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故事 by 薑還是老的辣 真快！一晃二十年就過去了。從來沒想過要寫“六四”這個既敏感，又顯得有點老掉牙的話題。可前兩天和美國大老闆聊天，他問起“六四”，我就把我的經歷簡略地講給他聽。聽完我講的故事，他建議我把它寫出來發到《NEW YORK TIMES》上去。《NEW YORK TIMES》也就免了。但趁着還沒有全忘記，把它寫出來，也是對人生中一件大事的記載。更何況我還從沒有見到過與我的經歷和當時的思考相似的記述，放在這裡，可以成為一個新故事，供大家網遊時消遣。我也相信，在與我同一代的人中，我的經歷和當時的思考，也會有一定的共鳴。 一、先介紹一下當時的相關背景： 我在北京郊區的一座中央直屬企業擔任副廠長，是在任的第五年。 我LP在北京一著名醫院剛剛博士畢業，升任主治醫生。 我家（我和LP）住在前門東大街，北京市公安局正對面那棟樓的一層，我家還有一小單元在同一樓門的頂層，親戚在住，我們有鑰匙。從我家走進天安門廣場只需五分鐘。從我家頂層的樓道里，能看到紀念碑和紀念堂。 我的父母還在上班，都在少年兒童教育領域擔任不大不小的職務。 我的記述在很多地方要用我們。因為，除了和我LP一起的經歷，我還有一個男同伴，他的名字是五嶽之一，就暫且叫他五嶽。小時候我倆住一個大雜院，初中和高中同班，插隊同公社，分到同一工廠，當時五嶽是我的搭檔，也是我廠副廠長，他分管經營，我分管生產和技術。我們的成長過程基本相同，是志同道合的那種朋友。早在“四、五天安門事件”時，我倆剛進工廠當工人，就天天泡在天安門。在工人民兵動手鎮壓前一小時才離開，第二天一大早又返回天安門廣場，在再次戒嚴，清洗廣場前，親眼看到紀念碑東側最大的一灘血。 這裡還要提一下我們廠，因為很多事都與她有關。我們廠是當時北京市僅存的幾個部屬企業之一。她的痛苦之一就是，每年北京市組織的財務大檢查，必查我廠無疑。那時我們廠，有二十幾個足球場加起來那麼大，就是一個小社會，分廠區和生活區。有單身職工宿舍、家屬宿舍、醫務室、食堂、澡堂、幼兒園、商店、飯館，應有盡有。光汽車隊就有包括救護車在內的大小車輛近四十部。 還要說明的是，雖然那時已經有形容工廠廠長五毒具全的說法，我和我的同伴可都是兩袖清風。僅舉一例，雖然那時各單位，包括各車間都有小金庫。我們月底搶產值，加班加點後與生產部門和車間主任去吃飯，多數都是我出錢，也有時是我出大頭，他們出小頭。當時我們沒有孩子，我倆工資加起來680塊人民幣，在當時算是高收入了，但經常沒到開支就沒錢了。出國時連機票都買不起，借了一屁股債，才給我LP交夠了培養費（本科、碩士、博士，算下來工作不夠五年，每年要交7000塊），買了機票。到現在我還看不得這裡的中文學校，整點兒小事就出去公款吃喝。我管中文學校時，每年都會帶孩子們去演出，掙了錢交中文學校，請孩子們去吃飯，我自己掏腰包。費話少說，言歸正傳。 二、學潮開始 剛剛開始的學潮，令每一個人都很興奮、激動、熱情高漲。學生們爭取民主、自由的訴求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支持和讚賞，我們也不例外。特別是學生開始絕食的行為，雖然我們也覺得有些過激，但也十分理解和欽佩。我們剛過而立之年，又屬於思想較早熟，經歷較複雜，在單位擔當重任的那種，不會象十年前那樣立馬投身於運動之中。但我們在改革大潮下的國營企業，經歷了企業整頓、升級；推行承包製；職工優化組合等等的艱難嘗試和艱苦努力，成效實在有限，又面臨着日益嚴重的三角債，企業的前途渺茫，深感癥結在於機制，而機制怎麼改變當時誰也不知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首先要解放思想，打破枷鎖。因此，從本質上講，學生的運動附合我們求變的心理和渴望。 因為我LP是醫生，即使為了救死扶傷，也義不容辭地加入廣場救護的行列。每天下班回家，放下包就趕去她們醫院在廣場的救護點義務上班。我下班回家後，做點吃的帶給她，並在廣場逗留，觀察事態的發展。當時廣場上秩序很好，雖然正個廣場幾乎全部被學生占領，但學生們各就各位，條塊清晰，道路通暢，沒有任何的過激行為。我當時對學生們的組織能力既驚嘆，又佩服。可以看到一些社會人士前來鼓勵和慰問，也能看到抱有不同目的的閒雜人員。印象最深的，是見到當時的央視新聞聯播名主持。還見到一位港台模樣的四十幾歲的男人，說一些具有煽動性的不三不四的話，我當時就想，這小子弄不好是個台諜。從廣場回來，每天上班都與五嶽或其他同事交流情況，交換看法。以至後來在部黨組的內部通報中，指明我廠有一副廠長每天去天安門廣場，那就是在說我。 三、遊行 由於新聞媒體突然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大肆自由報道學運的新聞，社會各界開始上街遊行，聲援學生。很快使整個社會處於亢奮狀態，幾乎每一個人都蠢蠢欲動，我們的工廠已處於半停工狀態。作為主管生產的副廠長，我已經喪失了對生產的興趣，能否完成生產任務已經不重要了。這畢竟是關係每一個人的社會大事，一波又一波的大浪，衝擊着人們的每一根神經，我也是滿腦子都在關注事態的發展。在大規模遊行在電視上出現後，我廠的工人也提出組織遊行的要求。我預計，明天來上班，廠領導班子就必須面對是否組織遊行的決定。在那種群情激昂的時刻，我並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支持或反對組織遊行。我認為，多一個或少一個我廠去遊行並不重要。但是，在當時的政治制度下，在沒有接到上級指令的情況下，有組織地遊行是在玩火。回想我們經歷過的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粉碎四人幫和四、五天安門事件，這種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具有很大的危險性。因此，我更看重事態到底在向何處發展，也很想到現場去實地考察。同時也為了逃避我不知道該如何作的選擇，我決定以看醫生為由，請假一天。 這一天，我先到了我LP的醫院，想證實我LP說的是否屬實，不是不相信她，而是不想相信她說的。結果很失望。我LP說的不錯。改革開放十年後的學生，表現出了他們的不同。基本上都是接受救護，吃飽喝足，有的還洗個澡，再到廣場繼續絕食。難怪漫長的絕食沒有造成一人死亡。我很失望，但也能理解，畢竟絕食不是目的。從醫院出來就上了長安街。遊行的場面不必描述，我關心的是事態。當我看到遊行隊伍中打出了“打倒鄧小平”的標語時，心裡格橙一下，擔心好事將要變成壞事。 那一天，我廠領導班子在工人的呼聲和壓力下，為了穩定情緒，繼續生產，決定有組織的遊行。用於班車的大客車全部出動，從郊區開進了市中心。從工廠的利益和現壯看，我認為這個決定並不錯。但這是後來被審察時的第一大問題。我因為請假不在，此事自然與我無關。但明白人肯定都認為我玩兒了個小花活，雖然沒有人提過，我也絕不否認。 四、相持階段及與五嶽之間的討論和分析 遊行後第二天上班，我和五嶽互通信息（他知道我的計劃）。他向我講述了組織遊行的經過和各位班子成員的態度，我也講了我這方面的情況。我們又共同向黨委書記匯報了我們的所見所聞和看法（黨委書記是我們父輩那一代了，是個好人。我和五嶽都是他幾年前提拔到廠級班子的）。當時最讓我們感到振奮的是新聞報道的空前開放，新聞自由一直是中國政治領域最敏感的問題，當時新聞報道那種開放程度，讓我們看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新希望，讓我們興奮不已。我們還共同感覺到這場運動是有一股政治力量在推動，但到底是從哪裡來的，一時也搞不清。從我們的內心中對運動是支持的，雖然有過火的地方，但希望能有一個好的結果，能對政治體制的改革起到推動作用。不希望出現混亂和失控的局面。因為都是企業的領導，我們認為當時能做的就是穩定職工情緒，繼續正常生產，靜觀事態發展。 大概工人階級與知識分子的區別就在這裡，遊行完了，意願表達了，工作還要繼續做。雖然大家還在議論紛紛，但生產基本正常進行。 我和五嶽仍然密切觀察事態的發展。那時絕食已超過十幾天，很多學生們被老師和家長勸回學校，留下的，在不斷重複從廣場到醫院，再回廣場的過程。還不斷有更多的學生從外地或回家休整後再趕來加入。那時的天安門廣場已開始混亂。我LP不再去天安門了，她就是這樣的人，沒有意義的事，就不會再繼續做。我仍堅持不懈地每天去廣場，不再是走路，而是騎自行車轉一圈。有時我LP也跟我一起去。很多細節都記不清了，留在腦子裡的是一天不如一天的混亂、骯髒。到最後，不誇張地說，那天安門廣場比後來的自由市場還要差十倍。印象中，政府派了大客車後才稍有好轉。學生們的熱血還在沸騰，還努力地把自由女神像弄到了廣場。但許多孩子的精神已開始崩潰，零星的演講，多數是胡言亂語，不知所云。人們的情緒和廣場一樣，處於混亂之中。面對這樣的場面，只有一個詞來形容：痛心！我已經意識到，這場運動不會有好結果了。 面對這種局面，我和五嶽在某一天晚上留在工廠沒有回家。我們幾乎談了一夜，從頭到尾分析了整個事件，得出的結論讓人沮喪。從學生靜坐、和平示威、絕食開始；到《人民日報》社論定性“反革命事件”；到趙紫揚講話說天下不會大亂；萬里回國；新聞報道大開放；中央接見學生代表等等。明顯看出中央一直是兩個聲音。整個事件，都反映出了中央的不一致和左右搖擺。回想文化大革命和四、五天安門事件，哪一個不是因為上面亂了，下面才會亂。這就是中國的政治！就連我們一個小小的工廠，也是政治鬥爭的旋渦，領導班子一出矛盾，下面馬上就風起雲湧。從我二十九歲進入廠領導班子到出國的六年間，我廠領導班子換了四屆。加上我走時的換屆，就是五屆。我是唯一沒有被換過的。主要是因為我一直管生產，是最苦的差事，我又是唯一本專業畢業的長級領導。即使這樣，也仍然因權利之爭，閒了四個月，只讓我管蓋澡堂子。那是想看看，沒了我，是否無大礙。我那時閒着沒事，每天和工人一起和泥、砌牆。五嶽也是上了下，下了又上。我們的切身體會太深了。上面的問題不解決，下面的混亂就不可能結束。但我們實在不知道上面到底是怎麼回事，只覺得學生們變成了政治鬥爭的炮灰。事態的結果全在中央怎麼決斷。我們感到很困惑，很着急，也很無奈。 這裡有個小插曲。記不得是哪一天了，我正在與幾位科長和副總工程師開個小會，突然廠武裝部長風風火火地衝進來，沒等我問就開口說：“縣武裝部緊急通知，讓我們廠派兩輛大卡車和五十名基幹民兵到縣武裝部待命！”。我的腦子當時就跳出當年四、五天安門事件的畫面。我廠那一年也是出動了兩輛大卡車和五十名民兵。但他們是在外圍，沒有直接參與打人。我脫口而出：“想要幹什麼？”說出口就後悔了。但我還算反應快，稍微鎮定了一下，就跟他說：“廠長、書記都不在家。現在是月底，各車間正在搶產值，我只管生產，我要保產值。告訴他們等廠長書記回來後再說吧。這還不知道是誰跟誰呢！”這最後一句，正反映了我和五嶽對中央和上層的困惑。可沒想到這句“這還不知道是誰跟誰呢？”在後來接受審查時成了我的主要罪狀。原因是有人寫匿名信把我告到部里，主要罪狀就是這件事和這句話。這是後話。 五、終於採取行動了，但以失敗而告終 那一天，突然接到我父母的電話（那時電話還不普及，但因工作原因，我父母和我家都由單位安裝了電話），告訴我中央要召開幹部大會，他們都被要求參加，囑咐我不要有任何與事件有關的行動。 中央召開大會，決定軍隊介入。我們當時鬆了一口氣，認為事情終於要有結果了。但事態的發展恰恰相反。軍隊的介入使形勢急轉直下，全北京市頓時進入混亂狀態。為了阻止軍隊，學生和市民更大規模的參與進來。全城處以癱瘓狀態，滿街都是人群和路障。看到這種情況，我們是憂心如焚，希望人們能看清形勢，趕快撤退。但那時的人民群眾已經完全不能冷靜了。 記得有一天傍晚，天還很亮，就在我家門口，前三門大街上，年輕的學生們象接力賽一樣，一邊跑，一邊高喊着，傳遞從天安門廣場方向轉來的一個又一個，在我看來很具煽動性的壞消息。如“某某監獄已被騰空，要用來專門關押學生啦！”等等。看到這一幕，我的眼前浮現出小的時候在東長安街上看到紅衛兵的場景。我的血在往頭上沖，我實在無法把持自己干廠長多年所練就的矜持，也顧不得與當時的氣氛有多麼的不協調。衝上去截住了正在邊喊邊跑的學生，大聲地對他們近乎是吼着說：“你們知道你們是在幹什麼嗎？你們真的相信你們所傳的這些消息都是真的嗎？你們太年輕，沒有經過這種世面，不知道將有什麼要發生。想想文化大革命，想想四、五天安門事件。你們知道你們代表的是誰嗎？你們這樣鬧下去，對國家，對自己都沒有任何好處！趕快回家吧！你們的父母在為你們擔心，在等着你們回家吶！”這時候，周圍已經圍上來男女老少幾十號人。有人錯諤，有人點頭，有人嘆息。說完這些話，我扭頭離開了那裡，擔心繃不住再說出更多的什麼。沒想到，一位女士默默地緊跟着我一起進了電梯，電梯的門關上以後，她發表了一通與我相同的感嘆。我才知道，與我們有共同看法的人大有人在。只是在那樣瘋狂的氣氛下，多數人選擇了沉默。 城市交通已基本癱瘓，班車進不了市區，家住市區的職工無法上班，我們的工廠也無法正常開工。但家住廠區和周邊的職工還要每天到廠上班。好在幾年前為了管好汽車隊（汽車隊長跟我說，不會開車，別想管好這幫車豁子），我早就考了本子在開車。我每天開着一個121小貨車（當時根本不敢開小轎車進城），拉着五嶽一起去上班。除了保持廠子的基本秩序，我們都在擔心和議論當前的事態，我和五嶽都感到情況在惡化，學生們再不撤退，後果不堪設想。按我們的年齡、脾氣和本性，已經無法再袖手旁觀。雖然明知道我們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我們還是決定一試。 我們的計劃是：想辦法接觸學運的領導人，勸導他們馬上收兵。我們首先連夜趕寫了一份致學運領導的信，由五嶽執筆。五嶽的父母都是北京一大報的資深大編輯，他自己也是我廠的大文人，文筆比我要好十倍。信的大致內容是：首先充分肯定學運的精神和成果；表明我們對他們的支持和欽佩；分析了當時的情勢；刨析了繼續堅持的利害和惡果；結論是：他們必須馬上收兵，這是目前唯一的選擇！信寫好了之後，我們找來了住在廠區，會打字的廠機要秘書。她是那種完全可以信賴的人，她老公是我手下的車間主任，論派別，是在我這條線上的，也絕對可靠。我們一直干到天大亮。蠟紙打印，油墨印刷，大概印了一百份，具體記不清了。當時留了個心眼兒，沒有署真名實姓，但留了職務和年齡。主要表明我們是同代人，只是比他們多一些經驗和閱歷。文件準備好了，問題是怎麼送到他們手裡。 我們知道這件事情的利害，也許會對個人產生不堪設想的後果。我們告訴機要秘書和他老公，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守口如瓶。他們後來做到了。第二天，我們象往常一樣上班，就當什麼也沒發生。但這一天，我們找到了送信的方法。我找了我們的汽車隊長，此人年長於我十歲，軍人出身，絕對說一不二那種，對領導是絕對服從。我是他的直接上司，他也是我的鐵杆兒下屬之一。更重要的是，救護車是他的專車，從來不讓別人碰。真是得天獨厚的好條件！要知道，想見學運領導，我們知道的就只有天安門廣場中心的指揮部。那一天應該是6月3日，廣場早已被學生們封鎖，不許外人進入。最快捷地到達天安門廣場中心的途徑就只有救護車！為了安全起見，我們又找了一個幫手，此人叫小徐，他剛進廠時與我和五嶽在單身宿舍住同屋。小徐與我的關係堅如鋼鐵，在我出國後的連續三年中，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他自己掏腰包為我交了三年黨費，唯恐我一但回去，丟了黨籍後不能再當官。而他自己從來就不是黨員！叫他是為了給汽車隊長當幫手。我們只需要救護車把我們送進廣場，出來就是自己的事了。但救護車進了廣場，不拉人是出不來的，拉人送醫院，還要回到郊區的工廠，在這天下大亂的時候，讓隊長放單，我們也總是不放心。一切就緒。為了保密，免得在職工中造成影響，我們就等天黑了。 一切如我們想像的一樣，伴隨着震耳欲聾的警笛聲和令人眼花繚亂的警燈，我們跟隨着其它救護車十分順利地進入了廣場中心。除了無燈的廣場那到處可見的，不斷晃動的昏暗人影，讓廣場看上去那麼陰森可怖外，讓我沒有想到的，是那一輛緊跟着一輛的救護車。救護車上不停旋轉的警燈，成了整個廣場的唯一照明。我和五嶽剛剛跳下車，門還沒關上，我們的救護車後門就被人打開了，我還沒有看清是誰，人已被送進車裡的擔架上。在不斷的“走！快走！”的吆喝聲中，我趕緊沖隊長喊了一聲“小心！”，車子呼的一下，冒着青煙，絕塵而去。望着遠去的救護車，我心想：不愧是當兵的，真快。五嶽拉了我一把，我才回過神來。我們要趕緊找到指揮部。我們確信指揮部一定在某一輛大客車上。我們下車的地方是紀念碑東北側。大客車都停在靠近長安街的廣場北側。很快就到了停車的區域，但不知哪一輛是指揮部。問了幾個人，都不理我們。終於見到一位還算冷靜的男生，向他說明了我們的來意，他便帶領我們向指揮部那輛車走去。指揮車裡也沒有燈，遠遠地可以看見車裡面人影晃動。剛剛接近那輛車，就聽得咣鐺一聲大響，從車門裡摔出一個身軀，倒在地上。只見那人一咕碌爬起來，又躥回到車裡，緊接着是打罵的聲音和身影。我們震驚、無語、呆立當場。恰在這時，我們突然看到了救星。我們看到了學生代表與中央對話時，在電視畫面里出現的那位年齡較大，看上去與我們年齡相仿的女生。已經記不起她的名字了，但還記得她後來被判了刑，我們都很為她惋惜。她正站在指揮車側面的車窗下。我們趕緊搶步過去與她搭話。雖然看上去她根本沒心情與我們交談，我們還是棄而不舍地要把我們的話講完。畢竟她的年齡要大一些，要鎮靜得多。她還是和我們握了手，耐心的聽完我們以最簡短的詞句表述的來意。話是我說的。本人認為自己的表述能力很強。在上高中時，就曾不用講稿，給兄弟學校的全校師生介紹參加社會調查的經驗。講了四十分鐘，講得全場哄堂大笑，情緒沸騰。我的話說完後，她目視前方，若有所思，好象我們並不在她的面前。我們站在那裡，四目注視着她，靜等她的回答。突然，她既是在對我們說，又象是自言自語：“謝謝你們，我們正在做工作，我們正在說服大家撤離，總指揮不在這裡，我們正在聯繫，正在做工作，正在勸導，正在努力，正在。。。。。”邊說邊離開了我們。結果不用說了，我們精心策劃的書信即使交給了她，也一定是廢紙一堆。唯一的可能用途是變成我們的罪證。我們抱着那一大信封印刷品走回了家。幾天以後它們被全部銷毀。 我們的努力雖然以失敗而告終，但我一直心中憤憤不平。那些始作恿者，那些比滿腔熱情，思想單純的學生們更懂得政治，更懂得遊戲規則的精英們，上層人物們，為什麼不挺身而出，引導學運及時收兵，以避免很早就可以予測的悲劇。也許有人嘗試過，但更多的人可能更樂得看到這樣的悲劇發生，以達到他們所希望的效果。也許還有人為了保全自己，已經不在乎別人的下場如何了。中國歷史上有多少悲劇，大概都是這樣發生的！對我以前敬佩的那些領袖人物，政治精英，在這關鍵時刻的表現，我真是太失望了。不僅是失望，簡直是痛恨！ 六、慘烈的一天終於來了 六月四日，軍隊強行進城。有車也不能去上班了，更何況我沒有開車回家。只能在家裡看電視，聽廣播，打電話。我們不想看到的終於發生了，而且遠遠超出我和五嶽的想象。這一天實在太漫長，發生的太多太多。軍隊進城的過程我沒有看到。我只想記述我的親眼所見，那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暴力的場面。 當我看到真正的暴力行動時，已經是天快擦黑了。首先是聽到吆喝和吶喊聲。當時我正在十層樓上，趕緊跑到樓道往下看。先看到一個解放軍方隊，前面有人開路，大概有七、八個人，端着槍，吼着沖嚮往隊伍中投磚頭的十幾個民眾，當把他們嚇散後，隊伍跑步前行。不知道為什麼，部隊只有前鋒，沒有後衛。在隊伍衝過阻攔後，民眾又出現了，追着向部隊繼續投磚頭。眼看着兩個士兵被打倒，部隊仍不理會，丟下倒地的人繼續前進。眼看着那些民眾躥上來對倒下的士兵拳打腳踢，還用磚頭狠砸，我當時覺得他們要沒命了。好在解放軍的後續部隊又上來了。後一撥的前鋒又把那些人衝散。這一撥還是沒有後衛。第一撥的場景又重演。這樣的場面在大約五、六個軍人方隊過去之後，最後一個方隊的軍人且站且走，把傷員們收容。軍人過後，暫時趨於平靜。其間沒有人開槍。後來我一直在想兩個問題。為什麼部隊沒有後衛？為什麼不顧戰友的死活？這隻有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才能發生。可又是什麼，讓保護人民的子弟兵與自己保護的對象變成了你死我活呢？那些民眾，還是普通老百姓嗎？他們的兇狠和殘暴已經使他們演變成了打人的暴徒。又是誰給了他們變成暴徒的機會？ 平靜沒有持續很久。先前襲擊軍隊的人群又聚集起來，向我們對面的北京市公安局發動進攻。這時我們已經回到一層自己的家，透過我家廚房的玻璃，就可清晰地看到外面發生的一切。襲擊者先是遠遠地投磚頭，大鐵門旁崗亭的玻璃先被打碎了。接着他們繼續靠進，可以聽到大樓前門和旁邊玻璃的碎裂聲。公安局是有準備的。突然，一群頭戴鋼盔，手拿盾牌和警棍的警察，吶喊着衝出大門。襲擊者馬上四散逃跑。人群被衝散後，警察又回到警局內。這樣的情況不斷重複，也在不斷升級。攻擊的人不斷增加，除了磚頭石塊，又增加了燃燒瓶，很快崗亭被點着了。大樓台階上也在燃燒。警察的人數也增加了，原來是在樓內，後來都站在大樓外的台階上，用盾牌組成屏障。開始警察只是驅散人群，後來每次衝出來都試圖抓人。親眼看到一個人在我家樓門外的台階下被警察抓走了。這裡的事態在若干人被抓後開始平息。攻擊的人群開始撤離，嘈雜的聲音很快就消失了。 這時，由於門外靜了下來，可以聽到廣場傳來的槍聲。我們趕快爬到十層（電梯早就不開了）。從十樓上可以更清晰地聽到槍聲，還看到像節日放花一樣，但沒有那麼密集的，此起彼落的紅色彈痕，成弧形狀，不斷升起落下。那時的心情太沉重了。不知道廣場上又發生了什麼。真想過去看看，但實在太危險了，在LP的勸阻下，一直沒有再走出樓門。 七、到底天安門廣場上發生了什麼 6月5日，天安門廣場已清場。軍隊在距我家不遠，公安部後門附近設置了封鎖線。仍然有很多民眾繼續向封鎖線衝擊。不時可聽到吆喝和叫喊聲。象前一晚在公安局門前發生的一樣，部隊不時衝出來抓人。我們仍不能上班，呆在家裡看新聞。突然聽到有人在敲樓道的大門。出門一看，一名滿臉驚慌，混身是土，正在被追趕的男生急切的叫我們開門。我只猶豫了一秒鐘，就馬上把門打開。其實，軍隊只衝出了很短的距離就返回了，只是這名學生被嚇壞了，慌不擇路，才跑到我們這裡。我們把他讓進家裡，給他拿了一些食物和飲料，先讓他鎮定下來。然後我們開始詢問他的情況。他是從外地專程來京參加學運的。他簡單講述的經歷我記不太清了。只記得他驚慌之中加雜着憤怒和激動。他還揀到了一枚煙霧彈的彈殼，看上去象個手雷，他認定了那是一枚手榴彈，說一定要拿回去作為鎮壓的證據。我們勸導他趕快回家，他的家人一定都急死了。我跟他講，事情不是他所想象的那麼簡單。他再做任何事情，已經沒有意義了。他應該做的，就是保護好自己，安全回到家。火車站離這裡不遠，趕快去搭火車。我們還勸他把那個彈殼留下，帶在身上太危險。他執意不從，我們也就做罷。簡單吃了一些東西，擦洗了一把，等街上安靜時，他就離開了。熱情、單純的青年，這也算是他人生的鍛煉和閱歷吧。 之後的幾天，民眾與封鎖廣場的軍隊又有一些小衝突，但很快就消逝了。清理廣場的直升飛機在頭頂上不斷地盤旋。我們每晚還出門走一走，散發一下鬱悶的心情。大街上，是前所未有的寂靜和空蕩，很難看到一個人。 上班以後的第一天，大家都在議論紛紛，義憤填膺。我和五嶽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稱最後從廣場逃出來的一個我廠的小混混找了來。就我們仨人，把門反鎖上，嚴詞審問。這小子初中畢業去插隊，插隊回來與我們一起分到工廠。在入廠學習班和我同組。後來五嶽當過他的車間主任，對他多有調教。本質不壞，但不思進取，吊兒啷噹，愛湊熱鬧，膽子不小。平時見了我們就會耍貧嘴。人還算聰明，也明白是非。為了方便，這裡就叫他小張。 開始小張不想說，畢竟也三十歲了，有家有口，不想找麻煩。又不知道我們到底找他為什麼。跟我們打哈哈，說他只是瞎吹瞎侃等等。我跟他說，這裡只有我們仨個人，門是鎖着的，我們都這麼多年在一起了，你也應該了解我們。我去天安門廣場不比你少，只有六四那天沒去。我們只想知道那天部隊有沒有向人群開槍，有沒有打死人，你們是怎麼逃出來的。今天說的話，出了這個門，可以全不認賬。而且還要警告你，今天說的，到此為止，出了門，不許再跟別人說。惹了麻煩你吃不了兜着走。看到這架式，小張也嚴肅起來，講述了大體經過。 據小張所說，部隊到達廣場後，並沒有馬上進入，而是先把廣場包圍後喊話，命令他們從廣場一側離開。小張當時很害怕，但還是壯着膽子，跟着大家一起不走。部隊開始開槍，是真子彈，但是沖天放的。小張被嚇壞了，馬上就趴在了地上。其他所有人也都一樣，都趴了下來。並開始有人往外挪動。一有人挪，大家都開始跟着挪。也有膽子大的，一看沒有向人開槍，就又直起身來。部隊一看有人站起來，馬上又開槍，沖天或沖頭頂放，小張已經分不清了，但不是沖人。聽到槍響，站起來的人又趴下。不斷有人站起來，部隊不斷地開槍。最後沒有人再敢站起來了。都在地上爬着走。用他的話說，真丟份兒，我們都是從廣場上爬出來的。我再三向他追問，有沒有看到部隊向人群開槍？有沒有看到有人流血？他說，真的沒有。審完他，我和五嶽心裡才放寬了些。 後來的資料顯示，在天安門廣場沒有流血。但後來的電視畫面只顯示了人群在出口處湧出的鏡頭，沒有顯示人們從廣場撤出的場景。大概是不想讓人看到開槍的畫面，過份地刺激人們的視覺。我不想說軍隊在整個事件中沒有向人群開槍，但在廣場沒有。我相信小張的話。 八、接受審查 在事件平息後不久，全國範圍，從上到下的大規模審查拉開了帷幕。這就是中國的政治。帝王時期是殊滅九族，現代社會是過篩子，人人過關。我們是部屬企業，又是重災區，部里派了三名退居二線的正司級幹部，無限期進駐我廠，進行深入排查。我們首先做的是，騰出每人一間辦公室，一個辦公桌，一台電話，一張床，加上起居用具。食堂抽出專職廚師，確定專用單間餐室。一切就緒後，仨位大員進住我廠。每天吃住在廠里，不辭辛苦，從早到晚找人談話，走訪家庭，開始了漫長的清查工作。每周一次專車接送，回家休息一天。 憑良心講，這一次的清查工作，與以往大大地不同。總結起來是，雷大雨點小，與人為善，不置人於死地。這與時代的發展，人們思想的轉變，以及上層的政策都有關係。當然也不排除執行人員的個人水平和品質。我廠的情況基本是和風細雨，沒有一個人受到懲處。 清查的重點是領導班子，我又是領導班子中的重點。記不得有多少次被叫去問話。我當時的心態是坦坦蕩蕩，把除了寫信和送信那一節隱瞞了之外，上述的全部內容和細節都如實地作了交代。唯一沒有交代，也令我沒有想到的，是縣武裝部那件事。他們是仨個人專門為這件事找我。並明確跟我講有人寫匿名信，揭發我這件事。我當時確實很吃驚，也有些措手不及。但我很快冷靜了下來。我就把我對當時時局的分析和看法和盤托出。他們問我，那句“這還不知道是誰跟誰呢？”是什麼意思？為什麼不和黨中央保持一致？我說，當時中央沒有明確的聲音，新聞報道一邊倒，中央都在左右搖擺，我們根本無所適從。我是管生產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本職工作。正值月底，當時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完成生產任務。縣武裝部不是我們的直接領導，也不知道是誰在那裡掌控。更何況，這麼大的事，本應廠長或書記來拍板。後來證明，我的解釋被認可了。但這件事也讓我很自悲。就那麼幾個人，我居然到現在也猜不透，那匿名信是誰幹的。只能感嘆，人的劣根本性，在關鍵時刻就會暴露無遺。 我感覺，在審查後期，仨位大員的重心轉向對幹部的全面考察。最後一次找我談話，首先擺明，對我的審查基本結束，沒有發現大的根本問題。但對我說，我們有一個問題一直不明白，你做了這麼多，說了這麼多，難道你一點都不怕嗎？我說，我沒有什麼好怕的。我本來就是一個性格坦蕩，胸無大志的人。既不為名，也不為利。領導班子換了這麼多屆，哪一個不是又出國，又分房，只有我沒沾到任何好處，我也不需要這些好處。我插隊時就想當個農民挺好，在大自然里勞作，從沒覺着苦。將來蓋上三間大房，把父母接了來住一住，也是挺好的人生。到了工廠當工人，也很喜歡我的工作。認為我不合格，我還可以再去當我的工程師，甚至去當工人，而且一定是一名好工人。我並不在乎做什麼，我只是願意承擔我的責任，習慣於做什麼都要做到最好。我的座右銘，就是刷廁所也要比別人刷的乾淨。我也永遠記着毛主席那句話，相信群眾相信黨。誰好誰壞，群眾的眼睛是最亮的。也相信組織會客觀公正地看待我。我說的挺激動，他們也點頭表示讚賞。大概也是這次談話起了作用，在我決定出國前，部里幹部司找我，想讓我接正廠長。 九、後來 整個事件雖然過去了，我和五嶽卻對形勢很悲觀。我們認為，好事變成了壞事。民主政治的改革大概要至少滯後五到十年。我們原來就想過，承包製只是在大鍋里分食，還是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只有觸動產權，改變所有制，才能從根本上徹底打破大鍋飯。這應該是早晚的事。但六四的發生，必然使改革放緩，甚至停滯和到退。再想想我廠的現狀，到處被束縛着，被捆綁着，被制約着。僅舉一例。有一名職工嚴重違反紀律，泡病在社會上鬼混，根本不來上班，還作假，套現醫藥報銷費。我們想處理他。只因為他父親原是部里的幹部，後曾任我廠武裝部長。有三名部里的司長，打電話到我家來說情。廠長、書記外加工會主席，也受人之託來做工作。弄得我們無法下手。反過來，上面一句話，你個小小廠長就走路。雖然我們都還在不懈地努力工作。但面對前途，我們實在打不起精神。這也是我最終放棄升任廠長的機會，毅然追隨我LP出走美國的根本原因。 事實證明，我和五嶽當時對形勢的分析並不全對。現在回想起來，我們應該從當時清查過程的不同中，看到新的希望。中國在不太久的時間裡就從陰影里走了出來，改革沒有停滯。這要歸功於鄧小平的高瞻遠矚。這也是為什麼，不管別人怎麼說，我始終認為，鄧小平是真正的偉人，是稱職的舵手。 有人會問，你走了，五嶽怎麼辦？覺得有必要交代一下五嶽的情況。我出國後，部里派了一位很有背景的處長到我長任正廠長。此人是個實幹家，他與五嶽配合默契，幹得有聲有色。但好景不長。我廠很快被下放到一市屬大公司。兩年以後，因權利之爭，他倆雙雙被搬倒，同時被平調到公司內其它單位。那位有背景的廠長後來被部里從市里要出，派往外地一個更大的工廠當書記兼廠長，可謂權侵一時。但我97年回國時，他又從那裡敗下陣來，被放在北京一研究院任閒職。當年，我在與他交接時共處了四個月。聽說他回京了，就專程去看望了他。好在他看上去雖然有些憔悴，但雄心還未減，還想從頭開始。 該說五嶽了。五嶽就是五嶽，他被平調之後，一氣之下，不顧黨籍，不顧公職，毅然跳海。通過過去的關係和熟人，糾集我廠的生產和技術骨幹，另起爐灶。創辦了自己的集體企業，全體職工入股，終於實現了當年的夢想。產權機制的改變就這麼神奇。大家都是在為自己干，干的好就有飯吃，干不好就喝西北風。當年我們1500人，吭吭譏譏，一年下來，不過干一千萬。他們300多人，去年就幹了四個億。 我每次回國都會去看五嶽，看他們自己的企業，與他討論時事、政治、經濟。雖相隔萬里，事隔近二十年，我倆還總有說不完的話題。我為五嶽的成功高興。他比我吃了更多的苦，甚至還為企業蹲過一次監獄。但他最終成就了自己的事業。 我雖然逃離了祖國，在別人的土地上，也經歷了近二十年的坎坷，卻沒有五嶽那麼多的輝煌。但我並不後悔，人生走到哪裡都是豐富多彩的。出國後最大的收穫，是在我們結婚十年後，有了自己的一兒一女，可以盡情享受無憂無慮的燦爛生活。說來也奇怪，二十年後的今天，我並不羨慕五嶽的生活，可五嶽對我卻極其羨慕。 十、結束語 六四事件已經過去二十年了。它對國家和個人都是刻骨銘心。創傷和損失是那時的事實。不管你那時的經歷如何，從你的經歷中得出了什麼結論，是恨，是愛，是悲哀，還是嘆息，都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企盼那樣的暴力和悲劇不要再次發生。 可是今天的世界，每一天都在上演暴力，悲劇每一天都在發生！很多都是不以善良人民的意志為轉移的，就象我和五嶽當年那樣的無奈。 只能可望，暴力和悲劇不要在我們身邊發生，特別不要發生在我們的孩子身上。即使它不能避免，也要教育我們的孩子們，珍惜生命，珍惜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