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人”田中隆吉(俞天任)

 

 

 

最近有部《東京審判》的電影，裡面說是中國檢察官準備了一把殺手鐧，能讓日本戰犯啞口無言乖乖服罪。這把殺手鐧就是讓陸軍省兵務局長田中隆吉中將出庭充當控方證人，於是大獲其勝云云。

 

這位田中隆吉其實是少將，大概電影的編導們覺得應該表彰一下這位英雄人物，私自幫他晉了一級軍銜，人家天皇可還沒同意呢。先不談這個，電影編導們挺日理萬機，弄不清楚這位田中隆吉到底是何方神聖也情有可原。老俞來幫編導們講一下這個田中隆吉和出庭作證這件事吧，省得謬種流傳，到處害人。

 

電影《東京審判》裡面的田中隆吉“中將”相貌堂堂，穿着土黃色的軍裝，雖然沒有領章，但還是帥氣橫溢的。實際上呢？下面這位肉頭肉腦的有點像山西當鋪老闆式的人物才是田中隆吉。沒辦法，您還必須原諒那電影的導演，從文藝革命的棋手江阿姨開始就主張英雄人物都必須長得英俊才行，所以電影裡的田中“中將”也就必須長的相貌堂堂了，這麼個肉頭肉腦的禿子他不待人見。

 

（山西太原時代的田中隆吉）

 

 

 

有人要說了：你老俞在雞蛋裡挑骨頭，演員的長相就那麼重要了？關鍵在內容嘛。

 

沒錯，是那個理兒。但是這是一部號稱是“歷史正片”的作品，而且在那位其實根本就不知道東京審判的資料到底有多少的作者特地聲明了他“閱讀了東京審判的全部資料”的情況下，角色的長相是一定要認真的，不能胡亂處理。

 

還有一點，這部電影在演員挑選方面不是全部毫無考慮的，請看下面這張照片：

 

（審判期間東條英機和他的辯護律師的合影，右面是清瀨一郎）

 

 

 

怎麼樣，電影裡的清瀨一郎的演員挑得不錯吧？是不是很像？那為什麼田中隆吉卻迥然不同？這是編導們為了先行的“大義目標”的緣故——編導需要一個“反戰將軍”。

 

那麼事實到底是什麼樣的呢？應該這麼說，日本陸軍參謀系統的高級軍官們，不能說沒有人在戰時對那場戰爭抱有懷疑；不能說沒有人在具體戰略戰術上有不同意見；也不能說沒有人在戰後進行了深刻反省；但是在當時，在從皇姑屯事件開始到戰敗為止，參謀系統不存在什麼“反戰將軍”。理由很簡單，存在不了，只要你反戰，就會立即被排擠出去。像石原莞爾那樣的昔日“皇軍英雄”，還不是反戰呢，僅僅是因為反對擴大事態就立即被解除了軍籍嗎？更不要說田中隆吉了。

 

什麼叫做“受排擠”，看看下面兩張照片吧。

 

（第16師團中將師團長（1939年）和參謀本部大佐作戰課長（1935年）時的石原莞爾）

 

 

 

田中隆吉是1893年生人，1913年陸軍士官學校26期畢業生，同期的有那位死在硫磺島的栗林忠道中將（死後晉升大將）。陸大34期（1921年）的畢業生，從1922年開始在參謀本部任職，1923年在支那班任職。

 

日本的昭和歷史書上經常會出來一個名詞“支那通”，千萬不要望文生義，以為那時日本人管中國叫“支那”，所以這“支那通”就是“中國通”的意思。“支那通”是一個專有名詞，那是專指參謀本部支那班出身的那些參謀，像鈴木貞一，土肥原賢二，岡村寧次，根本博，長勇，佐佐木到一等人的，不能隨便亂用。那個“支那班”後來升級成了“支那課”，但是“支那通”僅僅用來指那些“支那班”出來的人。這位田中隆吉就是這麼一位“支那通”。

 

陸大34期支那通不少，幫蔣介石守金門的根本博，最後的陸軍次官柴山兼四郎，和石原莞爾一起搞“9.18”的花谷正，還有前幾天拙總的電視劇提過的乙級戰犯和知鷹二都是那一屆的。

 

那作為“支那通”的田中隆基在中國都幹過什麼？

 

田中隆吉的朋友不少，在支那課混的時候通過橋本欣五郎的介紹，和後來聽說是瘋了的大川周明博士交上了朋友。這個朋友可交的好，後來田中去滿洲以後就知道好處了。1927年開始田中隆吉開始在中國活動，一開始在張家口任特務機關特派員，同時還有一個身份是參謀本部研究員，就是說同時代表參謀本部。因此1928年的“濟南慘案”發生以後他在現場，還交了一位了不起的朋友，就是那位後來大名鼎鼎的“鴉片王”里見甫。有關里見甫，老俞正在蒸包子，如蒸得出來味，一定請大家品嘗。

 

就這樣，田中隆吉和其他參謀有點不同的是他一直在情報行當混，幾乎沒有幹過作戰參謀。所有的陰謀事件幾乎都能找到他。你看1929年田中又回到了參謀本部支那班，這次負責的是“支那兵要地誌”。

 

30年開始擔任陸軍駐上海武官，32年1月田中少佐和“男裝麗人”川島芳子在板垣征四郎的指示下策劃“第一次上海事變”，也就是“1.28事變”，目的在於轉移國際視線。川島房子雇了殺手在上海襲擊了日本和尚，造成一死兩傷從而挑起了這次事變。板垣的目的是在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挑起武裝衝突就不會有人去注意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在東北的所作所為了。“1.28事變”一直鬧到5月5日才簽訂停戰協定，而板垣征四郎們則乘機在3月1 日偷偷摸摸成立了那個“滿洲國”。

 

這個“1.28事變”還有一個值得記住的地方，那是世界戰爭史上第一次用軍用飛機轟炸民用目標。從航空母艦“加賀”和“鳳翔”號上起飛的海軍飛機轟炸了上海。

 

而田中也因為在“上海事變”中的功勞而升為中佐，在1935年去了滿洲當關東軍總參謀部情報參謀。後任德化特務機關長。在德化幹什麼呢？想學石原莞爾，鼓搗一個“蒙古國”出來。誰知他運氣不佳，石原莞爾的對手是二流子“少帥”張學良，可田中隆吉的對手是傅作義將軍。11月5日，德王發通電向綏遠軍傅作義叫板，11月14日還真地向傅作義進攻了。但天下哪有那麼多張學良呢，11月24日德王被傅作義將軍給包了餃子。田中只好偃旗息鼓了。

 

失敗是失敗了，但是沒有功勞還有苦勞，這就升上了大佐。7．7事變的時候他在朝鮮軍第19師團當第25山炮聯隊長，沒趕上。急得和辻政信一起趕到天津去給那位牟田口大佐打氣，生怕牟田口一不當心給主張不擴大事態的石原莞爾給忽悠了去。

 

盧溝橋事變總算按照這撥的意圖弄大了，這邊朝鮮軍1938年8月又弄了一個“張鼓峰事件”。別看他田中隆吉穿了那麼多年軍裝，還沒打過正經仗，可算等到了這一天了。說着話拉着他那幾門木頭軲轆的山炮就去和蘇聯人幹了。

 

（德化機關長時代的田中隆吉（右），左起第二人就是德王）

 

 

 

人老毛子這次就讓田中大佐徹底開了眼，一出手就是200多門大炮，裡面居然還有不少15厘米口徑的。再加上遍地的坦克飛機，一下子就把第19師團給打殘了。這頓打不白挨，田中算長了學問，知道了白鬼子打仗是玩鋼鐵，大大地嚇人嚇人。以後沒事還是不要去惹白鬼子。

 

人跟人不一樣。辻政信輸了諾門坎老是想報仇，這田中隆吉呢，算被鋼鐵給嚇破了膽。以後田中這一輩子的所作所為都和這次在張鼓峰痛挨了扁有關。

 

痛定思痛，吸取教訓。田中大佐想來想去覺得自己不是在第一線干的人，還是該去干特務情報老本行。正好可能上峰也覺得讓這位去放炮有點屈才，屈才不說，這不一炮沒放出去還差點讓老毛子給放沒了，就讓田中去陸軍省干兵務局兵務課長。

 

兵務局是陸軍省最年輕的一個局。幹什麼的呢？主管“軍容風紀”。1936年“2.26事件”以後，軍部覺得要抓一下“軍內思想工作”，這才在8月成立了這個兵務局。其實就是主管憲兵，憲兵在當時的日本不僅僅是軍事警察，同時還是秘密政治警察，那時候的東條英機就是關東軍憲兵司令。

 

干憲兵了不到一年，成績斐然，官升少將。去了第一軍當參謀長。第一軍司令部在山西太原，怎麼會要這麼位不會打仗的將軍去當參謀長呢？主要是當時日軍想招降閻錫山，所以就派了這位“支那通”去了山西。他手下的作戰參謀大家都知道了，就是那位後來在香港喊“毛澤東萬歲”，在天津做對蝦販子的辻政信的秘書朝枝繁春少佐。

 

忙了半天，沒忙出名堂。不管你能指出別人多少不是出來，閻老西在大是大非上還是分得很清楚：當漢奸，沒門。大半年後田中又回了陸軍省，還升了官，這次是兵務局長。

 

會不會有人覺得奇怪，這位田中上哪兒都幹不成事怎麼還能官運亨通呢？因為那時候東條正順着。東條是憲兵出身，靠憲兵吃飯、覺得讓田中管憲兵他放心。田中和東條英機在滿洲就是舊交，37年他是那個臭名昭著的“東條兵團”（也叫東京兵團）的參謀。

 

現在中國人知道的昭和軍閥在中國大陸的大屠殺一般就是南京大屠殺，實際上“東條兵團”在晉察，內蒙進行的大屠殺不管是在時間上還是在性質上都遠遠超過了南京大屠殺。那個“東條兵團”的編成也是日軍歷史上幾乎沒有過的：參謀任主將，所以有這麼個匪號。

 

（察哈爾作戰中的“東條兵團”兵團長東條英機中將）

 

 

 

其實單單就中日戰爭來說，東條倒不一定是甲級戰犯，但確實是貨真價實的乙級戰犯。遺憾的是無論是國府還是中共都沒有加以追究，“陽高慘案”，“寧武慘案”等大量大屠殺行為根本就沒有在東京審判上提起，東京審判的判決書上根本就沒有“東條兵團”這個名詞。還是秦郁彥教授在1987年才向世界揭露了這件事。說句閒話，這位秦郁彥教授也是被中國憤青們封為“右翼文人”的。

 

言歸正傳，那麼官運亨通的田中隆吉後來怎麼樣了呢？

 

田中隆吉當了陸軍省兵務局長，後來還兼了一個時期的陸軍中野學校校長。這個中野學校是專門培養間諜的學校，特別變態，創辦者是那位後來開展前夕和美國談判的岩畔豪雄，老俞在《有一類戰犯叫“參謀”》中也提起過的。

 

這就到了1942年日美開戰。應該公平地說田中隆吉是反對開戰的，田中隆吉是支那通，並不太知道美國的事兒，但是張鼓峰的蘇軍炮火他這輩子忘不了。都是白鬼子，炮火應該都差不多，這輩子他可不願意再挨那炮火。你要是說他田中在中央機關，“英美鬼畜”炮火再猛又轟不到他身上，他這是害的哪門子怕呢？人家又沒有打算當一輩子少將局長，還想在肩上再添幾顆星呢。怎麼看怎麼覺得武藤章坐的那個位子——軍務局長爽。可是想升官就得到現場去鍛煉鍛煉，和蔣介石玩人家田中倒是不怕，可是要和山姆大叔開練，哎喲我的媽誒，聽說那比俄國人還闊，打起炮來不論個，論時間，這打到本將頭上來怎麼辦？所以反對。

 

那不行，那叫“失敗主義”，這麼一來田中就被轟出了陸軍省。和石原莞爾不一樣，石原莞爾反對擴大事態有一套一套的說法，所以被轟出了軍隊還能到大學去當教授；這位是真的怕死，說不出什麼道道，把東條惹急了說他有神經病，乾脆關到國府台的陸軍醫院去了。

 

殺人不過頭點地，怎麼轉預備役還捎帶着給披了一件“瘋子”的馬甲？這下田中隆吉對一點不給面子的東條英機，競爭對手的武藤章，身為陸軍次官裝聾作啞不說還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的的木村兵太郎是恨之入骨。

 

但是田中隆吉是不是精神有毛病一直還真是個問題。理由是後來在1945年3月當時的陸軍大臣阿南惟幾起用了他做羅津要塞司令官，但成天神神叨叨，還是用不了，最後不得不解除召集，讓他回家養病。不過這話得這麼說：到底田中是原來就被老毛子嚇成了神經病還是被東條英機給治成了神經病沒人知道。反正後來東京審判時美國辯護律師老拿這件事做文章，老俞小時候看到有人批判資產階級法律時舉東京審判做例子，說美國律師在法庭上惡毒攻擊證人，說證人有神經病，生梅毒什麼的就是指這件事。

 

戰爭結束了，田中隆吉的病也好了。其實大概本來也沒有什麼病，就膽小一點，怕大炮。這次是想在政界混一下，想抬出宇垣一成大將組閣（老俞《有一類戰犯叫“參謀”》講過幾句）。但是麥克阿瑟大帥爺說宇垣一成就算不是戰犯也不能擔任公職，這下田中又抓了瞎。

 

田中思前想後，越想越恨東條英機們。1946年寫了一本叫做《分析敗因》的書，批判東條英機對美開戰的冒傻氣。這本書因為裡面有很多外人所不知道的日本陸軍內情，立即成了熱門。

 

本來GHQ也忘了田中，現役的還抓不過來呢，看到這本書倒又發現了一個甲級戰犯（GHQ的規矩，陸軍省課長以上全是甲級戰爭犯罪嫌疑），三月份就發出了要求田中隆吉投案的命令。

 

出于田中的意外，這個命令不是逮捕令而僅僅是找他這個人。ISP（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東京國際軍事法庭負責審訊戰犯的國際檢察機關)找他不是要逮捕他，而是找他證實他那本書的細節。所以田中隆吉沒有被關在巢鴨監獄，而是被關在所謂“服部HOUOSE”，就是“服部時計”（就是那個現在做精工牌手錶的）老闆的私宅，被占領軍徵用的。這座房子挺有名，田中在裡面住過，從巢鴨監獄裡被放出來的里見甫也在裡面住過，後來東京審判的判決書也是在那座房子裡面起草的。

 

（東京審判時的服部HOUSE，周圍拉着鐵絲網。）

 

 

 

田中隆吉在裡面住的不寂寞，占領軍容許他帶着小老婆和兒子田中稔三個人住在裡面。據田中稔的回憶，除了不讓出來以外，裡面好吃好喝得挺舒服，還有田中最喜歡的威士忌。

 

GHQ為什麼如此厚待田中隆吉呢？田中隆吉是個寶庫，從一開始田中隆吉的記憶力就給了ISP極深的印象。田中的記憶力原來就是有名的，現在在ISP的審訊官面前，更是大放異彩。對於重大事件，能夠很清楚地回憶出日期和參與人，幾乎沒有錯誤。

 

ISP的審訊官們是FBI專門搞幫會調查的那撥，本來總檢察長季南就是因為砸芝加哥的黑手黨而出名的。他們的審訊哲學是：日本的軍部也好，芝加哥的黑手黨也好，都只不過是普通的犯罪集團；既然是普通的犯罪集團，只要許以不加起訴的好處，就肯定會有人出來和警方合作。而警方需要的是一個深知內情的原高層人物，田中隆吉少將正好就是這樣一個人物。

 

而田中呢，有了GHQ的免死牌，當然是很欣然地答應這個司法交易。捎帶着還可以報一下東條英機，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的仇，不幹才傻呢。

 

但上面一段對田中想法的評論只是外界的評論。田中自己又是怎麼解釋這件事的呢？田中在東京審判以後回答《東京新聞》社江口記者的採訪時是這麼說的：反正得有人為那場戰爭頂缸，頂缸的人越少越好，如果他不出來的作證話，就會越牽連越多以至無法收拾甚至帶上天皇陛下。所以他就挺身而出，情願被別人罵也要出庭作證，這樣可以把對大日本帝國陸軍帶來的損失減少到最小限度。言下之意，他不但不是“賣友求榮”，而且還是拯救過去一起出來撈的哥們的英雄好漢。

 

歷史講的是結果，動機是沒有意義的。也別說田中的這番辯解是真還是假，客觀上還就是那麼一回事。

 

田中在東京審判時多次出庭作證，對象有東條英機，武藤章，木村兵太郎，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廣田弘毅，橋本欣五郎，南次郎，荒木貞夫等人。證詞內容主要是對華侵略的陰謀策劃，侵華戰爭的戰爭犯罪和太平洋戰爭的開展經緯。

 

田中隆吉第一次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露面是1946年7月5日的第24次開庭。身穿西服的田中隆吉在憲兵的帶領下一進場就引起了場內一片騷動。

 

（田中隆吉在等候法庭召喚，準備進場）

 

 

 

騷動並不是大家見慣了穿軍裝或者是穿長袍馬褂的田中，而今天田中穿着西裝，也不是因為田中是前陸軍省兵務局長，陸軍少將。因為東京審判的被告們幾乎全是大臣將軍，所以出庭作證的各國將軍多如牛毛，光日本就有米內光政，岡田啟介這兩位當過首相的海軍大將加上宇垣一成陸軍大將出庭，其餘中國，美國，蘇聯，英國，蒙古哪國的將軍都有。到後來連將軍們的老闆皇上都坐到了證人席上，就那個滿清宣統廢帝，“滿洲國”的“康德皇上”溥儀。

 

都不是因為田中是作為控方證人的身份，控方證人中也有日本將軍、岡田啟介海軍大將就排在田中的前面。大家驚訝的原因是因為當時會吃窩窩頭的人都知道田中和這場戰爭的關係，這號本應該坐在被告席上的人物，怎麼成了證人？他會做出怎樣的證詞？

 

被告席上的各位甲級戰犯們也一樣地從本能反應就知道這主兒出來必沒好事，所以諸位戰犯們不是躲避着目光對視，就是怒目以視。

 

有例外的。被告席上就一位對田中笑了笑，點了點頭。

 

誰？橋本欣五郎退役大佐，田中隆吉的老朋友。

 

橋本大佐馬上就要為他的樂觀後悔了。兩小時以後橋本就公開宣揚：“這是一輩子做過的最後悔的事”。

 

本來的慣例是證人先提出證詞，然後檢察官再根據這份證詞提出問題，被告律師的盤問等等。大概是在詢問期間對田中的記憶力有了充分的自信，英國檢察官亨利·薩克特向韋伯大法官提出直接提問的請求。

 

韋伯有點意外，但隨即就同意了。馬上韋伯就會知道薩克特的理由了。

 

田中坐到證人席上以後，立即很輕鬆地就回答了薩克特對其身份的盤問：“1914年12月任陸軍少尉，1921年11月陸軍大學校畢業，1922年12月1日就職參謀本部，……，1940年12月1日陸軍省兵務局局長，1942年9月退職”，全部18項，沒打一個頓，而且不是用的日本年號，什麼“明治”“大正”“昭和”的，全部用的是西元紀年法。

 

這一下就把審判場給鎮住了。

 

那場審判的主題是9.18，也就是所謂“滿洲事變”。田中隆吉的證詞簡單明快：“滿洲事變的主謀是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建川美次少將，情報部俄羅斯班長橋本欣五郎中佐，支那班的長勇大尉，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作戰參謀石原莞爾中佐和大川周明博士。”

 

全場一片靜寂，這樣直接的指控，居然是出自一位大日本帝國陸軍少將之口，除了薩克特檢察官之外，誰都沒有想到。

 

薩克特檢察官開口打破了這種寂靜：“Tanaka San（田中桑），您認不認識您所說的橋本欣五郎先生？”

 

“當然認識，他是我的朋友。”

 

“他現在在這個法庭上嗎？”

 

“Yes”

 

“請告訴我他現在坐在哪裡。”

 

田中舉起手，伸出食指：“在那邊。”全場的目光隨着田中的手指定在了後排右側第二個人的身上——橋本欣五郎。

 

接下來指認的是“我的恩人，板垣征四郎”。

 

（東京國際軍事法庭被告席，後排自右是板垣征四郎，橋本欣五郎和重光葵）

 

 

 

這是只有在好萊塢電影裡才看得到的鏡頭，但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上卻是實實在在的情形。

 

被告們都曾是高官顯宦，還能極力保持着鎮靜，辯護席上卻亂了套。

 

田中隆吉的指控簡單明快，直至要害。接下來就是要證明他的證詞了，因為他9.18當時並不在現場。

 

（證人席上的田中隆吉）

 

 

 

田中從“皇姑屯事件”開始講起。皇姑屯事件的詳細經過，他是聽主犯河本大作大佐本人說的。長勇大尉也對他證實了，而且陸軍省原來有一份詳細的事件經過調查書，他親眼看過。“9.18事件”則是聽建川美次少將說的。

 

田中的證詞是挺繪聲繪色的，他說建川是這麼對他說的：“南次郎陸軍大臣要我去滿洲阻止關東軍的輕舉妄動，我可不願意去。沒辦法只好去了。9月18日傍晚到了奉天，直接就去了料亭，就在那個時候大炮響了，邊上的藝伎嚇得往桌子底下鑽，我也嚇得直哆嗦。直到天亮花谷正少佐才來接我，到那時候才接觸到關東軍，給我的使命就這樣沒完成”。

 

這段證詞大錯倒也不錯，但是看過《有一類戰犯叫“參謀”》的朋友馬上知道田中撒了謊。這應該是田中從別處聽來的，而不可能是建川親口對他說的。因為關東軍動手是在深夜，建川不知是真醉還是假醉倒下去以後，所以建川不可能在料亭聽到炮聲。其次花谷正少佐從一開始就和建川在一起，不是第二天早上才來接，花谷的任務就是灌醉建川。

 

再說皇姑屯事件的調查書也十分可疑。敗戰後陸軍省銷毀了全部檔案，連文件目錄也沒出去找，所以有沒有這份調查書誰也說不清楚。但是考慮到田中義一的下場，這份調查書的存在就很可疑。田中義一當時不就是因為天皇要他查明真相，而軍部又堅決不肯查，這才走投無路，一咬牙在小老婆肚子上給咻嘿死了嗎？真會有這份調查書？

 

被告辯護律師們也是看出了這幾點，對田中隆吉的質問集中在以下幾點上：

 

1．證人是不是患過梅毒？

 

2．證人是不是患過精神病？

 

3．證人證詞的證明為什麼不是死人就是失蹤，全都無法查對？田中證詞中提到的人物建川美次在戰敗時自殺，長勇在沖繩兵敗自殺，而河本大作則下落不明。

 

4．證人是否受到了占領軍當局的威脅或者或者被占領軍當局收買？

 

沖在最前列的是橋本欣五郎的辯護律師林逸郎。說來有趣，在東京審判中最張狂的是美國律師們，而在田中這件事上美國律師們一開始幾乎都選擇了沉默。這是因為美國律師了解這場審判和通常的美國刑事民事訴訟的共同點和不同點，知道在這件事上糾纏討不了好去。

 

而林逸郎沒看明白一點，頭兩點是採用美國常見的先否定證人的人格然後再否認其證詞的可靠性的方法。可是林逸郎忘記了這是特別軍事法庭，沒有陪審團。證人的人格在這裡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證詞，只要你無法否認其證詞的可靠性，法庭就會採用。

 

所以在當荒木貞夫的辯護律師菅原裕向首席大法官韋伯提出第三條疑問的時候，韋伯微笑着對他說：“難道不行嗎？”——你有能耐把死人弄活轉來否認田中的證詞，要不然你就只有把田中證詞吞下去！

 

其實第三條有個問題，令中國人慚愧：河本大作當時並沒有失蹤，而是在中國山西幫閻錫山打工干的正歡呢，但國府對被告律師的質疑裝聾作啞，根本不提其實河本可以出庭作證這件事。以至於留下了一點勝之不武的遺憾。

 

林逸郎還想從第四條上打破缺口，因為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不承認司法交易。但是問題提出之後林逸郎突然發現他陷入了季南總檢察長設計好了的陷阱。季南不愧為多年和黑手黨周旋的老手，田中隆吉的這張牌是打得相當漂亮的。出牌以前季南已經想好了被告律師可能的舉動，把所有的窟窿全填上了。

 

想證實司法交易的存在，可以。但在此以前必須證明田中隆吉也是戰犯，這點倒不困難，就有一點：如果承認田中是戰犯的話，那就沒法為自己的被告辯護了；再者，戰犯不戰犯，誰說了都不算，決定權在GHQ那兒，麥克阿瑟大帥爺說了才算數。

 

這條道走不通，林逸郎只好直接與檢察團直接交鋒了。

 

“檢察團是不是給了田中少將以什麼允諾，或者是收買了田中？”

 

“沒有，ISP沒有給田中少將以任何允諾，也沒有給田中一文金錢。”

 

“您是說田中少將有選擇的自由？”

 

“田中少將完全有選擇的自由。”

 

“那他為什麼主動向ISP提供情報？”

 

“那是根據GHQ的命令，合法的行為。”

 

林逸郎張口結舌了，他知道這句話的分量。“占領軍的命令”這句話是多麼熟悉啊，在朝鮮，台灣，滿洲，中國，東南亞，那些氣焰囂張不可一世的日本軍人難道不是開口就是這句話嗎？現在輪到這些將軍們自己承受這句話了。

 

林逸郎在審判以後的感想中說：“有這樣的將軍，日本敗戰是必然的！”

 

日本律師吃了癟，美國律師們前仆後繼接着上。

 

仔細看看東京審判時的美國辯護律師和日本辯護律師的表現是很有趣的。日本辯護律師是前怕狼後怕虎，既想完成辯護，又怕反而被法庭報復，原因是在此之前日本並沒有真正公正的法律審判制度，特別在東條的憲兵統治下的時候辯護制度已經純粹流於形式。

 

而美國辯護律師則完全不同，在法庭上甚至敢胡說八道。比如要追究扔原子彈的戰爭犯罪責任，公開宣揚對當時還是同盟國的蘇聯的敵對觀點等等。如果很簡單地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可以歸結到什麼律師制度就是腐朽的資本主義遮羞布，律師就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什麼的，其實不是那樣。

 

由於美國是徵兵制，加上當時又是全國總動員期間，因此美國律師們大多是現役軍人，但同時又都有律師資格。在他們看來這場審判除了是使他們出名的一個大好機會以外沒有別的，因此就有韋伯大法官很困惑地向律師發問：“你是現役軍人，你怎麼能夠當庭攻擊你的長官？”這有名的一幕。戰爭要結束了，律師們就要退役了，抓住這最後的機會在媒體上能夠盡多地表現一下對將來的發展是很有好處的。

 

還有一點就是美國律師們沒有什麼顧忌，紐倫堡審判和在東京審判之前舉行的對山下奉文和本間雅晴的馬尼拉審判使現實的美國律師們得出了一個結論：起碼戰犯中的軍人一個活不了，全部是死刑。一個人死不了第二次，美國律師們也就無所謂了，因此才有大量的胡說八道出來。那不是美國律師們怎麼有職業道德，而只是一種performance。日本律師就不同，始終抱有一絲幻想。但最後的結果挺有趣，似乎是美國律師的判斷加上日本律師的判斷再除以二。

 

對待田中隆吉也是這樣。日本律師們雖然對田中隆吉恨之入骨，用辯護團團長，東條英機的辯護律師青瀨一郎的話說就是：“看到田中隆吉血壓就高”。但是遣辭用句還是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了田中身後的檢察團。美國律師就不管了，直截了當的人身攻擊。

 

1947年1月6日，木戶幸一的辯護律師威廉·洛根在審理屠殺戰俘時就問田中：“你知不知道別人都叫你為怪物？”，澳大利亞檢察官曼斯菲爾德提出異議，說這是人身攻擊。但是大法官韋伯不同意：“這個世界上有不少怪物，沒什麼稀罕，這不是人身攻擊。”

 

為什麼韋伯不幫着田中說話呢？

 

因為韋伯也開始討厭田中了。田中的證詞前後矛盾，支離破碎的地方太多，讓人無所適從。他在回答ISP的審訊時指控某人，當庭證詞又會替這人辯護。這次的衝突就是因為殺害美軍飛行員而引起的。在ISP受審時田中指控當時的陸軍次官木村兵太郎，而在法庭上又表示木村兵太郎對殺害美軍飛行員是持反對意見的。

 

木村兵太郎的律師約瑟夫·哈沃火了。你田中的記憶力到底可信不可信啊？就惡作劇地開始盤問田中任兵務局長的兩年間參加過的每周兩次陸軍省局長會議的詳細情況，有誰出席，討論些什麼議題什麼。奇怪的是，田中居然回答的沒什麼差錯。

 

（“怪人”田中隆吉在證人席上）

 

 

 

哈沃忍不住了：“你作為兵務局長，如何處理俘虜歸你所管，除了你還有誰能負責？”

 

韋伯打斷了哈沃：“這與本案無關”。

 

哈沃又提了個問題：“你知不知道大家管木村兵太郎叫什麼？”

 

韋伯再次打斷哈沃：“證人可以不回答這個問題，我提醒被告律師，你的問題對你的被告不利。”

 

這次韋伯倒真是在為哈沃着想。木村兵太郎大將的綽號是“機器人次官”，意思是他只會對東條英機唯唯諾諾，沒有主見。哈沃的意思是想要田中隆吉說出這個綽號出來，好為木村辯護。但韋伯考慮的是田中已經證明了木村反對處死美軍飛行員。辯護的目的既然已經達到，你還要糾纏什麼？萬一這個說不準的田中冒出來一句“不知道，沒聽說過”，那你豈不前功盡棄？所以制止了被告律師的提問。

 

但是那邊田中少將已經開口了：“大家都叫他‘機器人次官’”。

 

哈沃洋洋得意，韋伯哭笑不得。嘿，這個田中隆吉，還真是個“怪物”。顛三倒四的發言，他到底在想什麼呢？

 

不要以為田中的證詞僅僅是支離破碎，田中證詞的選擇性也非常強。有關關東軍販賣鴉片的證詞就從他那兒找不出來，至於東條兵團的戰爭犯罪就更加不會提了。這兩件事提了出來，就算是GHQ也救不了他了。當然只要他自己不傻乎乎地往外倒就什麼是沒有。

 

田中的證詞也有始終一貫的，那就是對陸軍大學校高他一屆的前輩武藤章的指控。

 

一般認為，武藤章和田中隆吉是在當年競爭陸軍省第一局長——軍務局長的時候結下的梁子，因此田中隆吉才會做出這樣的證詞。

 

武藤章是甲級戰犯，這點無需置疑。1936年田中隆吉策劃的“綏遠事變”和1937年的“7.7事變”，他都是最堅決的擴大派之一；“2.26”事件以後廣田弘毅組閣，他又是最堅決反對吉田茂入閣的；松井石根進攻南京時，他是松井石根的參謀副長；米內光政內閣的倒台，原因是畑俊六陸軍大臣的辭職，幕後黑手還是武藤章；甚至在菲律賓馬尼拉的戰俘營里，武藤章還召集日軍戰俘訓話，下達鉗口令，規定不得供出上級長官的戰爭犯罪。

 

武藤章是日本軍隊裡最有名的“政治將軍”，在軍政兩面都很有一手。就連韋伯大法官在東京審判之後都發表過這樣的感想：“所有被告中腦子最好使的就是武藤章，他走錯了路。如果他去做一個經營者，能弄出一個世界一流的企業出來”。後來瀨島龍三把一個中不溜的伊藤忠商社經營成了世界一流的商社的實踐似乎證明了韋伯可能所言不虛。

 

但是，在追究一場死亡人數達數千萬的戰爭時，上絞架的軍人甲級戰犯只有五名（松井石根不是甲級戰犯，這點只要讀過東京審判判決書就可以得出這個結論）的情況下，裡面是不是應該有武藤章就很值得推敲了。

 

不過，武藤章必須死。這是麥克阿瑟已經決定了，因為最後山下奉文和武藤章的“菲島決戰”讓大帥爺很沒面子。但是怎麼讓他死，則得靠田中隆吉的證詞來幫忙了。

 

田中隆吉在ISP的供詞中有關“東條英機任陸軍大臣時的心腹是誰？”的問題時是這樣回答的：“武藤章軍務局長，其實不應該說武藤章是東條英機的心腹，武藤章就是東條英機的頭腦，東條英機是台留聲機，武藤章是操縱那台留聲機的人”。

 

如果說這段供詞只是個人推斷，還不至於送武藤章命的話。下面這段1947年1月20日的證詞就有分量了：

 

“1941年11月29日，武藤局長就四天以前的美國赫爾國務卿的最後通牒說‘如果接受就是日本的慢性貧窮，肯定滅亡，不打不行’。

 

開戰的12月8日，在聽取東條首相的訓示時，武藤局長說‘這一下東條陸相成了英雄’；第二天12月9日的局長會議上，武藤發言‘派遣來栖大使和龍田丸好客船去美國是到開戰之前作的最漂亮的掩護工作’。”

 

這三條證詞要了武藤章的命。

 

其實這三條證詞都是謊言。這三句話確實在那個時間，那個地點有人講了。但說話人不是軍務局長武藤章中將，而是兵務局長田中隆吉少將。

 

武藤章在發動太平洋戰爭這點上並不積極。他是主張先解決中國大陸問題的，為了這件事還和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田中新一少將在辦公室演出過一幕全武行的。那被叫做“巨頭的爭鬥”，很有名的，那個“巨頭”並不是說這兩位官大，而是這兩位全是典型的日本人：個矮腿短頭大。

 

（武藤章在和律師商談）

 

 

 

武藤章的證詞中詳細解釋了這幾件事，並且舉出了證人，因為三件事全是在公共場合，所以證人並不難尋找，但是武藤章的證詞被法庭卻下了。

 

武藤章被東京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田中證言中最為人詬病的就是有關武藤章的部分。田中本人在東京審判以後也重患精神疾病，發起病來老是說武藤章的幽靈來找他聊天，1949年9月15日田中隆吉由於憂鬱症曾經用短刀自殺結果未遂。留下來的遺書中如下記述：

 

“作為日本軍閥的一員，自己就應該死在大東亞戰爭中，我並不願意活到今天。回顧過去，我也是一員主要的戰犯，特別是在北支那和滿洲，我不應該被免罪。”

 

1972年6月5日，田中隆吉死於直腸癌，享年78歲。

 

“怪人田中隆吉”就講到這裡，至於首席大法官韋伯是怎麼在檢察長季南和戰犯們及證人們的聯合之下敗下陣來從而使昭和天皇裕仁的戰爭責任沒有受到追究則不是本篇的內容了。

 

如果說東條等人是十惡不赦的戰爭罪犯，那麼田中隆吉不是九惡不赦也有八惡不赦。我們沒有必要像電影《東京審判》那樣為了肯定十惡不赦罪人的罪惡而去歌頌九惡不赦或者八惡不赦的罪人。

 

東京審判的時候，歷史曾經給了中華機會，但中華沒有抓住或者沒有去抓。這是極大的遺憾，這種遺憾並不因為當時代表中華的那個政黨已經被推翻，已經在大陸消失而消失。要知道不管是哪個政黨，在中華之外的人們看來代表的都是中華，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我們必須負擔起這段恥辱的歷史。我們只能不讓那種歷史再次出現，而不能靠篡改歷史來得到虛假的安慰和快感。

 

靠篡改歷史來得到虛假的安慰和快感叫“賤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