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有才但害人成性 zt 原人民出版社社長曾彥修，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在康生領導下工作。在長期的工作交往中，對康生的所作所為瞭如指掌。這篇由他口述的文章，記述了一個真實的康生。 學識廣博，貪慾亦重 1937年12月，王明、康生、陳雲同機從蘇聯飛回延安。康生在中共代表團中是近似於王明的一個人，政治局委員，地位很高。1938年五六月在馬列學院教過課，黨的理論這部分是他講的。他會講，有一句是一句，條理清楚。沒有一個字重複，很有感情。 康生知識廣博，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幾乎無所不通。特別有研究的是中國戲曲史。書法，篆刻，他全通。他的字寫得很好，刻的章，很好，畫的畫，也很好，但他從不拿出來。 康生精通的東西，有時候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京戲他全懂，不但懂，還會打小鼓。小鼓是京戲樂隊指揮，我親眼看見康生指揮過。 1938年7月1日那天，大概延安第一次紀念建黨十七周年，黨校要開紀念大會，請馬列學院的所有學員去參加，同時中午、晚上會餐。黨校在延安城東一二十里，馬列學院在北門外七八里。我們天不亮就出發，到那裡殺豬宰羊，大吃一頓。中午開會時，還有幾個美共青年參加。康生當主席，張聞天作報告，晚上演京戲《打漁殺家》。江青演女兒蕭桂英，演得很好。那時江青很漂亮，二十七八歲吧。江青當時還是黨校的學生，康生當時是黨校的校長，動員江青出演蕭桂英這個角色，康生指揮樂隊，也就是打小鼓。 康生一輩子工作緊張，什麼時間去學這些東西呢?他在上海地下黨，管“特科”，更緊張。在蘇聯住了幾年，估計關於中國的書看得多一點，可以在莫斯科看中文古籍。但能打小鼓，哪裡學的?說明他是何等聰明。領導土改時，他還給我們講京戲。他問我們懂不懂什麼叫“水袖功夫”。他說，看一個人會不會演戲，戲的水平怎麼樣，看出門水袖幾擺就知道了。說某某人的水平達到了“水袖功夫”，就是說好得不得了。水袖不容易，你們不要小看，這個功夫能看出一個演員的修養，特別是青衣，雖然是甩幾下，但這個人的各種苦楚，各種悲愁都表現出來了。 所以康生這個人對中國文化，不是知道一點點，而是知道得很多。他給我們分析《西廂記》時說，你們只知道王實甫的《西廂記》，其實董解元的《西廂記》比王實甫的好，一般人不知道。他說一點，就哇哇背出一篇，讓我們聽得哪個好。 他的這些知識當然是自學的。他在蘇聯幾年，在延安那麼多年，他是用功的。這個人聰明得很，記憶力好。他1924年、1925年就在上海的大學搞革命，哪有那麼多時間來學這些東西，不能不佩服他。 康生的知識技藝如此高明，有些還具有相當難度，一般人甚至費一生之力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在背後，許多人都知道他並不佩服齊白石，他還另外自己刻一閒章“魯赤水”與“齊白石”相對，並蓋在自己消遣的畫作上。 康生的這種情趣看似高雅獨行，其實是想以此博名。他日夜夢求奪取高級文物的卑劣劫掠行為，實在是太令人吃驚和可怕了。大約1980年或1981年夏天，我得到一張到故宮內某處秘密參觀的票，我去了，地址似乎是故宮東北部一個較小的院落，很舊。整個下午參觀的人大概只有二三十個，由一女專家介紹。她說，今天是看“四人幫”個人盜竊的國家文物。介紹很詳細，說被盜竊的文物，就是直接從故宮調出的，數量質量均以康生為第一，陳伯達為第二，江青為第三，姚文元為第四。 康生名下陳列出來的書籍是知名的中國戲曲專家傅惜華的藏品。他搶的東西中，有一塊精美瓦硯，據專家介紹，這種瓦硯世存僅有數隻，境內可能只有康生要去的這一隻了。還有半隻虎符，專家說，是解放後在京郊發掘出來的，玉質，一般是銅的，至今只發現一個。這些說明:康生要的是唯一的或罕有的。 康生的博識、廣學，懂得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恐怕是知道得最廣博的。這方面連陳獨秀、瞿秋白都不如他。 害人成性，心狠手辣 至於康生的為人，根本不用說，他是個害人狂。 1948年我還是在搞土改。春節前幾天，我們到了黃河北面不遠的陽信，再到何家灣村，渤海區黨委就住在這裡。當時康生給我們講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獄的事。六十一個人出獄時大概填了什麼表，登了什麼報，辦理了出獄手續等等，清楚得很。但“文革”時康生卻說他們全部是“叛徒”。 我們去山東土改之前，康生已經在山東一兩個月了。原來是鄧子恢在那裡管渤海區黨委的整黨(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個步驟是整黨)。鄧老沒有康生那麼厲害，有些下不了手，於是總指揮換成了康生。他在山東掃蕩了兩個區黨委，被他斗下去的一個是渤海區黨委書記景曉村，另外一個是膠東區黨委書記林浩。 整這兩個人的詳細情況我們絲毫不知道，通過毛岸英，我們感覺到一些。當時我們叫康生為康老。毛岸英當時剛從蘇聯回來不久，講話比較隨便，說康老整林浩太粗暴了。一個政治局委員，怎麼能這樣整人呢？！ 文革中，康生整人就更不用說了，他開了一堆名單，黨的中央委員會、民主黨派的人物都有，他把這些人害得很慘。 他的秘書凌雲(曾任公安部長)，早在延安棗園社會部的時候就跟着他。文革中凌雲被關進了秦誠監獄，凌雲說，就是康生干的。 解放初，康生和夫人曹軼歐，在濟南不知道什麼原因鬧得非常緊張，康生得了神經病。凌雲把曹請到他家，把好房子讓給曹住，避免他們鬧得太僵，影響康生的工作。康生當時是中央山東分局的書記。凌雲說，我個人不僅為他服務很多年，他家庭的矛盾我也在調解。結果，把我弄進秦城也是他提出來的。 康生迫害人太普遍，好像要不斷地迫害人，才能生存似的。 “這個人絕不糊塗” 康生這個人的頭腦是很清楚的，絕不是個糊塗人。他外表表現出來的東西，常常與內心世界並不一樣。 1947年大概六七月，在晉西北土改，康生是團長，我是團員。7月間康生在晉西北臨縣郝家坡開土改工作會議，我去聽會。在到興縣郝家坡的路上，我已經聽說康生那裡的情況了，是中央辦公廳行政處的幾個人給我講的。他們說，康生那個地方，情況非常特別，各個機關的幹部，意見多得很。土改工作團的名氣大，別人都知道。他們說，到處吊打，到處挖地財，特別嚴重的是挖祖墳。康生當時是中央土改團的團長、政治局委員、長期的社會部長，因此，誰也不敢惹他。這麼多人住在這裡(河東)，包括後方工作委員會，還有葉劍英、楊尚昆，這些情況，他們都知道，他們也不滿意，但不敢說，怕戴上右傾帽子。辦公廳行政處的這幾個人說，你是不是去見見吳(玉章)老，然後再跟康生反映反映?老實說，我也怕。我知道，吳玉章的話也起不了作用，康生也不會聽。我去講，更起不了作用。 到了郝家坡，我就聽會，聽晉綏分局召開的土改工作會議。會議要求各地土改工作團匯報情況。晉綏這個地方不大，也比較窮，但地委有八個之多。會議名義上由李井泉主持，實際上是康生。康生有個非常片面的規定:滿足貧苦僱農的要求。大家都窮，整個農村都窮，只有在窮裡邊想辦法，把不應該沒收的沒收，這樣去滿足貧苦僱農的要求。 康生在晉西北搞了些什麼呢?第一，同意並發展了“化形地主”一說。“化形地主”的意思就是說，這個人家雖然已經窮了，實際上是裝窮。這一來就把很多人的家庭出身查三代。只要你祖父是地主，第三代後還算地主，叫“破落地主”、“化形地主”。第二，挖地，叫查“地財”。本來農村窮，鬥來鬥去，沒有好多東西分，就挖地，說元寶、銀元都藏在地下，到處挖。一般老實的農民，即使貧苦，不願意做這樣的事。做這種事，中國人覺得違背良心。過去農村厚葬，稍為好一點的，有什麼銀器，元寶。晉西北那個地方，有金器的少。在臨縣，挖得相當普遍。試點的多少個村，都在挖墳。這個錯誤就不可收拾了，社會道德良心都無法維持了。這種事，什麼人願意干?只有地痞流氓願意干。第三，郝家坡也死了人。特別是婦女被吊打。因為要追問家裡的東西埋在什麼地方，就是逼要人家的銀元、元寶，沒有辦法，自殺了。 康生當然在會上不會講這些事，不會公開提倡。但大家希望他能對這些事作出結論。 原來晉綏分局土地改革的時候，有個內部劃分階級的文件。這個文件是懂一些馬列主義、懂一些政治經濟學的人做的，原則上是比較正確的。但在郝家坡會上，康生把晉綏分局的這個內部文件否定了。因為拿這個標準看，很多人不夠地主。康生在會上說，“你們這個東西害死人，趕快把它燒了。” 我們當時在塑縣的做法，跟他在臨縣強調的大不一樣，做法也大不一樣。康生要我單獨向他匯報。我這個匯報，康生聽得很認真。那天我匯報情況說，我們那個村沒有地主，只有兩個“富農”，並且講了詳細情況。他們是富裕，但是不夠富農條件，因為他們根本上是自己勞動。他那天聽了並沒有生氣，只是批評我說，你是個書呆子。 一個徹頭徹尾的兩面派 解放初，我要到青島去治關節炎，經過濟南，到山東分局組織部報到。那時，他的夫人曹軼歐是組織部長。我去後，康生叫我留幾天。他叫我到他的小辦公室，看他刻的各種各樣的圖章。 他說，我來濟南這麼久，大明湖還沒有去過。明天是星期天，我去，你跟我一路去。第二天，他們夫婦、凌雲(當時已是濟南市的公安局長)、我，安排了一條船，就在大明湖那裡游來游去。不僅如此，他還帶我們上岸看王耀武出逃的那個牆洞。大明湖有些地方有厚厚的牆攔着。我們的地位，是差得不能比，一個普通黨員，一個政治局委員。我這次去，他是禮尚有加。他原來不認識我的，而我在晉西北匯報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樣，他當時沒有把我當成敵人打擊，只說我是書呆子，這說明他的內心世界跟外表表現出來的並不一樣。 1960年6月間，我去了上海《辭海》編輯所。1979年，我回到北京後去看原單位負責人王子野。王子野說，你走後，我看見康生。康生問我，曾彥修怎麼樣?我說，到上海編《辭海》去了。他說，你們怎麼不告訴我一聲?王子野說，他講這個話，我也不懂，告訴一下中宣部就了不起了？為什麼必須告訴你呢?當時康生講了一句，叫他做做資料工作也可以嘛。就是摘錄馬列講什麼什麼，供寫作組寫反修大批判文章。看樣子只是指這件事。 康生是一個兩面派，他內心是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保持極“左”的、打擊一切的姿態，才能上升。但在背後，他也希望弄清楚一些事。他跟張聞天比起來，正好相反。張聞天是真帶點書呆子味道，是一個真正的正人君子。康生沒有書呆子味道，他的中國文化修養，高於張聞天，但一輩子深藏不露，絕不表現，一輩子不做一首詩、一幅畫。 康生這個人，多才多藝，幾乎到了難以想象的程度。為了政治上的地位，他迫害人，道德墮落到了極端。 他是個典型的兩面派，對上一套，對下一套，有些實際情況跟他講，他心裡知道。康生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個很特殊的人物。文學藝術方面知道得這麼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現的剛好相反，文學藝術知識比較豐富的人，一般都比較文雅，人格比較高尚。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惡濁，非常暴虐。 康生這個人，頭腦清楚得很，上世紀60年代他曾經是中央理論小組的組長。理論小組，就是意識形態，包括文學藝術、唱戲，決定權在他手裡。這時候，他有點像日丹諾夫了，不過實際上還是比不上。康生就是人格太差，為了保持自己地位，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惜迫害人，一點人格都沒有，什麼革命人、共產黨人，一點都談不上。任何人都要以他為鑑，任何一個有本事的人，都不要學他，不要把本事用到歪道上去了。 ○摘自《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 曾彥修 口述 李晉西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