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墓碑 讀楊繼繩《墓碑》（中國60年代大饑荒紀實） 劉放 一 新華社高級記者、現任《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的新著《墓碑》於今年五月在香港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這是一部長篇調查報告，約一百萬字，詳細記述了中國上世紀六十年代大饑荒的史實。 對於這場大饑荒，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1962年劉少奇又對鄧力群說：“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 但大饑荒過去四十多年了，中國還沒有這樣一本書出來。這一段歷史始終含糊不清，幾千萬亡靈魂歸無所。作為一個有良知的新聞工作者，楊繼繩義不容辭肩此重任，決意將這一曠世歷史災難寫下來，以警後世。為寫此書，他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走訪了大量當事人，包括當年的大小官員、饑荒的倖存者、及見證人。他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包括公開或未公開的各級檔、檔案、會議紀錄、談話紀錄，及各種地方誌、縣誌，也參閱了許多專著、統計資料等。經十多年辛勞，收集了近千萬字的資料，終於寫成了這部巨著，填補了這一歷史空白。 必須指出，在這場大饑荒中，大量的死亡發生在農村。中國的城鄉雙軌制下，當時占百分十幾的城市人口仍能得到有限的糧油供應，城市餓死人不多。故話語資源稀缺而苦難深沉的農民往往被時代所忽略。楊繼繩出身農村，父親也死於這場饑荒，有切膚之痛，由他完成此一歷史使命實在也是某種必然。 先前讀到過香港作家倪匡對此書的介紹，他希望更多的人們能讀這部書，以瞭解歷史真相。但又勸諭人們不要輕易去讀此書，因怕一般讀者在心理上難於承受。雖然有倪匡“預警”，當我真正讀到此書時，還是難於承受錐心之痛，幾番掩卷，不忍卒讀。 饑餓而死是一種漫長的痛苦過程，它對人的肉體、心靈是極其殘忍的折磨，摧毀的是人的理性、道德、人倫、良知和尊嚴，然後才是生命的死亡。 老實說，在看到此書之前，我對當年大饑荒的認知還是相當有限的。尤其對饑民相食的事，以為是極其個別的現象。但此書記述的大量事實，說明當年吃人的事件相當多。作者引述毛澤東前秘書李銳的話說，當時人吃人的紀錄全國至少上千起。作者採訪紀錄的此類事件，資料詳實，證據充分，時間、地點、當事人姓名一應俱全。讀來令人毛骨悚然。當然，因為這一歷史事件本身的悲劇性、嚴肅性，作者只能以極其嚴謹的筆法，作冷靜客觀的記述，文字辭藻盡可能樸實簡潔。故不能寫得文彩飛揚，是寫史的另一筆法。 作者在上篇著重介紹了全國大饑荒中其中十二個省的情況，是為詳寫。這十二個省是他一一實地考察過，並詳細閱讀過檔案資料的，寫得相當具體。對他沒有實地考察的其他省份，則根據通過各種管道查閱的資料，在書中作了介紹。對書中涉及的事件、引用的資料，都詳實註明來源、出處，有些還配有照片，真實可信，無可質疑。 作者在前言中說，書取名《墓碑》，一是為他那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三是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四是如果因寫此書而遭至不測，也算是為自己立個墓碑。他說，我立的這塊碑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作者寫作此書的目的相當明確，就是要讓世世代代記住這場災難，永遠不讓歷史悲劇重演。 二 這場大饑荒到底餓死了多少人？由於主要當事人已離世，原始統計資料已銷毀，應該說難於得出完全準確的數字。中外人口專家們計算出來的數字有所差別。作者參照了各種資料，認為死亡人數應不低於三千六百萬人。 作者曾採訪了當年在公安部負責人口統計的王維志及其時擔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先生。周伯萍老人對作者說：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送毛澤東與周恩來兩個人。周恩來看到後即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於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及印刷版。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這才放心。 因此，人們再也無法看到大饑荒中與人口死亡相關的統計資料。但現在看來，就是此一份統計資料也未必完全準確。因為當時各級官員害怕承擔政治責任，都盡可能隱瞞或少報餓死人口。 後來的人口學者、人口專家們用以研究的資料，主要是中國國家統計局編的《中國統計年鑒》，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編的《中國人口》叢書等。 這種計算方法涉及到統計學等多種專業，複雜而繁瑣。作者在書中列舉了大量的統計表和各類圖表。一般讀者要完全瞭解較為困難。只能看看他們的計算結果。大體上，他們是以1959年至1961年三年的人口數字、出生率、死亡率，與1959年前三年，及1961年後三年的人口數字、出生率、死亡率作比照。因為死亡率包括自然死亡與非正常死亡，所以要從中相對科學的計算出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餓死人口），有一定的難度，專家們計算的結果也會出現偏差。 作者自己的計算結果，較接近中國學者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1993年出版）、曹樹基（見《中國人口科學》2005年）、王維志（見《關於解放後我國總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長人數差數情況》）的計算結果，認定死亡人數約為三千六百萬。 這也只是一個比較保守的數字。如果以一些中國官員自己作的統計，三千六百萬這個數字顯然是偏低的。如前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著文說，四川省在大饑荒中餓死一千二百萬人。而專家們的計算是約八百萬人。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下放安徽勞動，認為安徽餓死五百萬人，而專家們的計算結果為兩百六十萬人。薄一波曾說山東省餓死三百萬人，而專家們計算的結果為一百八十四萬人。或許這些官員們提供的數位有他們的根據，但專家們只能以手頭的資料為依據，計算出比官員們所說低得多的死亡數字。儘管專家們知道這些資料並不那麼準確（如上所述，地方官員們怕承擔政治責任，往往隱瞞或少報死亡人口）。 這些數字都是中國體制內的專家學者統計出來的。一直以來許多人總是有個誤會，以為60年代大饑荒的死亡人數都是“西方敵對勢力”或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編造出來的。事實並非如此。 三千六百萬個生命意味著什麼？這相當於幾年前兩個澳大利亞的人口總數。是1945年美國投放到日本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口的四百五十倍；或相當於日本在中國南京大屠殺中殺害人口的一百二十倍。這個數字也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死亡人數（一千多萬），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總死亡人數（約四千多萬）。也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近代史上記載的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死亡人數為一千萬人，已經是歷史最高紀錄。 1998年諾貝爾學獎得主阿瑪蒂亞寫道：（中國60年代）這場饑饉實際上是世界史上有紀錄以來最大的一次饑饉。 這還不包括在大饑荒三年間全國減少生育的三、四千萬人口。 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一堆數字。我知道有許多人對這樣的數字早已無動於衷。然而這堆數字背後是多少慘絕人寰的悲劇，多少個人及家庭撕心裂肺的痛苦，是多少千萬堆的森森白骨。 今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八萬多人罹難。中華舉國悲痛，全民哀悼。但有幾人記起大饑荒死去的三千六百萬生命？有多少人為他們慟哭流淚？ 三 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得到的資訊都認為，這場大饑荒的主要原因是出現了三年特大自然災害，加上當時的“蘇修”逼債。連《墓碑》作者本人對此也曾經深信不疑。 但作者後來經深入調查研究，查看了這些年間的大量原始資料，發現以上這些說法與事實完全不符。 先看看所謂的自然災害。作者曾先後五次到國家氣象局向專家求教。經他們幫助，找到了許多相關資料。其中最主要的有高素華主編的《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北京氣象出版社，1993年），及金輝的《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1895――1979）。 高素華的這本圖集是中國農業氣象學家根據1951――1990年間分佈在全國350個氣象點站資料作出的分析。其中當然也就包括1958年至1961年間的詳細氣象資料。 而金輝先生提供的資料圖表，是國內許多著名氣象水文專家根據全國120個水文站歷年的水文氣象檔案資料編制的。詳細紀錄了1895年以來80年間全國各地的旱澇情況。 作者在《墓碑》一書中大量列舉了這些資料。同樣，這都是些相當複雜繁瑣的圖表、數位和專業用語。而專家們得出的結論是：1958年――1962年間根本沒有出現特別的災害性天氣。如果與別的年份作比較的話，這幾年堪稱是風調雨順。 當然，中國幅員遼闊，地理氣象條件複雜，每一年中，總會有某些區域出現程度不同自然災害。可以說是無一年無之。而在資料中顯示，以大饑荒三年間所遇自然災害作比照，則1956年、1957年、1962年、1963年、1977年、1978年等等年間的受災面積都超過這三年。 再說，在通常情況下，即使局部地方出現災害糧食歉收，以中國地方之大，一般都能自行調適，以豐補歉。中國有俗語說是“湖廣熟，天下足”。又說是“四川熟，天下足”。可見這種調適餘地是很大的。歷史上，除非出現特別嚴重、遍及全國而又持續時間特別長的自然災害，否則都不會大量餓死人。 再看看所謂“蘇修”逼債的情況。作者對此查閱了大量相關檔，證明根本沒有蘇聯逼債的紀錄。研究中蘇關係的專家、北京大學教授沈志華也在其著作中指出，他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記載蘇聯曾經向中國逼債（見《援助與控制：1950年代蘇聯與中國的核武器研製》，《歷史研究》2004年第三期）。 中蘇間的關係是從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初期逐步惡化的。一直到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才撕毀了同中國簽訂的600個合同，並陸續撤走他們的專家。 而蘇聯撕毀的這些專家合同與科技合同，與農業生產毫無關係。更主要的是，此時中國的大饑荒已經持續了一年半，大量的民眾已經餓死。將大饑荒的責任推給蘇聯逼債，毫無事實根據。 相反，沈志華教授還在資料中發現，蘇聯為幫助中國解決饑荒問題，主動以貸款方式向中國供應100萬噸小麥和50萬噸食糖。但中國政府沒有接受小麥，只接受了食糖的援助。這筆貸款為3•296億新盧布。 蘇聯向中國提供的貸款總額為66億舊盧布（折為14億新盧布），中國是在1964年自己主動提前一年還清的。提前還清是我們為了面子，並非是由於蘇聯的壓力。 必須指出的是，在這三年大饑荒期間，中國政府還拿出大量的資金和物資，支援別的“兄弟友好”國家。1964年12月31日，周恩來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自豪地宣佈：在困難時期，我們不僅基本還清了外債，“我們還拿出比這個時期償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 在大饑荒最嚴重的1960年，國家成立了專門的外援機構，數額也在這一年激增。其中1961年至1964年的外援總額為35•5億元。 事情非常清楚，造成這場大饑荒的原因，不是自然災害，也不是蘇聯逼債，而是人禍。是中國政府1957年以來的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食堂化等等一系列違反自然規律、違反人民意志的錯誤方針政策（包括對農民超限度的強征糧食），造成了這場大劫難。 不幸的是，在赳偏救災的過程中，又一錯再錯，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批彭德懷，沒有及時扭轉錯誤路線，饑荒遂繼續惡化。而在全國實行的專制統治也阻斷了民間自救之路，各地基層幹部派民兵持槍攔截饑民逃荒要飯，認為這是給社會主義抹黑。這也加劇了死亡。 當時執行的封閉政策，更對外部世界封鎖消息，拒絕國際社會救災。可以想像，如果能象現在的北朝鮮那樣接受國際救援，情況將會緩解很多。 對這場人禍，劉少奇在1962年中共中央七千人會議上，承認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也被迫在會議上勉強做了檢討。劉少奇處在當時的位置上，不能不顧及各種利益關係，尤其是考慮到毛澤東的面子，他說這句話顯然是有所保留，打了折扣的。實際情況全是人禍。 但劉少奇因為這句話，得罪了毛澤東，惹下了大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慘遭整死。至少，這是個關鍵的起因。據江青在文革中透露，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憋了一肚子氣。也就在此時開始，毛澤東決定除掉劉少奇。 據許多專家考證，這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動因之一。 四 事情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中國的變化，足可以“天翻地覆”來形容。不管存在多少社會問題，不管貧富如何懸殊，社會已經進步，物質生活水準更是大大提高了。要承認的一個事實是，無論人們擁有多或寡的財富，肚子已可以吃飽了。在城市，已出現肥胖問題。有的農村也出現賣糧難現象。 同是這片天，同是這片地。而現在的耕地面積已比60年代減少很多，人口卻增加了近一倍。糧食是從哪裡來的？原因是什麼？ 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鬆開農民的手腳！ 這就從反向證實了四十多年前那一場饑荒悲劇，實在是不應該發生的、不折不扣的人禍。 歷史事實證明，以中國土地的肥沃，自然條件的得天獨厚，以中華民族的勤勞智慧，只要有十把年休生養息，沒有橫徵暴斂，沒有戰爭，沒有特別超常的自然災害，不管誰當皇帝，神州就會富足，人民就有溫飽。 就是在生產關係並不先進、生產技術落後的封建時代，中國也出現過經濟繁榮、歌舞昇平的一個個“盛世”。所謂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等，至今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其中的貞觀之治，史載長安斗米三文錢，“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備糧，取給於道路焉。”這種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社會道德風氣，這種走到哪裡都可以免費吃飯的物質條件，讓任何一個古今中外強國都自愧不如。 中國走到了今天，許多問題都值得我們作更為深入的思考。作者並非只是為寫史而寫史。 《墓碑》一書以相當的篇幅對這場大饑荒作了深刻客觀分析。對產生這一悲劇的社會歷史背景作透視掃瞄。並以現代的眼光重新審視這一場歷史， 指出其起因、過程、及結果的必然聯繫，對歷史人物該褒的褒，該貶的貶。並以強有力的證據印證了產生這種悲劇的根源是極權政制。這其實也是所有有識之士的共同看法。 當然，極權體制確也能創造許多奇跡，如我們今天看到的繁榮和五光十色。但由於缺乏起碼的監督與制約，極權體制更大的可能是出現失誤，且往往是重大的致命失誤。而一旦出現失誤，又因機制的缺失很難得到糾正。60年代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都是此種極權的產物。據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的考證，世界饑饉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獨立、民主、自由、擁有相對新聞自由的國家發生過如此重大的饑荒。包括人口眾多的印度在內（《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 三千六百萬條人命，天大的罪孽。如何清算？歷史有時很無奈。一經歲月淘洗，再大的恩恩怨怨也隨風而逝。岳飛的《滿江紅》有“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的名句。但後來連南宋王朝都滅亡了，靖康恥如何雪？臣子恨如何滅？清兵入關後，殺人如麻。“揚州十日”、“嘉慶三屠”，是血海深仇。但兩百多年後，滿人漢化，八旗子弟成為街坊，這些事也就只能不了了之。 大饑荒的當事人、主要責任者都已離世。如今的領導人也都是當年饑荒的受害者。只不過因為他們是城市人口，有低定量的糧食供應，不至餓斃。他們都不是這場大災難的直接責任人。 以暴易暴，冤冤相報，使我們民族千百年來的苦難循環往復。而現代文明社會已為人們提供了和平理性的發展路徑。作者明確地意識到，主動自覺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儘量減少社會震盪，實現政治民主，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但記住歷史，記住這場災難，給一個說法，吸取教訓，則是必須的。 作者在前言的最後寫道：在極權制度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