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九大”上就一再表示出準備把國家從動亂中抽身的想法，文化大革命中顯赫一時一度取代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的怪物——中央文革也在毛澤東手中勾決了。毛澤東說：“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結束了，用常委。”此前，中央文革是載入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之後的，此時毛澤東如此表示特別是提出“文化革命快要結束了”，這說明毛澤東的心態是傾向於“求穩”。 中央文革的取消讓江青頗多牢騷，她說：“自九大以後，我基本上是閒人。”與“求穩”相對應的是毛澤東再次公開表達他對個人崇拜過頭現象的不滿。他看到銀幕上多次播發他的鏡頭時就悶悶不樂的說：“哪有一個人老看演自己的電影？我的鏡頭太多了，沒什麼意思！四個偉大，太討厭！”他還說：“人的一句話怎麼能頂一萬句呢？一句就是一句，不能是一萬句，不能頂，更不能頂那麼多。”這些話是毛澤東在1969年5月到武漢休養時說的，武漢軍區負責人之一的劉豐就是林彪的親信大將，毛澤東這些話應該不會一點都不落入林彪的耳中的。 毛澤東在1968年9月親筆刪除提法為“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類文革以來紅極一時的“贊語”，接著又在1969年6月由他批示發布《關於宣傳毛主席形象應注意的幾個問題》，有步驟的開始給“四個偉大”一類的東西降溫。與此同時，四屆人大的事情給提到了日程上來。 毛澤東讓汪東興回京 四屆人大需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一章就是取消原來的“國家主席”這一節，這是毛澤東首先提出來的。1970年3月7日，毛澤東讓汪東興回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傳達他的這個意見。3月8日晚，汪東興就向包括周恩來、葉群在內的中央政治局成員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與會者都表態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還專門叮囑葉群轉達此意見給遠在蘇州的林彪。而林彪則通過葉群在3月9日向在京的吳法憲、黃永勝轉達他的意見：“林副主席贊成設國家主席。”這是林彪在設立國家主席問題上第一次違拗毛澤東的指示。在3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還成立了兩個小組，一個是有周恩來、張春橋、黃永勝、謝富治、汪東興組成的負責四屆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工作的小組；一個是有康生、張春橋、吳法憲、李作鵬、紀登奎組成的修改憲法工作小組。3月中旬，毛澤東在審閱《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及其附件時再次表示不要設立國家主席。林彪委託秘書帶話說：“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毛澤東也委託秘書回敬：“問候林彪同志好。”這是林彪第二次違拗毛澤東的指示。4月初，毛澤東在審閱有關報刊雜誌送審文章稿件時刪去了諸如“毛澤東同志就是當代的列寧”一類肉麻的吹捧，而這些吹捧用詞都是林彪平素經常提及的，毛澤東批示傳閱在政治局時，林彪未作表態。 林彪的三條意見 4月11日，林彪通過林辦秘書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值班人員傳達他的三條意見：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林彪的意見在政治局討論後，有部分政治局委員附和林彪的意見，但4月12日，毛澤東就此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 4月下旬，毛澤東回京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有所指的比喻道：“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這段話是當著林彪的面說的。這是毛澤東第三次公開表態不設國家主席和自己不願意擔任國家主席，而且毛澤東在引用“曹操、孫權”的歷史典故以林彪的在這方面的“智商”應該明了毛澤東的態度和心思。 然而，在5月中旬，林彪告訴吳法憲說，還是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言不順”。林彪還要求吳法憲、李作鵬在憲法小組會上提出設立國家主席的問題。7月，葉群私下跟吳法憲說：“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裡擺？”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期間，設立國家主席的呼聲再起，毛澤東嚴正指出：“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7月18日，周恩來在小組會上發言說：“可以考慮不設國家主席、副主席。”7月下旬，為紀念8.1建軍節，中央“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準備發表題為《提高警惕、保衛祖國》的社論。在7月27日討論社論稿時，陳伯達主張將“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毛主席和“這四個字去掉。恢復以前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提法。張春橋不同意，雙方發生爭執，最後請示毛澤東定奪。毛澤東說：“這一類的應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經討論過了，我就不看了；至於提法問題，這無關緊要。”稍後，毛澤東又和汪東興說：“兩種意見，我都不贊成。締造者不能指揮，能行嗎？締造者也不光是我，還有許多人。”毛澤東讓汪東興代他圈去“毛主席和”四個字。 8月13日，又引發了後來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兩大爭論中的另一爭論即著名的“天才之爭”。張春橋以毛澤東本人曾經提出“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是個諷刺”為由主張刪去憲法草稿中“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等詞句，吳法憲反駁：“要防止有人利用毛豐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這件事事後，吳法憲和陳伯達、黃永勝都談了，還通過黃永勝匯報了林彪，他也向周恩來做了匯報，林彪對吳法憲的反駁表示讚賞。同時，林彪告誡黃永勝、吳法憲說：“要多小心，這件事沒有完，到廬山會有大的鬥爭。” 以上是第三次廬山會議（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之前，在“設立國家主席”和“天才”兩個問題上的全部爭論過程。因為“天才之爭”的重頭戲主要發生在廬山會議期間，所以，我們這裡著重看看毛澤東、林彪在設立國家主席問題上的微妙態度。 毛澤東為什麼不同意設國家主席 先來看一下毛澤東為什麼不同意設立國家主席和為什麼不願作國家主席。關於毛澤東不同意設立國家主席的原因，王年一在他的《大動亂的年代》中如此敘述：“毛澤東提出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與錯誤的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相聯繫，與錯誤地得出所謂大權旁落的教訓相關聯。”毛澤東曾經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十七年來，有些事情，我看是做的不好，……想要使國家安全……就搞了一個一線、二線。現在看起來，不那麼好。”這應該是毛澤東不同意設立國家主席的主要原因。 至於說到毛澤東不同意自己再度出任國家主席也是有著歷史原因的，毛澤東本人早在五十年代中後期就多次提出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有些民主人士還想不通，毛澤東專門做了他們的工作。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這件事上得到了中央的認同，不消說林彪也是認同者之一，至少是知情人之一。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繼任者是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被打倒，他的國家主席的職務自然也就取消了，如今毛澤東如果重作馮婦、再次出任國家主席的話，容易在國內外造成一種誤解，似乎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重新奪回國家主席的位置，這種誤解等於說模糊了毛澤東自己認定的文革的“偉大意義”，這是毛澤東不願意看到的。而且，在當年辭去國家主席的原因中，毛澤東已經說的十分明白，主要是集中精力處理一些大事，避免因為國家主席本身帶來的繁瑣禮節影響他的主要思路。 1970年，毛澤東已然77歲高齡，比起1956年來更加年邁、精力更加有限，這時候請他出任國家主席就身體狀況而言也是不堪繁重的。當然，就政治、身體兩個因素來說，政治因素是第一位的。 林彪的反常態度 現在再來看看林彪在設立國家主席這件事上的反常態度。林彪於戰爭年代時在一些問題上曾經和毛澤東有過相左的看法，例如會理會議前後和解放戰爭的“打錦州”，但是，這些分歧都是從工作角度出發，並不帶有什麼具體的政治企圖，所以，毛澤東在這些事上對林彪的態度都是比較溫和的。 然而，進入五十年代中後期，特別是林彪進入中共中央高層、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以後，林彪對毛澤東的態度從原來的擁護進一步發展為激烈擁護、熱烈吹捧。而且不論毛澤東的決策是否有利於黨和國家、人民的利益、是否符合中國政治前進的規律，他都無一例外的表示贊成，尤其典型的就是1958年的全軍反教條主義、1959年的廬山會議。1960年後，林彪又標新立異的提出“突出政治”，利用“突出政治”大肆神化、吹捧毛澤東，在黨內、軍內大搞個人崇拜。其中的一些“發明創造”都走到了其他常委之前，甚至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都做了自我批評的情況下，林彪還在繼續無端的吹捧毛澤東，給毛澤東的錯誤辯護。這些都給人的印象是似乎只有林彪最理解毛澤東的戰略意圖、只有林彪最忠於毛澤東、只有林彪最宣傳毛澤東思想。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林彪公開提出毛澤東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對於毛澤東的任何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把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推向黨史的頂峰。葉群主動提出要把給毛澤東的文件由“請”改為“呈”，還專門發出指示通令毛家灣上下，這份葉群的指示是這樣的：主任指示，第一，選文件、打電話時都要提醒，言不離主席；第二，首長（林彪）參加外事活動時，也要提醒；第三，你們要注意禮貌。如，接送主席，他們雖然告知我們不要去，只要一部車到車站，我和首長還是要去。不能只想一面。他們叫我和首長先走，我們不能走，要等主席的車走了以後，我們才能離開。 林彪曾經問過他的秘書張雲生對他有什麼具體的看法沒有？張雲生回答給他印象較深的是林彪對毛澤東的緊跟，林彪聞言大感興趣，一定要張雲生詳細說一說，張雲生便說林彪從主持軍委工作以來在歷次講話中都念念不忘提及毛澤東，緊跟毛澤東、高舉毛澤東思想大旗、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等。林彪說：“你談的兩點這第一條非常重要（指緊跟毛澤東這一條），要緊跟毛主席，其實我沒什麼本事，我的本事都是從毛主席那裡學來的。你們給我當秘書，記住這一條很要緊。” 行文到此，我們不禁發出疑問，既然林彪如此推崇、崇拜毛澤東、如此鼓動全黨、全軍向毛澤東“效忠”，而且表態說明毛澤東的每一句、每一舉都是非常的重要，那麼當毛澤東屢次三番的在設立國家主席問題上明確表示不設為好時，林彪為什麼沒有遵循他自己定下來的要求其他人都奉如圭臬的“信條”辦事呢？為什麼還一而再再而三的違拗毛澤東的意圖呢？ 如果說林彪在公開場合下的對毛澤東的吹捧是屬於敷衍的話，那麼在林彪背地裡寫下的一些東西想必應該反映林彪的心聲吧。林彪曾在背後如此寫道：“要把大擁、大順作為總訣，要仿恩（格斯）之於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寧），蔣（介石）之於孫（中山），跟著轉，乃大竅門所在。要亦步亦趨，得一人而得天下。” “得一人而得天下” 林彪還寫道：“不負責，不建言，不得罪、要回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說到底也就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意思。可是，一旦到了設立國家主席這個問題上時，林彪既不“大擁大順”了，也不“不建言、不得罪”了，而且更不“報好消息”，而是一味的“軟頂”、“軟抗”，明里擁護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暗地裡繼續鼓動手下的親信提出與毛澤東相反的意見即設立國家主席。 從林彪的“大擁大順”觀點看，林彪實際上是把這個東西看作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政治手段，也就是說是否真的忠於毛澤東、擁護毛澤東、順從毛澤東要視乎具體的政治情況而定。是什麼樣的政治情況呢？我們在前面講過，林彪的行事作風其實就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一旦關己、十萬火急。”的取巧手法。也就是說所謂的具體的政治情況要符合林彪本人乃至他的家族、集團的根本利益，只要符合這一前提，那毛澤東的話自然就是“一句頂的上一萬句”，一旦脫離這一前提，毛澤東的話也就可聽可不聽或者乾脆不聽。舉一個例子，比如江騰蛟的問題，毛澤東已經多次批示過，此人不可重用，甚至也傳話給吳法憲，但是，毛家灣頭面人物包括林彪、葉群、林立果對江騰蛟一如既往的信用、許願。癥結何在？就是因為江騰蛟對毛家灣貢獻很大，用起來無比順手，所以，毛澤東儘管指示在前，也可以忽略不計了。 林彪為什麼要設國家主席 回到設立國家主席這個話題上來，林彪為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設立國家主席呢？葉群說過：“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裡擺？”關於葉群的這句話的具體出處是吳法憲回憶的，也就是吳法憲在1971年10月21日的交待。 當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周恩來傳》編寫組1983年11月18日到25日之間再度走訪吳法憲時，吳法憲對此仍舊如上那麼回憶的。（按：吳法憲在接受此次走訪時，已經處於保外就醫，在這次和《周傳》組的談話中，吳法憲披露了很多以前沒有說過的內情。）而且是不是吳法憲的這一回憶僅僅限於吳法憲一個人即如某些人所說的屬於“孤證”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同時期的其他人的回憶，據張耀祠回憶，江西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程世清在1970年9月2日毛澤東接見他時，他提供了三點資訊，其中第二點就是葉群在廬山會議期間見到程世清說過“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裡擺”的話，當時吳法憲也在場。這麼看來，葉群的這句話可是實有其事的。 有人提出，葉群為什麼要對吳法憲說，而不是對黃永勝說？因為黃永勝是林彪集團的頭號大將。這個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吳法憲雖然不是林彪集團的頭號大將，卻是林彪集團的頭號“管家”一流的人物，毛家灣肯把林立果、林立衡都交給吳法憲照看其本身說明了吳法憲在林彪集團中的顯著地位。 這裡或許就要問一下，為什麼黃永勝是林彪的頭號大將，而林立果林立衡二人沒有去總參而是去了空軍了呢？難道就是林彪為了控制空軍？林彪何嘗不想控制總參呢？再者，這次憲法修改小組成員之一就是吳法憲，所以，葉群向吳法憲交底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至於葉群話裡面提到林彪時直呼其名，有人也認為缺乏真實性，因為葉群一般稱呼林彪都是首長或者101，但是，我們認為，葉群和林彪情屬夫妻，葉群也曾經在背後還一度稱呼林彪為“育容”（林彪字育容），現在直呼其名又有什麼稀奇的呢？何況連江青不也偶爾稱呼毛澤東為“潤之”嗎？ 還有一種流行說法，那就是吳法憲在1971年10月的交待是迫於當時專案組的逼供信，並且列舉了文革中專案組刑訊逼供的例子，這個觀點首見於王年一、何蜀所著的《設“國家主席”問題論析》。王年一、何蜀認為： “吳法憲這個‘交待’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後不久的1971年10月21日作出的，當時他剛被逮捕，正受到中央專案組突擊審訊。 由那個在‘無法無天’年代裡按照最高領袖意旨而設立的凌駕於黨紀國法之上的中央專案組搞出來的審訊結果，是否可信？著名記者戴煌在《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一書中談到中央專案組如何堅持‘兩個凡是’，阻撓平反冤案時，回顧了中央專案組在‘文革’中是如何炮製冤案的：‘這些專案組，其兇殘冷酷狡詐猶如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刑訊、逼供、誘供和製造偽證成了公開的秘密。’……” 王年一、何蜀所著的《設“國家主席”問題論析》書中，還列舉了中央專案組為逼供賀龍“叛變”和“政變”的材料時的胡作非為： “在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中將的牢房床頭吊上300瓦大燈泡，不交待就折騰得他整夜不能睡覺；總參作戰部長王尚榮中將被整天罰站，不准小便；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大將被打得昏死過去後，由在場醫生弄醒過來又接著打，打得他渾身內傷，血染衣衫，臨死前還被從病床上拖下地“向毛主席請罪”；裝甲兵副司令員頓星雲中將被一拳打瞎了一隻眼；成都軍區司令員黃新廷中將被通宵達旦罰跪，半邊臉被打得烏紫，骨瘦如柴，便濃流血……有的將軍就是在這種審訊中被迫‘交待’了賀龍的所謂‘叛變’和‘政變’材料，有的‘交待’後又翻供，再被拷打又‘交待’……如果說這樣的專案組對其他將軍都殘酷無情而對吳法憲卻會網開一面手下留情“依法辦事”，那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或許有人會說，那些專案組的許多人員不正是林彪集團派去的，專案組的許多違法行為不正是林彪集團提倡和縱容的嗎？其實，人們都熟悉“請君入甕”的歷史典故：唐代周興與來俊臣同為武則天倚重的酷吏，二人曾狼狽為奸以酷刑對犯人逼供，炮製了大量冤案。一旦周興被控謀反，武則天授權來俊臣對其審訊時，來俊臣也照樣會毫不留情地以周興設計的酷刑來對待周興了。何況，中央專案組一直由康生、江青直接掌握，而吳法憲是公開反對他們時在前台跳得最凶的，他們豈能不對其恨之入骨而格外‘關照’？再說，直到1972年12月18日，毛澤東才作出了‘應一律廢除’他似乎一無所知的‘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的指示——此時距吳法憲在這種審查方式盛行時作出‘交待’已有一年多了。” 我們注意到王年一、何蜀並沒有在行文中列舉出吳法憲遭到刑訊逼供的直接證據或者根據來，而是利用一種推論假設的形式藉以說明他們的本意的，我們也都知道歷史不容假設，如果沒有翔實的依據，僅憑推理或者推論是無法令人信服的，也不是研究歷史的科學態度。 按照王年一、何蜀的意見，既然是江青一夥控制專案組逼供吳法憲等人，那麼後來江青被揭露以後，何以這段“劣跡”沒有絲毫透露呢？江青、吳法憲之流的相互攀咬的醜劇在審判他們後陸續予以暴露的為數不少，何以獨少這麼一幕呢？ 邱會作談到這些往事 此外，王年一、何蜀所舉的許光達、頓星雲、王尚榮等人被逼供的例子是不是等同於吳法憲等人也被刑訊逼供了呢？顯然不是，我們這樣說的根據如下： 首先，吳法憲在八十年代遭到審判時對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供認不諱，而且也沒有任何反訴提出刑訊逼供的書面材料出現，這點可以參見吳法憲的庭審筆錄以及伍修權的回憶錄。 其次，吳法憲的同案犯邱會作（被判處16年有期徒刑，僅比吳法憲少一年而已）後來證實，“除了未用刑罰之外，我在各方面已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囚徒。但是，伙食仍舊是一天一元錢，冬天屋內有暖氣。生活上並無很大困難。” 邱會作談到這些往事足以說明，在他們被羈押過程中沒有受到過刑訊，而且就在黃吳李邱被捕之後，黃永勝還就伙食問題給毛澤東寫信，提出改善伙食，毛澤東覆信稱：“黃吳李邱應該吃好，有資格吃好，也有錢吃好。”邱會作說，在羈押地吃的甚至比在總後機關和西山家裡吃的還要好。衛戍部隊得到上級的指示是要把黃吳李邱看作特殊的首長，只管三條，不病、不死、不逃，其他的都不管。 而王年一、何蜀等人提供的旁證許光達等人當時遭到審查時伙食情況又是如何呢？許光達專案組負責人之一的蘆鳳歧指示，許光達的伙食費標準按照普通犯人給予，一個月不得超過12元。而賀龍還沒有被羈押就連飲用水都成了問題，1969年5月，周恩來批告公安部，對在押的人（指那些被打倒的領導幹部）“應增加營養食品，防其自行消瘦死亡。伙食應加至15元（指每月）以上，並須檢查伙食管理。” 此外，伍修權有過一個回憶，他說：“1972年初，.....伙食標準提高到每天六角錢，雖然比過去只多了一角五分錢，可是對於當時的我們來說，無異是一個福音。” 也就是說在周恩來的干預下，在押人犯的伙食標準才有可能增加到15元（每月），而伍修權等人只有在林彪事件出來後才可以享受到每天增加一角五分錢的待遇，這和邱會作等人相比何異於天壤？豈能相提並論或者胡亂攀扯？試想，普天之下有沒有一個在羈押地吃的比平素還要好但同時卻受到刑訊的犯人？八十年代審判結束後，邱會作一度保外就醫，因為居住條件不好，邱會作甚至提出要把他送回監獄住，我們再設想一下，如果監獄的條件不好，邱會作豈能如此提出要求？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王年一、何蜀所謂的吳法憲遭到刑訊逼供的旁敲側擊論點根本站不住腳。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