罌粟花開魔鬼來(俞天任)

 

 

 

被關進巢鴨監獄的甲級戰犯一般不是高級軍官（如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等）就是高級官僚（如廣田弘毅，賀屋興宣等），也有幾個既不軍也不官的人。這些人被稱為“平民戰犯”，裡面最有名的就是發了瘋的大憤青大川周明博士。

 

大川周明之所以有名是因為他進了那上審判台的28人名單，後來又不知道是真瘋假瘋的逃脫了審判。其實真要說大川周明是“平民”也有疑問，因為大川周明是半個政客，老是在搞些個像幫會似的政治團體，可以算到政治家一類去，這樣的話真正的平民戰犯頭一號倒不應該是大川周明，而是另一個人。老俞今天就來說一下那個在日本頗有名氣，研究他的專著都有，但幾乎不為中國人所知的“平民戰犯頭一號”。

 

1946年3月1日，50名手持卡賓槍，分乘16輛吉普的美軍憲兵，奇襲了東京世田谷區的一處住房。抓了個被GHQ指名為甲級戰犯嫌疑的人。甲級戰犯一般都是在公布名單以後自己背上行李去橫濱的美八軍憲兵司令部投案的多，就連抓像東條那樣的超重量級甲級戰犯時也就只出動了兩個班的憲兵，這次需要出動50人憲兵去抓的是個什麼牛人？怎麼都沒聽說過？

 

當然不太聽說，因為六個月以後，此人於1946年9月20日下午3點鐘，從巢鴨監獄被無條件釋放。留下了厚厚的審訊卷宗。應該說，此人與檢察官們很合作，幾乎沒有隱瞞和抵賴，該說的都說了。後來還作為證人出庭，但是沒有被起訴確實是個謎。但謎底也不很複雜，就是讓中國人覺得慚愧。

 

先從他的死來開始看吧。他於1965年5月死在日本東京，這也太平常了，哪分那秒不死人？死人留下了個孤兒，這也很平常，沒人留下孤兒也就沒有“孤兒”這個詞了；有些生前好友就發起為他募捐遺孤的生活費，這也很平常，誰都有個三親四顧，俗話說“秦檜還有三個哥們”呢；可是你如果看到那個募捐名單，你就會覺得這事，這人不太尋常了。

 

為什麼？名列這個名單上的是以岸信介，佐藤榮作，兒玉譽士夫，笹川良一為首的176個人名，熟悉昭和史的人，起碼能認出一半左右的人來。

 

像甲級戰犯鈴木貞一，被稱為“滿洲夜皇帝”的甘粕正彥的弟弟甘粕四郎，東條英機的私人秘書若松華瑤，當年開戰以前同野村吉三郎一起和美國談判的陸軍省軍事課課長岩畔豪雄，老俞在《辻政信》中提到過的上海特高課課長，打胡志明時的法軍顧問林秀澄，黑龍會的創始人頭山滿的後人頭山泉，頭山統一等等等等。職業林林總總各有不同，軍官，官僚，政治家，特務，買賣人，傳媒王等，但仔細看看這些人幾乎全可寫成書的經歷時，有一個共同的地方點：這些人不是在滿洲就是在上海呆過。

 

那份名單叫做“芳名簿”，在日語中“芳名”是一種敬語用詞，並不只限於女士。仔細看看那份“芳名簿”裡面的人，其實就是在戰前製造出“滿洲國”，戰中經營“滿洲國”，戰後又把那“滿洲國”從中國東北搬回日本國內繼續在干的那批人。

 

這個死去的人名字叫里見甫，當時赫赫有名的“滿洲鴉片大王”。

 

（“滿洲鴉片大王”里見甫）

 

 

 

昭和軍閥的參謀們策劃，進行和輸掉了那場戰爭。沒有那批參謀，可能就不會有那場戰爭。但是光有那批參謀也不會有那場戰爭——打仗得有資金。那批參謀們的資金來源主要是鴉片，所以有一位日本歷史學家說過：“滿洲國是從鴉片的青煙中飄出來的國家”。

 

現在尤其在網絡上反日英雄不少。但你真要問他們當年的日本人幹了些什麼壞事，估計除了“殺人放火無惡不作”八個大字以外就沒了，和60年前在東京審判證人席上的國府軍政部次長秦德純相比也沒多少長進。

 

就說這個“滿洲國”，除了“傀儡政權”之外還有些什麼名堂？為什麼在幾乎沒有日本人說滿洲國好的同時又能經常聽到“滿洲國沒有失敗”的論調？僅僅是用“復活軍國主義”就能夠說明的？

 

“滿洲國”是個很複雜的怪物，現代日本的不少政治，經濟現象，甚至產業政策都能夠追到那個“滿洲國”的年代。你說“滿洲國”是當年的少壯派參謀軍人們的冒險那沒錯，但是隨着而來就是少壯派政客，官僚，財閥進行的一次巨大試驗。

 

隨着蘇聯紅軍的坦克翻越了大興安嶺，那個“滿洲國”也就被碾了個粉碎。但是碾碎了的僅僅是物理部分，而組織部分，經驗部分則又重新在日本復活，並且生根開花。那張所謂“芳名簿”的託孤名單就是最好的證明。

 

這個坑是想儘可能地說明一些昭和軍閥在中國販毒的真相。老俞會盡力保持公正，基本上只採用日本方面的資料和觀點，看看現在有良心的日本人是怎麼看這件事的。老俞想把這個坑儘量挖好，但能力，時間有限。如果實在力不從心，則請各位原諒。

 

里見甫出生於1896年1月22日。應該說日本的戶籍制度是很嚴格的，但就在這麼嚴格的制度下，居然這位里見甫的出生地不見記載。IPS的審訊記錄上是秋田縣的能代，而里見的兒子則說聽他父親說是北九州的小倉。怎麼會差了幾乎整整一個日本？

 

里見的父親乙三郎是海軍軍醫，退役以後在日本全國缺醫少藥的山村巡迴治療。可能里見甫在秋田出生以後又在北九州度過了少年時代。總之此人從出生開始整個就包在一個謎裡面。

 

1913年2月，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訪問了福岡的修猷館中學。這個中學是九州地方的名校，後來的甲級戰犯廣田弘毅，老俞在《有一類戰犯叫“參謀”》中提到過的中野正剛，戰後任過自由黨（現在“自民黨”的那個“自”字）總裁的緒方竹虎（原聯合國難民署高級專員緒方貞子就是他兒媳婦），現在的自民黨重量級政治家山崎拓全是那個學校的畢業生。孫中山訪問的那天裡見甫為孫大總統表演了柔道，從那天起里見甫就和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對於當時日本的中學畢業生來說最理想的精英學校有四個：一高（舊制第一高中，現在被併入東京大學教養學部），陸士（陸軍士官學校），海兵（海軍兵學校）和東亞同文書院。前三個大家可能都知道，這第四個是個什麼玩意可能知道的人不多。

 

東亞同文書院是那位麥克阿瑟大帥爺想絞沒絞成讓他給自殺成了的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父親近衛篤麿於1901年在上海開辦的。一開始只是個舊制高中，1939年升格為“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這個學校在哪裡？原來在虹橋路，抗戰開始以後把交通大學的校舍給搶了過來，就在現在上海交大的那個地方，一直到戰敗了才把校舍還給交大，回了日本。現在日本的“愛知大學”就是過去的“東亞同文書院大學”。

 

是不是有點不可思議？國立交通大學的校舍也能說搶就搶了？能，這個東亞同文書院可不是一個簡單的像對外所說培養目標是外交官，商社職員和新聞記者的學校，他是一個高級間諜學校。學生全是日本各府縣推薦的官費學生，不但不要錢，而且每十天還有一個大洋的零花錢，要知道那時候一個大洋能買一石米。

 

學校的第一特色就是徹底的中文教育。外國人學中文最難學的就是四聲，沒掌握四聲就不算會了中文。前幾年有一個“羅鋼事件”，老俞一聽那個錄音就知道是假日本人，那人沒和老外打過交道，不知道外國人說中國話為什麼聽起來怪裡怪氣。那種怪裡怪氣不是在發音，而是在四聲的聲調上。他那四聲太標準了，這就暴露了馬腳。而東亞同文從新生進校的第一天起就徹底糾正這個問題，每天一早就在校園裡“啊啊啊啊”地練四聲，周圍居民說起來就是“同文書院的烏鴉又在叫了”，你別說，還真像一大堆烏鴉在哇哇叫。

 

最後四年級的畢業生要進行為期長達四個月的“調查大旅行”，費用全是外務省出的官費，目的地是中國內地，回來寫成報告書提交陸軍省或外務省。像里見甫進行的調查大旅行就是從北京出發，足跡遍及太原，黃河，延安，西安，秦嶺，漢水。

 

（里見甫（左）在東亞同文書院）

 

 

 

精英學校學校是不是出精英是個有爭議的問題。在日本的情況是不是精英學校出來的就肯定不是精英，但全世界的人對精英學校出來的不全是精英這點肯定是一致同意的。比如這位1916年畢業的里見甫，雖然從號稱精英學校的東亞同文書院畢了業，但是絕對不是精英，起碼在當時別人不會認為他是精英：畢業成績是倒數第二名，同時缺課是順數第一。因此他只能去一個在青島的叫做“新利洋行”的三流日本貿易公司就職。

 

但是看看里見甫的旅行報告卻不得不承認，此人很有文才，而且看問題的觀點很獨到。里見甫花了大量的篇幅報告了在以延安為中心的陝西油田地帶的所見所聞，和對日本石油公司在爭奪延長，延安和宜川的石油開採權時敗於美國標準石油公司一事表示出了異乎尋常的關心，要知道當年的里見甫只有19歲。

 

里見在青島的公司幹了三年，公司破產，里見只好帶着他的女人，一個在居酒屋裡撿來的14歲的雛妓，回到了日本。那是個第一次大戰後全世界不景氣的年代，里見在日本找不到工作，只好到東京去打工，住在當時東京最貧窮的貧民窟下谷萬年町里一間只有一張榻榻米大小（大約3.3平方米）的棚子裡，過着吃了上頓找下頓的生活。

 

這時候那個雛妓的老爹還成天纏着里見不放，要里見正式娶了他們家小閨女（里見甫娶她是15年以後的事了）。26歲的里見走投無路，只好又帶着那未來的老婆和未來的公爹再次來中國大陸，通過同文書院後輩的幫助，在天津的日本人報紙《京津日日新聞》報社當了一名文字記者。

 

這是里見甫在走向“傳媒王”的道路上邁出的第一步。

 

里見甫在《京津日日新聞》幹了沒幾天，又跳槽去了《北京新聞》。應該說里見甫作為一個文字記者，無論在文筆上還是在觀點上都還合格。幹勁也還行，1923年5月“臨城事件”，土匪孫美瑤劫了票車，最早趕到現場的外國記者就是他。當時年輕的里見甫還是一個有自由主義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甚至可以說有點“反軍”。里見甫到那時為止和陸軍也沒有交點，他家幾代是海軍軍人，按理里見應該去海軍兵學校才對，可是里見是天生的數理盲，無法通過對數學物理要求極高的海軍兵學校的考試這才來了東亞同文書院。

 

那麼里見甫又是怎樣和軍部搭上鈎的呢？

 

里見第一次和軍人打交道應該是1922年5月2日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後在軍糧城採訪張作霖。里見甫是東亞同文書院畢業，中文應該沒有問題，但軍部怕這位“反軍記者”胡說八道，特地派了一位翻譯。這位翻譯可不是一般人，是後來當過關東軍司令官，戰後聽說麥克阿瑟大帥爺要抓他，嚇得自殺的本庄繁陸軍大將，當時的本庄繁中佐是張作霖的顧問。

 

採訪結束後，張作霖和本庄繁對里見甫的印象都不錯。

 

里見甫在《北京新聞》時，採訪過直奉戰爭中的吳佩孚，還和郭沫若成了朋友。當時的在華日本記者中，身穿長衫，說一口流暢的中國話的就只有里見甫一個人。日本陸軍的有關國民黨軍的情報幾乎都是來自里見甫的報道。1928年6月，里見甫成功地採訪了北伐勝利，身穿軍裝進北京的蔣介石。

 

（前排穿軍裝的是蔣介石，左邊穿白色中式長衫的就是里見甫）

 

 

 

里見甫真正和軍部來往，是在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以後。當時日軍負責處理這件事的是這三個人：一個是那位在9.18以前當參謀本部作戰部長時領了軍令去奉天阻止石原莞爾們亂來，結果一路磨洋工到奉天城，到了以後還借酒裝醉，最後戰敗自殺的那位建川美次少將；還有一位是原田熊吉少佐，後來是中支方面軍特務長，中將，戰後在新加坡被作為乙級戰犯絞死。剩下的一位就是被中國電影《東京審判》鍍金鍍的渾身上下金光燦爛，沒事還私自給他從少將升到中將的“高大全的英雄人物”田中隆吉大尉。翻譯就是杉山元給介紹的新聞記者里見甫。

 

田中隆吉從此和里見甫結下了不解之緣。

 

談判進行了兩個月，談判結束時里見甫再也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北洋，民國，日本陸軍的要人結識了不少。里見甫臨死前兩個月，東洋大學教授中下正治採訪過里見甫，在談到“濟南事件”這件里見甫唯一還能吹吹的事時，身為歷史學家的中下教授也被從里見甫嘴裡吐出來的一個又一個中日兩國的要人名字嚇得魂不附體。

 

所以里見甫就不再吃筆桿飯了。談判結束，里見甫就進了“滿鐵”南京辦事處。“滿鐵”可不是個簡單的民間鐵道公司，負責收集國共雙方情報。對國民黨三中全會進行了詳細採訪，對武漢政府和中共，紅軍進行了詳細跟蹤。里見甫在這段時間裡，光收集的紅軍宣傳傳單就有兩大柳條箱。

 

日本有個怪人叫做波多野乾一，是里見甫在東亞同文書院時四年的前輩。長期擔任時事通訊社駐北京特派記者，後來在外務省混，當過外務省囑託課課長，興亞院的課長。戰後長期擔任《產經新聞》的評論員。此人所以有名有兩個原因，第一他是日本麻將研究的第一人，發起成立了“大日本麻雀聯盟”，還是首任會長，發明了記麻將譜的方法。第二他同時又是日本中共研究的第一人，他在1961年出版的總共七卷的《中國共產黨史》使他一舉成名，號稱是最詳細的中共黨史。裡面引用了不少很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那些資料就是里見甫收集的。

 

戰后里見甫被美軍收監，不少人懷疑其中有一條理由是不是要找他了解中共的情況。

 

關東軍坐不下去了，覺得把里見甫放在南京只當普通間諜用有點屈才。1931年“9.18事變”後把他從南京招了回來，放在關東軍總參謀部第四課。請大家不要忘記里見甫是沒有軍籍的，沒有軍籍的人在日軍里本身並不希罕，那叫“軍屬”，是“附屬於軍隊”的意思，不是中文裡“軍屬”那個“軍隊的家屬”的意思。但“軍屬”能進參謀系統則極為罕見，大家知道日軍的參謀是另成系統的，佩戴和別人不同的參謀綬帶，只有陸軍大學校畢業生才當得了參謀。可沒有軍籍的里見甫居然可以進關東軍總參謀部，可見關東軍對他的器重。在關東軍第四課辦公室坐他邊上的是誰呢？池田純久少佐，後來的關東軍中將副參謀長。老俞在《臨了臨了，沒能溜掉》裡面提到過他的，就是那位幫梅津美治郎辯護的。他也是第一個揭露關東軍販毒的舊日本陸軍軍人。

 

這個關東軍的第四課是主管對外宣傳的，相當於共軍的“群工部”，拿現在的時髦用語來講就是“公共關係部”，負責穩定人心。關東軍看中了里見甫的中文能力和情報判斷力。

 

里見甫在關東軍里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出了“國通”出來，即所謂“滿洲國通訊社”。

 

 “一個傀儡政權的宣傳喉舌有什麼了不起的”，會不會有人這麼“切”一下？不是那樣簡單，這個“國通”的意義很大，甚至可以扯到現在日本的傳媒布局上去。這就是里見甫被稱為“傳媒王”的原因。

 

當時的世界上除了美國日本這兩家之外，都是一國一個官方通訊社。像英國的路透社，蘇聯的塔斯社，中國的中央社等等。美國是兩個：合眾社和美聯社；邪門的是日本也是兩個：聯合通信社和電報通信社，簡稱“聯通”和“電通”。聯通是官家的而電通是民營的。

 

有了兩個通訊社，怎麼着說出話來肯定不一樣，有人就看着不舒服了。誰？皇軍的參謀們，最早嚷嚷不要兩個通訊社的是甲級戰犯小磯國昭當陸軍次長的時候，說要把兩個通訊社給並起來。可是那電通又不是什麼鄉鎮企業，人家也是一大傳媒，你說吞了就能吞了？再者說了，你是鬼子，可別人也是鬼子，你能搶？所以小磯國昭喊了半天也沒人理他。

 

還是有人理的，誰？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這兩個人也是“一個國家，一個通訊社”的積極分子。但是隔行如隔山，練的不是這行買賣，只是滿腦子轉念頭，就想不出辦法。

 

把這主意變成現實的，還是這位里見甫。

 

里見知道這件事辦好了，軍部肯定領他的情。所以他要去辦，他也知道這裡面的關鍵：聯通社是官家的買賣，合併肯定是以聯通社為主，所以聯通社對合併不會有意見，但是你要聯通社出面人家也不干，人家還要張臉呢。說起來只要說服電通社就行了，但那是不可能的，別人買賣做得好好的，憑什麼要被你併吞了去？

 

不給你吃敬酒，就給你罰酒，總的吃了吧，里見就回日本活動開了。先去大阪找大阪電通分社的社長能島進，許以重利，得到能島從內部配合的承諾以後再去東京找陸軍省軍務局的課長鈴木貞一，由鈴木貞一去找電通社。只要你們同意的一句話，其餘的事情不勞你們煩心，自有人干。而且這次不要聯通社和電通社兩家完全合併，只要你們同意滿洲支局合併就行了。

 

陸軍省的課長親自上門來，那個吃了熊心豹子膽的敢說“不”字？再者人家把你的後路全部給堵得死死的，而且現在就只要你滿洲一個支局。電通社社長光永星郎只好同意。於是在1932年12月1日，在關東軍司令部從奉天轉移到那個“滿洲國”的“新京”（現在的長春）後一個月，以里見甫為主幹事的“滿蒙通信社”就在關東軍司令部的隔壁正式掛牌開張了。後來改名叫“滿洲國通信社”，簡稱“國通”。日本人只要一說到傳媒史，肯定要談到這個“國通”，因為這可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殖民地宣傳喉舌，它一直影響到現在的日本傳媒的分布和構造。

 

合併在名義上是按照“關東軍方案”進行的。根據東京審判時ISP對里見甫，田中隆吉，鈴木貞一的審訊記錄，這個方案是里見甫親手擬定的。

 

一開始這個“國通”的社長是準備讓高柳保太郎預備役中將擔任的。這位高柳保太郎何許人也？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那次臭名昭著的“西伯利亞出兵”時的日本派遣軍參謀長，陸大13期的。但是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想了想：“幹嗎還要另找人，就這個裡見甫不挺好嗎”。前面說過本庄繁認識里見甫，就把他找來問他：“不會突然撂挑子走人吧？”，這裡見甫有個不像日本人的毛病，散漫，坐不住，隔一陣就得挪地方，本庄繁知道。但這次里見甫居然很爽快地答應了不再撒丫子，於是就定下來了讓里見甫來干。

 

但里見甫當時只有36歲，按日本人的習慣好像當社長太年輕了點。於是就社長空缺，由里見甫擔任“國通”的“主幹事”。

 

從根本上來說“國通”只是一個地方通訊社，國際上沒人承認“滿洲國”，按說“國通”不應該有什麼大的國際影響。但是1933年5月“國通”和路透社簽訂了一個合作協定，這一下“國通”成了有國際知名度的通訊社了。

 

當時路透社遠東分社的社長是英國人錢德拉，由於英國勢力已經被日本人從中國東北全部趕走，在華北也所剩不多。而當時的華北是一觸即發的形勢，英國人只能出此下策，和日本人合作來得到中國東北和華北的消息。

 

日本有個很有名的新聞記者叫松本重治，當時是聯通社上海支局局長。當時上海有個叫“上海俱樂部”的白人記者俱樂部，他是“上海俱樂部”的第一位非白人記者。他和魯迅一起吃過飯，後來曾經獨家報道過“西安事變”內幕，在最後一分鐘還在為實現近衛文麿的顧問後藤隆之助和蔣介石的金融顧問徐新六的談判從而阻止石井松根進攻南京而四處奔走，可惜沒有成功。松本是個牛人。牛到什麼程度，戰後的吉田茂，鳩山一郎和池田勇人都曾請他出任駐英大使或駐美大使，但被他拒絕。

 

就這麼一個牛人，見了里見甫也沒了脾氣。

 

松本和錢德勒是朋友，“國通”和路透社合作就是他牽的線，所以簽字儀式請了他去參加。松本和錢德勒坐船到了大連，里見甫親自到碼頭來接，然後三個坐專列去新京（長春）。里見甫問松本如果想採訪什麼人的話他可以安排，松本說想採訪關東軍總參謀長，後來做過總理大臣的甲級戰犯小磯國昭，於是簽字儀式一完馬上就有人領着松本去見小磯國昭；松本說想採訪和田中隆吉一起策劃“上海事變”的“男裝麗人”川島芳子金碧輝，好吧，回大連的專列警衛就交給了金碧輝，讓你們去聊個夠。

 

在“滿洲國”，里見甫的能耐就有這麼大。

 

“滿洲國通信社”開張了，軍部在中國大陸能夠一統輿論，沒人能反戰反軍了。軍部嘗到了甜頭，也有了經驗。不就是合併個通訊社嗎？瞧那裡見甫做的挺輕鬆的，看起來沒什麼困難，於是在“2.26”事件前一個月的1936年1月，軍部終於整出來了個“同盟通信社”。

 

電通社的通訊網全部交給聯通社，再把聯通社的名字從“聯合通信社”改為“同盟通信社”。沒有了通訊網的電通當然就只能從通信行業退出，專心致志地去做廣告了。戰後同盟社被GHQ解散分割為現在的“共同通信社”和“時事通信社”。這時從大陸回來的大量原“國通”人物全跑到“電通”去了，現在的“電通”是日本最大的廣告公司，在亞洲以及全世界都有影響力。

 

可以說“電通”是繼承了“國通”的血統，甚至可以說是繼承了里見甫的衣缽。所以現在的電通是最日本的企業，日本企業的壞毛病在電通都表現的最突出，比如“過勞死”的官司就常在打。那個公司的雇員工資不低，但勞動時間更長，干着干着弄不好就一命嗚呼了。

 

所以說是里見甫整出來了現在日本傳媒界的格局，或者反過來說現在的日本傳媒界的根子在滿洲。這不是老俞在這兒胡說，日本人只要談起傳媒，肯定要談那次“電聯合併”的由來和影響。

 

從此，里見甫進入了關東軍和“滿洲國”的最高層，只要看看那個“芳名簿”的名單就知道了：岸信介，難波經一（“滿洲國”禁煙總局局長），古海忠之（“滿洲國”總務廳次長）這些高級官僚和楠本實隆（第57師團中將師團長，最後是華北公使），鹽澤清宣（最後是第119師團中將師團長，在海拉爾作了蘇聯人的俘虜），岡田酉次（曾任汪精衛的顧問，最後是主計少將，專門負責經濟戰），岡田芳政（最後是第六方面軍參謀，有名的“松”特務機關負責人，從戰前的日本陸軍到戰後的自衛隊一直負責對中共的電訊偵聽的人物）等關東軍高級軍官。

 

如果事情僅僅到這裡為止，那麼里見甫也就只是一名吹鼓手，或者是文化特務。當然文人也會用筆殺人，起軍人所起不到的作用。但是殺人放火雖然傷天害理，卻還不是最傷天害理的。

 

最傷天害理的是亡國滅種！

 

這裡說的“亡國滅種”是指的販毒，販賣鴉片。

 

一個最初是具有一定自由主義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就這樣一步一步地在邪路上越走越遠，最後成了一個傷天害理的大毒梟。

 

“大毒梟”給人的感覺是黑社會。但里見甫可不是黑社會人物，雖然他和中日兩國黑社會人物有不少交往，但他本人不是黑社會人物。那時日本的鴉片海洛英等毒品交易都是國家行為，是國策行為。從事這種交易的都是在社會上極有地位的體面人物，像里見甫這樣的傳媒大王什麼的。

 

（被稱為“滿洲夜皇帝”的甘粕正彥憲兵大尉）

 

 

 

里見甫走上販毒之路，說來邪門，是從“禁毒”開始的。里見甫的結交中有一位叫甘粕正彥的。此人被稱為“滿洲夜皇帝”，當時有一句話：“滿洲國白天是關東軍的，晚上是甘粕正彥的”。

 

說起這個甘粕正彥，現代中國人應該不陌生。和第一位在奧斯卡金像獎授獎典禮上用中文發表答謝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蘇聰同時在1987年因電影《末代皇帝》而獲得最佳音樂獎的還有一個日本作曲家叫坂本龍一。那位坂本龍一在為電影作曲的同時還在那部電影裡客串了一個日本軍官的角色。那個日軍軍官是個特務，把溥儀從天津弄到東北，然後一直監視着溥儀和婉榮，最後在蘇聯紅軍進攻東北時自殺。那就是原東京涉谷憲兵分隊長，憲兵大尉，被稱為“滿洲夜皇帝”的“滿映”理事長甘粕正彥。

 

為什麼是“夜皇帝”呢？因為滿洲的白天是關東軍的，而到了晚上大家都去看電影，所以晚上是他甘粕正彥的。

 

甘粕正彥的破事也能寫一本書。要不是自殺，隨便找件他幹過的壞事就足夠可以把他當乙級或丙級戰犯給絞了。要知道文藝界和黑社會也就是名稱不一樣，除了有關溥儀的那些事，甘粕正彥君臨滿洲文藝界十年，犯下了多少罪行，首先就是販毒。

 

戰后里見甫被從巢鴨監獄釋放以後就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和兒玉譽士夫，笹川良一不同，里見甫沒有什麼很惹眼的活動，所以這裡所說他的一生就是指在中國的活動。里見甫的一生可以分為前半生和後半生。前半生主要是作為傳媒大王的生涯，所謂傳媒大王，並不是說他控制和運行了什麼傳媒，而是為鼓吹和宣傳軍國主義製造出來了一個具體的運行機構，這件事本身應該說夠不上什麼甲級戰犯。

 

但是後半生就不同了。後半生的里見甫是鴉片大王，受軍部之委託在中國統管鴉片交易，向軍部提供活動資金，在幕後操縱政治。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我們以後可以看到，里見甫和軍部的參謀們還有個極大的不同。就是不少參謀例如石原莞爾，辻政信們是一些狂熱分子，他們認為他們在干的是正義的，嘴上還有不少說詞。而里見甫則從一開始就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犯罪，從來沒有否認過這一點。里見甫在上海販毒時曾經公開對人說過他欠中國人的太多，戰後的里見甫對中國的情況非常關心，一直在訂閱《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但在回答是否想再去中國的問題時卻很乾脆地回答：“不，不想去，我沒有臉面對中國人。”

 

而對中華犯下滔天大罪的辻政信參議員就敢公開訪華。

 

就是說里見甫是知道善惡標準的，是知道社會的道德標準的，那為什麼還去做毒梟呢？要解開這個問題，還得從鴉片本身說起。

 

（金三角的罌粟園）

 

 

 

國內在談到15年戰爭期間日軍所犯戰爭罪行時，一般對日軍的販毒行為提得不多，如果真提也是作為一種簡單戰爭犯罪來提。好像是日軍在殺人放火的同時割草打兔子，捎帶着地販點兒毒。這是對歷史的一種誤解。其實真要是認真追究起日本陸軍的販毒問題起來，能讓你覺得日本陸軍到底是為了侵略而販毒還是為了販毒而侵略有點類似於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得不出解釋。甚至不少日本人情願認為日本陸軍是為了販毒而侵略的。

 

是不是在簡單地感情用事？不是，這種說法有一定的根據。

 

被押上東京審判審判台的所有28名甲級戰犯在被問到是否服罪時的回答都是“No guilty”。但那只是一種法庭戰術，到底是不是內心深處也是真的這麼認為只有天知道。但是可以從他們在法庭外不經意地露出的隻言片語里推想他們的真實想法。比如東條英機的辯護律師清瀨一郎的回憶錄里有一個細節就很值得回味。

 

在東京國際法庭證人訊問階段結束以後，東條英機曾經對清瀨一郎說過這樣的話：“如果能表達自己的希望的話，（我希望）這場審判不是只審理這三年，而應該回溯到鴉片戰爭，那樣才能真正知道這場戰爭的起因”。

 

可以把曾任關東軍參謀長的東條的話解釋成在推卸責任，在東拉西扯，但也不能不看到東條在無意中說出了另外一個戰爭原因——鴉片。

 

除此之外，關東軍留下來的大量作戰方案和命令也讓人們可以看到關東軍對鴉片生產和交易渠道的重視程度。所以不少日本歷史學家指出鴉片在昭和軍閥史上占據的重要位置。遺憾的是，中華史學家們好像沒有對此進行系統研究。值得指出國民黨當局在這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為了一黨之私，隱藏了大量的珍貴史實資料。

 

漢語詞彙中最讓中華痛心的詞就是“鴉片”。鴉片，這種從開着美麗的紅白紫色大花的罌粟果實中提煉出來的毒品，給中華帶來過最大的災難，差點讓中華亡國滅種！

 

鴉片是在17世紀前期從荷蘭殖民地爪哇傳入中國的。由於其強烈的麻醉作用能讓人產生幸福的幻覺和依存性（即所謂“上癮”）而一下子傳了開來。鴉片的傳播渠道主要是通過妓院，因為鴉片有強烈的性神經興奮作用，已知的醫學紀錄是服用鴉片以後的長達17小時的性交。所以常拿鴉片當春藥用。

 

（鴉片煙館的風景）

 

 

 

但是鴉片中毒者的症狀又是怎樣的呢？打哈欠，流眼淚，萎靡不振，連續腹瀉和失眠，最後臥床不起。有個深度鴉片中毒者是這樣描述自己的感覺的：“好象風從肉和骨頭之間吹過，好像有人用羽毛在搔骨頭一樣的難受。”

 

由於這些原因，歷代統治者都是嚴禁不貸。但是到了18世紀前期，大英帝國的東印度公司為了填補對華茶葉生絲貿易的巨大赤字，居然喪心病狂地大量向中國走私鴉片。從1800年到1810年年間走私鴉片三千箱，而從1835年到1839年發展到三萬五千箱。最後在1840年居然還發動了無恥之極的“鴉片戰爭”。

 

戰爭的結果是大家都知道的：中華失敗了。中華的失敗使得煙毒向洪水一樣淹沒了中華大地，大量的白銀外流，社會風氣變得腐朽糜爛。大清朝無有良方，到了道光年間只好採取苦肉計，鼓勵栽植罌粟以阻止白銀外流。

 

栽植罌粟的效果是明顯的。從英國進口的鴉片年年在減少，但是吸食鴉片的人口卻年年在增多，鴉片的消耗量年年在增大。鴉片交易的豐厚利潤成了不逞之徒們追逐的肥肉，是各處軍閥的最大收入來源。同樣昭和軍閥們也沒有忽略掉這一點，不，是不是可以說是這一點才吸引了昭和軍閥？

 

中日戰爭的爆發有許多許多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想壟斷當時中國大陸鴉片交易的巨大利潤起碼是一個昭和軍閥們不惜發動戰爭的一個重大心理因素。

 

鴉片戰爭，中華是失敗了，但中國人重來就沒有放棄過禁煙的夢想和努力。甚至就在大清行將就木的時候，光緒皇帝還是在企圖禁煙，這就是從1906年開始的清末禁煙運動。主要方針是在今後十年每年罌粟栽培面積遞減1/10，同時爭取和英國達成外交協議以減少印度鴉片的進口數量。在1911年5月終於和英國締結了鴉片協定，英國同意在今後七年裡逐漸減少對華的印度鴉片出口，在1917年完全停止鴉片貿易。

 

對於清末禁煙運動的評價各有不同。但是大家都同意的一點是清皇朝確實是真的想禁煙，而且也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罌粟栽植面積在減少，鴉片吸食人口也在減少，最重要的是吸食鴉片可恥這一道德標準深入了人心。另一方面，英國人這次（起碼在表面上）也恪守了鴉片條約。到了1917年，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打的正歡，英國人還是停止了鴉片貿易。

 

英國人停止鴉片貿易的原因當然不是因為英國人多麼紳士，多麼遵守國際條約，應該說那個鴉片條約產生的理由就是國際環境有了變化。首先是英國的工業更加發達了，有了更多出口商品可以選擇來替代鴉片，再加上英國對印度的統治也開始面臨着新的問題，印度人不願意成為毒品製造者。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即使在大英帝國這個當時世界最大販毒國家內部也開始有人從人道主義的角度開始反對這種最骯髒的貿易方式了。

 

清末禁煙禁到了什麼程度？從1927年3月16日的《盛京時報》上就有這樣的報道：軍閥張作霖為了籌集軍費，下令東北農民重新開始種植罌粟。但由於已經20多年沒有種了，東北連罌粟種子都沒有，張作霖只好到熱河一帶去調劑罌粟種子。同年7月的《盛京時報》還有有關由於近三十年沒有栽種過罌粟，因此罌粟的收成很差的報道。從這種報道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東北，清末民初的禁煙措施也是有成效的。

 

但中國是個幅員廣大的國家，不可能各地各處都同樣地在禁煙。禁煙運動只是減少了罌粟的種植面積和吸食鴉片的人數，沒有根絕這種毒禍。反過來在清王朝覆滅，袁世凱死後，根本沒有統一的軍令和政令，各地軍閥割據，為所欲為。在那種天下大亂，百業蕭條的時代，軍閥們籌集軍費的最大財源就是鴉片。因此民國初年以後，鴉片這種毒禍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像同樣在中國東北的所謂“東滿”，就是現在的吉林省東部和當時的熱河省，現在的河北，內蒙，遼寧交界處的鴉片種植就非常盛行。

 

一件事可以得出兩個結論，有人說東滿和熱河的鴉片猖獗說明當時的中國政府無能，所謂禁煙措施沒有效用。但老俞說相反這正說明了當時禁煙措施的見效，就是在政府能夠直接控制的地區已經無法公開種植鴉片了，鴉片種植正在轉向更加偏僻的地區。可以想象，如果沒有昭和軍閥的火上加油和推波助瀾使得鴉片毒禍在中華大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發展的話。給中華以時間，中華可以控制鴉片煙禍。

 

這不是在自我吹噓。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書裡就明確指出：“早在1929年，中國國民政府就努力履行根據1912年和1925年的鴉片條約所規定的義務。中國政府公布了從1929年7月25日開始實施的禁煙法，計劃到1940年為止逐步制止鴉片的生產和消費。……在中日戰爭以前中國政府一直在努力減少吸食鴉片的行為，1939年6月的國際聯盟諮詢委員會的報告書中顯示了這種努力的成果。”

 

可是，昭和軍閥沒有給中華機會和時間。

 

日本從幕府末年以後，一直在禁煙上面不遺餘力。鄰國中國的悲劇是他們一本很好的反面教材。所以在當鴉片污染了整個亞洲的情況下，日本卻是亞洲唯一的一塊淨土，日本國內從來就沒有過鴉片問題。請注意，這句話嚴格講起來應該為“日本國內從來就沒有過吸食鴉片的問題”。並不是說日本國內沒有鴉片，這個問題以後再講。

 

但是日本人對鴉片的這種姿態，僅僅限於日本國內，限於對日本人！

 

英國人通過向中國輸出鴉片獲取了巨大的骯髒利潤，日本人都看了在眼裡。日本人當時的夢想就是像英國人那樣賺這種骯髒的毒品錢，一旦機會來臨，日本政府迫不及待地付諸了行動。

 

現在的日本右翼往往有種論調，就是同樣的事情英國人幹了為什麼沒有人說，而日本人幹了則揪住不放，挺有委屈的意思。

 

老俞不是在揪住歷史老賬不放。老俞現在在追究的幾乎全是中國人忘記了的事情，比如這個販毒。確實英國人最早開始販毒，而日本人在後。那麼是不是可以說日本人只是有樣學樣罷了，罪過在於始作俑者的約翰牛們？

 

英國人向中華傾銷毒品罪孽深重，老俞無意為英國人的販毒行為辯護。但在這裡想通過對比一下這兩件事說明，日本的販毒和英國的販毒，罪行內容雖然差不多，但性質大不一樣。日本的販毒比英國的販毒要更為惡劣的多。

 

英國人通過販毒獲取了巨大的財富，給中華帶來了難言的苦難，凡我中華子孫決不應忘記，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有一點也是不爭的事實：在英國人開始販賣鴉片時，鴉片還不是國際違禁物品。就是說當時英國人的販毒行為只能受到道德上的譴責，並無違反國際法或者國際條約的問題。

 

最積極反對和禁止鴉片交易的是美國。和現在被毒品嚴重污染了的美國不同，100年前的美國是一個富有道德心，充滿理想主義的年輕的國家。1909年在美國總統西奧爾多·羅斯福的推動下，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國際禁止鴉片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美國，英國，法國，俄國意大利，德國，奧地利，荷蘭，葡萄牙，爪哇，波斯，日本和大清等十三個國家。

 

這個會議後來又在荷蘭海牙繼續召開，1912年通過了“海牙鴉片條約”（Convention Internationale de l’ Opium）。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制定的凡爾賽和約第259條明文規定：“凡在本條約上簽字的國家，被認為在海牙鴉片條約上自動簽字”。

 

根據凡爾賽和約，鴉片問題由舊國聯統一處理。所以此後有關鴉片的國際會議在瑞士的日內瓦舉行。1924年和1925年先後在日內瓦召開了有關鴉片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日內瓦會議，分別於1925年和1931年制定了兩個有關鴉片的日內瓦條約。

 

就是說有關禁止鴉片，已經有四個國際條約了：一個海牙條約，一個凡爾賽條約和兩個日內瓦條約。從1912年開始販賣鴉片就不僅僅是違反道德的問題，而是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了。

 

而日本參加了所有四次國際會議，在全部四個條約上都簽了字。

 

在國際條約上簽了字就表明承諾了應盡的國際義務。所以雖然日本的販毒內容和英國一樣，其性質比英國要惡劣的多。首先時間就比英國人晚了半個世紀，日本人販毒時，鴉片交易已經是國際法公認的犯罪行為了。還有一點不同的事，英國雖然發展到了為鴉片貿易發動戰爭，但英國的鴉片貿易本身還是由民間公司進行的。日本則不同，日本不但為鴉片貿易發動戰爭，而且進行鴉片貿易的就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日本陸軍，外務省，興亞院，內務省（1938年後是從內務省分出來的厚生省）。這點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書中也有明確認定：“日本為了籌集在滿洲的活動經費及其削弱中國的抵抗能力，認可和發展了鴉片及毒品交易。……日本軍國負責管理鴉片交易的是日本陸軍，外務省以及興亞院。”

 

通過甲午戰爭的勝利，日本得到了第一塊殖民地——台灣。當時任內務省衛生局局長的後藤新平就發表言論，反對在台灣實行和日本國內同樣的嚴厲禁煙政策。他的說法是：如果在台灣禁煙，勢必會給癮君子們造成痛苦，會引起他們的反抗。鎮壓這種反抗會用掉更多的軍費，得不償失。因此不如採取“漸進禁煙”的辦法。

 

什麼叫做“漸進禁煙”？就是收回販賣鴉片於政府，由政府實行“專賣”，這樣可以獲得巨大的專賣收入。說白了，根本不禁。

 

這種論調得到了首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陸軍大將的共鳴。於是後藤新平成了“台灣總督府民生局長”，在台灣實行鴉片專賣政策，大獲成功。從那時以後“漸進禁煙”政策成了日本在海外實行的國策。

 

而這位後藤新平，就是“滿鐵”的首任總裁！現在可以推想日本的“滿洲政策”到底是怎麼回事了吧。

 

昭和軍閥在滿洲實行的“漸進禁煙”和“鴉片專賣”，不但獲得了經營“滿洲國”所需要的大量資金，也為日本特務機關和憲兵提供了大量的活動資金。除了“上海12.8事件”，“綏遠事件”，“熱河事件”這些數不清的事件事變，甚至在“進駐法屬印度支那事件”上都能聞到鴉片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