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石原莞爾作為次席從陸軍大學校畢業。本來石原應該是首席畢業生的，但陸大硬是把他從首席降到次席。因為首席畢業生有在天皇面前發表御前講演的榮譽，而誰也不知道這位瘋瘋癲癲的天才會當着天皇的面說些什麼大逆不道的話出來，為了保險，還是不給他這個首席畢業生的稱號對誰都有好處。

（訓練中的石原莞爾，據說石原在術科上擅長“銃劍術”，也就是拚刺刀。陸大沒有這個科目，每星期回老聯隊去練。日俄戰爭黑溝台會戰中和老毛子拼過刺刀的第31聯隊都請他去當過教官）

石原到底幹過什麼事讓上官如此戒備他？前一年的1918年特命檢閱的時候出過一件事。所謂特命檢閱是每年由陸軍元帥或大將代表天皇到各地去檢閱部隊，和平時期日本陸軍最大的事情。那年到陸軍大學校來的是元帥梨本宮守正親王，這位守正親王后來是戰後被關進過巢鴨監獄的唯一皇族戰爭犯罪嫌疑人，梨本宮老遠就看着石原莞爾不對勁，倒不是因為他那把好長好長的軍刀，而是石原穿的軍裝實在太怪。日軍軍官有兩種軍服，一種是黃呢料子的，一種是卡其布的。在像這種正式的場合，應該是穿呢軍裝，掛出所有的勳章——其實所有其他人也都是這麼做的，就石原莞爾一個人穿的是卡其布軍裝。在人群中顯得格外扎眼。

守正親王特地走到了石原面前問他：“這就是你最好的軍裝？”

石原莞爾立正敬禮回答：“這就是下官最好的軍裝。”

熟悉日本人習慣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在穿着上面非常煩瑣。這種場合下不穿最好的軍裝就是一種失禮行為，石原莞爾明顯在撒謊，可是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守正親王想不出來，只好莫名其妙地走了。邊上的陸大校長河合操少將知道石原莞爾這麼做是在抗議，望他臉上抹黑，是又氣又急可又說不出來。

石原有個同鄉叫齋藤元宏，在陸軍士官學校高他一期，在陸軍大學校還是高他一期，兩人關係相當好，在陸大都住在一起。齋藤和石原的性格也一樣，不喜歡在學校讀死書，喜歡到外面去亂逛，關心的也都是中國問題。但齋藤不是像石原那樣的天才，一亂逛就拉下了功課，在討論要不要對齋藤實行退學處分的會議上，同意和不同意的票數一樣多，結果是校長河合操一票定勝負，齋藤被退回了原聯隊。石原對河合校長的這一票不滿，找了這個機會來發泄。

所以校方不敢給石原“御前演講”的機會，萬一這位石原又有什麼怨氣要在天皇前面發可就要捅大漏子了，乾脆把他從首席拉下來，這樣大家能過安生日子。

（陸大畢業後大尉任官式的紀念照，坐者是石原莞爾）

陸大畢業在原聯隊干一陣子以後大家都去陸軍中央。石原莞爾是軍刀組，按理是應該去參謀本部作戰部的，可是調令很奇怪：去陸軍三大衙門中最沒名堂的訓練總監部。這是因為石原的種種反常怪癖實在是太有名了，大家對他都有點敬而遠之。周圍對石原的這種心態一直持續着，用第二師團最後的師團長馬奈木敬信中將的話來說就是：“聚在石原莞爾的周圍的全是些像流氓黑社會似的人，稍微正常點的人就不可能和他合得來。”

到訓練總監部幹什麼呢？搞訓練綱要和操典。別看說得那麼冠冕堂皇，其實就是校對校對稿子，石原莞爾有個陸士陸大全是同期的朋友，後來做到由良要塞中將司令官的橫山正雄，兩人這次全在訓練總監部搞校對，一個念稿子，另一個看樣板。

其實中央機關的工作就是這樣，想往上爬就必須先學會忍受這種無聊。可石原哪受得了這個，有意大着嗓門對橫山就喊上了：“這種工作幹嗎要你我這樣陸大畢業的精英來干？隨便找兩個下士官不就行了？”

見沒人答茬，石原莞爾乾脆就泡上蘑菇了。成天什麼活不干，叉着雙手侃大山。石原侃大山是一絕，他看過的書多，口才又好，大家都喜歡聽，這樣一個辦公室就被石原攪得什麼都幹不了了。高級課員淺田中佐看不下去了，讓人把石原和橫山兩人的辦公桌移到他自己的小辦公室里，省得干擾大家，同時在本官鼻子底下，還怕你反上天去？但是馬上就發現他自己也覺得和石原聊天其實挺有意思。

但是活還得干，堂堂大日本帝國軍人哪能成天侃大山？可這位就是位神聊，怎麼處理可成了問題。既然石原如此不安心本職工作，成天在神侃什麼“支那大陸”，那你就乾脆去中國吧，這是你自己想去，可不能埋怨是中央衙門在驅趕軍刀組人才。就這麼石原莞爾大尉在訓練總監部幹了不到一年，在1920年4月就被派到武漢陸軍中支派遣隊司令部去了。

在別人看來是受了排擠，可石原無所謂，他早就想到中國去實地考察了。石原莞爾在武漢的頂頭上司就是當時任中國公使館武官助理的板垣征四郎少佐。日本陸軍有好幾對“一幫一，一對紅”的，比如大山嚴和兒玉源太郎，辻政信和服部卓四郎，人們在談到其中一個就必須要提到另一個，這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也是這麼一對。

（石原莞爾在武漢研究地圖，當時參謀本部繪製的中國大陸詳細地圖已經接近完成）

在武漢的日子裡，這位軍刀組精英不辭辛苦，到處化妝考察偵察。有時化裝成扛大活的苦力，被中國警察扒光了搜身，被抄走最後的一個銅板。這種經驗讓石原得出了一個結論：中國的官府對民眾實在太苛刻，民眾決不會和官府站在一起，這個結論對後來的9.18有相當大的影響，但石原的見識畢竟還是沒有脫離陸大精英的局限，他沒有認識到民族矛盾的優先度經常會高於階級矛盾，他沒想到在他看來是完全敵對的苦力和官府到時候是會聯合起來和大日本帝國過不去的。

其實如果讓石原在中國大陸再多呆些日子，也許他會弄明白這一點。但是這裡沒有如果，軍刀組的石原被弄到武漢成天在做小探子這件事總讓軍部有點不自在，結果在一年後的1921年7月又把石原莞爾大尉從中國大陸給調了回來，但三大衙門（參本，陸軍省，訓練總監部）誰都不要這個出了名的變態者，只好把他弄到陸軍大學去當兵學教官，不是喜歡侃大山嘛，那兒正好。

軍刀組畢業的優秀學生有選擇到國外留學的自由，而石原莞爾由於畢業以後一直東奔西走安定不下來所以還沒有出國。現在定下來了，就應該讓石原出國了，因為石原主修的是德語，加上日本人最佩服的就是德國人，所以石原莞爾很自然地就選擇了去德國留學。

1922年7月，石原莞爾去了德國。

（石原莞爾在去德國的船上）

剛開始德國參謀總部的參謀軍官們並沒有把石原看在眼裡，只不過是又來了一支黃皮猴子而已。誰知道這支黃皮猴子有點不一樣，他不是光聽教誨來的，他是來挑刺的，從一開始石原提出的問題就讓驕傲的條頓軍官們不好回答。

石原的問題是：“一戰時德國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被狹窄的道路困的一籌莫展，是不是本來德軍的進攻路線不是比利時而是荷蘭？”

確實是這樣，但一戰爆發時德軍總參謀長天才謝里芬已死，繼任的小毛奇是個無法理解謝里芬計劃的凡才，所以才有借道比利時，結果被狹窄的比利時街道困得動彈不得的情況。但這是德國陸軍的恥辱，德國人絕不肯公開承認這點，現在一隻他們所看不起的黃皮猴子愣是自己推導出來了這一點，而且很接近事實真相，怎麼不讓德國人刮目相看。於是石原莞爾索要的任何資料德國人都很大方地提供出來。

石原莞爾在德國的時候，陸軍士官學校本科長，後來的訓練總監，皇道派的重鎮真崎甚三郎少將也在德國訪問。真崎親眼看到了德國人是怎麼把他這個少將扔在一邊而捧着那個大尉的，所以從此以後真崎在一切場合盡力拉攏石原莞爾。但說實話石原莞爾對那個什麼天皇沒多少敬意，到後來連關東軍集體放棄日本國籍的胡言亂語都說得出來的主，怎麼會理會他最討厭的官僚人才。

德國當時正值一戰戰敗後的困難時期，通貨膨脹極其嚴重，日元相對於馬克是異常堅挺。石原在德國成了個大富翁。到了德國，石原莞爾立即喜歡上了照相機，買了一整套照相設備和沖印設備，從此喜歡攝影的習慣陪伴了他一輩子。不管到哪裡，除了軍刀望遠鏡之外，他還永遠帶着照相機。現在留下來的有關“滿洲事變”（日本人對“9.18事變”的稱呼）的照片中不少是石原莞爾親自拍攝的。

（柏林街頭的石原莞爾）

但石原莞爾在德國人眼裡就僅僅是一個能夠猜出作戰計劃的怪才罷了。高級軍官在歐洲屬於貴族階級，都應該是有教養的紳士，而石原莞爾只是一個粗俗的流氓。比如照相機的望遠鏡頭就被石原莞爾稱作“馬摩羅”。“摩羅”在日語中有生殖器的意思，石原莞爾把手電筒，照相機鏡頭等全叫做“馬摩羅”，不但在日本人面前這麼叫，還興致勃勃地對德國軍官們開設這種日語俚語課程。

剩下來的錢石原莞爾包了個二奶。據看見過的人說，也不是什麼傾國傾城的金髮美女，就是石原莞爾不知從什麼旮旯里撿來的一個失業女工。石原解釋說，只要是母的，能用就行，“毛唐”嘛，有什麼漂亮不漂亮的？

“毛唐”，是日本人剛見到西洋人時少見多怪的稱呼，到了那時候已經沒有人用了。就石原莞爾頑固地堅持這一稱呼。石原莞爾是一個國粹主義者，到了蠻不講理的地步。在德國時除了在德軍總參謀部裡面工作時穿軍服之外，在什麼地方都是穿着和服拖着木頭趿拉板，參加什麼宴會也是自己帶着筷子去，拒絕使用主人提供的刀叉。理由是和服，趿拉板和筷子是日本的國粹，比“毛唐”們的東西崇高，為什麼要低三下四去用“毛唐”們的東西？至於照相機也是“毛唐”們的發明，石原莞爾好像沒有意識到。

（除了服裝，石原還從大使館弄來了全套日式家具）

就這樣還有錢富裕，剩下來的錢全讓石原化在收集拿破崙的文物和紀念品上了。

回國時美國駐德國武官邀請石原莞爾繞道美國，石原傲慢地對人家說：“nein, 我去美國得有美國占領軍的司令官的身份”。

石原是狂妄，這種話是出格，只有石原莞爾才說得出來。但是值得指出這種狂妄的口吻當時在日軍軍官和歐美軍官交往的場合中經常會出現。日本人在歐美人面前總有一種天生的自卑感，為了掩飾這種自卑感，又特意表現出狂妄的自大，想扭轉自己在歐美人看法中的“野蠻，不開化”的印象，殊不知正是這種表現反而充分顯現了日本的野蠻和不開化。

但是當蘇俄的武官請石原莞爾繞道蘇俄，乘西伯利亞鐵道回日本的時候，石原倒很爽快地就答應了，當然最後沒有成行。大概石原是想親眼看看這個日本帝國最大威脅的國家到底是怎麼回事吧。

從德國回國的兩個月前，1924年8月石原莞爾被晉升為步兵少佐，從德國回國以後，石原莞爾還是回到陸軍大學校去當兵學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