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9年，當中國面對西方科學 　　 　　 羽陵 　　 　　 　　1、崇禎曆書 　　 　　向來對崇禎沒有好感，覺得此人是志大才疏的典範。這位孤獨的勤政者，具有急躁與褊狹的性格，其內政和軍事上的措置乖方，終於斷送了大明帝國。但這位悲劇性人物，在他執政的17年中，也有很多閃光點，比如他始終支持西方傳教士傳播西學，支持士人們修習西方數理知識，支持新的科技（比如西式火器和西式水利）用於國家建設。 　　陳美東先生的一篇關於明末科技的總結性文章認為[1]，當時“中國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錦，西來的科技，更是錦上添花”，當時中國科技的特點是“重實踐，重考察，重驗證，重實測”，“相當注重數學化或定量化的描寫，又是近代實驗科學萌芽的標誌，是中國傳統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 　　徐光啟是明末科技融合中西、走向近代的關鍵性人物。1934年竺可楨先生撰文《近代科學先驅徐光啟》，將徐光啟和同時期的西方近代實驗科學的始祖弗朗西斯·培根相比，他們均是科學研究的組織者，又是科學研究的實踐者。但徐光啟在重視實驗科學之外，對於公理演繹法也特別強調，這是中國固有文化所沒有的，也超過了培根只強調經驗的科學歸納法。徐光啟是中國近代科學啟蒙的最重要人物，但他的影響似乎只及於明末。 　　崇禎重視科技，應該和當時的時局有關。當時的明皇朝屢經天災人禍，已經是風雨飄搖中。崇禎的能力值得懷疑，但他勵精圖治的意念極強，“科技興國”是這種意念中的一環，由他一直大力支持火器研究可看出。崇禎一登位，就重用西學的領袖徐光啟，而重用徐光啟又引起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修訂“崇禎曆書”。 　　崇禎二年，即公元1629年，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而徐光啟用西學推算卻與實測完全吻合。於是崇禎帝下令設立曆局，由徐光啟領導，修撰新曆。徐光啟聘請了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和羅雅谷四人參與曆局工作，於1629-1634年間編撰成著名的《崇禎曆書》。 　　《明史》載：“崇禎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禮部侍郎徐光啟依西法預推，順天府見食二分有奇，瓊州食既，大寧以北不食。《大統》、《回回》所推，順天食分時刻，與光啟奏異。已而光啟法驗，余皆疏。帝切責監官。......於是禮部奏開局修改。乃以光啟督修曆法。” 　　《崇禎曆書》卷帙浩繁，共一百三十七卷，其中法原即理論部分占到全書篇幅的三分之一，採用了第谷的太陽繫結構系統，計算方法則使用了哥白尼和開普勒的西方近代幾何學方法。其參考的書籍，大部分已可明確考證出來，比如開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諧論》，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學綱要》，第谷弟子 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麥天文學》，在當時而言都是很新的成果。 　　1634年《崇禎曆書》修成，但過了近十年崇禎才下詔通行天下，一方面是因為時局動盪，一方面是因為保守派人士的反對，代表人物是魏文魁。魏是一位土產天文學家，他堅持認為中國傳統方法推算的曆法精度要高於西法，寫了《曆元》、《歷測》兩部書，攻擊徐光啟的西法。魏文魁以布衣身份上書崇禎，作為外行，崇禎自然無法判斷，他命魏文魁組成東局，與徐光啟領導的西法曆局爭論。和魏的辯論，徐光啟記載在了《學歷小辯》一書中，其標題是“曆局與魏文魁辯論文稿”。 　　《明史·歷一》：“時帝已深知西法之密。迨十六年三月乙丑朔日食，測又獨驗。八月，詔西法果密，即改為《大統曆法》，通行天下。未幾國變，竟未施行。” 　　湯若望保存了明末刊行《崇禎曆書》的雕版，並獻給了清政府。且當時清政府迫切期望一部新曆法來印證其天命所歸，湯若望對《崇禎曆書》作了刪改和修訂，順治親筆題名為《西洋新法曆書》，《崇禎曆書》終於得以另一個面目頒行於世。但湯若望最終因為這部曆法獲罪入獄，幾乎遭磔刑，不久病死了，即所謂“曆獄”。這是他所不能預測的了。 　　 　　2、中國的科學革命？ 　　 　　明清鼎革，其一系列重大的政治軍事事件，掩蓋了很多我們本應該早就注意的中國近代化轉型期的表現。《崇禎曆書》的意義及其影響，便是被掩蓋在明清鼎革的歷史悲歌中。美國學者席文（Nathan Sivin）認為1630年左右西方數學和天文學被引進中國，事實上是中國的科學革命[2]： 　　『如果按照人們通常採用的標準，中國在17世紀可以說有過它自己的科學革命。假如我們始終冥思苦想於中國為什麼不能有一個科學革命這個問題，那麼，搞清楚這一點，對我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西方的數學和數理天文學被引進中國開始於1630年左右，其形式不久後在歐洲那些容許人們接觸新知識的地方就變得過時了。一些中國學者很快對此作出了反應，並開始重新規定在中國研究天文學的方法。他們徹底地、永久地改變了人們關於怎樣着手去把握天體運行的意念。他們改變了人們對於概念、工具和方法應居於首要地位地見識，從而使幾何學和三角學大量取代了傳統地計算方法和代數方程式。行星自轉的絕對方向和它與地球的相對距離這類問題，破天荒變得重要起來。中國的天文學家逐漸相信：數學模型能夠解釋並預測天象。這些變化等於是天文學中的一場概念地革命。』 　　但這場中國“自己的科學革命”，並非始於“ 西方的數學和數理天文學被引進中國開始於1630年左右”。西方數學和天文數的傳入，至少應該追溯到1583年利瑪竇來華傳教。利瑪竇與李之藻合著的《渾蓋通憲圖說》、《經天該》是歐洲天文學早期傳入中國的代表著。天啟六年（1626年）湯若望與李祖白合譯的《遠鏡說》詳細介紹了伽利略發明的望遠鏡及其在天文學上的新發現，在歐洲也屬於嶄新的天文學知識。1629年徐光啟督修《崇禎曆書》，上疏“急用儀象”第十項是請求裝修天文望遠鏡三架，這是中國官方仿製天文望遠鏡的開始，距1609年伽利略創製望遠鏡觀察天文現象，僅隔了20年。萬曆四十年（1612年）王英明著的《歷體略》，天啟年間（1621— 1627）陸仲玉著的《日月星晷式》，則已經很好的融合了中國傳統天文學和西方傳入的數學和天文學。 　　晚明對西學的迅速吸納，和當時的文化氛圍有關。晚明是一段很怪異的時期，在政治軍事上的腐朽墮落中，又有着文化科技上令人興奮的燦爛，猶如末世中忽然綻放出的絢爛的花朵。 　　席澤宗院士曾列出晚明67年（1578～1644）產生了9部世界水平的科技著作[3]：《本草綱目》《律學新說》《河防一覽》《算法統宗》《閩中海錯疏》《農政全書》《天工開物》《徐霞客遊記》《瘟疫論》。這9部都是傳統科技範疇的著作，如果考慮西學的傳入，這個單子還應該加上一些著作。 　　其思想根源，應該追溯到王陽明的心學。王學的流行，導致了個人自我的解放和思想界的異常活躍。但王學流行，士大夫們空談心性，崇尚玄虛之類的弊病日漸嚴重。顏元以“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一聯為王氏心學的最高境界定讞，是對王學談心性的辛辣譏諷。晚明國事日非，在這內憂外患的困境中，士大夫們開始認識到空談心性無補於世事，於是有了晚明的實學思潮。徐光啟早期接受的也是王陽明的心學，但心學對徐光啟的影響似乎是正面的，孫尚揚認為[4]：“心學對徐光啟的影響並未使他走上逃禪出世之路，這種影響大概只限於使他的思想具有基於善疑的開放性，從而使他既不拘於正統權威之說，亦不拘於自己已接受並較為偏受的理論（王學）。”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所屬的桐城方氏，是明末士大夫學習西方數理科學的一個典型案例。桐城方氏以程朱理學傳家，至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學漸接受王陽明心學，是王學在東南地區的重要傳人。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鎮、父親方孔炤均學習西方天文學，方孔炤任湖廣巡撫時與李萬慶、羅汝才等義軍八戰八捷而聞名天下，他曾師從意大利籍傳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禎曆書約》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湯若望、畢方濟等很多傳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識》尤為傑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師從波蘭人穆尼閣，其數學專著《數度衍》系統介紹了對數的理論和應用。 　　明末數學和天文學的研究，已經超出了士大夫的階層。高彥頤（Dorothy Ko）《閨塾師》一書曾論述明末長江下游地區閨閣中的女子，多有研習天文學的。而且，明末士人是真正的研習西方科學，與晚清維新人士們大多只是對政經文史感興趣相比，這更令人驚訝。 　　1634年，中國用國家的力量修成被譽為“歐洲古典天文學百科全書”的《崇禎曆書》。而一年前的1633年，伽利略被羅馬教廷判處終身監禁，他的晚年極其悲慘。編撰《崇禎曆書》的領導者徐光啟（1562-1633）和伽利略（1564-1642）生活的年代幾乎相同，雖然徐光啟的科學成就無法和伽利略相比，但他們的科學思想很接近，都試圖使科學數學化。伽利略在淒涼中死去，但他的科學數學化的思想事實上標誌着近代科學革命時代的到來。徐光啟晚年出任東閣大學士和文淵閣大學士，位極人臣，他的科學思想給他的時代帶來了很多變化，甚至有席文所說的中國自己的科學革命，但最終如曇花一現。 　　或許，這也是一種有趣的中西對比。 　　 　　3、李約瑟的滴定原理 　　 　　席文探討的1630年左右中國的科學革命，其實是對李約瑟問題的反駁。李約瑟問題（Needham Question），或稱李約瑟難題（Needham Problem )、李約瑟命題（Needham Thesis）、李約瑟之謎（Needham Puzzle)等等，大致可以敘述為：為什麼中國十五世紀以前在技術發明上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卻沒有率先發生西方近代意義上的科學革命；而到了十八世紀，中國已經遠遠落後於西方了。 　　席文曾是李約瑟的合作者，但他最終否定了李約瑟問題。席文認為：1、歷史學研究並不能回答科學革命為什麼沒有在中國發生這個問題。相反的，我們應該探討導致人們提出這個問題的種種謬誤；2、按照科學史家的標準，17世紀中國曾有過自己的科學革命。 　　李約瑟曾經對中西科學進行過量化的比較，在李約瑟的模型中，中國科學是持續穩定的線性的增長，而西方科學在黑暗時代後復甦，得到來自東方的一些幫助，接着是科學革命後的爆發。 　　李約瑟畫過一張非常著名的中西科學發展對比圖[5]，在圖中，中國科學發展是一條傾角十多度的直線，而西方科學在公元前因為其先進的幾何學而領先中國，然後陡然下降進入黑暗時代，在文藝復興後又開始急劇上升超過中國。 　　在李約瑟進行中西科學發展的量化比較時，他運用了一個他自稱的滴定（titration）方法。如我們中學化學課就學過的，我們可以用一種已知濃度的化合物來滴定另一種未知濃度的化合物的濃度，但這中間需要形成一種有明顯顏色變化的第三種化合物來確定滴定的完成。李約瑟用這種方法將各大文明互相滴定，來確定各自的優先性。 　　在李約瑟的滴定方法中，有兩個術語，一個是超越點（transcurrent point），一個是融合點（fusion point）。他將中西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的超越點定為1610年，融合點定為1640年。也就是說，萬曆三十七年，西方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超過了中國，30年後的崇禎十三年，中國的這幾個學科和西方融為一體。 　　李約瑟展現的中國科學是持續穩定的增長模式，並未獲得普遍接受。李約瑟曾將北宋名相蘇頌的《新儀象法要》譯成英文發行，並稱讚“蘇頌是中國古代和中世紀最偉大的博物學家和科學家之一”。蘭德斯（David Landes）正是用蘇頌為例，說明中國的科學其實是間斷性發展的。蘇頌製造的這種堪稱神奇的天文鐘的命運極其坎坷，在北宋之後漫長的歷史中這一技術一次次的流失，後來者不得不研究過去的記錄，以恢復消失的制鐘技術。 　　以明、清兩朝而言，李約瑟的這個模型也值得懷疑。與明末科技相比，席澤宗院士激烈抨擊了清朝中國科學的急劇衰退。而明朝整體的科技，與宋朝相比，大概也只能稱是停滯不前，甚至是部分衰退了。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對於明朝數學和天文學一定程度的衰落，也直言不諱。 　　 　　4、高水平陷阱/中國轉向內在/東方專制主義 　　 　　李約瑟的中西科學發展對比圖，針對的其實是西方曾經很流行的觀點：中國古代科技是停滯不前的。李約瑟認為那是陳詞濫調。但李約瑟的持續穩定發展模型，並不具有說服力。或者說，他的模型只是揭示了一種趨勢，與實際情況其實有出入。 　　恰好與之相對應的，是另一種流行的觀點，即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在後期是停滯不前的。 　　尹懋可（Mark Elvin）1973年提出的高水平陷阱模型，是廣為人們接受、但也很有爭議的一種假說。尹懋可認為中國早期就建立了一些具有“現代”色彩的制度，有利於科技的創新和擴散。因此，中國早期的科技發展與歐洲相比要快的多。但隨着人口的急劇增長，必須全力發展農業技術，以至於到歐洲工業革命時，中國的農耕技術遠遠領先歐洲。但農業技術的改進所帶來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輪的人口增長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長又進一步帶動農業技術的改進。這樣中國進入了一個惡性循環陷阱，在較高的農業水平上維持了巨大的人口。而這個陷阱又吞噬了所有的資本積累和有限的資源，中國工業的發展受到了約束。尹懋可試圖論證中國在14世紀已經接近近代工業革命的門檻，但在高水平陷阱中這一步始終無法邁出，中國社會自此停滯。 　　劉子健先生則從文化角度闡述了宋之後中國的停滯不前。儘管西方學者曾普遍把宋代中國稱為“近代初期”，當時發生的一系列變化令人印象深刻，人們不由得會想起歐洲近代前夜的種種特徵。但是，“在一個刻板的文化范型里，被稱作具有早期近代特點的那些東西，不管是什麼，最終都會被凍結：它們繼續在發展，但不是向外產生什麼新的想法和新的工藝，而是向內進行修正。......許多本來是外向的進展，後來卻轉為在內部編制複雜而精緻的網，其間肯定發生了什麼。”[6] 　　劉子健把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定在兩宋之際，他認為把南宋和北宋視為一個朝代是一種陷阱。南宋的政治格局和北宋很不一樣，自高宗開始，君主的權力空前膨脹，體制上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約束。既然君主絕對專制的局面已經形成，君主的道德觀念、思想意識就決定一切。自此，士大夫們意識到政治必須從影響君主開始，其餘皆為其次。為了實現治國、平天下，士大夫們就只有讓君主皈依儒家學說“內聖”的一面。這樣，中國的文化逐步轉向內向。北宋是外向的，而南宋發生了質變，成為內斂的體系。宋之後，這種內斂得到繼承和發展，中國歷史自此停滯僵化。 　　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說和中國轉向內在假說均可以一定程度上回應了李約瑟問題。而李約瑟本人對李約瑟問題也做過一些解答。比如地理環境因素，中國在地理上是一個封閉的體系，中國的科技因為無從交流最終因日漸退化而導致落後。這一觀點曾經非常流行，李約瑟早年曾傾向於此論，但後來放棄了。比如語言因素，中國非拼音化的方塊字不利於近代科學，費正清和李約瑟均曾經支持過這種假說。比如形式邏輯與科學實驗問題，中國傳統文化不注重形式邏輯和科學實驗，所以無法孕育近代科學。 　　但這幾種解答都遭到了有力反駁，而不能自圓其說。問題最終似乎集中到了政治制度和社會形態上。李約瑟本人的說法是：“無論是誰，要闡明中國社會未能發展近代科學，最好是從說明中國社會未能發展商業的和工業的資本主義的原因着手。”[7] 　　中國的官僚制度、官僚主義，是李約瑟及他的合作者黃仁宇解釋中國問題時都特別喜愛使用的詞彙，這一概念來源於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李約瑟後來和魏特夫決裂，且批評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理論，但他承認早期受魏特夫影響很深。而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很長時間被人指責抄襲魏特夫的觀點。李約瑟1974年在香港大學有過一次名為《中國社會的特徵》的演講，由黃仁宇整理後發表。其核心思想是中國的官僚制度發達，而缺乏完善的技術管理，事實上中國社會是以倫理規則代替技術管理。這非常象後來黃仁宇創立的大歷史觀的雛形。 　　魏特夫認為東西方社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形態，東方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與治水密不可分。大規模的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管理必須建立一個遍及全國的組織。因此，控制這一組織的人總是巧妙的準備行使最高統治權力，君主專制因此形成。而中國正是這一特徵的集中反映，並由此發展出高度發達的官僚制度。 　　李約瑟早年堅信近代科學只能在民主的環境中產生，後來則進一步認為雖然中國有大量的貿易活動和巨大的財富，但官僚制度控制了貿易；中國沒有歐洲自由的城市氣氛，沒有商人精神，而自由貿易、商人精神和近代科學間有密切關係。 　　以晚明而言，這種假說仍然值得懷疑。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說法固然已經遭人唾棄，但余英時先生重新審視晚明歷史後，確認晚明社會已經有了本質的轉變，傳統儒家開始轉向重商主義，自由貿易和商人精神在晚明社會都不缺乏。 　　晚明的情況，明末中國科技的爆發，明清之際中國自己的科學革命，看起來可能只是中國固有發展模式中的一個不和諧的噪音。在中國歷史自身發展的強橫慣性下，這個噪音立刻湮滅不見了。 　　 　　4、迷霧重重 　　 　　或許，正如席文所說的，李約瑟問題只是個偽命題。在席文看來，出現這種錯誤假說的原因是歐洲中心論，只有歐洲是文明的勝利者，其它文明都只是失敗者。研究李約瑟問題時的默認推理前提是：假如一樁東西歐洲有而中國沒有，它就是“近代科學革命”的必要前提；假如一樣東西歐洲沒有而中國有，我們便說它是近代科學革命的一個抑制因素。 　　但席文在解釋明清之際那個短暫的中國科學革命的中止時，仍然指向了政治文化因素。當時西方天文學的擁護者都是長江下游的士人，他們在明清鼎革後堅持傳統的價值觀，拒絕承認清朝，拒絕為清朝服務。席文舉王錫闡為例，他對王錫闡有偏愛，在吉利斯皮（G．G．Gillispe）主編的《科學家傳記辭典》中，席文為王錫闡寫了長達10頁的傳記。 　　席文以外人的身份來看中國歷史，仍似顯得膚淺。事實上問題要複雜的多，仍以桐城方氏為例。方中通之後，懾於清朝的文化高壓政策和文字獄的空前繁榮，桐城方氏放棄了自然科學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紙堆。著名的桐城派就是思想文化高度專制下的產物，五四時錢玄同給它貼了個標籤：“桐城謬種”。即使如此小心謹慎，桐城方氏仍然不能免於文字獄。戴名世《南山集》用了南明永曆年號，結果鑄成大獄。戴供詞承認《南山集》抄錄的是同鄉方孝標的《滇黔紀聞》，刑部判戴、方兩家三百多人坐死，經康熙的“寬恕”，戴名世寸磔，方孝標戮屍，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餘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論奠基人，原判絞刑，經李光地營救後倖免。 　　席澤宗院士《論康熙科學政策的失誤》一文的結論，我們能看出深深的遺憾[3]：“按照明末發展的趨勢，中國傳統科學已經復甦，並有可能轉變成為近代科學。由於清軍人關，殘酷的戰爭中斷了這一進程，到了康熙時期，全國已基本上統一，經濟也得到很大發展，而且有懂科學的傳教士在身旁幫忙，國內、國外的環境都不錯，是送上門來的一個機遇，使中國有可能在科學上與歐洲近似於同步起跑，然而由於政策失誤，他把這個機會失去了。” 　　或許，中國為什麼沒有發生近代科學革命，真的是個偽命題。或許，1630年左右開始的中國自己的科學革命，也不過是如自由主義者們經常用的詞彙，是阿Q式的意淫。但是，我們能夠清楚的看到，明清之際，中國能夠熱烈的吸納西方科學，並與自己的傳統科技相融合。如果能這樣，中國能不能發生自己的科學革命，有沒有發生自己的科學革命，又有什麼關係？因為我們立刻可以把西方的東西拿來自己用。 　　而且，當時的中國對自己的文化價值尚有足夠的自信，象徐光啟、李之藻那樣傾向於全盤西化，或象方以智、王錫闡那樣認為需要兼收並蓄、中西會通，都是自己理性的判斷和選擇。當中國再次面對西方科學時，是完全不同的情況了。 　　席文的一段話，深深的刺痛我：“人們可以看到，西方天文學在中國紮根的過程，是世界史上非西方科學與歐洲科學的最後一次較大的面對面的較量。到了18世紀，近代科學作為帝國主義的附屬品而穿越國界，各種科學、文學和宗教等等憑藉自身的價值而進行的競爭，成了過去的事情。”[2] 　　套用網上YY小說常用的一句話：歷史，又翻過了新的一頁，命運的車輪開始轉動了......但這新的一頁，卻不是我們所喜聞樂見的YY模式，而是無盡的苦澀、委屈與悲哀。仿照大話西遊中的一句名言： 　　“我喜歡那個開頭，但我不喜歡那個結局......” 　　 　　 　　注釋： 　　 　　[1] 陳美東：《明季科技復興與實學思想》。見《亞洲科技與文明》，香港明報出版社，1995. p.64-84. 　　[2]席文：《為什麼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是否沒有發生？》，《科學與哲學》，1984年，第1期. 　　[3]席澤宗：《論康熙科學政策的失誤》，《自然科學史研究》，2000年，第19卷，第1期. 　　[4]孫尚揚：《基督教與明末儒學》，東方出版社，1994. p. 164. 　　[5]J. Needham, 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414. 　　[6]劉子健：《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因》，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p. 9. 　　[7]《李約瑟文集》，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 p. 84. 李約瑟的那個中西發展對比圖解，網上只搜到一個葡萄牙語版的，對付着看吧，：） 　　左邊縱坐標上的標示，China指向中國科學發展曲線，Europa指向歐洲科學發展曲線。 　　橫坐標是公元年份，橫坐標上面的兩個小標尺，Vida de Ptolomeu指托勒密在世時間，Vida de Galileu指伽利略在世時間，這是中西科學發展對比的兩個轉折點。 　　右邊中西曲線的幾個相交點：T1，數學、天文學、物理學的超越點（1610年）；F1，數學、天文學、物理學的融合點（1640年）；T2，植物學的超越點（1700年或1780年）；F2，植物學的融合點（1880年）；T3，醫學的超越點（1870年），醫學的融合點至今未至；T4，化學的超越點（1800年）；F4，化學的融合點（18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