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與劉少奇之爭留下的歷史困惑 王小強: (一)　　"反黨"的帽子 　　文革結束以後，痛定思痛，十年浩劫中的怨假錯案統統平反，不僅劉鄧反黨集團、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以及大大小小的反黨集團統統平反，而且50年代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反右鬥爭的50萬右派，更早的胡風、潘漢年反黨集團，一直到延安的搶救運動，中央蘇區的AB團、福田事變，二方面軍的賀龍、夏曦、段德昌，井岡山上彭德懷親自殺害的王佐、袁文才，殺人的和被殺的，一股腦兒，統統平反的平反，不算的不算。於是乎，黨內留下來的反黨集團就不多了。"四人邦"反黨集團和林彪反黨集團都與文革有關。其實，有了"形左實右"的"5.71工程紀要"，林彪都有人同情。在大陸戰爭歷史故事電影裡，寡言少語的林總已經多次以正面形象出現了。連1962年"利用小說反黨"的習仲勛、賈懷志、劉景范反黨集團也平反了。這樣一來，高饒反黨聯盟自然突出得醒目。一眼望去，建國以來，碩果僅存的高饒、"四人邦"兩個反黨集團，都是"左"。 　　高大麻子一身江湖土匪氣，稱兄道弟，結邦拉派，封官許願，男女作風糜爛；饒漱石兩袖清風，一本正經，卻從來就是"窩裡鬥"：新四軍里先是幫着項英與葉挺斗，接着與陳毅、譚震林斗，到組成反黨聯盟的時候，鬥爭矛頭直指提拔自己的老上司-劉少奇。高、饒這兩個人，不招人喜歡，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為什麼不能恰如其分地就人品說人品，譬如說：高崗是土匪，饒漱石是"窩裡鬥"，所以要清除出黨，永不敘用，不是更好嗎，為什麼一定要說是反黨呢？所有黨內被冤屈的好人，大多都嘗過被說成是"反黨"的滋味。將心比心，推己及人，道理都是一樣的：高崗與劉志丹、謝子長共創陝北蘇區，才有了中央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的最後落腳之地；解放東北後，接替林彪任一把手，成就了四野百萬大軍入關作戰，推翻蔣家王朝的戰略大後方；抗美援朝，背靠蘇聯的東北成為志願軍的總後勤部，彭德懷-高崗-周恩來，朝鮮-東北-北京一條線，打敗美帝野心狼。所有這些，當時都是當成民族英雄稱頌的。為了實現反黨的目的，槍林彈雨出生入死，把國民黨、美帝國主義打得屁滾尿流，犯得着兜這麼大一個圈子嗎？ 　　黨內路線鬥爭關繫到建黨、建國的大政方針，確實嚴肅，來不得半點含糊；有時你死我活，容不得對政敵心慈手軟，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也是參加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是否一定要用"反黨"的帽子，平心而論，好處並不多。特別是把這帽子扣在那些曾經為黨出生入死的老黨員身上，一方面本人不服氣，一方面老百姓按常理想不通：都當了那麼大官了，圖什麼呢？ 　　(二)　　進城伊始的左右之爭 　　1949年3月，共產黨剛進北京的時候，還是"五大書記"-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石。到了10月1日建國，僅僅半年時間，陡然變成毛澤東的主席，朱德、劉少奇、高崗的副主席。1952年調高崗進京，組織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與臨時政務院平級，主管全國經濟工作。周恩來從中央蘇區開始，"周副主席"被黨內黨外叫了20年，終於打下天下建國了，最後連個政協副主席都沒當上，只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一個委員。臨時政務院的工作，除了經濟，就只剩外交和統戰了。這倒是他從抗戰一直到內戰時期，黨內分工之延續。提拔高崗、貶抑周恩來，顯然是毛澤東匠心獨運，決非高崗個人野心所能企及。這也命定了高崗要犯陳雲、鄧小平、薄一波等一班人之眾怒；其中包含有對毛澤東貶抑周恩來的不解和不滿。 　　毛澤東提拔高崗的背景是劉、周日益表現出的右傾。大軍進城，打天下土包子坐龍庭了。共產黨的天下究竟怎麼坐？為此，劉少奇兩次就近去天津調查研究：一個剝削有功，一個新民主主義過渡階段20~30年不變，產生了黨內進城伊始的左右之爭。 　　新民主主義是共產黨七大上毛澤東的手筆，是共產黨掌權之後的建國方略。劉少奇去天津時，剛剛建國，長江以南廣大地區尚未解放，大西南、大西北、西藏、新疆、台灣、海南島都還在敵人手裡。戰火紛飛，人心惶惶，城市中、特別是大城市，資本家關閉工廠商店，工人失業，供應緊張，加上戰場上蔣介石負隅頑抗，城市裡特務四處破壞，社會治安混亂。這時候，劉少奇順着新民主主義的方向發文件，批評鬥爭資本家的左傾幼稚病，一切以恢復生產、保障供應、安定人心、維護治安為中心。劉少奇說： 　　在現階段，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多了，而是資本主義少了。要承認資本主義的剝削是進步的；現在工人的痛苦是工廠關閉、商店關閉、工人失業、店員失業、生活沒有着落，造成社會治安不穩。所以有人剝削比沒有人剝削要好。工人要你剝削，不剝削就沒法活。今天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是有功。 　　這段剝削有功的著名語錄，被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小將傳播得遐邇聞名，成為劉少奇、鄧小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鐵證。 　　大陸電影"千里挺進大別山"，一個連長搶了老闆的布為戰士禦寒，居然讓劉伯承、鄧小平大張旗鼓地槍斃了。戰爭年代，安定人心，不能說成是保護資本家的布、殘害革命同志的命。解放軍大軍進城，秋毫無犯；老百姓簞食壺漿，安居樂業；這也是開國新主喜聞樂見的場景。更何況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反覆要說明的就是共產黨可以和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甚至同樣不乏資本主義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進步之類的懇切說辭： 　　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個性，不贊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贊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是不對的……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麼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 　　全國剛剛解放，接着就是抗美援朝，與剛剛贏了二戰的美帝國主義正面交戰。劉少奇、周恩來在經濟日常工作第一線日理萬機，在百孔千瘡的戰爭廢墟上恢復生產，動員一切物資支援前線，與世界上經濟實力最強大美國抗衡。在這個背景下，山西推動農村合作化，高崗在東北學蘇聯搞集體農莊，被當成"左傾冒進"批評。1951年7月5日，劉少奇在中南海對中央馬列學院學員作報告-《中國共產黨今後的歷史任務》，系統闡述新民主主義的建國大綱： 　　一、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一種過渡性質的經濟，過渡需要的時間是相當漫長的，大約在15-30年之間； 　　二、新民主主義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完成國家工業化。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戰不爆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任務就不變。二十年、三十年不爆發戰爭，我們的任務就是發展經濟，埋頭苦幹，責無旁貸，把我國建設成為工業化強國； 　　三、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五種經濟成份，即國營、集體、私營、合營、個體應各得其所，都得到發展。只有在全面提高整個社會生產力的前提下，逐步增加國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份，才能逐步地、穩當地過渡到社會主義； 　　四、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後，應以主要力量發展農業、輕工業及必要的軍事工業。只有先發展農業、輕工業，才能安排好人民群眾的生活，並積累資金去發展重工業； 　　五、反對過早地動搖、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制，反對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步驟。搞建設性急不得，不可能一晚上吃成個大胖子，那只會得浮腫病。如果過早實行社會主義，勢必會在城市和鄉村觸動私有制。中國產業落後，過早實行國有化，只會傷害私營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對發展生產大不利。在農村，不顧條件去推行集體化，搞蘇聯式的集體農莊，動搖私有經濟，是太歲頭上動土，你去動一下，結果農民認為你是搞共產，就把*牛羊都殺掉吃掉，私有樹木也砍掉用掉，只會對農村生產力造成極大的破壞； 　　六、只有穩妥地渡過了新民主主義階段(需要二、三十年時間)，工業發展了，農業發展了，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家經濟主體的目標實現了，我們的經濟企業管理幹部也成長起來了並日漸成熟了，各行業的技術專家也大批培養出來了，工農聯盟在政治上、經濟上都鞏固了，人民群眾的生活安定並提高了，那時，我們才能真正實行社會主義的步驟。 　　劉少奇的《歷史任務》，遭到高崗們樸素而直白的質疑： 　　照少奇同志的說法，我們現在四、五十歲的一代人，是搞不上社會主義了？而資本主義一路搞下去，我們有什麼前途？革命不是白幹了？二、三十年後，農村不又成了新富農、新地主的天下？城市不又成了新老資本家和私營資本主義的天下？ 　　毛澤東曾經在一系列中央級會議贊成過劉少奇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施政大綱，並且親口許諾過可以實行20-30年的新民主主義再轉入社會主義。當時建國伊始，豪情滿懷，忽略了年齡不饒人這一條。1951年，毛澤東已經58歲了。難道28年武裝鬥爭，千百萬革命烈士拋頭灑血奪取政權，就是為了給階級敵人作嫁衣裳，讓已經被打翻在地的資本家、地主富農重新發展壯大，過20~30年以後，等到自己七老八十了，再搞一次社會主義革命？不行。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再說了，"劉少奇口口聲聲要保護、發展私有經濟，先發展資本主義，後實行社會主義，我們的革命不等於白幹了？不行！全黨幹部不會答應，工人、貧苦農民不會答應。高興的只能是民主黨派、民主資產階級、個體工商業者、富農和富裕中農，以及從屬他們的知識分子。這是個大原則問題，不能依了劉少奇。必須加速城、鄉的社會主義改造，加速改革生產關係"。 　　接着，毛澤東大發雷霆，批評劉少奇的《歷史任務》通篇不談政治路線，不談階級鬥爭，不談人民民主專政，光談保護、發展私有經濟，這是什麼樣的歷史任務？劉少奇委屈地解釋：《歷史任務》的講話提綱事先提交書記處討論，當時毛澤東同意；新民主主義過渡時期需要20~30年時間，是西柏坡政治局會議毛澤東親口說過的；整個講話並沒有創新，完全是闡述毛澤東著作《論新民主主義》。 　　接着，劉少奇收回《歷史任務》的講話，痛作檢查。高崗關於東北農村合作互助運動的報告被毛澤東作文批示，以中共中央名義轉發全黨。 　　接着，調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西南軍政委員會書記鄧小平、中南軍政委員會書記鄧子恢、華東軍政委員會書記饒漱石、西北軍政委員會書記習仲勛等進北京，以"削藩"的名義"充實中央領導班子"(以"充實中央領導班子"的名義"削藩"。劉少奇原本黨內分工管組織人事，經高崗提名，任命饒漱石為組織部長。 　　接着，成立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高崗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副主席身份任主席，與周恩來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身份領導的政務院平級，為中央人民政府屬下的兩大執行機構，專司財政經濟，又稱"經濟內閣"，委員為陳雲、董必武、彭德懷、鄧小平、林彪、饒漱石、彭真、薄一波、鄧子恢、李富春、習仲勛、李先念。 　　接着，共產黨中央日常工作實行劉少奇、周恩來、高崗輪流值班負責制；一人輪流值班一周。 　　接着，劉少奇主持黨內日常事務，毛澤東提議疊床架屋成立書記處，主持黨內日常事務，鄧小平任總書記。 　　接着，因為周恩來、薄一波取消國營企業稅收優惠，與私有經濟統一納稅，毛澤東再次大怒，周、薄兩人分頭大會小會深刻檢討，撤銷薄一波中央財政部長和華北局第一書記職務，財政部改組。 　　接着，組織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安子文遭到長期圍攻。 　　接着，七屆四中全會，劉少奇就批評東北、山西合作化冒進，晉察冀土改，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和天津剝削有功的講話，作長達一個小時的深刻檢討…… 　　(三)　　高崗留下的困惑 　　正確路線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性因素。路線鬥爭的結果，最後要落實在權力格局和權力分配上。高饒反黨聯盟緊鑼密鼓，因為要開建國以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八大，要開新中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大會上要通過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要定政體、國體：究竟是蘇聯式的部長會議主席制還是劉少奇提出的國務院總理一切經濟外交日常事務。前者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主席高崗，後者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兼任的臨時政務院總理周恩來。 　　路線鬥爭，你死我活。高崗認為：劉少奇是資本家的女婿，長期在白區工作，重用一批城裡地下黨的變節分子(薄一波等"61個叛徒"，一說發展經濟，就是發展資本主義。而我們邊區武裝鬥爭，硝煙瀰漫，血雨腥風，追求的是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新社會，決不輕易向資本主義妥協。在這個基礎上，高崗進而伸引出"白區黨"、"紅區黨"的概念，超出了黨內正常爭論的範圍，已經帶有日後文化大革命的味道。根據這套理論，高崗把自己打扮成堅持根據地武裝鬥爭的代表，博得彭德懷、林彪、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等軍界巨頭的共鳴，誤闖了核心政治的"白虎堂"；而且得到陶鑄、陳正人、柯慶施等左派封疆大吏的同情和支持。 　　以後的形勢急轉直下，就在高崗自以為得逞之際，整個棋局戲劇性地大翻盤了：毛澤東離京休養；高饒在北京成了反黨聯盟，被分別關押審訊，高崗兩次自殺。大道理上說，這個結果是公道自在人心，高崗一系列出格的非組織活動，封官許願，遭到陳雲、鄧小平等人的鄙視和堅決抵制。小道理上看，不管小說家如何穿鑿附會，高崗畢竟是刀頭上舔血、真刀真槍拼殺出來的武裝鬥爭領袖，以國家副主席、黨中央日常工作三人輪流值班的至尊身份而兩次自殺、而最後身亡，對手搏擊武功之高，力道之大，令人不寒而慄。 　　1954年8月17日，高崗在被中央關押的狀態下第二次吞服大量強效安眠藥而身亡，享年49歲。高崗死後不到一個月，9月15日，籌備了近兩年時間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終於召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選舉毛澤東為國家主席，劉少奇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任命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部長會議主席制、與政務院平級的經濟計劃委員會隨着高崗的自殺煙消雲散。耐人尋味的是，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就"高饒反黨聯盟"定性講話，除了"在黨內玩弄陰謀，進行密謀活動，在同志背後進行挑撥離間"，以及"驕傲情緒"、"逞英雄"等等，居然完全看不清楚"高饒反黨聯盟"在政治上、在路線上、在大政方針上如何反黨。 　　1956年，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終於召開，轉輾反側多年，似乎總算為建國之路奠定了統一的調調。堅持以經濟建設 為中心，寫入了黨章；先進生產關係和落後生產力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毛澤東思想"也從正式文件中拿了出來。不曾想，據王光美說，八大結束的第三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就對劉少奇說："黨的八大關於我國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不管實際發生的具體細節如何，接下來的歷史是：1957年反右，1958年大躍進，1959年廬山會議，1960~1963年"三年困難時期"，1964~1965年四清，1966~1976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續了十年時間。幾乎所有部門和地方的領導都被當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而遭到批鬥、奪權，接替毛澤東當了多年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全家遭到迫害，本人被殘酷迫害致死。 　　(四)　　劉少奇留下的困惑 　　毛澤東從來不滿意先資本主義、後社會主義的發展程序。早在1948年，毛澤東把張聞天起草的《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中，"決不可以採取過早地限制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改為"決不可以採取過早地限制現時還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為此，毛澤東專門致函劉少奇解釋： 　　因為就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來說，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於國計民生"，這就是一條極大的限制，即引導私人資本納入"國計民生"的軌道之上。要達到這一點，必須經常和企圖脫出這條軌道的私人資本作鬥爭。而這些私人資本雖然已經納入這條軌道，他們總是想脫出去的，所以限制的鬥爭將是經常不斷的。 　　接着，1952年，毛澤東繼續革命，在修改中共中央《關於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時，根本不顧資產階級民主黨派的臉面，毫不客氣地明確提出： 　　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 　　大躍進和三面紅旗，是超越先資本主義、後社會主義發展順序的一場悲壯嘗試；文化大革命則是多年積怨的一次總爆發、奮不顧身的大決戰。前者是從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係進步兩個方面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後者是從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築兩個方面，通過群眾運動式的大民主，防止中國重複資本主義的舊路。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建國之初高饒聯盟的這場路線鬥爭，誰是誰非，似乎是一目了然了-50年代初的新民主主義過渡階段20~30年不變與80年代初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50年不變，不僅一脈相承，而且發揚光大。中間隔了兩段-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從生產關係的"一大二公"到意識形態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結果真的是雞飛蛋打：70年代末期，城市裡醬油、醋、鹹菜都要憑票供應，油炸花生米成為過年才吃得上的大菜；農村則兩億人吃不飽肚子。倘若一進城就依了劉少奇的《歷史任務》，將新民主主義過渡階段20~30年不變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50年不變一以貫之，就不需要反右；就不需要大躍進的瞎折騰，餓死成千上萬人；就沒有三年困難時期，也沒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根據這20年改革開放、發家致富的速度，中國大陸的富裕程度還不超過台灣？ 　　路線鬥爭30年，改革開放20年，留下一個邏輯上令人困惑的理論遺產。劉少奇昭雪平反之後，親人們在總結毛劉之爭時寫道： 　　劉少奇與毛澤東思想-毛一生中偉大的光輝的正確的那部分理論和實踐，不可分。正如要堅持四卷，必否定五卷；要堅持毛澤東思想，必否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要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必要恢復劉少奇的本來面目。 　　高崗的樸素提問就成為難以回答的原則問題：28年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無數革命先烈前赴後繼，拋頭灑血，就是為了奪取政權以後大力發展繼續革命的對象-資本家、地主富農，按照剝削有功的道理，等他們通過剝削而充分發展了，實力充分強大了，再動員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進行一場剝奪剝奪者的社會主義革命？ 　　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政治路線上、執政綱領上，面臨着越來越難以迴避的理論挑戰。建國之初的爭論，在實踐中始終沒有結束。由此看來，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定下"不爭論"的框框，真的是老成謀國之言，政治用意頗為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