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賭博

 

石原莞爾被任命為關東軍作戰參謀是前關東軍高級參謀，皇姑屯謀殺張作霖事件的主謀河本大作大佐的推薦。

 

（在前往中國的輪船甲板上，石原莞爾在想什麼？）

 

 

 

當時中國東北的形勢是怎樣的呢？

 

首先是日本的動態。當時的日本正受到巨大的人口壓力，幾個小小的海島無法養活七千萬左右的人口。日本軍閥的目光首先是放在了在他們看來是“地廣人稀”的中國東北。經過甲午和日俄兩場戰爭，日本戰勝了滿清和沙俄，在中國東北部得到了主要有以下七條的所謂“滿洲權益”：

 

（1）到1997年為止的包括旅順，大連在內的關東州租借權。

 

（2）到2002年為止的長春以南的“南滿洲鐵道”（即“滿鐵”）的經營權，包括附屬地的行政權和禁止鋪設平行線路及支線等“有害滿鐵的線路”。

 

（3）到2007年為止的安奉鐵道經營權。

 

（4）滿蒙五條鐵道的合資敷設權和兩條相關鐵道的受託經營權。

 

（5）礦山開採及森林採伐權。

 

(6)土地商租權，自由往來居住權以及工商營業權。

 

(7)鐵道守備兵駐屯權（一公里鐵道15名士兵，總共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五名以內）。

 

這樣中國東北事實上就成為了日本的半殖民地。但是這不是日本的終極戰略目的，甚至都不是階段戰略目的，用當時《朝日新聞》論說委員大西齋在《支那的現狀》裡的話來說就是：“僅僅是滿蒙（東三省和東部內蒙古）全土的三百一十分之一，只不過是相當圍棋盤上的一顆黑子”，這種權益還無法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他們不僅在要求更多的權益，而且他們在夢想“一勞永逸地解決滿蒙問題”，說明白了，就是併吞中國東北。

 

其實日本軍政兩界對於中國東北的看法在一開始是有一定分歧的。日本陸軍毫不掩飾對中國東北的垂涎，也就是所謂的滿洲情結。早在1906年的“有關滿洲問題協商會”上，當時的陸軍參謀總長兒玉源太郎陸軍大將就提議：“是不是要委任來研究滿洲的主權問題，有沒有必要成立一個官衙來主管這個問題”。但這個建議當時就被重臣伊藤博文頂了回去：“滿洲不是日本領土，滿洲是清國領土這點是不容置疑的”。

 

但後來隨着軍部勢力的日益增強，政府方面的發言力不斷減弱，而且政府的方向也在不斷修正，進入1920年代以後，所謂“滿蒙生命線”理論已經成為日本的主流輿論。後來的甲級戰犯，當時的政友會議員松岡洋佑1931年在眾議院上說：“我認為滿蒙問題是關繫到我國生死存亡的問題，是我國國民的生命線。國防上經濟上必須這樣考慮”，在這之後《每日新聞》曾經連發30幾篇社論叫做《滿蒙生命線論》。一時日本全國從上到下“滿蒙生命線”甚囂塵上。

 

但是同時日本的這個“滿蒙生命線”卻在受到日益強大的挑戰。蘇聯已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國力有了大踏步的進步，遠東地區的蘇軍對關東軍已形成強大壓力，美國則通過向張作霖提供武器的方法在試圖打進中國東北。最重要的是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已經覺醒，他們要收回被日本人搶去的那部分主權。整個地可以說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地位危在旦夕。

 

在為了確保及擴大對中國東北地區的控制和如何對付張作霖的問題上日本軍部分成了兩派。當時的總理田中義一和陸相白川義則都和張作霖有個人交情，他們認為與其自己去統治滿洲不如想法子把張作霖變成一個傀儡更好，所以雖然張作霖在山東失敗以後還是採取支持張作霖的做法。而當時關東軍司令官的村岡長太郎，參謀長的齋藤恆，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則認為維持這條“滿蒙生命線”的最大障礙就是老狐狸張作霖。只要除掉這條老狐狸就萬事大吉，那個號稱少帥的張學良則根本不足為慮。於是在1928年6月4日凌晨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安國軍大元帥張作霖的座車被人炸飛，張作霖不治身死。當時關東軍方面放出的留言是南方北伐軍便衣隊所為。

 

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皇姑屯事件”的主謀是是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背着政府幹的。總理田中義一奉天皇之命前去查辦，受到了軍部的堅決抵抗，結果在天皇的軍部的夾板間走不了鋼絲，辭職後不久便一命嗚呼。

 

田中是死了，可河本們呢？沒有受到任何追查，所以後來對於皇姑屯事件的處理，僅僅是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退休，河本大作退出現役。沒一人受到軍法審判。河本被編入預備役時提出來的後繼人選就是板垣征四郎大佐和石原莞爾中佐。認為只有這兩個人才能解決“滿蒙問題”。

 

石原莞爾準備怎麼解決“滿蒙問題”呢？

 

一上任，石原就提出了“北滿現地戰術”的參謀旅行方案。但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中將因為等待皇姑屯事件的處分而沒有加以理會，到畑英太郎中將在1929年7月1日就任關東軍司令官後這件事才被提上議事日程。

 

 

（關東軍司令官畑英太郎中將）

 

 

 

這個畑英太郎就是甲級戰犯元帥陸軍大將畑俊六的哥哥。他剛到任，石原莞爾就和關東軍參謀花谷正少佐一起去拜訪了他，詢問畑英太郎對於“滿蒙問題”的看法。後來做到第18方面軍中將參謀長的花谷正在《花谷手記》中回憶說畑英太郎非常感興趣，三人談了一個通宵。後來三人每周碰頭，甚至連關東軍當時軍馬不夠，中國產的蒙古馬是否能當作日軍軍用都研究到了，還找專家進行了確認。但是畑英太郎第二年5月死在了任上，後任是菱刈隆大將。菱刈隆幹了三個月，又換了本庄繁中將來，老是換長官也給石原添麻煩，因為石原天生就不是善於和長官周旋的那一類人。要不然石原莞爾也不用像後來那樣偷偷摸摸了。因為根據花谷正的回憶，他們已經計劃得非常具體了，連關東軍官兵要同時擁有日本和“滿洲共和國”雙重國籍都已經決定了。

 

畑英太郎就立即命令板垣征四郎主持從7月3日開始實施這個參謀旅行。在這次參謀旅行中，石原莞爾向參加者分發了三篇論文：《戰爭史大觀》，《迴轉國運的根本國策——滿蒙問題解決案》和《關東軍滿蒙領有計劃》。

 

（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

 

 

 

這三篇在當時與其說是論文，不如說是綱要的東西主要內容是強調“滿蒙問題的解決是日本存活的唯一途徑”。論據是以下三點：

 

1．為了解除國內的不安要素，需要對外進出。

 

2．積極解決滿蒙問題不僅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為了大多數支那國民的利益，為了正義日本必須果斷行動。

 

3．從歷史的觀點來看，與其說滿蒙屬於漢民族不如說應該屬於日本民族。

 

石原莞爾的這三點非常簡單明了，直截了當。石原的第一點說的是實話，為了從當時的經濟危機中解救出來，日本軍閥和軍閥背後的財閥選擇的就是戰爭，也只有戰爭可以選擇；石原的第二點則是所有侵略者的陳詞濫調，所有的侵略者都是為了被侵略者的“利益”而“迫不得已”地發動侵略戰爭的；值得注意的是和詳細解釋了的前兩點根本不同的第三點。這個“歷史的觀點”是怎麼一回事，沒有人知道，除了這一句話之外，石原沒有做任何說明。

 

因為他說明不了，這句話本身除了笑話之外沒有別的解釋。

 

那年的二月份，石原莞爾特地回日本去拜訪了當時日本中國問題的頭號專家，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內藤湖南博士。在長時間談話以後，石原莞爾終於問出了他要問的話：“從歷史上看，滿蒙是支那的還是日本的？”

 

內藤博士毫不含糊：“支那的”。

 

石原不死心：“不能說是日本的嗎？日俄戰爭時為了保住那塊土地，日本付出了那麼大的犧牲代價。。。。。”。

 

內藤博士搖搖頭：“那是另外一回事，日本守衛自己的生命線是當然的。但從歷史上來看，所有的文獻都只能證明滿蒙不是日本的領土。1900年我發表了第一篇學術論文《明東北疆域辯誤》就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那篇論文在學術界受到的評價很好。”

 

石原喪氣地說：“是這樣？太遺憾了”。

 

內藤繼續說了下去：“作為一個日本人，我也非常想主張滿蒙是日本領土。但是，學問是不可以歪曲的”。

 

石原在內藤博士那裡碰了一鼻子灰回來以後只好沒頭沒尾地來了那麼一句作為“理論基礎”，好在關東軍並不需要“理論基礎”的支持，所以也沒有人來追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但是石原自己覺得好像有點說不過去，在1940年在京都堀川高等女學校對東亞聯盟學會的一次講演中對這個問題追加了說明：“我尊敬的白柳秀湖先生主張高天原在現在的間島省到吉林省一代。我們本來就是從滿洲來的，滿洲是我們北方民族的土地。漢族所到的只是錦州省到奉天省一帶，因此滿洲的一部分不是漢族的土地”。

 

當時已經是第十六師團中將師團長的石原莞爾的這段話是完全痴人說夢的瘋話了，但是卻特有日本特色，把這裡面出現的幾個名詞解釋一下吧。

 

白柳秀湖是日本的一個通俗小說家；間島省是當時偽滿的一個省，大約是現在的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一代；那個高天原呢，則是日本古代神話中天神居住的地方，說天皇就是從那兒來的，那地方在那裡誰都不知道，光日本國內從東到西就有10來個不止，白柳秀湖只不過再想象一個罷了。作為文學想象，也許很有意思，但是作為一種“理論根據”來為“9.18事變”辯護，也只能說明石原莞爾的黔驢技窮了。

 

其實有沒有“理論基礎”對關東軍不重要，他們要的是滿洲，不要理論。因為當時的關東軍也確實是焦頭爛額了，就說那個“開拓團”的問題，就夠關東軍鬧心的了。

 

當時在中國東北的日本僑民大約有20萬人，成份十分複雜。“滿洲”在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很有魔力的名詞，是一塊據說能夠一獲千金的寶地。幾乎遊手好閒的日本二流子都來了滿洲，有大陸浪人，有鴉片販子，當然也有被騙來“開拓”的普通日本農民。

 

由日本政府主持的大規模的“滿蒙開拓移民”是在“9.18事變”以後開始的。9.18以前，雖然有所謂“滿蒙權益”一說，但從根本上說來，滿洲不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中國的土地上沒有行政權力。而日本政府官員看到廣袤的東北土地，一開始只是自說自話地認為可以用來解決日本的人口問題。而糊裡糊塗地被人花言巧語騙來了的農民的老二老三們，到了滿洲以後才發現，土地雖多，但都是已經有了主人的，真正沒主人的荒地則是開墾不出來的。這種騙局不僅僅限於中國東北，在中美洲，南美同樣發生，只不過日本軍隊打不過太平洋，沒有個“中美軍”，要不然還會出來個“美洲國”都沒準。你看海地的日本移民們到現在不還在和日本政府打官司嗎？那可是戰後的移民。

 

發現上當了的日本農民的怒火發向了欺騙了他們的浪人們。

 

浪人們則去請關東軍。

 

滿洲浪人們的方法一般是這樣：首先用朝鮮人在中國的土地上自作主張地開溝修渠，有意挑起衝突。衝突發生以後，威逼利誘張家父子手下的官憲不聞不問，再出動關東軍“維持秩序”，最後把中國人強行趕出家園。所謂“萬寶山事件”和其他數不清的中日民間衝突全是這個模式，別看簡單無賴，但相當有效。因為張學良忙於泡妞抽煙，這些事和他無關。而且張學良本人就在發行不兌換的“奉票”收購大豆，巧取豪奪，其實是在和日本人比賽誰更能盤剝中國農民罷了。誰更有能耐不知道，但起碼張學良不會怎麼大遜色。

 

不要覺得日本人的做法太無天理天良，就這樣日本人還覺得這太麻煩呢。如果查閱那時候的資料能看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從日本政府人士開始，包括關東軍和大陸浪人在內都有一個共同的說法，要放棄所謂“滿蒙權益”。可千萬不要以為那是什麼“良心發現”而要把掠奪來的中國的東西還給中國，放棄“滿蒙權益”的含義在於“滿蒙權益”這個單詞的存在就在提醒着世人：不管是什麼來歷，日本也只不過是在滿洲擁有一些“特殊的權益”而已，滿洲，不是日本人的。所以對於日本來說，進入30年代以後，已經是到了要消滅“滿蒙權益”這個詞彙的時候了，他們要直接占領滿洲和內蒙古！

 

石原莞爾是個狂熱的日蓮宗信徒。這是日本的一門極富攻擊性的佛教宗派，據說原來是中國的天台宗，傳到日本去了以後不知怎的就帶上了通常佛教所沒有的攻擊性。特別是在明治以後，日蓮宗在國家權力有形無形的支持下，成為了皇道派右翼力量的大本營。皇道派團體及其所發動的事件，像“血盟團”，“立憲養正會”，“2.26事件”等等，背後都有日蓮宗的影子，一直到戰後的三島由記夫思想中都有日蓮宗的痕跡。

 

日蓮宗的預言是會有一次“世界最終戰爭”，這次戰爭以後會消滅除了日蓮教以外的所有宗教，由日蓮教來統一這個世界。而這個“世界最終戰爭”的爆發的時候據說是在佛曆兩千五百年（1956年）。讓石原莞爾來解釋這件事，就是“文明的衝突”理論。石原認為未來世界的衝突是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衝突，作為東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國要進行一場所謂“最終的戰爭”。石原又認為，在這場“最終戰爭”的較量中，日本在戰略地位上處於不利的地位：國土沒有縱深，沒有戰略物資資源。在這場持久戰的過程中，日本一定要一個後方基地，這個基地就是滿蒙。

 

板垣征四郎對這種“理論”十分佩服，一字不漏全記在筆記本上了，回奉天后找來石原莞爾再次研究。於是石原莞爾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就每星期碰一到兩次頭，專門研究占領和統治滿洲的問題。石原還叫人擬了一份計劃，1930年12月計劃完成，石原捧着計劃躊躇滿志地說：“好了，還有兩年。”

 

還有兩年，這兩年對日本人來說已經是度日如年了，尤其是對於滿洲的日本浪人來說。以“滿洲青年聯盟”為首的滿洲浪人們對關東軍遲遲不肯有所行動已經是怒火滿腔了。這個名叫“滿洲青年聯盟”的右翼組織被不少人以為像日本本土的那些軍部操縱的右翼組織一樣從一開始就是關東軍的御用組織，其實這是一個誤解。“滿洲青年聯盟”成立於1928年，原來叫“滿洲青年議會”，一開始只是一個在滿洲的大陸浪人的一個民間組織，和關東軍沒有關係，反而其主要活動除了和現在的日本右翼團體有點相像的到處狂呼亂喊搞宣傳之外，就是對關東軍施加壓力，迫使關東軍在各地武裝參與爭鬥。

 

最早提出應該取消“滿蒙權益”的就是他們，他們認為“滿蒙權益”已經成了包袱。關東軍應該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以把滿洲變成“獨立國家”。1931年5月“萬寶山事件”以後，“滿洲青年聯盟”組織了大批律師回日本到處講演，喚起日本輿論注意滿洲問題。在他們的演講中經常可以聽到：“關東軍的軍刀是不是用竹子做的？”，“關東軍是不是已經忘記了怎麼拔軍刀了”這樣的挖苦關東軍的話。

 

關東軍受不了這種挖苦，一天以總參謀長三宅光治少將為首的參謀部軍官屈尊宴請青年聯盟的幹部們。酒足飯飽以後，青年聯盟的幹部們被請到了參謀部會議室來“聽取意見”。

 

正當那些右翼分子們慷慨激昂地在演說的時候，角落裡發出了一聲哈欠：“啊……煩死了，不就是些要霸田搶地的陳詞濫調嗎？八嘎丫魯，關東軍又不是你們的保鏢，憑什麼幫你們去打群架？搶不到東西就不要出手，在這裡哭哭啼啼也不怕丟人。”

 

青年聯盟的小右翼們怔住了，在全國上下一片支持的氣氛中，還沒有人敢如此搶白他們的，這是誰啊？

 

站起來了一位面生的中佐：“你們口口聲聲要保護日本人的利益，說得那麼慷慨激昂，其實和那些在街上坐了中國人黃包車不給錢還打人的混混們有什麼區別？你們有沒有什麼具體的主張和建議？”

 

被寵壞了的小右翼們不認識這位，房間裡閃閃放光的將星又好幾顆，他們還沒有把這小中佐放在眼裡呢。這時有人介紹說這是剛到任的作戰參謀石原中佐，這時的小右翼們還不知道作戰參謀是個什麼玩意，長春支部長小澤開作就爭辯上了：“我們有具體的主張，日本在主張既有的權益，而張學良則投向了中國國民黨，妄圖恢復失去的權益，我們和張學良之間是油和水的關係，調和不了”。

 

石原莞爾的臉上玩世不恭的微笑不見了，變得嚴肅了起來：“完全正確，繼續說下去。”

 

小澤繼續說了下去：“我們的主張是放棄滿蒙權益，在滿洲實現各民族協和，就是說，滿蒙應該獨立，可是……,”

 

不等小澤說完，石原打斷了他：“關東軍的軍刀是竹子做的，這句話是你說的吧？”

 

被石原當面點破，小澤也有點掛不住了：“這個……”

 

沒理會小澤的窘迫，石原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了下去：“告訴你，對付張學良，竹刀就夠了”。

 

小澤有點意外：“可是參謀閣下，聽說奉軍有二十萬人，相比之下關東軍只有一萬人。二十比一，我們只是想提醒關東軍要提高警惕而已。”

 

石原臉上又恢復了玩世不恭的微笑：“張學良手下的東北軍是44萬8千，擁有大量的捷克制機關槍和迫擊炮，空軍有六十多架飛機。而關東軍現只有一萬六百人兵力，兩者相比不是二十比一，而是四十四比一，關東軍確實只有竹刀，但是對付張學良不需要什麼傳家寶刀，竹刀就足夠了。我是關東軍作戰參謀，我已經做好了充分準備，在這裡我敢告訴你這麼一句話：如果一旦有事，不要兩天我就可以占領奉天！”

 

小澤被石原莞爾的魄力鎮住了，目瞪口呆。

 

這個小澤開作就是國際著名指揮家小澤征爾的父親。從此小澤開作就成了石原莞爾的崇拜者，甚至連小澤征爾的名字都來自板垣征四郎的“征”字和石原莞爾的“爾”字。後來在“9.18事變”時，駐滿洲的日本外交機構受到外務省指示，禁止滿洲的政府機關和在滿國營企業支援關東軍，小澤開作發動“滿洲青年聯盟”組織，為關東軍提供情報，後勤和醫療支援，立下汗馬功勞。

 

石原莞爾是做好了充分準備，除了具體作戰方案以外。石原還和參謀本部俄羅斯班班長橋本欣太郎中佐，支那班班長根本博中佐，支那課課長重滕千秋大佐，作戰部次長建川美次少將，參謀本部次長二宮治重中將，陸軍省軍務局軍務課課長永田鐵山大佐，軍務局局長小磯國昭少將，人事局補任課長岡村寧次大佐等溝通了消息。

 

當時只有10600人的關東軍要面對的東北軍是44萬8千，其中正規軍26萬8千，最精銳的17萬奉軍除在平津一帶展開的11萬左右之外，留在奉天的奉軍還有6萬人左右，對關東軍構成人數上和火力上的絕對優勢。為了彌補兵力上的差距，石原又通過朝鮮軍參謀神田正種中佐串通了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中將無視軍法，擅自將朝鮮軍調至朝中邊境，隨時準備越境支援關東軍。

 

神田正種原來是參本俄羅斯班的，在哈爾濱特務機關呆過，號稱“蘇聯通”。他到朝鮮軍上任之後才知道朝鮮各地反日情緒極濃，日本人甚至不敢一個人出門。石原莞爾對他說這種風氣是從滿洲來的，不解決滿蒙問題朝鮮就永遠平靜不下來。

 

一開始的朝鮮軍司令官是後來的甲級戰犯南次郎中將，南次郎不敢擅自越境，一直到1930年12月林銑十郎上任才解決了這個問題。

 

1931年5月，永田鐵山到滿洲視察時指出：“雖說張學良軍素質不高，但也有22萬。人家還有幾十架飛機，咱們什麼都沒有。一旦有事，你們準備怎麼辦？”，指示從國內弄幾門大炮到奉天（瀋陽）來。這樣就把兩門24公分大炮從東京搬到神戶，再裝上船運到旅順，最後拖到了奉天，準備炮打北大營。這時候外務省聽到了點風聲，奉天日本領事館官員沒事老是來轉悠，關東軍只好以打井為名來掩護。

 

那兩門重炮說是說24公分，但是是日俄戰爭史的東西，性能非常差，當時的關東軍又沒有炮兵，胡亂湊合着總算在9月10日一個螺絲不多地裝了起來，但沒有人會操作。首先瞄準怎麼辦？石原看了忍不住發笑：“八嘎，就鼻子到眼睛那麼遠，要瞄什麼准？直接對着打就行了。性能不好？沒人指望這兩門大炮去打仗，拿來嚇唬嚇唬張學良足夠了”。

 

計劃在1931年9月28日晚上行動。

 

具體執行者是獨立守備隊步兵第二大隊中隊長川島大尉，小野大尉，第二十九聯隊的小島少佐，名倉少佐和奉天憲兵隊的三谷少佐。這幾個人是花谷正們花大力氣在奉天附近的關東軍部隊裡找出來的。因為這件事必須嚴守秘密，口風一定要嚴。一般關東軍軍官可能不會主動說出去，但是日本人的脾氣：三杯黃湯下肚，嘴裡會吐出什麼來誰也不知道。所以從中尉到少佐的軍官一個一個被花谷正找來喝酒。觀察此人喝醉了以後會不會信口開河，上面幾個人就是這樣篩選出來的“酒後不語”的“真君子”。

 

除了這幾個現役軍人之外，還有兩個預備役軍人參加，一個是後來號稱“滿洲夜皇帝”的滿影總裁甘粕正彥預備大尉，一個是後來是滿洲國軍中將的和田勁預備中尉。

 

具體的爆破由後來的第36師團少將參謀長今田新太郎少佐負責。因為他在進陸軍大學校之前是工兵中尉，爆炸的行家。現在他在滿洲幹什麼？說來有點丟少帥的人，當時他是後來的中將陸軍次官當時是張學良的軍事顧問柴山兼四郎少佐的助理。

 

他們的活動經費是從哪裡來的？《花谷手記》裡說得很清楚：“河本大作從內地（日本國內——俞天任注）源源不斷的提供，使我們沒有感覺到任何不自由。”值得指出的是，這裡的經費有很大一部分是販毒所得。

 

這動靜鬧得夠大的了，有沒有人知道？

 

說實在話，除了張學良之外沒人不知道。張學良也只是在學鴕鳥——裝不知道，怕真知道了不知道該怎麼辦，眼不見為淨，張少帥乾脆躲到關內北京去，我把滿洲讓給你關東軍總行了吧？

 

石原莞爾周圍的那些大陸浪人幾乎全是地痞流氓，別指望他們能保守住秘密，所以東北是指要會吃窩窩頭就知道關東軍在搞什麼名堂。就連東京也知道了。

 

石原的盟友們到沒有出賣他，泄露消息是一個想不到的人：花谷正少佐。花谷正不是在滿洲到處請人喝酒來測試這個人是不是酒後不語嗎？可他忘了測測自己是不是“真君子”了。8月份花谷正去東京出差，原宿溫柔的下女們幾杯酒一灌，就來了個竹筒倒豆子，全坦白了。

 

花谷正去的料亭是要人去的料亭，這個消息就傳到外相幣原喜重郎耳朵里去了，幣原告訴了首相若槻禮次郎。若槻找了陸軍大臣南次郎來問，可這個南次郎是有名的什麼都弄不明白的糊塗蛋，就是因為糊塗才被抬到陸軍大臣的位置上，怎麼可能說得清楚。若槻首相急了，說你一定要查清這件事。南次郎就來查了。

 

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對石原和板垣們的這個《滿蒙問題解決案》是怎麼個態度呢？內閣的態度又是什麼呢？首先連對美開戰的確實日期都不肯通知內閣的軍部當然不會把這個基本上是秘密的方案通知內閣，因為政府有可能反對。為了防止政府的反對，那位政變專家橋本欣五郎在1931年3月和大川周明策劃了一次政變，也就是所謂“三月事件”，這次政變在岡村寧次和永田鐵三的反對下流了產，反對的理由是岡村寧次認為在國內改造以前應該首先解決滿蒙問題。所以在9.18事變以後橋本欣五郎立即又和大川周明策劃了另一次未遂政變：10月事件。

 

這裡要說明一點的就是“軍部”這個詞。“軍部”在談到日本現代史的時候經常用，不少人以為和“日本軍閥”或者“昭和軍閥”是同義語，但其實有些區別。“軍部”是日本軍閥或者昭和軍閥的代表，但“軍部”這個字本身在當時確有明確的定義。軍部是指“大本營參謀本部部及軍令部的作戰部”，也就是特指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的作戰部這兩個日本陸海軍的指揮核心的。

 

從上可知，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包括其核心的作戰部捲入9.18陰謀的人相當多。但陸軍省，參謀本部作為一個整體，表面的正式見解是反對在中國大陸惡化事態。所以南次郎就找來了參謀本部作戰部次長建川美次來問話。建川也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而是回了南次郎這麼一句話：“不能完全否定關東軍舉事的可能性”。

 

靠，這不就是要鬧事嘛，南次郎可真急了。當場逼着建川次長去滿洲阻止關東軍鬧事。

 

建川本人就參與了這個計劃，他怎麼會願意來勸阻石原和板垣呢？可是軍令在身，不得不行。他就玩了一個“磨洋工，裝死狗”。從東京出來，他不坐飛機，走陸路坐海船橫穿朝鮮慢慢來。為什麼？為了幫石原們和關東軍爭取時間。等他坐火車到奉天，已經是9月18號傍晚了。

 

其實建川剛從東京出發，橋本欣五郎就向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發去了秘密電報，說計劃已經敗露，建川美次已經上路到滿洲來阻止了，要干就得在建川到來之前。

 

土肥原在一開始並不知道這個計劃，倒也不是有意在瞞他。因為石原和板垣所在的關東軍總司令部當時在旅順，而土肥原在奉天（現在的瀋陽）的緣故。巧就巧在當時正好在東京出差，收到電報的是正好那天在奉天特務機關值班的剛調到奉天特務機關當土肥原助手的花谷正少佐，這樣在沒有進一步擴大知情範圍的情況下，石原和板垣知道了這個消息。

 

9月15日，正陪着剛上任的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中將在進行巡視的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四個人在奉天特務機關的會議室召開了緊急會議，研究建川美次部長要來的問題。板垣拿了一支鉛筆豎在桌子上說：“問天命吧，鉛筆往右倒就不幹了，往左倒咱們就玩命賭了。”

 

結果鉛筆往右倒了下去。

 

那就是說計劃要中止了，四個人面面相覷。

 

但是今田跳了起來，漲紅了臉說：“你們不干我一個人干。”

 

就這這一句話，整個會議的空氣為之一變。其實今田只不過是說出了大家想說的話。日本陸軍的佐級參謀，是一批特別瘋狂的人，他們為了早日戴上將軍肩章，什麼事都敢干。在他們那兒，沒有“冒天下之大不韙”這句話。於是這四個參謀就決定了提前在9月18日建川到達的那天晚上動手，因為那是能夠爭取到的最後時間了。

 

建川部長交給花谷，只要當天晚上能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了，第二天生米已經作成了熟飯。於是今田就負責修改時間表，通知執行部隊的獨立守備隊步兵第二大隊的第三中隊長川島大尉；板垣則趕到本溪去迎接建川負責把他帶到奉天，使其在事件發生的時候無法和在旅順的本庄繁聯繫；石原莞爾則守在本庄繁身邊，促使其下達關東軍全體出動的命令。

 

就這樣建川稀里糊塗地被板垣帶到了奉天交給了在月台上等着的花谷正。花谷正再把建川少將帶到一家料亭（高級日本料理店）為次長洗塵。建川次長也就揣着明白裝糊塗，對於不讓他去旅順而帶他來了奉天一事不聞不問，在妖嬈的日本下女的伺候下開懷暢飲了起來，左一杯，右一杯，兩杯喝完，醉倒下了。幹嗎來的？等明天酒醒了再說吧。

 

石原的戰術應該說不複雜：“打蛇打七寸”。乘張學良不在奉天，打掉奉天城裡的奉軍指揮部，使東北軍群龍無首。同時占領營口和丹東，阻斷關外奉軍主力回援和確保朝鮮軍的越境增援。

 

（少帥張學良，說句公平話，少帥的臉蛋長得還是可以滴。去反串個青衣小旦或者泡泡太太酒吧不愁沒飯吃。唉，俗話說：“女怕嫁錯郎，男怕入錯行”啊。）

 

 

 

但這只是對於東北軍的，對於開戰後會不會形成“國際干涉”的局面這一日本人最害怕的問題，石原莞爾的判斷也十分準確：英美雖然不會滿意日本在中國東北獨大，但也不會直接插手，因為經過30幾年經營，東北實際上已經成為了日本的勢力範圍。加上從反共的意識形態上來看，日本正式占有了東北以後在阻止蘇聯的南下這點實際上對英美有好處；蘇聯呢？石原判斷其正在忙於國內的五年工業計劃和集體農莊，平復內戰的創傷和鞏固政權，一時騰不出手來南進。加上頭年的1929年7月，張作霖剛死不到一年，張學良就和俄國人去鬧出了一個“中東路事件”，極度惡化了和蘇聯的關係。被蘇聯人打得滿地找牙不說，還把一旦有事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也給玩沒了；蔣介石呢？正在練着的“剿共”活就夠忙一陣的，加上按老蔣的為人，對異己喜歡的程度，不比對共產黨更多，肯定袖手旁觀。

 

就是說，甲午戰爭以後逼着日本吐出遼東半島的“三國干涉”是不會再有了。所以石原莞爾賭了這一把。