱領呢？因為毛沒有對周、康許諾過要把黨主席讓給他們，自己去做國家主席。在毛澤東看來，周、康提議設國家主席，讓他當國家主席，是善意的，沒有逼他交出黨主席位置的潛台詞，而林彪有這個潛台詞，是惡意的，所以林彪就成了“急於奪權”的野心家了。毛澤東在1971年11月14日在成都與張國華、梁興初、李大章談話時說： 那個司令部要我當國家主席是假，林當（黨的）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當（國家）主席，和林彪不一樣。 林彪認為，打倒劉少奇之後，召開九大選舉主席團主席時毛在大庭廣眾面前動議林彪當主席團主席，把自己的名字寫入九大黨章，兩次向自己表示交班的談話，都是毛澤東真誠交班的表示。林彪倒不是輕信，他認為毛在大躍進中餓死三千七百五十萬人的滔天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全黨搞翻，毛應該比誰都明白：自己百年之後只有林彪能壓得住台，能穩得住局面。離開林彪的支持，就沒有毛澤東一貫正確的歷史地位。他不相信毛澤東會耍他，會給他下套。當他看清了毛的陰謀詭計的時候，憤憤地跟家人說：“你們不覺得他像個痞子嗎？太像了！如果我將來輸給他，只會輸在我痞子勁不夠上，” 據王兆軍在《誰殺了林彪？》一書第二十章記述，林彪確實不想當國家主席，而準備當黨的主席。在廬山會議後毛澤東步步緊逼中，林彪對林立果說： 老虎，我告訴你一句話，你記住了：我治理不了這個國家。不要說現在千瘡百孔，就是正常情況，我也不知道怎麼管理國家。這樣大的國家，經濟、政治、文化和各種事業，都是非常複雜的。我不喜歡行政事務，不喜歡交往，身體情況也不好，不能管理國家。這就是我為什麼覺得委屈的原因，我有自知之明，從來沒想當什麼國家主席。 我只懂得點軍事，對國家的統一、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很大的熱情，但是能力有限。我希望保持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力，保障軍隊發揮正常作用，就行了。 前一段話不當國家主席，說得明明白白；後一段話，說要保證“國家的統一……保障軍隊發揮正常作用”，顯示了要壓台、掌舵，當黨的主席兼軍委主席的意思。林彪就是準備這樣當接班人的。 在形勢開始逆轉，毛澤東發表《我的一點意見》前夕，陳伯達正在觀山景，汪東興跑來找他，惶恐不安地說：“我碰上江青了，她說我們的發言是跟她分道揚鑣，這是怎麼回事？” 陳伯達滿有底氣地說：“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是天經地義的正確，不要怕。張春橋就是靠着江青的支持，才不把林總放在眼裡，他就是野心家、陰謀家。你放心，毛主席不會只要老婆，不要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這也是大局。” 汪東興連連點頭說：“不管發生什麼事情，反正我是跟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 這時陳汪仍認為，毛林是不可分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不可動搖的，毛澤東寧可拋棄老婆，也不會拋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亂局，毛澤東之後只有林彪能壓得住台。像毛那樣深謀遠慮的大政治家，在大局問題上是不會犯糊塗的；再加上毛澤東對江青小打小鬧的批評，更加深了人們這樣的認識。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內心深處，是要把班交給江青，林彪只是個“二傳手”，他的任務是把權杖從劉少奇手裡奪過來，傳給江青，當林彪攥着權杖不肯交的時候，毛澤東親自出面逼林彪交出來；當然，他不會直接把權杖傳給江青，他要再找一個“二傳手”，一個他認為能在他殯天以後，自覺自愿地把權杖捧給江青，把江青推上主席寶座的人。毛澤東既要搞“家天下”，又要不擔“家天下”的罵名。 對鄧小平的定位是“軍師”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八大軍區司令對調和鄧小平參加軍委任總參謀長的建議。13、14和15日，毛澤東在周恩來、葉劍英、王洪文、張春橋以及準備委以重任的鄧小平陪同下，同北京、瀋陽、濟南、武漢軍區負責人談話，批評“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不議政。”他還說：“準備打仗！內戰外戰都來！我還可以打幾仗。”“一打起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繼續含沙射影地敲打周恩來，意在告訴大區司令們與周恩來保持距離。然後又說：“我給你們請了個軍師，此人就是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總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是政治局請回來的。”[ii] 他還談到：“朱德是紅司令，整賀龍、羅瑞卿、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面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 權為己用，恩自上出，雷霆雨露，收縱自如。這是封建帝王的統治術，也是毛澤東的統治術。“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他把劉少奇置於死地，把鄧小平保護下來；在鄧被打倒七年，嘗夠了無權之苦之後，又破格擢升他，讓他重新進入權力中心。憑這兩條，他認為鄧小平這次被起用，應該絕對忠於他，感恩懷德。在這種情況下，他又當面表示對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周恩來，對主持軍委工作的葉劍英的不滿，把鄧小平稱為“軍師”，“軍師”者，諸葛亮也，反襯出對鄧小平信任之專，期望之殷。鄧小平比周恩來年輕，身體也好。毛澤東企圖讓周恩來淡出政治舞台，把鄧小平改造成為第二個周恩來，能挑起治國安民的擔子，又有辮子可抓，甘心永遠當第二把手。他希望鄧小平能夠與江青合作，他要依靠鄧小平治理這個國家，而把江青擺在鄧小平之上監國。換句話說，江青坐天下，鄧小平治天下。這是在鄧第二次復出後毛澤東的交班部署。 當時要整頓林彪統領多年的軍隊，尤其需要鄧小平的魄力和才幹。大軍區司令，所帶的兵，所管的地盤，都是一路諸侯，要有鄧小平這樣一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強的人，才壓得住，才統得起來。八大司令中至少有三位（李德生、陳錫聯、楊得志）在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下戰鬥過。萬一出現反叛，鄧小平在調兵遣將應付危局上是遊刃有餘的。像王洪文、張春橋是指揮不動軍隊的。那時身為軍委辦公會議成員的張春橋分管海軍，但海軍司令員肖勁光根本不買他的賬，兩三個月也不向他匯報。有一次張春橋開會批評海軍，批了一上午，肖勁光一聲不吭，葉劍英也不發表意見，到了中午散會，肖勁光徑直走到葉劍英面前告別，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這讓一旁的張春橋很是尷尬。葉劍英當了大半輩子總參謀長，在調兵遣將方面也沒有鄧小平的優勢。老謀深算的毛澤東不僅要鄧小平代替周恩來，而且要他代替林彪。 1973年12月22日，周恩來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中央決定：鄧小平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開會時追認；鄧小平同志為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同日，中央軍委發布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命令。 毛澤東深知周恩來是他完成家天下布局的最大障礙。他要重用的兩個人，一個江青，一個張春橋，都是叛徒。這件事情周恩來知道。真要把周恩來逼急了，使出這一殺手鐧，可以一舉粉碎“四人幫”，將毛置於政治上非常被動尷尬的地位。毛無法向全黨交代，搞了八年文化大革命，害死和打倒了那麼多幹部，他依靠的就是這兩個叛徒，最後還要讓這兩個叛徒來接班，這是為什麼？搞得不好，毛澤東要翻車。這就是毛澤東一方面施展陰謀權術整治周恩來，一方面又總是留有轉圜的餘地，不把事情做絕的原因。毛“拉鄧排周”的策略是一相情願。早在鄧小平出來工作之初，1973年4月9日鄧小平夫婦到玉泉山看望周恩來時，周就對工作環境的險惡向鄧交了底，並告知鄧小平，張春橋是叛徒，但主席不讓查。鄧小平從一開始就沒想和“四人幫”合作。 毛澤東想把鄧小平和“四人幫”捏在一起，但合作共事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江青破壞了。 1974年4月，聯合國將召開第六屆特別會議。這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的聚會，本來應該周恩來出席的。外交部遵照毛澤東“跟線不跟人”的指示，越過周恩來，叫王海容、唐聞生直接請示毛澤東。毛點名鄧小平出任中國代表團團長，並密囑王、唐，不要說是他的意見，由外交部提名寫個報告送上來。意在觀察周恩來的反映。讓鄧小平去聯合國亮相，是毛澤東向國內外發出的用鄧小平代替周恩來主政的信號。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外交部報告時，江青跳出來反對，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附議，其他人保持沉默。當周恩來得知讓鄧小平出席聯大會議是毛澤東的意圖後，積極在政治局做工作，使外交部的報告在26日得以通過。3月27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信說：“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4月6日，鄧小平率中國代表團起程時，周恩來下令組織盛大的歡送儀式，並抱病到機場為鄧小平送行。 反對鄧出席聯大事件之後，又發生了風慶輪事件。事情的遠因要追溯到1964年，為了儘快發展遠洋運輸業，周恩來做出造船和買船同時並舉的決定，並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1974年9月底，國產萬噸級貨輪風慶號試航歐洲成功歸來，姚文元在宣傳上大做文章，並在新華社編的專供中央領導人參閱的《國內動態清樣》上發難，把周恩來的主張曲解為“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學”。江青寫下大段批語不指名地批周，說：這篇報道“引起我滿腔的無產階級義憤！試問，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國務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但是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鄧小平只畫了圈。10月17日，在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逼鄧小平表態，並提出要揪買辦資產階級的總後台。鄧拍案而起，厲聲說：“這樣政治局還能合作？強加於人，一定要贊成你的意見嗎？！”說罷憤然退場。這是鄧小平復出後第一次和江青公開衝突。 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後，由鄧小平代行總理職權，對鐵路的整頓初見成效，人民進一步看清了誰是治世之能臣，誰是亂世之奸賊，鄧小平一出場就壓住了中央文革的風頭，使江青後黨感到嫉妒、惱怒甚至恐懼。經過一陣密謀策劃，他們舉起了反對經驗主義的旗幟，開始反攻了。 3月1日，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提出現在的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的問題。他說：“很多問題理論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發生錯誤，思想上的錯誤就會變成政治上的錯誤，使資本主義大泛濫。”4月1日，張春橋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在《紅旗》第四期發表。江青在4月5日的講話中點明：“春橋同志的文章還有一個重點，黨內現在的最大的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從延安整風以來，周恩來成為經驗主義的代表。中層以上幹部都知道，批經驗主義，就是要批周恩來。上海《解放日報》擴大了批判對象，著文說：“他們輕視理論學習。醉心於無原則的實際主義，滿足於沒有遠見的事務主義，以自己的局部經驗，指揮一切。”這就把鄧小平領導廣大務實派對國民經濟的治理整頓全批在裡面了。江青後黨批經驗主義，矛頭所向主要是反對鄧小平的整頓。 4月18日毛澤東會見金日成，鄧小平陪同在座。毛澤東是這樣介紹鄧小平的： 我不談政治，由他來跟你談。此人叫鄧小平，他會打仗，還會反修正主義，紅衛兵整他，現在無事了，我們要他。 會見過後，鄧小平利用向毛澤東匯報工作的機會談到，自3月以來，江青等同志大反“經驗主義”，直率地表示不同意關於“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提法。毛澤東表示，同意鄧小平的意見。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澤東在他的書房召開政治局會議，進一步抬鄧貶周；兼有批評江青的內容，給足鄧小平面子，要江青團結鄧小平。 他指着周恩來的鼻子說： 你一個，朱德一個，還有別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懷。我講恩來、朱德不夠，沒有林彪、彭德懷還沒有力量。林彪寫了短促突擊，稱讚華夫（註：即李德）文章，反對鄧、毛、謝、古。 他又指着鄧小平說： 鄧是你，毛是毛澤覃，謝是謝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犧牲了。我只見過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接着說： 要安定，要團結。無論什麼問題，無論經驗主義也好，教條主義也好，都是修正馬列主義，都要用教育的方法。 不要分裂，要團結。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這次犯錯誤，還是自我批評。 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iii] 毛澤東指示政治局開會對犯錯誤者進行批評，因為涉及到江青，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拖着不辦。直至5月27日，毛澤東指示鄧小平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批評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從此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鄧小平主持。 在江青6月28日的書面檢討中有這樣的字句：“我對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們，更對不起小平同志。”政治局會議結束後，毛指示江青到鄧小平家裡與鄧談心。 毛澤東給足了鄧小平面子，很有點“託孤”的意思。他期待着“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的回報，期待着鄧小平與江青聯手接管這個黨、這支軍隊、這個國家，期待着鄧小平永遠甘當第二把手、把江青扶上主席的寶座。他讓江青以“呂后”之尊到寬街鄧府談心認錯，就是要請鄧小平做當代的“蕭何”。江青屈尊造訪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鄧小平沒有迎接，也沒有送客，拒絕做江青的“蕭何”。[iv] 後來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一再頂牛，毛澤東對鄧一再挽留，總是留有餘地，總是手下留情，這使“四人幫”大惑不解。箇中原因是毛澤東直到最後也沒有放棄爭取鄧小平站過來的打算。作為大政治家的毛澤東，他深知在他身後只有鄧小平才能“鎮國家，撫百姓”，保證天下不亂。後來的事實證明確是如此。但鄧小平只能當“軍師”不能當“主公”，他必須接受當今呂后——江青，作為後毛澤東時代的“主公”。鄧小平寧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這樣的條件，“扣”就結在這裡。 天安門事件後，一些堅決執行全面整頓方針領導人萬里、胡耀邦等被罷官批鬥，教育部長周榮鑫連日遭到殘酷批鬥，在4月12日的批鬥會上，被迫害致死。按江青對鄧小平仇視的程度，那是遠遠超過對陶鑄仇視的程度的。為防止“四人幫”唆使造反派衝擊鄧小平，4月7日，毛澤東指示汪東興把鄧小平秘密保護起來。汪東興立即布置，讓警衛局馬上準備東交民巷老8號的房子，並要參謀滕和松作一安全轉移鄧小平的警衛方案，派警衛局處長東方安排一部不顯眼的汽車把鄧小平夫婦從寬街家裡秘密轉移到東交民巷老8號，孩子們繼續住在寬街。 毛澤東如此關懷鄧小平，並不是這位大獨裁者心地善良起來，如果殺鄧小平能夠穩住局勢，讓江青繼承大統，他完全可以藉助造反派害死鄧小平，看看他害死劉少奇時那份得意，那份偽善，就可以知道。四五運動是全國性的，毛澤東不知道驅散天安門的抗議群眾後，局勢會怎樣發展？他自己已經是風燭殘年，再沒有動輒“重上井岡山”的那種豪氣。真要全國大亂，“四人幫”壓不住陣角，還得請鄧小平出來收拾殘局。鄧小平的威望，經過二次復出後毛的鼓吹和整頓文革的亂局，已經是威鎮華夏。他在軍隊有深厚的基礎。抗戰時期是一二九師政委，而一二九師的前身是紅四方面軍；解放戰爭時期是第二野戰軍政委，淮海戰役二、三野戰軍並肩作戰，他是總前委書記。毛澤東打倒彭德懷、賀龍，傷了和一野廣大指戰員的感情，逼走林彪，傷了和四野廣大指戰員的感情。整了劉伯承，整了陳毅和粟裕，如果再害死鄧小平，會和二野、三野廣大指戰員鬧翻。毛的權力基礎在軍隊，和四大野戰軍都鬧翻，他怕不得善終。據姚文元回憶：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門事件，毛澤東看了簡報，派了秘書到天安門了解情況後，說：“悼念總理，歌頌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現代秦始皇了”；“不要瞞我，矛頭是對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債！誰說沒有政治後台？這個政治後台，你們都怕他嘛！他有社會基礎，有軍方保護。” 讓江青“挑大旗”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防波堤。有這道防波堤在，毛澤東就在一個安全的制高點上，他不僅推掉了餓死人的責任，而且繼續是正確路線的代表，是拯救人民於水火、打倒那些“走資派”的大救星。誰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毀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擔餓死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的責任，所以他對保衛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澤東這種複雜的心理背景下，他選擇接班人首要的條件，就是能忠實地守住文化大革命這道防波堤，至於有沒有治國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擁護，都在其次；而生產能不能上去，經濟能不能發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個無關宏旨的“目”。他認為只有自己的夫人江青能擔當這個歷史重任，會抓階級鬥爭，會整治那些抓生產的幹部，不計個人毀譽，誓死捍衛他的一世英名。只要家天下能夠建立，只要兩代人的時間——由江青傳位給毛遠新——就能塗掉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淚，從根本上改寫中國現代史。 毛澤東傳位的計劃早就定了，這就是江青。他打接班人這張牌，是掩人耳目的晃子，他真正要找的是能夠“託孤”輔政大臣，即毛澤東說的“軍師”或“好參謀”。毛澤東說過許多批評江青的話。為了與“四人幫”鬥爭的需要，為了把粉碎“四人幫”與高舉毛澤東的旗幟統一起來，大陸在宣傳中過多渲染毛澤東對江青的批評。1975年5月毛澤東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員開會，批評了“四人幫”。華國鋒在黨的十一大報告中把毛這次講話作為粉碎“四人幫”的根據。據黨史學者考證，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說：“我們在查閱檔案時卻發現毛主席還有很多話，如說江青等人反劉少奇、林彪是有功的，不要小題大做等。聯繫到華國鋒引用的話，恰恰說明毛澤東並沒有認識“四人幫”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並不急於解決。毛澤東講話的本意同華的結論差別太大。”[v] 其實，毛澤東真正的“親密戰友”是江青。在批《水滸》運動中，“毛澤東亮出了對江青的真實看法，當着政治局成員的面表揚她，在政治上給予充分肯定，說：江青鬥爭性強，階級立場堅定，這點我倆是一致的。她不會搞兩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團結人，所以吃了虧。她身邊如果有個好參謀，她是可以挑大旗的。還說：我清楚，頑固派是反對她的，是反對我起用江青的，說違反黨的決議。難道決議就不能改正嗎？決議也是有錯誤的。毛這裡所說的所謂'頑固派’指的是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一干人。”[vi] 毛澤東在上邊一講，姚文元控制的報刊緊跟，採取一家發表多家轉載的辦法登出《法家人物介紹•呂后》、《古代傑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等文章。說什麼“劉邦死後，呂后掌權。”“她為人剛毅，曾佐高祖定天下，當政時繼續推行法家路線”，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在介紹武則天時，吹捧“武則天是一個敢作敢為的革新政治家”。“武則天做皇帝上表擁戴的就有六萬多人”，“武則天政治統治的社會基礎比唐太宗時期更寬了”。江青要做女皇已經是路人皆知了。以至毛澤東死後粉碎“四人幫”之前，出現了各省紛紛寫信，擁戴江青為黨的主席的事情，中國差一點又退回到封建社會去。 1974年第十期《紅旗》雜誌，發表了姚文元親自修改定稿的重頭文章《研究儒法鬥爭的歷史經驗》，把江青後黨比作是“法家領導集團”。文章說：“西漢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覆辟鬥爭中取得勝利”，就是因為漢高祖死後，“法家路線卻經歷了呂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堅持。”“由於在中央有了這樣比較連貫的法家領導集團，才保證了法家路線得到堅持。”於是，當今的呂后——江青，和上海幫的幾個哥們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20世紀70年代中央政權內部的“法家領導集團”。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只有讓“中央法家領導集團”主政才能夠堅持。這樣一來，接班雖比較順，但把毛澤東的真面目給暴露了：他蛻變成為20世紀的劉邦，一個建立家天下的封建君王。 《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6頁 [ii] 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頁 [iii] 《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2～1733頁 [iv] 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頁 [v] 見《百年潮》月刊2001年第8期第76頁姚鴻文章：《廖蓋隆業績和風範追思座談會述要》 [vi]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第579頁 （三） “你辦事，我放心” 周恩來去世後，毛澤東讓政治局討論總理人選。政治局提了三個人：華國鋒、李先念、張春橋。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還有一個重要的議題：增補江青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這是由汪東興提議的，附和的人有張春橋、姚文元和吳桂賢。討論此議題時，葉劍英、朱德離開了會場，李先念不表態，華國鋒、王洪文、陳錫聯、吳德、紀登奎表示要請示毛主席。江青“謙虛”了一下，表示堅決擁護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當什麼副主席，繼續當批鄧的“過河卒子”。主持會議的華國鋒認真地記下了江青的話，並要列席會議的毛遠新把整個會議情況完整地匯報給毛主席。 1976年1月底，毛澤東圈了華國鋒為總理，並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張和江青。據姚文元回憶： 毛澤東還召見汪東興、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我，說：“誰提江青為黨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誠，是汪還是張提的？誰提是誰在害她，逼我早死，你們要擁江，應該等我死後。” 毛澤東欽點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遠新激烈反對，認為華國鋒能力太低，主持個會連話都說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壓，說：“我就是要用這個沒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蕭何”了。他看中華國鋒無能力、無班底、無野心，有這“三無”，毛死後，他只能把政權交給江青，是個最理想的二傳手。這是毛澤東心中的如意算盤。 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精神上受到很大打擊，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來日無多了。他不再繞山繞水，顧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後事明白交代。 據姚文元在回憶錄中披露，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曾多次提及身後班子的名單： 黨主席：江青； 總理：華國鋒； 人大委員長：王洪文或毛遠新； 軍委主席：陳錫聯。 毛還將這一名單詢問了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 “你辦事，我放心。”不是毛澤東傳位給華國鋒的遺詔 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審四人幫的法庭上，當指控江青有反黨奪權的野心，攻擊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時，江青高聲叫板，把全場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她對靜下來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給華國鋒寫'你辦事，我放心。’的話，”——她環顧四周，她的眼鏡成了法庭中照相機的焦點——“這不是毛主席給華國鋒寫的全部內容，至少還寫了六個字：'有問題，找江青’。”結果，法庭大亂。江青在混亂中冷笑：“我無法無天。”陣陣鈴聲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聽席上的人們鼓起掌來。這掌聲是真心的喝彩，因為江青揭露了一個最最重要的真相：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華國鋒，華國鋒只是一個有事向女皇請示的辦事的大臣。先王對華國鋒辦事放心，不是華想怎麼辦就怎麼辦，是得請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辦，他才放心。這時姚文元作為主犯，張玉鳳作為證人都在場，如果他（她）們把毛最後擬定的要江青當黨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名單公布出來，就把毛澤東的家天下的身後布局徹底揭穿了。 常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 毛澤東在“四五”事件後，傳位的安排又有變化。據張玉鳳回憶： 主席從（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維還正常時，多次就身後黨政軍領導班子圈劃，但未有定論，憂慮政局會有劇變。主席是圈了、提了五個人名： 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 對此，毛遠新和張玉鳳都有記錄資料。 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我本人，提出毛後政治局常委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記錄。名單順序為： 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 江青聽後，要主席再重複一次，並問：洪文、春橋呢？ 主席當即指着江青說：“你好幼稚。”舉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說：“老帥、王（洪文）張（春橋）都不進！” 毛澤東最後提出的兩個名單，把毛遠新列在首位，不讓王洪文、張春橋進常委，明顯是要拆散“四人幫”,削弱江青的勢力，讓江青老老實實輔佐准太子毛遠新“繼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見,不聽毛澤東的，堅持要自己當“女皇”。[ii]] 對此，毛澤東有預見，有防範。 　　1973年12月21日，在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的高級幹部會議上，毛澤東對着許世友說：“你現在也看《紅樓夢》了嗎？要看五遍才有發言權呢。”隨後，話鋒一轉：“你就只講打仗，你這個人以後搞點文學吧。'常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絳是說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這個人也是'厚重少文’。你就作周勃嘛。”��[iii] 漢初的隨何、陸賈是文臣，周勃(被封為絳侯)、灌嬰是武將。毛說的典故出自《晉書•劉元海傳》。劉元海就是在西晉末年建立漢國政權的劉淵。他本是匈奴人，小時候卻對諸子史傳，無不綜覽，曾對同窗說：“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孫中山在徐錫麟蒙難後送的輓聯中，用了這個典故“ 常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鄙”字改成了“恨”字。毛引的是孫中山的說法。[iv] 周勃的功勞是“誅呂安劉”。劉邦死後，太子盈十三歲即位，是為孝惠皇帝。子少母壯，呂后專權，任命其弟呂台、呂產為將，掌南北軍（南軍保衛宮廷，北軍衛戍京城）。惠帝二十歲抑鬱而死。呂后立惠帝養子繼位，稱少帝。四年後，廢少帝，幽殺之。呂后將三兄弟呂台、呂產、呂祿封王。劉邦生前有言：“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陸賈遊說丞相陳平、太尉周勃誅呂安劉。密謀後，周勃以國防部長（太尉）的身份入北軍，厲聲曰“為呂氏右袒（褪下右邊衣袖），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周勃下令逮捕呂氏諸男女盡殺之。 這個典故在軍中流傳是對粉碎“四人幫”有利的輿論。江青不能團結鄧小平共事，破壞了林彪死後毛澤東的傳位交班布局，毛覺得江青終難成事，最後決意讓准太子毛遠新繼位，擔心江青不服，會串通王洪文、張春橋鬧事，所以不讓王、張進常委，意在拆散“四人幫”，使江青翻不起浪來。這是張玉鳳兩份名單的來由。但這導致了後黨集團的分裂——太后和准太子的分裂，華國鋒、汪東興和“四人幫”的分裂。毛認為毛遠新繼位是正統，憑他打下的根基，會有人像周勃“誅呂安劉”那樣，除江青後黨，保准太子毛遠新登基。 華國鋒和汪東興在葉劍英等老革命家的支持下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以及毛遠新，徹底粉碎了毛澤東復辟封建主義、搞家天下的圖謀。不管華國鋒、汪東興的主觀意圖是什麼，在中國歷史拐點上使中國沒有墜入封建主義深淵，這一功不應該抹剎。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葉帥帶頭擁立華國鋒為主席。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澤東與全黨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虧一簣，最後他輸了。不管推舉誰出來當主席，只要不是毛氏家族的人，都是歷史的進步。 家天下的交班部署使毛澤東露出了長長的封建尾巴。他的那些理論，諸如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等，都成了騙人的鬼話。他頭上那些耀眼的光環，諸如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人民的大救星、偉大的領袖等等也驟然暗淡下來。 2008年8月5日第二稿 《歷史的真象——毛澤東的生活秘書張玉鳳的若干回憶》。 據2004年5月《動向》雜誌透露，近日，張玉鳳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個人關於毛澤東晚年的回憶資料以及部分檔案資料，暴露了若乾重要歷史事件的真象。據張玉鳳稱：這些談話記錄資料，在毛澤東逝世後，是交給警衛組長保存的，直至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才要回來自己保存的。張聲稱：當初將這些資料轉移，是怕江青、汪東興要拿走。《歷史的真相》發表後港台期刊和大陸網站多有轉載，未見官方機關和汪東興、毛遠新等知情人闢謠和否認。筆者反覆閱讀研究，認為是可信的。僅舉一事，這份材料的最後，談到了毛澤東指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單，最後一名竟是張玉鳳。這件事情張玉鳳是不敢編造的。說出來除說明毛澤東晚年政治上的荒唐外，給張增加不了政治上的榮譽和物質上的利益，如果造了假對她的損害將是致命的。她敢這樣公布出來，極大地增加了材料的真實性和可信性。 [ii] 2004年5月20日廣州《老人報》第6版登出《喬冠華被“四人幫”內定“副總理”之後》一文，稱“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捕，外交部反對喬冠華的人馬上貼出大字報，說喬冠華秉承'四人幫’旨意，替'四人幫’篡黨奪權製造輿論。事情源自逮捕'四人幫’時，從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組閣名單，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擬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筆跡。”因此，這份名單的來源不容懷疑，隨即在報紙上公布。 “四人幫”被捕後查獲一份江青內定的中央領導人名單： 　　一、黨中央主席：江青 副主席：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孫玉國、毛遠新 政治局常委：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孫玉國、毛遠新、謝靜宜、張秋橋、王秀珍 政治局委員：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孫玉國、毛遠新、謝靜宜、張秋橋、王秀珍、遲群、劉湘屏、陳阿大、莊則棟、喬冠華、黃金海、于會泳、浩亮 共青團中央書記：黃帥 二、全國人大委員長：王洪文 副委員長：馬天水、殷承宗、楊春霞、劉長瑜 　　三、國務院總理：張春橋 副總理：姚文元、謝靜宜、王秀珍、陳阿大、馬天水、莊則棟、于會泳、黃金海、喬冠華、浩亮、劉湘屏、遲群、劉慶棠 國防部長：王洪文；公安部長：祝家耀；農林部長：徐景賢；財政部長：金祖敏；教育部長：張鐵生；文化部長：楊春霞；衛生部長：劉湘屏；對外友協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馮國柱 [ii] 江青根本不尊重毛澤東的意見，將華國鋒、汪東興、陳錫聯等都排除在領導核心之外，這就隱藏着極大的政治危機，逼着華國鋒、汪東興先動手。 [iii] 《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版第1676頁。 [iv] 徐錫麟蒙難後，孫中山作輓聯：“ 常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縱九等論交到古人，此才不易；試問夷惠誰賢，彭殤誰壽，只十載同盟有今日，後死何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