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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一篇天涯網煮酒論史論壇的文章，其觀點本人基本上贊同。
作者：zuozhi 提交日期：2009-5-27 12:24:00 訪問：1071 回覆：24
《走向共和》觀感四：“中興”失敗方有政改
甲午戰爭是今人討論不完的話題。常見有人痛心疾首：世界第七的大清海軍怎麼就打不過小日本呢？
其實，當時的大清君臣們也是不信這個邪，因而戰前自信滿滿。《走向共和》中，在李鴻章談到日本威脅時，慈禧只說了一句話：
“日本蕞爾小邦，不足為懼。”
等到戰爭已迫在眉睫，李鴻章在朝堂上為北洋水師訴苦，立刻遭到光緒帝的嚴斥：
“不是遠東第一強大之艦隊嗎？怎麼連小日本都打不贏了？”
而新科狀元張謇對李鴻章還有一番詰問：
“李中堂畏敵如虎，卻有一番理論。且不說我大清朝是不是體弱多病？就只我與倭寇當前爭端而言，彼曲我直，理直者氣壯，氣壯者鬥志昂揚！以我鬥志昂揚的正義之師，敵彼失道寡助的無恥之徒，又怎麼能夠不穩操勝券？”
張狀元此言，今人看來迂腐之極，其實，也只是“決定戰爭勝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之類的論調。
總結當時清廷的主戰派觀點，大清無論是國力、軍事、還是道義，對日本都占有制高點，應能戰而勝之。
可是，一個靠割地賠款維持統治的朝廷，哪來的這般自信呢？究其根源，就在於大清正陶醉在“同治中興”三十年的成就中。甲午戰前，慈禧堅持大操大辦六十歲生日的“萬壽慶典”，理由就是：
“如果辦寒磣了，怎麼個體現我大清河晏海清國泰民安？同治中興以來的興旺氣象又跑到哪裡去了？”
“同治中興”始自慈禧垂簾聽政後，當時太平天國造成的十幾年的浩劫剛開始平息，國民經濟處在崩潰的邊緣，清廷執政的合法性也受到挑戰。以慈禧為核心的清廷不得不採取一些改革舉措來恢復經濟，恢復文化事業，更重要的是恢復清王朝穩定的執政大局。
於是，在軍事和經濟方面，洋務運動開始登場。湖北槍炮廠、福州船政局、江南製造總局等近代軍工企業陸續建立；開平煤礦、漢陽鐵廠、輪船招商局、機器織布局等民用企業也開始興辦；新式的鐵甲軍艦、鋼甲軍艦不斷被購買回國；海軍傲視亞洲，陸軍戰鬥力也有所提升。三十年間，這一番改革搞得轟轟烈烈，舉世驚嘆，一個世界強國似乎正在崛起。
一八九一年，丁汝昌率北洋水師六艦訪日，軍容之盛，國際側目。清廷若派記者隨行，當寫出：“日本海軍司令一言不發：清國水師不可戰勝”之類的報道。
不過，這三十年的“中興”卻是一條腿長一條腿短，應當與洋務運動配套的政治改革，一直無實際動靜。相反，清廷對於西方的意識形態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就連最開明的李鴻章也說：
“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中國文物制度，迥異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於勿壞者，固自有在。”
於是在經濟轉好、社會日漸穩定之後，“國學”得到了統治者大力推崇。平亂後，清廷第一步就是恢復開科取土，重建書院並刊印儒家經書。科舉中還增加取錄名額，進士中榜比率增至18%以上。大興科舉籠絡了知識分子，提倡傳統的意識形態又有利於穩固清廷的執政地位。
由於有了“同治中興”的成績單，慈禧和她控制的清廷似乎又獲得了執政的合法性。還有配備了洋槍洋炮的軍隊，“攻雖不足，守實有餘”，在手無寸鐵的民眾面前猶如鋼鐵長城。幾千年“國學”的意識形態又在美化這一專制體制。如此一來，對內，清廷原本岌岌可危的執政地位似乎又變得堅不可摧；對外，似乎越來越有“ 大清可以說不”的自信。
此形勢下，站在清廷角度，政治改革自然多餘，且有自找麻煩之弊。所以，即使有少數卓識遠慮的官員，他的聲音也出不了太和殿，更別提要出紫禁城。至於民間像康有為之類的知識分子呼籲憲政改革，更是人微言輕。而普通百姓，更不知政改為何物。或許他們中的許多人對現狀不滿卻不知路在何方；還有人正沉浸在大國崛起的美夢裡；甚至還有些人會對康有為之流說：瞎折騰什麼，好容易才吃上幾碗安生飯。
總之，籠罩在“同治中興”神話中的大清，民眾缺乏要求政改的強烈呼聲，統治集團內部則更無政改的迫切感，還對這種將洋務運動與保守的皇權專制結合的特色體制而頗為自得。直到甲午戰爭的來臨。
甲午中日一戰，大清海軍尚可抵擋一陣，陸軍基本一觸即潰。所以勝負實在沒有僥倖。梁啓超對此戰評論說：
“蓋十九世紀下半世紀以來，各國之戰爭，其勝負皆可於未戰前決之。……實力之所在，即勝利之所在。”
甲午一役也是未戰前就決之。體現整體國力的那張“同治中興”的成績單，其實也是一張好看的窗戶紙而已。
軍事方面，雖然花巨資買來一隻世界第七的艦隊，但是尖端的、世界先進水平的武器、艦隻，仍然不能自己製造，只能購買外國的。自己建立的軍工廠只能生產相對落後的仿製的“山寨版”武器。至於軍人，則是素質低下、紀律渙散，更無法跟外軍相比。
經濟方面，建立的骨幹企業都是官辦，後來是官商督辦。這些企業雖有民間股份，卻是政府派員來管理。雖然政府賦予這些企業以壟斷一些行業的特權，但卻由於產權不清晰，內部裙帶關係、派系鬥爭、損公肥私及不思進取的風氣嚴重，在同外資的競爭中，往往以虧損告終。
比如，輪船招商局一開辦，李鴻章就為其爭取到了運送漕糧的專權。在朝廷支助下，這個大國企成為中國規模最大的輪船公司。但英國隨之擴大經營在華的航運事業，而招商局的經理們卻忙於中飽私囊，公司的營業乃每況愈下，最終不得不將中國國內航運業的龍頭地位拱手讓給了英國人。
《走向共和》中，張之洞興辦的漢陽鐵廠，則遇到了產品質次價高的瓶頸，辜鴻銘拿着《泰晤士報》念道：
“曾經被稱為中國匹茲堡的湖北漢陽鐵廠無疑正經歷着它的危機時刻，而它的危機卻是由它的創建人，著名的改革家張之洞總督所造成的。這位總督以驚人的勇氣和魄力建立起了這座遠東最大的鐵廠，又以同樣的無知和專橫使得它瀕於倒閉。一個最為顯著的例子就是，這位總督以中國地大物博為理由，拒絕預先化驗鐵礦石，結果購置的高爐不能排除鐵礦中的磷質，煉出來的鐵材極易折裂。雖然目前中國有好幾條鐵路正動工修建，但沒有人敢要漢陽鐵廠生產的鐵軌……”
這些腐朽的官辦企業與外資經過多年的爭鬥，儘管靠朝廷不斷輸血、給政策，結果都是紛紛敗陣。相反，由於壟斷，壓制了民營經濟的發展，還使得大量從事傳統產業的勞動者失業。
稅收倒是節節攀升。雖然清廷為了安撫農民，一直執行農業稅“永不加賦”的惠民政策，但是卻增加了“厘金”等盤剝手段，再加上被迫開展對外貿易，政府稅收逐年增加。但問題是，支付賠款、增加軍費、官辦企業……朝廷還要修圓明園、頤和園、辦萬壽慶典，還有從朝廷到地方各級官吏日益的奢靡腐敗，反倒是讓財政捉襟見肘，常常入不敷出。
由於沒有匹配的政治體制，“同治中興”只造就了大清國表面繁榮，實現了畸形的發展。結果既沒有藏富於民，也沒有藏富於國，卻是藏富於官。
俯瞰歷史長河，“同治中興”中的這一段歷史，特別是洋務運動，無疑是中國的進步，但實際上也只是有限的進步，還遠不是什麼偉大的成就。而且，這張“中興”的成績單，卻日漸變成了阻礙中國進一步前進的絆腳石。
但是，如果遇到嚴重的危機事件，這件皇帝的新裝就註定會真相大白。歷史的事實是：那個揭穿了真相的孩子就是日本人。
甲午戰爭，不僅是中日兩國的較量，更是大清特色的皇權專制體制與西方憲政體制的較量。結果，這個長期以華為師的“蕞爾小邦”，立憲改革僅僅三十年，就打敗了正在“大國崛起”的天朝。“同治中興”的畫皮被血淋淋地撕開了，大清特色的皇權專制體制顏面喪盡。
如果沒有這場戰爭，“同治中興”的神話還會繼續維持着，但是，一個專制王朝的末期，危機總是不缺乏的。對於較封閉的古代中國，費正清總結說：
各朝各代大凡在開國100年內就會遇上棘手的財政團難。這時就會出現經濟和政治方面的變革，有時暫時起些作用。百官貪污腐化的現象日益嚴重，這就導致行政效率下降，而黨爭亦越發激烈起來。對朝廷心懷二志者在政治、經濟上更趨獨立並且日益恣行無忌。政府為了彌合財政逆差，只好增收賦稅，結果往往使百姓不堪重負。由於國庫空虛，導致水渠、河堤年久失修，糧食歉收時節政府無力賑濟災民，結果飢謹橫行，於是各地盜匪蜂起並最終爆發農民起義。由於無力發放軍餉，邊境防守亦開始崩潰。各地軍政大員紛紛擁兵自立，於是朝廷垮台完事。之後各方混戰—場，吐舊納新，又開始了新的一輪朝代循環。
而對於漸趨融入國際社會的清王朝來說，除了依然存在內亂的隱患，對外往來愈多，兩種不同的體制的矛盾也就越尖銳。所以“中日必有一戰”“中美必有一戰”“中英必有一戰”……未必都是軍事衝突，但是嚴重的衝突總是難以避免的。
不管是內患還是外患，只要嚴重的危機到來，專制政權“中興”的神話就一定會破滅。而只有這個神話破滅，當局才可能為自保而進行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
甲午戰爭後，真相就瞬時暴露在清國民眾面前。於是激起了康有為、梁啓超組織十八省進京舉人“公車上書”。隨後“強學會”、“保國會”等組織雨後春筍，民間辦報辦學也是春風吹又生。庶民問政、關心國事變成了風尚，改制維新被普遍認為是國家必走之路。統治集團內部，張之洞、翁同龢等人也積極號召變法，李鴻章後來甚至以“康黨”自詡。
“中興”失敗，已經使得清廷的執政合法性再次遭受強烈質疑，如果還對朝野的強大的政改呼聲置之不理，清廷恐怕又將淪入風雨飄搖中。於是，在慈禧默許下，光緒帝開始考慮政改。中國這艘古老的巨輪，在停泊多年後，終於又準備拔起船錨。
“中興”失敗是當時大清的悲劇，但對於整個中國的進步，卻未必是壞事。這是歷史的弔詭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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